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台灣的民主轉型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作者 陳嘉宏

很久以前寫過一篇談香港民主的問題，大意是台灣民主化的歷程，不太適合拿來鼓舞香港人；因為後者的外部環境、內在動能都與台灣的民主轉型完全不一樣，香港人比起30多年前的台灣要困難多了。

完全同意這篇文章的觀點。香港的黑夜會很長，如果共產黨不解體，香港幾乎不可能有民主。

【納粹後的德國，如何轉型正義？】

有些國家認為，對加害者進行追訴，是轉型正義最關鍵的部份，藉此伸張正義，建立良好的法治基礎。

至於怎麼做？通常的審判機制區分成「國內刑事追訴」與「國際追訴機制」。

像是戰後同盟國為了處理戰爭發動者與嚴重的人權侵害問題，即在該國紐倫堡的國際軍事法庭，審理戰犯問題；此外，德國也在境內針對納粹時期的不法行為，打造加害者與國家間的刑事訴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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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紀的審判：紐倫堡大審

紐倫堡審判的緣起來自盟軍反抗納粹 ，盟軍在戰勝後，開始面對另一重要問題：誰該為這些罪行負責？

因此，歐洲戰場的四大戰勝國，便在紐倫堡開設軍事審判庭，開始審判戰犯，並且 同盟國更將許多納粹領導人予以起訴，強調其不贊同把戰爭責任綁在「國家組織」身上，反而應確認具體行為責任要由哪個特定的人來背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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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怎麼追訴？

德國法院仍從 1945 年開始，與盟軍同時對納粹時期的犯行進行刑事追訴。戰後西德政府針對相關納粹犯行之追訴時效即將屆至，應如何處理，曾進行憲政與實務面向爭辯，後在無違憲疑慮的前提下，修法將殺人罪的追訴時效延長至30年。其後來更於 1979 年，將殺人罪名之訴訟時效完全廢除，使檢察官得以永久性地起訴納粹的屠殺行為，只要犯罪行為人還活著，檢察官原則上就可以將之起訴。

但這仍有其極限。

例如「恐怖伊凡」，聽說曾「親手」將數百位猶太人送入毒氣室；因此，他在 1986 年被送往以色列受審，並在 1988 年被判處死刑，但在 1993 年時，因以色列最高法院證實「恐怖伊凡」另有其人，撤銷他的罪名。

獲釋後，他回到美國繼續生活，但後來因檢調單位找到被他帶進毒氣室的「受害者名單」等罪證，將他送往德國受審，隨後在 2011 年被控謀殺、判處 5 年徒刑，但他在去世前，都還在提起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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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害者如何究責？

討論最為熱烈的問題就是：東德時期的邊境守衛及其上級長官，是否要為射殺「翻越邊境」的人民，負起刑事責任，畢竟那是法律所規定的。

而柏林圍牆建成後，首次發生擊斃情況，是發生在 1962 的 Peter Fechter 事件。Peter Fechter，當時 18 歲，是建築圍牆的工人，他利用修築隔離牆時，與朋友 Kulbeik 藏在邊境檢查哨附近的一個木匠工作室裡，企圖投奔到西柏林。

當 Kulbeik 已成功越過牆， Fechter 正準備跟著越過牆之際，卻被東德士兵槍擊。遭受槍擊後，他並沒有立刻死亡，而是爬回靠近東柏林鐵網圍籬邊求救。在長達一小時的時間裡，都等不到任何一方的醫療援助，終於失血過多而死。

後來當時兩名向 Fechter 開槍的東德士兵分別被判刑 21 個月及 20 個月。

在向法庭承認罪行之後，兩名士兵都為當年的射擊道歉，並為當年的行為悔恨，但也表示這是出於當年的職責所為。

然為何明明是合法行為，卻要被判有罪？

這是因為前述判決作成前， 1996 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即表示： 原則上犯行的確只有在違反當年東德有效的法律時才應受到制裁。

但在極端例外的狀況，特別是基於歷史的偶然，民主德國的法院必須依據非民主東德政權的舊法律進行審判時，如果東德政權的刑法規定一方面嚴禁殺人，一方面卻又把不正義的屠殺行為列為可以被正當化的殺人理由，等於是違反了憲法的法治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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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台灣呢？

目前大家對於加害者的想像，就是集中在對於威權領袖的責怪，但是對於整個社會各個職位上的加害行為，卻是缺少像德國這樣更細緻的檢討咎責。

當然原因也在於因為台灣的民主轉型和平，讓轉型正義在過程中被犧牲，加害者的討論十分缺乏。
正如這幾次舉辦活動中，一直有民眾提及：「時間，對於這些加害者來說，已經太寬容了。」
那我們該怎麼做呢？更多的資訊，在下面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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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請見
#撥開迷霧：釐清威權統治時期加害者責任討論會議網站
https://identify-tj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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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白話文運動

【拆除威權 起造新國家】

二戰後中國國民黨以「戰勝國」之姿接收台灣，建構黨國一體的威權統治，並在之後四十年的時間實行白色恐怖，以肅清匪諜之名大量抓捕及屠殺台灣人，全方位消滅台灣固有文化，並限制台灣的民主發展。

台灣在許多前輩的犧牲奉獻下，成為亞洲的民主燈塔，但台灣的民主轉型還沒完成，仍須我們繼續努力。

＃全面清算威權遺毒
包括林義雄宅邸血案、陳文成事件等案件在內，許多檔案的公布都遭到阻擋，真相還被埋藏在歷史迷霧之中；我們現在仍在使用人民的納稅錢維護中正紀念堂等威權遺址，如果我們無法面對真相，清理仍殘存在我們之中的遺毒，台灣的民主轉型就不算完成。

＃抗中保台起造新國家
中國威權的擴張，對周遭所有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民來說都是莫大的威脅，台灣需要堅定民主自由的價值，與中國徹底切割，在國際上成為一個嶄新而獨立的國家，如此才能更加有力的與香港、圖博等地共同抵抗中國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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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振祥，1963年生於台北，復興商工美術科畢業。1980年代曾於自立報系擔任《台北人》攝影月刊主編、任《自立早報》攝影中心主任。在《自立》的7年間，以鏡頭見證解嚴前後的一次次街頭運動，為台灣的民主轉型留下驚人影像。
1987年起，開始長期性參與雲門舞集的攝影工作，如《九歌》、《流浪者之歌》、《行草》、《松煙》、《狂草》、《關於島嶼》等。1993年劉振祥離開自立，成立工作室。
早期，劉振祥是侯孝賢《戀戀風塵》、楊德昌《恐怖份子》的電影劇照師，近年則固定參與鍾孟宏導演或擔任監製的電影劇照拍攝，如《停車》、《第四張畫》、《失魂》、《一路順風》乃至《大佛普拉斯》、《小美》等。
劉振祥曾獲第33屆吳三連獎藝術獎攝影類，著有《台灣有影》（2000）、《滿嘴的魚刺》（2008）、《前後：雲門影像敘述攝影專集》（2009）、《家庭相簿》（2011）、《大佛．有抑無：劉振祥的「大佛普拉斯」影像紀錄》（2017）等。
與雲門舞集長期合作至今31年，劉振祥表示，他必須在舞作正式公演的一年前，就提出主要視覺呈現，因此他往往是從抽象的概念去發展海報，譬如《關於島嶼》就是目睹舞者的翻滾綵排，起心動念要他們一起翻滾，拍攝時發現舞者的腳集體懸空，乃將相片倒置，遂有一凌空、擺脫地心引力也如的奇特效果。劉振祥以為這樣的平面影像，更像共同創作。
從台灣新電影時期就成為劇照師的劉振祥，中斷21年之久，才因為與鍾孟宏在廣告片合作而結緣，再啟電影劇照拍攝。他自言，電影劇照必須跟著劇組移動到另一個地方，有時要長達1、2個月，耗時又費力，再加上表演藝術的平面拍攝佔據大部分工作時間，乃停止電影劇照拍攝。而與鍾孟宏的合作，相對來說是自由的，他可以自行決定哪一場戲要前往，無須長時間跟拍。
電影的敘事可以不停地移動、變換場景，但劇照得在單張照片裡說完一整部電影的故事。因此，在片場時，劉振祥總是全神貫注地觀察，以自己的方式再詮釋。對他來說，劇照即是以平面、單張照片的規格，對電影故事進行的重新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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