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課稅手段箝制出版，是可恥的政策
＃社論
文化部宣布，二月一日起大陸授權台灣出版圖書將全面審查，若未經文化部許可將無法申請書號，亦無法享受圖書免徵營業稅的優惠。此舉引起出版業者強烈不滿：第一，這是利用稅制手段箝制出版自由；第二，這是蔡政府的反中政策擴及兩岸文化封鎖；第三，這是《出版法》變相復活，也是台灣的民主倒退。
為了一本童書《等爸爸回家》，文化部採取倒退的手段來箝制出版，暴露了蔡政府的粗暴和狹隘。對出版界的反對，文化部長李永得不僅不聽取建言，反而以充滿意識型態的官僚言詞攻擊出版人。他宣稱，出版陸書須經許可並非「思想審查」，而是「民主防禦機制」，避免不具善意的國家對台灣進行「文化侵略」。他直指，像《等爸爸回家》這樣宣揚中國抗疫的書，就是中共「認知作戰」的一環。李永得甚至疾言厲色地指責出版界，說反對這項管制，就是在台灣「幫中國強權維護他們的威權」。他並反譏台灣出版界「欺善怕惡」，質問他們：「敢跟中國要出版自由嗎？」
一個文化部長，為了自己的退步決策作出這種顛倒黑白的辯解，非常可議。李永得除模糊了文化侵略、民主防禦機制、認知作戰等概念，又對台灣出版人作出莫須有的攻擊，這除反映蔡政府的粗暴威權，也暴露民進黨缺乏自信，才需要用如此低級的手法來控制人民思想。
所謂「文化侵略」，是指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進行政治理念、文化理念、風俗習慣、價值觀的有計畫的征服行為。根據「國家圖書館書號中心」統計，台灣每年約出版二、三千種大陸書籍，範圍涵蓋人文、生活、文學、社會科學領域。這在台灣每年近四萬種新書中，所占比例極低，遠遠不及來自美、英、日等國的翻譯書。且其挑選，都是出版界根據市場需求而定。要說一本談抗疫的童書，就能對台灣構成文化侵略，民眾會相信嗎？
今天成長於七○年代中國大陸的這一代人，常提到當年如何受到瓊瑤、三毛等等台灣作家的影響；包括蔣勳、龍應台等人在大陸也都是極受歡迎的作家。相對的，台灣也出版了余秋雨、莫言、高行健、王安憶、劉慈欣等大陸作家的著作。人們看這些書籍，會說這是兩岸「文化交流」，而非文化侵略。
至於「認知作戰」，李永得則更是抓到草繩當成蛇。今天全球談中國發展的書籍何其多，有關中國的報導日日翻新，網路傳發的中國訊息從未間斷，台灣出版的中國書籍是數量極少的部分。李永得認為，一般人民對於中共黨政軍宣傳品沒有分辨能力，他也假設台灣出版人沒有判斷能力，所以才要交付審查。然則，一個不相信人民判斷力的政府，算什麼民主政權？人民又要如何相信，它有能力代替全民決定什麼書該出、什麼書不該出？
「防衛性民主」有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不能犧牲民主，更不能以壓制言論及出版自由為手段。言論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大法官釋憲早已確立除非面臨「明顯而立即的危險」，才能採取必要限制，以保障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但李永得為區區一本童書，迅即將「民主防禦機制」推進到作戰階段，不惜採取違憲手段。最可恥的是，他祭出課稅這樣低下的手段來威嚇出版人，行徑如同文化血滴子。
只要有事先審查以取得出版許可，就是違背出版自由，這是出版自由的鐵律。文化部長的職責，就在保護這個取得不易的出版自由，而不是在挑釁、傷害這個自由。否則，李永得和威權劊子手有何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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