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專題 / 作者 周書靜
如果一個人失去了自由，被關在裡面，明天扔然失去自由，他犯了什麼罪？
記得和小七相遇的那一天，社工帶著我走過長廊，冰冷冷的空調，就像塊結冰的空氣。推開了白色房門，一位男子留著級肩頭髮，整齊的梳起馬尾，看起來風流瀟灑，他靜靜坐在椅子上，穿著白色的棉質襯衫，手裡拿著一杯水，寂寞的眼神使房間看起來更簡陋。
他看見我緩緩撇了頭，嘴角微微上揚，一開口便是問我哲學的問題，「妳覺得我手上這個杯子裏頭裝的是什麼？」
我不敢輕易地回答，把這問題丟還給他，「那你覺得是什麼？」他說是「空」也是「存在」。
便開始談起了，佛教思想，無與空，或無我。專注神情中，這兩者對自我存在的追求，對於存在的空虛與無依，都有深刻痛切的感覺。從這表現上，他失去的自由就和「空」更深層刻劃了。
小七說我來這裡的時候心情有些浮躁，要我把自己放空，我接受了他的幫助，那天我和他一樣平靜，我不覺得他是病人，而是一位善良的人，他用他的方式帶給別人幫助。
一年半年過去，以為治療的時間差不多就會出院，沒想到這次探訪卻是在偏僻山上的慢性療養院。
但他依然對這未知的地方充滿盼望，看見我還是會笑，和我談人生觀、宗教，金剛金、佛經、聖經都會閱讀，看得出他在醫院可沒閒著。這次聊起基督教的永生，「妳相信上帝嗎？」這次我沒有遲疑就回答他：「我相信」。他到了一杯水給我，我們彷彿回到第一天見面。
時間過去，我以為在這裡做慢性治療、調養、休養後就可以出院，但已經邁入了第八年頭。這次來到這裡，他凌亂的頭髮，衣衫不整，看上去像對自己的遺棄。
他已經不再問我哲學的問題，而是現實的殘酷，他低沉的嗓音，「我到底犯了什麼罪，要被關這麼久？」當下的沉默好像對世界的抗議。
這問題把我塞住了，我什麼話也說出口，我知道他的家人不想他回到家裡，不想再替他擦屁股，不想再擔憂未引爆彈。
這些畫面，深深地把我的愧疚從黑洞裡拉了出來，明明我的身分是不容許不公平，為不公義深冤，但現在我卻眼睜睜看著他在這裡無止境的失去自由、抹煞笑容。我默默地走出了房門...
許多社工人員問我是什麼動力讓我可以這樣堅持，以為我和小七有特殊的情分，也許因為那杯水，讓我和他結下了緣分。
這次和醫護朋友一起來探望他，帶他去病院外走走，今天的天氣好，我和社工幫他梳理了頭髮，小七看著戶外的陽光似乎非常舒暢，我選了一間咖啡廳，幫他點了杯香蕉牛奶，
他喝了一口，正經地看著我：「你之前說可以出院在社區生活的方法是什麼？」
我驚訝他的記憶如此清楚，這是我三年前和他說過的話，他是不是這三年一直重複想著這件事情？他很實際的談話但是更多天馬行空的內容充斥在當天的對話中，這八年來醫院真的有給什麼治療與幫助嗎，為什麼病情會越來越嚴重？
專家認為他的現實感，更需要生活在現實裡，否則他的妄想跟非現實，就會牢牢地住在封閉的醫院裡頭，更加惡化。
機構應該是輔導病人好轉出院、回歸生活、找到喜歡的工作，讓他們覺得自己不再只是個病人，而是有用的人，他們的生活多了很多可能，可是他生活都在醫院裡面，世界是電視、報紙，是病房裡面的同學。這更說明了在裡面並不是為了治療而失去自由，而是社會無法承擔他、無法承擔家庭的困境，所以他失去的自由是社會該負起責任的。
我想像小七回到社區生活，找了一份簡單的工作，沒事的時候在公園散步，他還喜歡鳥兒，以前總是看著窗外，也許他很希望是那隻鳥可以自由地飛翔，看著他的經書，看著他比劃著未來想像的藍圖。
小七生病了，他的身體病情更加嚴重，他的家人也不再讓我去探望，我也不知道他現在過得怎麼樣。
我想起他用雙手遞給我的那杯開水，他那天不知道自己會在裡面關一輩子溫柔的傻笑，看著那杯水，淚不慎滑落在杯中，水和淚交織的愧疚和遺憾，我決定放空了。
我們與惡的距離
公視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應思聰這角色演活了精神病患者（病名：思覺失調症）本身的無力感，與家屬的煎熬；也把社會現況表現的淋漓盡致，飾演患有精神疾病的演員，把幻聽幻覺、被害妄想症、暴力傾向，造成與社會惶恐與觀感寫實呈現，造成了社會迴響。
許多人開始思考自己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想法，也有不少精神科醫師們分別從疾病衛生教育、藥物作用及副作用、犯罪與精神疾病的關係、精神醫療資源的匱乏和不均來討論。
我也親自去博仁醫院，找身心醫學科主任林宏川討論這件事情，他認為精神病友的問題一直存在，也是很難解決的事情，現在政府的衛生政策是把輕中度以下的病患送回到社區，重大的病患若家屬無力照顧，就只能送去一些醫院機構安置，目前沒有很大又完善的地方集中這些病患，這樣美其名是治療但卻是把他們關起來，現在政策是讓他回家和家屬生活回到一般主流的社會。
對於精神病患的刻板印象
小燈泡事件、台鐵殺警案，因媒體發達，相關案件一再詳細被報導，鉅細靡遺的敘述兇殺過程，每個案件都會強調犯人有精神疾病、就醫紀錄，導致人民人心惶恐，認為有身心問題的人都會有殺人的動機。
精神疾病者犯錯機率確實比一般人高，但都是輕微的犯罪，如吃藥後副作用、意識不清醒，可能拿了別人東西或騷擾他人；若以嚴重的凶殺或傷害案件，精神疾病者的犯罪率並沒有比一般人來得高，卻會被特別標記，形成「比較危險」的刻板印象。
療養院不該是遮羞布
過去這樣療養院所呈顯的時代意義是精障家庭照顧者的無力承擔、不知所措，不斷重覆遭遇家人出狀況的挫折無望感，醫療及社福系統故步自封、幫不上忙，是精障者與照顧者穿不合身的服務，社會對精障者的歧視與隔離，認為它們的存在是一種威脅，因此最後所有的不堪承受是由療養院來承接。就社會意義層面來說，是作為社會的遮羞布，而我們所有的社會系統都應該自我檢討與反省自身之失能。
唯有我們建立新的制度和論述，改變社會組織的方式，才有可能更撐起精神患者，而不只是要他們吃藥，還要融入我們的社會。
而社會該思考與知道的是，如果再不認真的對精神健康下重本、訂定對策、找好方法，社會所付出的代價就是由看不見的家庭成本來承受，緊跟著來的是家屬與當事人之間關係，還有民眾與權利的拉扯，這些都是看不見的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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