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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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神父父打來一通電話,問神父莫德那有第二劑了,什麼時候可以幫他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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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看到某政論節目還在吵莫德那怎麼可以混打高端,第二劑在哪,實在是恍如置身在平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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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某政論節目最好搞清楚自己的議題走向,到底是反對莫德那混打高端,還是反對莫德那混打高端的實驗,如果是後者,那基本上就是在反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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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進行混打實驗,無論是az混打bnt,或是bnt混打莫德那,或者先打莫德那然後混打az,這都是足夠幫助科學家了解疫苗的效能,不是說莫德那混打az,沒有這個需求,就沒有實驗的必要,只要實驗az混打莫德那就好了,或是你做了這個實驗,就是在鼓吹要打莫德那的人混打az,或者是實驗結果還沒出來,無論結果如何,一律不允許莫德那混打az,因為我們不想,因為az看起來是廉價的,這個實驗是在冒犯我們的感情,而不是看她的結果,中和抗體效價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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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不是繞著莫粉,堅持非打莫德那不可的人旋轉的,或者是所謂深藍族群而旋轉,如果貴節目是為這些人服務,我建議最好做個加註,本節目在世界各國普遍缺乏疫苗的時候,以堅持非莫德那不打的人為優先,無論外在環境條件是如何,疫情是否嚴重,人們是否有足夠的保護力,曝露在風險之中,政府都有義務在短時間內去滿足每個挑選疫苗的人的慾望,不只要疫苗,而是要在特定時間內,提供大量、足夠、特定品牌的疫苗,不管疫苗廠商是否出現問題,他們能否供貨,不管是不是莫德那疫苗在日本出現鐵鏽,而需要重新審查,一律限時、大量,把疫苗端到我面前,像是在吃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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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節目的心態,簡單來說,就是傲客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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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否要莫德那混打高端,進行莫德那混打高端的實驗,都是有必要的,這就是為什麼國外也會有人進行莫德那混打az的實驗,這是一個對照組,如果az混打莫德那,可以提高相當大的保護力,那麼,作為一個科學家,你就會去實驗莫德那混打az的情況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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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你有一支次蛋白單位的疫苗,而別人沒有,你不拿來進行相關實驗,那才奇怪,這不但是科學家的探究心,也是研發疫苗必然的過程,以先前四叉貓去驗抗體作為例子,許多人藉機說什麼驗出來的抗體低,高端第一劑等於沒用,這就挺白癡的,事實上,bnt第一劑也是如此,而國內驗中和抗體的機構只有一家,然後他們的實驗室人人搶著排隊去檢驗疫苗的各種可能性,一般人去診所驗抗體,每個人驗出來的抗體都是不同的,並無準確性,而實際上,所有疫苗大多數是以打兩劑以後的抗體為預設目標,所設計的實驗也多是如此.所謂「第一劑就有保護力」,也是科學家後來藉由其他實驗和觀察,得到的附加結果,是「多出來的」發現,我們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人「走在最前面」,各疫苗第一劑的保護力是多少,基本上沒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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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這樣說嗎?因為你是某某疫苗,所以你沒有資格,你不能也不允許做第一劑保護力的研究和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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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如果你想知道某某疫苗混打某某疫苗是無用的,也依然需要實驗,沒有實驗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就不會有可能性,任何國家有經濟實力或研發疫苗的能力,都會「走在世界前面」,因為走在前面,才看得遠,才能看到各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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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情況是,有些人壓根兒就不把台灣當成是國家,例如柯文哲,美國的次單位蛋白疫苗還沒上市,台灣怎麼可能呢?台灣不可能成功,所以台灣的疫苗連過eua都不行,也沒有研發的必要了;同理,台灣怎麼可能走在世界前面呢?你沒有那個資格,所以,各個國家再尋常也不過的混打實驗,就台灣沒資格做,你一做,就是要逼我們莫粉混打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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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種基於對特定疫苗的偏見,所產生的不理性,我想只有台灣才會有,而且專門針對自己的國產疫苗,這也是長期以來操著「捧中貶台」的中華民國人的不正常心態,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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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傲慢,也是一種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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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你憑空生出一堆疫苗,來滿足我,然後將自己土生土長的疫苗,又給打壓殆盡,誠如同當初中華民國把台灣當成殖民地一樣,我不需要你預防天花的技術,也不允許你醫界的菁英人才存在,我只要不斷的剝削你,提供我們反攻大陸的資源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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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莫德那混打高端的實驗,是否等同於要逼人民混打高端?可以想見,這是不相干的謬誤,凡做個實驗就是要想像政治上結果就是如何,照這種民粹的想法,任何實驗都沒有進行的必要,任由中國來的病毒進行肆虐,而人們只能被動的等待其他國家現成的結果就好,這種蠹蟲似的想法,正是在妨礙人們得到拯救的元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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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政府為了這種民粹,強迫民間的機構禁止實驗,這才是為反對而反對,反對到把自己的腦給撥下來生吃一樣,光無腦都不足以形容之,因為害怕被逼迫,所以乾脆逼迫其他人,不能試圖進行任何讓人命獲得拯救的行動,只為了滿足自己的被害妄想,一邊指控獨裁一邊進行獨裁者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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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說,該節目要紮稻草人來打,也要有個限度,疫苗都已經進來了,還打個不停,只能說,該節目像中天電視台一樣,是專門愚弄民眾的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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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那混打高端的實驗,有兩個好處,若能證明莫德那混打高端,有不錯的中和抗體,甚至等同於其他疫苗混打的結果,那麼,這就代表高端至少有一定的保護力,而非像是其他人所想的那樣,一點保護效果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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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台灣不開放高端混打,其他國家也會對高端產生更大的興趣,若疫苗外銷到其他國家,在國外多數打了一劑的情況下,國外的人們也會試著用高端來進行混打用途,賦予高端更多的可能性,別忘了,次單位蛋白是相對安全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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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節目荒謬的地方在於,黑完了高端混打以後,後續接著便聊起台北市的健康通行證,疫苗沒打兩劑就標註紅色,打兩劑疫苗就綠色,例如你憑這個綠燈,就能重新參加老人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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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更具有爭議的東西,侵犯市民隱私和自由的政策,節目下標居然是「出招!北市健康通行證,辨識接種完整度」、「超前中央!」,由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進行推銷,說什麼中央同意的話,將來各縣市可能會比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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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像是中共獨裁制度下的東西,你不會去懷疑是否有侵害人權,導致沒打疫苗的人,生活自由受到剝奪,反而去懷疑正常的疫苗實驗,是在逼迫人民施打高端.對這種不正常的政策,像是在推銷什麼偉大領袖的德政那樣自然,完全的接受,而不會有任何不良的想像,對於正常的民間實驗,就產生各種奇怪的聯想,這種雙重標準,實在令人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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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台民黨議員高虹安才在該節目夸夸其談,標題為「7月9日打莫德那族群等無第二劑,最快10月底有望混打高端?」,主持人問,「今天陳時中部長講說,對,現在專家已經在研議,很可能就是莫德那混打高端,像這樣的打法,你覺得一般打莫德那的民眾會怎樣?」,高虹安回答「....他們說,沒關係,你們有福了,打不到第二劑的,第二劑的可以混打高端,我們辦公室收到滿多的陳情,現在疫苗是患寡又患不均,患不均的時候大家就會去比較,為什麼第二類的疫苗可以第二劑比較快打到」,接著用輕佻的態度說,「今天陳時中又講了一個名言,不是他們比較先打到,只是他們打得比較早,但是打比較早也是指揮中心做的決策,在這個情況下,打了第一劑沒第二劑的民眾他們心裡會覺得難過,不是長幼有序嗎?為什麼第二劑不讓他們優先施打」、「莫德那是mrna疫苗,當時選擇打第一劑莫德那的人,他有很大的比例是對於其他疫苗『稍微』有點擔心,如果第二劑給他打高端,他可能以後罵你就是說,你就是挑疫苗,我不是沒給你疫苗,我疫苗都夠...我覺得民進黨政府也不能夠用一種好像是說疫苗都足夠,都是國人挑,我覺得不能用這樣的方式一直好像在打壓他們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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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種假議題,可以不斷延伸/擴展,然後到達指控政敵在打壓人民的選擇,實在是滑坡謬誤與稻草人謬誤最佳的示範,特別是主持人與台民黨立委一唱一和,把不存在的事情說的跟真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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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時中說的是「歡迎更多本土資料,並重申結果出爐後,都會由專家討論,再決定施打方式.」,而今天,108萬劑莫德那從美國運送而來,就算算上非莫德那不打的四百萬人,這些非必要的需求,這個數字已經滿足了四分之一人,並非杯水車薪,而10月底,不是混打高端,而是有4百多萬莫德那會繼續送抵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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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從上面看的一連串莫德那混打高端的討論,幾乎都是建立在虛假的前提之上,居然,可以討論這麼久.莫德那開放登記,今年7月9日前已接種第一劑莫德納疫苗,75歲以上的長者,可接種第二劑莫德那,就不存在什麼「7月9日打莫德那族群等無第二劑」的問題,更遑論10月叫他們去打高端,這用常識來想,即使高端混打實驗成功,也不可能會在10月馬上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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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認為,作為一個政論節目,一個主持人,乃至於一個不分區的在野黨立委,真的不要再藉由疫苗炒作人民的恐慌,購買疫苗讓民眾施打,是一個嚴肅的國家防疫政策,他是有時序性的,在各國缺乏疫苗,疫苗廠開始出現良率問題的情況下,進來的,跟實際買的,是兩回事;買到的,就會進,不是像叫熊貓外送,今天買明天就到,每個國家都是有貨,才會分批,一批一批到送達目的地,今天到一些,明天到一些,這個月不能來,下個月就會進來,各國都是如此,人民耐心等待,政府努力催貨,遲早都會來的.而不是一群偽裝成知識份子的極端人士,把少數人的幻想當成多數人的普遍認知,把個人背離常識的認知,當作是一種事實來談,鑽時間的縫隙,這一秒沒看到疫苗,下一秒就在哭喊人民等不到疫苗,今天沒來,今天就炒作,然後明天就被打臉,被打臉了還不道歉,繼續羅織不存在的故事,國家疫苗政策不是這樣搞的,彷彿你沒有辦法馬上把所有疫苗都擺到我面前,堆積如山,我就可以每一天每一刻每一秒,訴諸恐懼,要所有人接受自己錯誤的信念當作唯一的選擇,詛咒人們已經退無可退,只能跟從自己一起哭嚎,把日常變成災難,摧毀人們的信心,相信每一天都是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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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線的人忙著救火,尋找水源的時候,後頭的人卻不斷地添柴火,燒房子來取暖,say,「因為大家心中都結凍了,人們感到寒冷阿,為什麼你都感覺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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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知,不是一種力量,而是一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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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無知的,卻假裝自己有知,前來妖惑眾人,只能說,是罪上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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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醒吧,不要在文明國家之中,當一個落後粗鄙的反對者,活在自己的世界裡,要求別人也像他們那樣無知的活著,不只可悲,而且可惡,br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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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跪著造反的出版人沈昌文】(本文在《報導者》同步刊出)
那年秋天,北京天高風爽,陽光燦爛。
那家飯店大堂,卻光亮不足,顯得陰暗。
從外頭走進來的人,有些背光,我設法看清他的面貌,揣測這是否我在等的人。
他不快不慢地走近,說:「郝先生嗎?我三聯書店沈昌文。」臉上帶一點淺淺的微笑。聲音不高也不低,音量很結實。他的頭髮是黑的,鏡框後的眼神不顯銳利,但讓人摸不準遠近。
後來,我談起第一次見沈公的情景,老說當時見到了一位活脫脫武俠小說裡「深蘊內斂的中年練家子」。
那時三聯書店的同事雖然都稱呼他「老沈」,我從開始就稱他「沈公」。
>>串糖葫蘆的神奇人脈
那是1989年9月。我第一次去北京。
行前打探需要拜碼頭的人,各方訊息都指向三聯書店總經理沈昌文這個名字。
我很快就確認,那是個不只台灣,所有海外,以及中國內地各處要去北京的人,都要知道的名字。
不只因為三聯書店這個重要的出版品牌,也因為當時他在主編的《讀書》雜誌緊密呼應甚至引動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脈動;不只因為他努力為中國各界文史作者、學者提供發表作品的機會,也因為他有本領在改革開放之後引進戴尼提、蔡志忠這些風動一時的暢銷書。
沈公不是那種初見就熱情四射的人,但他的深蘊內斂像個黑洞,不讓人疑懼,而吸引人一步步接近。
對剛去中國的我,他的人脈廣得很神奇。
談起對中國(不只出版市場)的任何問題,講起任何我想在大陸認識的人,出版界的人就不說了,文化、藝術,甚至某些政界的人,他都能在言笑間輕鬆送出答案。直似劍光閃動,只見燭芯短了一截的行雲流水。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半基於好玩問他能不能介紹崔健,心想這他可沒轍了吧。但沈公只是淡淡地說一句「我來看看」,然後沒幾天我就見到了這位中國音樂界的大腕。
比較熟了之後,沈公說他自己就是愛「串糖葫蘆」,也就是趁著機緣把各方相干、不相干的人串聯在一起。
並且因為他出身上海,所以很服膺十里洋場時代做什麼事都「閒話一句」的氣派。
這些都不只基於他的個性,也因為他就是有這種本領。
沈公眼神讓人摸不準遠近的另一面,也就是對人不分親疏。
看著他交往的對象五湖四海,我也就一直謹守和一個武林高手相處的分際,保持客氣的距離。
不過,後來我們畢竟是越來越親近了,和別人不同的親近。
>>計劃經濟之下紮實的馬步
打從開始,沈公就給了我各方面的啟發。
在出版的領域,他讓我對中國出版的歷史和當時的現況,快速抓到些梗概。
1990年代初,中國的出版市場和國際還沒有接軌,書籍的許多印製條件也有待改進,然而我從沈公身上看到一個在計劃經濟之下做出版的人,受著種種限制,但他的馬步可以蹲得多麼紮實,內功可以練得多深。
我學著體會中國出版社裡所謂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的種種微妙關係,也聽到沈公在他一把手位子上要管多少台灣同行覺得匪夷所思的事情。政治課題就不說了,社內同事的住房問題、入黨問題、婚姻家庭瑣事,簡直無所不包。
在那個中國社會和經濟環境都在轉型的階段,沈公在三聯書店總經理的位置上,既要小心翼翼地不能在政治上犯錯誤,又要維持三聯書店引動思潮的傳統和風格,還得自行創利,壓力很大。他引進的戴尼提固然造成巨大的暢銷,但也有人不喜;他出版的蔡志忠作品固然造成萬人空巷的熱潮,也得來有人說他只會「賣菜」的評語。
此外,在那個主渠道出版社對民營二渠道或者有敵意,或者根本不放在眼裡的年代,沈公又帶我對二渠道有了很多了解。我很好奇他怎麼有這些門路。後來得知他雖然貴為三聯書店總經理,但贊同一些二渠道年輕學者編輯的西方學術文庫,慨然允諾立場開放的合作出版,為支持二渠道民營出版立過典範。
總之,我在中國結識的第一個出版人就是沈公,很幸運。
沈公讓我看到中國出版界一個高標,也影響了其後多年我和中國出版市場來往的基調。
這麼多年來,台灣很多人在中國走過買書號出書的路,我從沒做過。一來是我不想走這類落人把柄的路;二來也因為我覺得認識沈公,不走這種門路也罷。
>>共產社會國營體制的實相
沈公也讓我對中國社會的一些特別情況有了直觀的機會。
有一次,沈公帶我去友誼商店買一台傳真機送他的作者。看好機種、價格之後,沈公留下一張空白的三聯書店支票,就離開了。
我很驚訝,就問沈公難道不怕商店亂填金額。
「怎麼會,我們都是國營機構啊。」沈公哈哈一笑。
沈公說,反正大家都是國營機構,不怕對方亂來。他要自己填金額的話,還得計算稅金之類,寫錯了還麻煩。交給對方寫,對方敢亂填,最後自有雙方國營機構的主管單位出面查證、解決。
我見識了共產主義國家裡,大家都是國營單位體制的實相。如果連友誼商店和三聯書店都因為是國營機構而難分彼此的話,那中國所有出版社、書店之間的關係,當然就更不在話下。
出版、印刷、發行、零售都要聽出版總署的,出版總署又要聽中宣部的,真是上下內外,渾然一體。
我學到了很重要的一課。
>>「打擦邊球」和「跪著造反」
來往中國多年,我始終保持一個原則,不主動找政治話題來談。和沈公也是。但沈公還是指點了我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19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一本《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出版後,很多人說毛澤東仍然在中國有很大的光環,這下子以後我再去中國可能有麻煩。七嘴八舌的很多分析。
我問沈公。他聽了之後,說了一句話就不但讓我安心,也讓我開竅:「只要不是批評現在當政的人,談過去的事沒什麼問題。」
沈公也跟我說過,中國有一個差點就開放出版的時刻。
改革開放之初,隨著中國社會各個層面都在鬆綁,出版也是。曾經擔任中共建政之後第一任出版總署署長的胡愈之,倡言成立形同民營出版的產銷合作社;人民出版社也準備了「東方出版社」的副牌,準備當開放的試點。
沈公說:就在大家都很興奮的時刻,中共的元老陳雲說話了。陳雲講了一句話:「你們都忘了共產黨是怎麼起家的嗎?」
開放出版的事,就此封箱;中國其他行業再怎麼開放,出版不在其內,形同國策。
不過,即使此後出版仍然一直在共產黨緊緊掌控之中,也設了重重禁忌,但是中國的出版和言論尺度還是持續有一些微妙的變化。像《讀書》之得以出現,正是代表。
聽沈公談一些兼有官職和知識份子身分的人,如何為他們雜誌巧妙而迂迴地創造空間;他們實際工作的人又如何善加體會,細加運用,是很動人的。
所以沈公介紹人給我認識的時候,最愛強調誰誰誰是個「自由主義」;他聊天最興高采烈的,就是談他在出版,以及主編《讀書》的過程中如何一次又一次打「擦邊球」,在一些禁忌議題的邊緣上行走的經歷。打擦邊球要打得有驚無險才高明,這固然要賭一些運氣,但更多的是要有膽識,有見解,還有一些幽默。
相較於有些人主張知識份子就當「敢言」,沈公這種擅打擦邊球的作法,有人稱他是「跪著造反」。
不論這麼說他的人是褒是貶,沈公毫不以為忤,一再轉述。的確是,對他來說,「打擦邊球」就是為了「跪著造反」,而「跪著造反」最重要的武器也就是「打擦邊球」。因此沈公引述「跪著造反」之語,是帶著一點自得的。
>>大家都是一家人和「一僕二主」
在都是國營體制之下,在都歸出版總署和中宣部管轄之下,中國各個出版社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和演變,我們台灣人很難想像。
以三聯書店來說好了。
這個1949年前就卓有聲名的出版社,到中共建政後新成立旋即遭到撤銷,到1954年才又得以成為人民出版社底下一個「三聯書店編輯部」。三聯書店的招牌刊物《讀書》雜誌,是在1979年創刊的,但當時名義上是出版局研究室的刊物,由人民出版社代管。至於三聯書店從人民出版社分家出來,真正開始獨立經營,是1986年的事。
而沈公和他兩位關係密切的領導,陳原和范用的關係,都是從他1950年代初進人民出版社的時候就建立起來的。
陳原,人稱原老,是語言學家,是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室的成員之一,54年起兼任「三聯書店編輯部」主任,到改革開放開始,擔任商務印書館的首任總經理兼總編輯,但同時也是《讀書》雜誌創刊主編。
范用,人稱范老板或范公,在49年之後先在出版總署、中宣部工作過,調來人民出版社,歷任總編室主任、副總編輯等職位,在《讀書》雜誌創刊時,實際貢獻很大。
三聯書店還沒獨立出去的時候,范用兼任總經理,但是到1985年正式獨立前夕,他卻因故退休,改由沈昌文擔任了三聯書店獨立後的首任總經理。
沈公從工作的第一天,就一直受范用的領導,所以他說自己在組織上是范用的系統,但是他在思想和觀念上一直同陳原比較一致。
這樣,當沈公在三聯書店成立了編委會,范用和陳原兩位老領導又都在內,他就面臨了日後自嘲「一僕二主」的局面。
沈公在他的回憶錄《也無風雨也無晴》裡,有一段著墨不少。
《讀書》以創刊號上<讀書無禁區>一文發生轟動性影響,也同時成為另一派力量想要「打棍子」的對象時,兩位退休的領導給了沈公不同的建議。
范用跟沈公說要「敢於講話,不怕封」,說國民黨時代封過三聯書店的刊物,結果更壯大了三聯的聲名。
而陳原則認為歷史條件改變,今非昔比,情況已經不同,要怎麼說話可以研究,但不能走「不怕封」的路。
就當家者的立場,沈公同意陳原的見解,也從此發展他「跪著造反」的路線,結果也引來范用說他沒出息,認為沈公辜負了他的一手提拔。
沈公跟我講過一段六四期間的事。
那天,三聯書店開會,范用在會中慷慨激昂,主張大家都要聯署上街的聲明。開會的人傳閱聲明,沈公說他很猶豫,但是在范用的注視目光之下,也只得勉強和大夥一起簽了名。
這份聯署聲明傳到當時也在開會的陳原面前時,陳原拿在手裡看一看,微微一笑,就傳給下一位。
沈公說:「別人再給他,他就再微笑傳回去。如此來回三次。他始終什麼話也沒說,也什麼都沒簽。」
我問沈公,六四後來秋後算帳,那大夥簽的聲明沒事嗎?
沈公說他也很焦急,問了范用怎麼辦。開始范用沒回答他,問了兩次後,要他別管了。原來那個聲明范用後來並沒有送出去。
這個故事,沈公講了不只一遍。
每次講,他對陳原和范用都不下任何評語,但每說到陳原接過遞給他的聲明,再三微笑傳給下一位的那一段,他都會跟著頷首微笑;再講到范用說他後來並沒把那個聲明送出去,他又會再頷首微笑一次。
>>進入「打招呼」時代
沈公常講他在1996年1月1日怎麼得知自己在前一天退休的。
他說那天早上接到電話,電話那一頭跟他說:「沈昌文同志,你已經在昨天 12月31日傍晚六點退休了。」
沈公的個性和形象,都從退休開始出現些微妙的變化。
之前,雖然也海派,他的沉穩內斂多些;之後,他就交遊更廣,言談更無所禁忌。宴席上,他說編輯的工作就是要「談情說愛」、「坐以待幣」 等金句,妙語如珠,舉座皆歡。
在工作上,我和沈公也因此出現了兩個階段的關係。
他在三聯書店任內,擔任我的顧問;他退休那年,我也正好要創業,想在中國市場多探索一些可能,所以就邀請沈公一起工作,成為同事了。
大致從沈公退休時開始,中國政府對出版的控制也進入另一個階段。
之前,有命令,有肅殺,有邊界,所以有擦邊球可打。那之後,進入「打招呼」的階段。
沈公說:他接到的通知他已經退休的電話,就叫作「打招呼」。
之前,黨和政府會傳達正式命令或通知;之後,轉為私下打一通電話的「打招呼」。不必正式通告要禁什麼書、封殺什麼人,上級單位只要對出版社的領導打個招呼就好。而這個領導將來有沒有出路,就看上級眼裡的他是否識相,願意接受打招呼。
大致和軟性打招呼的年代一起開始,中國對民營二渠道的立場也有了變化。
改革開放之初,國營出版社把民營二渠道不是視為不法,就是不屑一顧。
第二個階段,大致是沈公說開始「打招呼」的年代起,為了應對加入WTO,國營出版社要集團化、上市,造大船出大海。於是容忍民間二渠道以「工作室」身分存在,把這些工作室的產出當作國營出版集團的資源。
這些遊戲都已經不是沈公自己所熟悉的了。但感謝有沈公的指點,我多少能看出點趨勢的變化。
當然,我也感謝他介紹于奇給我,讓我多了個不同世代的得力助手。
和沈公、于奇在北京一起工作的日子,是我人生中很美好的回憶。
>>看清「戰友」和「火力」的重要
除了對中國出版市場、社會的了解之外,我最感謝沈公指點了我為人處世的一課。
那年,我要離開上一家公司的時候,在一件事情上被人家設局,事後很不甘心,想要反擊。聞風而來,願意提供「火力」支援的人不少,該如何取捨,一時拿捏不定。
正好我去北京,就請教沈公。
飯店屋角有一柱立燈,沈公坐在沙發上聽我講了一大圈之後,幾乎沒經考慮就大致說了這麼一段話:願意提供你火力,想借你的手來打擊對方的人,肯定不少。但是你用了某人的「火力」,就等於承認此人是你的「戰友」。不過,你想要打擊敵人是一回事,但你也得考慮自己是否真的樂意和此人是「戰友」,是同一陣線。
這段話對我真有警醒作用,受益良多。
一般人在氣急攻心之下,只想打擊自己痛恨的對象,所以有任何支援火力都照單全收,不會考慮這些火力的來源。沈公的話,讓我冷靜下來,開始衡量究竟是反擊的快感大,還是事後可能因為和一些價值觀不同的人沾上邊而懊悔更大。
我檢查了一遍,發現是後者。我還真不願意就此和某些人當「戰友」。於是就婉謝了許多火力支援,也把反擊的事放下,從此不再回顧。
這真是我人生比較明智的決定之一。
行動之前,先評估戰友是誰,先看清支援的火力來源,也成了我日後行事的重要提醒。
>>氣功、羊蝎子、臭
沈公也是個追星族。追鄧麗君。
和中國70、 80年代很多人一樣,他從第一次聽鄧麗君的歌,就為之著迷。
他說每天清晨起來,最快樂的事就是自己在書房裡,把鄧麗君的歌放得很大聲,然後一面手舞足蹈,一面開始剪刀、膠水齊飛,整理各種資料。
他是個道地的資料控,講解過一些心法給我,端地是說來簡明扼要,但不是人人都能實踐。
再接下來,他每天的行程就是去搭公交車,去潘家園淘寶,找舊書刊。然後就是去親近熱愛的「傅小姐」——複印機了。大量複印他收集的資料,給一些人當「內參」,是他的樂趣之一。後來網路發達了,他則開始用電郵傳送。
沈公也熱愛吃喝。這應該歸功於兩點。
一是他練氣功,身體底子好。沈公少年時期體弱多病,因為練了蔣維喬的氣功方法而得益。他幾十年氣功練下來,大小周天、任督二脈都打通,平常聊天就不時兩手交握,左右大姆指來回交搓。所以不只精神恒常飽滿,頭髮一直不染也烏黑。
有一次他用辦公室的浴室沖澡,別人沖澡開心會唱起歌來,沈公讓大家聽到什麼是武俠小說裡的「長嘯」。于奇說他是練成了氣功的三花聚頂。
第二是他有一位當醫師的賢內助白大夫。白大夫知道沈公在外吃喝百無禁忌,每天關注他的身體情況,隨時調理他需要服用的保健藥品。沈公有這個憑仗,就更加吃得天南地北。
所以,想到沈公,就不免想到和他一起的吃喝。
從1989年北京夜裡找不到什麼吃的地方,到沙灘出現第一家「二十四小時都有飯」;從凱賓斯基的啤酒,到三里屯的酒吧。
猛地說起來最難忘的,還是去吃羊蠍子那次。
那家店是一面吃羊蠍子,一面把骨頭吐到地上。所以店裡地上到處都油膩膩的。
沈公很得意地說:吃羊蠍子就得這樣!還加一句:「這就要喝小二!」(小二指小瓶的二鍋頭。)
我難忘那家店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有件事後來怎麼都想不通:當時我還不坐輪椅拄拐杖,怎麼走得進地上那麼油滑的店裡?
沈公是寧波人,愛吃醃的臭莧菜梗,所以在飯桌上特愛講那些醃菜要臭到什麼程度,醃缸裡要看得到白白的蛆等等。大家要攔他,他才樂呵呵地轉移話題。
不吃臭莧菜梗,他就愛吃有臭味的美食。凡有台灣同事來,他就要推薦炸玉米窩頭片塗上王致和臭豆腐乳的美味。
結果引發過一場慘劇。
那年冬天,台灣有幾位同事去北京。聽他慫恿,其他人都掩鼻避之,有一人卻勇敢地嘗試了。勇敢的人不但吃了,還喝了杯可樂。所以稍晚她們幾人一起搭計程車出門,車子一顛簸,喝可樂的人打了一個大嗝,全車人包括司機都慘叫起來。
沈公真是喜歡逢人推介各種奇異的飲食。
>>因為反服貿而中斷聯絡
2013年7月,為了反服貿,我從寫第一篇文章起,就決定不再去中國了。
前面說過,中國官方對民營出版曾經有過兩階段的立場。最初,是對「二渠道」或者打壓,或者睜一眼閉一眼的階段;再來,是對民間「工作室」容忍利用,以便國營出版集團造大船出大海的階段。
而當時,已經進入更高明的第三階段。
有些國營出版社已經體會到不需要自己做大,而是提供養分讓「工作室」做大,把民營公司做大、做集團、做上市,再往海外伸足。國營出版社,及終極主導他們的中宣部,隱身在重重的商業包裝之後,幕後掌控就好了。
這樣做,最聰明的就是中國可以透過分身進入海外市場,卻不必相對地開放國內市場。而當時,早在服貿協議還沒簽之前,他們透過資助和投資等方式,就已經在台灣有一些相當活躍的代理人和合夥人。一旦服貿協議生效,他們可以更正式地往台灣投入資金和資源,兩岸出版業的不對等競爭,以及後果,都可想而知。
我們政府完全覺知不到這些。甚至連人家出版社都是國營,最上游的大老闆是誰的本質也意識不到。中國的出版社早就成長為出版、印刷、發行、零售各個環節一條龍發展,多頭一身的巨物,我們政府竟然以為這些環節像台灣一樣是各自獨立的存在,可以分割談判,還相信簽下服貿協議有助於換取中國未來開放出版。
至於對岸為了一手保護自己出版市場不要對外開放,一手又要走出海外,已經演化出多麼精細的攻守途徑和方法,根本不在我們政府的意識範圍之內。
用天真到像一張白紙來形容,不知算不算最客氣的。
而我寫了許多文章,雖然只是批評自己政府的愚昧,卻也決定從此不要再去中國。
我立刻和許多人都不再聯絡。不必讓大家為難。
其中,當然包括沈公。
不只沒再通電話,連電郵我也再沒寫給沈公。
我知道那裡對一切聯絡的掌控有多嚴密,也可以想像他應該已經接過不少打招呼的電話了。
這樣,沈公和我斷了五年聯絡。
偶爾,想起和沈公在北京的種種,恍若隔世。
中間,只有從共同的朋友那裡聽來一些消息。
大家都說沈公生活依舊,還是常去潘家園,還是常坐公交車到處亂逛;餐宴照去,吃喝依舊,精神好得不得了,唯一就是耳背越來越嚴重。
聽著朋友的形容,沈公頷首微笑,雙手交搓姆指的神氣,就在眼前。
>>「你說這不是很享受嗎?」
2018年春天,我突然接到沈公在紐約的女公子來信,說沈公會在那年夏天去美國,想見我一面。
大喜過望。
我安排了行程,濶別五年後,和沈公在一家義大利餐廳見面。
那一天本來我以為和沈公會有很多話要說。
過去沈公雖然不怎麼談六四,但是對1949年後,一直到文革的種種經歷倒談了不少。他會講他是多麼忠貞的共產黨員,各種鬥爭都相信黨是對的。毛澤東發動各種運動時,半夜發表一個什麼文稿,大家都要激動地上街遊行等等。
我聽他活龍活現地描述那些場景,也聽他說過林彪之死對他造成多大衝擊。
連永遠的林副主席都會背叛黨和國家,這使得他對過去所有堅信不移的事情都產生了動搖。
也因此,沈公常說他感謝鄧小平,不論別人怎麼評價,他認為中國文革之後的發展,以及他所能過上的日子,都是這位總工程師的功勞。
而我每次問沈公,文革有沒有可能再次捲土重來的時候,他都會微笑,也搖搖頭。
所以那天要去見沈公之前,我準備了一些問題,想問他對這幾年中國的看法。
只是見面之後,那天是我和沈公話說得最少的一次。
主要是,一見面就覺得,不必多問了。
另外,沈公確實耳背得厲害。雖然他仍然精神奕奕,但是必須靠著他耳邊很大聲地說話才行。他自己一開口,音量也非常大。
沈公問我最近在忙什麼,我說趁五四一百周年紀念的時候有個出版計畫。
「你有什麼書,有什麼資料要找的,就告訴我吧!」在那家義大利餐廳裡,他聲若洪鐘,然後又加了一句,「我願意永遠幫郝明義工作!」
我問他家人怎麼不試一下助聽器。她們說再好再貴的都買了,但沈公都說適應不了,不肯戴。
「其實戴一戴就會習慣,但是他就是不肯。」她們說。
「沈公,你怎麼就不試試呢?」我靠近他耳邊大聲說。
這時沈公又使出他那個可能是跟陳原學來的頷首微笑的絕招了。
那天,他對助聽器這個問題就一直保持微笑和沉默。他不回答,誰也沒辦法。
直到餐後上甜點的時候,沈公突然對著我又中氣洪亮地說了:「我早上出門,搭上公交車就坐到總站再坐回來。我可以一路看北京的風景,練自己的氣功,別人說些什麼我可以什麼都聽不到,你說這不是很享受嗎?」
我聽了之後,忽然覺得聽懂了,就大聲地回他:「享受!享受!真享受啊!」
>>不屑老化、三花散頂
去年底,于奇告訴我沈公前陣子腿腫、腹水,住院檢查。
一周後出院,于奇去看他,沈公要她錄一段視頻給我。
幾經輾轉收到視頻後,我看沈公對著鏡頭還是中氣十足地說:「郝先生,我等你來北京吃辣的啊!」沈公從初識我開始,就一直封我是台灣最會吃辣的台灣人。
然後沒幾天,得知沈公去世。
我和于奇通電話,聽她所知道沈公去世前兩天的情形。
沈公回家後仍大致如常生活。元旦前後,北京遇上寒潮降溫。但沈公還是堅持要出門自己去買膠水,好回來剪貼整理資料用。
去世的前一天,他沒有像往日一樣在家喝啤酒。他大女兒看他氣力很弱的樣子不放心,就留下來在他家裡陪他。半夜去看他還睡得很熟。到早上再去看他,身體微溫,人已經走了。
我們兩人得到的共同結語,就是這真是個永不服老的人。
年紀再大,他也不怕喝醉摔跤。
風雪再大,也攔不住他出門準備工作。
他一定要盡情把自己的生命之火燃燒到徹底的乾淨。
絕不留下任何牽絆。
他不肯戴助聽器,不只是因為他圖個耳根清淨,也因為他根本就不想讓自己跟任何老化的象徵相聯接。
沈公不只享受生命,不只是不服老,還根本就是鄙視老化。
他根本沒法接受自己戴助聽器的形象,更不會等到自己可能要用手杖、用輪椅,甚至必須別人照顧的那天。
所以他必須用氣功把自己的狀態保持到最好,然後在無法持續的時候,就三花聚頂也三花散頂,把所有的精氣神一次耗用殆盡。
在他滿九十大壽的時候如此離開塵世,實踐了他期盼的無疾而終,用他自己的話説:「這不是很享受嗎?」
>>也無風雨也無晴
沈公走後,回顧和他來往這三十多年,最感欣慰的,還是為他出版了《也無風雨也無晴》這本回憶錄。
當年邀他寫回憶錄,有多重理由。
他目睹自己家庭從富裕而敗落,經歷上海從十里洋場到進入社會主義,很有時代感;
他個人從1949年前在一家銀樓當學徒,到考進出版社當校對,再一路成長為出版界的標誌性人物,過程很勵志;
在他一路成長的過程中,由秘書而編輯而管理者,對不同領域的工作都有自己獨到的心得;
他學習與見識的許多政治、文化、學術界人物,有太多精彩的軼聞和傳奇;
他經歷1949年後的種種運動,又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出版路程的實際開拓者之一,必定對這段出版史有很深刻的觀察和總結。
最後,他還是資料控,想必可以整理出一些他人忘記或視而不見的資料,讓人拍案驚奇。
沈公最初都是打哈哈,不當一回事。
請他吃飯、喝酒,邀著其他朋友一起遊說,也不成。
像是要栓住孫行者般鬥法良久,最後終於說動他了。但是到實際寫出來,又是漫長的路程。
同事共同押著他簽下不只一張承諾書,還是一拖再拖,不知何時才會真正兌現。
這樣熬了至少應該有個十年吧,沈公終於交出了書稿。
交稿後又顧慮這裡敏感那裡敏感而一再刪節、調整,最後終於在九年前,在台灣出版了《也無風雨也無晴》。新書發表時,他還和家人一起來了一趟。
回頭讀這本書,雖然知道他還是隱去了許多地方,但發現所有當初邀他寫書的理由都有相當完整的回應。
這本書不只寫出了沈昌文個人在大時代裡的足跡,不只寫出了三聯書店的歷史,也寫出了中共建政之後的社會環境,還有思想、文化界許多不同領域的人物面貌。
更重要的,是沈公透過註解、關鍵時刻的重要政策文件和書信,留下了一些線索。這些線索不只有助於讀者勾勒過去的一些樣貌,也可能有助於理解當下,甚至對未來有一些想像。
謝謝沈公。
再會。
《報導者》網路版 https://bit.ly/3c2IcQ0
#沈昌文 #三聯書店
台灣打大陸電話前面要加什麼 在 杜書伍 聯強集團總裁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哈佛商業評論 專訪
【管理學潛移默化,成就杜書伍通路帝國】
1970年代初識管理學,杜書伍就深受吸引,更成為他日後打造聯強集團的軟實力基礎。然而,工程師出生的杜書伍,為何選擇通路一行?又如何帶領企業走向市值成長1,052億元的榮光之路?
1970年,聯強總裁杜書伍成為大學新鮮人,進入國立交通大學(現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計算與控制工程系就讀。五十年後,他成為交大在台復校後的第八十位名譽博士。
今年1月25日交大舉辦的頒授典禮上,雖因疫情,並未廣邀貴賓,但仍聚集了多位產業界大佬,包括聯華神通集團董事長苗豐強、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光寶集團前總裁林行憲、聯電榮譽副董事長宣明智等人親往,見證光榮時刻。
近幾個月來,杜書伍可說「喜事連連」。在交大頒發名譽博士前兩個月,2020年10月27日,他才與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總裁魏哲家等共七人,獲頒第九屆工研院院士。
而稍早之前,在《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10月號發布「台灣CEO 100強」評比,杜書伍榮獲第四名,於10月8日才剛參加贈獎典禮。
三個月內連得三大殊榮,讓他的團隊也忙得不可開交,開玩笑說,「短期內應該不要再得了吧。」
在《哈佛商業評論》台灣CEO評比中,杜書伍擔任聯強國際領導人期間,繳出3924%的總股東報酬率及市值成長1,052億元的傲人成績。此項評比進行三屆以來,杜書伍每屆上榜,且全在十名內,經營功力可見一斑。
在領取名譽博士時,杜書伍以幽默且感性的口吻表示,這個博士,他念了五十年。事實上,在大學時期,杜書伍就展現不同於一般科技人的遠見和企圖心。
#管理素養為成功奠基
1970年代,國內資訊科技還在萌芽,一部電腦主機價值上百萬美元,可望而不可及,全台灣電腦數量更是屈指可數。「那時很怕畢業後找不到工作,」杜書伍笑說。他不斷思考,如何補強未來職涯發展能力?
隔年,交大管理科學系成立,讓杜書伍想到,企業營運不但要靠電腦,更要了解管理的內涵。因此他從大二就開始選修許多管理課,愈讀愈感興趣,畢業時一共修了超過二十個學分。
服兵役前,已對管理學深深著迷的杜書伍,還買了一本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的著作《管理:任務、責任、實務》(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把這本超過八十萬字的大部頭書,帶到部隊「練功」。這本書至今他仍保留,裡面有當時他逐一劃重點、做眉批的珍貴紀錄。
台灣管理學先驅許士軍教授是這本書的三位譯者之一,而去年杜書伍在台灣CEO 100強的贈獎典禮上,也是從許士軍手中接過這項榮耀,不但巧合,更讓杜書伍感覺意義非凡。
杜書伍回憶,當時還沒有工作經驗,對管理學雖難深刻體會,但產生潛移默化效果,成為深植於內心的管理素養,所以他常說,這是他的「隱藏版學歷」。
#懷抱解決問題的心
這個隱藏版學歷帶給杜書伍最大的收獲,是後來他在經營企業時,非常強調要建立管理機制。有了管理機制才能不斷複製、成長,這也是他帶領聯強成為亞太第一及世界第二大資通訊產品通路集團的重要關鍵。
另外,面對工作的心態,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我不挑工作,只想解決問題,」杜書伍強調,從退伍後進入神通集團擔任研發工程師開始,他一直抱持著解決問題的態度工作,有什麼需要,他就接什麼工作。
24歲進入神通集團,32歲升任副總經理,1988年聯強國際成立,杜書伍接任總經理時也才36歲,外人看起來似乎是坐著直達車升官,但其實,是他把每一份工作,都當成是自我磨鍊和拓展視野的機會。
杜書伍進入神通集團後,歷經了許多不同於一般研發人員的職涯,一路從研發、業務,到負責行政管理、蓋廠房,甚至還創辦過一本雜誌《微電腦時代》,更難得的是這本雜誌還得過金鼎獎。
杜書伍說,要接行政事務前,有人勸他三思:「你做業務,業績好,大家都拍手,為什麼要去做常捱罵的行政?」但杜書伍想,研發和業務他都歷練過了,但對後面的行政支援不熟悉,而且自己也常覺得行政部門效率不佳,為什麼不自己去做做看?
所以,他去做了一年的行政,「又練了很多功力出來,」晚上11點下班是常態,但他不以為苦。
聯華神通集團大家長苗豐強,跟杜書伍共事超過四十年,很早就發現杜書伍總是公司最晚走的人。苗豐強還分享了一個小故事,可看出杜書伍堅持的性格:當年公司交由杜書伍負責籌建神達電腦第一座竹科廠時,杜書伍只要不滿意品質,就是打掉重做,「我也接到不少廠商的抱怨電話。」
杜書伍總說,進入職場的前十年,「就已經把經營企業的柴米油鹽醬醋茶都經歷過了。」
#開創高科技整合服務
聯強國際的成立,把杜書伍的生涯推上顛峰,多年來,他也成為聯強的代表性人物。
聯強國際在三十多年前開創出一個全新的經營模式,從專業通路商概念出發,將過往各自獨立的銷售、配送、維修等項目整合起來,讓高科技產品從生產到配銷成為一條龍的整合型服務。發展至今,聯強營運據點遍及全球38個國家與地區。
但杜書伍本人是工程師背景,為何投入通路行業?
杜書伍表示,他一路歷練下來,體會到資訊產品要普及,必定要靠通路,但通路的布建需要耗費較長的時間,「當時絕大多數人都投入研發製造,我就去開發通路,比別人早一步布局。」從這個事業的選擇就顯示了杜書伍差異化策略的本領。
杜書伍在交大的同班同學,前經濟部長尹啟銘曾說,當年他們的同學大多選擇從事高科技產業,唯有杜書伍選擇了「通路」這個競爭激烈,又要管理龐大物資的辛苦產業。
為何選「辛苦產業」,還一做超過三十年?杜書伍認為,通路事業永遠都有新的挑戰和機會,雖然一方面覺得永遠做不完,但也不必擔心同樣的事情做到想打瞌睡。
除了具備策略思維與工作熱誠外,做為一個經營者,杜書伍非常重視可以快速複製的內部管理機制。深知企業經營要可長可久,不能靠「人治」,還得靠「機制」。
認識杜書伍的人都了解他是個「制度狂」。聯強剛成立時規模不大,幹部有限,很多事都要自己挽起袖子來做。杜書伍深知,公司制度設計不能從教科書或別人的經驗抄過來;再加上聯強是一個創新模式,也無從抄起,只好由自己扛起責任。「前面幾年好辛苦,白天上班,下班後晚上就回家設計制度,」杜書伍難得皺起眉頭說,就這樣一點一滴地把公司帶上軌道。
#杜書伍夢想中的新家
聯強國際近期最令外界矚目的動態,是2019年9月以50.87億元,購入南港輪胎舊廠區改建案其中一棟商辦的部分樓層,未來會將總部從已承租超過三十年的民生東路辦公室遷至南港。
聯強在海外布局已久,在全球許多城市蓋過運籌中心和辦公大樓,但位在台灣的總部反而都是租的,直到八年前,現在的總部用地傳出都更消息,才讓杜書伍驚覺,是該在台灣有一個自己的家了。
在杜書伍的職涯中,一共蓋了超過三十棟廠辦,所以他對「蓋房子」很有自信。新大樓設計不假手他人,因為這不僅是聯強未來的家,也是他未來的夢想。
硬體固然重要,更傷神的是軟體。「(新大樓)這個決策,我的壓力很大!」杜書伍認為,企業總部應該要思考百年傳承,必須考量長期的環境變化和使用需求。
新大樓在物聯網的機制和核心軟體,是他花最多心思的地方。軟體必須是開放系統,未來只要升級軟體,就不怕建築功能過時。舉例來說,辦公大樓在上下班和中午休息時間,電梯很容易堵塞,如何讓電梯順暢運作,是大樓相當重要的一環。
為了創造最高的使用效率,杜書伍甚至親自拜訪電梯公司,了解他們的軟體如何設計,未來修改調整的空間如何……連這類小細節都要親力親為。
新大樓預計在2024年完工,由老闆親自量身打造的總部將以何種面貌出現?令人期待。
從大學時代醉心管理,到後來建立制度,杜書伍還有一項與眾不同的嗜好——透過文字傳播新觀念。
從2000年起,他把自己多年經營企業的心得,撰寫成一篇篇管理文章,已累積二百餘篇,超過五十萬字,部分還集結成書,十分長銷。
即使到今天,杜書伍都還在不斷思考有什麼東西可以做為寫作題材,即使在開會時,靈感一來,他就會馬上在手機上寫下標題,有空時再把文字整理出來,「有時興緻一來一個禮拜寫二篇,有時候偷懶就二個月沒寫,」杜書伍笑著說。
#數位轉型收穫成果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聯強國際全年營收預計微幅衰退1.66%,不過下半年業績已回升,12月甚至還創下單月營收374.6億元的歷史次高。這要歸功於推動多年的數位轉型,發揮了巨大功效。
其實聯強在成立初期就推動資訊化,所有制度都要靠資訊化平台來執行。
隨著大數據、物聯網等產生諸多新應用後,杜書伍又發現資訊系統若只做內部管理絕對不夠,幾年前就在公司內部推動數位優化,甚至發展數位轉型。去年疫情,不但剛巧成為驗收成果的機會,更確定這是對的方向。
目前聯強內部資訊已廣泛串連,並利用APP讓員工隨時協同作業,因此去年3月大陸雖突然封閉,但聯強在大陸二十多個據點,連同香港、台灣在內,還是可以維持遠距作業。
聯強推動數位轉型有四項重點。第一是工作模式轉型。就是把一些制式化、勞力密集,像資料輸入這類工作數位化,改由電腦執行,一方面節省大量人力成本,效率也大幅提升。
第二項重點是管理轉型。以往有許多制式化工作,要花很多時間查核,交給電腦後,只要源頭資料正確,就一定可以產出正確結果,促成內部分工及管理方式改變。
第三項重點是商業模式改變。由於所有資訊數位化,不但可以做到橫向內部連結,甚至縱向與客戶連結。在透明和即時資訊流下,不需要再跟客戶曠日費時地核對資料,使得溝通模式、交易方式等等也跟著改變。
第四項,也是最重要的數位轉型重點,是創造新的商業機會。聯強有一個新的發展重點,就是「營運管理服務平台」,產品的製造商或品牌商,都可以透過這個平台取得協助。
在這個概念下,2016年新成立「通達智能運籌」公司,提供到宅服務、專業配送、智慧倉儲、快速維修和技術服務等五大類業務,至今在台灣已提供超過一百萬戶各類家電用品、淨水器、按摩椅等到宅安裝和維修,如同「家用產品的最後一哩(last mile)」,成長潛力無窮。
從創立初期挑燈夜戰擬定公司制度,杜書伍投注了一生心力,使聯強長成今日規模。外界看他總是意氣風發,但他說每天總是會有大大小小的挫折,但沒有挫折,就沒有克服困難後的欣慰和充實,「所以有時候要學會憋氣往前走,制度對了才能走得遠。」
文章出處:哈佛商業評論 / 作者:張彥文 / 攝影:池孟諭
#連結閱讀:
1.聯強總裁:制度是我們的信仰
http://bit.ly/34HVdsY
2.我的隱藏版學歷
http://bit.ly/3mZTyHC
3.談紀律不如談自律
http://bit.ly/3q4W2WL
🌏聯強國際為亞太第一大、全球第二大資通訊通路集團,2019年全球營收規模突破台幣1兆3,500億元。
🎯知識與經驗的分享,是我們回饋社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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