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upward social mobility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當年梅艷芳逝世的社會效應，比張國榮更加哄動，因為梅艷芳不來自中產階級，誕生自草根階層。在梅艷芳之前的歌星，多少有一點知識的教育的資歷──許冠傑是港大畢業生，林子祥留學美國，關正傑以畢業於聖保羅男女中學為榮，葉麗儀的流利英語令小市民敬畏，連羅文也出身於廣州音樂學院的正統訓練，是半個所謂Academic。

但是梅艷芳卻不同，她是八十年代初無線電視第一屆新秀比賽的得獎人，她開創了草根貧民不必讀書受教育，也可以投身銀色事業而名利兼收的神話。正是八十年代的初期，香港經濟出現前所未有的強大生命力，麥理浩的本地化政治培育了香港人的歸屬感，草根階層加入了他們一直以為可望而不可即的星藝事業。在那個年代，一個賣雲吞麵的小販有機會成為地產巨富，不必像精英一樣擁有學位，因為社會有一股噴薄蒸騰的「向上流動力」（Upward Social Mobility）。住在木屋區的人，只要肯奮鬥，就像梅艷芳一樣從荔園為起點，登上利舞台和紅館，有一天也能住進山頂的豪宅。張國榮之死，固然全港哀慟，象徵了香港中產階級的自憐，梅艷芳之逝，全民同哭，在集體意識之中，象徵的是草根階層向上攀登社會梯階的希望的幻滅。

梅艷芳 ANITA 電影

哪裡是「機會之地」呢？看看美國研究。
　　
1. 爸媽的收入每增加 10 百分位，孩子日後就增加 3.4 百分位。
　
2. 爸媽在收入底層，孩子翻到收入頂層的比例，在好城市的機會最大。
　
3. 想讓孩子翻身，在這樣的地方養小孩最有機會：比較少的居民隔離、比較少的收入不平等、比較好的小學、比較好的社會資本、比較好的家庭穩定性。
　
First, we characterize the joint distribution of parent and child income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conditional expectation of child income given parent income is linear in percentile ranks. On average, a 10 percentile increase in parent income is associated with a 3.4 percentile increase in a child’s income. Seco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varies substantially across area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example, the probability that a child reaches the top quintile of the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starting from a family in the bottom quintile is 4.4% in Charlotte but 12.9% in San Jose. Third, we explore the factors correlated with upward mobility. High mobility areas have (i) less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i) less income inequality, (iii) better primary schools, (iv) greater social capital, and (v) greater family stability.

【天下專欄 | 藍綠都不碰的移工議題，這群沒選票的人就該被犧牲嗎？】

創立於2015年，在關注台灣島內東南亞移工議題的新創非營利組織One-Forty（中文為「社團法人台灣四十分之一移工教育文化協會」），在宣傳小摺頁封面上，用斗大的字印著瑞士知名作家馬克斯·弗里施的話：「我們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人。」

我特地上網查了這句話的英文：

We asked for workers. We got people instead.
一句話點出了台灣移工議題的核心。

#政治人物沒人在乎那移工議題誰注意

移工議題在台灣並不是一個受歡迎的公共議題。所謂「受歡迎」，並不是說不重要。相反地，正因為太重要，牽涉到許多台灣人雇主的利益及台灣長期的文化，移工議題對政客來說可說是吃力不討好。我詢問One-Forty創辦人陳凱翔：長期關注移工議題的立委有誰？他回答：藍綠各一，一位是中國國民黨 KMT的新住民立法委員 林麗蟬，另一位是民主進步黨的不分區立委余宛如。

是的，沒有太多政治人物會主動碰觸這個議題，尤其是新聞媒體上不時出現有關落跑移工等負面新聞，或是社群媒體上許多雇主抱怨外籍看護動不動愛請假，在台灣沒有選票的移工註定在新聞版面上屈居弱勢，精於算計的政客不可能冒著丟選票的風險為移工發聲。比起有選票的新住民，移工在台灣的身份及待遇真令人不勝唏噓。

這也解釋了為何上述關注移工議題的立委中，一位是新住民，另一位則是不分區。對於區域立委而言，管這事的政治風險實在太大。市議員呢？更不可能。在台灣當前的政治環境中，市議員每天處理大大小小的請託案，一方是有選票的雇主，一方是沒選票的移工，市議員除非想政治自殺，否則對這議題能閃就閃。

然而，這合理嗎？

#從早做到晚每天卻拿不到600元

回過頭看印尼政府在2016年推出的「零國際幫傭計畫」（zero overseas domestic workers），當時的目標是在2019年，要完全禁止輸出印尼女性到其他國家從事家庭幫傭。會推出這項政策，主因是印尼海外幫傭所面對的勞動條件太差。

看看台灣。我們的最低工資從2018年起調漲為新台幣22,000元（也就是俗稱22K），但弔詭的是，這項「福利」並沒有嘉惠到所謂「家事外勞」。也就是說，印尼看護在醫院或療養院工作適用22K，但如果是受僱於個別家庭，目前薪資一個月約為17,000元。這也是為何印尼政府希望台灣能夠將家事外勞的最低薪資調漲為19,000元，以稍稍彌補與受雇於產業或公司看護間的薪資差距。

來台灣9年、講起中文比我還台的尤絲妮告訴我，她一個月應該要休4天假，但現在只能休一天，另外3天雇主以加班費給她，一天只有新台幣567元。你沒聽錯，就是這麼低。從一大清早到照顧爺爺晚上睡覺，如此長工時的辛勞，可以賺到567元。

我不知道這樣的苦差事有誰要幹，但這群在台灣的印尼幫傭，就這樣默默地撐起了台灣勞動市場的空隙。

尤絲妮渴望家事外勞也能比照受僱於醫院的看護領到22K，而這願望多麽卑微。

「一樣的工作，台籍看護每天領2,000，一個月領60,000。」她說。

勞動部當然有聽到這樣的心聲，但法規上家庭看護受僱於自然人而非機關團體，不算勞保定義的「雇主」，所以不能領22K。

那就修法吧？又回到前面說的問題。政客一提起移工議題就興趣缺缺、左顧右盼，再不然就輕輕打哈哈。

移工問題還是靜靜擱置。

#幫助移工向上流動

回到文章一開始說的One-Forty組織。他們其實主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是加強台灣人與東南亞移工的相互認識，並讓台灣真正成為理解且尊重東南亞移工的國家。他們採用的方式包括舉辦工作坊、設立媒體影音平台及舉辦展覽等等。

第二件事情很特別。他們做移工培力，也就是賦權（empowerment）。講白話一點，鼓勵這些到台灣工作的東南亞移工利用休假時間，學習包括中文在內等各種技能，目的是讓他們之後回到母國能夠有更好的就業機會。也就是說，One-Forty是在協助東南亞國家的社會向上流動（upward social mobility），而協助的場域，在台灣，方式則是在台北車站附近大樓裡租下教室辦移工人生學校，開設包括中文在內等各項課程。

這讓我很好奇。凱翔說，他們下禮拜準備出發去印尼，之後想拜會菲律賓等國家的勞動部官員，談談後續如何合作。某個角度來說，One-Forty是在協助東南亞移工勞動技能的向上提升，「免費」替東南亞國家政府培訓勞工（說免費，因為資源是出自於台灣的NGO，而非這些東南亞國家）。例如，這些移工返回母國之後可以因為中文技能而在台商工廠裡擔任基層幹部，領到的薪資比出國到台灣前多一倍。

這實在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甚至具備某種高尚情操──台灣的NGO協助東南亞國家的社會流動。台灣政府呢？應該有協助吧？

凱翔說，有，但不多。例如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臺北市政府 Taipei City Hall勞工局呢？我問。他搖著頭，「一直接不上線」。

#有時候雇主不喜歡幫傭學中文，因為……

我跟尤絲妮開心地在星巴克聊天，一路上她流利的中文不斷引人側目。她說，在台灣這9年，她拿到了印尼空大的學士學位，將來想回印尼工作，「總不能一輩子待在台灣」。

我問她，政府推新南向政策，你身為東南亞移工，能告訴我內心的真實感受嗎？

她靦腆地搖搖頭，告訴我，許多印尼移工出國前對台灣抱著正面形象，來了之後卻是負面居多。然後她說了一個笑話：

「炒菜不好吃是我不會炒，炒菜好吃是菜新鮮買得好！」

我暗自佩服她的中文還能押韻，說雇主應該很欣賞你的中文吧，畢竟這樣能夠跟長輩聊天。她說，對啊，但有時候雇主不喜歡幫傭學中文，怕學了之後資訊管道暢通，會開口要求東要求西，甚至知道如何打電話控訴。

我追問她跟她的印尼朋友在台灣遭遇的實際問題。例如，有些雇主很愛計較。看護的飯菜要分開煮分開買，雇主只買便宜的青菜，很少買肉，一袋米吃完了跟雇主說還會被抱怨怎麼米吃那麼快。或是信奉回教的印尼看護沒辦法在家中做禮拜，因為長輩說「祖先會生氣」。

雖說有這些苦楚，但尤絲妮其實跟她的雇主算是感情深厚。她從小喜歡看書，中文底子奇佳，而且文字一看就能看出天份，她的私人部落格不少篇提到她跟看護對象（一位奶奶，一位阿嬤，一位爺爺）的親密對話及互動，生動感人。而親眼見到兩位看護對象在她面前過世，在她心裡造成極大壓力。

「我想回印尼，因為我不想再面對那種失去親人的傷痛。」她說。

聽蘇打綠 Sodagreen，騎Ubike，#誰說他們不是台灣人？

我無意間聽到尤絲妮哼著歌。我問她：喜歡唱歌嗎？她說是，最喜歡蘇打綠，還去看過三次蘇打綠演唱會。我笑了，告訴她我這輩子還沒聽過現場演唱會。

她說，聽一次演場會要2,000多，是她一個禮拜的生活費。但這錢在印尼不可能花得起，所以她想去聽。第一次，她一個人去聽。第二次，她跟台灣朋友去聽。第三次，蘇打綠休團演唱會，「免費的！」她興奮地說。

然後我們兩人一路從科技大樓站坐捷運回北投站。問她，待會轉新北投站嗎？

她說，沒有，我騎Ubike，比較快。

我笑了，告訴她我還沒騎過呢！

#移工 #多元 #勞工 #士林北投 青年外交官 劉仕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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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原文連結：
藍綠都不碰的移工議題，這群沒選票的人就該被犧牲嗎？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38/article/6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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