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飽肚警察與被拘捕的人]
官方宣傳，總把警方行動描述為正義之戰，「犯法就要拉」，然而警察也是人，警隊是一個龐大的官僚架構。其組織結構、溝通模式、運作規律，都會對市民產生影響，尤其是在被捕者隨時面對刑期長達十年的暴動控罪裡。
誰被拘捕、誰被檢控、誰被定罪，會對當事人一生產生深遠影響，但原來當中有一種隨機和偶然性。
「赴湯杜火」夫婦及少女暴動案，審訊十多天，傳召多名警員作供，讓人瞥見一些警隊運作的邏輯。案件在2019年7月尾發生，剛好是721元朗白衣人事件之後，群眾會叫嗌口號如「香港警察、知法犯法」，那是「後721」民情的展現。
然而有作供警員卻在庭上表示，記得當日示威者喊過「黑警死全家」。這句口號是在八月初才開始有人嗌。辯方大狀質疑，警員因為後來參與大量示威相關行動，把記憶混淆了。經質詢，該警員承認 728當日沒親耳聽過「黑警死全家」，承認是自己「記錯」，他表示自己在案發之後，曾參與了至少過百場反修例運動的工作。
警隊層級複雜。庭上披露了，上環728行動裡，只是一條大街的驅散行動，參與的警員至少數百人，來自「五湖四海」，「我們階級觀念好重」（警員語）。
只是一條大街，站在防線裡的，已包括西九龍和新界南的應變大隊。誰留在防線，誰向前掃蕩，誰在推進時分開空缺，好讓速龍小隊衝出來拘捕，全部由上層指揮。警員承認，站在旁邊的另一隊同事，大家完全不認識，而應變大隊不少是從平日工作中抽調出來，應付突發需要。
這種警隊調動機制，也反映了記者在現場所見，為何每一小隊的行為可以截然不同，小隊與小隊之間有時缺乏默契，甚至會互相起衝突。
警員即使是小隊隊長，被分派了工作，只會執行指令：「我做了警告的工作，叫佢地走，我職責已經完成。」至於市民走不走，如何走，從那裡走，能否安全走，小隊隊長說「沒有為意」。
這種層級分工的思維，亦反映在警員如何去想像示威者群體。
有作供警員形容，有一些示威者擔任「睇水仔」，意思是他們負責替其他人走到警員防線附近，去察看警方動靜。控方大狀曾查詢，究竟「睇水仔」如何分辨，警員形容，「黑衣，成日企係度，來來回回。」但反覆詢問之下，又承認如此裝扮又蹓蹥的人，未必一定是示威者。
從警方在庭上呈堂的片段可以看到，警員鏡頭對某些人特別好奇。黃之鋒、周庭、議員區諾軒、郭家麒，被攝入鏡頭的時間特別長。警員更旁述：「而家見到黃之鋒、周庭。」「區諾軒又係度呀。」
當一般群眾只是被掃過鏡頭，郭家麒的身影可以停留在片段中長達7分鐘，鏡頭由頭到腳打量，後褲袋插了的一把縮骨傘也被放大，他拿手機跟人談話仍拍攝着。可見警方拍攝的過程，一些人比一些人更獲得關注。
呈堂的警方攝錄機，近距離拍攝了警員在不同時段發出口頭及高舉旗幟作出警告，和現場遠公眾的觀感，即距離遠而且嘈吵的體驗不同。片段開始播出，總清楚聽到「開機啦」的警告語，由負責拍攝的警員，向旁邊的同僚發出溫馨提示，鏡頭正在觀看中。
法庭嘗試以「上帝式視覺」重組現場，然而警員的freudian slip偶爾也說出現場混亂的事實。當大家在安靜的法庭，以慢鏡頭重播又重播警方拍得或新聞台直播片段，並請當日行動的警員從畫面分辨從群眾一方扔出來的雜物是甚麼。
「你看到有嘢飛出來嗎？那是甚麼？可以替我們圈出來嗎？」這樣的過程可以一直維持整個下午。
有警員在睇片的過程顯得吃力，並解釋：「即係你有無玩過一個手機遊戲叫做FRUIT NINJA（水果忍者遊戲）？佢扔啲蘋果呀，橙呀，波蘿出來，你只會記得佢係邊度飛出來，左邊定右邊，但你唔會認到果件物件係乜！」
對於行動目的，不同警員亦有不同理解。有較前線警員承認，728警隊行動的中一個目的「就是保護中聯辦，防止它受到襲擊」。但另一個較高層的警員則表示，「我從來無收過指示要保護甚麼建築物。」
對於影響別人一生的拘捕行動，審訊裡披露了「拉唔拉，幾時拉，拉邊個」，有一定隨機和處境性。
新界南應變大隊指揮官陳思達，負責當晚7至10時德輔道西行動，並管理400下屬。辯方大狀問陳指揮官，甚麼時候會拘捕。
答：「冇話一定拘捕或不拘捕，有機會就會做。掃盪的時候，如果（示威者）不肯走，躲起來係我們背後襲擊我們，我們不會不理，拉到會拉。」
問：「拉了多少人你知不知道？」
答：「我唔需要寫報告，唔知道，要問齊所有警署或覊留設施才知道。」
問：「你是指揮官不知道當日拉了多少人？」
答：「我日日番工做足16個鐘，『落地打緊』，冇理由仲做文件，仲要計數，根本無時間寫報告。」
問：「那拉人不拉人的決定是如何來？」
答：「那很複雜，要睇吓人手，睇吓同事食咗飯未，開咗工幾多小時，同事有無精神，對方係點樣。如果對方係凶武，想襲擊我們，可以拉又或者不拉。」
問：「沒有指示要拉某一個人？」
答：「如果有人走得慢，我們會拉去（防線）後面；但有時推進的時候，拉人太多或者要停，所以不是指示某一個人一定要拉。有時即使佢做危險行為例如扔磚，都唔會拘捕佢，或者未係時候。所以幾時拉，幾時不拉，有其他考慮。」
控方大狀再追問拘捕的邏輯時，陳sir補充：
答：「如果果個人扔完磚，走入後巷，我們可以追入去，但同時要諗，那個追去入既同事會不會走失？拉完出來再能不能追番大隊，這些問題都要諗。」
這段法庭對答或許讓我們瞥見，警察工作的限制。被捕的人，未必是最值得拘捕的人。跑得慢的人，遇上了吃飽飯的警員，身處一個位置或時空方便警方做嘢，就會成為被捕者。
被命運之神選中了，十年牢獄就在眼前。為何被捕的是這個人，而不是千萬個同場的抗爭者。一場又一場參與人數眾多的社會運動，當權者選擇以刑事檢控手法去回應，必然面對拘捕隨機性的客觀效果。
面對持續半年，數以百萬計市民參與過的群眾運動，如果當權者能承認，執法系統的限制，承認官僚系統運作的內在邏輯，承認被捕者處境的非絕對性，可能是我們面對反修例運動，一個較能回到真相的起點。
（圖為728晚上上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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