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墨家思想主張學說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什麼是自由主義
（人生話題選篇之16）

（美國大選的共和黨與民主黨之爭，也被認為是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之爭。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是美國社會的兩個主要的分歧思潮。我曾經在2016年8月3日和4日，寫了兩篇文章介紹美國的自由主義，又在2018年12月17、18兩天，介紹過保守主義。現在先將介紹自由主義的文章略為修改重刊；稍後再重刊關於保守主義的文章。）
甚麼是自由？它的概念很清楚，就是社會人的權利；與自由相對的，是奴役。世界人權宣言重申人人應該享有的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免於匱乏的自由。
儘管人人都把自由掛在嘴邊，但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政治家羅蘭夫人的名言是：「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期盼無產階級社會的到來，在那社會，「所有人都得到自由發展」。1925年上台的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表示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是「自由意志論者」，信仰自由。1920年德國納粹黨的政治綱領，宣稱該黨目標是使「德意志的自由精神重生」。假自由之名，世上產生了幾多罪惡。
在西方，真正信奉自由並抗擊右派法西斯、左派共產主義歷兩百年的，叫自由主義，即Liberalism。有人說，自由主義塑造了歐美過去兩百年歷史。但何謂自由主義？它的定義是甚麼？似乎沒有人能說清楚。它不像社會主義，有經典書籍給予定義。自由主義沒有聖經，沒有教派領袖，沒有權威論述。
歐洲有人認為「自由主義者」是一群為市場貪婪作辯解之徒；美國保守派認為，自由主義者是主張墮胎合法的道德淪喪分子。自由主義在許多人心中等同西方生活方式，不管對這種生活方式是妒羨還是鄙視，認為應仿效還是應揚棄。有人會告訴你，自由主義者相信自由市場、福利社會。又有人告訴你，自由主義主張彼此接受、同等尊重、社會關懷、對抗欺凌。有人說，自由主義者是滿嘴原則的傢伙，是左派、右派，或不斷變動立場的中間派。有人告訴你，自由主義是倫理信條，是對社會的經濟描述，是政治哲學，是資本主義依據，是偏狹的西方看法，是短暫的歷史階段。當然也有人說，自由主義是亙古永存的普世理想集合體。種種說法，就是沒有一個確切定義。
資深記者和政治觀察家Edmund Fawcett寫了一本書《Liberalism: The Life of an Idea》，對自由主義作多角度的探討。他不是把自由主義當作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觀念或社會學說，而是視為一種「政治實踐」，是一個與舊政治、舊世界對立的概括趨勢，一個朝向改革與多元包容的模糊傳統。他概括近兩百年歷史，指出所謂自由主義，是一種追尋，追尋一個在倫理上獲認可，由彼此平等的公民，在不訴諸不當權力的情況下，促成人之進步的體制。自由主義有其對世事的整體觀，但它本身是個實踐，有四個觀念指導自由主義的實踐：一，承認社會中存有無法逃避的利益衝突和信念衝突；二，對權力的不信任；三，相信人會進步，對人類文明進步有期待；四，不論人的思想為何、身份為何都予以尊重，即接納多元。
第一個指導觀念，是衝突。衝突與其說是個理想或原則，不如說是對社會的描繪，或承認這是對社會該有的期許。在自由主義者心目中，持續不斷的利益衝突和信念衝突不可避免。社會和諧不可能達成，追求社會和諧太愚蠢。和諧根本不值得追求。和諧意味社會強求一律，壓制不同聲音，抑制創造力，妨礙積極性。自由主義者認為應該承認衝突，控制和利用衝突，將它轉化為競爭。這樣衝突就能像爭辯、實驗、交換一樣，產生助益。衝突對社會起推進作用，而且只有競爭才有進步。相反，指揮棒操控的一致行動，是表面和諧之下埋藏着內裏的惡鬥。當然，要讓衝突轉化為競爭，需要建立尊重事實、談判、說服、妥協的習慣。而習慣的養成，首先就要排除動機論、陰謀論，若大家都不講事實和道理而只以動機、陰謀去否定對手，是不可能把衝突轉化為競爭的。
自由主義的第二個指導觀念，是對權力的不信任。人的權力，是不會自我約束也無法安撫的。指望人規規矩矩行使權力，無異緣木求魚。一個人或一群人享有較大權力，無論是政治、經濟或社會權力，若沒有受到反抗、壓制和制衡，就必然走向專斷和支配。自由主義者必須對權力永遠抱置疑態度，對權力不信任，拒絕服從權力，不受任何權力集團、單一利益集團支配，也不受僵固的觀念或階級支配。任何受權力誘惑而拜倒、而依附、而靠近權力者，都是自由主義的敵人。
自由主義的第三個指導觀念，是進步，即對人類文明進步有期待。「進步」這詞，有點模糊，一來極權政治也可以說它毀壞人民現世幸福的目的是追求未來的進步；二來人性的種種弱點也使不少人對人類的未來悲觀。但自由主義既是一種實踐，自由主義者必須有對進步的期許，才會有進行社會變革的動力。必須懷着對人的素質和社會都可能變得更好的希望，才會產生促進變革的行動。
自由主義的第四個指導觀念，是尊重人和接納多元。尊重人的主詞是公權力（public power），包括國家對人民、富人對窮人、多數對少數的那種權力。反抗權力和尊重人是性質相近的一體兩面。權力可能表現為國家對人民的無情卻合法的強制，可能表現為市場上的經濟專橫，也可能表現為一些所謂正統觀念的束縛，比如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尊重人並不要求人要互相喜歡、互相讚賞甚至互相關懷，它只是要求約束國家、社會、多數、既得利益階層這些「冷冰冰怪物」的權力，使任何人不論貧富、身份、信仰、思想、性向都得到保護和尊重。
Edmund Fawcett對自由主義的論述，基本上是正面的。但自由主義在歐美國家的發展，尤其是對衝突、進步和多元化的追求，也衝擊了社會的傳統觀念與道德力量。於是有保守主義或稱為保守派的社會思潮與之抗爭。不過，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並不是勢不兩立的思潮，它們也有一些共同點，例如對權力的約束。稍後修訂再重刊介紹保守主義之文。

遠離華夏食人族，恢復人性共興亞

要發掘何謂香港民族，思考華夏食人族之源起與發展在所難免，而當我想更準確咁解釋華夏之時，我忽然就聯想到過去人在澳洲深入偏遠沼澤尋訪鴨嘴獸之經歷。尋幽探秘嘅結果，雖然係一如預期嘅遍尋不獲，但因為本來就有可遇不可求嘅心理準備，回程感覺既講唔上可惜，亦未見得氣餒。活化石之所以引人入勝，原因在於觀察世間罕見嘅物種，可以親眼見證佢地幾乎絕跡於世嘅形態同習性，而鴨嘴獸作為十九世紀初歐洲科學家一度以為係惡作劇嘅卵生哺乳動物，正與以「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自居嘅華夏文化極為相似。以下將探討中國—華夏食人族—儒學鴨嘴獸保守估計已達三個千紀嘅發展停滯，論證香港民族脫離中國方可振興亞洲之道義責任，希望可以刺激民族同胞對於未來世界之和平想像。

華夏死水，寸草不生

世間萬物平等，適生淘汰係物競天擇使然，生物學意義上嘅保育瀕危物種亦應當支持，但香港民族飽受華夏食人族之害，絕對唔應該對近在咫尺嘅惡霸過於寬容，事關香港民族自身亦負有順應世界歷史演化嘅偉大使命。促使老帝國順勢解體、活化石安分退場，責任在於華夏歷史之非歷史，中華帝國之千年如一日，而香港民族為東亞生態系統所做嘅，只不過係呈現自身之求生意志，順勢向鄰國一池死水送出有助人類同胞起死回生嘅氧氣——唯有中國解體，中共治下各個族群方有望恢復人性，繼而步入正途，接上現代化之軌道。所以，相比起香港曾經風行一時嘅大中華主義思想，發揚民族主義，勇於改變受制於人嘅局面，先至係為華夏食人族燃點希望嘅合理路徑。

根據現代考古成果，位於現時伊拉克之兩河流域乃係孕育人類文明嘅豐饒之地，因為人類協作共生，形成部落聚落，大約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世界史上首個農業社會應運而生。由於農業社會之形成往往係經過漫長嘅選擇同適應階段嘅成果，活躍當地嘅人類早喺新石器時代已經掌握人工種植穀物技術，因此喺短短幾千年間，農耕技術已經傳遍四方，愛琴海、地中海、黑海以至黃河文明後來之繁榮，亦同蘇美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由此可知，華夏以農立國，既非世界農業社會史上唯一演進路徑，更非優異於其他古文明，發展初期嘅大體安定，只不過係因為遠離其他族群，避過激烈競爭——公元前嘅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之所以一直經歷各個王朝嘅武力征服，呈現出華夏食人族與一般香港人唔太習慣嘅歷史亂象，正係因為區內各國都無法以閉關自守形式經營。

當人類文明因為劇烈競爭而快速成長，歐亞大陸嘅東面，以黃河流域為根據地嘅儒學鴨嘴獸則因偏安而成為華夏食人歷史敘事中嘅適者。傳說中嘅夏王國稱霸中原地區，改禪讓制為世襲制，反映出武力同資源多寡極大程度上決定歷史走向，但其後商王國直至盤庚定都於殷之前都要不停遷都，則反映縱有共主之名實，當地貴族動亂與外敵入侵卻係從未間斷。商人統治衰落之際，周人以更具道德約束力之社會文化擊敗前朝，周禮於是成為定制。如此興衰交替之現象，其實係歷史上應有之常態，因為人類存在於世，本來就係要保持開放，不斷改革，面對各種天敵同環境轉變，繼而推動世界歷史不斷向前。因此，中國經歷文革之後以改革開放為國策，向世界展示友好姿態，本質上只係扭曲自然然後放開束縛，但瘋狂嘅係，華夏食人族已經習非成是，淪落到視經濟發展自然規律為權威嘅恩賜。中國人喺近乎缺氧嘅鎖國生活之中都可以如同老鼠一樣生生不息，又更無負儒學鴨嘴獸之名——野生鴨嘴獸繁殖能力固然不如儒學鴨嘴獸，但缺乏競爭而演化緩慢則為兩者共享之特性。

而要了解儒學鴨嘴獸到底係缺乏競爭在先，抑或係拒絕競爭在先，研究與華夏密不可分之儒學即可獲得關鍵線索。華夏文化敬鬼神而遠之，以自然解釋人倫，迴避形而上學嘅傾向，眾所周知，而孔子正係其中將形而下之事睇得最重因而成為所謂萬世師表嘅代表人物。無可否認，春秋戰國時期，中原確實出現過百家爭鳴之現象，事關當時儒學尚未具備壓倒一切嘅能力，但天人合一之謬說之所以喺秦漢之後成為主流，絕對唔係單單源於某任皇帝強行推動，真正起決定作用嘅係漢帝國人民已經具有充分思想準備迎接糅合陰陽學與五德終始學之儒教。華夏食人族之精神世界貧弱，易子而食，以至道德殺人嘅文化，就係由儒教所支撐，而儒教之所以歷久不衰，到廿一世紀都有人擁護，現象背後反映嘅正係華夏食人族即使曾經擦出資本主義嘅火花，但一直都未有真正進入近世，係貨真價實嘅人類文明活化石。

精神貧弱，後繼無人

回應世人對秩序嘅需求，本來無可厚非，亦有好處，但喺華夏文化之中，理想同現實逐漸割裂，倫理地位日高，實際道德反而每況愈下。周人趕絕已征服地內之故有文化風俗，由上而下推行官方祭祀儀式，係世界歷史上相當常見之統治策略，但封土建國求安穩之後，始終要面對周天子失去民心之事。春秋時代，各國主體意識亦變得不穩，人人急於發掘治道解決眼前困境，而魯國孔子選擇嘅策略就係上追周公，重塑國家地位以自保。當時魯國歷史悠久，但政經實力皆不敵其他國家，再次從諸侯國林立之背景中突出自身自然成為孔子嘅目標。

「周禮盡在魯矣」一說，既反映魯國求助於周禮力量，亦透露孔子以先王聖道描述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國之心，無奈再苦心經營嘅政治理論，到最後都因為缺乏小共同體而歸於塵土——如此發展，同時亦已預示後世所有真心儒者屢試屢敗嘅必然下場。孔子之政治思想，本來或者係有向善演變嘅空間，但魯國自己人唔支持，子弟傳道又力有不逮，久而久之，自然失去進入新時代嘅活力。其實，假如周公理念真係值得魯國上下傾盡全力守護，如此優秀嘅文化又豈會經唔起時代考驗，因為他國入侵而輕易失傳？對比以色列人之堅忍不拔，甚至將地方神想像成至高之神去解釋亡國滅族嘅命運，最後令猶太教釋放出自我救贖之能量，影響其他族群以至成個羅馬世界，孔門子弟嘅傳道意志，可謂相當薄弱。

周人統治早期，前朝文化仍然興盛，重視鬼神意見，事無大小都會問道於天，刻有甲骨文之龜甲出土，正係商人信仰虔誠之象徵。然而，周人之文化有別於前朝，而且對缺乏道德責任感之祖靈天帝都失去耐性，於是佢地開始相信個人意願高於神明指引，自身德行更勝上天欽點（畢竟商人亦曾經係天命所歸），結果就令神明成為政治決定嘅背書者。當神權變得低落而未有惹起嚴重爭議，人道比天道更重要之思想自然慢慢成為主流，華夏過早嘅政教分離，就令後人視人間一切都係人類事務，亦令「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成為後來孔子思想嘅基礎。

孔子死後兩百年左右，秦漢相繼而興，前者焚書坑儒，殘害儒者，後者則借屍還魂，利用儒學，儒學自此已經因應華夏土壤而萎縮變形，再未見昔日曇花一現過嘅茁壯之姿。畢竟，周人已經播好君權先於神權嘅種子，制裁政治由人定斷嘅果實亦係時候加以收割。收割之後，漢武帝以儒學包裝專制，以官俸收編文士，繼位者再興黨錮大獄屠殺少數敢言之輩，種種行為都係以唔敬神嘅周人為榜樣。公元二百年左右，東漢陷入分裂之局，周公理念終告壽終正寢，華夏文化亦正式鴨嘴獸化，而儒學幾經焊接轉化再焊接，就衍生出南宋國之民族主義、明清政權之閉關自守，以至當代中國之自卑自大矛盾心理——當華夷之辨代表排外心態，中華正統則代表自我中心，所謂「孔子學說本身係好」一語已經再無討論價值。

唯古是尚，輕薄自然

漢武帝想將儒學演繹為儒教，唔可能一廂情願推行，因為鞏固權力嘅過程引起太大反彈，就會擦槍走火，觸發動亂。換言之，在上位者收唔收窄到思想自由，係視乎民間接唔接受思想控制嘅準備。而活化石代表人物孔子之政治主張唔主張普世，唔主張反戰，是非對錯觀念含糊，可謂最有利於政權殘民自利，溫水煮蛙。

孔子主張之中，愚民反智首推「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先王所指，不論係理解成神話傳說中嘅堯舜，定係創立周禮嘅周公旦，其實都唔係完美無瑕嘅人，因為聖人始終係人。有能之人為處身於特定時代同空間中嘅人民建立社會共識，其實即係同英國普通法一樣嘅概念，過度歌頌某個時期嘅聖人，甚至要求往後嘅統治者都要複製聖人王政，簡直係忽略時移世易之自然規律。例如，神話人物神農氏之能力，在於推廣農耕技術，神話人物黃帝嫘祖之能力，在於擊敗蚩尤同推廣養蠶紡織，呢啲所謂為人民謀福祉嘅形象，其實係將人物刻意平面化加隱惡揚善嘅壓縮式造神運動，以聖人稱呼凡人可謂不合情理。雖然基督教信仰之中都有大量先知聖人，但先知聖人永遠唔係上帝，佢地只係負責傳達福音同按神意行事，最後審判之權仍然在於造物主手上，國王都要向上帝交代，人道之外畢竟尚有天道。

然而，儒教世界觀認為聖人有權替天行道，而天理既然要運行於人間，就唯有由最了解聖人之道之開國皇帝定斷。皇帝之所以自動成為聖人，係因為佢獲得五德終始說嘅加冕，咁亦即係話，天理係用於追認獲得江山嘅人間權威，天理可以係少數凡人嘅意志，天理根本同自然意義嘅天毫無關係。眾所周知，中華帝國皇帝概念（Emperor）同歐洲國王概念（King）有異，主要分別就係前者係天人之間溝通嘅中介，即使係貧民出身都一定係天命所歸之聖人，成聖之後就會自動同平民身分徹底割裂，而後者重視貴族血統，繼承領地只因家世顯赫，管治之時都經常要同教廷或教會爭奪權力。明白到兩者分別，兩種發展模式之相異即刻呈現眼前：平民爭奪聖人頭銜，華夏因而自陷於惡性循環，貴族爭奪俗王寶座，歐洲則逐漸走上協商之路，簡而言之，儒教可謂罪魁禍首，但產出儒教之族群亦難辭其咎。

審視返華夏神話，神農氏以身試藥嘅實證主義有貢獻，唔代表佢係仁義之人，黃帝攻打原居於中原地區嘅蚩尤部落，更分明係武力征服，後世儒者咁都可以話「君臣朋友之倫，亦為聖人所立，故人知之」，可見崇拜權威之頑疾已經積重難返。華夏食人族甘心接受統治，儒者更孜孜不倦於以聖人概括古代有能之人，不斷將有能者同有德者混為一談，直接導致嘅結果就係華夏文化總係有陳義過高、厚古薄今嘅傾向，而長遠後遺則係信史非史，真假混集，社會進程不進則退，如同鴨嘴獸一樣停止演化。

因為拒絕面對歷史，拒絕相信聖人非聖，拒絕與時並進，抑制商人同民不聊生最終就成為中國歷史書上最常見嘅兩個四字詞。戰國時代，商鞅入秦推行變法，已經提倡重農抑商，壯大地主階級力量，希望社會經濟停留喺農業主導嘅階段；至漢武帝執政，社會經濟再次興旺，朝廷又以新經濟政策打擊商賈，妨礙商品經濟發展，只為平息紛亂；其後儒者王莽篡漢自立，面對農民賣地，商人買地，土地兼併導致民不聊生之局，新政府嘅對策將儒學發揚光大，參考周禮推行終極復古，以井田制之名充公土地，再次分配，胡適形容佢做「一千九百年嘅社會主義者」，可謂無意幽默而更顯幽默。概而言之，儒學之本質，就係深信只要倒帶歷史加高舉禮教就會改善社會爭逐名利之亂狀，儒者之本質，則係真心推廣從根本上消弭階級生成空間之聖人必聖學說，既然如此，共產主義會同華夏文化無縫對接，自然合乎邏輯。

擁抱階級，拒絕天道

商品經濟係農業社會不斷發展就必然會走向嘅新階段，而唐帝國之所以重視貿易，所謂中國歷史都曾經有過資本主義之說，則係受益於儒教正統地位一度旁落。漢帝國時代，朝廷長期徵用異族士兵對抗異族，久而久之，異族亦定居中原，各族文化因而融和。其後，異族勢力隨時而增加，趁漢帝國崩解之際建立政權，更多異族大舉遷入中原，衝擊原有文化，儒教逐漸不敵佛教，平民精神世界亦因佛教傳入中土而稍為開闊。北朝政權一輪混戰過後，北周成為強國，然後楊堅取而代之，建立隋國，但僅僅經歷兩代君主，即敗於李唐，最後，面向世界之鮮卑文化正式主導中原，舊漢氣象因而大變，中原自由之風可謂空前絕後。故此，唐帝國時代，政權非但無意效法周禮解決經濟問題，更順應社會互信逐漸建立嘅趨勢，開創出前所未見之榮景。究其原因，並唔係君臣相契，而只係在於唐人未受儒教繁文縟節所限，敵視異族文化之心淡薄，亦無法接受只講倫理、盲從古制之落後觀念。

十世紀初，李唐由盛入衰，遊牧民定居日久，節度使手握重兵，地方力量割據，擊碎帝國模型，而以漢人領袖自居之趙宋亦乘機佔地稱王。積弱不振之趙宋定都汴京，再偏安江南，最後都係不敵其他政治力量，根本原因就在於世界秩序層層加疊之結晶品必然會超越華夏疊一層又刮清一層返回起點之墨守成規。丸山真男認為，儒學所呈現嘅世界觀，係從自然現實嘅觀察中演繹社會關係，即係將人間之事反映於自然界，呢種認知模式喺人類思維嘅初級階段其實係屢見不鮮，正正點出點解死守祖宗家法係不可取。研究前人經驗，抽取合乎自然之道加以發揚，係人類一直穩步前進嘅基礎，而因時制宜而精進，從來都唔係易事，任何部落、城邦、民族脫穎而出，都一定係有佢地嘅適生之處。華夏食人族之所以適生而又非適生至今，靠嘅就係閉縮世界一角，始終堅持以力服人，排斥人心善性，以無神論掏空平民對死後世界想像，令平民專注今世之禍福。佢地唔相信天堂地獄，唔相信真主在上，更唔相信八百萬神明時刻存在，就連因果報應之說亦唔會對佢地構成實質心理壓力。終於，仁義禮智倡於市，即演變成虛偽造作，中庸之道行於世，即演變成折衷妥協，三綱五常為定法，即演變成父權壓迫，儒教之流弊，盡見於當代中國社會。

孔子真心相信貴賤有序，君臣有別，佢推崇仁義嘅目標只係想維護社會秩序，而唔係期望小人質地嘅人有朝一日變成聖人。天人相關之世界觀，係孔子理念之核心，即使天人合一同性即理係後人加以發揮，亦唔代表孔子本人係意識到天道但刻意存而不論。而朱熹生逢社會排外心態熾熱之際，主張「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慾」，則向下開啟魯迅式精神勝利法。戴震批評朱熹理學，「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與外儒內法之華夏治國之道相呼應，本居宣長直言「儒者用儒道古聖人之說，佛道用佛之說，以定其理，於儒佛之中選取優劣，名之為道，皆己所私作之道也」，更係一矢中的。假如儒學所倡之君臣父子關係為恆定不變確為千古之法，父對子如同天對地，夫對婦如同陽對陰，階級社會合乎天理，咁古埃及王朝嘅「法老祭司—官吏軍人—商人農民—奴隸」社會制度同印度社會已經廢除但影響猶存嘅「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賤民」社會制度又有何不當？印度賤民女性生而為高階種姓男性之性器，應當承受施暴，若然理據來自種姓制度規定，又何以於理不合？當今印度社會之所以輕視女性，正正就係因為人類將人為之定制誤奉為金科玉律，唔再與時並進。當法老之墓已經風化，種姓制度亦已廢除，華夏儒教竟然仍然受到無知之徒狂熱吹捧，現代人除咗同情，大概亦只可苦笑。

人類之所以生於人道，在於人道生於天道，所謂天道即世界秩序、自然規律，難以名狀，但世界各地嘅神話同宗教正係人類解釋自身對天道如何理解嘅參考，只要加以比較，就會理解儒學鴨嘴獸原地打轉之演化史既罕見亦唔算罕見之處。希臘神話、北歐神話、日本神話等神話體系之中，諸神品格並非無可挑剔，但正因為諸神各有瑕疵，以天理操縱凡人之事至得以避免，因為人間之上有天神，天神之外有宇宙。漢武帝之後，所謂儒者，僵化大腦之內充斥盲目抵制外國之執念，又堅持凡人必須接受教化方可由惡轉善，所謂人本思想由此更見粗陋。

取締腐儒，遺毒自清

香港歷史自開埠起即與華夏食人族分道揚鑣，儒教思想早已隨年月而淡化，國體安定之後，新政府與學術界亦應以全面否定儒教遺毒為要務。回顧香港歷史，前人對中國革命事業嘅熱情確實高漲，而二戰之後，居於香港但卻心繫故國嘅人亦不在少數，但對香港民族新世代而言，反民主、反自由以致反歷史嘅華夏文化，已經變得陌生。即使中小學一直受到教科書論調洗腦，但大多數香港人都已經從中共暴政同華夏食人族真心擁戴不義政權之驚人現實之中，明白到中國政權同中國人之社會共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恐怖真貌。所以，只有徹底排除儒毒，解構華夏，香港民族至有可能正本清源，堂堂正正步上獨立之路。

二十世紀初，滿清帝國倒台在即，稍有學識之革命人士如梁啟超抄襲西方民族主義，虛構出中華民族概念並加以普及，尚未進入近世嘅中國平民照單全收，忽然就成為炎黃子孫。華夏可與古埃及、巴比倫、古印度並稱「四大文明古國」之荒誕主張，亦係梁啟超得意之作。香港華人定居香港日子尚短，難免關心故地政事，香港歸屬尚未生成，積極參與中華民國內政者不在少數，何東之第三子何世禮放棄英國國籍而加入中國國民黨，戰後按黨指令促成港台貿易，直至1973年返回香港都繼續辦報為國民黨作政治宣傳，正係出名例子。

另一相當熱愛中國代表，則必定要數中大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余英時形容佢「一生為故國招魂」，可見錢穆終生以所謂國學推廣者自居，完全未有因移居香港而改變舊思想。昔日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之時，錢穆極力取爭院校首任校長必須係中國人，又認為中文大學應以中文為教學主要語言因而堅持以「香港中文大學」命名，中國認同昭然若揭。佢對自己想像中嘅中國一往而情深，因而流露一種彷彿終生從未接觸西方與東洋思想之固執，重申中國傳統政治唔可以僅僅以西方之君主專制簡單概括，實為「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視唐帝國為一個中國、主張唐之三省制有效制約君權、中國之常態係和多於分等等，都係落伍到無以復加嘅一管之見。而由佢生前曾經講到美國就發狂，指住門口一隻狗當佢係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咁痛罵，更講出狗都比杜魯門有尊嚴呢類軼事觀之，佢嘅生平係完全符合一個愛國儒者嘅典型形象。如此人物，即使對本地大學教育事業有所貢獻，但情緒上狂熱反美反帝，又為中華帝國千年專制辯護，學養實在需要重新評估。

無可否認，大量香港前人視野受時局影響而繼續以中國人自居，但如此現象持續至香港前途談判時期，已經開始生變。香港人雖然尚未完全去除原有認同，但香港文化喺無形之中已經重塑緊大眾嘅心理，只係香港人發現唔到自己一邊做中國人，另一邊又希望維持英殖原狀之精神分裂。呢種精神分裂之下嘅集體意識流動，其實就係香港人成為民族前嘅心路歷程，而一百八十年嘅潛移默化所實現嘅厚積薄發、飛躍進步，非但唔係儒家教化而致，更係完全因為親近西方同時遠離華夏而成。

脫華復性，重新做人

所謂親近西方，更準確嘅講法其實係脫離華夏，恢復人性。儒學本身具有箝制思想之效，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已見一斑，名為推廣文教，實則罷黜各家各派思想體系；南宋朱熹理學號稱重振道學，實際上只係以嚴厲道德批判約束平民，同時助長社會無道德無責任之風；至明之世，統治者為求維持社會穩定，藉科舉制度推動儒教洗腦，應舉者因而受到顧炎武所指之「八股之害」，最終心腦俱殘，民智盡廢。儒學鴨嘴獸分泌之毒液之所以毒，在於人性本有善心，社會發展本有規律，無論任何年紀，都自然會心懷慈愛，無論任何職業，都應該以誠待人，但儒教竟一味高舉聖人之教，無視人類生而擁有之情感與本能，以及可以憑藉強大意志戰勝自身惡念之潛能。結果，華夏食人族因為遺忘人性而更難消滅食人文化，每日猜忌鄰里甚至親人，惶惶終日，最後只可以加入恐懼共同體以求自保；而香港先民因為勇於走出重圍，移居自由天地，最終就喺講究契約精神同市民權利嘅英國殖民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皇后大道東〉歌詞提及「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知己所指正係英國。香港人當時之所以認為知我者莫若英國，其實係因為尚未意識到真正嘅原動力始終來自自身，而非他者。的確，「這個正義朋友面善又友善／因此批準馬匹一周跑兩天」，英國殖民統治為香港先民提供比華夏食人族領域更自由嘅生態系統，但「百姓也自然要鬥快過終點」之「自然」二字，其實只係香港人之自然，並非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因為香港人願意為家人付出，亦積極計劃未來，再好逸惡勞都始終希望跟隨社會流動，成為中產。香港人樂天而散漫，靈動而急躁，好食懶飛、輕言放棄者大有人在，然而，大家從未向惡勢力低頭，正係因為心中有愛，是非分明，始終相信只要肯做肯試，凡事皆可能。

香港人開朗樂觀，自覺鴻運當頭，源於香港歷史順風順水，寄居香港，有付出就必定有回報。香港位處東西之交匯處，立於風暴前線，但自開埠至廿一世紀初，城市內部大體風平浪靜，經濟偶有受挫都總係快速復原，貨如輪轉，財源滾滾來，香港人因而難免自覺好彩。加上，香港人長期觀察邊境以北之民間疾苦，對比之下，落戶香港有如抽到上上籤之感，自然油然而生。然而，香港人心中亦一直暗藏惰性，雖然知道不勞而獲只屬幻想，但仍然難以戒除受華夏食人族文化影響之少做少錯僥倖心理。不過，香港人有小聰明，學習能力強，享有相當教育水平，配以外資林立之營商環境以及因自由開放而格外開闊之國際視野，醒目仔女形象相當鮮明，心懷僥倖都一直過到骨。香港人思維靈活，重視規則但絕不死板，生活上體現為擅長與來自世界各地之人溝通，寬容接納各式文化，抗爭時則表現為手段多樣，變化莫測，創意無窮，正係醒目之明證。不過，一般而言，香港人唔係以堅守原則而廣為人知，急功近利與缺乏耐性，常見於日常生活及工作，可以敷衍了事則必然得過且過，節省成本心力，亦係香港人之特點。由此可知，香港人之民族性，與告別華夏食人族之香港歷史緊密相連，全靠一代接一代發揚人性，一點一滴累積而成，香港民族形狀方有今日之清晰可見，後人應當追認珍惜。

華夏毀滅，東亞振興

霍布斯認為，人處於自然狀態難免侵略他人，故此強大政府結合嚴刑峻法，方可防止人類作惡，喺著作之中，佢更以神話中嘅海怪利維坦比喻權力無限膨脹之政權，形象鮮明而震撼。如此思維，正與華夏食人族之認知經驗相似，兇猛海怪與儒學鴨嘴獸之相似，自然亦合理不過。當我回想遠足當日尋覓野生鴨嘴獸，行到設有指示牌之處時之興奮，守候多時而更覺眼前湖景乏善可陳之悵然若失，我突然就諗起黑格爾對中國歷史之精準概述——不停將歷史推倒重建，只不過係「重複終古相同之莊嚴毀滅」。人類文明史上有戰有和，興亡交替，但整體一直係向建立契約、互相約束、互相理解邁進，生活亦因而變得更加美好，無奈華夏食人族一直錯過改革機會，最終就只可以凍結於遠古之世，停留於保護自己免於遇害身亡之原始時期，無法離開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之悲慘國度。

中國解體之後，以理殺人之儒教枷鎖將會同時崩潰，滅頂之災會令華夏文化追隨者真正意識到自身信念之不合時宜，而中國治下飽受壓迫嘅大小族群將會經歷西方族群早已經經歷過嘅後帝國時代，呼吸道聽途說已久之自由空氣。建設之路雖然長路漫漫，但天花拆封之後，非你死則我亡之敵對心理自此鬆綁，以日本為秩序維護者之東亞各國將會長久和平共存，而香港建國，既要與日本台灣攜手合作，鞏固東方連繫，亦要促進北方初立諸國與已發展國家之政經交流，扶掖後進。香港深受東西文化薰陶，輝煌歷史已達一百八十年，經驗之豐富絕對不遜色於世上其他喺戰後至按住民自決原則建立嘅國家。只要繼續精進自身，分工合作，堅持到中共主動挑起戰爭之日，香港民族自然會戰勝黑暗，浴火重生。

精進之真義，在於將好戰之意約束於一己體內，以批判他人之態度自我批判，每日反省，每日悔悟，直至重新發現香港民族本已有之嘅人性，成就自己同民族全體。而人性之內，本來就應該有順應天道與愛護他人之心，因為香港民族既然一早已經從華夏食人族之無神論輪迴中自我解放，自然亦等同回歸最初之善良。幾年之後，中國勢將發動戰爭，殘害香港民族，兩國平民難免要兵戎相見，但我相信香港民族大獲全勝之後，絕對唔會重蹈華夏食人族覆轍，冤冤相報，種下更深仇恨。相反，香港民族經歷正義之戰後，將會胸懷促進全人類之道德觀及世界觀差距繼續收窄之美好願景，上承抗爭時期齊上齊落口號，由學識寬容對待民族同胞開始，發揚民族內部應當愛人如己之團結精神，為日後同敵人亦可冰釋前嫌鋪路，成為更成熟嘅民族。只有維持香港文化中一直存在之宗教多元主義，勇於承擔為區域和平竭盡所能之重任，香港民族至會既可確立香港國體，同時再次成為名副其實嘅自由香港、東方之珠。
https://gnimmm.com/2020/06/11/chinese_platypus/

特別鳴謝同道 歪畸 贈圖

【盧斯達：馬英九對「大陸現狀」下的儒家復興相當天真　 -- 上報 / 評論】

中國重視儒學是改邪歸正，還是邪上加邪？

中華民國前總統馬英九在孔子誕辰發文，批評蔡政府年年缺席祭孔、教育搞去中國化，又說中國近30年「改邪歸正」，重視儒學。在這個語境下，究竟是儒教還是儒學，有非常不一樣的意義。如果是「儒教」，根據「政教分離」原則，政府是維護宗教自由的制度，而不應該是宗教的參加者。

當然這只是一個理想，在現實政治中往往並不是非黑即白。例如有大量基督徒人口的美國，基督教經常獲得獨厚。例如美國國會協助舉辦的「早餐祈禱會」，戰後每一個總統包括現在的川普都會出席，「上帝」也經常在國家儀軌中出現。不過說到底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還是明文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於設立國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儒教作為一種宗教信仰，理應獲得保護，不過作為制度的政權不參與(但也不否定)，理應視作進步。

民間還是可以有儒學、有儒者，但儒教不應獲得政權優待和加持。政府不去加持儒教，不等於批儒反儒，只是做回中立者的角色。今時今日還存在孔子後代世襲的奉祀官，本來就已經是優容；至於如果不是儒教，而是儒學，那也是一種研究和學問而已，更不應違背現代的政治原則。

對現代性的抵抗

當然，這個問題的內層，是政治和文化上的「反祖張力」，即「對現代性的抵抗」。從政者通過「政府應否奉孔」的問題，討論的其實是「誰能代表中國」的問題，這個題旨其實是「誰能代表人民」的反題。中共在毛澤東時期認為孔子是「封建落後」的代表，只是一個草人，事實上儒學的流行，並不在封建 (周) 時期，在封建時期最流行的學問是墨家和講求個性解放的楊朱學說。《孟子·滕文公篇》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即歸墨。」這是孔門弟子都承認的。

儒學被訂為「國教」，與政權結合，成為儒教，是在漢武帝時期，那是一個中原政權由相對鬆散的封建形態 (存在中央、郡國和侯王國)，轉變為中央集權的階段。對外 (例如匈奴、韓半島)也是一個帝國主義和托殖階段。漢武帝的儒教，和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學，又是不一樣的東西。前者其實是對帝國制度的合法性論述，也就是說為甚麼帝國為甚麼有權力擴張？包括攻打其他民族，以及內部加強中央和皇帝的權力？董仲舒的那一套注解，是「為君父及帝國辯護」，包括「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這類君權神授的思想、將君權父權王權共冶一爐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也是在這個時期提出，並獲得政權推廣。也就是說，天下是一個的，而天將統治權授予天子，只有天能過問，實際上就是暗示皇帝的權力不受任何節制，那個授權過程是神秘的。

余英時說那是「制度性的儒家」，但我們不妨脫離「甚麼才是真正的儒家」，好去探究「實存的儒教」。這套關於帝國擴張和存在合法性的護教學，其實才是儒教綱常的核心。因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和朋友，最終是一個一層一層往上臣服的金字塔，而金字塔的頂點必然是集「君、父」於一身的皇帝。而現代不是這樣講的，現代不是講神權，也不是講王權，而是講民權。政府的權力是否合法，在於被統治者是否同意。

「民國」已不承認儒教核心的政治護教學

彌爾 (J.S.Mill) 認為「政府的問題該由被統治者決定」，洛克 (Locke) 說政府和人民之間存在無形的契約，並沒有天經地義的統治關係。但儒教是說誰代表那個沉默的天，以及誰獲得之前那個代理人的權力(道統)。可以判定中國傳統在人類政治哲學的系譜中，並未進入現代，因為中國傳統認為，不管是憑事功 (戰爭) 還是德性 (個人品德或者行仁政)，政權合法性 (道統) 的構成，主要都不是看人民，神秘的天和道統還是更重要。

人民是被想像成物，是被動接受統治的。「外聖內王」的觀念，是希望在不用建立實際組織力、社會肌理甚至民眾同意的情況下，以道德自律性建立一個超大而勉強團結的帝國。而位於帝國頂點的皇帝，也同樣是依靠道德自律，因而無法可治。民國的建國先賢要發起革命，建立「民國」，已經是不承認兩千年來儒教核心的政治護教學。

在關於中國道統的問題上，由國際關係緊張的北宋開始，就有了理論化的討論。例如《春秋》講「君子位居正，王者大一統」，在歐陽修開始被視為兩個系統，也就是說一個王朝是否「合法」，可以看「正」 (得位是否正，治理是否得當) 和「統」 (疆域是否夠大) 兩點。而孰輕孰重，儒生是現實主義的，他們多數認為，如果沒有正，那有統也是好的；但如果沒有「統」，有「正」也沒用。

所以一般儒生愛罵的秦，宋代學者多數是承認的，因為它滿足了宋人希望「吞併天下」、「天下太平」的心理需要；有時一些暴政，也認為是有合法性的，因為「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但說來說去，這都只是國土和極少數人(統治者)的道德修養問題，人民在帝國的宇宙中始終沒有位置。帝國和共和國的分別在於這裡。

馬英九對「大陸現狀」相當天真​

而在當代競爭儒教大祭司地位的行為，自然是在爭奪這個不涉及人民意願的道統宇宙觀。我 (黨) 為甚麼有權統治？因為我是繼承了前代。那比起人民的支持來得重要。這是不是共和國的心態呢？當然就像以前的清帝國中也可以有共和主義者一樣，共和國之中也可以有帝國主義者。誰能代表中國，誰就有統治權，即使是暴政也可。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馬英九提到中國最近「重視儒家」，那個究竟是甚麼儒家呢？他們流行的儒學，是「政治儒學」，來自中國學者蔣慶在1999年的一個學界宣言，後來成為《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 。他將儒學分為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前者只能解決個人問題，後者卻是用來建構社會關係，他一邊捧打港台那種試圖附合西方現代性的「心性儒學」，一邊提出中國要建立「具中國文化特色」的社會體制，並主張「中國人」應該揚棄對西方政治模式的追逐，「回到王道」。不知道馬英九贊揚的「中國重新重視儒家」，是否包括這種對現代性民主政治的揚棄？

更有趣的是，在政治儒學「天地人」兼「大一統」的視野中，並不會有民主的中華民國的位置，因為當代政治儒教的辯護對象，必然是中共擁有的中國，一個積極改變現狀的復興中的帝國。這恰恰是儒教要在中共中國在「新帝國主義年代」參上一腳的「政治指導轉向」，孔子學院用來做情報中心那些，膚淺地將儒教稀釋為「和諧，尊君」的那類，就更不用說了。將中國充滿政治圖謀的「儒家復興」說成改邪歸正，只能說馬前總統對儒教和「大陸現狀」相當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