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 蘋果日報 作者/戚海倫 以及 攝影/胡瑞麒 專題報導
感謝協助 BMW Taiwan總代理 汎德 協助拍攝
中華民國馬術協會Chinese Taipei Equestrian Association
山海觀馬術場
天馬行空 CEO Jack Huang 黃啟芳
June Yu 于長君
https://tw.appledaily.com/…/202…/IE5YD5T3AVEBLFHCMH7SPNH5DE/
【蘋中人】馬術好手 讓台灣被看見 黃啟芳
新北市淡水山海觀馬術俱樂部裡,49歲的黃啟芳與愛駒Victor一次又一次跳過障礙。16歲的大兒子Brandon放暑假,這天坐在場邊、眼睛緊盯著馬背上的父親,為他鼓掌叫好。
「人馬合一的感覺真好!」脫下騎士帽,黃啟芳大汗淋漓,露出招牌燦爛笑容:「剛好,也為之後的比賽暖暖身!」
他不只是馬術選手,多年來已經成為在國內外推廣馬術運動的「大使」。去年在莫斯科舉辦的國際馬術總會FEI大會上,黃啟芳獲選為全球副會長,成為台灣在國際體壇單項運動總會中、極其少數「位高權重」的人士。特別是被視為「貴族運動」的馬術,各國代表動輒「皇親國戚」,Jack黃啟芳的出線,更顯得珍貴與獨特。
「是馬術給了我第二生命,但故事要從我父親黃正國說起;馬術,先給了我爸第二生命。」
黃正國從小就是運動健將,小時候打棒球是主力投手,高中是足球校隊,專科還和同學一起創柔道隊,出了社會持續打棒球,也是高爾夫健將。但萬萬沒想到,命運弄人,年僅38歲時,發現罹患僵直性脊椎炎、併發類風濕性關節炎。
爸爸在48歲時病情惡化,「那個夏天,我們一起在榮總待了一百天。」當時父親只能坐輪椅、手也不能舉,才剛升小學六年級的黃啟芳,白天與家人輪流照顧,帶父親復健、協助進食,晚上都由他睡在醫院、陪伴父親。
即使不放心父親,隔年黃啟芳與大他兩歲的哥哥,仍然遵從父母安排、赴美國讀書。在美前三年無法回台灣,只能透過越洋電話關心。
父親雖然持續復健,仍夜夜要吞止痛藥才能入睡。後來偶然在台北青青農場看到別人騎馬,興起嘗試的念頭。「那時所有醫生都勸我爸不能騎馬,萬一摔下來,會有生命危險。」但「有點固執」的黃正國硬是說服了教練,「愈騎馬、感覺愈好。六個月後,睡前再也不必吃止痛藥了。」
「我爸覺得,若不去試,人也是廢了。」這一試,每周三次、騎馬一年,「後來竟然連拐杖都用不到了。」全家人都覺得好神奇。至今黃正國83歲,身體健康,每周仍騎馬一至兩次。
向大人物學到謙虛 讓約旦公主另眼相看
受到父親影響,黃啟芳放假回台時,也開始學騎馬,那一年他國三,「第一次與馬接觸,牠欺負我耶。」原來是馬完全不理他,只顧著吃樹葉,黃啟芳只能跟教練求救,「後來真的坐上馬背,馬跑起來,那感覺真的好舒服;還有第一次跳障礙,那種快感很難形容,但我知道,自己已經愛上騎馬了。」
後來在美國黃啟芳也打美式足球、練田徑、高中還曾在一票老外中脫穎而出,擔任田徑隊隊長。不過和歷來接觸過的各式運動相比,黃啟芳認為騎馬最獨特,「因為馬是活的,每次騎馬,牠的狀態都不一樣,需要與牠溝通。」黃啟芳說,「馬會記得前一天你離開時候的表情!所以永遠記得,要笑著對牠!」
「其實我小時候想當棒球選手。」Jack話一出,大家一陣驚呼,「後來也曾想當帥帥的警察,覺得很有正義感。」到大學主修經濟學,「以為自己畢業後、會天天穿著西裝、在華爾街金融業工作。」誰想到,因為父親騎馬,「我也騎出了意外的人生。」
現在黃家的愛駒Victor,原本是「種公馬」,後來因繁殖機率不高,才轉為賽馬。「當初考量我女兒與爸爸要騎,需要選一匹安全的馬。」去年黃啟芳將這匹個性比較穩定、不敏感的百萬名駒,從歐洲帶來台灣,成為一家三代的愛馬。
「馬術開啟了我人生好大一扇窗啊!」至今接觸馬術已27年,起初因為父親投身馬術、擔任推廣志工,讓他也想要有所付出,卻沒有想到反而從馬術得到更多回饋。以前黃啟芳怎麼會想到,全世界50幾國都有他的朋友?但如今在國際馬術界提到Jack,很少人不豎起大拇指,「馬術界許多人在他們國家,都是『大人物』,我在他們身上學到謙虛、放下物質欲望,也享受對馬術運動最『純粹』的喜歡。」
黃啟芳英語能力佳,有機會協助全國馬術協會處理國際聯繫事務,所以從2002年開始,就有機會出國參與國際年會。黃啟芳回憶,2009年在丹麥哥本哈根開國際馬總年會,會中討論奧運參賽資格。「當時中亞、東歐國家花了好幾百萬歐元,遊說要把亞洲的一個名額挪走。」眼見年邁的原韓國籍分區主席「被賣掉還幫人數鈔票」,而新加坡籍代理分區主席只打算採消極方式離席,在進行表決前一刻,黃啟芳決定舉手發言。
當時國際馬術總會會長、約旦哈雅公主(Princess Haya bint al-Hussein)以為黃啟芳要「搗亂」,瞪著他,示意他把手放下,黃啟芳仍不卑不亢、以流利英語發言:「或許我說完,結果也不會有任何改變,但請大家聽我說。」他提醒與會代表思考:「今天若用重金可以達到某種結果,未來是否也能用一樣的方式,聯合某個大洲,連本帶利討回來?」
黃啟芳的一席話,確實打動了許多代表。後來經過表決,「我們這方竟然只輸三票,還是很多人秉持良心。」那次讓黃啟芳深刻感覺:「馬術運動不是花錢就能買動的。」
那次發言,黃啟芳讓各國代表印象深刻,當然也包括哈雅公主。2010年,他成功讓國際馬總年會在台灣舉辦,當時要尋求競選連任的哈雅公主,搭乘私人飛機特別提前來台,爭取Jack支持。Jack除了表態支持亞洲人當會長,也提出一些具體建議。歡迎晚宴上,他帶著哈雅公主逐桌與各國代表打招呼,公主也驚訝Jack的好人緣。年會投票結果,Jack的影響力展露無遺,哈雅公主第一輪的票數就篤定當選。
中華奧會顧問沈依婷透露,「當年哈雅公主要離開台灣時,請Jack上私人飛機一談,她笑說,要趕快把飛機門關上,把Jack也一起帶回國。」
對黃啟芳來說,十年前辦國際年會的感動還在。許多國際友人當面對他說,「如果不是因為馬術年會,我不會來台灣,以前甚至不知道台灣在哪裡。」許多外國代表來台之前,「曾經想像台灣就像一座大工廠」,但藉著馬術年會來一趟,他們發現「原來台灣這麼美、這麼進步!有機會一定再來!」
長時間在美國、英國求學生活的經驗,讓黃啟芳熟悉外國人的思維,「東方人講人情,而西方人講數據,通常對事不對人、公事公辦。」這無論對他的工作、或是在國際馬術界穿梭,都有極大幫助。
骨子裡有股不服輸 「愈被看不起愈要玩」
2016年他在約旦王室力薦下,競選成為國際馬總第八分區主席,角色不同,投入更多,「空中飛人」成為生活日常,往往飛行數十小時到國外開會,馬上又飛回台灣。2019年他在莫斯科的國際馬術總會大會上,獲選為總會副會長,兼任跨亞洲與大洋洲、第八分區主席,西從巴基斯坦、北到蒙古、南到紐西蘭,肩負著推廣馬術的重責大任。
「我經常馬不停蹄出國開會,起初太太有點反對,怕我不好好經營自己事業。」黃啟芳笑說,「後來太太發現我出國真的不是去玩,慢慢就認同了。」
黃啟芳其實是有在工作的,但因積極投入馬術事務,讓人誤以為他是「專職馬術人」。他從美國學成歸國後,先在自家公司磨練,後來轉而經營電子公司,「吃苦當吃補」,從經理一路做到總經理,「走到這年紀,也開始想做些社會責任的事業。」
去年底黃啟芳成立環境工程公司,「我都開玩笑說,現在我開始燒垃圾!」因為看了齊柏林電影《看見台灣》,反思自己在電子業也是污染製造者,開始萌生「友善環境」的念頭,「我們處理最毒的東西,經過機台處理、可以零污染。」
閒不下來的黃啟芳,一天還能睡到八小時,讓人好奇他是如何辦到?黃啟芳說,從小與哥哥到美國求學,沒人管兄弟倆何時讀書,就得自己學著分配時間,「芝加哥大學永遠給我們寫不完的功課,自己要學著挑重點、吸收重點。」這些經歷讓黃啟芳學會時間管理,他笑稱「我的大學生活就像軍人一樣!」黃啟芳只花三年,就完成芝加哥大學學業,接著前往倫敦政經學院深造。如今能在家庭、事業與馬術中找到平衡點,「感謝我有很好的團隊、很好的一群兄弟來幫我,分層負責!」
「或許這就是我的特質,我能帶動一個團隊。」黃啟芳無論做什麼事,骨子裡都有種「不服輸」的特質,「愈看不起我,我就玩給你看!」
如今回首,黃啟芳說,自己花了至少八年,才在國際馬術界「被看見」。他衷心感謝每一次「機會」,也特別感謝當年拉拔他,進入亞洲馬術協會擔任助手的前祕書長金一泓(曾任韓國三星集團核心幕僚)與前會長安德基(曾任三星集團旗下事業部董事長),「從中我學到,沒有什麼是理所當然,都是要一步一步去爭取的。」
「接下來想看看有沒有機會,把國際年會再帶回台灣。」黃啟芳還有夢,「馬術是很平易近人的!我也想努力把國際品牌與台灣的馬術運動結合在一起!」「2023年想辦亞洲馬術錦標賽,突破以往,成為亞洲第一次的奧運資格賽!」
只要談到馬術,黃啟芳就有說不完的話題與熱情,「馬術已經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時時用一句拉丁文「Carpe diem(把握當下)」提醒自己:「把握當下、實現夢想。」說這句話時,黃啟芳的微笑中,流露著無比自信。
作者/戚海倫
自由媒體工作者、亞洲體育記者聯盟執行委員,曾任《蘋果》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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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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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高鐵,我們在站外攔計程車,報地址,司機一聽就問:「你們是要去找吳老師齁?」他指的是作家吳晟。我們回答:是,也不是,我們要找的吳老師是吳晟最小的兒子吳志寧。司機點點頭,說從高鐵要去溪州的客人十之八九是去吳家的,不忘留名片要我們採訪完打給他,「那個地方叫車很難,打給我比較快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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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寧一家三口搬回彰化第三個月了。現在住的三合院就是吳志寧小時候長大的地方。老宅原先就住著吳晟夫妻與哥哥吳賢寧一家、姊姊吳音寧,吳志寧搬回來後也住進了緊鄰的三層樓房。他的妻子君君帶我們走一趟屋內,整棟房子上下樓不靠任何階梯,只有環抱居家空間旋繞而上的斜坡,像一座小型立體停車場,只不過停的是書。「父母也有年紀,想說不要爬太多階梯,當初就決定這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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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寧曾不只一次在訪問裡提過大學時和父親的鬥法:鄉下長大的他一直想填台北的學校、要去玩團,吳晟卻希望他唸公立學校,填志願時兩人吵到凌晨兩三點,最後吳志寧妥協填了中興;大學最後幾年,吳志寧學業成績不好,二一在即,提早退休的吳晟竟從彰化上台中,搬進吳志寧的宿舍,盯他上課、盯他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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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平常都很好,只要不要講課業就好,只要講課業就吵個沒完。」如今一家人再次同一屋簷,屋簷下的人還變多了,吳志寧三歲的女兒田田與堂姊阿 K 每天一起走路上下學、一起入鏡,在大人們的手機相簿裡黏得像一對親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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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在社群上,吳志寧貼文裡說得明白 —— 搬回彰化的理由很簡單,因為他覺得田田在這裡生活會比較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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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寧自己依然想念都市。「不要講懷念啦,講懷念感覺好像離很遠⋯⋯我是超愛的。」他說自己在都市裡常常 party,要練團就練團;各式各樣演出、音樂節,他是那種從第一團聽到最後一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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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在妻子懷孕中期,他意識到需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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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吳志寧的就寢時間是凌晨三點半,因為十點到三點「是創作的高峰期」,加上家中錄音室都隔音,待在裡頭,完全感覺不到夜的襲來。隔天睡到中午十二點是正常,何況吳志寧所有朋友都比他誇張。「孕期的時候,我跟君君就警覺到說,完了完了,要來了要來了,」孩子是父母最嚴格的時鐘,「小孩一出生,你不可能丟著她不管她。我們就開始慢慢調、調、調,調到她出生那時候還是一兩點睡覺。」時差提前一個半小時,依舊焦頭爛額,到了三歲田田上幼兒園,非得七點起床不可。現在的吳志寧每天十點就想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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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回彰化以後,吳志寧著手整理附近的房子,要在這裡弄錄音室、辦公室。那是純粹的老屋改造,從廁所、壁癌、電路,一切邊做邊學。田田就讀的學校森林裡有塊看板,上面有吳晟與妻子莊芳華拿著鋤頭墾地的照片,這是吳家再上一代耕作的地,後由吳晟重新栽種樹林,以母親的名字命名為「純園」。吳志寧在彰化的生活與音樂事業,也就從這片以阿嬤之名的土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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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之前住永和,永和有他十多年來的錄音室。最初是和滅火器楊大正一夥人一起弄起來的,過去他們整天都在那裡練團、錄音、受訪,吃喝也都在永和;錄音室原本也作住所,隨著一群人的事業成長,各自遷出,永和依舊還是工作室、錄音室。搬回彰化對吳志寧而言不能不說是割捨,畢竟在台北一待就是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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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以及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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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樓樓房的廳堂,中央是一棵大樹。當初蓋房時吳家決定依樹而建,直到如今樹也還在長大,穿過建築屋頂為它而開的洞;洞的大小可靠折板調整,每當樹幹又粗壯一點,洞就跟著一起開大一些。然而即使如此設計,洞與樹終究不可能完美貼合。樹生長的樣子永遠是屋頂無法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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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女兒,是吳志寧長久的美夢。還沒有孩子之前,他常常會幻想女兒跑來,敲敲他的門,開門問:把鼻~你在幹嘛?一想到這個畫面,吳志寧就融化了,對他而言這是幸福的定義本身。田田一歲半的時候,夢想終於成真,「她真的會走路囉!會找我囉!我在房間在錄音,真的聽到叩叩叩,然後門開了,我說『嗯~要幹嘛?』,她就『找把拔~』這樣子說⋯⋯喔真的是,好幸福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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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在田田兩歲多的時候又變了。「後來她就越,怎麼說呢,豪邁嗎⋯⋯我就聽到敲門的聲音變成磅磅磅,然後『把拔!你在幹嘛!』直接擠到我身上,說『我要畫什麼寫什麼,那個筆給我!』完全侵略我的工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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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這樣說,臉上還是笑,「才知道說,原來也是有這種困擾的。後來我真的非得要跟她約法三章,說妳不要吵我、妳不要吵我,我在錄音,錄音的時候妳不要敲門、不要衝進來。」才兩歲半的田田可以理解,但還是很想找爸爸。吳志寧嚴格起來,自己也覺得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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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幸福的故事之後,真的都還有後續啊。」房子蓋好了,但樹不會停在房子落成的瞬間。偏偏常常是在樹確實長大的時候,屋子才在隙縫的磨合間真正明白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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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溪州,一方面是為了田田的快樂,另一方面吳志寧自己創作被打擾的難處也被緩解。「圳寮這裡對她來說太好玩了,她和堂姊差不到一歲,每天一起上下學。回到三合院也自己玩起來,有時候在草坪上摸來摸去⋯⋯她在這裡就不那麼依賴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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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後我們和吳志寧夫妻一起前往建在林中的學校,接放學的田田回家。她手上拿著一塊饅頭衝過來,「把拔!」看見生人我們,安靜下來,貼緊吳志寧的大腿。「我們自己做的。」各種慫恿,好不容易她才輕聲說手上的饅頭是她今天學會的事。穿過樹林的路上,我們經過幾窪小稻田,幾叢花圃,都是學校裡四十幾位學生一起種的。小孩子也養起了自己的事物,這時爸爸反倒又有點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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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領悟,也是承認。「雖然這樣說,但其實我們有很多極限。我們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時間都在陪孩子。我覺得每一個想要盡力陪伴孩子的爸媽,都應該誠實地說,我們也想要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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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兒如伴搖滾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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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自己,但孩子的出現讓父母對「自己」的想像也時時修正。搬回彰化之後,吳志寧依舊全島跑,只是行程模式必須改變。以前團想練就練,現在要把所有採訪、演出排在上台北的同一天。衝動慢慢要收進計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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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吃飯時,田田還無法點一份完整的餐,吳志寧的飲食習慣也因而一起改變。「我要點一份餐和她一起吃,當然就不能點太油太鹹太辣的東西。結果自己就變得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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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田愛吃那些吳志寧口中「小朋友愛吃的東西」:巧克力、冰淇淋、糖果、果凍啊。吃是吃,最怕的是小孩還不懂節制,拿著一包果凍可能一口氣整包吃完。吳志寧現在知道小時候母親的惡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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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媽把一桶元本山海苔整桶藏在櫃子最上面,被我看到。我那時候很生氣,想說是把我當小偷嗎?是覺得我會去偷吃嗎?好,妳這樣防我,我就硬是要吃⋯⋯然後我就拿樓梯把那一桶海苔拿下來,一個下午把整桶海苔一個人吃光。」rocker 脾氣如今當爸,遇到女兒討零食大概也算某種輪迴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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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我一直在思考。有時候當然那個搖滾魂就會冒出來,說:好,我要讓孩子自由決定,讓她自己學習,freedom!妳要吃巧克力,我就讓妳吃到爽⋯⋯但真正的答案是什麼?她才三歲半,我真的不確定,她能夠知道吃這麼多巧克力的結果嗎?我自己一口氣嗑掉兩包牛肉乾的時候隔天還是會後悔。如果連我們都是這樣⋯⋯」沒說下去。與其說管孩子,吳志寧更像是和自己年輕時相信的自由進行內在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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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現在喜歡看 BBC 一檔卡通,英文對話的,我們就給她看;或者《冰雪奇緣》這種動畫,她迷上了,我們也擋不住。雖然對這種強勢文化以前有些質疑,但她喜歡,我也不想批評它,它有它厲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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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時加入學運社團黑森林、反抗各種形式的宰制,然而此刻又無法不說:是,身為父母,自己無可避免地會影響小孩。「我觀察到網路上新聞上常會把個體連帶著看,譬如說,一個人爸爸怎麼樣、某個明星跟他媽媽是什麼關係、他的孩子怎樣;大家都會把父母跟小孩串在一起,把前妻或女朋友串在一起,構成這整個批判。當我展現出負面或憤怒的東西,那已經不只是『我』一個人的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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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在不斷地錨定猶疑之中,「我心裡頭負面的東西、憤怒的東西、批判的東西,我現在都傾向不想要對這個世界單純地表達。反過來,我會去做一些正面的東西、給她看一些我覺得不錯的東西,對外在論述上面講一些我覺得不錯的事情。這是我現在對社會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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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要不要給孩子看卡通,真是個難題。他說,田田的老師最近談到一個觀點,給小孩看太多圖像的東西會限制他們的想像;原本聽小紅帽的故事,十個小朋友腦海中會有十種小紅帽的樣子,但看了小紅帽的卡通之後,全部的小朋友都覺得小紅帽是那樣了。「我就想到我小時候看金庸,本來看小說都好好的,腦中都有自己的幻想,郭靖啦黃蓉啦小龍女啦,我都有想像的畫面。後來電視播連續劇,潘迎紫演的,從此之後我腦中的小龍女都是潘迎紫了⋯⋯就覺得老師講得也滿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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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同意,但他心中的辯論顯然還在繼續:「我覺得現在太多育兒聖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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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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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下時期一路走來,搖滾新爸們平常閒聊不聊孩子吃什麼副食品、一天喝多少水,而是聊這些與想像大眾的衝突。「孩子的出生當然淨化了我們一些,但我們認真覺得沒有不好的東西,也會沒有疑慮傳給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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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洗腦吧,但也不是刻意的。我小時候常常跑去我姊的房間『預借』那些卡帶⋯⋯說預借就是說沒跟她講啦⋯⋯預借幾塊過來聽,那些全部都是搖滾樂的經典,她也沒有故意洗腦我,但許多想法還是深深受她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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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會放 Queen 的音樂給田田聽。〈波希米亞狂想曲〉響起時父女倆一起跳舞。吳志寧也無意向其他千千萬萬父母保證這樣是對或錯,只是,身為田田的爸爸,他喜歡這個類型的音樂。他希望,田田至少知道他喜歡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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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在他談來彷彿都是小事了:問起彰化演出機會是否較少,他說表演本來就是到處跑,無關乎他住在哪裡,台灣那麼小,距離再遠可能比不上美國一個州,他並不 care 彰化裡面到底有幾間 livehouse ;又說以前的朋友看到自己當爸爸之後的變化,偶爾調侃,「但調侃也是祝福吧,大家都非常熟。朋友說我以前那個機車樣都不見了,也滿好笑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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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裡存滿了田田的照片,Instagram 帳號上每三五張一張田田。問田田幾歲的時候特別難帶,他說她每個時期都好可愛,翻出田田以前的照片給我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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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總是會快要忘記,回去翻的時候才想到,哇,那個時候她真的好小好小。然後回頭看現在,她好大了。」孩子是父母最甜蜜的時鐘。彷彿時間活生生在眼前長大,人會因為自己的小孩而對歲月溫柔起來:「十年後,其實不管幾年後都一樣,她健康快樂,我就滿足了。人活在世界上哦,光要健康快樂就很不容易,對不對?我們都在想辦法讓自己健康快樂。我有我自己想要追求的事情、但那就是我自己。她自己有自己的快樂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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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要變成一個給她很多壓迫感的爸爸。但做到這件事情恐怕也沒那麼容易,因為還是會有很多的擔憂,那個擔憂是她不見得能理解。我要練習放掉擔憂,放、放、放、放⋯⋯」放是放掉孩子,也是放掉一種關係固定的樣子,放過日子原先想像的美好,放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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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不憤世嫉俗,是因為有了孩子以後你會開始感受到自己和這個社會的連結。因為田田的出生,我想要再多寫一點正向的音樂、多做一些正向的表述,不是我的心裡不再憤怒、不再批判,而是在藝術這道選擇題中,我因為她,而做了另一種選擇。因為從她出生開始,我和這個社會的關係就變得與她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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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為另一個人而與自己更加靠近。吳志寧這樣成為一位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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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壇新爸系列 Ⅱ:吳志寧 ——
Freedom 是什麼?孩子讓我做一個更溫柔的 rocker
https://www.biosmonthly.com/article/10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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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統籌_ 蕭詒徽
採訪撰稿_ 蕭詒徽
攝影_ 洪以樺 Chair Hong
社群協力_ 曾勻之、郝御翔
責任編輯_ 溫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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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說創作就像自己的孩子,但當自己的孩子碰上自己的孩子,到底哪個才是自己的孩子(???)BIOS monthly 拜訪音樂人楊大正 ft. 多多、吳志寧 ft. 田田、國蛋 ft. 小嗨,爸孩跨界,手牽手獻上一段音樂人的家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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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白天練團、晚上寫歌、假日開唱,如今白天當爹、晚上當爹、假日當爹,你可能聽過他們嗆聲,但沒看過他們曬娃,他們是歌壇新爸,喜歡請按讚,認同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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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錯過地方的爸爸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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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爸的山海拔 在 齊柏林的飛閱台灣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每次看完文茜姐的文章,總是熱淚盈眶,雖然人們常說人在情在,但齊大哥身邊的良師益友總是默默關心著我們,也持續用自己的方式關心台灣、守護台灣。
齊柏林基金會出版2019年年曆,已在博客來書店預售。
他生前的好友萬冠麗董事長問我需要捐贈多少給兒童骨肉瘤癌症基金會?多少給麥當勞叔叔罕見疾病患者之家?
然後我偶然看到了去年他墜機事件後,我寫的一篇文章,部分登於天下雜誌:其中一段,再次閲讀,我即使身為作者也感慨萬千,摘錄一小段,及其後全文,才一年又四個月,您,是否已經遺忘?
*他開始著手拍攝「看見台灣二」;他反省為什麼之前電影引起那麼大迴響,可是某些污染依然延續?政府依然沒有作為?
他的答案不只是簡單的批判。經過一些個人獨特的經歷,他開始深思一個從小不熟悉的事情:「仇恨」。
齊柏林發現由於各種政治符號對立的仇恨,台灣在各方面皆躊躇不前。
「仇恨」的情緒成為所有議題的前提,也消耗社會多數的能量。
當他參與反核時,某些老同事認定他變了!
當他飛行空拍霧霾,差一點撞上台中火力發電廠煙囪時,他發現那些反核的環保同志,許多不見了,他形影孤單。
齊柏林自認學識淺薄,專業不足。他擅長的工作是空拍,不顧命,不要錢,空拍了現象,引起共鳴後,交由專家、政府就可以解決問題。
可是「看見台灣」放映後,是一連串的政治抗爭,選舉……一一登台,政黨忙著選舉、奪權,專家也忙著參予政治光環的爭奪。
於是他給自己下一個使命,「看見台灣二」,拍一個島嶼移民的過程;從印尼、馬來西亞、婆羅洲到台灣、到日本、到紐西蘭……從唐山過台灣……從戰亂遷徙台灣……然後在大海大洋中彼此對峙。
可是「我們」呼吸相同的霧霾,並且「我們」一起砍伐地球的樹林。
不需翻譯的「唐吉軻德」,省了出征的朗誦詩曲,齊柏林又開始他背負龐大債務的使命之旅。
為了拍攝原住民先祖獨木舟跨洋移民的畫面,他需要更高階的陀螺儀。原本「看見台灣一」的陀螺儀可以拍山、海浪,可是拍不出渡船划槳細膩的粒子,也拍不清楚「霧霾」。
國際上市面的高空攝影機已經走向8K,他買不起。齊柏林咬牙,再投資兩千多萬,買了四K陀螺儀。
他告訴我這個決定時,充滿了信心,也認為在下一部影片中,他可幫台灣「把愛找回來」,那怕一點點,然後關注我們持續惡化的環境議題。
齊柏林認為這是他在前部電影中,未完成的使命。你相信嗎?就在他做這個決定之後沒有多久,陪同他航拍最久的飛行官陳秀明剛剛因飛機墜落死亡。他很哀痛,但完全沒有任何停止腳步的念頭。⋯⋯
那台斥資數千萬讓他又背負龐大債務的陀螺儀,這一回跟著他飛機失事,一起墜毀。一同墜毀的還有他未完成的夢,以及我們這個社會未恨完的恨,未吸完的霧霾,未停止的政治撕裂。⋯⋯
《天使的獨白》寫於2017/7/15
他不只是大地的守護者,他是天使。用搏命只為了告訴土地上的人,家園之美,家園之殘破。他知道,「死神」站在他後面,緊盯著他,從未真正離開;但「使命感」,三個簡易的中文字,始終支撐著他。長達二十五年,近八千多個日子,幾位陪同他航拍的飛行員,一一墜落;包括和他一起拍攝「看見台灣」的飛行員陳秀明,已在二○一五年十一月廿二日身亡。然而土地守護者的使命催促著他,使他克服恐懼,忘却死亡,持續飛翔。
直到某一個炙熱的中午,當天萬里晴空,雲朵那麼輕柔,大地上沒有人意識之後躲藏的危險;齊柏林先在池上鄉廟裡燒了一炷香,祈福一切平安,然後飛上天空,紀錄熟悉的土地,近在咫尺的「死亡之神」這次擄獲了他,天使,終於墜落了。
熊熊烈火燒起,在他死亡前後,飛機失去動力、摔落、爆炸,燃燒一切使命、遺憾、恐懼、對家人的眷戀……都結束了。
齊柏林的「鄉愁」不是一首歌頌土地的詩或者歌曲,朗唱完了,了事。他離世之後,我走入了他的家門,見著了他的父母,才真正意識他謙沖而害羞的表情,急促而堅定的理想,在這個仇恨、扭曲、慾望無止盡的時代,多麼崇高,多麼偉大,多麼孤獨,又多麼純淨。
齊柏林的家在木柵某一個滿是綠意包圍的老公寓裡;這裡住著幾位他的人生摯愛,爸爸、媽媽、妹妹、兒子、女兒、妻子……。
家門口還貼著紅色的春聯:「積善為德」,代表這個小人物家庭的教養。大門推入,不到三坪小院,齊柏林為爸媽築了一個簡易人工小池子,幾隻錦鯉,水池上方兩個玻璃箱子,齊伯伯說:「這都是小柏林動手弄的。」
享受,不一定得榮華,齊家安貧、樂道、積善、自足。我站池邊想起齊柏林曾傳給我的照片,魚兒對著我張大口,可能餓了一段日子,也可能已經習慣和人親密相處。魚池旁一小塊砂地,不到半個塌塌米,據說曾是齊柏林從河邊帶回來養育、也孵育烏龜的地方。這個烏龜事件一年前在齊柏林「成名」後,曾上了某報頭版頭條,標題痛批齊柏林「賴老父」、「假環保」。齊媽媽已經七十八歲了,即使齊柏林走了,她仍委屈地對我說:「烏龜」真的是齊伯伯夫妻約三十年前木柵爬山時撿回來,不是刻意的;後來在家堆沙丘,自然孵育更多小烏龜。報紙罵完柏林,又有人告發,某日家裡來了幾名壯漢把烏龜帶走,柏林年邁的父親,還被檢察官傳喚偵訊兩次。一生沒看過這種陣仗,齊老心想兒子到底惹了什麼禍?後來齊柏林回家知道此事,傷心好久,他真的不知道這些品種是保育類,才會大意貼臉書上;但讓他真正傷心的不是挨罵,而是他知道自己家孵育的烏龜,沒有野生能力,一但放生,鐵定活不了;他心疼那些烏龜的下場,自語:「我好像得罪了很多人。」
我試圖告訴齊媽媽,媒體環境的扭曲,一切已經過去;然後拍拍齊媽媽的肩膀,她放聲大哭,抱著我,不停地問:「為什麼?為什麼?我那麼乖的孩子為什麼走得這樣可憐?」
齊伯伯是河南安陽人,今年八十六歲。十七歲時國破山河碎,家裡鬧飢荒被迫從軍,來了台灣,之後就是你我最孰悉的老兵。退伍之後,由於他積極努力的工作態度,使他謀得榮工處司機的工作,直到退休。齊伯伯一生從未哀怨自己的人生,他慶幸自己還討得到老婆,有個安家處,有孝順乖巧的兒女。他的同袍,那些孤苦的老兵,沒處去時,就來齊家住上一段時間。齊維新沒讀什麼經典大書,却懂得把人生的逆境擱下來,慶幸自己沒在戰亂中死於戰壕,更慶幸自己退伍後還有個司機的工作。
他,像一個修行許久的高僧。「小柏林」長大開始賺錢養家之後,齊伯伯惟一的嗜好就是泡茶和登山;其他無欲也無求。
齊媽媽本姓江,彰化員林人,嫁給齊伯伯以後,為了貼補家用,一個人勤奮地做三份工作。清晨到菜市場賣滷菜,接著到工廠廚房幫傭做飯,晚上趕著夜市擺地攤賣成衣。
在這片熙來攘往的土地上,他們的世界沒有怨、沒有恨,甚至沒有「壞人」;齊媽媽從未期盼榮華富貴,只盼一家平安。即使齊柏林成名之後,她從未想向兒子要什麼,只擔心怎麼兒子還是穿著一身破洞的內衣。
齊媽媽哭著說:「我沒有看過這麼乖的孩子,從小貼心父母辛勞,自己做飯照顧妹妹……」,接著指了家裡幾乎每一樣擺設,漂流木茶几、椅子、色澤溫潤的泡茶盤、牆上的字畫,……點點滴滴,都是齊柏林為父母張羅的,到處都是「孝順小柏林」的影子。
我和齊伯伯談話時,齊伯母恍神地走到窗前,望著窗外搖動的樹影,駝著背,我知道她還在盼,盼一切只是夢一場,那個永遠滿面笑容的兒子,會再踏入家門……。
人生頭一次,她質疑,命運為什麼這麼不公平?
她站了許久,沒有人捨得叫醒她,讓她墜入盼望吧!這比殘忍的現實好多了。
齊伯伯和我開始談起一些往事,齊伯林常回家告訴父母,他遇見我之後的點滴之事,包括我主持的電視廣播節目如何幫助他一路圓夢等……,齊伯伯說的愈感激,我愈慚愧。我曾經以為自己二十多歲在戒嚴時代,為民主「犧牲」;曾經以為在一片污穢的政壇中自己「不收任何政治獻金」很清高……
如今在這一家人面前,我自形慚穢。這個老公寓,如此狹小,如此近乎家徒四壁;而它裝了滿滿的愛、崇高無比的理想。
我無能說什麼,只好慢慢地告訴齊伯伯:「死有輕如鴻毛,重於泰山;柏林遺憾地沒有完成他下一個理想,但是謝謝他們教養也奉獻了柏林,讓這個社會因齊柏林而有所不同。」
齊伯伯沉默了一會兒,自言自語重複這句話:「死有重於泰山,輕如鴻毛」。近八十六歲的他,當下停住淚水,若有所思。
我告訴齊家二老,齊柏林教導了我們當代的人,什麼叫「犧牲」;什麼叫真正的「理想」;什麼叫「神聖的行動」。
真正的理想,是謙卑地不感覺自己犧牲,不在乎任何外界的嘲諷,也不迷失於一時的掌聲。
此時齊媽媽突然轉過身來,對我說:「我本來什麼都想給他,所以當他談著莫拉克風災,接著要抵押房子時,我就把地契給了他,我也聽不懂他到底想做什麼,本來還求他不要做這麼危險的工作,老聽他說那個夥伴又摔死了……但他說只有空拍影片,大家才會有感覺。他那麼堅持,我就什麼都依他!」說完放聲大哭……。
齊媽媽已經七十八歲了,有心臟病、有糖尿病、有高血壓……,這些事她已毫不在意。柏林走當天,她昏倒一回;迎靈那天,又昏倒一次。她小聲地怕女兒聽見,對我說:「我本來想和他爸爸也一起走了……。」
自齊柏林走後,她已長期失眠,夜裡未曾退却的兒子形影使她無法成眠,有時候怕吵到老伴,自己跑到廁所放聲大哭;白天看到孫子孫女,又告訴自己要堅強……她日日體悟生命之死,不是自己,是疼愛兒子的墜落。她不敢看兒子的遺體,對齊家那不是送行。死亡不是儀式,不是影子,她心愛的兒子躺在殯儀館,包裹著層層紗布,屍體面目已無法辨認,如古老的木乃伊,皮膚透露著焦黑……。
這個小屋孕育了齊柏林理想的搖籃,母親給他永遠溫暖的懷抱,父親教他愛大自然,教他惜福,教他感恩。他也相信那首歌曲「美麗島」,「他們一再重複地叮嚀,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婆娑無邊的太平洋……照耀著高山和田園……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對他而言,這不是一首民歌,一首抗爭的歌曲,是人們應該以生相許,相信而保護的山林田園。
「看見台灣」票房大成功後,齊柏林沒有被隨之而來的名聲、金錢、金馬獎沖昏了頭。有一段時間我不太和他聯繫,因為我從過去的負面經驗感受到人性的變化,如果一個朋友成功了,你頂好離地遠一點。一方面我的工作角色已經完成,一個優秀的人終於被看到;一方面我相信沒有幾個人逃得出名聲與掌聲的迷醉,我與他必要的距離,對彼此都好。
結果齊柏林的反應是「傷心」。他不知道為何昔日尊敬的「姐姐」般人物,突然消失。我缺席了「看見台灣」的首映會、慶功宴、座談會……除了有一次請「世界周報」的團隊到南投山上,幫忙包車包電影場,把片尾那群爬上玉山的原聲童聲合唱團的孩子們從南投山上帶到台中看電影,觀賞「看見台灣」並且在電影中看見自己。我告訴齊柏林,他可能忙昏了,那些孩子差一點沒有機會在電影院看到自己演出的影片。
直到二○一五年十一月梁皆得導演花了二十年拍攝的「老鷹想飛」準備上映,我在試片間又碰到齊柏林,已經一年沒有連絡了,他頓時好高興和我互相擊掌。我想幫梁導演的忙,讓更多人看見他為了訴說「環境」、「農藥傷害」的紀錄片散盡家財的感人過程。此時我向齊柏林開口,「你願意和梁導一起上中天的青年論壇嗎?」齊柏林連一秒鐘猶豫都沒有,立即回答:「我太高興了!以前我做什麼事都要靠別人幫忙,現在我終於可以幫助別人了!」
過去這一年多,他開始著手拍攝「看見台灣二」;他反省為什麼之前電影引起那麼大迴響,可是某些污染依然延續?政府依然沒有作為?
他的答案不只是簡單的批判。經過一些個人獨特的經歷,他開始深思一個從小不熟悉的事情:「仇恨」。齊柏林發現由於各種政治符號對立的仇恨,台灣在各方面皆躊躇不前。「仇恨」的情緒成為所有議題的前提,也消耗社會多數的能量。當他參與反核時,某些老同事認定他變了;當他飛行空拍霧霾,差一點撞上台中火力發電廠煙囪時,他發現那些反核的環保同志,許多不見了,他形影孤單。齊柏林自認學識淺薄,專業不足。他擅長的工作是空拍,不顧命,不要錢,空拍了現象,引起共鳴後,交由專家、政府就可以解決問題。可是「看見台灣」放映後,是一連串的政治抗爭,選舉……一一登台,政黨忙著選舉、奪權,專家也忙著參予政治光環的爭奪。
於是他給自己下一個使命,「看見台灣二」,拍一個島嶼移民的過程;從印尼、馬來西亞、婆羅洲到台灣、到日本、到紐西蘭……從唐山過台灣……從戰亂遷徙台灣……然後在大海大洋彼此的對峙中,「我們」呼吸相同的霧霾,「我們」砍伐地球的樹林。
不需翻譯的「唐吉軻德」,省了出征的朗誦詩曲,齊柏林又開始他背負龐大債務的使命之旅。為了拍攝原住民先祖獨木舟跨洋移民的畫面,他需要更高階的陀螺儀。原本「看見台灣一」的陀螺儀可以拍山、海浪,可是拍不出渡船划槳細膩的粒子,也拍不清楚霧霾。國際上市面的高空攝影機已經走向8K,他買不起。齊柏林咬牙,再投資兩千多萬,買了四K陀螺儀。他告訴我這個決定時,充滿了信心,也認為在下一部影片中,他可幫台灣「把愛找回來」,那怕一點點,然後關注我們持續惡化的環境議題。
齊柏林認為這是他在前部電影中,未完成的使命。你相信嗎?就在他做這個決定之後沒有多久,陪同他航拍最久的陳秀明剛剛因飛機墜落死亡。他很哀痛,但完全沒有任何停止腳步的念頭。
那台斥資數千萬讓他又背負龐大債務的陀螺儀,這一回跟著他飛機失事,一起墜毀。一同墜毀的還有他未完成的夢,以及我們這個社會未恨完的恨,未吸完的霧霾,未停止的政治撕裂。
天使走了,遺留老父老母;天使走了,遺留持續破壞土地的我們;天使走了,我們再也沒有「第二個齊柏林」。
齊柏林走的當天晚上,我鼓起勇氣重看「看見台灣」。循他的眼,經過城市經過殘破經過聖壇般的美麗山河;循他的路,鏡頭穿過開發和墜落的寓言;循他的手,所有的大樓如同腐地拔起的虛假宮殿。他的鏡頭那麼哀愁,又那麼美;他的心那麼善良又那麼珍貴;他的離去對我是那麼痛楚,如砸碎了所有眼前的風景。
他以死亡,讓我醒悟,那些震撼的影片、照片,從來不只是傷山污河,是他與死神交換送給我們的禮物。
他以死亡,告訴我們那些畫面,一點也不「便宜」;那是他以溫暖的聲語,置生死於度外,搏命留給我們的警告。
離開齊家前,齊媽媽又對,咕:「他一直都知道危險,……我的小柏林,也一直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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