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85了!
我從小只知道父母告訴我舊曆生日,那是農曆3月22日。在登記香港身份證那年,也許是鄰近新曆5月1日,因此就胡亂寫上那一天是我的生日。妻子女兒及朋友們都在5月1日為我慶生。後來有朋友幫我查到,我出生那年(1936年)的農曆3月22日,是新曆的4月13日。這以後,每年就過兩次生日,新朋友被告知是4月13日,老朋友還會跟我過5月1日。
近年最熱鬧的一次,是2016年4月16日,友人Felita 為我主辦的一次生日晚會,有數十人參加,大部分是年輕的新朋友,也有老讀者把二三十年前我主編的《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帶來作回憶。我那時的一些老同事也被我請來了。那是我八十歲生日。那年我出版了《世道人生之八十自述》一書。
不經不覺又過了5年,今天進入85歲了。5年前,我開始了《世道人生》的專欄,今年,我告別這專欄。
今天,我在實體上,一個人過;精神上,就把過去幾篇與生日有關的文章在這裡重刊,算是與讀友談天,一起過生日吧。
八十自述
(發表於2016年4月13日,已收入《世道人生之八十自述》一書中。)
我出生於1936年廣州。童年經歷戰前香港、淪陷的上海南京、戰後的上海北平,動亂中於1948年來了香港,在這裡穩定生活了68年。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給我更多,使我更愛。
在左派中學畢業,1955年進入親共出版社工作,在那裡得到知識的成長,1956年第一次在《文匯報》文藝版投稿獲刊登,從此走上編輯寫作之路,畢生沒有轉行。一個甲子了。
人生最大的改變是在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月刊,它開始時是一本左派背景的刊物,其後轉變成獨立的刊物。我也從一個服從中共領導的文化人,轉變成一個具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文化人。我創辦了這刊物,擔任總編28年3個月,實際上也是這刊物創造了我。沒有它,就沒有我的認識的改變,也沒有我下半生的事業,包括停刊後的寫作。
有黨派背景的報刊把報刊視為宣傳工具,講「立場、觀點、方法」,立場是第一位的。宣傳品不是以報導事實為主的媒體,不是監督社會尤其是監督掌權者的媒體,而是要把黨派的政治觀點和政策措施向讀者灌輸的媒體。辦《七十年代》之初,我向讀者宣示我們的理想雜誌,是「讀者是它的作者,而作者也是它的讀者」。也就是說,它不是由編輯組稿、作者寫給讀者看的雜誌,而是讀者和作者一起在那裏交流知識、經驗、見地和所聞所見的事實的雜誌。編者也是讀者、作者之一。我堅持開放園地,以文章的質素而不是以立場作選稿準則,終於不為左派所容;也因這主張,使雜誌緊貼時代,我的知識和思想也在讀者作者交流中不斷從自我反省得到拓展。卡爾·波柏的「批判精神就是科學精神」是我一生的座右銘。
在認識上固然需要不斷地糾正錯誤,但在明確媒體必須尊重事實、一切讀者關切的事都要如實報導,一切只要是充分說理的好文章都不拒絕刊登,這些基本價值觀卻必須堅持。由於在1970年自主決定報導海外的保釣運動,受到周恩來的關注,我也因此與中共香港工委有過比較緊密的聯繫。其後由於我100%堅守原則,而被掃地出門,但也因此給了我機會,去開闢獨立自主的媒體生涯。
「100%堅守原則,要比98%來得容易。」這是哈佛商學院教授Clayton Christensen的一句話。堅持100%,難關挺一下就會過去;堅持98%即表示你在名利權面前放棄自己2%的堅持,但放了2%就會繼續放,終於會變成一個沒有原則的人。
人生有許多時候要妥協,但既選擇媒體工作,那麼堅持不做宣傳工具就不能有2%妥協;堅持一切公眾關切的事都如實報導不能有2%妥協,寫政論須以事實為根據和忠於自己的認知也不能有2%妥協。就這樣,我見證了中國抗戰以來的變遷、文革、民運,台灣民主運動,香港則從九七問題出現到現在的所有階段,報導和評述這些變化幾十年。
父親送我的生日禮物
(發表在2019年4月9日的文章,記下對我人生最有影響的生日禮物,就是父親在我16歲生日時送的《魯迅全集》。)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這是現代人寫的文章嗎?不。這是100年前,1918年11月15日魯迅發表在《新青年》的文章〈隨感錄三十八〉,後收入他的文集《熱風》中。
摘錄這小段文字,就明白為甚麼魯迅的時論文章在今天讀來都不覺過時,也明白為甚麼這位在延安時期備受毛澤東稱道的作家,他的小說、雜文近年在中共國的教科書中不斷被剔除了。中國歷代的專制政權,都是植根於這種「合群的愛國的自大」中,也利用這種「自大」去凝聚民眾的奴性,經久不息,延綿至今。
1952年我16歲生日那一天,我父親送了一套《魯迅全集》給我作生日禮物。他那時約略知道我喜歡看文學著作,在學校的中文作文成績也較好。這套全集我一直保留到現在,許多本都佈滿蟲蛀的痕迹,紙頁也有點脆了。
這套《魯迅全集》是中華民國27年6月15日初版,民國37年12月15日三版的版本。民國27年是1938年,魯迅去世後兩年。全集20冊,前十冊是他的著作,後十冊是他的譯作。
父親送我時,大概沒有想到,這套全集是我思想和寫作的瑰寶。我至今仍然感懷父親給我這個畢生受用的禮物。我通讀了全集前十冊,後十冊的譯作讀了一部份。
魯迅舊學根底深厚,又留學日本,博覽西方文學和思想論述,在他的小說和雜文中,有傳統文化的底蘊,西學的淵源,和針砭時弊的邏輯思維。後來認識雜文家羅孚先生,他說他是吃魯迅的奶長大的。我想我也是。我甚至認為,只通讀魯迅,就兼具國學與西學的基本認知,和一定的寫作能力。
文革時中共把所有的中外文化都批判為「封、資、修」,但因毛澤東曾經極力推崇,因此香港左派書店除了大量毛著之外,還有魯迅著作。我這時期又把魯迅所有的小說和雜文再讀一遍,並寫過一本叫《和青年朋友談魯迅》的書,編輯過他的語錄。魯迅晚年參加中共幕後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但他沒有被中共體制收編,反而批判左盟領導者為「拉大旗‧作虎皮」的「奴隸總管」。魯迅自始至終保持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魯迅作品不僅針砭時弊,而且深挖中國人的劣根性,更使我畢生受用的是他的這句話:「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自己。」我後半生的思想認識的轉變,正是秉持這種批判現實也批判自己的精神而來。魯迅是我思想和寫作的基礎之一。
鼠年的生辰雜感
(取自2020年4月13及14日的文章與網誌。)
農曆3月22日是我的生日,2020年正好與我的新曆生日只隔一天,是4月14日。
我生於1936年,鼠年。回顧我生平經歷的所有鼠年,對我的人生都有意義。出生那年,是抗戰前夕。1948年,在中國內戰中,父母帶我從北平重回香港,由此在這裏開始了與在大陸完全不同的人生,我有了香港人的身份,儘管許多年後才對這身份有認同感。1960年,結婚,太太在大陸寶安縣教書,我們分離兩地直到1974年她重回香港。1972年,我辦的《七十年代》在左派陣營中崛起,那一年被邀到北京,見到一些要人,體會到的卻不是中共官方想要給我們的觀感。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開始面對表面明朗實際上卻灰暗的未來,社會從此開始了新的、延綿至今越趨激烈的矛盾。1996年,主權轉移將臨,港督彭定康預言,「香港的自主權……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2008年,與我相伴超過半世紀的妻子離世,我一度陷入長久的困惱中。2020年,香港繼反送中的絕望抗爭之後,來到全球疫情大爆發的時代。香港也在這一年實現告別一國兩制的「二次回歸」。
人說本命年是人生的一道坎。不過精通術數的哲學家勞思光生前對我說,本命年之坎,並非應驗在所有人身上,而是還要有其他命數配合的,所以毋須戒懼。但對於我來說,鼠年至少是人生的一個關口,悠長歲月中的每一個鼠年都像是一個里程碑。或者如弘一法師遺言所說的「悲欣交集」,悲是悲眾生,欣是欣幸走了過來,欣幸在自主命運中有新的覺悟。
過去幾年,每年都有新老朋友同我慶生。今年最冷清。有朋友問我:會不會悶?會不會感到孤獨、寂寞?孤獨與寂寞不是同義語,孤獨的人不一定寂寞,反而許多朋友一起鬧鬧哄哄的人往往是寂寞的。寫作人大都孤獨而不寂寞,一個人在那裏思想飛揚,如莊子所言: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昨天看港台的視點擂台,兩個年輕人黃之鋒和民建聯的林琳一對一辯論,糾纏着一個問題,甚麼是幸福?好像各說各的,沒有定論。
現代人的所有人文思想都從來沒有超越過古賢,而只是不同角度去解讀古賢。幸福的定義,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一語道破:「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氣。」
人的不幸不僅是物質的匱乏,而且是在物慾追求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做了奴隸:權力的奴隸,金錢的奴隸,色慾的奴隸。
自由並不等同於行動上的自由。自由的意思是自主,是為自己的準則而活的藝術。
×××
今年的生日,我也懷想到去年(2019)今天告訴我她也是農曆3月22生日的朋友Venny Lai,去年十月她在大阪旅行時突然過世,我知道時震驚不已。她妹妹一直放不下傷懷。我生日的願望之一是希望她妹妹和朋友們不要被不受操控的事情困擾。
人生有困難,有困擾。困難是你可以解決或經過努力也解決不了的事情;困擾是已經過去的或不受人為操控的事情。人的逝去是其中之一,目前的疫情何時結束?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操控的。作為個體來說,不須為這樣的事困擾。
敏儀傳送一首歌給我,是1943年歌手Vera Lynn演唱的We'll Meet Again,來自Vera Lynn主演的同名電影。這首歌是1939年由Ross Parker和Hughie Charles作曲作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最著名的歌曲,激發士兵們的戰鬥意志以及他們的家人和愛人的共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5C4meGkNyc&feature=youtu.be
朋友們,我們會再次相見。在這之前,仍然可以在網絡中以文字或聲音相見。
同時也有3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4萬的網紅Gavinchiu趙氏讀書生活,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隨着香港社會的徹底撕裂,警隊和市民中產生了極大的矛盾,但是警隊中人不乏反對中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處理香港社會問題,原因很可能是因為警隊已經成為了義氣團體,再以團體中只講義氣,不重是非。是次請來陶國璋教授討論這個問題,陶國璋教授畢業於中文大學和新亞研究所,師從老師勞思光、牟宗三等哲學大師。 《趙氏讀書...
勞思光 在 李怡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舊作選篇(之33)
清明節懷念哲人勞思光
(清明節,深切懷念兩位對我後半生有重要影響的知識分子,一位是1982年4月1日去世的徐復觀先生,幾天前是他逝世39週年,另一位是勞思光先生,他於2012年10月21日逝世。2012年12月16日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勞思光教授追思會,我應邀在會上致辭,講話全文收錄在2015年出版的《傾聽內心深處的吶喊》一書中。謹以此文作為清明節對這兩位大師的懷念,並向讀友們重溫我人生關鍵轉折時期的點滴。)
我在1981年與勞思光教授認識,正是我人生的關鍵轉折時期。當時我在文革後覺醒,從對中共的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也帶領着我主編的《七十年代》雜誌,在言論方向有所轉變。這時,香港前途問題引起關注,勞教授發起組織香港前景研究社展開討論,他請徐東濱先生邀我參加。參加者還有胡菊人、董千里等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基本上不相信中共對香港的承諾,因而提出各種設想去延續港英時代的成功制度。同年九月,我跟勞教授作了一次《中國之路向》的訪談,發表在1981年《七十年代》十月號。這個訪談,受到香港某左派月刊大肆抹黑攻擊,攻擊文章由中共內部刊物《參考消息》轉登,由是而使我及《七十年代》與中共關係畫上句號。
因香港前景研究社結緣,我與勞教授有了較多交往。勞教授生於1927年,比我長半輩,是我的良師益友。他的學術成就,不是我這樣學少識淺的文人可以評說的。我只能講幾點對他的印象。
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一位非常重條理的人,對許多人們常常受困擾的問題,他都會作出條分理析的釐清。
比如在我跟他作的訪談中,我提到許多海外人士認為,中國只能由中共領導,因為中國並沒有一個可以取代中共的勢力。勞教授就說:「我們對於一個現實上的統治勢力,是採取支持或是反對的態度,是根據我們對它的『評估』而定。而是否已經有可以取代它的勢力存在,則屬於『觀察』的範圍。『評估』與『觀察』根本是兩回事。倘若我們『評估』一個政府或一個執政黨,覺得有客觀根據說它的領導是對人民及國家有益,我們縱然『觀察』到許多現成勢力的存在,仍然有理由支持這個政府或政黨;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根據客觀成績來『評估』一個政府或執政黨的時候,發現它的領導把國家弄得一塌糊塗,使人民生活陷入痛苦,社會風氣墮落不堪,則縱使在『觀察』一面,看不見任何可以取代它的勢力,我們仍然應該反對它,應該追求大改革。」
他以上的評說,與他信奉儒家的義與命的分際有關。而這是我想說的他給我的第二個印象。
勞教授年輕時曾遇高人,授以占卜術數,後又精心研讀所有神秘學的古籍。因精於此道,熟朋友中有「鬼谷子」綽號。不過他平時很少露這一手。他堅守義與命分際,「義」講是非對錯,「命」指成敗得失,他認為凡事都以「義」為先,即以是非對錯作人生路向的抉擇,而以「命」即衡量成敗得失居後。決定了義的選擇,有時也會卜算命之所趨。他這個做人的原則,對我後來的人生選擇甚有影響。
勞教授給我第三個印象,是他一生不僅是一位自由主義的學者,而且是關懷社會和國是、不怕獨持異見的知識分子。不僅在言論上,而且身體力行。他在台灣因主張民主自由引起情治當局注意,被迫離台來港任教。他堅持台灣若不解除戒嚴,他不會去台灣。他又堅持大陸一天仍由共產黨統治,他也不回大陸。他還表示,香港若淪入共黨手中,他也不會留在香港。許多人可能只是嘴裏說,但勞教授卻是真這麼做。但他只是自己實行,並不勉強別人依從。我想這是他晚年離開家人在台灣獨居的原因。
三十年前,我脫離左派陣營後,在學識、見地和人格上,深受兩位學者影響,一是徐復觀教授,一是勞思光教授。徐在1982年去世,我與他接觸不多,但因接觸而日以繼夜地讀他的著作,對儒家文化重新認識,對中國政治也有了新觀察角度。1981年,我分別給這兩位學人作過深入訪問。其中談到知識分子,徐教授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長期受專權政治影響,崇拜權勢,有奶便是娘,早已把傳統文化中「以天下為己任」的基本價值丟掉了;勞教授則認為中國和香港特別需要知識分子的努力,因為觀念的建立,對客觀事理的了解,不是依靠媚俗言論可以成功的,它要靠知識分子提倡理性態度、堅持公平要求、提倡嚴格思考,才能為社會未來發展建立普遍基礎。我在其後三十年的歲月,秉承徐教授的教誨,銘記中國傳統文化中「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質疑權貴;也秉承勞教授的誨導,努力以理性思考去抗擊媚俗言論,不畏權勢也不畏群情。儘管成績極有限,總算盡了自己的本份。如今,徐勞二公這樣的知識分子,已不多見,唯望中大勞教授的幾位高足,能繼承他的香火,作育英才,開枝散葉。勞教授,長在我心,深念之深念之。(中大勞思光追思會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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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道人生:辛丑「日日是好日」(李怡)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庚子去,辛丑來。人不同,事不同,世事大不同。庚子年,恐是我人生歲月中唯一沒有任何一天較為開心的一年。瘟疫施虐,苛政橫行,小人得志,好人蒙難,牆國囂張,自由遭殃,價值崩壞,道德淪喪……
全球罹難,世情下,人們紛問辛丑運程。無論印度14歲神童阿南德,還是香港堪輿家,都預測厄運仍會在今年延續。日前《蘋果》、《東方》就香港運勢往黃大仙求籤,分別獲93籤「孔子聞衞樂」和25籤「朱洪武登基」,前者籤文有「鄭衞之音不忍聽」句,「鄭衞之音」《禮記》指為「亂世之音」,現時香港就是鄭氏噪音;「朱洪武登基」意味將大殺功臣,曾鈺成已首遭開鍘,在民主派被滅後輪到地方建制派矣。歷史不斷循環。
想起已故哲學家勞思光。勞公年輕時曾遇高人,授以占卜術,後又精心研讀所有神秘學古籍,是少數會算大六壬(一種比較複雜的古老占卜術)之人,熟朋友中稱他為「鬼谷子」。大約1975年,他就算出毛澤東會在來年去世,因應驗被驚為天人。1981年我初識他時,他曾經幫我算過,算出我的過去還挺準。後來我問他,是否真相信神秘學,他說,電腦有千分一出錯你就覺得不能接受,但算命若有50%說中你就認為很準;從科學上看,神秘學是缺乏根據的,只不過又往往應驗,所以從經驗上看就不能斷然否定。
他說,就個人的行事取向,儒家有「義」與「命」的分際,義指是非對錯,命指成敗得失。他認為凡事都以「義」為先,即以是非對錯作抉擇,而以「命」即衡量成敗得失居後。決定了義的選擇,有時也會卜算命之所趨。
那時候剛傳出中國決定1997年收回香港的消息,勞教授發起組織香港前景研究社,我也被邀參與,我們的出發點,是基本上不相信中共對香港的承諾,因而提出各種設想去延續港英時代的成功制度。不用說,我們的努力微不足道,而且成為少數螳臂擋車的失敗者。我估計勞思光在組織這樣的討論時,大概也卜算過成敗,但他顯然沒有因為卜算到會失敗而放棄堅持和努力。
他這個做人的原則,對我後來的人生選擇甚有影響。我也多次談過關於義與命分際的事。不過,許多事情我們在道理上都懂,但當有現實考驗時,往往就放一邊了。庚子年從隱瞞疫情開始,接下來發生的所有事情,包括世衞的配合,香港國安法和「鄭氏之音」,美國大選中媒體和社交媒體的一面倒,牆國「有錢使得鬼推磨」的無往不利……「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北島的名句在這一年完美體現。
絕大部份東西方的知識人、媒體,沒有義與命的糾葛,他們大都毫不猶豫地只顧得失成敗,根本不考慮是非對錯。包括香港曾經支持自由抗爭的一些知識人和媒體人,近來也選擇了成王敗寇原則。
德蘭修女大致說過這樣的話:人們不講道理,但你還是要講道理;你做好事被指別有用心,你還是要做好事;你誠實坦率受攻擊,你仍然要誠實坦率;你多年營造的事情毀於一旦,你還是要營造……
展望辛丑年,也許邪惡的現實持續,也許金錢和強權繼續橫行,甚至變本加厲,也許社會人人爭着變犀牛,堅持維護個人權利的西方保守主義傳統價值備受攻擊,但沒有關係,已經見識過世情的最壞,也不再怕更壞。堅持以是非對錯的抉擇為先,心境澄明就會令辛丑年「日日是好日」。
這不是失敗者的精神勝利法,而是失敗者以義為先的信念和心之所安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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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香港社會的徹底撕裂,警隊和市民中產生了極大的矛盾,但是警隊中人不乏反對中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處理香港社會問題,原因很可能是因為警隊已經成為了義氣團體,再以團體中只講義氣,不重是非。是次請來陶國璋教授討論這個問題,陶國璋教授畢業於中文大學和新亞研究所,師從老師勞思光、牟宗三等哲學大師。
《趙氏讀書生活》,一個歷史學者的視頻,分享學術、社會、政治經濟觀察
字幕協助:http://www.youtube.com/timedtext_cs_panel?tab=2&c=UCmi1257Mo7v4ors9-ekOq1w
收費平台:https://www.pressplay.cc/project/about/趙氏讀書生活/0B661A3E03E15D1EC417CC56DCAD79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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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思光 在 memehongkong Youtube 的精選貼文
71.理性與良知原則:民主政治的兩塊基石
民主政治是否是最有效益的社會模式,答案是否定的,許多人對「拉布」反感,就是它沒有效率‥‥。勞思光先生對民主政治的評語:雖然「民主政治的作用只不過避免小數人犯上不可逆轉的惡(evil)」。政治圈內的爾虞我詐,權力鬥爭,稍有理想的人都不願沾汙自已;可是,為了「避免小數人犯上不可逆轉的惡」志士人仁仍要參政,對抗不公義的社會,這是理性與良知原則。
陶國璋(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教授)、周保松(中文大學政治行政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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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思光 研究中心, 新北市. 1627 likes. 中心設有「特藏室」及「情境書房」將勞先生台北賃所內,書房的家具及擺設完全重現。 ... <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