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路人(2020)
做為國影中心與北藝大第一部產學合作的作品，《失路人》可說是承載著許多人的期盼，雖然上映廳次不多，但總期待結合學校中的創意無限以及產業間的經驗能夠創造出什麼樣的火花，只可惜最後卻失望了。
過去我一直覺得台灣電影現在會走到這個景況，新電影以及台灣的電影教育要附上很大的責任。我們都知道1986年當時有一批台灣的電影導演聚集在一起簽署了一份稱為〈台灣電影宣言〉的文件，指稱過去政府以及社會大眾過於鍾情於商業電影，某種程度上壓縮了藝文電影的發展，因此鼓吹大家重視另一種電影。自此，這批台灣新電影的健將們，一如我們後來所熟知的楊德昌、侯孝賢等人，各自以自己的才情與對於社會的觀察，在國際上屢獲大獎，成就了一波台灣新浪潮，也深深地影響往後華語電影世界的電影創作人才們。
然而，我以為在〈電影宣言〉過去後的三十多年後，它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變成某種台灣電影的幽魂，像枷鎖般限制了現今的電影創作者。因此，誠如之前在跟朋友聊天時所聽到的，我們認為現在台灣電影所遇到的挑戰在於，台灣電影導演的養成過程容易受到大師前輩的影響，每一個都將社會責任意義的使命背在身上，但同時一方面對於社會又不盡然有足夠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實務操作的能力又落後想像中的眼界太多。如此一來拍出來的作品，便容易顯現出一種甩不開的沉重感，故事敘事的有趣程度自然也受到影響甚至限制的想像，而更慘的是，如果到了最後關頭才想又想起觀眾，硬塞了許多自以為類型的元素進去，更會顯得風格、主題破裂突兀，想當然電影本身就很難好看。
我想類似的問題討論套用在《失路人》中再適合不過，甚至可以說這可以變成某種2020年代台灣電影風格的濫觴，也就是那種形式牽強、風格過於自我，內容略顯不知所云的一種假文青式的電影。《失路人》改編自2016年的荃灣灰窰角街工廈水泥藏屍案，這樣的一個發生在香港的事件，後因三名嫌犯潛逃來台，引發出台港之間犯人引渡的困難與爭議。甚至如果放大一點來看，這樣的故事本可以往後連結至潘曉穎命案、送中條例，便可橫向拉出一條近年來中港台三地的社會政治文化簡史，縱向推展出一條從自身理解到國族認同的綜合討論，如此一來或許便能讓這樣的故事有著更多層的意義。
然而可惜的是，雖然在電影敘事當中，可以看出導演想要經營複雜文化脈絡衝突的意圖，甚至也可以發現些許潘曉穎命案的痕跡，但這一切在三個嫌犯逃離香港之後便開始失控。身為觀眾只能看到三個樣板在跑，模糊的感受到他們處在一個失路徬徨的狀態，我們看到阿聰似乎漫不經心的逃亡但卻又執著見網友，看到panda一直想要當明星，看到臺仔父母親之間的拉扯與他身上認同的糾結，但身為觀眾的我們卻也如同他們一般，在這些線索中逐漸亂了套。我想主要的問題可能是，電影中雖然給出了一個情境、一個模型，但卻沒有清楚的定義這些角色中情境模型的特性與背景，然後過程中不知道是過於沉浸在自己創在的氣氛中又或者對於自己的故是信心不足，常常以一種隨機的形式邊排序是，甚至以強烈的情緒甚至是幼稚的行為來推展劇情解決事件，如此一來可想而知最後整部電影最後就只能走向虛無。只是這樣的虛無並不是經營之下主角對於自身理解與對社會失望的總結，而是關於敘事上、甚至做為一個觀眾經歷觀影後的結果。
而最後我想問的是，如果一個打著社會寫實、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到最後只剩下對於犯罪過程廉價的偕仿，情緒多於內容的畫面，甚至是對於個體對於世界空泛的提問，那人生何來失路，何來救贖？
後記：其實如果寬鬆點將電影分為兩部分來看，前半部我是喜歡的，它在某種程度上將香港社會中那些人與人之間的壅擠，人在社會中的挫折與限制呈現的很好，然後對於我來說這也僅只是一個現象的表達、一個提問，一個對於狀態的偕仿，但最後分勝負的還是這個申論題的答案，按照這個脈絡，這個答案應該可能會很私人，可能不發生在香港，但他必須要是個答案，而答案也不能是我還在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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