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2174485032679507&id=650713228390036
依然進行的盛夏——《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陳雅明
拘捕人數1117人、檢控人數超過115人、死亡人數9人，這是從6 月9日至9月2日反送中運動紀錄的數據，還不包括傳媒與網絡觸不及的領域。一個人的死亡是悲劇，一百萬人的死亡只是個統計數字，這是獨裁者的話。一場牽涉過百萬人的抗爭運動，裡面包含多少愛恨情仇、關係破裂，甚至不是成敗或時間可以修補。社會運動總是包含許多矛盾的感情，愛與仇、理想與暴力、純真與利益、失望與希望，人與人之間的拉扯及對峙比平白無事的日子赤裸裸得很，與恨。
當下有許多理性的分析。然而，當我們回顧雨傘運動、旺角之夜、2016年立法會選舉，留下更多的是感情。甚至可以說，驅使我們行動更多的是感情，而不是理性。雖然現時四周充滿訊息，卻好像少了共鳴，直播的出現帶來更多的關注，但沒有化解社運在每個人內心深處造成的糾纏不清。《我愛過的那個時代》是我在2014年後一讀再讀的書，同年代的人也陸續發現了這本書，並且不約而同認為這本書說出了每一個曾經參與社運的人內心深處一直以來找不到文字表達的聲音。
書中記述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直捲全日本的激烈學運、社運，當時作者川本三朗剛剛大學畢業，當上記者，20多歲。後來捲入當中一些事情，最終被判緩刑兩年。60年代末，左翼思潮席捲全球，捷克布拉格之春、法國五月風暴、美國反越戰，全世界的知識分子、學生幾乎都是左傾，一些激進分子甚至受中國文革的毛主義吸引，書中描述的日本全共鬥等社會運動就是在那樣的世界背景發生的。
書的開首是學運結束10多年後，作者偶然看到一部法國獨立電影《沒有陽光》開始的，令他想起壓抑多年的記憶：
「那是一部詩意的紀錄片，馬克在東京所拍攝的風景，沒有特別的故事情節，電影如流水般認出又消失。在貓的墓前拜祭的老夫婦、新幹線、泪橋的勞動者、貓頭鷹招牌、電視中的妖怪電影、蓋在大樓屋頂的神社、鬧區的居酒屋、電車上睡覺的乘客……
在那樣平淡的日常風景中，畫面突然出現帶着頭盔的學生們正在示威遊行。原來若無其事的東京街頭，突然插進這異物般的示威遊行場面，因為太出乎意料而令我感到大受衝擊。
頭盔、遮住臉的白色毛巾、棍棒……一幕幕好似機械般處理過的負片剪影拼貼畫，讓現實中發生過的示威遊行，看來也像幻想中的事一般。只有這一片段看起來不是現在拍的，應該是60年代的事情。地點看起來是三里琢，那是場反對成田機場建設的鬥爭。我已經快忘記了，不，一直努力想忘記那段過去的我，突然無緣無故地被迫回憶起來。『真是的，我可不希望想起那些事』，正當我想跳過這個畫面時，傳來像是要蓋住影像般的女性旁白：
如果不懷抱幻想去愛，就是所謂的愛，我，可以說愛過那個世代。我對他們的烏托邦理想國雖然並不心動，不過，至少他們以原初的聲音喊出了自己的主張……
學生之中，有以肅清之名在山中互砍對殺的；有因過度研究應該打到資本主義，而當上最佳核心要角的。跟其他運動一樣，這裏有陰謀家也有功利主義者。不過這個運動，就像哲古華拉說的那樣，讓所有『對任何不義氣憤填膺的同志』都站起來，這溫柔，可能比他們的政治行動本身擁有更長的生命。所以，我絕對不讓別人說，20歲不是最美的季節。」
寫得太好的句子，任何轉述都是冒犯，所以原諒我直接引述那麼多。
川本三郎並不是想美化那一個時代，因為他面對過學運中許多的暴力內鬥、政治挫敗、死亡、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因此對他來說那段記憶是黑暗的、不協調的、無處容身的，十多年來也不知道如何面對那段糾結矛盾的記憶，就如村上春樹不時以60年代末70年代年初的日本作小說的背景。儘管那段是塵封在地下室最底層的記憶，川本三朗無法不對電影旁白的兩句話念茲在茲：「我，可以說愛過那個時代」、「這溫柔，可能比他們的政治行動本身擁有更長的生命」。於是，他開始回憶，開始寫《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從前讀這本書，總是匆匆翻閱書中談及死者們的情節，因為對比前段描述學運代表的青春及激情，死亡的敘述籠罩虛無及失敗的氣氛，令人逃避，只有若隱若現的認識。這個夏天卻有了更深刻的體會。無法了解死亡如何處在一場運動的中心，其實無法理解川本三郎對那一個時代的想法。
「日本的夏天是死者的季節，是追悼戰爭中死去的人的季節。」
日本全共鬥運動以「10·8衝擊」為起點。1967年10月8日。那天，大學生在羽田機場附近展開抗議行動，阻止日本首相訪問越南，示威者之一的京都大學生山崎博昭在羽田弁天橋被機動隊殺死。
對於山崎博昭的死，「給我們帶來極大的衝擊，發起反對越戰的行動、和自己相同世代的人被威權殺害。這死亡的事實沉重地壓迫到我們身上，把想進入渺小日常性中的『我們』，不顧一切地勉強往歷史的、社會的方向拖出去，使我們無法避開那死亡。」
川本三郎在「死者們」那一章以開始的方式結束：1967年10月8日死去的京大學生山崎博昭對「我們」來說，遂成為「表現一個同時代的死」。任何人都不得不從那裏開始思考起，從那裏做活下去的生的出發。死曾經是「我們」生的中心。
「1967年10月8日」是一個巨大而沉重的符號，向那個時代的日本人投下了一個沉重的問題：「他死了，那時你在哪裡？」
「他死了，那時你在哪裡？」
日本的那個年代已經過去，香港的夏天仍然是進行式，這個夏天很可能比過去的任何一個夏天更加漫長。《我愛過的那個時代》沒有香港的救藥，但可以找到有無以倫比的共鳴，正如書中的兩句話會在我們腦海揮之不去，直到許多年許多年以後的回望及和解：「我，可以說愛過那個時代」、「這溫柔，可能比他們的政治行動本身擁有更長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