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丘吉爾 .他們的時代》書摘筆記
* 1928年,一戰期間,毛姆將其於日內瓦從事諜戰工作的傳奇經歷,寫下的原型小說集《英國特工阿申登》問世。
這部作品得到極高評價。雷蒙德·錢德勒曾盛讚它「最偉大的間諜小說」。
後來被英國軍情五處作為教材的《英國特工阿申登》,出版過程其實並不順利,從毛姆寫作完成至出版問世,至少花了十年時間。
該書出版最有趣的插曲是原稿差點被丘吉爾以違反《政府機密法案》為理由銷毀。
丘吉爾後來成為毛姆活躍社交圈的好友:他閲讀此書草稿完畢,身為自己一直渴望成為小說家而一生不可得的戰地前記者,當時丘吉爾深深感受到自己的文學本事實在不如才氣縱橫的毛姆,看完最後一頁,他說:偉大的作品,勝過狗屁的機密,放行批准了這本書籍。
那個時候的丘吉爾還算年輕,才44歲,尚未登上首相之位,也還沒有嚐到政治的炎涼。
據說丘吉爾初見毛姆,他依舊還是一貫作風自信滿懷,滔滔不絕,但毛姆卻覺得他滿嘴廢話,插嘴了一句,讓丘吉爾驚愕:毛姆的詼諧之語,當場藏匿很大的殺傷力。
但丘吉爾不想和這位他打從心底佩服的文學家鬧翻,於是在眾人哄堂大笑後,他小聲告訴毛姆:咱們倆約定,以後誰也別笑誰,行嗎?
這是丘吉爾的智慧。
而毛姆也佩服他的寬容沈穏,答應了。從此一輩子成為好友。
《英國特工阿申登》過了丘吉爾這道關卡後最終出版,兩個英國男人的友誼持續大半生。
樂於社交的毛姆在50年代以後,比較少邀請朋友至家中聚會,但他始終歡迎丘吉爾前來別墅小住,共進午餐。
《毛姆傳》的作者描述倆人交往:早在丘吉爾還是一位年輕的政府官員的時候,毛姆和他已建立了好友誼
在一艘遠洋郵輪上,毛姆和喜劇之王卓別林也一見如故,成為摯友,他們倆甚至曾一起夜遊紐約的貧民窟。
美國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也是毛姆的劇作戲迷,「二戰」期間毛姆暫居美國時,羅斯福夫人曾經親自去他的別墅拜訪小住,在白宮為他舉辦晚宴。
晚年,毛姆總是忍不住說自己比老朋友硬朗多了。開玩笑丘吉爾面色粉紅,白頭髮卻軟趴趴的,看起來活像「可憐的老頭塑料娃娃」,而且太胖走路困難,別人說話聽不太清。
他常常自嘲:
「你要是覺得我老—老—老了,」毛姆洋洋得意地說,「那你去看看溫—溫—溫斯頓。」
* 毛姆的朋友不僅遍佈社會各個階層,各個國家,還包括中國。
他曾遠赴中國,和民國時期國學大師反白話文運動的辜鴻銘有過一回短暫會面。倆人談到了哲學、社會現狀等。清末民初,辜鴻銘當然會相當不平,但他是不從權勢的。他以傲慢的語氣表達「英國人思想不行」和「白種人憑什麼高人一等」:毛姆反而喜歡他,認為這位文學家相當有個性,帶著好奇的眼光猜測他。
「我不禁想他多少是一個悲哀的人物。他覺得自己有治理國家的才能,但沒有帝王賦予他治理國家的重任。他想像的帝國已經亡了,他滿腹經綸,渴望傳授給莘莘學子,這是他精神上所追求的,但只有少數生活不幸、貧寒和資質愚鈍的外鄉人去聽他講學。」 (《在中國屏風上》)
辜鴻銘的滔滔不絕,讓幾次想要告辭的毛姆找不到告別的時機,終於當他起身離開時,辜鴻銘說:「你來看望中國最後一個真正的大文學家,我要送你一點東西作為紀念。」
毛姆提出想要一幅中國書法,辜鴻銘當場揮毫寫下毛姆難以理解的漢字。
「你寫了什麼?」毛姆問道。
他注意到辜鴻銘的眼神閃過一絲「傲意」。
「詩。」辜鴻銘說,「在中國仍是一個未開化的國家時,所有的讀書人至少都會寫幾行風雅的詩句。」
他慷慨大方送了字畫,卻拒絕向毛姆解釋詩的內容。
回國後,毛姆找到懂漢學朋友翻譯了一下:
你不愛我時:你的聲音甜蜜;
你笑意盈盈;素手纖纖。
然而你愛我了:你的聲音淒楚;
你眼淚汪汪;玉手令人痛惜。
悲哀啊悲哀,莫非愛情使你不再可愛。
毛姆當然大為震撼。
*喜歡毛姆作品的朋友們大概知道,毛姆寫過很多避世隱居的主人公,他們追求一種純粹的、理想的精神生活,比如《刀鋒》中的拉里·達雷爾,《月亮與六便士》的斯特里克蘭德,《愛德華·巴納德的墮落》中的巴納德,都是這樣的避世類型。儘管這些「拋棄世界的人」令毛姆著迷,但他本人的生活卻跟那些主人翁相去甚遠。
毛姆本人是一個複雜的矛盾體,一方面,他嚴格守護著寫作者的私人空間,以寫作創造出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精神世界;但與此同時,他也過著一種豐富多彩、精明世故的世俗生活,正因為此,他的一生這樣傳奇。
他一生算明哲保身,但在世界大戰期間,卻以知名作家的身份作掩護,赴險從事諜報工作。在那個同性戀是非法行為帶來牢獄之災的年代,毛姆是個同性戀者,他有多段秘密戀情。
中年以後他名氣越來越大,同志的身份其實很多人都知道了,於是他在地中海邊的里維埃拉買下一座大宅子「瑪萊斯克別墅」,開始長居法國,這所別墅又成為顯赫一時的迎賓之地,高朋滿座,在當時和後世都成為傳奇。
毛姆本人也是一個偉大的冒險旅行者,當時世界上凡是可以旅行到達的地方,他幾乎都拜訪了。整個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國當時被叫做「毛姆王國」,因為除了毛姆,其他作家很少有能力去那些地方。
他去了中國,還說北京是世界上最適合度過餘生的地方,並寫下了以中國為背景的作品,比如《面紗》和《在中國屏風上》。
《瑪萊斯科別墅》在毛姆傳作者黑斯廷斯筆下,詳細描述了這所奢華別墅的種種細節:別墅配備了十三名服務人員,常年有賓客留宿(包括丘吉爾、H. G. 威爾斯、伊夫林·沃等人),毛姆一絲不苟,親自統籌家務,維持別墅的舒適與高效,保證客人的一切要求都得到了滿足。
他是最好的東道主,「為了達到最高的標準,願意付出努力和錢財」,而且「以表面看不到、幕後卻緊鑼密鼓的安排營造出輕鬆隨意的印象」。在賓客們後來的記憶中,瑪萊斯科別墅是毛姆在里維埃拉打造的一座伊甸園,有菜餚精美的酒會、賭局、派對和海上野餐。
但傳記作者黑斯廷斯特別點出儘管毛姆是最好客的東道主,但他自己的生活「嚴格保持著一成不變的日常安排,任何事都不能打擾」,客人們也許通宵狂歡,但毛姆為了確保次日上午的正常工作,總是在十一點前就寢。
黑斯廷斯說:「在某種意義上,瑪萊斯科別墅集合了毛姆本性中的兩面,一面是奢華、溫暖和感官享受,另一面是藝術家的樸素和嚴格的自制。」
今天的讀者常常會忘了毛姆其實是19世紀的「七零年代後」,跟我們隔著整整一百多年。
一個原因大概是他的很多小說今天讀來還是很現代。
毛姆經歷的世紀充滿了災難和變數,但他始終保持著一個冷靜的人性觀察者和記錄者的姿態,即便在大戰期間為國效力、從事諜報工作也不例外。
如果跟著毛姆傳作者黑斯廷斯重走毛姆的世紀人生,看他身邊風起雲湧的時代和人物,可能會意識到跟毛姆同一代的大多數寫作者今天都已經遠去,甚至毛姆自己那些最賣座的劇本,現在也已經被遺忘了。
但那些飽含世俗智慧、犀利揭露人性的小說,把他送到了更遠的地方。
直到今天,他還像是一個「坐在我們中間的人」。
如果讓今天的普通讀者安排一張文學圓桌,說不定毛姆依然和丘吉爾坐在一起,談天說地。
黑斯廷斯在毛姆傳的最後有一段話:很感人。
薩默塞特·毛姆去世後,他的名譽遭受了著名作家們難免要經歷的下滑期,特別是他在漫長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中,都沒有離開公眾的視線,也沒有脫離時代的脈搏。
六十年代是迅速變化的時代,很少有人再想去讀那些講述舊秩序、大英帝國、深居叢林的殖民地官員、太太們在壓抑的愛德華七世時代鈎心鬥角的故事了。
毛姆對此不會感到驚訝。「一名作家剛去世的時候會有微瀾泛起,之後便是多年的無人問津,」
他在1946年寫道,「如果他的作品中包含某些具有長久價值的東西,那麼人們會重新對他產生興趣的。但是,沈寂期或許要持續二三十年。」
他不是沒有先見之明,因為過去二十年間,這位奇人作家的作品,又迎來了顯著的復興。
從幼年起,毛姆就學會了隱藏自己充斥著痛苦的私生活,但他在寫作中找到了幸福與釋懷。他將創作的過程描述為「最令人著迷的人類活動」,創作是作家找到慰藉的所在,一個「可以在不洩露隱私的情況下訴說秘密」的地方。
他對藝術的熱愛與苦心孤詣,使他成為有史以來最受歡迎、最多產的作家之一。
一代代人會為他傾倒,他已經奠定了自己的地位——毛姆,一個偉大的講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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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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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平定台灣真相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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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矚目的大型歷史題材電視連續劇《施琅大將軍》在央視一經播出,立即成為街談巷議的熱點。該劇主人翁施琅——一位三百多年來爭議不斷的人物,再次引起社會輿論關注。有人認為,施琅成功蕩除台灣割據政權,將其納入中華行政版圖,是一位了不起的愛國英雄;也有人認為,施琅兩次投降清政權,甘願為外族統治者賣命,是「民族」敗類。孰是孰非,莫衷一是。我們不妨拂去歷史的塵埃,一起走入施琅的坎坷人生……
兩度降清,與鄭氏家族始恩終仇
施琅1621年出生在福建晉江衙口一個較為殷實的農民家庭。他自幼力氣驚人、見識出眾,家人對他寄予厚望,本想讓他謀取功名,光宗耀祖。無奈他好武不好文,對仕途興趣不大。後來隨著家道日漸敗落,施琅棄文從武,拜師苦練武藝,精習兵法。
當時,正逢明末清初,遍地狼煙。施琅有個叔叔叫施福,是明朝總兵鄭芝龍的親信。施琅在17歲那年,離開家鄉投奔叔叔加入鄭芝龍的隊伍。因戰功突出,施琅很快就晉升為游擊將軍。1646年11月,時任南明太師平國公的鄭芝龍眼見大勢已去,於是秘密派人聯絡降清。清平南大將軍博洛許諾鄭芝龍投降後讓他任閩粵總督。鄭芝龍不顧兒子鄭成功的苦勸和阻攔,率領包括施琅在內的部眾趕赴福州降清。然而,投降後的鄭芝龍才發現自己上了當,非但沒有當上閩粵總督,反而被博洛挾持進京軟禁起來。隨鄭芝龍來降的官兵被強行分配到清軍軍營,施琅也被編入攻打南明政權的清軍中。1648年,施琅獲悉鄭成功起兵抗清,於是率領弟弟施顯和一些部將投奔到鄭成功麾下。
比施琅小三歲的鄭成功當時起兵不久,力量弱小,因此非常器重施琅的軍事才華,任命他為左先鋒,視其為自己的左膀右臂,每遇大事都要和他商量。施琅也一心一意為鄭成功效勞,還率軍隊攻下漳浦、揭陽等地,提高了鄭成功的威望和勢力。然而,時間一長,有些恃才傲物的施琅與年輕氣盛的鄭成功之間不斷發生摩擦,二人的關係漸漸惡化。
1652年4月,「曾德事件」終於導致施琅和鄭成功二人分道揚鑣。曾德是施琅手下一名標兵,一次違背軍法犯了死罪,因害怕受到施琅懲處,便投奔鄭成功尋求庇護,鄭成功把他提拔為自己的親隨。施琅聽到消息後大為憤慨,派人把曾德捉回斬首。鄭成功勃然大怒,下令逮捕施琅及其父親施大宣和弟弟施顯。後來,施琅用計逃脫,鄭成功盛怒之下處死了施琅的父親和弟弟。施琅遂對鄭成功恨入骨髓,決心投靠清朝,誓報鄭成功殺父誅弟之仇。聽說施琅主動來降,清軍閩浙總督李率泰喜出望外,立即報奏朝廷,清廷很快批覆,任命施琅為清軍同安副將,不久又把他提升為同安總兵。施琅的舊部得知他降清後,不少也追隨而來。就這樣,施琅由鄭成功的親密戰友變成強大的敵手。
三次攻台失利,「內大臣」鬱悶13年
1662年,鄭成功利用濃霧作掩護,率兵收復了被荷蘭侵略者侵佔的台灣。在台島,鄭成功奉明朝為正統,夢想有朝一日實現「反清復明」大業。可惜的是,這位民族英雄不久英年早逝,鄭氏集團發生分裂,為爭車鄭成功的延平郡王王位而大動干戈。在台灣的鄭軍將領擁護鄭成功的弟弟鄭襲繼位,在廈門的將領推舉鄭成功的長子鄭經繼位,雙方各不相讓。最後,鄭經平息矛盾,掌握大權。但他公然背叛其父,竟然宣稱台灣遠在海外,不屬中國的版圖,意圖割據一方,與清廷隔海對峙。鄭經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世人的極大憤慨。當時已經升任福建水師提督的施琅,建議乘機攻取金門和廈門。
清廷採納了施琅的建議,讓他同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合謀「勦賊」。一戰下來,清軍成功收復了金門和廈門,鄭經逃往東山島。1664年3月,施琅又率軍攻佔東山島,使鄭軍在福建沿海經營達20多年的據點全部喪失。緊接著,施琅又提出進軍台灣的主張,建議乘鄭經軍心不穩,發兵進攻澎湖,然後直搗台灣,謀求實現四海歸一。躊躇滿志的少年康熙欣然接受了施琅的建議,並任命他為靖海將軍,負責統領水師,尋機對台用兵。
1664年11月,施琅選擇冬天偏北風的季節,率領清軍水師首次出征台灣。不料進軍途中,在台灣海峽的清水洋突然遭遇颱風,風雲翻滾,惡浪滔天。任憑施琅航海經驗豐富,依當時的船舶製造水平,根本無法抵禦那樣的狂風巨浪,只好下令返航。
從1665年3月到次年4月,施琅又發動了兩次攻台行動,但都因遭遇颱風而擱淺。
接連三次出兵都無功而返,引起了朝中許多滿族官員對施琅的非議,有人甚至懷疑他對台用兵不是真心。之後幾年間,清廷內部反對武力征台的呼聲佔了上風。年幼的康熙雖非常支持施琅的主張,但無奈自己尚未掌權,只好聽從鰲拜等主撫派的意見。1668年,康熙下令撤銷福建水師,焚毀了全部戰船,朝廷不再商議武力征台之事,還把施琅調進京城改任內大臣。內大臣只是一個閑職,一心武力平定台灣的施琅因而感到十分苦悶。不過,他並沒有氣餒,而是繼續關注福建沿海動向,認真總結失敗教訓,慢慢等待東山再起的時機。誰知道,這一等就是整整13年。
東山再起,恩威並施收復台灣
1681年,主政台灣的鄭經去世,鄭氏子孫為了爭奪王位,再次發生嚴重內訌。而此時清廷已經平息了「三藩叛亂」,康熙皇帝也穩固了自己的寶座,於是下定決心以武力統一台灣。這時已年屆花甲的施琅終於等來了夢寐以求的機會。
在福建總督姚啟聖和施琅的同鄉、大學士李光地的極力舉薦下,康熙力排眾議,重新任命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並加太子少保銜,讓他立刻返回福建,準備出兵。臨行前,康熙專門賜宴施琅。席間他語重心長地說:「在用武力平定台灣問題上,只有朕贊同你的方案,希望你能盡心而為,不要辜負了朕的希望!」感激不盡的施琅豪情萬丈地表示:「老臣今年雖然已經六十有二,但血氣尚未衰竭,還可以報效皇帝和朝廷。如果我此行再次失利,我甘願領罪。」
施琅一到廈門,便夜以繼日地進行出征前的準備,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他一面操練水師、製造軍械、選配將領,一面蒐集鄭軍情報、策反鄭軍將領、制定攻台方案。經過半年努力,終於萬事俱備,只等出兵。
台灣本島地域狹窄,缺乏戰略縱深,澎湖是其外圍防禦的唯一屏障。澎湖一旦攻陷,台灣不攻自破。1683年6月14日,施琅率領大型戰船300餘艘、水兵2萬餘人、230餘艘中小戰船,從福建東山島揚帆啟程,進逼澎湖。16日晨,施琅向澎湖鄭軍發動第一次進攻。18日,施琅派戰船攻取了澎湖港外的虎井、桶盤二島,掃清了外圍。22日,清朝水師兵分三路再次發動進攻:施琅親率56隻大型戰船組成的主攻部隊,正面進攻鄭軍主陣地娘媽宮;總兵陳蟒等率領由50只戰船組成東線攻擊部隊,從澎湖港口東側突入雞籠嶼,作為奇兵,配合主攻部隊夾擊娘媽宮;總兵董義等率領另50只戰船組成的西線攻擊部隊,從港口西側進入牛心灣,進行佯攻登陸,牽制西面的鄭軍。此外,剩餘80艘戰船作為預備隊,隨主攻部隊跟進。交戰雙方都知道這是決定命運的一戰,於是一交手便展開了廝殺,激戰歷時七晝夜。施琅巧妙利用有利的西南風向條件,採取「五點梅花陣」戰術,即用多艘戰船圍攻鄭軍一艘,集中兵力作戰。頓時,茫茫大海上朵朵「梅花」飛舞,清軍水師越戰越勇,一舉攻克澎湖列島,擊毀鄭軍大小戰船近200艘,殲滅其精銳部隊1.2萬餘人,收降近5000人。鄭軍主帥劉國軒僥倖依靠熟悉的地形帶少數部下逃回台灣。
澎湖失手,鄭氏集團一下子亂成一鍋粥:有主張降的,有主張守的,還有主張撤往呂宋的,一時沒個結果。可是,令他們意想不到的是,施琅並沒有即刻發兵攻台,而是在澎湖安頓下來,一面安撫當地百姓,一面派人撈救跳水未死的鄭軍官兵。對被俘的台灣兵將,施琅下令釋放回台灣,臨釋放前他還專門聲明:「我絕對不會報私仇!當年殺害我父親的人已經死去,與其他人毫不相干。」他還許諾說:「不僅兵士不殺,就連鄭家人只要肯降,我也絕對不會殺。」施琅身邊的人曾問道:「將軍與鄭家具有血海深仇,如今鄭氏子孫已經成為釜中魚、籠中鳥,您為何不快點發兵剿滅,為親人報仇雪恨呢?」施琅說:「我帶兵進攻台灣,這是國家大事,怎麼能趁機公報私仇呢?只要鄭家人真心歸順,我不會傷害他們,否則會引起人們的不滿,連累台灣的百姓。」
與此同時,施琅上疏朝廷,建議對鄭氏集團實行招撫政策,爭取和平統一台灣,使台灣百姓免去刀兵之災。對於施琅的做法,康熙十分讚賞,並傳旨同意了他的建議。年幼的延平王鄭克塽和劉國軒等人,原本害怕施琅復仇,不敢投降,如今看到施琅的確沒有殺害自己的意思,於是連忙派人到澎湖施琅軍前請降。8月13日,施琅率軍抵達台灣,由鹿耳門登陸上岸。劉國軒等人到軍前迎接,台灣各族百姓夾道歡迎。8月18日,鄭克塽率領鄭氏集團文武官員,及明朝宗室在台的魯王世子朱恆、樂安王朱凌等削髮剃頭。隨風飄落的一縷縷頭髮,標誌鄭氏集團正式歸順和南明小朝廷壽終正寢。
施琅收復台灣的捷報傳到京城的時候,正值1683年的中秋佳節。康熙聞訊喜不自勝,脫下龍袍派人賞賜給施琅,又親製褒章嘉許,封施琅為靖海侯,世襲罔替,令其永鎮福建水師。
功成名就,卻留爭議三百年
施琅平定台灣後,在清廷內部產生了一場對台灣的棄留之爭。許多大臣對台灣的戰略地位缺乏認識,主張將台灣人口遷往大陸,放棄台灣的土地。康熙也一度表示贊同此議,認為「台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失之無所損」。看到朝野上下棄守之聲高漲,施琅心急如焚,連忙上奏了彪炳史冊的《恭陳台灣棄留疏》,堅決主張駐守台灣。在奏疏中,施琅指出,台灣事關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地的防護重任,萬萬不能丟棄。他用自己的親眼所見,進一步論證說,台灣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可為東南沿海地區提供重要物質保障。另外,他還告誡說,對台灣這個地方,荷蘭等外國侵略者無時不想侵佔,我們如若不守住,他們一定會捲土重來。台灣一旦再被外國侵略者侵佔,那時再出兵遠征,將會難於登天。施琅的上疏雄辯有力,一些大臣贊同他的建議,這促使康熙改變了主意,下決心守住台灣。
1696年3月,施琅在福建任上病逝,享年76歲。康熙皇帝聞訊後,痛心不已,下令厚葬,加贈太子太傅,諡號襄壯,並在泉州府學前建祠紀念。至今閩南各地紀念施琅的牌坊、祠堂、碑文仍隨處可見。
然而,三百年來,施琅也一直是位爭議人物。關於他的歷史定位問題,歷來存在不同的聲音。施琅的一生,就史載的情況看,不外乎兩件事:一是反鄭降清;一是統一台灣。也正是這兩點,構成了後人對其評價褒貶揚抑不一的根本原因。關於施琅統一台灣的歷史功績,史學界已有充分肯定。但對於其「叛主投敵」的氣節問題,人們至今爭議較大。
如果說施琅降清是出於「報私仇」,那麼其後來的所作所為已經遠遠超出了個人的狹隘視野。無論是在征討、棄留台灣問題上,還是在善後、治理台灣問題上,施琅都高瞻遠矚,為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做出了不可抹煞的功績,無疑是那個時代的傑出政治家、軍事家和愛國主義將領。
如果從「民族英雄」和「民族敗類」的角度來評判施琅,則不免又有「狹隘民族主義」的嫌疑。因為,無論是統治元朝的蒙古族,還是統治清朝的滿族,他們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謀求中華民族的「大一統」是每一個炎黃子孫的責任。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王朝,滿族是中華民族的重要成員。歷史上,滿族源於女真,後改金,再改為清,主要居住於東北和華北各地。1644年,滿族貴族在一部分漢族地主武裝的配合和幫助下,取得中國統治權,緊接著發動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統一整個中國的戰爭,最終於18世紀中期開創了中國的空前大統一局面。但長期以來,由於滿族統治者專制殘暴,加上人們認識上的一些偏差,國內有些人把清政府統一中國這件大事,說成是「異族入侵」。即使在新中國成立後,仍有人把清政府看成是「滿清侵略勢力」。因此,有人把施琅看作民族敗類,就是以此錯誤歷史觀為前提的。
有學者曾提出這樣的觀點,讓人感覺頗有新意:施琅降清但不叛鄭。施琅投清後協助清政府實現大陸與台灣的統一,正是鄭成功當年奮鬥的目標,正所謂殊途同歸。著名明清史專家傅衣凌先生就曾說:「鄭成功的復台和施琅的復台雖各有具體原因,但是都隱藏著中華民族的大義。」「兩人的處境不同,征台的出發點不同,但是他們對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則有同樣的認識,都堅定地主張保衛台灣。從他們兩人對台灣的認識來說,我們說施琅不是鄭成功的叛徒,而是他的繼承者。 」
事實上,在施琅的故鄉福建省晉江縣施琅紀念館中,有一幅對聯就是這樣寫的:「平台千古,復台千古;鄭氏一人,施氏一人。」後人這樣把施琅與鄭成功相提並論,應該說是拋開「個人感情」的,是基於「中華民族的大義」而對他們的歷史功績的肯定。(原文載於:《環球人物》,作者單位: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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