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連假都在做什麼呢?
來分享一下最新一期經濟學人所報導的最新研究:女性地位和國家治理的關係,相當有趣,值得一讀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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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迫女性會造成國家不穩定和貧窮?!
#分享外國學者研究
最新一期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有兩篇相似的文章,一篇的標題為 #為什麼讓女性失望的國家會失敗,另一篇為 #壓迫女性的代價。
兩篇都是在談「父系社會」壓迫女性,對於國家整體不利,主要是對「減少社會衝突」、「維持政治穩定度」有不利影響。
他們引用美國德克薩斯農工大學Hudson、楊百翰大學Bowen與Nielse三位學者的研究指出,壓迫女性傷害的不會只有女性,男性也會受到波及。
三位學者提出了 #父系社會症候群(patrilinealsyndrome)的概念,症狀包含:
在財產權及家庭法中對女性的不公平待遇、女性過於早婚(童婚)、女性婚後與男方家族同住、一夫多妻制、結婚的聘禮制度、重男輕女、對女性的暴力,以及社會對這種暴力的態度。
這研究將176個國家以症狀的嚴重程度,打0-16分的分數。0代表無症狀,16代表病入膏肓。
例如:
澳洲、瑞士、瑞典皆為0分;
伊拉克、奈及利亞、葉門和塔利班奪權之前的阿富汗被評為15分;
南蘇丹則獲得最糟的16分。
他們估計,約有120個國家還是受到父系社會症候群不同程度的影響。
#父系社會症候群與脆弱國家指數
接著,學者們借用智庫和平基金會Fund For Peace所做的2021年 #脆弱國家指數 (註)的數據,來探討該國家父系社會症候群的程度,和脆弱國家指數之間的關聯性。
統計分析的結果顯示:
父系社會症候群和一個國家的劇烈動盪高度相關(比「收入」、「都市化程度」甚至是「世界銀行用來衡量良好政府治理的標準」都更相關)!
例如,脆弱國家指數中前20名最動盪的國家,#都有實行一夫多妻制。
這可能是因為重男輕女、實施一夫多妻制的國家,容易造成大量適婚年齡男性找不到配偶,進而導致社會問題。
研究證據也指出,家父長制和貧困息息相關。
因為傳統父系社會常為了聘金把年輕女孩「嫁掉」。
少女早婚極有可能造成學業中斷;假如她面對的是一個惡質的丈夫,也較難起身抵抗。
這些年輕女孩們,在艱困的情境下,也較難養育出健康、受到良好教育的下一代。
台灣女性結婚平均年齡達30歲,我們恐怕很難想像,這世界上仍有五分之一的年輕女性,未滿18歲即步入婚姻;有二十分之一的少女,結婚年齡更是不到15歲。
#父系社會文化在全球衰退中
#性平上的進步仍需小心呵護
經濟學人文章指出,若從全球整體趨勢來看,父系社會文化正在式微中。
針對女嬰的選擇性墮胎已經大幅減少。過去性別比高度不均的國家,如南韓、喬治亞、突尼西亞,都已回復到正常水平。中國和印度的失衡情形也在趨緩中。
童婚的問題也受到正視。2000年以來,有超過50個國家將法定結婚年齡提高到18歲。
即使如此,近期 #塔利班在阿富汗、#美國德州心跳法案 的例子,也提醒我們,女性權益上的進步並非不會倒退。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相對穩定但父系社會症候群嚴重的國家,也可能存在較高的社會動盪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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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父系社會文化也在衰退中
#我們還可以做更多
讀完後,回想台灣,台灣在各種國際性別平等指數上,一直名列前矛。
「父系社會症候群」的童婚、一夫多妻制等「症狀」已經很少見,民法對女性的不公平也大幅改善,雖然還是有結婚聘禮習俗、婚後夫家期待,以及性別暴力等問題。
做為立委,我在立法院已提出《跟蹤騷擾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私密影像條例、刑法權勢性侵相關條文、行政院組織法內閣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等法律提案。
上會期處理到一半的《跟蹤騷擾防治法》非常迫切,本會期ㄧ定要三讀通過💪,補上台灣性別暴力防治法治的重要一塊拼圖。
當然,法律是社會的共同道德底線,落實性別平等的文化,還是需要我們大家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共同反思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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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脆弱國家指數由美國《外交政策》等每年根據政府的控制能力、人權、治安、經濟等12項指標,評估各國的不穩定程度。指數愈高,意味該國家的不穩定程度愈高
中國傳統習俗例子 在 竹北市民代表 陳冠宇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凡客家必土樓,什麼是台灣客家文化?】
#這篇文以統整相關資料為主
前些日子看社群媒體上,不少網友討論建造中的「竹北停八BOT遠東百貨」造型,上方是帶有客家元素的「土樓」設計,好看與否見仁見智,但這也成為一個有趣現象,就是只要有客家族群的地方,就會蓋土樓來表示其族群意象,然而有趣的,莫過於台灣客家族群從沒出現過土樓建築,所以藉此來討論,大家心目中的「台灣客家文化」到底是什麼?
#客家土樓起源(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其實更精確名稱應該叫「福建土樓」,這是一種依山就勢,就地取材,適應聚族而居生活和共御外敵防禦要求的大型樓房,產生於宋、元,成熟於明末、清代和民國時期。
以客家圍樓為代表的該類型建築,興建高潮是在中國動亂與客家族群由中原向南方遷移之際。這些時期包含唐末黃巢之亂、南宋政權南移與明末清初。直至17世紀之後,不但讓客家人最後定居於中國東南沿海,也讓土樓分布地點以中國閩粵地區為大宗。出於抵禦山林野獸、強盜的需要,並體現儒家思想下大家族共同生活的理想,乃建造此種形式特殊的建築。
#為何台灣沒有福建土樓?
這裡引用 #王雯君 投書中,整理莊英章在「客家社會與文化」課程筆記,提出下列五個說明臺灣沒有圓形土樓原因:
(1)當初從大陸來臺者都是單身,不符合土樓為宗族聚居的概念。
(2)臺灣漢番之間是因為政府介入,土牛溝界線明顯,不需要土樓防禦。
(3)來臺者經濟力不足以建造龐大土樓。
(4)年代不夠久遠,所以單姓村的延續難以維持。
(5)土樓集中在閩西,但客家移居者多是以粵為主,則他們來到臺灣前原本就非土樓居住者。
#台灣客家建築特色?
這裡引用專門研究客家文化的 #陳板 老師,在「臺灣客家文化」建築文化提到:臺灣客家建築幾乎和中國原鄉截然兩異,在材料運用上幾乎都是因地制宜〈從精神的層次,也可說是延續原鄉之傳統〉,用泥土、用火磚、用木、用竹,率都以建築物的在地資源優先考量。在色彩美學上,創造了與原鄉「白牆烏瓦」截然兩異的審美價值觀,逐漸吸收了閩南「紅磚紅瓦」的新風味。
在客觀的空間文化的欣賞上,也可以結合不同地區與家族的產業型態,瞭解每個在地性客家建築的價值所在。例如,北臺灣因為清末、日治時代初期樟腦產業之故,建築從農業型態的居家規模轉變為與其他族群更緊密互動的多元產業生活空間,紅磚的運用結合原鄉宗族空間的營建文化,型塑出極為優異的客家庄建築美感。南臺灣最具特色的空間形式,應可說是創造了正身與橫屋之間的「廊間」〈或稱「廊仔」〉,廊間相當程度反映了原鄉中國所未有的熱帶性氣候的生活空間需要,相當開放的空間〈三個經常不關闔的門、兩個室內間門、兩個透空式窗戶〉,經常當成家庭內客廳、灶下或餐廳等最主要生活核心。深具在地風味,值得拜訪。
#總結
這篇文主要是梳理有關「福建土樓」與「台灣客家建築」之間的關聯性,稱不上是自己書寫觀點,更多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有了新的視野來看待此議題,從中國建造圓形土樓需求,到台灣過往客家族群實際生活來看,台灣現在各縣市所蓋的「福建土樓」意象,不是什麼歷史現場還原,而是為了營造而營造、為特色而特色所產出的「文化加工」,非但不能彰顯台灣客庄價值,還曝露對台灣歷史的認知不足。
當然,每當有此疑義提出時,總有人打著「這也是客家文化啊」來解釋,我想除了「竹北交大客家文化學院」(圓形土樓建築),能用「研究學術、推廣文化」來勉強廣義解釋外(學術單位),其他縣市客家建築,用圓形土樓確實頗為奇怪,就像「如果」有台灣政治人物、建商蓋「萬里長城」當縣市地標,你說「台灣又沒遊牧民族侵襲,蓋這幹嘛?」,結果答覆「這是為了推廣漢族文化」來解釋,一樣荒謬又好笑。
即便同個族群,也會因地理、時空環境改變,而導致文化、建築、飲食、習俗…有所不同,最後因應「在地化」成為獨有特色。竹北有名的客家聚落「六家林家」,見證竹北發展與改變,其歷史建物與文物保留完整,恰恰是打臉「竹北遠東百貨土樓造型」的最好例子。
台灣是個移民社會,由各種不同族群交織,並延伸出特有文化,如以台灣為圓心點,去認真檢視原住民、客家、閩南、外省人、新住民等文化「在地化」的結果,一定能找出屬於自己族群的文化特色,而不是為求政績、好看、方便,來抄襲、加工,這都會影響我們後代對自己、在地、歷史的錯誤認知。
不過此種亂象已經成為一種普遍(客家縣市有土樓意象建築),大家好像也習以為常,人家的福建土樓是拿來抵禦外敵,我們的「台灣土樓」是拿來「做政績」、「發大財」,就這點廣義來看,好像也很符合台灣文化拉(誤)
中國傳統習俗例子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良知——「良知無用論」 | 盧斯達 on Patreon】
據說袁彌明和大嫂容海恩隔空用「良知」互相攻訐,一面說親建制否認721無良知,一面就說自己都有良知——可見「良知」確是一個 illusional 的名詞。「良知」在香港政治運動越來越常出現,這是上世紀中產民主運動「要奪取道德高地」的戰略餘緒,這既是游散之民能夠動員的一大基礎,但副產品則是政治意識永續的道德化。覺醒是出現了,但也自己困住了自己。
就像香港民主運動的前一個想像,是要求人民覺醒並投票給民主派,配合中國政改走向自由化並最終事實管治香港——港人治港,但覺醒是永遠停留在這裡,不能突破,所以低下階級和工人議程、福利社會的想像、還有另一端的歸英、獨立建國,都是被壓在輿論的非主流位置。因為多個選項裡面只有「民主回歸」才符合「道德」,符合良知。當時香港人都不想被中共管治,但又不能說出理直氣壯「要求異族繼續殖民統治」,因為20世紀的良知是非殖民和歐帝國主義的瓦解。因此中國成功收回香港,就成為政治道德化的最成功實踐案例。不要認為物質決定一切,「心」的能量也是移山填海,可以將人的最真實慾望壓在防火牆之內,令人無明,令人不知道自己受苦和受困的原因。
良知為甚麼 illusional,因為良知是人言人殊的。香港人認為自己那套是良知和普世的,但中國人也認為自己那套是良知和普世的。愛香港應該是香港人的良知,但對中國來說,愛中國也是良知。鎮壓和控制在此良知下,便成了應做之事,而且唯恐做得不夠。對敵人稍為人道,都不符合「良知」。就算你問納粹德國的衝鋒隊、法官、行刑者,他們也會說自己有良知,為了德意志,為了一個不被劣種污染的新世界,他的良知要求他行動。如果猶太人和納粹德軍能夠對話,也可能變成了袁彌明和容海恩的隔空對話。而事實上納粹德軍一直所受的教育和社會化,可能真的再沒有其他制約,他窮思竭慮、每日三省吾身都好,到最後還是只能找到納粹德國文化體系裡面的良知,因為這就是他所擁有的。所以他也有良知,良知在此情況下,沒有任何現實意義。
中國文人在這個話題有一個體系。孟子說「良知」,認為人是性善的,天生是好,如果有不好,只是因為「陷溺」和學壞;人之善性,尤如水向下流。然而後來我們知道,有些人是天生的反社會人格,天生失去同理心,天生就以不一樣的角度思考;犯罪學不想簡單判斷人是天生形成還是後天形塑,但又發現很多連環殺人犯確實有異於常人的腦部發展。對他們來說,「良知」是他的良知,只是跟一般人不一樣。食人族的良知就是食人,沒有甚麼不對。所以你跟食人族講良知,不可能有結論,他也有良知啊;更不要說你已經被對方綁著,肉在砧板上,你的良知在實力上無法跟對方的良知交鋒。
明王國時期的前一套規範,是宋以來的理儒學。宋在國際上是受困的形勢,造就了國內極端的高壓而道德化的政治學風。對人的規條,是由宇宙和物理形成,到人文社會的習俗,是包山包海的細緻,高大上的說話非常多,但人實際上卻是感到受困和虛偽。為了解決個人和社會道德標準的矛盾,明人開始有了心儒學和王陽明。大體就是說,因為人的天性是善性,所以人心是天生接通「理」(客觀的道德規律),心即是理。事後回顧,這是受困的人在無法打破的祖宗規條之中,取巧地嘗試提高個人的地位,是中國無法走向完全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現實下的折衷做法;要講自身,但將人慾的合法性鑲嵌於天理 (普遍法則) 的絕對之中。
這雖然是折衷,但第一波的釋放,也非常猛烈。於是儒學家自己發現,群體裡面開始有就地打滾的「狂禪」,對大體系的拆解一發不可收拾。在訊息不流通的時代,去到政府也發現介入,肯定是確實有非一般聲勢。於是最後政府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抓捕李贄,最後他自殺而死,書禁絕。所以外國人和中國人說中國沒有宗教戰爭、對思想包容、愛好和平之類,只要尷尬而不失禮貌的微笑就好了。
王陽明的講法,影響了越南、日本和中國,例如蔣介石就崇拜他。因為國民軍的合法性來自維護傳統 (在共產黨的挑戰下更是如此),但形格勢禁的時候,不符合道德標準的事還是要不斷地做。例如為了抗日打焦土戰,將花園口堤壩炸毀,淹殺 80 萬中國人;但心即理,也是致良知,蔣介石也有民族獨立和愛國的良知,只是跟那 80 萬人的良知不一樣。
所以最後,「良知」要不是有黑有白,莫衷一是,就是淪為偽善的通行證。例如「良知咖啡」、良心食店,但不代表他們不會刻薄員工,端出來被滿足的是購買時的快感。「我是一個有良知的消費者」。因為道可道,非常道,真實的東西是說不出來的,因為言語是 illusional,道德提倡了出來,就會有人利用和互相攻打,最後出現宗教裁判所,衛道之士也會在高大上的言語觀念中迷失,變成對人對自己虛假。所以莊子和伊索也不喜歡集結性的教悔,而是喜歡寓言,不直接答你,他們用例子答你。良知攻訐戰非常好看,但只是中國語說的「吸引眼球」或者花生的佐品。「良知」的觀念和提倡,對惡人無用,偽善者則變得更偽善,好人和正常的社會則本來就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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