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怎成「近代中國勝日第一人」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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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一些歷史愛好者認為,袁世凱是近代中國戰勝日本的第一人。但殊不知,他所謂的勝日是什麼成色。
這話就要從頭說起了。
早年袁世凱的成敗都發生在同一塊場地上。
這塊場地就叫朝鮮半島。成也朝鮮敗也朝鮮,這句話對袁世凱可謂刻骨銘心。
查考歷史,中國的國際地位,從與朝鮮的關係上,可見淋灕的體現。而中日之間的強弱對比,也不可或缺這麼一塊試金石——朝鮮半島的宗主權。
從公元前的西漢開始,朝鮮就一直是中國最親近的藩屬國,進入明朝中後期,中朝兩國的關係走得越發近了。因為明萬曆年間,中國挽救了一次朝鮮亡國危機。
這事就與日本有關。歷史上中國與日本有四場大戰,其中三場都就圍繞朝鮮半島展開。這三場戰爭分別是:白江海戰、萬曆朝鮮戰爭,甲午戰爭。戰爭的發起方,不是泱泱大國中國,而反倒是島中之國日本。
因為從古至今,日本一旦羽翼稍豐,總是要先拿朝鮮試刀。所以進軍朝鮮,便成為它崛起的一個象徵。公元1592年,大明中國進入萬曆皇帝統治的中後期,國力漸衰,而日本這個時候卻走入上坡,四分五裂的戰國日本被草莽英雄豐臣秀吉統一,國力大增,就任關白(相當中國攝政丞相)的豐臣秀吉躊躇滿志、野心外露,於是率20萬兵征討朝鮮。應朝鮮的請求,宗主國明中國萬曆皇帝派兵援朝抗日東征,雙方斷斷續續打了七年拉鋸戰,最後日軍因領袖豐臣秀吉猝逝而撤軍,明軍付出很大代價,幫助朝鮮取得「壬辰衛國戰爭」慘勝。統治朝鮮的李氏政權保住了,尊明朝為「永世的父國」,故此朝鮮人對明朝的感情非常深厚。今日半島尚有「明朝在韓國」之說。
而時光流逝到袁世凱所在的清朝,情況就發生了很大變化。滿洲八旗征服中國以後,朝鮮曾一度自詡為正統,認滿清為夷狄,不向滿清稱臣,且決心為明朝報仇。後清朝派兵橫掃朝鮮半島,朝鮮也不得不服,與清朝重修了宗藩關係。1832年,英國人胡夏米前往朝鮮,要求與其通商,朝鮮方面的回覆是「朝鮮服事大清國,只尊大清國的旨」。顯然,朝鮮甘居大清國附屬國。
如果把國家肢體化,那麼東北是中國的右膀,而此時朝鮮則是中國延展的右臂。二者確實已經達到「打碎骨頭連著筋」的親密程度。因為歷史原因,朝鮮對中國大哥罩著小弟的能力從來是不曾懷疑的。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會變的。十九世紀中葉,朝鮮一部分人對清朝的宗主國能力產生懷疑動搖。在此之前,大清在與西方的交戰中處於完敗,分別向英國、法國甚至葡萄牙賠款割地,本土香港、澳門分別淪為英國、葡萄牙屬地,一個政治落後、無法自保的國家,有什麼資格再做他國的宗主國?可憐的老大連自己都保不全了,哪有能力保護自己的藩屬國?
於是,朝鮮政府內部,親清派已非鐵板一塊的主流派,親清派之外,新起了一股親日派。親日派中以朝鮮少壯派精英為主,他們希望脫離清朝,改革國政,組成開化黨。
這些少壯派的特點是敢說敢幹、且說幹就幹。1884年12月4日,開化黨發動政變。控制了王宮,殺了一批親清保守派大臣。成立了親日改革派政權,這就是朝鮮號稱的甲申政變。
常言道,時勢造英雄,朝鮮的這場政變,就給了大清國青年才俊袁世凱露臉機會了。
當時清朝在朝鮮設有駐軍,他們是兩年前應朝鮮王室要求入駐朝鮮的。原來進入十九世紀末葉的弱肉強食時代,困守半島的朝鮮李氏政權想偏安也不成,國內動盪不斷,兩年前就已經經歷過一次震盪。1882年7月23日,朝鮮發生壬午兵變。也稱漢城士兵起義。一群不滿外統治的軍人和市民,聯合起來攻入王宮。朝鮮王室向兩國求援。得到清政府積極響應。8月17日,清政府令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率三千人馬赴朝鮮平亂。
在派往朝鮮的清軍陣營中,有一位年僅23歲的青年軍官,他便是袁世凱。師從淮軍將領吳長慶,籍籍無名。而朝鮮突發的兩場事變,令他時來運轉。在第一次平息壬午兵變事件中,袁世凱已經小試牛刀、嶄露頭角。事後吳長慶在給清廷的呈報中特別表揚了袁世凱,說他「治軍嚴肅,調度有方,爭先攻剿,尤為奮勇」。事後論功行賞,袁世凱被授予五品同知官銜。「壬午兵變」後,朝鮮王室重新編練新軍,袁世凱因在平息事變中表現突出,也受到王室器重。以幫辦朝鮮軍務身份駐紮朝鮮。大清的這支遠征軍也以幫朝鮮訓練新軍的名義全部留下來。
兩年後,即1884年12月4日,身處多事之秋的朝鮮再次發生政變,就是這場「甲申政變」。袁世凱再次大顯身手。
開化黨因為是親日派,所以得到了當時日本的配合。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他率領150名日軍趕到王宮,與開化黨的50名士官生徒一同,控制了王宮。
開化黨組成的新內閣,並在12月6日,對外宣佈十四條政綱。其中第一條就明確提出要脫離與清國的宗屬國關係,建立獨立國家。他們宣佈「外結日本,內行改革,聯日排清,脫離中國,朝鮮獨立,實行君主立憲」。
客觀評價,甲申政變實質,既是親日派與親清派之爭,也是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可謂朝鮮歷史第一場憲政革命,帶有推動朝鮮歷史發展積極意義。領導政變的開化黨應屬朝鮮進步政治力量。
然而,開化黨雖屬進步力量,但得到的外援很少,開化黨加日軍,總共不過200號小股軍隊,基本屬於孤軍奮戰。而當時清朝入朝軍隊人數在3000人左右,十倍以上於對方。
幫辦朝鮮軍務的袁世凱,是在政變發生第二天才得知確切消息的。他權力有限,清朝駐朝軍號稱「慶軍六營」,主帥當然就是吳長慶。
因為顧忌到宮中還有日本軍隊,起初吳長慶表現得較為謹慎,不敢擅自行動。即便遭開化黨清洗的中間派大臣紛紛跑到清軍大營,「痛哭乞師」、要求出兵,吳長慶也一時猶豫不決。而此時袁世凱起到了鼓動作用,在吳長官猶豫不決的情況下,力勸吳行動,並自告奮勇,表示自己願率清軍入宮鎮壓開化黨。為了打消吳長官及群僚的失敗問責顧慮,袁世凱承諾:「如果因為挑起爭端而獲罪,由我一人承當,決不牽連諸位」。
勝利功勞歸大家,失敗責任我獨抗。應該說,年輕的袁世凱此時還是體現了一定的勇氣和血性。最重要的,評過一次朝鮮內亂的他,曉得對手的戰鬥力,心裡有底。12月6日,血氣方剛、信心十足的袁世凱率領約2000名清軍,聯合擁護國王的朝鮮軍隊一道進入王宮,經過幾個小時的「激戰」,擊敗了總共不到二百人的開化黨人和日軍,重新控制了王宮。日本駐朝鮮公使竹添進一郎自焚公使館,率部逃亡仁川的日本領事館。後帶開化黨殘餘幾人,逃回日本。開化黨政權僅存在3天,便告流產。
事後,清廷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與日本簽署了《中日天津會議專條》,確定「朝鮮若有變亂或者重大事件,清、日兩國如果其中一國要派兵入朝,應先行文知照對方」。這項條款事實上第一次確立了日本在朝鮮同清朝對等的地位,也使中國的宗主國地位發生了根本的動搖,被公認為是清朝外交政策的一次巨大失敗。
但是,作為朝鮮內政的實際控制者,這場政變最大的贏家卻是袁世凱。這場以十倍之力,平小股之敵的事件,事後被袁世凱聯合吳長慶上報朝廷,描述為重大勝利。1885年11月,年僅26歲的袁世凱被清政府任命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員,左右朝鮮政局,儼然朝鮮太上皇。
為什麼袁世凱會在朝鮮成功呢?
一方面,是他的果決成就了他。當時清政府接到甲申政變、清軍捲入的消息時,十分震驚。不過還沒有想好對策之時,又得知袁世凱率清軍已及時平叛,而沒用國內派一船一艦、添一兵一卒時,清廷實在是大喜過望。
而另一方,袁世凱的成功還有賴於日本的成全。
袁世凱此時的日本對手竹添進一郎,只是個外交家,並非政治和軍事強人。史料稱他「態度和行事風格都偏靈活」,他與清軍駐朝統帥吳長慶交情融洽,反對「中國威脅論」,不是一個強硬派。朝鮮開化黨領袖金玉均說:「金某無義,又無智識」,「竹添素性怯懦,即一書生」。可見,袁世凱的對手,不是日本士大夫中的佼佼者,只是一介書生文人而已。
而且,這裡還有日本國策幫忙。當時明治政府鑑於本國維新大功尚未告成,軍隊羽翼還未豐滿,命令駐朝日軍對這次朝鮮變局採取了有限介入方式,140人一個連的隊伍,怎麼能抵3000人的六個營清軍呢?這在一定程度上讓袁世凱撿了便宜。從而得到「近代中國戰勝日本第一人」的誇世資本。
甲申平亂後,袁世凱在朝鮮過上了太上皇般的風光好日子。但到了1894年,朝鮮又生東學黨內亂,袁世凱錯判時局,誘發中日甲午戰爭,結果差點被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活捉,最後不得不臨陣脫逃,退回中國。
對手十年前的韜光養晦,十年後就找回來了。甲午戰爭令袁世凱「近代中國勝日第一人」光環迅速消褪,聲望一度一落萬丈。
作者:(程萬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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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捉努爾哈赤的大明最強邊帥究竟是誰?|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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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明朝,最強邊帥發生在萬曆一朝,明神宗朱翊鈞在世人眼裡冒似是個「混蛋皇帝」,史家有「明之亡,名亡於崇禎,實亡於萬曆」的說法,但歷史上的朱翊鈞並沒有那麼無能,他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在位期間有「張居正改革」,出現了「萬曆中興」,軍事上重用兩員大將,東北有李成梁,東南有戚繼光,出現了「萬曆三大征」,不管是蒙古、女真還是日本倭寇,不敢越明境一步。經濟上也領跑於全世界,英國在明朝面前只是小弟的角色。說大明實亡於萬曆,其實指的是他麾下大將李成梁,誤殺了努爾哈赤的父親和爺爺,卻放走了努爾哈赤,為滿清入關留下了禍種,後世評價他為「不世之功臣,千秋之罪首」!
說起李成梁的身份,可以說他是中國人,也可以說他是韓國人。如果論祖籍,他應該是唐室宗親,李淵、李世民一脈,正宗中國人,隴西人士。但唐末戰亂,李成梁的先祖逃到了朝鮮,加入了「朝鮮國籍」,所以又可以說李成梁祖籍是朝鮮人或韓國人。李成梁的高祖李英,後來從韓鮮半島遷到遼寧鐵嶺生活,受封大明官職,任鐵嶺衛指揮僉事,李成梁就出生在鐵嶺,和趙本山是老鄉,所以說他又「認祖歸宗」,成了中國人。
從李英開始,李家開始世襲鐵嶺衛指揮僉事,僉是什麼意思?輔助的意思,僉事,就是輔助指揮的事情,軍事上的指揮副手,明代名將戚繼光十八歲時擔任世襲的登州衛指揮僉事,一般分掌訓練、軍紀等,相當於現在的副職或助理。李成梁的父親李涇,也擔任鐵嶺衛指揮僉事一職。這是個不大的官,所以李家的家境並不是多好,李成梁四十歲不惑之年時,才以生員的身份襲了父職,也做這個僉事。生員就是秀才。但李成梁這個秀才,可不是普通的秀才,他「英毅驍健,大有將才」,初為險山參將,因屢立戰功,隆慶元年進為副總兵官,協守遼陽;隆慶四年,被提拔為遼東都督僉事,駐節廣寧;隆慶五年,進封為署都督同知,世代承襲千戶;萬曆三年,加封太子太保,世蔭錦衣千戶;萬曆六年,加太保,世蔭本衛指揮使,論功被封寧遠伯;最後耄耋之年時,明朝廷仍任用李成梁鎮守遼東,加封太傅。從四十歲征戰沙場,直到九十歲去世,李成梁與蒙古人、女真人打了五十年交道,除去在北京的幾年外,縱橫北方邊塞四十餘年,史載「成梁鎮遼二十二年,先後奏大捷者十」、「邊帥武功之盛,(明)兩百年來所未有!」。
李成梁對付的兩類敵人,一類是蒙古人,一類是女真人。李成梁之前,明朝遼東將領相繼敗北,三員大將陣亡。李成梁掌握遼東戰事指揮權後,節節勝利,他突破了李家鐵嶺衛指揮僉事的「魔咒」,是通過一場場的拚殺獲得的。對於明朝廷影響最大的一次戰役,是李成梁平定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外祖父王杲父子之戰,王杲是建州女真頭領,同時也是明朝廷冊封的建州右衛都督,這個王杲不知怎麼搞的,大明的官不好好當,竟然造了反,先後殺死撫順備御彭文洙、副總兵黑春、指揮王國柱、陳其孚、戴冕、王重爵、楊五美、把總溫欒、於欒、王守廉、田耕、劉一鳴等數十人,這還了得,李成梁率部擊敗了飛揚跋扈的王杲,在這次戰役中,努爾哈赤與其弟舒爾哈齊被俘,當了李成梁的俘虜,但李成梁並未殺他們,而是將他們收留充當僕役。
王杲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因為他是首要分子,被押往北京斬首示眾。但王杲的其中一個兒子阿台逃脫了,繼續與明朝廷作對。李成梁再征阿台,阿台是誰?是努爾哈赤的親娘舅,此時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與努爾哈赤的爺爺覺昌安已歸附了李成梁,奉命前去古勒寨為明軍勸降,負責進攻的李成梁部將尼堪外蘭設計騙阿台開城,攻破城池後展開了殘酷的屠城,結果在這次大規模的屠城中,阿台被殺,奉命勸降的努爾哈赤父親塔克世與爺爺覺昌安竟也在亂軍中同時喪命。
如果說努爾哈赤的外祖父與舅舅是罪有應得的話,那塔克世與覺昌安何罪之有,竟也被殘酷屠殺?這讓李成梁與努爾哈赤結下了殺父之仇。父仇不報,不共戴天,努爾哈赤後來反明有「七大恨」,第一恨就是殺父之仇。李成梁守邊有功,但他錯殺塔吉世與覺昌安,確是犯下的大錯。如果維護明朝的利益來說,李成梁斬草除根殺掉努爾哈赤,也就沒有後來滿清入關的事情了。但偏偏李成梁這會覺得內疚,起了婦人之仁,史載「太祖及弟舒爾哈齊沒於兵間,成梁妻奇其貌,陰縱之歸」,李成梁的的妻子偷偷放了他,無異放虎歸山。努爾哈赤逃走後,李成梁不但沒有攻擊努爾哈赤,反而縱容努爾哈赤女真部的擴張,「保奏給官」、「棄地以餌之」,其他蒙古部落、女真部落都成了李成梁的手下敗將,唯獨對於努爾哈赤,李成梁不聞不問,為明朝的滅亡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
李成梁戰功赫赫,但他和其他居功自傲的將領一樣,也「貴極而驕,奢侈無度」,後來竟發展到掩飾敗績、殺良民冒領軍功的地步,於是被言官彈劾,一度曾經被罷官免職。但缺了李成梁的邊境就是不太平,李成梁離開邊境十年之中,竟然八易其帥,朝廷無奈之下在李成梁七十六歲高齡時再次啟用其鎮邊。這麼大歲數了,竟然餘威仍在。李成梁老年戍邊八年,蒙古、女真部落竟然少有邊情。在這一段時間內,遼東雖無重大邊情,但李成梁卻辦錯了兩件大事。一是縱容努爾哈赤發展女真部,對明朝廷帶來隱患;二是主動放棄他自己開疆擴土的寬甸六堡,說什麼寬甸六堡,孤懸海外,離得太遠,不好防守,費錢費糧,不如撤了。撤了寬甸六堡,等於將這塊寶地,不經一戰送給了努爾哈赤,自毀遼東「長城」。這兩大錯,讓李成梁成為毀譽參半的人物,既是戍邊的英雄,又是亡明的罪人。另一明朝大將熊廷弼就彈劾李成梁,說他罪該至死。不過,皇帝還是比較青睞這位為明朝邊境安全立下不世之功的老壽星的,沒有懲罰於他。李成梁生有九個兒子,個個不失英雄本色。尤其其長子李如松,指揮了聞名世界的壬辰抗倭援朝戰爭,聲名蓋過李成梁,到底沒有給他的老子丟臉。
(作者:陸棄、孫玉良,歷史春秋網專欄作者原創文章,未經授權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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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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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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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壬四直五橫 在 Smart Travel Youtube 的最佳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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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育吠陀Ayurved a-Microbiology中,同樣認為五元素幫助構建了我們的身體,
土元素 | 構建了骨骼,骨骼的堅實和力量來源於土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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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元素 | 構建了我們心意的慾望、憤怒、佔有、迷戀、恐懼等情緒;
#六星連珠 #印度神童阿南德 #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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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佢啲新聞大家都有聽過 ,早幾日佢就預咗 將會喺 2021年的2月10日是个更可怕的时间节点,这一天会出现六星连珠,太阳、月亮、水星、木星、金星、土星将连成一条直线。在这一天,经济可能全面崩溃。
阿南德还强调,与瘟疫相比,饥荒和经济是更加严重的灾难。政府或者是个人应该提前做出准备。而这一切,阿南德认为是上天对人的一种严重的警示,如果不改过,饥荒与战争或者是大灾难会摧毁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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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除咗對佢個預言有興趣之外,我對佢個人以致佢所用嘅預測工具,更加感到興趣,原來佢係用印度占星術(Jyotish astrology)又稱之為「吠陀占星術」(Vedic Astrology),係一個發源於古印度的占星術系統。
佢通过使用占星术,正确地预测了黄金和白银的价格以及其他的股市經濟病毒流行等等嘅活动。
阿南德主要根据火星将与土星和木星相合,而月亮和行星拉胡(Rahu)也将相合。在印度占星术中,拉胡是九大主要的天体之一,被描述为引起日食的“影子实体”,是流星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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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情况,因为在占星术中,火星、土星和木星被认为是最强大的行星,因为它们都位于太阳系的外圈。因此,当它们全部对齐时,它们在地球上产生的力量是巨大的。
佢所運用嘅預測方式,就係所謂「吠陀占星學」(VedicAstrology),或稱「古印度占星學」(AncientHinduAstrology),是指印度民族的傳統占星學。“吠陀星學”在研究方面,主要強調個人命運裡的事態:比如是研究個人的名譽、運氣和財富等,而只有百分之五會提及個性和心理。印度古代占星术的起源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喺呢一樣係同西方嘅占星術有最大嘅分別 .西方嘅占星術最主要係好似星座咁樣分析每一個星座嘅性格同埋心理 .
【印度占星學特色】
˙奠基於吠陀文化,隱含「梵我不二」哲思與神思觀點,即係我哋中國嘅天人合一
˙預測事件、論斷時事為其精髓
˙採用恆星黃道
˙分宮圖:輔助判斷命主健康、財富、父母、婚姻等人生事項
˙行星組合:論斷命主先天格局
˙大運系統:預測命主人生各階段運勢
早期的天文觀察也許粗略,但隨著時代推演,變得越來越精密,甚至引進數理技巧、球面天文學;而上述活動所需預知的曆表編製方法,也更加精確。這種發展歷程,涉及了星象徵兆、氣候、地震、洪水、災變等占星預言,甚至其他神靈媒介、物候徵兆的預示,種類繁多。在占星學方面,為了爭取先機,或進行擇日,或解答心理疑惑,或以卜卦尋找失物,或論及命主生活境況和一生大運流年,也都有不同解讀方式。印度占星學將這些活動分門別類,以利區分。印度占星學可以分為三大類及六大支:
三大類 :
1. Ganita:天文學與占星學的計算。
2. Samhita:本集。日昝(盞)的觀測,包含徵兆、氣象、農作物的嗰年是否豐收、地震、洪水、大量人口的財富變化、經濟循環、房屋建築、流星及所有的自然現象。
3. Hora:命盤的解釋。
其中「Ganita」攸關天文學,如球面天文學、天文觀測記錄、行星位置的計算、順行、逆行、停滯、比太陽先出或後入、星體的顏色與大小、恆星位置等所有天文活動,尤其是與占星學有關的部分。
「Samhita」精細的處理自然現象的徵兆(Nimitta)。
「Hora」針對用事時刻、地點製作天宫圖(Horoscope),包括本命(Jataka)、擇日(Muhurta)和卜卦(Prasna)
六大分支 :
1. Gola:球面天文學,直接觀測天文現象與記錄。
2. Ganita:天文學與占星學的計算。
3. Jataka:本命占星學。
4 Prasna:卜卦占星學,就尋問事項解答,不用本命天宮圖的內容。
5. Muhurta:選擇吉祥的天象時刻從事活動。
6. Nimitta:徵兆的解釋。
六大分支其實就是三大類的細分。喺應用方面亦都可以配合六大學科,衍生出世運占星學(MundaneAstrology)
--主要研究日蝕、行星會合、新月等天體現象,以它們的發生時間來推測一個國家或社會可能發生的現象。 流年預測(AnnualForecast)--用來預測天氣和農作物的收成前景,視乎行星橫跨天空的現象來斷定來年的吉凶。
本命占星學(GenethliacalorNatalAstrology)--此種占星學是“吠陀占星學”的最重要部份,以個人出生的那一刻和地點來推算嗰個人嘅命運,強調的是出生時的浮升點(Lagna)、行星的格局以及其相位。[注:浮升點(Lagna),洋人稱為“上升點”(Ascendant),若撇開其度數不論,只論其所在之星座,則是洋人一般所稱的“上升星座”RisingSign)。]
過運(TransitSystem/Gochara)--主要研究行星橫跨先天星圖時,與之形成之相位及關係,來推算某短暫時期的運勢和發生事件。
時局占星學(HorarySystem)--以當事人問事的一刻來起出一張星圖,從而去問事情的吉凶,與中國的奇門遁甲和大六壬等術數的概念相近。
擇吉占星學(ElectionalSystem)--用以選擇一個良辰吉日,開張做生意、簽署合約、結婚和見工面試等。由於星體在一個選定時間的位置和狀態對個人活動有重大影響,所以這個學科的基本原則,是以開始進行某種活動的一刻,來決定行星與浮升點在天空的相對位置,以它們之間的互涉關係,從而選定一個良辰吉日。
需要注意的是,印度占星學家在前五個學科中,均以浮升點和行星在某一刻的位置來推算命運。而擇吉占星學則不然,它與其他五個學科不同,認為行星的位置和相位可以保障一個人的成功,提供了我們選擇吉時的自由。
學業力及轉化
吠陀占星學建立在兩項基礎原則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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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元素 | 構建了骨骼,骨骼的堅實和力量來源於土元素;
水元素 | 構建了肌肉和肌肉的運動;
火元素 | 構建了骨骼,神經系統。飢餓與口渴源自火元素,當火元素強烈,我們將感到饑渴;
風元素 | 促成所有四肢和身體的運動,內部器官的運動和代謝運行。擴張和擠壓也源自風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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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佢所講將會喺 2021年的2月10日是个更可怕的时间节点,这一天会出现六星连珠,太阳、月亮、水星、木星、金星、土星将连成一条直线。在这一天,经济可能全面崩溃。
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情况,因为在占星术中,火星、土星和木星被认为是最强大的行星,因为它们都位于太阳系的外圈。因此,当它们全部对齐时,它们在地球上产生的力量是巨大的。
佢所運用嘅預測方式,就係所謂「吠陀占星學」(VedicAstrology),或稱「古印度占星學」(AncientHinduAstrology),是指印度民族的傳統占星學。“吠陀星學”在研究方面,主要強調個人命運裡的事態:比如是研究個人的名譽、運氣和財富等,而只有百分之五會提及個性和心理。印度古代占星术的起源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喺呢一樣係同西方嘅占星術有最大嘅分別 .西方嘅占星術最主要係好似星座咁樣分析每一個星座嘅性格同埋心理 .
【印度占星學特色】
˙奠基於吠陀文化,隱含「梵我不二」哲思與神思觀點,即係我哋中國嘅天人合一
˙預測事件、論斷時事為其精髓
˙採用恆星黃道
˙分宮圖:輔助判斷命主健康、財富、父母、婚姻等人生事項
˙行星組合:論斷命主先天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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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天文觀察也許粗略,但隨著時代推演,變得越來越精密,甚至引進數理技巧、球面天文學;而上述活動所需預知的曆表編製方法,也更加精確。這種發展歷程,涉及了星象徵兆、氣候、地震、洪水、災變等占星預言,甚至其他神靈媒介、物候徵兆的預示,種類繁多。在占星學方面,為了爭取先機,或進行擇日,或解答心理疑惑,或以卜卦尋找失物,或論及命主生活境況和一生大運流年,也都有不同解讀方式。印度占星學將這些活動分門別類,以利區分。印度占星學可以分為三大類及六大支:
三大類 :
1. Ganita:天文學與占星學的計算。
2. Samhita:本集。日昝(盞)的觀測,包含徵兆、氣象、農作物的嗰年是否豐收、地震、洪水、大量人口的財富變化、經濟循環、房屋建築、流星及所有的自然現象。
3. Hora:命盤的解釋。
其中「Ganita」攸關天文學,如球面天文學、天文觀測記錄、行星位置的計算、順行、逆行、停滯、比太陽先出或後入、星體的顏色與大小、恆星位置等所有天文活動,尤其是與占星學有關的部分。
「Samhita」精細的處理自然現象的徵兆(Nimitta)。
「Hora」針對用事時刻、地點製作天宫圖(Horoscope),包括本命(Jataka)、擇日(Muhurta)和卜卦(Prasna)
六大分支 :
1. Gola:球面天文學,直接觀測天文現象與記錄。
2. Ganita:天文學與占星學的計算。
3. Jataka:本命占星學。
4 Prasna:卜卦占星學,就尋問事項解答,不用本命天宮圖的內容。
5. Muhurta:選擇吉祥的天象時刻從事活動。
6. Nimitta:徵兆的解釋。
六大分支其實就是三大類的細分。喺應用方面亦都可以配合六大學科,衍生出世運占星學(MundaneAstrology)
--主要研究日蝕、行星會合、新月等天體現象,以它們的發生時間來推測一個國家或社會可能發生的現象。 流年預測(AnnualForecast)--用來預測天氣和農作物的收成前景,視乎行星橫跨天空的現象來斷定來年的吉凶。
本命占星學(GenethliacalorNatalAstrology)--此種占星學是“吠陀占星學”的最重要部份,以個人出生的那一刻和地點來推算嗰個人嘅命運,強調的是出生時的浮升點(Lagna)、行星的格局以及其相位。[注:浮升點(Lagna),洋人稱為“上升點”(Ascendant),若撇開其度數不論,只論其所在之星座,則是洋人一般所稱的“上升星座”RisingSign)。]
過運(TransitSystem/Gochara)--主要研究行星橫跨先天星圖時,與之形成之相位及關係,來推算某短暫時期的運勢和發生事件。
時局占星學(HorarySystem)--以當事人問事的一刻來起出一張星圖,從而去問事情的吉凶,與中國的奇門遁甲和大六壬等術數的概念相近。
擇吉占星學(ElectionalSystem)--用以選擇一個良辰吉日,開張做生意、簽署合約、結婚和見工面試等。由於星體在一個選定時間的位置和狀態對個人活動有重大影響,所以這個學科的基本原則,是以開始進行某種活動的一刻,來決定行星與浮升點在天空的相對位置,以它們之間的互涉關係,從而選定一個良辰吉日。
需要注意的是,印度占星學家在前五個學科中,均以浮升點和行星在某一刻的位置來推算命運。而擇吉占星學則不然,它與其他五個學科不同,認為行星的位置和相位可以保障一個人的成功,提供了我們選擇吉時的自由。
學業力及轉化
吠陀占星學建立在兩項基礎原則之上:
1、我們都擁有永恆不朽的靈魂----在梵文(古代印度佛教經典語言)中被稱為”atmas”,(英語單詞“原子”-atom-即源自於此)。一個”atmas”是組成永恆而神聖生命的極限微小顆粒。以此而言,我們的靈魂無法逝去或被扼殺,因為它們來自於另一個非物質的世界。然而即使我們的靈魂永恆不朽,我們仍需親臨這個物質世界。換句話說,我們是體驗人類經歷的靈魂,而非感受精神體驗的人類。
2、世間萬物都遵循因果定律。這意味著“每一個作用力都會產生一個同等的反作用力”。當你把這兩條真理合二為一,所得到的結果就叫“業力”。業力的根源為“kri”,代表“行為”。所以我們靈魂在物質世界內的所作所為都會依據物理定律產生反作用力—它們並不是某種懲罰,而是長時間積累起來的因果關係的科學規律。古印度吠陀占星學是靈魂與自然界定律的結合體。隨著時間的推移,掌握了我們所做的一切。它的神秘之處就在於由自然界引發的反作用力不會立刻被體現出來。是在長時間後才會發生在你我身上,即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莫言不報,時刻未到”。
這種思想引發了“輪回”的概念:永恆的靈魂將會不斷地轉換自己的凡身,一世又一世,並且每一個新的肉體都延續承載者前世過往的因果迴圈。形象地去理解,就是將你的自由意志比喻成聚集自己所有想法、言論和行為的財產投資。吠陀理念基於--無論你身在何處,自然界的內部體統會將你的全部“投資”轉化成為相應的回報。即使你換了新的肉身,大自然仍知該如何找到你並與你“續約”。
想像一下,在人生的終結之際,肉體死亡之後,你被聖靈帶到了“所用業力庫”裡,他們將會審計你的“業力帳戶“,計算你用了多少”業力幣“,然後通過複雜數學統計來算出你將被賦予的下一個凡身。你會被指定父母、家庭和兄弟姐妹,然後又成為了凡間中新的生命。而未回報或發生作用的業力,亦或是前生靈魂帶來的因果影響,將會被轉至新的生命,即凡身之上,仿佛我們出生時都拎著無形的業力行囊。
這就是“星座”的邏輯原理。星座是你出生時所在地(準確經度與緯度位置之上)的天空表像形態。在行星與恒星的位置背後隱藏著能夠揭露伴隨每個靈魂的因果秘密的圖表。吠陀占星學的星盤是一張照片---新生靈魂“(業力)投資檔案”的快照。因為星盤由光線格局組成,所以吠陀占星學也稱為“周諦士”,即研究出生時刻天空中光線格局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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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和園是清朝的皇家行宮和大型皇家園林,位於中國北京市海淀區西北,占地290公頃(合4400畝)。頤和園修建於清朝乾隆年間(原名清漪園)、重建於光緒年間,曾屬於清朝北京西郊三山五園之一。頤和園素以人工建築與自然山水巧妙結合的造園手法著稱於世,是中國園林藝術頂峰時期的代表。1998年,頤和園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頤和園以萬壽山和昆明湖為主,昆明湖占頤和園總面積的四分之三。除了湖山,還有殿堂景區、耕織圖景區。重要建築集中在萬壽山南北中軸線上。萬壽山分為前山、後山兩部分,前山自東向西有養雲軒、無盡意軒、介壽堂、排雲殿、清華軒、寶雲閣、共一樓、聽鸝館、畫中游等知名景觀。後山南北中軸線為規模宏大的漢藏風格寺廟殿宇,包括四大部洲、須彌靈境、香岩宗印之閣等等,周圍點綴以數座小型山間園林,有蘇州街、寅輝城關、花承閣、賅春園、繪芳堂等建築。昆明湖中有三座島嶼,分別名為南湖島、藻鑒堂島、治鏡閣島。昆明湖由一條西堤將大湖一分為二,光緒時建立圍牆,修築起了東堤。
頤和園的主要區域可包括六個部分,分別是殿堂景區(是帝後料理朝政和住宿所在)、萬壽山景區、昆明湖景區、耕織圖景區(獨特的農牧色彩)、長廊景區和中軸景區(起於前山雲輝玉宇牌樓,止於後山慈福慧因牌樓)。作為一座知名園林博物館,擁有豐富制式的園林建築和景觀營造手法,涵蓋了中國傳統名著中的亭台樓閣,軒榭台堂。
東宮門:為頤和園的正門。門前有兩隻銅獅,是清漪園遺物。宮門前的雲龍石階是圓明園安佑宮遺物。門額上「頤和園」三字為光緒帝御筆親賜。宮門前有大廣場,南北兩側為朝房,前有大影壁。
仁壽殿:在頤和園東宮門內,是慈禧太后、光緒帝夏天住在頤和園中臨朝聽政,接受恭賀,以及接見王公大臣和外國使節的地方,這裡也曾經是光緒皇帝頒詔實行變法維新的地方。始建於乾隆十五年(1750年)命名為勤政殿,意為不忘勤理政務。咸豐十年(1860年)遭到英法聯軍焚毀,光緒十二年(1886年)慈禧太后重建時,改為現名,意為施仁政者長壽之意,是頤和園聽政區的主要建築。殿為東向,面闊九間,單檐卷棚歇山頂,兩側有南北配殿,前有銅麒麟、壽星石,以及銅龍銅鳳的雕像,排列在仁壽殿外。是皇帝,皇后在舉行朝會大典時會點燃檀香。在中國古代龍就是皇帝的象徵,鳳就是皇后的象徵。按照慣例是龍在上,鳳在下,但是自慈禧太后掌權之後,就將龍,鳳的位置給顛倒變成鳳在上,龍在下,藉此來顯示出慈禧太后的權威。殿外懸掛著「大圓寶鏡」的匾額,意為當政者的智慧如同大圓寶鏡一樣,能夠洞察一切。殿內則是高懸著「壽協仁符」的金字匾額,意為仁與壽君子兼而有之。正殿內設置慈禧太后,光緒帝召見王公大臣時的寶座,寶座是用上等的紫檀木雕刻而成,椅背上刻有九條金龍,寶座的旁邊設有掌扇,鼎爐,鶴燈。東為仁壽門。殿北有水井「延年井」,殿後為巨大的獅子林假山,仿蘇州獅子林,堆山所用的劍石、石筍為圓明園正大光明殿後假山遺物。
玉瀾堂:在仁壽殿西,始建於乾隆十五年(1750年),咸豐十年(1860年),光緒十八年(1892年)重建,成為皇帝在頤和園中處理政務和居住的地方。正殿即玉瀾堂,堂名是取自晉代詩人陸機的詩句「玉泉甬微瀾」當中的「玉」和「瀾」二字合併而成。內設有御案寶座。原為一四通八達的穿牆殿,光緒皇帝曾經被慈禧太后囚禁於此,因此殿北的後門用磚牆砌死。前院東配殿名霞芬室,西配殿為藕香榭,兩殿的門內亦可見圈禁光緒帝的圍牆,是一處重要的歷史遺蹟。正殿地磚上原有坑窪洞痕,為光緒帝被囚禁時用手杖擊地發泄而成。玉瀾堂西側另有夕佳樓,樓西為鄰水過道,蜿蜒曲折,稱為「九道灣」。
宜芸館:在玉瀾堂北面,乾隆時是藏書之所,光緒年間改建為光緒皇帝的皇后隆裕的居所。院門為垂花門,稱宜芸門,門內側牆壁上有10塊石刻,是乾隆帝摹寫的名家法帖,原藏於惠山園內,重建時移此。正殿為宜芸館,東配房稱道存齋,西配房稱近西軒,均沿用乾隆時舊名。戊戌政變後,玉瀾堂與宜芸館之間的通道也被磚牆切斷。宜芸館北門有飛閣復道通至德和園戲台。
德和園大戲樓:頤和園中看戲的地方,原為乾隆時期的怡春堂。樓高21米,三層,結構與圓明園同樂園清音閣和避暑山莊清音閣相同(與紫禁城暢音閣不同的地方在於其外形是卷棚頂,且覆灰瓦),是清朝最大的戲樓之一,三層舞台間有天地井相通,南部有兩層的扮戲樓,北部為看戲用的頤樂殿。德和園之東為「東八所」(壽膳房、壽茶房、壽藥房)、養花廠和武備院等服務性院落,現被隔出頤和園,改為頤和安縵酒店。
樂壽堂:是慈禧太后在頤和園中居住的地方,始建於乾隆十五年(1750年),咸豐十年(1860年)遭到英法聯軍燒毀,光緒十三年(1887年)重建。門外有水木自親碼頭,有牌坊,是清宮中最早安裝電燈的地方之一。院子分為三路,中路樂壽堂為慈禧太后的居所,中部為起居空間,裡面設有用上等木材紫檀木雕刻而成的「御案寶座」後面放著十五折的玻璃屏風,兩側設有羽毛掌扇,羽毛掌扇不但裝飾精美,也可以顯示出慈禧太后的威儀。西間為寢宮,東間為更衣室。堂前陳列銅鹿、銅鶴、寶瓶,取「六合太平」諧音。寢宮內的文物有用珍珠、瑪瑙、翡翠製成的花籃,用金銀和各種寶石鑲嵌的四季花卉壁畫等。樂壽堂前有明代米萬鍾遺留的「青芝岫」巨石,院中栽培玉蘭、海棠、牡丹,取「玉堂富貴」之意。後院原有乾隆時期遺留之古玉蘭樹,2005年枯死移除。東跨院後半部稱「永壽堂」,為太監總管李蓮英住所。西跨院北部有假山,以及坐落於山上的扇面殿「揚仁風」。揚仁風院落西南角即長廊入口。
長廊:東起樂壽堂西院,西至石丈亭。長廊長達728米,共273間,其間點綴以留佳、寄瀾、秋水、清遙四座亭子,以及魚藻軒、對鷗舫兩座對稱的點景建築。長廊背山面水,平面呈展翅蝙蝠形狀(取福字諧音),不僅把各處景點有機地串聯起來,本身也是頤和園中一處最有名的景觀,長廊上有西遊記、三國演義、紅樓夢、西湖風景、二十四孝、中國古代詩歌和神話故事(如張敞畫眉、牛郎織女、張良納履等)、山水花鳥等圖畫,共計一萬七千餘幅。
排雲殿:在萬壽山前山中部的建築中軸線上,原址為大報恩延壽寺,1892年重修,是慈禧太后做壽時接受賀拜、舉行慶典的地方。「排雲」二字出自晉朝人郭璞「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台」的詩句。排雲殿正門為排雲門,門前有雲輝玉宇牌坊,兩側有十二屬相石。排雲門和二宮門之間有方形的蓮池,池上架金水橋,兩門內分別有紫霄、玉華、芳輝、雲錦四座配殿。排雲殿正殿為頤和園內等級最高的建築,建在九級漢白玉台基上,七間五進,重檐歇山頂,黃琉璃瓦,左右兩側有耳殿,各殿之間有復道相連,橫列共計二十一間。排雲殿之後為德輝殿,再後為高42米的石砌高台,沿台前八字樓梯「朝真磴」可向上通往佛香閣。排雲殿東為介壽堂,西為清華軒,清朝時均為命婦退居之所,現被頤和園作為別墅出租,不對遊人開放。介壽堂內有連理柏和紫玉蘭各一株,頗為名貴。
佛香閣:位於萬壽山前山正中位置,為鐵力木修建的八角形三層樓閣,高41米,上覆綠剪邊黃琉璃瓦,是頤和園內體量最大的建築。閣內供奉接引佛,每月朔望,慈禧太后在此燒香禮佛。佛香閣原為九層佛塔延壽塔,修築到第八層時乾隆帝下令拆毀,仿武昌黃鶴樓改建閣樓。
智慧海:位於萬壽山山巔,為無梁佛殿,全部為五色琉璃磚砌成,色彩絢麗,圖案精美,壁面嵌有1000多尊佛像。外牆下半部琉璃磚上的佛像頭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悉數鑿毀。殿內觀音像為乾隆時所造。殿前有琉璃牌坊,其上石額構成「眾香界」、「祗樹林」、「智慧海」、「吉祥雲」四句偈語。
萬壽山昆明湖碑:在排雲殿之東,碑上有乾隆御書「萬壽山昆明湖」六字,碑後是乾隆所撰《昆明湖記》,講述修建清漪園的理由。碑左右各有一座亭子,亭內有「轉輪藏」木塔,塔中有軸,推之使其轉動。此處仿杭州法雲寺藏經閣而建,不對遊客開放。
寶雲閣:在排雲殿之西。又稱「銅亭」。建於乾隆20年(1755年),高7.55米,重41.4萬斤,蟹青冷古銅色仿木結構,樑柱、椽瓦、斗拱、門窗、對聯全部用銅鑄成。門窗原被八國聯軍掠走,在1980年代由海外華人購得,捐給頤和園。
石舫:清晏舫,原名石舫。是一半入水的兩層石舫,長96米,上原有中式艙樓,1860年被焚,光緒重建時改為木製仿西洋大理石艙樓,並在石舫兩側加造明輪。石舫西北為小島,島上原有西所買賣街,兩岸仿揚州瘦西湖景色。
聽鸝館:在萬壽山前山西部。內有兩層戲樓一座,在修建德和園大戲樓前,這裡是慈禧太后聽戲的主要場所。館內古柏參天,館外有杏樹和翠竹。聽鸝館現為聽鸝館飯莊,經營仿清宮廷菜餚,內設貴壽廳、福壽廳、壽膳廳等十個餐廳。
畫中游:在萬壽山西部,依山而建,中為八角形兩層樓閣,東西為兩樓兩亭,東樓名「借秋」,西樓名「愛山」。各建築間有爬山遊廊和石洞相通,錯綜複雜,猶如迷宮。站在亭上四周環顧,有置身於畫中之感。
前山東部:有景福閣、自在莊、含新亭、養雲軒、意遲雲在、千峰彩翠、無盡意軒、寫秋軒、國花台等點景建築。無盡意軒和自在莊清朝為命婦退息之所。景福閣為慈禧太后觀賞雨景、月景之地。
前山西部:有邵窩殿、雲松巢、湖山真意、山色湖光共一樓、石丈亭等點景建築。邵窩殿之名取南北朝時宋朝邵康「安樂窩」典故,雲松巢取李白「吾將此地巢雲松」詩句,兩殿現均為頤和園工作人員休息處。
長廊西端,石丈亭北有一組院落,稱「西四廳」,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太后移居頤和園時將珍妃囚禁於此。西四廳西北有貝闕,又稱宿雲檐,乾隆時是清漪園的西門,上供關帝銀像。貝闕向北有並列的石橋兩座,東橋低平,西橋為拱橋。清漪園時期園牆從兩橋中間穿過,西橋在園外,東橋在園內。
後山
蘇州街:又稱買賣街。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年),乾隆帝下江南,到蘇州遊歷唐代白居易修建的七里山塘,回京後在頤和園後湖仿照七里山塘的模樣修建了蘇州街。1860年被英法聯軍焚毀,光緒時期重建頤和園時未修復,1988年復建。
諧趣園:位於頤和園東北角。此園是乾隆於乾隆十六年(1751年——下江南時,看了無錫惠山腳下的寄暢園,仿其意而建,自然保有江南園林之美。諧趣園原名惠山園,1811年曾經改建並改為現名,為萬壽山東麓的園中園。這座園有「到門唯見水,入室盡疑舟」之美譽。園內水多橋多,最著名的橋是知魚橋。此橋橋身低平,貼近水面,能讓遊客觀賞魚群在水中來回穿行。橋坊上有乾隆皇帝命題的詩句。諧趣園的北部是正殿涵遠堂,此堂原為慈禧太后在此水池釣魚時休息之用,殿內裝飾精美雅緻,在頤和園里可說是上乘之作。另外,環繞水池的遊廊是一條景色多變的的遊覽路線,隨著每一轉折,必有新的景色出現在眼前。
四大部洲:位於後山中部中軸線上,仿照西藏扎囊縣的著名古寺桑耶寺,為漢藏風格的宗教建築群,居中為漢式建築香嚴宗印之閣,內供藥師、如來、阿彌陀三尊佛像,香嚴宗印之閣四周環繞藏式的四大部洲殿、八小部洲殿、日殿、月殿、四色塔。承德避暑山莊外八廟中的普寧寺布局與此相似。香嚴宗印之閣下原為須彌靈境殿,1860年被焚毀,未修復。須彌靈境殿前為松堂,是一座長方形廣場。
花承閣琉璃塔:位於後山東部,原為半圓形高台建築,1860年被焚毀,現存琉璃塔一座,太湖石及漢白玉浮雕海獸台基一座,以及柱礎、石階遺蹟。琉璃塔下部的佛像頭部被紅衛兵鑿除。
賅春園遺址:位於後山西部,為乾隆時修建的一處小型園林,園內最大建築為清可軒,是乾隆帝的書房,依崖而建,以石崖為其南牆。西隔桃花溝為丁香院,院南山崖上有香雲窟石洞,洞內有乾隆題詩和石座,洞西有十八羅漢摩崖石刻。賅春園1860年被焚毀,僅存園門一座,但台階、殿基和部分圍牆保存完好。
綺望軒遺址:位於後山西部山腳下,後湖旁。為乾隆時修建的一處小型園林,構造巧妙,地面隱蔽處有山洞,向下可直通湖邊石岸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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