中世紀制度舊石器時代情緒 能否以神級科技改良?
上周提到著名哈佛生物學家E. O. Wilson的一句名言,人性(humanity)的最大問題是我們擁有"paleolithic emotions, medieval institutions, and god-like technology"(舊石器時代的情緒,中世紀的機構和制度,和如上帝般的科技),一個他認為非常危險的組合。
Wilson已年屆90歲高齡,本來是位昆蟲學家,被公認為研究螞蟻的首席權威,但他後來學術研究涉獵到進化學,被推崇為sociobiology(社會生物學)之父,以進化論來研究和解釋動物的社交行為。他亦因積極為環保發聲而被譽為biodiversity(生物多樣性)之父。除此,他亦是一位兩度獲Pulitzer獎的通俗科學作家——(《On Human Nature》 1979、《The Ants》 1991),絕對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學者。
科學發展太快 人類情緒趕不上
他的這句名言有深遠意義,絕對值得細嚼。雖然他是一位科學家,說話都是經過思考和有一定證據的,但這樣概括的一句話,也當然不可以完全認真視為有充分科學根據的金科玉律。Wilson的主要目的是警惕世人,人類社會發展不平衡,科技發展可能已經太快,已超越了我們人類情緒和社會制度的控制能力,是個極危險的情况,可隨時帶來戰爭和地球生態環境災難,大幅減少biodiversity,甚至導致人類自己的滅亡!他認為解決方法是回到先解答哲學上的幾個大問題:我們是從哪裏來的?我們的生存意義是什麼?我們的未來是怎樣的?
我不是哲學家,亦未必贊同什麼事都需要升到哲學甚至宗教層面(Wilson是位agnostic,不可知論者)。人類的未來當然是個大問題,即使不提哲學,基本共識應為防止使用核武,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另外,亦應致力環保,減少人類對氣候變化的影響(這可能牽涉到free will,自由意志問題)。
詳細一點來分析Wilson的說話。他的意思是人類發展不平衡,情緒發展停留在舊石器時代,即是為了適應當時生活艱苦,每天掙扎求存,弱肉強食的環境,需要的是簡單的思想,衝動的暴力行為,自私和只顧短期眼前利益,毋須長期宏觀視野和計劃能力。但後來人類竟然又發展出極厲害的各種科技,包括蒸氣機、電力、飛機、電腦、互聯網、基因工程,和足以帶來世界末日的核武等。我贊同這個基本觀察,但這又是否意味着一個矛盾?以我簡單的了解,左腦掌控邏輯運作,包括科學和數學,右腦掌控感情有關運作,包括創意和藝術等。Wilson的觀察如屬實,是否代表人類的左腦進化發展比較右腦快和進步?原因又是什麼呢?
左腦似乎進化得比右腦快
其實除了左腦似乎進化得比右腦快,人類身體其他部分也進化了不少。在Wilson與DNA的double helix(雙螺旋型)結構發現者James Watson的對話中,Watson亦指出在進化過程中,人類的毛髮減少了很多,且以中國人為例子(Watson常被指控為種族主義者)。我亦知道中國人的下顎骨通常較細,既代表不需大力咬肉或用口來打鬥,但亦導致中國人較常見的睡眠窒息症(Apnea)。
第二點,即使人類的情緒進化得較慢,但人類利用邏輯和理性,仍能發展出大型社會秩序,發明分工合作,提升效率,然後以貿易來作交換。國家的崛起亦帶來法律,好處是國家擁有了使用武力的專利權,大大減少了個人之間的暴力行為,亦即成功以社會制度來控制人類所謂舊石器時代的情緒。
但社會制度和各種機構,包括國家和政府,宗教和金融系統,又是否如Wilson所說,發展停留在中世紀階段呢?在這一點,我傾向於贊成他的觀點。首先政府和法律制度,都是經人類經驗累積下來的一堆東西,充滿矛盾和偏見,反而並沒有明確包含科學的自然規律。舉例說,在法律訴訟,譬如一宗連環交通意外,基本上是一件關乎牛頓力學的事情,但法律上並沒有牛頓定律,所以控辯方只可傳召一些科學家來作專家證人(expert witness),最後判決權仍在法官或陪審團手上。亦即是說最後的判決是可以違反科學的。
很多政治經濟制度已過時
亦有人指出過,如果著名的古希臘科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復活過來,跟現代的物理學家討論相對論和現代量子物理學,亞厘士多德肯定一頭霧水,完全不明白,連需要的數學包括tensor analysis(張量分析)和linear algebra(線性代數),都肯定一竅不通。但如果偉大的哲學和政治理論家柏拉圖(Plato),也同樣復活過來,然後有些政客跟他解釋例如現今美國的政局,保證不用幾天,柏拉圖就完全充分理解共和跟民主兩黨的主要爭拗點,彈劾特朗普的利與弊。相信他能輕易勝任為任何一方的政治顧問!
我絕對贊成很多政治和經濟制度都已經過時(宗教就不討論了),非常需要更新。傳統金融制度倚賴fractional banking(份數銀行)概念來製造金錢,發揮multiplier effect(乘數效應),表面上很有效率,但其實包含銀行必須高槓桿運作,造成金融系統的潛在不穩定性,和難以避免的道德風險。市場和計劃經濟都各有利弊,市場經濟倚靠每人的自私心態,理論上達到最高的資產配置效率,但就置公義於不理。反過來計劃經濟,則倚靠altruism(利他主義),一切以公平和公義掛帥,效率反而成次要。
Wilson曾經說過,社會主義不太適合人類,因為每個人都有私心,反而最適合螞蟻社會。因為螞蟻擁有真正的利他主義,每隻螞蟻姐妹(公螞蟻只負責繁殖)都一生勤勞,負責覓食和打仗,供養唯一有生殖能力的蟻后,盡顯捨己為人的精神。所以螞蟻非常成功,從約1.5億年前出現之後,開始雄霸昆蟲界,到現時雖只佔約3%的昆蟲種類,但若以數量或biomass(生物質)來計算,則高佔了昆蟲界的80%了!
料人類有智慧平衡社會效率與公義
但我相信人類有足夠智慧和技術(大數據,AI和5G等非常有用,區塊鏈不肯定),去找出一個比傳統政經制度更科學化的新社會制度,務求達到一個比純粹資本或社會主義,在取捨效率和公義之間更佳的平衡點。但必須加上另一個前設,就是在這個蛻變過程中,最好當然是社會能夠保持和平和穩定,因為暴力和動盪的代價太高了,更違反了社會進步的定義。
第三點,人類是否已擁有神級的科技呢?如神的定義是創造生命和宇宙,那麼人類仍只可算在幼兒班階段。我們雖已為human genome(人類基因組)解碼,但CRISPR等基因編輯技術仍未成熟,仍具極大爭議性。我絕對沒有信心現今技術水平足以幫助人類改良自己的基因,譬如防止疾病,增長壽命,令身體功能更強壯,或甚至幫助我們舊石器時代情緒的進化。粗淺的基因改造是可以的,但後果堪虞,極難預測其副作用和後遺症。
Neuroscience(神經科學)方面,近年雖有很多突破,但距離完全理解consciousness(意識)仍頗遠,更遑論自由意志。AI發展也看似突飛猛進,但我已曾指出過,現時發展主要在ANI(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雖已有不少如臉孔辨認和金融交易等應用,但某些任務需要人類常識,例如照顧老人家或小孩的機器人(自動駕駛?),就需要更廣泛的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暫時仍只在理論和摸索階段。
至於創造宇宙的能力,人類力量卑微,肯定沒有,連探索太空也只算在起步階段。人類勉強只算達到Kardashev的第一種類文明,只能充分利用地球的資源來雄霸一個星球,仍未達到第二種類文明,定義為充分利用一顆恆星的資源,殖民到整個太陽系的不同星球上。
神級科技遠未及 卻有神級破壞力
但不幸從摧毀人類自己和破壞地球的能力來說,人類肯定已達神級。原子彈之父Robert Oppenheimer,在觀看完1945年7月16日,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核試後(Trinity explosion,名字已帶宗教色彩),他有感而發,引用了印度教經典《Bhagavad-Gita》裏,保護之神Vishnu化身為摧毀之神Shiva前的一句話:Now I am become Death, the destroyer of worlds(現今我化身為死亡,所有世界的摧毀者)。
祝各位新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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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周期預算遺孽漸現
大年初二,見一眾鄉紳到車公廟求籤,竟求得中籤曰:「石田為業喜非常,畫餅將來未見香,怎曉田耕耘不得,那知餅食不充腸。」心想:車公又再一次顯靈了,而且較諸以往更直截了當,一矢中的。
石田為業喜非常?
追本溯源,要從2007年曾俊華出任財政司司長,旋即面對金融海嘯的空前威脅談起。當時特區政府主要通過「短期紓困措施」(即「派糖」),以及積極投資在大型基建項目,兩者作為主要回應措施。結果無論是基於內在抑或外圍因素(如美國的量寬政策或中國的救市措施),金融海嘯對香港構成的整體衝擊均有限。尤其是從公共財改的角度,特區政府幾乎毋須面對任何財赤的壓力。
餘下的歷史,相信大家都會記憶猶新。在曾俊華任內長達近10年,儘管香港的生產力和競爭力並無明顯改善,貧富懸殊問題大大加劇,政治環境更是急劇轉差,但經濟仍能大致維持平穩向上的趨勢。作為財爺最主要面對的「煩惱」,在於庫房長期出現嚴重「水浸」,以至即使整體經濟狀況早已改善,但在特區政府持續民望「插水」下,連年派糖的「傳統」才被迫延續下來。
在庫房仍然充裕之際,一次性的派糖儘管可能造成經濟過熱,但損害性始終不算太大。相比之下,大型基建項表面上是面向未來的「長遠投資」,但需要依賴所謂的「非經常性收入」,最終卻淪為「經常化」的基建開支,必然形成尾大不掉的財政包袱。毋庸多言,向基建地產傾斜正是以「石田為業」,若非曾俊華任內基建地產泡沫繼續膨脹,其不可持續性早就暴露,「遺孽」必定需要子孫後代補償。
正如我在2017年的《選擇.未來:香港2030+民間替代方案》一書中,援引批判地理學家大衞哈維(David Harvey)指出,無論是房地產或基建項目,投資年期皆相當長,而且耗費天文數字的資金。對投資銀行和金融炒家而言,這是解決「銀行水浸」、資金欠缺出路的重要渠道。
同樣來說,城市經濟亦可望由於巨額資金的短期投放,而營造出沙塵滾滾,烽烽火火,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問題是,資本投入的高峰期過後,基建地產是否得到實質消費需求承接?城市經濟又是否具備長遠和持續的發展基礎?
依賴基建 不可持續
更加關鍵的是,當中政府所扮演的舉足輕重角色。無論是房地產或基建項目,定當涉及城市規劃和土地用途的管制,以及大量公帑資源的巨額投入,故政府的「有形之手」必然無處不在。但問題卻在於與投資銀行相比,政府的投資決定往往更加短視,極可能基於政績工程或短期政治投機的考慮;政客急功近利和豪賭的習性,較諸金融炒家仍尤有過之,任期完結後卻可全身而退,置身事外。
上述只是全球基建地產泡沫的一般情況,仍未觸及香港特殊的在地因素:一、香港房地產市場高度壟斷,市場訊息及運作極易被嚴重扭曲;二、政府庫房高度依賴土地收益,為政客構成更巨大誘因,參與基建地產投機(此還未計算官商勾結和利益輸送的因素);三、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香港基建地產發展的自主權正急劇喪失;四、《基本法》第107條規定,特區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為基建地產泡沫火上加油。
按照《基本法》第107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此意味香港經濟和樓市向好,庫房收入水漲船高之際,政府仍要繼續加大花錢力度;反而是經濟和樓市轉差的時候,庫房收入難免有所下降,此時政府卻要採取緊縮開支的政策,實行對樓市落井下石!問題是,對於已上馬的大量基建工程,又能夠如何緊縮開支呢?
刺激樓市升溫催生泡沫
由於基建所需的巨額投資,能帶來龐大的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和就業機會,因此是凱恩斯主義者常用的財政手段。例如1929年經濟大蕭條之後,基建投資正是美國羅斯福新政下,吸收過剩資金的主要工具。由於政府開支與經濟表現成反比,這同時亦是一種「逆周期」(counter-cycle)財政政策,面對長期逆境時藉政府大灑金錢來刺激經濟。
然而按照《基本法》第107條的規定,香港卻必須採取「順周期」(pro-cycle)預算,令政府開支與經濟表現成正比。這所帶來的最重要效果,正是令基建地產泡沫火上加油。
由此在曾俊華擔任財爺的10年,由基建投資帶來的乘數效應,客觀效果正是刺激經濟的總體需求,以及為各階層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因此亦為樓價的持續向上構成了「實質」支持。換句話說,基建一方面推動土地供應增加,為庫房帶來巨額的「非經常性收入」,然後又再「經常化」地投資在新基建項目上;另一方面,其乘數效應亦同步在創造需求,刺激樓市不斷升溫。
顯而易見,如此無論在供應方和需求方,基建投資皆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促使經濟結構一味向基建地產傾斜。與此同時,工商百業在地價和租金的壓力下,則不斷萎縮,進一步加深香港經濟對基建地產的依賴。因此,一旦基建投資難以持續,原來樓市的「實質」需求,亦大有可能同時化為泡影,但其他產業卻已返魂乏術,整體經濟失去方向,再難找到新的推動力。
設想香港將面對經濟及樓市逆轉,政府地價收入及其他收入同告大減,按第107條規定便須採取緊縮政策,要求市民一起勒緊褲頭、共渡時艱,「力求收支平衡」。
問題是,早前已展開的各項基建工程,「經常化」的基建開支早已變得一闊三大,但「非經常性收入」卻無以為繼,無法支付餘下的工程費用。
賣地收入難填工程支出
正如姚松炎近日在《明報》撰文指出,本年度預算案賣地收入達標的機會已很渺茫,賣地數量將是過去5年來最低的一年。自去年香港調高最優惠利率,樓價開始掉頭向下,賣地出現流標,陳茂波已預告今年預算案的盈餘將大幅減少。但上年度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出已經高達878.15億元,本年度的預算支出更是破紀錄的982.93億元,最終可能需要動用儲備。
事實上,陳茂波過去早已預告,未來10年基建工程支出平均會在1000億元以上,意味每年的土地收入必須過千億元關口,才可收支平衡、量入為出,符合《基本法》第107條的規定。姚松炎指出,年前任志剛在出任林鄭月娥競選辦的資深顧問,便曾對第107條的理解提出了驚人的說法,認為條文意指「當經濟增長速度太慢,便需要增加政府開支、減稅和作出赤字預算;而當經濟增長速度太快,便可以用相反的財政政策」,或許已為未來入不敷支時的赤字預算,埋下伏筆。
鄒崇銘 影子長策會成員
#鄒崇銘 #時事評論 - 順周期預算遺孽漸現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2-18 A21 | 時事評論 | By 鄒崇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