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諦斯剪紙藝術】
馬諦斯(Henri Matisse,1869-1954)因運用鮮麗色彩與流暢洗鍊繪畫技法聞名於世。他是畫家、版畫家和雕塑家,作品以繪畫為大宗,並與畢卡索(Pablo Picasso,1881-1973)同被公認為定義二十世紀初視覺藝術革命性發展的藝術家。
直到如今,雖常常跟野獸派畫上等號,但實際上野獸派運動僅維持數年便告終。若從1905年野獸派正式登場昭告世人的秋季沙龍(Salon d'Automne)算起,也不過兩年光景。對多數藝術家來說,野獸派只是一個過渡學習階段。
1908年時,由於人們對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關於自然秩序和穩定結構的主張愈形重視,導致野獸派奔放的情感表現看起來熱情過度動盪不安,反之,被塞尚、野獸派和非洲原始藝術刺激出來的立體派邏輯分析反而顯得更〝塞尚〞。於是野獸派畫家先後陸續散去,尋求出路。
〝跳槽〞到不同風格的原野獸派成員中,布拉克(Georges Braque,1882-1963)算是比較早落跑的一位,他與畢卡索聯手發展立體主義,1908年畫下的《艾斯塔克的房子》(Houses at l'Estaque)甚至是為立體派定名之作;儘管始終被畢卡索的光芒掩蓋,兩人合作關係到一戰爆發隨即了結。德漢(André Derain,1880-1954)在受到立體主義短暫嘲諷後,回到新古典主義之路並受到歡迎。
至於馬諦斯則獨自追尋個人道路,持續前行,在自我情感和所描繪的世界之間取得精妙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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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諦斯一生創作風格數度轉變,也融合眾多當代藝術特色而發展。他最初接受古典學院訓練,再受到印象派馬奈等人啟發使用明亮色彩;因席涅克(Paul Signac,1863- 1935)點描法與崇拜塞尚而投注分析色彩、形式與構圖的作用,簡化物體細節;接續梵谷、高更等表現性強烈的用色衝擊,更促成高度裝飾性藝術。
但終其一生,他的基本目標始終不變:『發現事物本質,並創造一種充滿平衡、純淨和寧靜的藝術形式』。
藝術成就並非一日可幾,1906年之後約莫十年間,馬諦斯陸續創作出許多優秀作品,具備嚴謹風格,強調平面化形式和裝飾圖案。1917年,搬到法國南部尼斯,1920年代洋溢異國風的女性肖像,畫面中充滿光線、鮮豔色彩和大量裝飾圖案,質樸華麗又輕鬆的風格受到好評。1930年之後,他採用了更大膽的簡化形式。
至此,他將塞尚理念發揮得淋漓盡致,為自己闢出康莊大道,開創現代藝術精彩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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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像死對頭-短小精悍的畢卡索幾乎終生頭好壯壯,馬諦斯於1941年曾因十二指腸癌接受兩次痛苦手術,當時他已高齡72歲。這般重大手術對多數人來說都是元氣大傷,何況年屆七旬如他。術後雖撿回一命,但傷口組織壞死導致他腹部肌肉不足,再也無法站立,從此只能藉由輪椅代步。
與病魔角力獲得險勝的馬諦斯,血液裡依舊流淌著藝術創作的豐沛因子,無法站立揮灑顏料,那就躺在床上或坐在輪椅上繪製小型作品。即使在生命的最後兩年,受盡病痛折磨,虛弱到只能長期臥床,他也未曾停止。
術後受限於生理條件,馬諦斯只能改變工作形式,轉向從事剪貼藝術,剪刀和色紙成為他此時最親近的工具和媒材。
他使用剪刀將彩色紙張剪成各種形狀和尺寸,接著組合出生動活潑的各式構圖,可說是一種嶄新藝術媒介。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他長期探索線條、形式和色彩完美平衡的最終產物。
剪紙作品的創作過程被他稱為〝以剪刀繪畫〞和〝直接裁剪色彩〞,也符合其〝簡化形式〞與〝平面裝飾性〞的重要藝術特質。意即透過非傳統的工具→剪刀,將顏料和紙張轉變成一個由植物,動物,人物和各類形狀組成的花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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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諦斯如何進行剪紙作品?老先生已經疾病纏身且行動不便,工作室助理當然得扮演重要角色。
首先,助理使用水粉顏料(gouache)在紙上著色。
馬諦斯從巴黎和尼斯購買了多色顏料,助理會從大捲紙筒裁剪紙張,將水粉顏料塗在紙上等待乾燥。近看這些剪貼作品會發現,有些紙張上的顏料塗抹得較稠密,有些筆觸則較為明顯。
然後,馬蒂斯會將各樣色紙放在地板,剪下形狀,再將它們排列成構圖。
如果是尺寸較小的作品,藝術家會直接使用圖釘在板子上排列。若是尺幅較大,他會指示助理將紙片釘在工作室的牆上。整個構圖確定之後,再由專業人員永久固定。裁剪時多數使用大剪刀進行,不過仔細檢查作品中大小不同的紙片,便能發現他肯定使用了各種尺寸的剪刀。
彩色紙片可能是用別針或圖釘固定。尤其製作大型作品時,助理會按照藝術家的指示,將切割好的紙片釘在牆上,進行多次拆卸調整。有些圖形邊緣的針孔便記錄了這些在創作過程中,被重新定位和安裝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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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起來,馬諦斯的剪紙藝術並非到晚年才突然從天而降,依照他自己的說法,多年前便已開始默默發展→暗自留一手才能嚇嚇〝好朋友〞畢卡索啊~
早在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1882-1971)為俄羅斯芭蕾舞團(Ballets Russes)所作舞碼《夜鶯之歌》(Le Chant du Rossignol,1920年首演)中,他就以剪紙設計了舞台布景。
接著1930年代初期,馬諦斯接受重要的美國贊助者阿爾伯特,巴恩斯博士(Albert Barnes,1872-1951)委託,為其大宅製作壁畫《舞蹈》(Dance)→靈感源自1910年為俄羅斯慈善家兼收藏家謝爾蓋・舒金(Sergei Shchukin,1854-1936)所繪製的《舞蹈》(Dance)。
《舞蹈》壁畫突出女性身影在抽象幾何背景下,簡潔純粹卻極具動感的特質。再者馬諦斯選擇壁畫也是為了突顯作品紀念性意義。此般畫作結合建築物的形式,讓他朝向實現夢想邁出了一大步,後來1948-51年的汶斯小教堂(Chapel of the Rosary)室內裝飾設計則為其圓夢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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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現代藝術領頭人物,馬蒂斯的創造力源源不絕,剪貼藝術曾擴展到書籍插圖領域,比如1947年出版的《爵士樂》(Jazz)小書。書中共包含20幅作品,主題以馬戲團和戲劇為主,命名為《爵士樂》的原因很可能是來自這本小書高度實驗性的即興創作特質。
繼反應熱烈的《爵士樂》之後,馬諦斯剪紙藝術越臻成熟並穩步增長,終究創造出大如壁畫之作,例如1946年的《天空的大洋洲》和《海洋的大洋洲》是他最初大型剪紙作品。畫面中布滿各式魚類和海洋植物,很可能反映了藝術家進行手術之前,仍能自由活動時,前往大溪地的旅遊經驗。靜觀畫面時,似乎自己也會跟著一頭栽進大溪地明媚風光,怡然優游於大洋洲的碧海晴空之中。
《有面具的大型裝飾》(Large Decoration with Masks,1953)則為所有剪紙作品中,尺寸規模最大型者。這幅作品最初被認為是用來研究陶瓷壁畫之用,大器壯觀,結構對稱,具備建築物的規模比例。兩側柱子將每4列一組的花結包圍,在近10公尺的廣闊區域上形成了網格狀。
《有面具的大型裝飾》看來雖是相對靜態,但透過生動色彩分布增添大量活潑動勢感。明亮蓬勃色調與白色背景相映襯,流溢於整個表面,使得觀者雙眼在充滿平靜有序和動態能量的對比效果中來回移動,進而感受高度感官歡愉。
這,也是馬諦斯一生創作宗旨:既活潑又和諧,豐富多彩且牽引人心的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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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管民俗傳統,剪紙在藝術創作上是一種新媒材,至少在西方藝術史中,尚無人如此應用。這些追求色彩與形式高度平衡的藝術表現形式,已經不再是單純繪畫,而是種直覺雕塑。
老先生曾說,剪紙藝術讓他在作品中尋得自我,與作品融合成一體,就像裁出一隻小鸚鵡時,自己隨之變成小鸚鵡般。這也是最索性乾脆的自我表達方式。當他過濾了複雜外在,裁出物體的純粹本質時,即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平衡和精確性。
即使承受肉體衰敗老去,依舊無所畏懼,創作不輟,徹底實踐現代藝術多元開放特質。馬諦斯在晚年藉著剪紙實踐了終生藝術關鍵思想與邏輯,因為造型極為單純,更加磨練他的裝飾才能,同時實踐〝以最簡約造型激發人類最豐沛情感〞的主張;尤其絢麗色彩效果,對年輕藝術家具有重要啟發與意義。
欣賞這些看似童趣,實則融匯大師藝術思路的精彩作品,再對照他當時的健康狀況和工作方式,你真的不得不由衷佩服,更深切感動於藝術之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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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回若有機會見到剪紙作品本倫,尤其是大型作品時,不妨仔細觀察,找找色紙上的顏料筆觸和邊緣針孔。然後還可以想像一下自己萬般榮幸地充當大師助手,被吆喝來吆喝去,在牆面上上下下整個很忙碌的畫面…
圖片來源 : Junie Wang &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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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在半個世紀前面對的「俄羅斯問題」,如同今日世界周邊所面對的「中國問題」。
很多人以為抗中國化等同反華(這正是共產黨的陰謀,試圖將反黨與反國畫上等號)。反民族是共產主義的本質,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偏偏需要借助一個夠強大的民族作為工具來完成併吞。於是,蘇共附身「俄羅斯人」,中共附身「中華民族」,以一種熱愛民族的假象掩飾其反民族傾向,藉此將一切反黨者扣上反民族的污名,以愛國主義勞役人民愛黨。
昆德拉說:「有的人可能會說:我們同意中歐國家正在捍衛它們受到威脅的認同,但是它們的處境並不是獨特的。俄羅斯也處在相似的境遇中。它也將失去自身的認同。實際上,不是俄國,而是共產主義正在剝奪各民族的本質,而這就使俄羅斯人民首當其衝。沒錯,在蘇聯帝國中,俄語確實正壓迫著其他民族的語言,但是並不是俄羅斯人想要將其他人『俄羅斯化』;這是因為蘇聯官僚體制——極度非民族、反民族、超民族——需要一個工具來統合其國家。我理解這個邏輯。我也理解一些俄羅斯人的處境,他們深怕他們所摯愛的祖國與可憎的共產主義混為一談。」
這種矛盾使反共者分裂成兩派:將中共連同整個中國一併反對(人們對中國的愛使中共強大,所以要憎惡這愛),以及試圖加以分割將華夏繼承過來(唐君毅式鄉愁:中華民族花果飄零)。前一種傾向,使一些西方人在蘇聯解體後仍視俄羅斯人為最大敵人,但他們沒有錯,蘇共的統族性在普京手上完全體現,新的共和國在繼承俄羅斯的同時也繼承了蘇維埃。
然而,俄國的拜占庭帝國傳統,本來也是歐洲本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沒了契訶夫等俄國作家就沒了歐洲現代小說,為古典音樂重新注入活力的人,有一個叫史特拉汶斯基。
捷克歷史學家帕拉茨基認為,中歐與俄羅斯的對立,不在民族上,而在原則上——中歐一直以最小地方的最大多樣性為榮,無可避免要去抗衡抱持相反原則的俄羅斯(最大空間中的最小多樣性)。抗中國化,背後亦隱含這種對立。
「實際上,最與中歐及其對多樣性的熱情格格不入的正是俄羅斯:統一、標準化、集中化,志在將帝國中的每個民族(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亞美尼亞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等等)都轉化為單一的俄羅斯人民(或者用如今這個語言普遍神秘化的時代的用詞,轉變為『單一的蘇維埃人民』)。」
「我們都是中國人」,構成中式帝國主義的本質。為了實現大一統,維族人、西藏人、台灣人、香港人等等都要讓路了。昆德拉反問一個問題:共產主義到底是俄羅斯歷史的否定還是其實現?
「共產主義既是其否定(比如否定其宗教性),同時又是其實現(實現其集中化的偏好及其帝國之夢)。從俄羅斯內部去看,前者(有些東西絕後了)是更為顯著的。而從被奴役的國家的視角去看,後者(有些東西繼承了)則更為驚人。」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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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相遇】
二十世紀絕對是個熱鬧創新的年代,從藝術圈便可見。
伊果.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1882-1971)如同〝音樂界畢卡索〞,開創現代音樂新局面,而他與畢卡索(Pablo Picasso,1881-1973)更有好交情,巧合的是兩人最著名作品《火鳥》(L'Oiseau de feu,1910)、《格爾尼卡》(Guernica,1937)皆成就於二戰之前。
1917年經由『俄羅斯芭蕾舞團』(Ballets Russes)的總監迪耶吉勒夫(Sergei Diaghilev,1872-1929)介紹後兩人簡直一拍即合,有段時間常一塊在羅馬、拿坡里等地鬼混,美其名曰感受當地大眾文化,但類似夜間飲酒鬧事肯定少不了,甚至還曾發生過因為太胡鬧而被逮捕的糗事。
後來彼此常以書信連絡並交換作品,比如史特拉汶斯為畢卡索的立體派作曲,探索立體主義在音樂表現的可能性,而畢老也回贈了三幅史特拉汶斯肖像畫。據說在畫件運送途中,途經瑞士邊界時,曾被誤認成軍方秘密計畫相關文件而差點被沒收,幸好後來還是安全回到史特拉汶斯基的手上。
火熱來往約一年後,兩人在1918年正式合作《散拍音樂》(Ragtime)創作。畢卡索以連筆畫形式一氣呵成兩位正在演奏的音樂家輪廓,而史特拉汶斯基則從散拍爵士樂的基礎上,添加複雜附加節奏,以及大量附點音符和三連音,讓旋律更為複雜多變。無論是畫作或樂曲都充滿動感和律動性,仔細看,你還可以在畫面上找到一些如高音譜記號等音樂符號哩~
如此相知相惜頻繁交流數年,到了芭蕾舞劇《波奇尼亞》(Pulcinella,1920)合作之時,兩人已培養出絕佳默契。此劇碼不僅由畢卡索設計服裝與佈景,《波奇尼亞》也代表著史特拉汶斯基個人創作風格從原始主義走向了新古典主義形式。
〝波奇尼亞〞(Pulcinella)其實是源自16世紀義大利劇作中的丑角,後來演變成南義地區,尤其是拿坡里代表性人物,通常穿著白衣戴著黑面具,還有個長長的鼻子。因此畢卡索才以如此形象設計戲服。
回到法國後,畢卡索又以綜合立體主義(Synthetic Cubism)風格畫出了《三個音樂家》(Three Musicians,1921夏,楓丹白露)。畫面左方那位穿白衣的丑角造型正是借鑑自〝波奇尼亞〞,中間的小丑則代表畢卡索本人。
丑角和小丑都是義大利即興喜劇(Commedia dell'arte)中常見的角色,也是畢老作品裡出現多次的主題。從丑角吹奏單簧管、小丑撫弄吉他,以及右側修士拿著樂譜,這三人表現出對音樂共同的追求;還有你發現了嗎?左側波奇尼亞下方,還趴著一隻狗狗,左後方牆面上映照出影子,另外牠可愛的尾巴就在小丑的兩條腿間搖啊搖。(大師雖然脾氣不太好,但卻挺幽默的嘛~)
這兩位引領現代藝術發展的〝難兄難弟〞(恕我不敬,但想像一下大師們因為喝酒鬧事被抓進警局的滑稽模樣,真的很難不噗哧),一位來自歐俄北境聖彼得堡區域,另一位則出生於西班牙南部安達魯西亞地區,分據歐陸南北之遙,地理環境和氣候人文都大相逕庭,卻因天分、才能與旺盛的好奇心和創作力而碰撞出現代藝術史上燦爛的花火。
後人也得以見證這個美好的世紀相遇如何突破文化、種族、形式與語言藩籬,千絲萬縷彼此牽絆,成就跨越時光的精彩篇章。
#波奇尼亞芭蕾舞劇精華和畢卡索戲服設計在這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otJtPjMFnI
#俄羅斯芭蕾舞團超值得認識
#有關俄羅斯芭蕾舞團還可以看這裡
https://www.facebook.com/artjunie/posts/575270642908836
https://www.facebook.com/artjunie/posts/671896069912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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