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法案:真假反腐的試金石】
根據《人民日報》網上調查,網民對今年(2019)人大、政協「兩會」最關注的十件課題中,高踞榜首的就是「正風反腐」。正風者,端正黨風、政風也!反腐者,反貪汚腐敗也!而「正風反腐」,人民群眾最熱切期盼的莫過於希望「陽光法案」能夠早日立法、實施,亦即制度性反腐的落實!然而,3月13日「政協」、3月15日「人大」先後曲終人散,今年「兩會」對「陽光法案」卻是連「樓梯響」也聽聞不到,遑論「人下來」,其失語失職失責,不禁令億萬人民及海內外關心中國命運人士深感失望!
眾所周知,「陽光法案」是指以「政府官員及其直系親屬財產必須申報公示;官員所擁有財富與公職收入不相稱而不能說明合法來源者即予檢控」為精髓的廉政法案。「公示」就是讓官員及其家屬財產資料公諸社會大白於天下接受人民監督、輿論監察。因此,這一法案被稱為「陽光法案」,成為舉世公認的「終端反貪」利器,據悉早在230年前於北歐的瑞典率先實施。時至今日,包括美國和中國香港、臺灣等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皆已推行「陽光法案」,反貪倡廉成效顯著。香港在港英統治時期曾經貪污盛行,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立法《防止賄賂條例》設立廉政公署以來,雷厲風行實施「陽光法案」,一舉掃除官場、警界貪腐汚泥濁水,一招「腐朽化神奇」,令香港政府的廉潔程度躍居世界前列,「廉署」一度成為香港傲視國際的「金漆招牌」,再次驗證了「陽光法案」是真假反腐的試金石!
說回中國內地。中共十八大以來,以前所未有力度反腐,成功將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孫政才等一大批黨、政、軍高層貪官拉了下馬,懲罰了四、五百位中組部主管的貪腐高幹以及數以萬計的「老虎」、「蒼蠅」。貪腐官員涉及層面之廣、級別之高、數額之巨可謂驚天動地,史無前例!尤其發人深省的是,作為巨貪的中央軍委兩位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倒臺之後,新上任的總參、總政兩巨頭房峰輝上將、張陽上將原來也是大貪官,結果一個被拿下,一個自殺。號稱「無產階級專政柱石」的軍隊高層尚且腐敗到如此地步,可見體制、制度「貪腐溫床」的弊端令人觸目驚心!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反貪腐一定要從制度上著手。任何運動式反腐、選擇性反腐、權力鬥爭式反腐只能治標不治本,甚至越反越貪,越反越腐。正如一位網民憤憤不平所批評:「沒有陽光法案的反腐屁用也沒有!贓款只不過從一批人口袋轉移到另一批人口袋裏!老百姓還是被搜刮得口袋空空……現在聽到反腐這兩字就想嘔!」另一位網民則怒斥:「不推行陽光法案,所謂反腐打下了一隻老虎,自己就變成另一隻更大更惡的老虎!不是自己人則有殺錯無放過;是自己人就貪更多都包庇保住!反腐只是打擊政敵、權力再分配的手段!」請問百姓渴望「陽光法案」的心聲中南海袞袞諸公聽得見麼?
既然中共口口聲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從胡耀邦主持黨務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已醞釀出臺「陽光法案」,為什麼至今三十多年過去,仍不見「陽光法案」立法面世呢?究竟中共官員是否普遍的「擁有財富與官職收入不相稱又不能說明合法來源」而「投鼠忌器」怕見「陽光」呢?除非紅二代的開國大將羅瑞卿之子羅宇所言「全黨皆腐,無官不貪」千真萬確,否則「陽光法案」沒有理由再拖!而「權力產生腐敗,絕對權力產生絕對腐敗」,對權力監督、制衡、制約的政治體制改革亦沒有理由再拖!
前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
#反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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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嚴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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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4萬的網紅Dd tai,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瑞金是“紅色故都”、共和國搖籃、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瑞金是中國第一個紅色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誕生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中心,是馳名中外的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出發地之一。“紅都”這個稱謂起源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毛澤東、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瑞金進行偉大革命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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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國解放軍國防大學校長王喜斌上將被調查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終止了原中國國防大學校長王喜斌上將的人大代表資格。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指控他涉嫌職務犯罪。王喜斌2013年從國防大學校長職位上退休,他與被查處的已故軍委副主席徐才厚關系密切。
據中國《新京報》2月24日的報道,繼徐才厚、郭伯雄、田修思、王建平之後,又一名中國軍方貪腐“上將老虎”落馬。中國全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24日表決通過了終止國防大學原校長王喜斌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第12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報告說,王喜斌因涉嫌職務犯罪提出辭去人大代表職務。去年12月底,中國國防大學選舉委員會決定接受其辭職。但官方沒有披露任何有關王喜斌涉及哪些職務犯罪的信息。
公開履歷顯示,王喜斌現年69歲,1966年至2000年,歷任中國解放軍陸軍戰士、班長、排長、連長、連黨支部副書記,參謀,坦克團一營營長,陸軍團參謀長,陸軍團團長,陸軍師副參謀長,陸軍師副師長。他曾任被稱為“萬歲軍”第38集團軍參謀長、第27集團軍軍長、北京軍區參謀長等職。1999年國慶50周年大閱兵,時任第27集團軍軍長王喜斌擔任軍車方隊指揮官。2007年7月,王喜斌晉升中將軍銜;同年9月,任國防大學校長;2010年7月晉升上將。
國防大學是中國最高軍事學府,是中國軍隊唯一的高級合同作戰指揮院校,直屬中央軍委,擔負著培養陸、海、空軍指揮干部等任務。
報道說,2012年11月,時任國防大學校長、並為中共十七屆中央委員的王喜斌,並沒有如預期當選中共十八屆中央委員。2013年6月,他到齡退役離開國防大學校長職位。卸任前兩月左右,王喜斌出版《從這裡走向戰場》一書,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為該書作序稱,軍事人才,尤其是高級軍事人才的培養,更需要時間和實踐,需要過程和周期。一年多以後,徐才厚被調查,2015年3月病亡未受審判。
旅美中國學者謝選俊分析道,王喜斌落馬既有個人腐敗問題,也因為他屬於習近平政敵的徐才厚郭伯雄派系:
“兩個原因都有。中國官員的幾乎全部都有腐敗行為,在那個體制裡沒人能逃脫腐敗的陷阱。但我認為,王喜斌倒台,也有他屬於政敵派系有關。”
據中國網媒“政知道”2月24日的報道介紹,王喜斌上將2016年5月曾陪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王晨率執法檢查組在成都開展《食品安全法》執法檢查。2016年3月的全國人大政協“兩會”上,王喜斌作為人大代表提出建議,進一步深化優化體改革,努力破解深層次的問題。2015年10月,王喜斌的書畫作品在中國軍事文化研究會與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共同主辦的一個展覽會上展出。
在美國的退休教授冉伯龔也表示:
“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導致王喜斌等諸多高級將領落馬,背後既有打擊腐敗的成分,也有打擊政敵的因素。”
據中國《中華兒女》雜志2012年的報道,在昔日戰友心中,王喜斌是“帶頭的”,愛學習的,他說過,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可能戰勝敵人的。
他在國防大學任職期間出版了不少軍事專著,較為知名的是2013年出版的《從這裡走向戰場》,此書的序言由當時已處於種種傳言的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撰寫。
軍網2013年4月報道說,徐才厚的序言本不該引發關注,但因2013年3月的全國人大政協“兩會”上,本該到場的卸任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全程缺席,引起外界猜想。徐才厚為王喜斌的書寫序言一年後,徐才厚因貪腐被查處;他的序言發表的第四個年頭,王喜斌也被查處。
(記者:希望;責編:嘉華)
本新聞由自由亞洲電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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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一九六六年揭開的「十年浩劫」,也就是由毛澤東所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了鞏固個別權力所展開的整肅異議與思想行動,當時有個非常「經典」的鬥爭儀式—「交心會議」,顧名思義很簡單:整理隊伍就必須交心表態。
這場「革命」之所以冠上「文化」的頭銜,則在於它鎖定的目標很明確,直接對準了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可見老毛深知文化領域的厲害之處,因而甚至明文宣稱:「要徹底批判其中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其領導權」;一點也不避諱仇視與目的。
交心會上,光感恩戴德是不夠的,更要嚴肅地自我批判,而且講究的是長度、深度、力度;艱難的是這分數既不是自己能打,也沒有客觀的標準,可不可以過關?要由組織上層誰當權誰說了算。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上將許世友講得非常到位,他說:「把心交給別人,還能活命?」一語道盡了中共政權的本質,「心」做為一切自由總代表的重要性,以及想要活命就唯有「天高皇帝遠」一途的經驗智慧。套句現代用語,可以總結為:能離中國多遠,最好就能有多遠。
這些天,繼太平島的島、礁之辯之後,在普羅圈最引起熱議的新話題,應當是導演戴立忍原本主演中國演員趙薇執導的中國片《沒有別的愛》,然而因其曾經支持太陽花學運以及香港爭普選等運動,遭到中國共青團以「台獨」為由點名抵制,不僅因而遭到中國劇組撤換,戴立忍並且發出三千字長文,對過去之我全面批判,儼然就像是上了文革版的交心大會。至於能否重新換得今後之我?這決定權,肯定已經不在業已把心交出去的戴立忍這一邊。
如果把社會的演化分為蒙昧(savagery)、野蠻(barbarism)及文明(civilization)三個階段,二○一六年的中國,基本上,距離五十年前的中國,硬實力早就不可同日而語,但就社會群體的集體進程來說,恐怕是頑固性的滯緩,依舊停留在蒙昧與野蠻之間,難以向前,要邁進成為一個普世認定的文明國家,並不在可預見的視線之內。這個問題,如果身受文革之害的這一代掌權人亦無法洞悉,或者他們眼前的其他挑戰更為嚴峻,根本管不了這麼許多,只能走一步算一步,那麼中國會把自己困住得更久。
什麼叫做文明?簡單的定義就是一群人為求取生存的方便,自然聚集在一起形成城市,並且進化出公民意識以及社會分工的過程與狀態,以促進並維護彼此各自的利益。不同的群體所分立而出的不同生活方式,可能表現在各種不同的領域,例如意識形態、宗教思想、科學科技等等,由於差異的存在,經常可見文明衝突,因此並不讓人意外,但關鍵是不同的群體要採取什麼方式來解決歧見,而大家會以此判定何方屬於落後文明。
從這個角度看戴立忍事件,這不是獨立的個案,在此之前已經有在香港力挺「和平佔中」的藝人何韻詩、黃秋生、杜汶澤和周潤發等人,最近也有聲援達賴喇嘛的美國搞怪女王卡卡(Lady Gaga),全都傳出「被封殺」,他們惹怒的對象,不外中宣部、廣電總局、共青團等中國黨政部門,以及所謂廣大的中國網民,其所憑藉的懲罰武器不是別的,而是令人垂涎的市場,也就是物質基礎。換言之,就是把人的抉擇門檻降低到最低層次的生理需求上,公然踐踏尊重需求,更不要談人有自我實現的需求。如果以中國所擁有的,來界定這是什麼國度,是不是可以說這是一個自豪於只具備生理需求的國家?
面對這樣的國家,這些被要求交心者,其實都在給自己的檔次做出不同的定義。周潤發:「就少賺一點囉!」杜汶澤:「能活著就好。」何韻詩:「歌手,頂多只是職業,她真正珍惜的,『是做一個香港人的身分』!」從而,戴立忍用鍵盤寫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或者稍早蔡正元自認「不是一般的本省人」,若連當事人都這樣自我認知時,其他人是無從對其憐憫與辯解的,如果我們深信這裡已是個追求價值實踐的文明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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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是“紅色故都”、共和國搖籃、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瑞金是中國第一個紅色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誕生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中心,是馳名中外的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出發地之一。“紅都”這個稱謂起源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毛澤東、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瑞金進行偉大革命實踐和紅色政權建設探索的歷史。1931年11月7日至20日,醞釀了近兩年時間,並經過時任瑞金縣委書記的鄧小平同志精心籌備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的葉坪隆重召開,大會向世界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定都瑞金。1934年1月,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沙洲壩召開,由於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經從上海遷到了瑞金,因此,“二蘇大會”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臨時”兩個字就去掉了,正式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因此,瑞金作為赤色首都,也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要發源地和初步的形成地,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八一”建軍節的誕生地。
新中國的第一、二代領導人,共和國十位開國元帥中的九位,十位大將中的七位,以及1966年以前授銜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中的35位上將、114位中將和440位少將,當年都在瑞金戰鬥、工作、生活過。同時,在蘇區人民以巨大的蘇維埃政權建設奉獻了一切。以瑞金為例,當年僅24萬人的瑞金,一共有11萬人參軍參戰,5萬多人為革命捐軀,其中1.08萬人犧牲在紅軍長征途中,瑞金有名有姓的烈士有17166名。為支持蘇區建設和支援紅軍北上抗日戰略轉移,從1932年至1934年,瑞金人民認購了68萬元的公債,借出25萬擔穀子,其中41.5萬元公債和捐集的所有糧食無私奉獻給了蘇維埃政府,長征時存在蘇維埃國家銀行2600萬銀元的存款一併用於支援革命。光榮的蘇區歷史為瑞金留下了眾多獨特的革命舊居舊址和精神遺產。到2013年,瑞金境內共和革命舊居舊址180多處,擁有紅軍廣場、“一蘇大”會址、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紅井等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33處,這些都是發展紅色旅遊的寶貴資源;同時,自1995年新華社在瑞金修建革命舊址、續寫“紅色家譜”以來,到2013年已有40多個部委來瑞金尋根問祖,按照修舊如舊、修舊復舊的原則,修建革命舊址,在葉坪、沙洲壩已經成規模較大的國家部委舊群,成為瑞金紅色旅遊的一大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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