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7歲來到台北時，梁實秋先生是我們家在忠孝東路三段的鄰居。之後，我23歲在時報副刊上班，再遇見他，已是梁先生人生最後階段。
他看到我特別地激動：因為他無緣相聚，留在大陸的大女兒，一生聚不了，見不著的女兒啊，就叫「文茜」。
那一代的人，悲歡離合都是日常，即使在台北巷弄裡過著小日子，夜裡也免不了驚心動魄的情緒。
於是梁實秋的散文，雅舍小品，不喜絢爛，更愛清淡。從動亂中走過來，走過大半個世界，看盡權勢朝代口號戰爭起落。
他的小品文章，談的食衣住行、生老病死，好似説著人性共相。其實説的是自己不想説，壓抑之後修為式的生活寫作。
時代殘酷的歷練推著他的文字走向平凡、流露人性底層的真誠，於生活細節處蘊哲理的力量，那其間每一個逗號、句點，是道不盡的嘆與息，悲與情。
小品，豈只是平凡人生智慧的參悟而已。
當年他曾和魯迅筆戰，一生最著名的是翻譯《莎士比亞全集》，其他包括《沈思錄》、《織工馬南傳》、《百獸圖》等。
為什麼挑選莎士比亞？
1963年莎士比亞誕生四百週年紀念時，梁先生曾經寫了一篇＜關於莎士比亞的翻譯＞的文章，文中提到八年戰爭與戰後之巨變，使他一直不能安定，翻譯的工作斷斷續續。他曾多次提到翻譯莎士比亞一事是胡適倡議的 ，那是五四運動之後，他參與「文學革命」的一部分。
在中國大陸的年代，梁實秋曾提出七大文藝觀對抗左派，其中之一：文學的領域很大，普羅文學未嘗不可以存在，但標語口號不能代替文學，要提倡它不能僅掛招牌了事，而必須拿出「貨色」來。
1970年代後期鄉土文學論戰在台灣崛起，他一以貫之，沒有參加論戰，旁觀一切：那是他年輕時早已熟悉的味道。他知道什麼是文學，什麼只是那個時代需要性的文字。
守著公寓，看著台灣進入80年代的變化，聽聞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遠眺所有遠離他的一切，包括在大陸的女兒，他如自己筆下的「鳥」：拳著一條腿，縮著頸子：有時候「一行白鷺上青天」，背後還襯著「灰泥」「沒有山色」的台北，自行啾啾地叫著，偶爾雖不忘雄姿，多數時刻，他早已不問青天。
他們都是在回憶中，度過了後半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