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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櫻桃的人］（六之六）

國安法專家證人對壘，進入了最後一天。過去一星期，控辯雙方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的爭辯，尤如走在平行時空。

雙方對此八字的歷史典故、在近代香港公眾領域中如何冒起，口號因為為甚麼事件而爆紅，到解讀八字含意是否與「分裂國家」有關，開展激烈爭辯。

控方的歷史學者劉智鵬，追溯了中國古籍，並引述2016梁天琦競選活動節錄，並以2019年7.21中聯辦外示威者的「反中國政府」行為，加上警方點算示威錄影片段口號與顛覆行為同時出現作為論據，指「光時」數千年意義不變，必然與把香港從中國國土分裂出來有關。

辯方的兩位李姓社會科學學者，則使用多種社科分析工具，以大數據及訪問等量化及質化研究，說明「光時」意義開放多樣，與「港獨」關係不強。

這天早上，李立峯(Francis)進入最後階段作供。今天法庭內對答互相穿插，你來我往，因為程序原因，辯方補問後，控方又可覆問；三位法官亦有提問，其後，控辯雙方亦可進行一輪補問。舌劍唇槍，火花四濺，對量化研究的統計學方法論，展開最後一輪爭辯。

法律人crossover社科人，法庭內社科論述夾雜法律用語，互相澄清，有時理解，有時誤解，有時水火不容，是一種跨專業跨社群的「傳播過程」。

高佻的Francis，今天穿了筆挺的深灰色西裝外套和同款褲子，藍色袜子，配黑色皮鞋。手長腳長的他，坐在那張調得太低的證人辦公室椅子上，大部份時間雙腳交疊着，解說社科原理時，忍不住左右微微搖晃。

Francis的手部動作很多。虛構的符號，概念，時間線，常在空中出現。「這是point A，這是 point B」，左右手好像各自握着一個小球；「時間過了幾個月」，他的右手掌竪起，在枱面上從左掃向右；「事情慢慢發酵」，他又會凌空做出像搞動手動原筆刨的動作。證人枱，尤如學術講堂。

Francis作供到了第三天，法庭裡的所有人，從庭警到保安，從記者到市民，從法官到律師們，都像接受了社科特訓。今天的對答，涉及更深入地提問，用甚麼樣的嚴謹精神，檢視事物的意思，確立事物的關係，作出任何一個聲稱。

控方曾指出，「光時」口號的出現日期，來自7.21白天，中聯辦外「反中國政府」的示威，故口號含意和「反中國政府」有關。

Francis反駁，電腦分析連登討論區，發現「光時」於網上出現的時間，要比7.21早兩星期。他解釋，2019年7月初，有人舉行「光復屯門公園」活動；7月中，有「光復上水」活動。他留意到網上已出現「光時」口號完整八字或部分。在他看來，社會運動一直發展，社運進程和口號如何出現有動態關係。

「心理學上有Priming (促發效應) 這概念。7月初至中的光復行動，讓『光復』二字開始重新在人們腦海出現，心理上作出了提示，並驅使人們回想起幾年前的社區光復行動，為『光時』口號後來再出現製造充足背景。」

控方亦挑戰，7.21日後，「光時」口號廣泛被傳播，是因為人們對「反中國政府」的意思認同。

Francis用數據反駁。Francis披露，他於2019年11月替進行全港電話民意調查，其中一個問題問受訪市民：「過去幾個月那一件事令你對警方產生負面印象。」Francis指出，大部份回應(逾八成人)均指出「元朗襲擊」有關。此民調是當時由警監會委托Francis團隊進行的。

「這數據顯示，721之後，公眾關注是元朗襲擊，而非中聯辦。對支持反修例運動的人來說，元朗襲擊引起巨大的集體不滿和憤懣。『光時』口號夠抽象，讓人們在示威現場吶喊出來，可以表達他們的情緒、憤怒和怨氣。」Francis補充，口號出現是一個動態過程，不是忽然出現。

另一個討論重點是，唐英傑案發生在2020年7月1日。而Francis的示威現場調查、電話民意調查及焦點小組等，均於2020初完成。法律上，十分強調證據之相關性 (relevance)，如此，好像有段時間的空白。

今早，辯方完成覆問後，三位法官先曾退庭25分鐘，卻沒有讓Francis離開。重新開庭後，唯一的男官陳嘉信娓娓道來：「李教授，請給我們一點耐性……」說了一大堆開場白，原來就是問及這個在法官們心中的「空白時段(gap)」。

意思是，Francis如何說服法庭，他對「光時」口號意思乃開放性的看法，在案件事發時及之前　（2020年初至中），並沒有改變？如此這樣，Francis又以理論輔以數據回答。

首先，Francis以控方專家的說話反問：「我們在2020初，以多方法去找『光時』口號的意義，數據及焦點小組都確認『光時』可以有多種意思，與『港獨』關係不強烈。」

「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認為，『光時』口號千百年不變，那忽然有人告訴我，在我的研究之後6至8個月內，口號的意義有改變，那就請證明給看，相關理論及證據。現在不只是說意義出現了改變，而且是變得極單一，出現了很具體的轉變。作為社會學家，我看不到相關證據。」

Francis提供自己的證據。他從連登不同時段，搜刮了大數據，嘗試彌補這個「關鍵空白」。

Francis詳細解釋研究方法：

在2019年11月到2020年2月，從連登「時事台」看不同口號出現的情況。

團隊發現，「光復香港」與「香港獨立」的統計學上關係疲弱，相關系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只有0.295；「時代革命」和「香港獨立」的相關係數亦只有0.353。而另一個口號「五大訴求」和「香港獨立」的相關係數也差不多，只有0.371 。

Francis解釋，「1」是統計學上「完全有關」。「光復香港」和「時代革命」出現的統計學上關係很強，高達0.99 。

而統計學上，「0.3」只能說是弱到中度有關，Francis指出，這是國際學術圈子共同認知的解讀。由於「五大訴求」中的具體訴求內容，與追求港獨沒有關係，也可以說明，「光時」口號和「港獨」沒明顯關係。

Francis指，若「光時」真是於2020年出現意義上的轉變，同一個研究於2020年初至中進行，相關係數會上升。但團隊真是把連登於2020年案發前一段時間的數據再以電腦分析，得出結果是，統計學上，「光時」口號與「港獨」關係維持疲弱。

團隊於2020年3月至7月，從連登找一樣的口號。發現「光復香港」與「港獨」的相關係數，維持在0.291， 而「時代革命」和「港獨」字眼的相關係數，亦維持在0.2652 。

「若『光時』口號在案發現時間，與『港獨』意思變得更緊密，數字應該上升，但數據維持差不多。這測試說明，沒有證據去說『光時』與『港獨』的意思變得越來越相近。我們知道案發現時間有個隙縫，我們盡力嘗試去以數據回答。」

面對統計學上的關係，法官和控方代表，都作出追問。

這天法官杜麗冰戴了色彩繽紛的膠框眼鏡，她問道，「會不會只是後來少了人談『港獨』，少了人上網討論？」

Francis指出：「相關係數與數量的多少沒關，而是兩個變項(variable)的強弱關係。」

Francis早前提過，意義十分雷同的字眼，人們不會兩個都使用：「好像我說『你很醒目』和『你很聰明』(clever及smart)，人們會只選一個字，否則是太累贅（redundant）。」

彭寶琴法官學以致用，立即追問，如果「光時」和「港獨」意思接近，這個方法怎樣有效？因為說了「光時」等於說了「港獨」，人們不用說兩次同一件事。

Francis的「社科狂熱」又燒起來，指彭官點出了一個重要問題：

「所以研究的設計，非常講究。這裡關鍵是我是以『每一天』為計算單位，而非『每一個帖子』。人們發一個帖，不會重覆使用同義字，但於同一日，總的來說，若當時『港獨』是熱話題，不同的人同日使用『光時』口號會不會多了？」這是設計的精要。

Francis後來再解釋得更具體。

「例如，某一天，含有『香港獨立』的帖子數量，佔當日總帖子數量比例為10%；同一天，含有『光復香港』的帖子數量，佔當日總帖子數量比例亦同為10%。

第二天，含有『香港獨立』的帖子數量，佔當日總帖子數量比例為5%；同一天，含有『光復香港』的帖子數量，佔當日總帖子數量比例亦同為5%。

第三天，含有『香港獨立』的帖子數量，佔當日總帖子數量比例為12%；同一天，含有『光復香港』的帖子數量，佔當日總帖子數量比例亦同為12%。

如此這樣，我們拿200天的數據，看關係是否一起上升和一起下滑，　即是看兩組數字是否齊上齊落。最後算出來的『相關係數』就會是『1』.」

然而，控方的報告，是由幾位警員，回看百計遊行錄影，然後數算有多少天有人揮舞「光時」旗幟或有喊「光時」口號，而再紀錄這天有沒有人進行「顛覆行為」，例如喊港獨口號、進行破壞或使用暴力等。

早幾天，Francis批評，警察的做法，不能建立「光時」與「港獨」意思相，因為兩者只是同時出現 (co-appearance)。

控方代表周天行檢控專員，還是堅持挑戰Francis，指出Francis沒有把連登裡刪掉了的帖子，計算在內。

Francis回應說：「我們的數據包含2千5百萬個帖子或回應，刪掉了一些帖子，不會影響結果。」

周專員追問：「你知道有多少帖子被刪掉了？」

Francis答得巧妙：「我不需要知道。」

周專員再拿出那疊人手從連登萃取下來的帖子影印本，指出個別帖子，叫Francis回應。帖子裡，有個別網民留言，指「光時」意思就是「港獨」。

Francis忍不住回應：「這裡顯示的是，有人把『光時』理解為與『港獨』有關。這和我們的焦點小組發現一樣。的確有人從『光時』看到有『港獨』意義。」早前，Francis在庭上有從其報告讀出有焦點小組參加者，指『光時』有『少少港獨意味』，但同時有其他人看不到港獨意思。

Francis語帶雙關：「但我看的是2千5百萬留言，人們不可以 “cherry pick”(挑選櫻桃，指只選取對自己有利的東西，漠視對自己不利的東西)。」

Francis說到不可以cherry pick時，一頓，望着周專員說：「我不是批評你，而是我們如何防止包括我自己也做了cherry picking。(I am not criticizing you, but how can we prevent myself from cherry picking)」

Francis續說：「當然，研究員可以從2千5百萬個留言逐個查看是否與『港獨』有關，但現實上沒可能，所以我們才用這個統計學方法去看關聯。若你提及的這個帖，持續頻密在連登出現，數據上會見到強關係，但這類帖子只是零星出現，沒有成為一個主流。」

辯方代表劉偉聰大狀坐着，聽到這裡，微微一笑。

周專員還是不放棄找Francis研究的漏洞：「你沒有調查過連登以外，例如現實生活上，有人用其他方法喊口號？」

Francis重新讓數據說話：「我們已有2千5百萬個留言，多達20萬用家的意見，結果我們找不到統計學上的強烈關係。你問可不可以再做其他研究？當然可以。」

連登大數據分析，把「光復香港」和「時代革命」分拆，不是把八個字一次過與「香港獨立」作電腦運算。

Francis解釋他背後想法：「網民留言很短的，只寫『光復香港』或只寫『時代革命』已經代表了整個口號。連劉智鵬教授也說過，他認為把整個口號分開來分析也含有分裂國家意思，劉教授也有拆過口號作理解。」

周專員再嘗試進攻：「警察做的示威錄像調查具相關性(relevant)，有助(helpful)我們理解口號意義。」

Francis：「我不認為有幫助，我會說不相關(irrelevant)。」

周專員瞪大了眼，眼神穿透了長方型金屬眼鏡：「完全不相關(not relevant at all)?」

Francis反駁：「如果你是指警察報告，能支持『光時』意思是『港獨』，那警察報告不成立，清楚不能作出這個總結。我抱歉只能說，我不認為是相關的。(Sorry to say I don’t think it is relevant)。」

周專員質疑，警察報告中，百計示威錄影片段，Francis有沒有看過。

Francis回應：「我信任警察，在點算數目字上沒有問題。（I trust police on how they count them）我沒有理由自己去看一次，為了挑戰警察點算是否準確。」

周專員轉向發問統計學問題，叫Francis拿着控方影印的連登帖子，即場示範運算「相關係數」。

此時，彭寶琴法官插話，指這疊資料未必對法庭有幫助，「除非你對李教授的方法論有質疑」。

周說：「就是要看李教授從連登找到的結果有多可靠。」周繼續要求Francis拿着影印的連登帖子示範做統計運算。

時近中午，彭寶琴終於解說了她整個早上學習到的統計學知識：

「李教授解釋得好詳細了。當一個變項的百分比，與另一個變項的百分比，在一段長時間內，可以檢視兩者是一起上升，還是一起下降，如兩者趨勢一樣，則『相關係數』等於『1』.」說完，彭官望着Francis。

Francis微笑說：「很接近了（Close Enough）。」

此後，周天行專員就說，沒有提問，然後坐下。

兩位社會學家，連續五天在香港法院講解社會科學方法、理論，解釋如何以不同工具怎樣去探視、切割、理解社會運動。本來大家以為只是虛浮懸空又抽象的文字意思，透過社科工具，學者對社會深切的認知熱情，原來可以從人們的腦海中，抽取一些集體認知和意義。

按李立峯所說，他認為這些意思，雖然觸不到，也是可以科學化去檢視和驗証的社會性事實(social facts)。

兩位學者的多項關於反修例運動的研究，早在2019年已經開展，當時沒有國安法，唐英傑亦未成為被告。而再回溯過去幾十年，社科學者一直有研讀社會運動，撰寫學術論文和著書。

七一遊行，六四晚會，派研究員到現場做問卷調查，打電話到府上問大家的各種想法，在學術圈子不是新鮮事。

只是以往這些艱澀的知識，只會出現在大學班房裡，供學者們互相辯論，或學子們修讀學習。

如今社科學者走進法庭，把他們畢生研究的成果，於審訊中呈上。法官們在審訊中，不時對這批「專家證人」強調：「教授，請問你／妳如何可以協助法庭理解這或這？」「教授，若我有錯請糾正我。」

至於法庭與社科世界的奇異交雜，最終對判決是否有影響，還待揭曉。

不過，Francis已不是第一次以社科學者身份，出現在香港法庭。2017年佔中九子案開審，他是香港近代法庭史上，第一位以「民調學者」身份作供的專家證人。

控辯雙方的律師代表，曾於今次國安法第一審中，就Francis上一次於佔中案作專家證人的結果，各有不同解讀，各自做了自己的Cherry Picking。

控方周天行問：「李教授，上次於佔中案你以『民意調查』專家身份作供，最後法庭判詞下來，是否不給予你的專家報告任何比重？」

Francis答是。

然而辯方劉偉聰大狀亦曾問及：「李教授，雖然佔中案法官沒有對你的供詞給予任何比重，但判詞中卻形容，你在民意調查的作供過程裡『既有誠信亦可靠』。」

Francis亦答是。

是否徒勞？視乎觀點與角度。

（圖為兩位辯方專家證人離開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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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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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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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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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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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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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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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酒泉街花市】 #最後一日
　　　　
酒泉街花市位在迪化街交會口附近
以萬和宮和王氏祠堂間的三角地帶為主
為早期台灣最大的花卉零售批發市場
每天凌晨四時鮮花開始從各地湧進
一直到九時後人潮才逐漸散去
無論是零售攤販或個人都可前往購買
　　　　　
隨著酒泉街花市規模日益擴大
為改善佔據街道的混亂交易環境
並訂定完整的產銷、分級制度管理
政府於1986年籌設濱江花卉批發市場
積極協調與輔導酒泉街花市業者遷入
並在隔年3月15日開業同時宣布
將加強取締酒泉街花市的違法交易
長達數十年的花市飄香終於走入歷史
　　　
#結果後來又遷到內湖去
#成為了今日的台北花市
#報時光UDNtime
　　
來源：聯合報
日期：1987/3/14
攝影：林建榮
圖說：酒泉街花市營業最後一天的營業情形。
　　　　
歷史新聞
　　　　　
【1987-03-14/經濟日報/10版/】
　　　　　
濱江花市明天「開」 酒泉花市今天「謝」
　　　　　　　　　　
【本報訊】台北市濱江花卉市場將於明天開幕，現場並有十萬枝鮮花贈送活動；該市場自治委員會已決定在今天關閉酒泉街花市，並輔導業者遷往濱江市場，但仍維持原有經營型態，市場拍賣制度僅適用於菊花與劍蘭；並預訂在今年七月底以前，籌組符合農產品市場交易法規定的「經營主體」。
濱江花市自治委員會表示，酒泉街花市遷移案經過一年來的爭議，終於在台北市長許水德決定給予業者一年籌備時間後，於三月十五日正式辦理遷移，業者將儘快在今年七月以前即完成「經營主體」的籌備工作，以符合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的規定。
　　　
【1984-07-29/經濟日報/11版/經濟副刊】
　　　
花市飄香二十年
　　　
【陳啟明】提起台北花市，一般消費大眾會自然想到三個所在：建國南路假日花市、重慶南路假日花市以及延吉街花市。
各菜市場（如南門市場、東門市場、古亭市場、水源市場……）的花卉零售攤販卻會告訴你：「我的花是從酒泉街批回來的。」約有三分之一的花店也表示從酒泉街批花；三分之二的花店，絕大多教插花者及大飯店則會告訴你兩個進花的通路──要酒泉街的花商送花或直接要花農送花。
但是，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蘇振玉卻說：「現在沒有花卉批發市場。」不過，在今年內，會出現全國第一座花卉批發市場，就設在已完工卻尚未啟用的濱江街市場內。
　
（中略）
　
酒泉街花市，目前算是全省最大、也是台北市唯一的花卉批發兼零售市集。
日本、荷蘭、德國等花商來台考察，都必定到酒泉街參觀一番，在讚美台灣花卉之餘，卻不免奇怪這種一直在廣場、在巷弄裡把花卉堆在地上、露天賣花的銷售型態。
接待這些外國同業的酒泉街較具規模的花商，一時之間大多無言以對。目前他們已開始計畫集資興建一個現代化的花卉零批市場，但土地難以覓得，他們希望政府能撥一塊公有土地給他們，由他們自行投資興建花卉零批市場。
其實，提起酒泉街花市，似乎正是自由經濟理論的最原始的實例，亞當．史密斯的「一隻看不見的手」的說法在這兒可得到印證。
　
．自然形成花市
　
酒泉街花市的發展，正是因有需要而產生了供給，人們正是為追求利潤而形成了這個花市，創造了平均每天約二百萬元以下的花卉交易金額。
酒泉街花市位於迪化街和酒泉街交會之處，有公車四十一、零北、二、九……等路線可到，花商沿著附近的巷弄街道，就地擺設各色花卉，大致集中在王氏宗祠和萬和宮之間的三角地帶。萬和宮前的廣場為切花集中區，其他少部分巷弄地區則擺著盆花，有些店舖則兼售花卉器材。
　
．批發、零售都做
　
每日清晨四時許，南部彰化、嘉義、埔里、水里或近郊新店、北投等產地的鮮花，被大卡車一車一車的載來。花商接貨後就地整理，分批賣給前來採購的零售商以及送給與其有來往的花店、酒店和教插花者。清晨七時之前左右以對零售商的批發交易為主，七時以後，則會有一些消費者來購買，九時以後就收市了。
如以台北市一天可消費三千斤的白蘭花來說，賣給消費者是一兩十元，約有八朵，但批發者會以更便宜的價格賣給零售商，其幅度大概便宜四成。
　
．花農、消費者都來
　
酒泉街是一個極開放的市場，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來自各地的批發商、花農、酒泉街的批發商、台北各地的零售商、一般的消費者……，甚至好奇的觀光客都可以在此買到好花。
而花卉的批發價，是由賣方開價，依前一天的行情及當天花卉的到貨數量來決定當天價格。但假如預知需求量大增，則價格也會上漲，如影星徐楓結婚時，就曾使當天酒泉街花市行情劇升。
酒泉街花市在十多年前剛形成時，僅只佔迪化街一條橫巷，大約在六、七年前，酒泉街與迪化街間的巷子打通拓寬後，而逐漸發展出今天的規模，大致有一百多個花商，其中一百一十八家是數代世居酒泉街一帶的花農的後代，現已轉業為花卉商，三十餘家則是來自中南部，在此租用店舖，他們大多是中南部花農的子女。
　
．飄香六十年
　
酒泉街在開始時，花商各自佔地擺賣花卉，但現在已成立了委員會負責清掃、各攤位間也劃出了界線。
其中的一百一十八家花商，在今年五月間參加了「台灣區花卉推廣協會」，並且在其下組織了一個「切花批發市場研究發展委員會」。據這個委員會的成員透露，酒泉街一帶在日據時代是台北花農種花區域，當時花農們集資興建了萬和宮，供奉著主管花卉的外土地公，迄今已有六十年歷史。因為有這一段淵源，所以在光復後，這一帶逐漸形成花卉集散中心，起先由花農的子孫們在萬和宮前的廣場擺賣花卉，後來又有其他縣份的花農進入，形成今天的格局。
酒泉街這一百一十八家原居民並沒有排斥新來的加入者，他們認為「有容乃大」，如果一味排斥，會使新來者流到其他地區（如三重、板橋）形成市集，而使酒泉街花市不會出現今天的規模。他們認為，花市，就是要大量地具備各式各種的花卉，數量大、品種多，才能吸引零售商及消費者。這樣，花市才能發展。
　
．花農後代成為批發商
　
這一百一十八家原居民，其中有些已發展成花卉外銷商，而以內銷為輔。但大多是家族式經營，由妻子、兒女幫忙賣花，其經營成本是無法以現代企業方式計算。他們仍居住在酒泉街一帶，而以萬和宮為中心的花卉市場附近，大多是他們及萬和宮的產業。現在，萬和宮的外土地公仍是他們的信仰中心及團結力量。而這，也正是酒泉街花市能形成、發展的基礎，至少，不會出現有居民報警要求取締這個花卉市集的情形。
但是，新興建的濱江街市場，卻引起他們的注意。
　
．濱江街大批發市場
　
據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蘇振玉表示，在濱江街市場計畫中的花卉批發市場，是做大批發，拍賣場地為二百坪到三百坪，以建立產銷合理制度為目標。將來要做到花卉分級、貨比貨，使花卉產業有更現代化的發展。他表示，歡迎酒泉街的業者來登記為承銷人。蘇振玉也指出，濱江街市場是做大批發，把花農的花卉集中起來拍賣。其他地區則不許做批發，頂多是做零批。
蘇振玉表示，在即將成立的花卉批發市場中，台北農產品運銷公司所扮演的，等於一個大拍賣商的角色，替花農把花卉賣出去，使產銷平衡，進一步能配合。他指出，台北農產品運銷公司祇抽取百分之三點二的服務費用，即向農民抽百分之一點六、承銷人亦為百分之一點六。
　
．酒泉街業者的希望
　
至於濱江街花卉批發市場成立後，對酒泉街花市會有什麼影響呢？
外界一般認為是可取代酒泉街花市，使之自然消滅。如果二個市場並存，則不是好事。一位對花卉市場有深入瞭解的園藝專家指出，這需要主辦單位和酒泉街業者好好溝通，想出妥善方法。他也指出，酒泉街花市的經營絕非現代化花卉市場的形態，而酒泉街發展到今天，已面臨需要改變的情形。今天需要的，是一個現代化、標準化的花卉批發市場，這才能把成長中花卉產業帶上康莊大道。
但當酒泉街一位業者在知悉濱江街市場是準備做大批發時，他很高興地說：「這對我們沒有影響，我們正可以做零批生意。」他特別解釋：「酒泉街花市做的就是零批，並沒有大批發商，頂多是有些零批商做得比較大而已。」然而，他再次強調：「希望政府能提供公地，由業者集資興建花卉零批市場，政府可以抽取部份利潤。」他嘆口氣說：「目前酒泉街花市的克難賣花方式，實在應該改善了！」
衡諸政府有關單位輔導建國南路假日花市及延吉街花市輔導花農的經營情形，酒泉街參加了「台灣區花卉推廣協會」的一百一十八家花商的要求，似乎可以被考慮、可以進行磋商。
　
．期待花卉大批發市場
　
但，不管怎麼樣，我們是急切需要一個現代化、標準化的花卉大批發市場，而這也是政府正在努力的工作之一！這個大批發市場不但對花卉內銷有幫助，對花卉的外銷也會有正面影響的！

曾家子孫皆成材 曾國藩教育子女有何秘訣？｜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曾國藩是清朝歷史上最有權勢者之一，他位列三公，拜相封侯，可謂顯赫一時，然而他教育子女的方法卻遠比我們現在的溺愛式、呵護式的家長要高明得多。

注重家教勤儉持家

在曾國藩看來，要教育孩子立足社會，並讓這個家庭能夠一代一代地延續下去，關鍵就是兩個字：勤與儉。他要求孩子們一生銘記十六個字——家儉則興，人勤則健，能勤能儉，永不貧賤！

曾國藩對於勤和儉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一個家能夠保持興盛發達，一個最簡單的道理要學會勤儉過日子，富的時候不驕傲，貧的時候不氣餒，由儉來打理自己的生活。勤既可以健壯自己的身體，同時又使勞作變成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一件事情。永葆勤和儉，一個家族才會永續地發展下去。

曾國藩的小女兒晚年留下一個年譜，其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曾國藩小女兒只有十幾歲時，跟隨母親來到曾國藩任兩江總督的總督府。小女兒入總督府總要穿得體面一些，光鮮一點，所以上面穿了一件藍色的小裌襖，下邊穿了一條綴青邊的黃綢褲，就這條黃綢褲其實也不是她的，而是她的長嫂，也就是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過世的妻子留給她的。但就是這條褲子的一個青色花邊讓曾國藩覺得太繁複、太華貴了，就指責小女兒不應該穿這樣的褲子，讓她趕快換掉。小女兒趕緊回到房間換了一條沒花邊的綠褲子。由此可見，曾國藩是見不得繁複，見不得孩子身上帶有太富貴的東西的。

曾國藩在信中多次苦口婆心地陳述自己這種勤儉的緣由：「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曾國藩認為，子女在驕奢淫逸的環境之下是不可能立大志的，開始是驕逸，繼而就是流蕩，然後就是敗家。一個官宦之家能夠延續一兩代，真的是很少很少的。所以曾國藩覺得應該由勤儉入手教育孩子懂得如何生活，這才是最好的教子之道。


以身作則平民生活

曾國藩曾經告訴家人，他的衣服一共不過三百兩銀子，做了一件衣服之後，會十幾年乃至三十年都在穿用。

曾國藩不僅在穿著等方面嚴格要求自己和子女，而且在日常飲食上也有嚴格的要求。曾國藩吃飯的時候，碰到飯裡面有帶殼的穀物的話，他要把這個殼磕開，把裡面的穀物吃掉。可以說曾國藩這個農家子弟，對於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是理解得非常深刻的。

曾國藩的「住」也是很普通的。曾國藩的家和他弟弟曾國荃的豪宅相比，簡直是差遠了。我去過曾國藩的家鄉，曾國荃的房子和曾國藩後來的府第富厚堂我都去過，兩者相比，富厚堂只能用寒酸來形容。

就這樣的一個富厚堂，曾國藩聽說花了那麼多的錢，他都不忍去住。富厚堂沒有雕樑沒有畫柱，就是一種非常拙樸的木結構建築。這個房子有一個書樓，體現出的就是湖南人的耕讀之風，整個房子只不過比一般的農戶的院落大一些而已。

至於「行」，在那個時代，官宦人家一般坐轎子。可是，曾國藩卻在信裡告訴孩子，你要步行去辦該辦的事，絕不許使喚轎子。同時他對孩子們還這樣要求，不許使喚奴婢給你添茶倒水，你自己能做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去做。

在曾國藩的家書中我們還看到，他會讓自己的子女去幹些在常人眼中只有下人才做的拾柴、撿糞之類的事情。在一封家信中，他對自己的長子有這樣的要求：每天早晨天未明就要起，起床之後的第一件事情是去灑掃庭院，然後坐下來練字一千，而第一個字一定要寫「儉」。這就是讓自己的孩子們千萬不要沾染官場之氣。他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幾可以成大器。」

思想開明注重實際

曾國藩認為孩子讀書未必是為了做官，讀書在於明理，所以當長子曾紀澤連著三次考科舉不成功，並向父親提出不再走科舉之路的時候，曾國藩同意了，他寫信告訴曾紀澤，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

曾紀澤後來的路，在當時人來看絕對是旁門左道。那個時代，一般人根本想不到去接觸西方文化，更不要說去學說洋文了，而曾紀澤居然在32歲的時候學英文。這個遠見卓識，應該說既有他認識到的，也有他父親告訴他的，這說明曾國藩在這一時期對文化的理解更為深刻了。作為中國人，秉持、學習中國的傳統文化是應該的，但是當國門被人強迫打開之後，你不去了解外國的情況，你如何能夠在世界之林立足呢？

曾紀澤在曾國藩的鼓勵和支持下潛心研究西學。1881年2月24日，曾紀澤以外交官的身份代表清政府在彼得堡同沙俄談判並且簽訂了《中俄伊犁條約》，收回了伊犁城。正是由於曾紀澤對西學的了解，正是因為他有了一個非常好的英語基礎，在與俄國人談判的時候，可以說是針鋒相對，外交手段運用又足。當時沙俄曾威脅說，你想要收回伊犁，我馬上就派兵打仗。曾紀澤不軟不硬地回了一句話，說，你要打仗，我們也無奈，但是我們絕不怕你來打仗。因為他太了解當時沙俄虛張聲勢的心態。如果沒有對西學的了解，沒有西學的根基，有可能這個時候就被嚇倒了。所以有人說這一次談判是清末外交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勝利。

還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曾紀澤曾經用英文撰寫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國先睡後醒論》，發表在倫敦的《亞洲季刊》上。用英語撰寫文章介紹中國，這是當時很多中國人所做不到的。

長子曾紀澤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次子曾紀鴻則是一位數學人才，他喜愛自然科學，精通天文、地理，最精代數，曾著有《對數詳解》、《圓率考真圖解》等書，還計算出一百位的圓周率。兩個兒子的成材和曾國藩提倡子女學習科學知識，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和文化大有關係。

曾國藩難得的是，不光他的兒子成才了，他的後代子孫曾寶蓀、曾約農都成為了大教育家和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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