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發布了一份報告，稱中國收入和財產不平等狀況正在加劇，最富有的1%家庭擁有全國三分之一的財產，而最貧窮的25%家庭僅擁有全國1%的財產。報告認為，中國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正全方位地呈擴大趨勢。
應該說，不平等是一個普遍存在的事實，也是令許多國家頭疼的一個問題。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提到經濟不平等時，曾說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決定性問題”。其實，就在中國不平等迅速擴大的這些年，美國等發達國家的不平等也在擴大。那麽，中國的不平等與這些國家有何不同？造成中國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又是什麽？
要回答上述問題，首先要對不平等的原因有個清晰的認識。依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的觀點，“不平等本身未必是壞事，關鍵問題是這種不平等是否合理”。因為引起不平等的因素有很多，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因素。有些不平等實際上是公平的體現，有些則與不公平密切相關。至於公平與平等的關系，可借用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的話：“公平是比平等更為重要的原則”。
不平等產生原因的復雜，以及它與公平之間的微妙關系，意味著它的解決絕非易事。在美國等發達國家，似乎除去稅收之外別無他法。中國的情況會怎樣？
要觀察目前中國的不平等狀況，恐怕沒有什麽比程序公正更準確的角度了。這是因為，程序不公已成為中國不平等產生的突出原因，也是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在不平等原因方面的最大區別。盡管中國的不平等與最近幾十年的市場化進程相關，但更多的不平等其實是程序不公和機會不等的結果，屬法治不健全的產物。相比之下，美國等發達國家的不平等，主要是市場經濟競爭及高科技產業快速發展帶來的，與程序和法治的關系並不大。
既然程序問題如此重要，那我們自然會問，誰在破壞程序公正？又是誰在剝奪他人發展的機會？顯而易見的是，凡有特權的地方，就沒有程序公正和機會平等可言。在中國，某些人一旦掌握了權力，就會通過設租尋租，大搞權錢交易，破壞程序公平。近日，中國官媒報道的“蘿卜招聘”事件就頗具典型意義。某局級單位在招聘過程中，通過錶面公平，實則暗箱操作，甚至量身定製的所謂“程序”，最終使得只有局長女兒符合應聘條件。此等咄咄怪事竟發生在今天執政黨高舉反腐利劍的背景下，可見一些公職人員的膽大妄為以及特權思想的根深蒂固。
如果說“蘿卜招聘”不過是公權私用的具體事例，那麽，中國一些權勢部門踐踏程序公正造成的危害則要大得多，也更難以糾正。例如，中國一些政府主管部門（如電信和石油等），一直在自我授權，通過部門立法，以冠冕堂皇的方式攫取部門利益，結果產生很多惡法。殊不知，這些部門和機構並未取得法律許可，他們的僭越作法屬於典型的違憲行為。這既是當今中國改革的“深水區”，也是社會矛盾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的症結所在。
自古至今，中國就一直存在著各種形式的特權。僅以中共執政後的60多年為例，各級官員享有的特權就五花八門，涉及住房、看病、食品供應、用車、出差以及子女教育等等，且與官銜一一對應。盡管中國推行了多年的改革開放，但由於未觸及政治體制改革，因而，各級官員享有的特權一直未得以徹底清理。雖然近來中國在強力反腐，但衡量特權的“三公消費”仍難以下降。
特權加劇了社會不平等，也為腐敗提供了溫床。眾所周知，目前中國的市場經濟體系並不完善，在一些關鍵部門和行業仍有強烈的計劃痕跡，條條塊塊管理依舊存在，社會和經濟活動中仍需大量的行政許可。所有這些，都成為這些部門不願放棄自身利益，懼怕甚至阻撓改革的理由，也使精簡政府機構難以推進。
經過多年的市場磨合，中國的權貴部門早已深諳一些賺錢“門道”，知道一旦將手中掌握的資源轉讓或出租出去會帶來怎樣的經濟利益。當這些權勢部門與那些無良商家聯姻時，結果便可想而知了。可以說，目前中國社會和經濟領域諸多亂象都與此相關，而這也是中國貧富差距拉大和社會矛盾激化的源頭。
近期中國發生的幾起公共輿論事件，無一例外都與法治的缺失有關，暴露出中國一些權勢部門為一己之利，可以完全不顧社會公眾利益，一再突破程序公正這一底線，挑戰公眾的敏感神經。在權勢部門的庇護下，一些無良商家有恃無恐，肆無忌憚，不斷上演把生命當生意做，將犯罪當事業做的傷天害理之事。
以上述方式快速發跡的商家，不僅加劇了貧富不均，引發社會公憤，而且還讓這個國家法治不彰，政府潰敗，他們恐怕也會落個天理難容的下場；而那些破壞程序公正，剝奪他人發展機會的人，恰恰是掌握一定權力的公職人員，他們是中國體制的“內鬼”，是瓦解執政黨合法性的破壞力量。
美國政治學者福山在“法治與中國”一文中，比較了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在法治建設方面的差別，指出中國自古以來就缺乏法治實踐。此外，中國也未發展出一套完整的宗教和倫理體系。時至今日，中國的法治意識仍十分薄弱（參見Francis Fukuyama, “The Rule of Law and China” in The American Illness: Essays on the Rule of Law. F.H.Buckley（Editor）,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487.）。可以推斷，正是這一缺失，當今中國一直被種種無法無天和道德淪喪的烏雲所籠罩。
中國是一個大國，但很少讓人產生強國的聯想。若借助福山的概念，中國其實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弱國”，因為中國的法治薄弱，也因此，中國處理和治理內部事務的能力也較弱。譬如，中國政府對社會公眾關註的“三公消費”問題長期束手無策，無法讓一個世界多數國家都在實行的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得以實行，無力管控一個滿是泡沫的房屋市場，甚至沒有辦法解決中國比周邊國家網速低、資費高的問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顯然，這里對國家的劃分包括了對效率的考慮，同樣的事情，花更多的錢才能辦成，便是“弱”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說，那種“小政府、大社會”的清廉理念尤其值得推崇。
再回到中國的不平等問題上來。毫無疑問，中國目前最突出的不平等現象都與特權有關，也是程序不公的產物。因此，要解決中國的不平等問題，維護社會公正，惟有依靠法治。如果破壞程序公正的做法遲遲得不到糾正，那麽，中國社會貧富不均就會繼續惡化，社會矛盾更加突出，美好中國的所有夢想也將全部落空。
程序是公正的衛士，沒有程序公正其他的社會公正便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末。要做到程序公正，就要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讓人們看見正義。法治不僅可以有效遏制不平等，擺脫“弱國”形象，而且更重要的，法治是維系執政合法性的源泉，也是中國邁向現代國家的不二選擇。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67570?ful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