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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0712）

被理想拋棄的日子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塞翁得馬，焉知非禍？人生的禍與福、幸與不幸，往往受社會環境變遷的支配，不是我們自己可以掌控的。我18歲參加中國高考的落第，從結果來看，可能是大幸，但在當時來說，卻無疑是天塌一樣的不幸。

一年前還在中學畢業班，我與同學們一起幻想著、探討著我們未充滿期待的日子，充滿期待，在祖國的大學長知識，然後為建設祖國在各個角落各個行業貢獻力量，我們幻想在大西北尋找礦苗，在科學部門做研究，在窮鄉僻壤做老師，過著既不是「碌碌無為」也不是「虛度年華」的一生。而這一切，都因高考落第而一盆冷水澆下來。活躍的，忙碌的，總是在同學注目的焦點中的生活，一下子變得冷清。在香島中學四年，向著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的理想一路狂奔，到這時候發現似乎被理想拋棄。第一次成為人生的失敗者。這種精神上和出路上的落差，對一個18歲的青年的打擊，真是很大。

在參加高考的過程中，我領悟到自己原來在政治上不是那麼被信任。我曾經認為可以依賴的學校當局，在我接到落取通知書後，並沒有給予我對出路的意見或支援。幾個月後，部分落取的同學，被安排去廣州入讀補習學校，準備來年再考。我沒有得到安排。我整日閒置家中，成為畢業即失業的青年。我去找畢業班的班主任，他說會替我留意有什麼工作可做。但拖了好幾個月都沒有著落。

那時候，我父母親已經離婚多年，媽媽在日本另有家庭，我姐姐在1950年就回到廣州讀中學，1952年考上瀋陽的東北工學院，正在那裡讀書，我的兩個同父異母的弟妹，在上海依附他們的母親。從1951年開始，我就跟著爸爸過日子。1953年爸爸另娶。我原先在父親眼裡，是一個極為上進和讓他驕傲的孩子，自落第留在家中就成了沒有出息的多餘的人。我沒有錢花又不敢跟父親要。一個人在家中等吃飯等睡覺。感到前路茫茫。

有時候，我會早上去公共球場，同不相識的人打籃球，下午從尖沙咀住家走路到油麻地的中華書局，找些書站著看大半天，再走路回家。
那時在香港找工作不易，尤其是我們左派中文中學的畢業生，更難找事。另一方面，我仍然抱著愛國主義的理想，想要憑學校的介紹參加「愛國陣營」的工作，所以一直等待。眼看有些沒有去高考的同學，被安排留在學校任教師或職員，有的被介紹去了左派國資機構，而我仍然在等待。經過一兩個月後，我決心把個人前途問題放一邊，收拾心情去閱讀文學作品和文藝理論著作，也每天寫閱讀和生活札記。

投閒置散約半年，在廣州讀大學的同學回香港過寒假。那一天，畢業後沒有怎麼聯繫的梁麗儀，從火車站下車沒有回家，就到我家來探訪。她問我這半年怎麼過？對未來有什麼打算？以前在學校時是我關切她的「進步」，現在換了她關注我的前途。我們談了一個下午，我送她回家。從這一刻開始，我們在她這段寒假期間，有多次會面。她回廣州後，我們開始了通信。

1955年2月，班主任通知我，持一封介紹信去《文匯報》找一個叫廖源的人，他會安排我工作。跟我同去的，是班中一個普通同學，不是我那樣的活躍分子。廖源不是安排我們在《文匯報》工作，而是介紹到一家華僑資本的書店——上海書局。我後來猜想，根據中共對我父親檔案的研判，我在政治背景上是不配進入中共官營機構工作的。上海書局的總公司在新加坡，香港是分局，政治上屬於中共在香港的團結對象。

我進入上海書局的月薪是100港元，公司供食宿。開始在發行部工作，幾個月後，調到位於灣仔一座舊樓四樓的編輯部，任資料搜集和校對。廖源家住三樓，他和家人常到編輯部借打電話。一年後，他陪同紅線女、馬師曾訪北京，馬紅其後回國服務，廖也就被指派到左派電影界當領導，改名廖一原。成為一時影圈名人。

據後來了解，廖源是中共黨員，被派往領導中共外圍的民盟（中國民主同盟），而上海書局的負責人，也是香港民盟的成員，間接受中共領導。上海書局，不是中共資本的黨產機構，只屬中共的外圍。

不太被信任，進不了正式的國資機構，但反而使我有了自由成長的空間。在上海書局編輯部，我開始了人生的新階段。（35）

圖1，1954年梁麗儀。

圖2，1955年在上海書局編輯部辦公室。

今天，85了！

我從小只知道父母告訴我舊曆生日，那是農曆3月22日。在登記香港身份證那年，也許是鄰近新曆5月1日，因此就胡亂寫上那一天是我的生日。妻子女兒及朋友們都在5月1日為我慶生。後來有朋友幫我查到，我出生那年（1936年）的農曆3月22日，是新曆的4月13日。這以後，每年就過兩次生日，新朋友被告知是4月13日，老朋友還會跟我過5月1日。

近年最熱鬧的一次，是2016年4月16日，友人Felita 為我主辦的一次生日晚會，有數十人參加，大部分是年輕的新朋友，也有老讀者把二三十年前我主編的《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帶來作回憶。我那時的一些老同事也被我請來了。那是我八十歲生日。那年我出版了《世道人生之八十自述》一書。
不經不覺又過了5年，今天進入85歲了。5年前，我開始了《世道人生》的專欄，今年，我告別這專欄。

今天，我在實體上，一個人過；精神上，就把過去幾篇與生日有關的文章在這裡重刊，算是與讀友談天，一起過生日吧。

八十自述
（發表於2016年4月13日，已收入《世道人生之八十自述》一書中。）

我出生於1936年廣州。童年經歷戰前香港、淪陷的上海南京、戰後的上海北平，動亂中於1948年來了香港，在這裡穩定生活了68年。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給我更多，使我更愛。

在左派中學畢業，1955年進入親共出版社工作，在那裡得到知識的成長，1956年第一次在《文匯報》文藝版投稿獲刊登，從此走上編輯寫作之路，畢生沒有轉行。一個甲子了。

人生最大的改變是在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月刊，它開始時是一本左派背景的刊物，其後轉變成獨立的刊物。我也從一個服從中共領導的文化人，轉變成一個具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文化人。我創辦了這刊物，擔任總編28年3個月，實際上也是這刊物創造了我。沒有它，就沒有我的認識的改變，也沒有我下半生的事業，包括停刊後的寫作。

有黨派背景的報刊把報刊視為宣傳工具，講「立場、觀點、方法」，立場是第一位的。宣傳品不是以報導事實為主的媒體，不是監督社會尤其是監督掌權者的媒體，而是要把黨派的政治觀點和政策措施向讀者灌輸的媒體。辦《七十年代》之初，我向讀者宣示我們的理想雜誌，是「讀者是它的作者，而作者也是它的讀者」。也就是說，它不是由編輯組稿、作者寫給讀者看的雜誌，而是讀者和作者一起在那裏交流知識、經驗、見地和所聞所見的事實的雜誌。編者也是讀者、作者之一。我堅持開放園地，以文章的質素而不是以立場作選稿準則，終於不為左派所容；也因這主張，使雜誌緊貼時代，我的知識和思想也在讀者作者交流中不斷從自我反省得到拓展。卡爾·波柏的「批判精神就是科學精神」是我一生的座右銘。

在認識上固然需要不斷地糾正錯誤，但在明確媒體必須尊重事實、一切讀者關切的事都要如實報導，一切只要是充分說理的好文章都不拒絕刊登，這些基本價值觀卻必須堅持。由於在1970年自主決定報導海外的保釣運動，受到周恩來的關注，我也因此與中共香港工委有過比較緊密的聯繫。其後由於我100%堅守原則，而被掃地出門，但也因此給了我機會，去開闢獨立自主的媒體生涯。

「100%堅守原則，要比98%來得容易。」這是哈佛商學院教授Clayton Christensen的一句話。堅持100%，難關挺一下就會過去；堅持98%即表示你在名利權面前放棄自己2%的堅持，但放了2%就會繼續放，終於會變成一個沒有原則的人。

人生有許多時候要妥協，但既選擇媒體工作，那麼堅持不做宣傳工具就不能有2%妥協；堅持一切公眾關切的事都如實報導不能有2%妥協，寫政論須以事實為根據和忠於自己的認知也不能有2%妥協。就這樣，我見證了中國抗戰以來的變遷、文革、民運，台灣民主運動，香港則從九七問題出現到現在的所有階段，報導和評述這些變化幾十年。

父親送我的生日禮物　

（發表在2019年4月9日的文章，記下對我人生最有影響的生日禮物，就是父親在我16歲生日時送的《魯迅全集》。）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這是現代人寫的文章嗎？不。這是100年前，1918年11月15日魯迅發表在《新青年》的文章〈隨感錄三十八〉，後收入他的文集《熱風》中。

摘錄這小段文字，就明白為甚麼魯迅的時論文章在今天讀來都不覺過時，也明白為甚麼這位在延安時期備受毛澤東稱道的作家，他的小說、雜文近年在中共國的教科書中不斷被剔除了。中國歷代的專制政權，都是植根於這種「合群的愛國的自大」中，也利用這種「自大」去凝聚民眾的奴性，經久不息，延綿至今。

1952年我16歲生日那一天，我父親送了一套《魯迅全集》給我作生日禮物。他那時約略知道我喜歡看文學著作，在學校的中文作文成績也較好。這套全集我一直保留到現在，許多本都佈滿蟲蛀的痕迹，紙頁也有點脆了。

這套《魯迅全集》是中華民國27年6月15日初版，民國37年12月15日三版的版本。民國27年是1938年，魯迅去世後兩年。全集20冊，前十冊是他的著作，後十冊是他的譯作。

父親送我時，大概沒有想到，這套全集是我思想和寫作的瑰寶。我至今仍然感懷父親給我這個畢生受用的禮物。我通讀了全集前十冊，後十冊的譯作讀了一部份。

魯迅舊學根底深厚，又留學日本，博覽西方文學和思想論述，在他的小說和雜文中，有傳統文化的底蘊，西學的淵源，和針砭時弊的邏輯思維。後來認識雜文家羅孚先生，他說他是吃魯迅的奶長大的。我想我也是。我甚至認為，只通讀魯迅，就兼具國學與西學的基本認知，和一定的寫作能力。

文革時中共把所有的中外文化都批判為「封、資、修」，但因毛澤東曾經極力推崇，因此香港左派書店除了大量毛著之外，還有魯迅著作。我這時期又把魯迅所有的小說和雜文再讀一遍，並寫過一本叫《和青年朋友談魯迅》的書，編輯過他的語錄。魯迅晚年參加中共幕後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但他沒有被中共體制收編，反而批判左盟領導者為「拉大旗‧作虎皮」的「奴隸總管」。魯迅自始至終保持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魯迅作品不僅針砭時弊，而且深挖中國人的劣根性，更使我畢生受用的是他的這句話：「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自己。」我後半生的思想認識的轉變，正是秉持這種批判現實也批判自己的精神而來。魯迅是我思想和寫作的基礎之一。

鼠年的生辰雜感

（取自2020年4月13及14日的文章與網誌。）
農曆3月22日是我的生日，2020年正好與我的新曆生日只隔一天，是4月14日。

我生於1936年，鼠年。回顧我生平經歷的所有鼠年，對我的人生都有意義。出生那年，是抗戰前夕。1948年，在中國內戰中，父母帶我從北平重回香港，由此在這裏開始了與在大陸完全不同的人生，我有了香港人的身份，儘管許多年後才對這身份有認同感。1960年，結婚，太太在大陸寶安縣教書，我們分離兩地直到1974年她重回香港。1972年，我辦的《七十年代》在左派陣營中崛起，那一年被邀到北京，見到一些要人，體會到的卻不是中共官方想要給我們的觀感。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開始面對表面明朗實際上卻灰暗的未來，社會從此開始了新的、延綿至今越趨激烈的矛盾。1996年，主權轉移將臨，港督彭定康預言，「香港的自主權……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2008年，與我相伴超過半世紀的妻子離世，我一度陷入長久的困惱中。2020年，香港繼反送中的絕望抗爭之後，來到全球疫情大爆發的時代。香港也在這一年實現告別一國兩制的「二次回歸」。

人說本命年是人生的一道坎。不過精通術數的哲學家勞思光生前對我說，本命年之坎，並非應驗在所有人身上，而是還要有其他命數配合的，所以毋須戒懼。但對於我來說，鼠年至少是人生的一個關口，悠長歲月中的每一個鼠年都像是一個里程碑。或者如弘一法師遺言所說的「悲欣交集」，悲是悲眾生，欣是欣幸走了過來，欣幸在自主命運中有新的覺悟。

過去幾年，每年都有新老朋友同我慶生。今年最冷清。有朋友問我：會不會悶？會不會感到孤獨、寂寞？孤獨與寂寞不是同義語，孤獨的人不一定寂寞，反而許多朋友一起鬧鬧哄哄的人往往是寂寞的。寫作人大都孤獨而不寂寞，一個人在那裏思想飛揚，如莊子所言：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昨天看港台的視點擂台，兩個年輕人黃之鋒和民建聯的林琳一對一辯論，糾纏着一個問題，甚麼是幸福？好像各說各的，沒有定論。

現代人的所有人文思想都從來沒有超越過古賢，而只是不同角度去解讀古賢。幸福的定義，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一語道破：「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氣。」

人的不幸不僅是物質的匱乏，而且是在物慾追求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做了奴隸：權力的奴隸，金錢的奴隸，色慾的奴隸。

自由並不等同於行動上的自由。自由的意思是自主，是為自己的準則而活的藝術。

×××
今年的生日，我也懷想到去年（2019）今天告訴我她也是農曆3月22生日的朋友Venny Lai，去年十月她在大阪旅行時突然過世，我知道時震驚不已。她妹妹一直放不下傷懷。我生日的願望之一是希望她妹妹和朋友們不要被不受操控的事情困擾。

人生有困難，有困擾。困難是你可以解決或經過努力也解決不了的事情；困擾是已經過去的或不受人為操控的事情。人的逝去是其中之一，目前的疫情何時結束？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操控的。作為個體來說，不須為這樣的事困擾。

敏儀傳送一首歌給我，是1943年歌手Vera Lynn演唱的We'll Meet Again，來自Vera Lynn主演的同名電影。這首歌是1939年由Ross Parker和Hughie Charles作曲作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最著名的歌曲，激發士兵們的戰鬥意志以及他們的家人和愛人的共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5C4meGkNyc&feature=youtu.be

朋友們，我們會再次相見。在這之前，仍然可以在網絡中以文字或聲音相見。

2021年4月8日，臺北市萬華區長沙街二段（近康定路口），艋舺清水巖祖師廟在半世紀前因道路拓寬而被拆除的部分，正在蓋回來。（張哲生 攝）

艋舺清水巖祖師廟在被指定為古蹟（1985年）之前，於1969年至1975年間，其右護龍（北側廂房）因長沙街之拓寬而被切掉將近一半的空間，之後興築的北側牆面結構則是混合了石牆、斗子砌牆及紅磚牆，並非祖師廟最初的磚造古牆。

臺北市文化局之2019年5月8日北市文化文資字第1083016917號函決議：先以祖師廟古蹟保存區967地號內先行修復；維持既有道路寬度，人行道縮減，公共設施保留不動。

艋舺清水巖乃自福建泉州安溪清水巖分靈來台祭祀，於清乾隆52年（1787年）創建，清咸豐3年（1853年）發生「頂下郊拚」時被燒毀，後於清同治6年（1867年）重建。

艋舺清水巖廟宇兩廊曾於日治時期用作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學校（今台北市老松國小）、台北州立第二高級中學（今台北市成功中學）、艋舺第二公學校（今台北市龍山國小）等校初創期之校舍，對教育的貢獻良多。今址為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81號（康定路與長沙街交會處），與艋舺龍山寺、大龍峒保安宮合稱「台北三大廟門」，也與三峽祖師廟、淡水祖師廟合稱台北地區三大祖師廟。

艋舺清水巖俗稱艋舺祖師廟，目前廟前牌樓上的全名為艋舺清水巖祖師廟，主祀清水祖師，最早興建於1787年（後於1867年重修，1875年竣工），1985年被內政部公告為國家三級古蹟，現為直轄市定古蹟。

清水祖師為安溪人的守護神，早期，台北盆地周圍多為安溪移民所開拓，故台北地區清水祖師廟林立；在台北的清水祖師廟中，又以艋舺祖師廟、三峽祖師廟與淡水祖師廟三地最為重要，而其中又以艋舺祖師廟最具歷史特色，象徵泉州三邑人、同安人、漳州人與客家人外的第四種移民勢力，還見證了「頂下郊拚」這場影響台北歷史甚鉅的械鬥事件。

1780年代自中國大陸渡海來台的福建泉州安溪移民，公推翁有來為董事，募得30,000銀元，為其從泉州府安溪縣蓬萊鄉清水巖攜來的清水祖師香火，於1787年（清乾隆52年）在台北艋舺修築廟宇，1790年（清乾隆55年）落成，即今之艋舺清水巖。

1817年（清嘉慶22年）6月，颱風侵襲艋舺清水巖，翁有來於是又向鄉人募捐5,000銀元重修。

後來，泉州三邑人為了爭奪艋舺的商業利益，於1853年（清咸豐3年）與同安縣人發生「頂下郊拚」事件。當時居住於艋舺的泉州三邑人，欲攻打同安人，但苦於沼澤之礙，便想由清水巖通過，故向安溪人要求燒毀清水巖，並答應事後將重修清水巖。

沒想到「頂下郊拚」事件之後，三邑人竟毀約，於是清水巖董事白其祥只得向安溪移民募款25,000銀圓以重建清水巖，並於1867年（清同治6年）動工整修，但工程進度緩慢，一直到1875年（清光緒元年）才完工。

當時的艋舺清水巖有三殿，格局完整，但後殿於1940年（日昭和15年）遭大火燒毀，迄今未重建，因此目前僅剩三川殿及正殿。

艋舺清水巖在日治初期的1896年（日明治29年），被台灣總督府用來當做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學校（今台北市老松國小之前身）之校舍。該校於1906年（日明治39年）1月遷至現址（蓮花池畔），並改名為艋舺公學校。

1919年（日大正8年）4月1日，艋舺第二公學校（今台北市龍山國小之前身）也在艋舺清水巖建校，將之作為臨時校舍。

1922年（日大正11年）5月8日，台北州立第二高級中學依地方人士之倡議，設校於艋舺清水巖；之後在1925年（日大正14年）於樺山車站附近興建新校舍（地點為今台北市濟南路一段71號），在翌年（1926年）夏天落成啟用，並訂定5月17日鄭成功登陸台灣之日為該校之校慶日，同年5月30日，該校正式從艋舺清水巖遷往新址。

二戰後，台北州立第二高級中學於1946年奉令更名為台灣省立台北第二中學，之後依眾議定名為台灣省立台北成功中學，用以紀念民族英雄鄭成功，而台灣省立台北第一中學亦同時更名為台灣省立建國中學，乃寓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建國成功」之意。

1982年5月《文化資產保存法》制定之初，係將古蹟區分為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三種。艋舺清水巖祖師廟於1985年8月19日由內政部公告為第三級古蹟，後於1997年4月《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次修法時，改為市定古蹟，再於2000年1月《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次修法時，改為直轄市定古蹟迄今。

東山區，原廣東省廣州市昔日的一個市轄區，原屬番禺縣鹿步司，是廣州市著名的老城區（老四區）之一，昔有「有錢有勢住東山」之說。民國20年（1931），設立東山區公所，是市屬行政區以「東山」命名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東山區為人民政府接管，經歷了三次分合和區名更改，1960年8月定稱東山區。於2005年5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撤銷併入越秀區。東山名的由來，與區處州城之東且崗阜連片，廣州人向稱丘陵為「崗」、主崗為「山」之俗有關。「東山」最初是以寺名出現。
廣州「東山」以寺名相稱始見於明成化年間（1465－1487）。總鎮兩廣的內官太監韋眷於廣州城東部（今署前路）建永泰寺，後亦稱東山寺。清順治八年（1651）重修東山寺，「東山」源此得名。因寺名而漸次將寺四鄰成片的崗台地區泛稱東山，大概始於清初。及至清末民初，這片崗台地開發成街村，僑房成批湧現，民俗習稱寺四鄰的街區為「東山」一直相沿未改。美國浸信會國外傳道部（簡稱美南差會）在 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在五仙門（原長堤青年會）創立培道女學堂，並率先把東山定為傳教基地。光緒二十九年，美南差會通過華人教徒廖卓庵（又名廖雲翔）與東山寺右、山河兩鄉村民疏通關係，以高價購買入兩塊土地構築新校舍，是東山最早出現的新式建築物。教會人士陸續在東山廣為購地，建築教堂、醫療、社福、教育等相關設施。基督教東山堂，原名東山浸信會堂，是美南浸信會在中國廣州創建的一座重要教堂。東山浸信會堂起源於1870年建立的五仙西福音堂。到1908年，因教徒增加，而該地喧鬧，不適於擴建，乃將舊址出售，遷往東山寺貝通津9號重建新堂。1909年落成，同年5月2日成立東山浸信會。此後聚會人數又有較大增長，1923年7月擴建工程動工，至1927年4月16日竣工，教堂擴建成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兩層樓房，並舉行隆重的獻堂典禮，改名為基督教東山浸信會堂，設座位1300個。1949年有信徒2000餘人。1960年，中國大陸實行「聯合禮拜」，該堂與其他幾間教堂合併，易名為基督教東山堂。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教堂被迫停止活動。1979年9月30日恢復開放，為全市基督教首間恢復聚會的教堂，目前仍是廣州規模最大的基督教堂。1986年，曾將主日學堂及副堂房屋借出辦廣東協和神學院，該院現已搬到郊外。
芳村堂亦是位於中國廣州的一座基督教堂。其起源於1891年由美北長老會傳教士那夏禮(Rev.Henry V.Noyes)創立的長老會五支會，位於培英學校內。1923年信徒增加以後，募集巨款在上芳村平民大街建造新堂，稱為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芳村堂，又名平民堂，英文名稱為那夏禮紀念堂。1960年教堂大聯合時，芳村地區的信義會芳村堂（1898年起）和中華基督教會白鶴洞堂（1937年，今培英中學（八中）內，原貌尚存）被併入該堂，實行聯合禮拜。1966年8月文革爆發，芳村堂被關閉，直到20年後的1986年1月才恢復宗教活動。1993年又因建珠江隧道被徵用，遷到下芳村原信義會芳村堂址。後搬遷信義路27號現址。
廣州錫安堂是位於中國廣州荔灣區西門口的一座基督教堂，1901年由旅美華人美以美會的余錫生牧師回國創立，初期地址位於油欄門(今海珠南鹽亭東街)，因會址失火遷西濠口所買之地搭棚禮拜。1913年遷到西濠二馬路，並設立群淑高等小學。不久因該處成為商業鬧市，於是在1935年遷往西瓜園(今荔灣區人民中路392號)購地建堂，1936年2月新堂落成，取名“錫安堂”，意為“上帝聖殿”。1947年，該堂加入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1960年以後，中華基督教會的萬善堂、七株榕堂，禮賢會的大德堂，救世軍的西華隊堂和基督徒聚會處（地方教會）都被併入該堂的聯合禮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錫安堂也被關閉，到14年後的1980年9月21日，該堂恢復宗教活動。該堂附設有小學及幼稚園一所，基立村支堂一所，並出版有錫安會刊。1983年收回副堂，逐漸恢復各項事工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