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尋覓建文帝 需要鄭和七下西洋?(一)|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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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王的人馬已經到達了南京金川門,建文帝打算出迎,左右人等都散去了,只有幾個貼身侍從在旁邊。建文帝嘆息說:「我沒臉相見啊!」於是在宮裡放火自焚了。燕王高風亮節,摒棄前嫌,派遣太監前往救援,可惜來不及了,只從大火中把建文帝的屍首搶了出來。燕王哭著說:「你果然如此癡呆啊,我來是為了幫助你做好皇帝,你竟渾然不覺,而走上絕路!」
中國古代有一本書叫《春秋》,有一個歷史時期叫春秋時期,另外,還有一種寫歷史的方法叫做春秋筆法。上面這段文字是燕王朱棣幹掉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篡奪帝位後,史官運用春秋筆法描寫建文帝之死的「傑出」作品。當我們查閱中國的史書時,最痛苦的事情莫過於遭遇春秋筆法了,那些毫無出處和佐證的歷史根本沒有參考價值。更可怕的是,許多史官在皇權的威懾下胡言亂語、胡編亂造,誤導我們這些後世的閱讀者。
建文帝之死就是一宗無頭案。當時宮中大火也許是真的,但那些給朱棣臉上貼金的描寫,你要真信,就上當了。建文帝也許的確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了,這讓他的叔叔朱棣十分煩惱。如果這個侄子還活著,可以逼迫其「退位」給自己;如果這個侄子的屍首找到了,舊帝死了,自己可以順理成章地繼承大統,成為新皇帝。找不到建文帝,朱棣只能編一套瞎話,說這個侄子想不開,放火燒死了他自己,龍椅自然也就該由叔叔來坐了。
朱棣當上皇帝,按說這宗無頭案也就過去了。然而朱棣在位期間,命令手下一位太監率領龐大的艦隊和士兵,劈波斬浪,耗資無數,多次下西洋,讓人不禁疑惑朱棣做這件事的動機,是不是為了尋找那個人間蒸發了的建文帝?
找個逃跑的廢帝,用得著七下西洋嗎?
那個太監,就是大名鼎鼎的鄭和。其實他本名不叫鄭和,而是姓穆罕默德,一聽這個姓就不是祖籍中土的人士。實際上,鄭和的祖先原本是中亞貴族,在元朝初年遷到了中國,後來定居於雲南,取了一個漢姓「馬」,與穆罕默德的「穆」字諧音。鄭和本名馬三寶,12歲的時候,飛來橫禍,明軍打到了雲南,他被抓進了軍營,閹割後做了太監。不幸中的萬幸是,他跟對了主子,進入了燕王府做事,這位燕王,當然就是後來的明成祖朱棣了。
朱棣對這個馬三寶非常賞識,在發動叛亂後,馬三寶還為朱棣立下了戰功,看來這個太監絕非常人。打下江山之後,朱棣論功行賞,賜馬三寶「鄭」姓,改名鄭和,授予四品官職。皇帝賜姓對於臣子來說,是至高無上的榮耀,許多一品大員也沒有這樣的待遇,可見鄭和多麼受到朱棣的器重。
永樂三年(即1405年),鄭和奉皇帝的命令,率領28 000餘人、40餘艘船,從蘇州劉家河出發,開始了第一次下西洋的壯舉。到宣德五年(即1430年)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為止,鄭和帶隊總共7次下西洋,每次的人員、船隻規模基本上都和第一次沒有什麼差別。按照永樂皇帝朱棣的詔書,下西洋的目的是揚我天朝國威,讓四方蠻夷歸服。不過根據《明史•鄭和傳》透露,「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覓踪跡」,也就是說,朱棣懷疑建文帝跑到了海外,所以派鄭和去尋找這個廢帝的下落。
這的確是一個貌似合理的下西洋理由。在儒家思想的灌輸下,古代中國人非常熱衷於維護「正統」,朱棣雖然是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但按照正統的說法,朱元璋的位子是要傳給大兒子的,大兒子早死,所以才傳給了大兒子的大兒子,也就是後來的建文帝,皇位根本沒有朱棣什麼事兒。朱棣奪位之後,當時的天下第一大儒方孝孺拒絕為他服務,披麻戴孝在朝堂之上寫下「燕賊篡位」,憤怒的朱棣滅了方孝孺的九族後還不解恨,連帶著方孝孺的弟子、朋友一併殺戮,這就是所謂的滅十族。
這種維護正統的觀念在古代異常強大,所以一天不能確定建文帝已經死了,朱棣一天都不能安心。這樣看來,讓自己的心腹鄭和興師動眾地去海外尋找建文帝的下落,並不算是鋪張浪費,事關自己的寶座,花多少錢都是值得的。
但是這個理由無法解釋朱棣為什麼讓鄭和前後六次下西洋(第七次下西洋時朱棣已經死了),從永樂三年一直找到永樂十九年。第一次下西洋,鄭和的船隊就已經到了印度西海岸一帶的古里,並在那裡立碑留念,碑上刻字「去中國十萬餘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風,刻石於茲,永示萬世」。如果倉皇出逃的建文帝能跑到比古里還遠的地方,那得在海上以劉翔一般的速度飛奔了。尋找一個生死不明的廢帝,根本用不著下西洋這麼多次。
所以,尋找建文帝最多只能算是個附帶任務。那麼揚我國威是不是主要任務呢?明朝的確有這樣的傳統。朱元璋開國之初,就派人奔赴日本國和東南亞各王國,宣布現在中土是明朝了,各位要積極前來朝貢,還把許多東南亞王國列為「不征之國」,那意思就是天朝不會派兵攻打你們,你們不用害怕,我天朝過去不稱霸,現在雖然強大了,但還是不打算稱霸,只是你們一定得來朝貢啊!
明朝建立的事情,經過朱元璋這麼大肆宣傳,早就被東南亞各國所知曉了,本來不需要再去宣傳。不過朱棣篡位之後,為了打扮自己的「正統」形象,還是很有必要再次對外宣傳宣傳,讓國際友人都知道自己是如假包換的明朝新皇帝。
鄭和下西洋在外交上的確下足了功夫,每到一國,就和國王搞好關係,撒下大把的財物,力邀國王派出使節回訪天朝,甚至有些國王還親自動身回訪天朝。當然,那個時代不是聯合國裏一國一票,大家平等的當代,當年那些東南亞國家國王雖然貴為國家元首,其實比部落酋長強不到哪裡去,隨便帶一些土特產去明朝,就能獲得豐厚的回報,順便旅遊一下見見世面,還不用自己掏路費,何樂而不為呢?有些小國國君甚至在旅遊期間,病死在大明王朝境內,真是此間樂,不思蜀啊!
但話分兩頭說,如果鄭和下西洋真的是為了揚我國威,建立睦鄰友好關係,明朝似乎也太不值得了。首先論實力,當時鄭和接觸的這些東南亞、南亞國家沒有一個能上枱面的,不論人口、面積還是經濟,和明朝至少差兩個數量級。一頭獅子願意和一群狼睦鄰友好一下,卻肯定懶得搭理一群老鼠。生物界的規律如此,古代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弱國無外交。第一次下西洋,鄭和這個老江湖就已經把這些小國的實力摸得八九不離十了,揚我國威的目的也已經達到了,沒必要再浪費財力再下西洋了吧?
其次論距離,鄭和拜訪的一些國家甚至遠在印度洋的西海岸,那些阿拉伯部落和非洲沿海部落除了給天朝送來幾隻長頸鹿,讓天朝誤以為是麒麟之外,還有什麼利用價值呢?就算是為了交朋友,也沒必要帶上兩萬多士兵和幾十艘大船過去吧?
千萬別低估朱棣與鄭和的智力,這一君一臣完全可以位列最精明的一批中國人之列,千萬不要以為,他們只是腦子發熱,才幹出這種賠本賺吆喝的事情。不會,絕對不會!這君臣之間一定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鄭和連下西洋,其實是為了執行某些秘密任務。
差錢,還是差錢
下西洋行動的總策劃是朱棣,因此我們得站在朱棣的角度來想問題。作為一個泱泱大國的皇帝,朱棣要處理的重大問題無非是兩件事,一件是國防,要時刻警惕元朝的後裔——蒙古人捲土重來。朱棣雄才大略,把都城從南京遷到北京,直面北方的挑戰,並數次御駕親征,大大削弱了蒙古各部的實力,使蒙古鐵騎幾十年間不敢越雷池一步。鄭和下西洋顯然和國防扯不上關係。
另一件就是內政了,朱棣面對一個老爸朱元璋留下的難題:差錢。
其實,中國境內金礦和銀礦十分稀少,因此在金屬作為貨幣的古代,一旦中國的經濟有所發展,經濟總量和貨幣總量的矛盾就會日益突出。朱元璋一開始試圖沿用元朝印製紙幣的老辦法,發行大明寶鈔來增加貨幣供應量,與日益增長的經濟總量相適應,結果由於無法控制紙幣的貶值問題,大明寶鈔可恥地失敗了,民間依舊用銅錢作為貨幣。
但是銅錢本身是賤金屬,一枚銅錢的價值很小。在小額交易中銅錢還是很方便的,比如買棵白菜、打瓶醬油甚麽的,但是經濟越發展,就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大額交易,這時銅錢的麻煩就來了。大額交易對銅錢的需求量非常大,可是古代銅的開採量受到技術落後和銅礦難尋的限制,不能在短時間內提升。同時從鑄造角度看,鑄造一批銅錢和鑄造一批銀幣所費工時基本一樣,但是平攤到每枚錢幣上,銅錢的鑄造成本同它本身的價值相比,就非常可觀了,相反銀幣由於本身價值高,所以鑄造成本相對來說比較低。
(二之一,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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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偉大的祖先,他們勇敢而聰慧,他們重榮譽而輕生死,他們講信義而鄙狡詐,他們重文明而藐野蠻,他們愛自由而厭樊籠,「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其志!」他們用他們的智慧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世界奇迹,可是你們誰知道?在華夏文明毀滅前的南宋文朝是一個什麼樣子?千年的發展,華夏成為了世界最富有最文明的民族,「世風日靡,黔首猶着絲衣。」—宋代官員如是說。宋代冶鐵,陶瓷,造船和火藥技術都獲得了遠遠領袖世界,西方人總是驚異日本的武士刀最鋒利,可是他們不知道,日本的冶鐵技術是宋人傳過去的,元朝嚴禁漢人煉鐵,因而這些工藝失傳;南宋的造船技術比18世紀前的任何一個國家都要發達,根據剛打撈上來的南宋船「南海一號」和相關史料,南宋船長三十米,阿拉伯人驚嘆道「東方的寶船簡直是一個城市」;漢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將火藥應用於戰爭中的,製作了當時最好的火器,可是後來元朝嚴禁漢人製造火藥;南宋時期,皇帝權力極其小,詔書必須有皇帝太后宰相和三位輔臣聯名才會有效,而人民經常集會議論朝政,北宋末年罷蔡京殺六賊,不是太學生陳東和十幾萬百姓聯名上書施壓的結果嗎?丁大全當政時,陳宗則聯合杭州市民集會要求理宗罷免之。而南宋學風自由活潑,技術人員備受重用也是其他文明國家所遠遠不及的。航運促進了大型貿易,商業文明大發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伴隨的紙幣的流行,資本主義萌芽正在茁壯成長,此時西方依然在神教的麻醉下昏昏入睡。然而華夏文明在他最輝煌的時候,缺遭遇了史上最殘暴最野蠻的侵略,蒙古人用他們幾乎全部力量,打擊華夏文明最軟弱的政權—-南宋,蒙古人可以幾個月內,就踏平花臘子摸,剷平俄羅斯,夷滅東歐列國,但是在江南的華夏文明面前,他停頓了幾乎50年。元軍攻打襄陽,打了五年,方才攻下;元軍攻打四川,川民殺其大汗,而川民直到被殺光,才放棄抵抗;揚州李庭之軍隊抗元,直到揚州人皆死,方才屈服;而即使宋皇帝投降,抗元大軍依然抵抗,因為根據宋制,投降詔書必須丞相大臣連署之後才能有效,丞相不署名,只代表皇帝投降,但是國家沒有投降。而崖山失敗后,30萬宋軍將士只有2萬人被俘虜,其餘全部戰死,上至皇帝下至普通軍民,都自殺殉國。聽聞宋滅后,浙江十萬士子紛紛跳海自殺,福建有四萬!這是什麼!這就是華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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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好》第九十二期 打開書櫃
歷史的趣味 蕭若元專訪
反思「華夷」
讀: 我看過一個哈佛大學做的考古研究,是研究戰國時期的長城,他們發現燕和趙這些長城以南的地方裏,不少墓地都漢人和胡人是合葬的,得出了一個中國人不敢提的結論:長城是用來防範自己人的,防範自己人勾結外國勢力,而不是防範外族的,但現在卻變成長城是用來保護中國農業文明,防止遊牧民族侵略等。實際上,即使在漢朝時,長城也是用來防止漢人私自出關、勾結番邦的,所以才將長城連起來。
蕭: 這當中有一大段歷史需要解釋,我有一套可以由演化論開始講起的複雜講法。我由十多歲時開始讀錢穆,他有一個說法真令我眼界大開,就是「華夷」其實不是從地域上去界定的,因為山上的就是遊牧民族,平地的就是耕種的,但因為不夠別人打而走到山上,到了山上不能耕種,於是成了畜牧,所以是雜處的。如果由演化的角度來說,我始終相信「畜牧起於農業」這說法,因為根本就不可能有遊牧的畜牧民族。我們古代有狩獵採集(hunter-gatherer)社會,但它是不可能發展出畜牧的,須知道,在不斷流徙的過程中要帶着牲畜很不方便,所以必定是你安頓下來、開始耕作以後,才會開始飼養牲口,到了被打敗後又帶着牠們走。
遊牧民族有很多先天缺陷,例如人口密度不夠高,導致他們不能有仔細的分工,打鐵、讀書這些需要高度分工的工作都得靠農業民族,甚至可以這樣說,他們某程度上是倚靠農業民族維生;但反過來,農業民族卻不需要他們。不過騎馬和畜牧的生活令他們的戰鬥力較農業民族為高,所以當貿易條件對其愈來愈不利時,他們就轉向搶掠。後來,農業文化成為了大國,遊牧民族也被逼要統一,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足夠力量繼續侵略。
讀: 這其實也是漢族歷史中的自吹自擂。如果由漢族開始說起,匈奴其實比西漢強大,因為匈奴的勢力範圍其實不只是我們認知中的中國疆域,而是一直延伸至中亞,後來更突厥化;到了東漢末年,其實曹操也起用不少外族的僱傭兵,朝鮮、東北遊牧民族等都有。
蕭: 其實是漢想霸佔了這片草原,然後又被人打敗,換其他人來繼續。
讀: 我覺得是寫歷史的人在吹牛,把夏商周秦漢宋明等在華中地區、黃河流域地區的漢人政權吹得太厲害,就以宋為例,北宋建立時,遼早就已經存在,因為它是繼承匈奴的政權,這亦解釋了為何宋之後,蒙古能突然走出來,之後又有後金、滿清等,在歷史上,少數民族的政權從來不比漢人政權弱。我們常以為明太祖朱元璋起義後,元朝就消失了,這絕對是錯誤,蒙古不過是撤離了中國殖民地,將大都歸還予你然後離開,但它還有中亞的察合台汗國、窩闊台汗國,就算印度的莫臥兒帝國,其實全都是蒙古政權,所以它一回擊那刻就已經是滿清了,如果這樣看的話,中國歷史被扭曲,除了因為儒家的正統觀外,華夏、夷狄等觀念亦有影響。
蕭: 所以說中國人有兩個良知,而你要建立良知,則你先要有那種天性。第一個良知是愛國,另一個是孝順,就算他會動手打自己母親,但你若問他是否應該孝順,他也會答你應該的。
讀: 這就成了儒家文化中的虛偽。
蕭: 都是已經根深柢固的東西,兩點都是中國人的天性。
用意識形態來治國
讀: 但到實際治國時,在操作層面卻不是靠儒家,而是法家。
蕭: 在操作層面上,中國確實解決了一個大問題:古往今來,其他文明的大帝國若然經歷幾百年後一定會崩潰,何解?因為治下的地方會不斷改變,變得難以管理,假如你要做好管理的話,就要付上極高的交易成本,於是慢慢走向衰敗;但對農業國家來說,地方愈大卻愈好,因為地方愈大則愈穩定,一來可以對抗遊牧民族;二來可以治水,就以黃河為例,也不可以簡單分割成上游和下游,因為上游一旦堵塞,下游也很糟糕,而且也需要大量的人手才能實行;三來就是因為一旦農業國家的人口到達上限,一定會出現天災,而天災之時群眾就要逃難,但如果此時有邊境限制就會很麻煩,所以古代早有「河內兇,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兇亦然」這說法,甚至葵丘之盟說的也是這些,「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於國事。」
統一後的大國固然有其優勢,但同時也會有其需要面對的困擾,就如剛剛所說,地方會改變,管理的交易成本很重,於是最後就會四分五裂,因為交通不便利,各地有其文化風俗習慣,甚至語言也不同,的確很難管理。
讀: 那唯有靠書同文、車同軌。
蕭: 是的,但對於秦朝,我另有自己的看法︰秦朝數百年來如此成功,秦始皇及生之年統一六國,但其實在他未死之時,陳勝吳廣經已起義,秦國就已滅亡,這是因為法家的一套管治得很徹底。
讀: 其實就是剷除六國的特色,然後一體化。
蕭: 就以它對整個國家的管治程度來看,既要規定百姓準時耕作,又要求他們服役、建長城等等,甚麼都要管,以從前的交通和通訊情況,這套模式要管治幾百萬人是可以的,但如果要將這套套用到全中國,就一定不可以。
《睡虎地秦簡》中是這樣描繪秦朝的生活面貌的,軍人去打仗是要自己帶武器,甚至要家人寄給自己,那麼以從前秦國的領土大小,被派到邊境駐守一個月後,回家仍然可以耕作,但若然現在要守邊境,光是走路已經花了你五個月,而且國土愈大,就牽涉愈多的層級管理,亦衍生愈多欺壓,所以整套制度是會自行崩潰的。陳勝吳廣起義後,趙佗與其身在南方的上級一聽到秦朝有危險,馬上就將使者殺掉以及阻塞北去的通路,無他,大家都想秦國亡,只因整套管治方式真的不可行。這樣的一個高度集中的政權,其實可以用管理學的思維去理解︰假設一家公司中有五個人,那麼聘請第六個人時,並不是直觀地增加了五分一的人力資源,因為你要將第六個人與前面五個人的關係也一併考慮;同樣,一個政府的規模愈大,這問題的影響亦隨之增大。一套法家的系統管理幾百萬人已是上限,就如新加坡,假如她有幾千萬人口,同樣是管不來,所以當人口增加至幾千萬時,必然會自動崩潰。正因如此,漢朝一開始時就用黃老之術,甚麼也不管,但反過來,國家就會沒有力量。
讀: 漢朝實際上是臣服於匈奴,不然怎會經常將公主遠嫁出去。
蕭: 是的,沒有辦法對抗匈奴,所以就用上儒家的一套。就如黃仁宇所言,這套是假設的,從來都不能化成準確數字,大家只是用一套意識形態,虛假地模擬運作整個社會,是靠意識形態的統一去維持整個大帝國的,令交易成本大大降低,這才是中國文化最偉大的地方。
讀: 但我可否這樣說,真正將秦始皇的法家管治思想進行到底的人,其實是毛澤東。
蕭: 是的,因為現代傳播訊息的成本已經不同。
讀: 如果我們回看,其實秦代那套管治理想到漢代時都一直在發展、改變,而唐宋時又是另一個大變。日本人看中國史就跟我們很不同,他們認為中國的近代史開始於唐宋變革,特別是宋代之後,人民的意識開始高漲。
蕭: 如果說起宋代,就一定要提這個。我常說,儒家文化是世界上排行第二的文化,第一是近代工業文明,但在近代文明出現前,儒家文化絕對是世界第一,北宋的GDP佔全球的百分之六十,是無人能及的,就算近代文明中的美國也只是百分之三十多,可見其厲害,不過最終也敵不過資本主義。
讀: 原因何在?
蕭: 宋朝時的稅收高達九千萬緡,一直到慈禧時才能追及。
讀: 宋朝時的瓷器已能出口外銷歐洲,而且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有上千人的窰作坊製作。
蕭: 從前的我不太明白,但近十多年來多讀了經濟學才明白,王安石的一套其實就是以國家的力量來推動資本主義,是國家資本主義,跟英國的東印度公司一樣,將所有事都貨幣化,是一套很先進的經濟學思想。
讀: 所以日本人認為中國是由宋代開始進入近世,是用錢來作交易,而不是再用力役、實物。
蕭: 但這套最後也是失敗了,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貨幣不足,解決不到貨幣問題,因此頓挫,變回一個農業社會。其實宋朝時候已經推出紙幣,但當然是全無標準地亂印,後來則是用鐵錢,這是因為中國既不產銅,又不產銀,根本沒有其他東西能用來當成貨幣使用,一直到了明朝,美洲源源不絕的白銀流入,中國才能轉成銀本位。這其實限制了我們向資本主義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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