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中國與現實中國 | 盧斯達 on Patreon】
政策文件雖然枯燥,但仍然可以看到很多東西。2019 年之後,香港有兩種社會已經習以為常的事情開始被改造,第一是愛國不愛黨思想,第二是香港和中華民國的複雜關係,這是構成香港以前那個社會的兩大主流支柱。
「愛國不愛黨」是政治界前輩們教養這一代的主旨。雖然不會有人手把手地教,但上一個時代的主流始終認為,這是在香港從事各種工作的定海神針,只要宣稱自己也是愛國,很多事情也有得談,可以避開很多危險。這是 Jimmy 仔在中國說出的「我也可以談,我也可以愛國」。
在早前關於「愛國者治港」的討論之中,有報道引述香港官員的講法:中國容許不同的政見,但紅線是絕不能允許作出損害中國共產黨帶領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因此不可能聲稱愛國,但不愛或不尊重共產黨的領導,濃縮標題為:愛國不愛黨「講唔過去」。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改變,至少在之前很多年來,都不會有檯面人物正面給出「答案」。
愛國愛黨的問題在前十年、二十年,在香港都是刻意曖昧,充滿詮釋自由。直至香港人自己不太願意留意的中國法學家強世功在《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2014) 這樣說:
//香港雖然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回歸祖國,可這個「一國」概念在他們心目中,僅僅是一個空洞的符號,缺乏實質的政治內容。所以,在「愛國」問題上,他們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 這樣的愛國曾經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提出的愛國標準,而不能成為香港回歸後的愛國標準,否則,香港人與海外華人的愛國有什麼分別?//
所以老一輩香港民主人士的常識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在 2014 年開始被講了明白——雖然這在香港民主圈子中並不受注意。他們的確表示自己愛國,愛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愛十三億人民。 14 年以來的轉變,就是一場圍繞這個觀念的作戰:香港人整體認同作為「符號」還是「實質」的「中國」?
在保安局和支聯會鄒幸彤的書信往還之中,我們看見他們「討論」的其中一個重點,是關於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問題。
報道中見發給支聯會的文件這樣說:「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一場意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革命暴亂……」,很多香港人對六四的定性,既有自己的意見,也可說是對「符號中國」的認同。所以 89 年之後,感情受創的香港人仍然切肉不離皮,華東水災的時候大家還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因為雖然對「現實中國」失望,但仍有「符號中國」作為替代。而如果你是當年的中國,看到這樣的香港人,雖然知道思想和立場有距離,但這些來自香港的仍然是「愛國同胞」。
在某個時空容許香港人愛國不愛黨,雖然可能是一個妥協做法,但無疑也令香港人的愛國熱情沒有完全離開「中國」的範疇。2010 年代香港分裂為加速派和穩重派。加速派不知為何極為苦大仇深,穩重派也不知為何過度樂觀。以今天的後見之明來事後總結,穩重派當時不覺得有大問題,主要是創世之初,當時的安排雖然沒有香港人在檯面上參與,但明顯照顧了在香港的大多數港英遺民。
香港歷史複雜,180 年來三次易手,所以民眾的背景和思想都很複雜。而 97 年的安排,安了老外商界的心、照顧了原居民陣營、民主派可以用「愛國民主派」的立場來參與遊戲、親北京派更可以成為政府伙伴……就算是支持中華民國的人,也擁有自己的空間,因為就像愛國不愛黨,「九二一中」曾幾何時也是通關密語。支持中華民國,也是支持中國認同 (符號) 中國,政治沒有不正確。這是開局時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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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慢慢改變的是「香港和中華民國」那一塊。雖然中華民國沒有實質管治過香港,但香港和民國有很多千絲萬縷的關係。談到這個,有網友談到:
//「香港一兩代人是讀南來文人的書長大。本地精英泰半受教於「暴大」(中文大學)。還有市井間的老式人情味、工商創業,不就是民國政治專制、但社會散漫自由的遺緒?這些都藏在我們的肌理,與親不親國民黨、慶不慶祝雙十無關。」//
97 之後,關於中華民國和清末革命歷史的紀念活動並沒有停止。人們去孫文傳說曾開過會的「青山紅樓」紀念、紀念抗日活動、紀念雙十「國慶」都可以。以前在各大小遊行,都會見到堅定的民國派去舉青天白日旗。文化上,很多上一代是在南來文人的小說、電影劇集之中長大;知識上,新儒家在香港有她的重鎮,很多學者都奉中國為正朔。晚至 7、80年代,香港還有很多報紙甚至電視台使用耶誕與民國紀元並行。
(使用民國紀年的《工商日報》在得知香港將在 97 年回歸中國之後,於1984 年 11 月宣佈結業)
消息引述保安局長鄧炳強在《星島日報》的訪問,其表示:
//「特別關注雙十節可能出現嚴重違法,稱根據中國憲法,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任何人意圖、鼓勵或煽動他人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都屬違法,必然會果斷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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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7 年的開局,覺得「未盡完善」的人,其實最終都不會太不滿意,因為新制度確實為重要的人留了寬容,所以才無意中製造了 97 後的兩個階級,也就是比較滿意和比較不滿意。前者對後者的苦大仇深並不理解,後者也 get 不到前者總是老神在在,又是在怎樣的歷史經歷中養成。他們總是說,無論甚麼,一國兩制還是最重要。
我們一直認為香港的紛雜處是一個對任何國家都有利的生機。
這一兩年來,最不覺得有甚麼變動的,是在 97 年也沒有變動的那一撮人群。可能是一班來到香港但不是因為逃避政治運動的人,他們在觀念上不紛雜,所以不需要改造,也會很容易適應。至於上一波的菁英也可以移民,他們精神家園的遺跡會在香港被抹除,但可以整套 intact 地帶到其他地方。因為機緣巧合而長出的之異色花朵,究竟是要培養下去還是要將之掐死,在這裡和其他可以存留甚麼,又要用一代人甚更長的時間,用試的方式來解答。
天安門 文件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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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文件雖然枯燥,但仍然可以看到很多東西。2019 年之後,香港有兩種社會已經習以為常的事情開始被改造,第一是愛國不愛黨思想,第二是香港和中華民國的複雜關係,這是構成香港以前那個社會的兩大主流支柱。
「愛國不愛黨」是政治界前輩們教養這一代的主旨。雖然不會有人手把手地教,但上一個時代的主流始終認為,這是在香港從事各種工作的定海神針,只要宣稱自己也是愛國,很多事情也有得談,可以避開很多危險。這是 Jimmy 仔在中國說出的「我也可以談,我也可以愛國」。
在早前關於「愛國者治港」的討論之中,有報道引述香港官員的講法:中國容許不同的政見,但紅線是絕不能允許作出損害中國共產黨帶領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因此不可能聲稱愛國,但不愛或不尊重共產黨的領導,濃縮標題為:愛國不愛黨「講唔過去」。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改變,至少在之前很多年來,都不會有檯面人物正面給出「答案」。
愛國愛黨的問題在前十年、二十年,在香港都是刻意曖昧,充滿詮釋自由。直至香港人自己不太願意留意的中國法學家強世功在《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2014) 這樣說:
//香港雖然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回歸祖國,可這個「一國」概念在他們心目中,僅僅是一個空洞的符號,缺乏實質的政治內容。所以,在「愛國」問題上,他們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 這樣的愛國曾經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提出的愛國標準,而不能成為香港回歸後的愛國標準,否則,香港人與海外華人的愛國有什麼分別?//
所以老一輩香港民主人士的常識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在 2014 年開始被講了明白——雖然這在香港民主圈子中並不受注意。他們的確表示自己愛國,愛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愛十三億人民。 14 年以來的轉變,就是一場圍繞這個觀念的作戰:香港人整體認同作為「符號」還是「實質」的「中國」?
在保安局和支聯會鄒幸彤的書信往還之中,我們看見他們「討論」的其中一個重點,是關於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問題。
報道中見發給支聯會的文件這樣說:「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一場意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革命暴亂……」,很多香港人對六四的定性,既有自己的意見,也可說是對「符號中國」的認同。所以 89 年之後,感情受創的香港人仍然切肉不離皮,華東水災的時候大家還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因為雖然對「現實中國」失望,但仍有「符號中國」作為替代。而如果你是當年的中國,看到這樣的香港人,雖然知道思想和立場有距離,但這些來自香港的仍然是「愛國同胞」。
在某個時空容許香港人愛國不愛黨,雖然可能是一個妥協做法,但無疑也令香港人的愛國熱情沒有完全離開「中國」的範疇。2010 年代香港分裂為加速派和穩重派。加速派不知為何極為苦大仇深,穩重派也不知為何過度樂觀。以今天的後見之明來事後總結,穩重派當時不覺得有大問題,主要是創世之初,當時的安排雖然沒有香港人在檯面上參與,但明顯照顧了在香港的大多數港英遺民。
香港歷史複雜,180 年來三次易手,所以民眾的背景和思想都很複雜。而 97 年的安排,安了老外商界的心、照顧了原居民陣營、民主派可以用「愛國民主派」的立場來參與遊戲、親北京派更可以成為政府伙伴……就算是支持中華民國的人,也擁有自己的空間,因為就像愛國不愛黨,「九二一中」曾幾何時也是通關密語。支持中華民國,也是支持中國認同 (符號) 中國,政治沒有不正確。這是開局時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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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慢慢改變的是「香港和中華民國」那一塊。雖然中華民國沒有實質管治過香港,但香港和民國有很多千絲萬縷的關係。談到這個,有網友談到:
//「香港一兩代人是讀南來文人的書長大。本地精英泰半受教於「暴大」(中文大學)。還有市井間的老式人情味、工商創業,不就是民國政治專制、但社會散漫自由的遺緒?這些都藏在我們的肌理,與親不親國民黨、慶不慶祝雙十無關。」//
97 之後,關於中華民國和清末革命歷史的紀念活動並沒有停止。人們去孫文傳說曾開過會的「青山紅樓」紀念、紀念抗日活動、紀念雙十「國慶」都可以。以前在各大小遊行,都會見到堅定的民國派去舉青天白日旗。文化上,很多上一代是在南來文人的小說、電影劇集之中長大;知識上,新儒家在香港有她的重鎮,很多學者都奉中國為正朔。晚至 7、80年代,香港還有很多報紙甚至電視台使用耶誕與民國紀元並行。
(使用民國紀年的《工商日報》在得知香港將在 97 年回歸中國之後,於1984 年 11 月宣佈結業)
消息引述保安局長鄧炳強在《星島日報》的訪問,其表示:
//「特別關注雙十節可能出現嚴重違法,稱根據中國憲法,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任何人意圖、鼓勵或煽動他人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都屬違法,必然會果斷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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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7 年的開局,覺得「未盡完善」的人,其實最終都不會太不滿意,因為新制度確實為重要的人留了寬容,所以才無意中製造了 97 後的兩個階級,也就是比較滿意和比較不滿意。前者對後者的苦大仇深並不理解,後者也 get 不到前者總是老神在在,又是在怎樣的歷史經歷中養成。他們總是說,無論甚麼,一國兩制還是最重要。
我們一直認為香港的紛雜處是一個對任何國家都有利的生機。
這一兩年來,最不覺得有甚麼變動的,是在 97 年也沒有變動的那一撮人群。可能是一班來到香港但不是因為逃避政治運動的人,他們在觀念上不紛雜,所以不需要改造,也會很容易適應。至於上一波的菁英也可以移民,他們精神家園的遺跡會在香港被抹除,但可以整套 intact 地帶到其他地方。因為機緣巧合而長出的之異色花朵,究竟是要培養下去還是要將之掐死,在這裡和其他可以存留甚麼,又要用一代人甚更長的時間,用試的方式來解答。
天安門 文件 在 曹長青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台北『中正紀念堂』的蔣雕像應否移除,最近又有爭論。其實不僅蔣雕像,連孫中山的所謂國父像都應拿掉,兩個紀念館都應改做它用。我曾就此寫過專文;但多年過去了,此問題仍沒解決,可見台灣轉型正義的路多長啊!
曹長青:台北「國父紀念堂」的荒唐
幾次去台灣,都因忙於參加會議和各種活動,而難得有時間參觀遊覽。上次去台灣,離開前終於有一天空檔,按朋友的建議去參觀了「國父紀念館」,即孫中山的紀念堂。
剛走到座落在台北市區的「國立國父紀念館」附近,就有一種該館氣勢很大的感覺,因為我曾參觀過台北的「二二八紀念館」,兩相比較,真是大相徑庭﹕二二八紀念館座落在台北一個小公園裡,只有一棟房子而已;而孫中山的紀念堂,則內有大廳、大會堂,幾層樓的多種展室,外有寬廣的庭院,西部廣場,還有「中山碑林」,其陣勢和規格,超過了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紀念堂。
不久前,因去華盛頓參加一個會議,順便又再次去參觀當地的林肯和傑佛遜兩座紀念堂。和台北的「孫中山紀念堂」比較,也令人感觸。美國人對解放了黑奴、統一了美國的林肯總統,對《獨立宣言》的作者傑佛遜等如此偉大的先賢和國家奠基者,也只是建造了只有一個大廳、只放一座雕像的簡單紀念堂而已,近年傑佛遜紀念堂增加了一層地下的圖文生平介紹。
進入「國父紀念館」裡面,更令人驚訝,那裡正舉行的幾個展覽,除了書法作品之外,幾乎都是中共的統戰宣傳,其中兩個是中共南京市政府等官方機構提供的「中華民國建築展」和「中山靈展」,實際上圖片都是關於蔣介石國民政府時期在南京的那些「總統府」、「外交部」、「財政部」等機構所在樓房而已。中共不承認中華民國,在國際上千方百計地打壓台灣,即使連一瓶印有「中華民國」字樣的辣椒醬也不被允許進口到中國,但他們卻把宣揚「中華民國」的圖片送到台北來展出,其統戰台灣的意圖一目了然。不知是「國立國父紀念館」的負責人糊塗,還是有意借中共之手,給台灣人洗腦,讓他們繼續相信「中華民國的首都在南京」,中華民國的領土仍囊括中國大陸和外蒙古,延續蔣介石時代灌輸的那個神話。
正在館裡參觀時,突然傳來一聲巨響,好像又發生了九二一大地震。循聲找去,原來正門大廳孫中山雕像旁,手持步槍的士兵正換崗,四個軍人用槍托狠狠地擊地,在整個展廳發出回響,震耳欲聾。換完崗後,兩個士兵站在孫中山的雕像兩側,紋絲不動,還有一個軍官去擺正他們的領帶、軍服,甚至測量士兵兩腳之間的距離,然後「調整」他倆達到「分毫不差」。這些動作簡直像肥皂劇中的情節讓人忍俊不禁。
我問那個軍官,這些站崗的是真軍人,還是館裡警衛人員?他回答說,他們是真的士兵,來自台灣空軍,總共有幾十人,每小時換一次崗,每天八班輪換。而培養到如此紋絲不動的「站功」,需培訓一年以上。
當時聽到他的介紹,相當感慨,台灣不是有人反對軍購,說花費太大嗎,那麼為什麼讓這麼多真正的士兵不去國防前線,卻去「保護」一座石頭(雕像)!在華盛頓,無論是林肯還是傑佛遜紀念堂,裡面沒有一兵一卒,因為人家美國人沒有愚蠢到用大活人去「守衛」石頭。當然台灣的士兵也還幸運,畢竟他們沒活在秦始皇的兵馬俑時代,現在他們只是每天「陪葬」一小時。
我曾向勇於為台灣發聲的民進黨立委林重謨先生建議,應該在立法院提案,撤銷這種活人為石頭站崗的荒唐制度,不僅節省軍費開支,也解放那些可憐的士兵;如果連宋們的泛藍立委不通過,那就讓連戰、宋楚瑜他們倆到那裡站一天崗,體驗一下像蠟像般站立是什麼滋味。
在紀念館的裡面,還看到另外的荒唐﹕有一面牆掛著孫中山的「建國大綱」,實際就是闡述三民主義。且不說三民主義中,兩個內容(民族民生)都是強調大政府,而不是個人權利,對「軍政,訓政,憲政」都沒有清晰、明確的定義,因而為後來蔣介石獨裁提供了可能,而在牆下的玻璃櫥窗中,擺著同樣內容的兩幅手跡的結尾都標明,不僅這個大綱是個急就篇,而且一個是給「科兒玩索」(即給兒子孫科),一個是給「賢妻玩索」(給宋慶齡),是寫給妻兒們的「玩索之物」。
在美國,制定《獨立宣言》這樣的建國大綱時,是由美國最早13個州成立的國會指定包括傑佛遜、富蘭克林、亞當斯等精英的委員會來起草,由傑佛遜執筆寫出,再經過富蘭克林和亞當斯的修改,最後經國會討論通過,才正式成為美國的建國指導文件。而中國人真是悲哀,孫中山自己一個人想出來,寫給兒子、妻子「玩索」的東西,竟成為中國人建國的指導文件,還至今掛在台北的「紀念館」大廳。而孫中山當時建立的中華民國,下轄35省,還不包括台灣。可他在台灣又成了「國父」,天底下就有這樣滑稽的事情。
台灣正處於轉型期,什麼時候改換了「國父紀念館」的內容,才可能標誌台灣人真的當家作主﹕確立自己真正的國父,認識自己真實的歷史,擁抱一個屬於自己的未來。
——原載台灣《壹號人物》月刊2004年11月號
詳見『曹長青網站』台灣專題:https://caochangqing.com/gb/index.php?Conten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