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一百多年前的文學作品,每當看見作者活過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代,總覺得他們見證着近代日本史。不過我們在座諸位也不遑多讓,見證了昭和、平成、令和。
其實要經歷多幾個皇帝不困難,買個「人生重來器」投胎在亂世就是了。人稱「長樂老」的馮道活着的時代叫做五代十國,笑看風雲經歷五朝八姓十一君,鼎鼎大名傳頌千古。
話說從前日本的年號,都是在中國古代典籍裏找尋靈感。
但是「令和」不一樣,日本官方說取材來自日本古代詩集《萬葉集》卷五《梅花歌三十二首並序》。
既然官方都這麼說了,也許大家就跟我一樣,沒有懷疑過什麼吧。
話說剛剛踏入令和時,在某個惠風和暢的春日,我在熊本縣的麥島城跡附近的「万葉の里公園」附庸風雅,感受當時街知巷聞耳熟能詳的名句「初春令月,氣淑風和」。
奈良時代的貴族歌人長田王(ながたおう)路過水島的時候曾經驚嘆水島的自然景觀,寫下兩首作品並被收錄入《萬葉集》。
上星期和某位研究日本歷史的前輩午飯,話題觸及了「令和」二字。前輩提起《昭明文選》中東漢張衡的「歸田賦」比《萬葉集》更早,「仲春令月,時和氣清」的句子是《梅花歌序》參考的對象。
上網找到詳細介紹的文章,江戶時代就有學者在《萬葉代匠記》提出這個想法。此外還有唐代杜審言和西晉陸機的樂府詩,都有疑似「令和」語句的句子。
喜愛經學的朋友笑說:東漢年代比《萬葉集》早,該作品作者是唐朝時代人,《文選》屬南朝梁時代,所以作者(相傳是曾隨遣唐使入唐的山上憶良)看到張衡賦受到啟發也好尋常。
相比起張衡文學作品可能是「令和」的典故,我更震撼是此張衡不是別人,正是初中中國歷史書裏製作渾天儀和地動儀的古代科學家。
才疏學淺,從來不知道張衡原來留下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離開學校20幾年,還記得這兩個古代科技結晶已經暗笑自己記憶力還算不錯。
姑且勿論「歸田賦」是不是「令和」年號的原型,最後兩句「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我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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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文學作品最有趣也最困難的就是天下文章互相模仿學習抄考,還有各種典故牽涉到天文地理歷史等等,若然找到作品與作品之間的關係固執有驚喜,但也很累人。
因此發現有前人做了研究讓大家安坐冷氣房學新東西,實在感恩不盡。雖然已經令和3年了,有時間有興趣就一起來學習吧!
註:極之推介閱讀的參考文章在留言位置
圖:熊本縣八代市水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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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歷史人物知多少 | 郭守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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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郭守敬,邢州邢台人(今河北省邢台市),是元朝著名的科學家,與劉秉忠、張易、張文謙、王恂四人合稱紫金山五傑。
郭守敬年幼時受其祖父影響,刻苦又聰穎好學。祖父郭榮,為當地有名的數學家、天文學家和水利專家,精通算術和水利工程。郭守敬自幼便隨祖父學習各類技藝,並表現出驚人的天賦。他曾根據蓮花刻漏圖的圖紙描繪,便能理解並分析其運作原理。郭某曾意外獲得一個《尚書璇璣圖》,並成功利用竹片將其中記載的渾儀大致還原,此時他尚不足十六歲,可見郭榮對郭守敬有巨大的啟蒙作用。
郭守敬在得到元世祖賞識前已聞名於邢州。金・元好問 《邢州新石橋記》中記載了這麼一則故事:邢州自宋朝時曾有三條河流,並有一座石橋用以橫跨三條河條,然而因為遼金之間的連年戰爭,石橋早已被戰荒破壞,又被河水沖毁,被汙泥淹沒,百姓們只得架起獨木橋作過河之用,但獨木橋十分危險且經常損壞,百姓苦不堪言。時任地方官張文謙命郭守敬擔任測量師勘測石橋舊址。郭守敬經考察後,指出其中一個地方應該是石橋遺址。官員命工匠發挖,果然發現有殘破石橋遺址埋藏在下。消息傳開後,郭守敬為時人所傳頌。
公元1262年,元世祖(忽必烈)聞劉秉忠的大名,召其入京諮以政事。劉秉忠遂攜同郭守敬及其好友王恂共同進京面聖,並向忽必烈推薦年僅31歲的郭守敬。郭守敬向元世祖提出了共計六條分別涉及邢州流域,中都等地的水利建議,他更預言元朝遷都大都(今北京)後將會面臨開發和調配水資源的問題。元世組深以為然,提出不少問題,郭守敬對答如流,得到元世祖賞識。元世祖即場任命其為「提舉諸路河渠」,負責整修及管理各地河渠。不久後,西夏地區河渠問題嚴重影響農業發展,他以河渠副使身份,前往西夏地區重修舊有黃河灌渠。
郭守敬走馬上任後的第一個工作,就是修繕地處西夏地區的眾多荒廢水渠。西夏地區本來就屬荒蕪之地,再加上連年戰亂,幾乎所有的水渠都已汙塞,無法發揮引水的作用。當地農民賴以為生的農田全部荒廢,引發饑荒,居民流離失所,生活困苦。郭守敬經視察後,發現寧夏兩大幹渠的淤廢對地方民生的影響最大,決心從這兩條渠入手,爭取在最短時間內使寧夏農業復蘇。郭守敬經過研究後,提出了「固舊圖新」的做法。他一方面命人疏通舊渠,另一方面又命令開挖新渠,雙管齊下。同一時間,由於西夏地區雨量極不穩定,供水的穩定性也成為非常嚴峻的問題。有見及此,郭守敬提出了建立水閘,築起水壩的構思,以水量過多時「泄水」及水源稀缺時「節水」的做法鞏固供水的穩定性。 這就是水壩的構思。
寧夏區當時擁有兩條大型水渠以及附近四州合計十餘水渠,合計二千六百餘里。在郭守敬的指揮下,竟然在兩年內便逐漸發揮作用。兩年之內,西夏區農業便開始復蘇,流離失所的居民紛紛遷回舊居務農。當郭守敬完成任務回京覆命時,西夏區已是一片繁榮,煥然一新。寧夏百姓為了紀念他,為他建立了一個祠堂。時至今天,寧夏唐萊公園仍有一尊郭守敬像。
現今中國的首都——北京,最早為元朝時期的國都。元軍攻陷南宋國都汴京後,忽必烈把國都從上都搬遷至大都,方便管治中原。金朝時期,金朝統治者便已看中大都的地理位置,著力發展大都,至元朝時大都規模已不下於開封等地。但是,與開封、汴京和長安等數朝古都不同的地方是,大都附近並沒有大型的河流能夠為城鎮提供源源不絕的水源,以及更重要的航運交通。
古代陸運技術遠遠落後於水運,因而只有船隻能到達的城鎮才擁有高速發展的資本。而當時的北京城,也就是大都,並不符合這種條件。商船的貨物若要進京,需在通州卸貨後,改用陸運,即利用人力及馬車運送入京,非常不方便。金朝年間,統治者曾下令開挖通州至京都(北京,)的運河,試圖接駁通州港口以及通往南方富庶地區的商船航道。然而,時任負責人某某顯然沒有勝任這工作的才能,他命令從京都西部的河流——渾河(今永定河)引水東下灌水進運河。結果就是運河常常淤塞,航路不順,商船難以正常航行。金朝時期,曾經有一次發大水,運河溢水泛濫,竟將京都淹沒,損失慘重,最終金朝統治者只得填堵運河棄置,運河計劃以失敗告終。
郭守敬到任後,認為引永定河之水灌河不可取。他改為引玉泉山的清泉之水至通州,因為玉泉山清泉清澈而少泥沙。但是清泉的水完全不能滿足需求運河的漕運量,大型的商船根本無法駛進該運河。萬般無奈之下,郭守敬只得又打起了永定河的主意。他滿懷自信地按照在西夏治水時的套路,建立了水壩套餐,企圖依靠水壩的功效來解決發大水的問題。然而,這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過了不到一年,因為泥沙量太多,沙石竟堵死了水閘,水閘失去作用。最終,水閘計劃也宣告失敗,郭守敬放棄了依靠壩河單獨支撐大都的需求。
經過多次碰壁,郭守敬下定決心,遍尋大都附近地形,找尋能滿足需求的水源。皇天不負有心人,他終於在大都以北三十里的神山上,找到了白浮泉——一個水量充沛,水質清澈的泉眼。由於白浮泉與大都之間相隔了兩座大河谷,直接向南引水肯定是不可能的。郭守敬精心設計了一條路線,向西南方引水,借道河谷西南部取道大都,中途甚至能匯合西山群其他清澈的泉水,提供更多的水源,最後將匯合而成的水流引向大都,如此一來便能為大都運河的建設提供充足的條件。忽必烈聽到計劃後眼睛發亮,立即下令調動數萬軍民投入工程,由郭守敬全權指揮。全長160華里的山道運河工程,在郭守敬的指揮下,竟在一年半內便正式峻工。從此,從江南富庶之地遠途而來的商船,能經新建成的運河,直達大都,在大都內一處名為「積水潭」的水塘卸貨。忽必烈後來遇然經過積水潭,看見商船數量之多甚至把河水都遮掩了(史書記載當時的場景為「舳艫敝水」),大喜過望,將運河賜名「通惠河」。通惠河不但解決了大都的水源以及漕運問題,更徹底打通了中國南北的航運通道。它實現了從西北方引河入城的構思,在提供航道的同時,又能給大都提供北方寶貴的水資源,奠定了大都的供水格局,而這格局直至現代,仍被北京城所沿用着。
除了在水利工程方面有巨大的貢獻,郭守敬還在天文學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忽必烈遷都建立元朝後,因為從宋朝時期傳承下來的舊曆時隔過於久遠,誤差十分嚴重,經常誤導農民,令他們錯過農耕時節,對農業收成造成不少的影響。郭守敬的老師兼好友劉秉忠生前曾向忽必烈建議編製新曆法,卻沒有結果。後來,元朝遷都大都後,郭守敬等人上書忽必烈,再次建議編凪製全新的天文曆法。忽必烈也覺得此事勢在必行,便於至元十三年(1276年)宣佈開始改製新曆,並任命張文謙全權負責此事,張文謙又找來了郭守敬和王恂等人協助。
郭守敬為編製曆法做準備就花了四年以上的時間。郭守敬在準備時期提出了「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於儀錶」的著名理論。
在準備時期,郭守敬創造了玲瓏儀,改良了自漢朝傳承下來的日晷儀,改名星晷定時儀,利用日影來測量時間。改良蓮花漏,制成寶山漏,用來計算時間,還有高表,候極儀,立渾儀,景符等等。他還創造了世界上首個水動計時裝置——七寶燈漏(又稱大明殿燈漏)。
郭守敬在他提出的理論裏,強調了編制曆法的兩大重點,儀表和測驗。經過了三年的準備後,儀器工具等均已被齊備,此時只剩下測驗來蒐集資料了。郭守敬非常清楚,以元朝的疆域之廣,再加上宋朝以前的數據已經存在大量缺陷,如果要制作一個通用於整個元朝廣大疆土的準確曆法,一個超大規模的大型觀測是必須的。元十六年(1279年),郭守敬向忽必烈提出在元朝全國進行大規模的天文測量,以獲得準確的數據編制新曆。忽必烈非常贊同,當場批準實拖,任命郭守敬全權負責測量事項。這次測量,就是著名的「四海測驗」。
郭守敬設立了共計二十七天文觀測點,二十七處觀測點均各設置了一個觀星台。觀測點的分佈極廣,郭守敬為此設立了一十四個監侯官來統籌龐大的測量工程。元十八年(1280年),郭守敬等人經常充分的準備和計算,於該年春季正式頒佈全新的曆法—「授時曆」。授時曆提出一年的長度為365.2425天,即一年總時間為365天5小時49分鐘20秒,一個月有29.530593日。這與現代曆法的測量時間差距僅有26秒鐘。授時曆提倡的周期更與現代使用的「格里高利曆」(即陽曆)完全一致,而授時曆的發佈時間較格里高利曆早302年。西曆由1582年開始發行並通用。
忽必烈死後,元朝後繼的統治者們迅速腐敗下來。他們展開了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鬥爭,爭權逐利。郭守敬雖然沒有被卷入政治鬥爭,卻對朝廷大為失望。同時,年事已高的他也失去了年輕時的熱血之心。他沒有再推行各種的大型工程,而是專心著書立說。他留下了《推步》、《轉神選擇》、《上中下三曆注式》等前後共十四本作品,均為後世參研天文學提供大量根據和參考資料。
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世人對郭守敬的評價都非常高。其徒弟齊履謙稱讚他「生有異操,不為嬉戲事」。在古代,史書稱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曆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即是說他在水利工程,天文曆法以及儀象制度這三方面的領域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難以企及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稱其為「中國的弟谷」(弟谷為歐洲著名天文學家),事實上,因為郭守敬早於弟谷,不少人認為應把弟谷稱為「歐洲的郭守敬」。明代科學家徐光啟稱讚其技術為「絕學」;其好友劉秉忠評價他「習知水利,巧思絕人」;元代詩人王惲稱讚他「善推步算數,隱德君子也。」。在現代,河北省刑台市將其中一條主要街道命名為「守敬路」。小行星2012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1981年,國際天文學會將月球上一座環形山命名為「郭守敬環形山」。2010年,LAMOST望遠鏡被正式冠名為「郭守敬望遠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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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看日環食的台北市民】#你曾經在中山堂屋頂看過日食嗎
1955年至1958年曾有三次觀賞日蝕機會
當時報紙用語為日蝕,與今日寫為日食已不相同
而圓頂觀測臺設置在今日的中山堂屋頂
當年市民能登頂看天空異象
你小時候對這類的天文奇觀
有什麼難忘的經驗呢?
一起來回憶
日期:1955-12-14
圖說:千載難得一見的日環蝕天象,於下午三時廿六分開始,至下午四時五十九分為止,在台北市天空出現,全部過程約為一小時卅三分之久。
來源:聯合報
攝影:陳維在
#日環食 #圓頂觀測臺 #天狗食日
#報時光UDNtime
歷史新聞
【1955-06-21/聯合報/03版/第三版】
昨日觀測日蝕
初虧時間與預測差五秒 雲層阻隔未能盡見奇觀
【本報訊】台北市成千百的男女市民於昨日近中午時分齊集省氣象所及中山堂平台上觀測今後一千二百年簡僅見的一次長時間的日蝕,尤以中山堂參觀者特別擁擠,因所發參觀票有限,向隅者頗不乏人,當台灣夏令時間十三時左右,近食甚之際,台北街頭里巷居民,大放爆竹。呼救太陽,以趕走吃太陽的「天狗」,不少男女老少,拿著燻黑了的破玻璃或墨片眼鏡,對空觀望,兩位交通當局主管,交通部長袁守謙,次長柳克述也特別到氣象所去觀測日蝕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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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12-15/聯合報/03版/第三版】
省垣食象美中不足
碧空浮出雲層 兩奇景難觀賞
【本報訊】千載難得一見的環蝕天象,於昨(十四)日下午三時廿六分開始,至下午四時五十九分為止,在台北市天空出現,全部過程約為一小時卅三分之久,除了三百多位市民經中山堂四樓天文台及公園路台北氣象所的邀請,分別在該兩處,利用赤道儀,經緯儀及巨型望遠鏡等天文儀器,用投影法及在深色玻璃中可明顯看到此次日環蝕的過程與形狀外,在其他街頭巷口,晒台屋頂等空曠地點,用煙燻玻璃與跑光攝影膠片等自動觀察日環蝕現象的市民人數,則無法統計。
昨日日環蝕的全部經過時間為一小時三十三分,但在下午四時五十九分以後一段的「日沒蝕帶」現象,為西方天邊的厚雲層與地平線所遮蔽,北市觀眾無法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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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04-20/聯合報/03版】
全省人民昨一飽眼福
觀測日環蝕奇景
朗朗乾坤陰風四起金輪失色 虧蝕時刻略較預測時間遲十餘秒鐘
【本報訊】台北市和全省各地的人民昨(十九)日都在三年內第二次看到罕有的日環蝕奇景,上一次是四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的傍晚。
昨日日環蝕奇觀初虧於上午十時二十九分三十二點九秒,比預測的時間遲了十二點九秒,朗朗乾坤之中,漸漸陰風四起,黯然無光,地影為之變形,月亮已開始遮住太陽的金輪。
台北市街頭小巷,上午十時起便有人群用深色太陽鏡,或黑汁塗黑的玻璃片,仰首穹蒼,觀看本世紀中可能是台灣看得到的最後一次日環食奇景。在我國傳統的迷信習俗中認為日蝕或日環蝕是「天狗吃太陽」,因此,在環蝕開始時,到處都可以聽到鞭砲以及敲擊鐵器鑼鼓之聲,替「受難」中的太陽解危助威。
省氣象所於上午九時就開始觀測的準備工作,用兩架赤道儀和一架四吋半天文望遠鏡,及一架最新式的電動天文計時儀,進行觀測。觀測所得的確實時刻,較預測者約遲十秒鐘左右。
日環蝕是月亮遮住太陽,從初虧起一直到復圓這段時期中,月影漸次移入太陽內,最高達太陽直徑百分之九十四,使得地面上感受到的太陽光度與大氣溫度都在逐漸減低,在環蝕開始後,人們逐漸感到陰風四起,日光黯然失色,十二時十分以後,地上的影子都與平時不同了;樹蔭下的碎小圓洞都變成新月形,整個地面上各物的顏色也都有了變化,許多房屋內不得不打開電燈照明,如黃昏及黎明時之溟濛情景。
最初,用太陽眼鏡觀看還不容易,因為太陽光線仍然強烈,祗能用薰黑的玻璃片,或用盆盛清水靜置地上,觀看水中環蝕日影。後來太陽變成了新月形,顏色由白色轉變為結紅,顯得十分壯觀,漸漸變成一個光環,中央部份呈暗淡的灰黑色。
中山堂南方屋頂的天文台,上午亦進行觀測工作,同時開放給市民參觀,從十一時至下午二時左右,約有三百餘人排隊魚貫登樓,每個人在赤道儀上望了一眼環蝕情形。
據氣象所說,昨日北部天氣,除環蝕期間地面溫度較初虧時略為降低一度外,氣壓未受有多大的變化。
該所實測所得時刻如下:初虧十時廿九分三十二點九秒,較預測遲十二點九秒,環食時間為十二時十四分五十七點九秒,比預測遲三點九秒。食終時間為十二時廿一分四十點三七秒,較預測慢零點三七秒,環食時間為六分四十四點一七秒,預測復圓時間為下午二時十六分十二秒,但實際上的復圓時間因為天際渾茫,無法測得真實時間。
「圓頂觀測臺」歷史引用自 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歷史沿革
公會堂時期至中山堂時期
中山堂民國27年(昭和13年,西元1938年),臺灣新生報前身–臺灣日日新報社–為紀念創立40周年,將其建在公會堂屋頂上的四吋折射式赤道儀望遠鏡及圓頂觀測臺,捐獻給臺北市役所。臺灣光復後,公會堂為巿政府接收,更名為中山堂,其中圓頂觀測臺即為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的前身。
之後,在人造衛星發射前,響應美國史密斯松寧天文臺 (Smithsonian Observatory) 呼籲全世界協助觀測人造衛星,遂於民國 47年組織「中國人造衛星觀測委員會」,並組編觀測隊,代表我國參加觀測。民國46年,人造衛星射入軌道以後,人類文化躍入太空時代,社會對天文知識之需求甚切,中山堂附近夜間光害嚴重不適合觀測工作, 於是經臺北市政府同意遷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