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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真理，我決不沉默

我讀了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樞機（Cardinal Parolin）10月3日在米蘭發表的講話。真令人噁心！他當然不愚蠢也不無知，他就是睜著眼睛講了一大堆謊言。

最令人反感的是他對受人尊敬的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侮辱，說他曾同意那個教廷在兩年前和中共簽署的協議，因為他知道我們最寬容、最溫柔的本篤肯定不會出來否認。而「無辜」的雷若翰樞機（Cardinal Giovanni Battista Re）再次被利用來支持尊貴的國務卿的虛假言論，也是十分荒謬和對他不恭。

帕羅林知道自己在撒謊，他知道我知道他是個騙子，他知道我會告訴所有人他是個騙子。他除了厚顏無恥，還膽大妄為。其實現在他還有甚麼事不敢做呢？我想他甚至不會害怕面對自己的良心。

我更恐怕他甚至沒有信仰。我有此印象是源於帕羅林, 那時已是國務卿，在紀念卡薩羅尼樞機（Cardinal Casaroli）的演講中，讚揚他成功地在歐洲共產國家建立教會聖統制時說：「當我們尋找主教人選時，我們是在尋找牧者，不是像羅馬鬥獸場的角鬥士，不是那些逢政府必反對的人，不是那些喜歡在政治舞台上出風頭的人。」

我寫信給他，問他是否有意這樣形容維辛斯基樞機（Cardinal Wyszynski）、敏真諦樞機（Cardinal Mindszenty）、貝蘭樞機（Cardinal Beran）？他的回答沒有否認，只是說：如果我說的話讓任何人不高興，那麼對不起。一個鄙視信仰英雄的人是沒有信仰的！

歷史

讓我們看看帕羅林如何總結歷史。

一開始便循例地提到利瑪竇（Matteo Ricci），利氏似乎成了中國教會傳教史上最非凡的人物，我卻不敢苟同，許多在人民中間傳福音的傳教士，都同樣令人欽佩（我當然並不否認對自己在上海接受耶穌會士傳授的信仰而感到自豪）。

帕羅林將嘗試對話的大功追溯到教宗比約十二世。幸好，他指出比約十二世終於放棄了這一嘗試，卻又補充說：『這造成的「互不信任」，標誌著後來的歷史。』

這似乎是說「不信任」導致了隨後三十年的整段歷史！歷史可以這樣一筆帶過嗎？是不是忘記了全部傳教士被公審，被譴責為帝國主義者、中國人民的壓迫者，甚至殺人犯之後，被驅逐？宗座代表也被驅逐，許多主教在獄中多年後被逐離！

他們驅逐了「帝國主義壓迫者」就來對付被壓迫者、基督徒和中國神職人員，他們的罪狀就是不肯背棄從那些「壓迫者」學到的宗教！

教會的一半人立即被關進了監獄和勞改營。想想那些年輕的聖母軍成員，他們十幾歲便進了監獄，（除了在牢獄中去世者）獲釋時都四十來歲了。

教會的另一半人終於也被關進了監獄，但他們是在文化大革命被紅衛兵折磨後才下獄的。然後是沉默的十年。

你說我們不懂得忘記過去的苦難嗎？我個人沒有遭受任何苦難（我自1948年起便一直在香港），但我的家人和修會兄弟都吃過苦。

教會不是說該淨化記憶？當然原諒過去所受委屈是要的！但也要忘掉歷史？歷史不是「人生的老師」嗎？

帕羅林提到埃切加雷樞機（Cardinal Echegaray）開始了「起起落落中」的一段新道路。對於認識他的人來說，埃切加雷是一位極度樂觀主義者。他非常熱愛中國，但很少人知道共產黨如何對待了這位老朋友。他在一個不幸的時刻拜訪他們（逢到那場反對宣聖中華殉道者的運動），他接受了一個小時的辱罵和羞辱（宗座外方傳教會一位神父見證了這件事實，他還健在）。

這條「起起落落」的道路其實是一條直線，從未改變！在帕羅林之前擔任談判代表的克勞迪奧．切利蒙席（Monsignor Claudio Celli）抱怨說，中方代表不是來進行談判，他們祇是像錄音機一樣重覆：「簽協議啦！」

今天，切利總主教對在中國的獨立教會的神職只有一個經常用的詞：同情。然而，真正的同情必須是讓奴隸擺脫奴役，而不是鼓勵他們好好地做奴隸。

教廷的東方政策

沒錯，與共產黨的對話從很久以前已經開始。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主持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已有來自共產國家的主教代表出席。教宗保祿六世隨後派卡薩羅尼蒙席到那些國家，在那裡重建聖統制。

（正如卡薩羅尼說）那是在黑暗中摸索的工作，因為對實際情況一無所知。聖統制？傀儡主教像政府官員多於羊群的牧者。但是，在那些基督宗教歷史悠久的國家，他們不會表現得太差（我兩年前到了布達佩斯、布拉迪斯拉發和布拉格去了解他們的一些歷史）。

對話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教宗本篤任內繼續進行，但這個通常被稱為「東方政策」（Ostpolitik）的策略產生了甚麼結果？

且看摘自《本篤十六世──最後的談話》（Benedetto XVI – Ultime Conversazioni，第161-162頁）

〔伯多祿．塞瓦爾德（Peter Seewald）〕問道：「你有否贊同及支持過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東方政策？』」

本篤回答說：「我們有談論過。很明顯，卡薩羅尼樞機所執行的政策，雖然目的良好，但事實上是失敗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新方針是來自他親身和那些政權交手所得的經驗。

當然，那時誰也想不到（歐洲的）共產黨會這麼快倒台，但很明顯的（教會面對那些政權）不應該妥協和讓步，但要強力對抗到底。這是若望保祿二世基本的看法，我也同意。」

東方政策在中國的應用

教宗本篤在2007年的牧函中明確指出了每個對話必須持守的原則，那就是不能不惜一切代價來達至成果，因為好的成果取決於雙方的意願。

「與合法的政權持續衝突並不能解決現存的問題。但同時，當政權不恰當地干涉教會的信仰和教律時，我們亦不能就此屈從。」（第一部份，第四章的末段）

教宗方濟各在指導對話的必須原則上也很明確。在韓國舉行的亞洲青年節之時，他告訴聚集在當地的亞洲主教們：「對話有兩個條件，首先要忠於自己的本質（不能放棄我們的教會學和基本紀律），其次是有必要敞開心扉來傾聽。」

連續性？

可惜，實際上，本篤和方濟各之間並沒有連續性，連續的是一個人──帕羅林。

在我的書《為了熙雍，我決不沉默》中，我講述了梵蒂岡內的一個權力集團在與北京政府解決問題時，如何偏離教宗本篤的主張。

有人會問：一位以堅韌聞名的教宗（他們甚至給他起綽號為「天主的洛威拿」）會容忍這種事？是的，教宗本篤是世界上最溫和、最害羞的人，很不情願施用他的職權。

有一天，我這個大罪人噘著嘴對他說：『你叫我協助你關心中國教會的事務，「那些人」都不聽你的話，你又不干涉，那要我做甚麼？貝爾托內（Bertone）也不幫我，為甚麼？」他回答說：「有時候你不想得罪任何人嘛。」他指的是時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迪亞斯樞機（Cardinal Dias），以及與北京談判的教廷代表帕羅林蒙席，兩人都熱衷於東方政策。

有人或會說，我把私下的談話透露出來，會令相關人士感到尷尬。是的。不過我認為，讓無辜的教宗承擔批准一個壞協議的責任更是嚴重。

令人奇怪的是，在唐高樞機（Cardinal Tomko）擔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期間，（非正式）談判的代表會向定期的秘密會議的成員報告談判的進展情況。當教宗本篤成立了一個頗有規模的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後，委員們反而被蒙在鼓裡。

在2010年間，有傳言說協議已經準備就緒。但到了某個時候，忽然一切都靜下來。帕羅林被派往委內瑞拉，由巴列斯特雷羅（Ballestrero）取代其位。韓大輝甚至在迪亞斯樞機退休之前，便加入了萬民福音傳播部。從這一切可以推測，教宗本篤在最後一刻否決了協議，並改變了談判方針。

當教宗方濟各從委內瑞拉召回帕羅林並任命他為國務卿，帕羅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無聲無色地消失，而對中國的東方政策很快便大門洞開了。與敵人對話，有的；但在我們之間卻沒有！教宗方濟各顯然將中國教會的事務完全交給了他的國務卿。

對東方政策說「不」的本篤，跟對東方政策說「好」的方濟各，兩人之間是沒有連續性。帕羅林辦東方政策是連續的：以前，他沒有跟隨本篤的方針；現在，方濟各跟隨他行事。

有人會問我：你說帕羅林操縱教宗？是的，我不知道為何教宗允許自己被操縱，但有證據令我相信這一點，使我批評教廷時沒有那麼猶疑和痛苦。

在讓七個被絕罰「主教」合法及地下團體兩位合法主教被要求辭職的過程中，韓大輝總主教獲教宗接見。教宗說了三句話：「這樣做不好」，「為什麼他們沒有與我一起討論？」，「我會關注這事」。

後來，在教宗方濟各接見我的時候，我問他是否有機會關注這個問題？他立即回答：「有，我告訴了他們（教廷的高官）不要製造另一個敏真諦事件！」（不幸的是，事情的發展正如敏真諦樞機的情況一樣。兩位主教被迫把自己的權柄交給兩個不堪當的人。）

從梵蒂岡出來的決定都是來自帕羅林（顯然得到了教宗的同意）！

協議的效果

你為何會說協議不好？沒有看過協議文本，尤其是中文版的文本，我根本無法做出任何判斷。不過，尊貴的帕羅林本人和他的黨羽經常說，一個壞協議總比沒有協議好。我身為倫理科的老師，我無法理解。我一直教導他人，即使有良好意願也不能做邪惡之事。

– 他們說：協議是好的，中國共產黨終於承認教宗是天主教的最高領袖。如果我沒有看到文本，我不會相信。

– 教宗將擁有否決權！如果我沒有看到文本，我不會相信。即使假設他有此權力，他可以毫不尷尬地行使多少次呢？

– 有了協議就不會再有非法主教！極權政權可以信任嗎？你忘了與拿破崙達成的契約嗎？你忘了與納粹政府達成的協定嗎？

– 如果梵蒂岡如過去一樣，時時讓步，那麼合法的主教不一定是堪當的主教。在中國的獨立教會現在到處都是「投機主義的」主教，這些人把自己出賣給政府以謀求權力和財富。

– 如果這七個被絕罰而現在合法了的是將來的主教樣板，那末要天主救救我們了。他們的行為改變了嗎？他們有任何悔改的跡象嗎？有感謝教宗給予的寬恕？有公開承諾尊重教會的教義和紀律？你看到的，是他們四處高唱凱歌：我們靠向政府是明智的選擇！

特別令人憤慨的是兩位被迫讓位給被絕罰者的合法主教所遭受的待遇。汕頭教區現在合法的黃炳章得到「勝利」後，來到被免職者（莊建堅主教）的教堂舉行大型慶祝活動。他的神職人員和許多信徒乘坐一輛一輛的旅遊車前來，莊主教的神父和信眾卻不准參加（公安維持秩序）。他們要莊主教共祭，從而羞辱他。不過，這位老主教有清晰的頭腦，他說：「你結婚，你會慶祝，但我是被迫與我的教區離婚，有甚麼好慶祝的？」，之後便離開了。

閩東教區郭希錦主教帶領的非官方團體內神父和教友比他的競爭者多得很多。他服從梵蒂岡的指示，讓位給被絕罰者，並成為他的輔理。可是，大家都看到了他們如何使他的生活難以為繼，所以他能做的就是辭職（這幾天的新聞）。

教會終於合一了嗎？兩個教會團體修好了嗎？僅僅因為教宗祝福了這可悲的情況，敵人的勝利，教會的生活就算正常化了嗎？

所有主教都合法了，卻在一個客觀上是分裂的教會中，這樣算好嗎？進步了嗎？這是開始了一個甚麼樣的旅程？

尊貴的樞機大人似乎很謙虛地說，協議的成果並不特別令人興奮，這顯然是「輕描淡寫」，而我會說這簡直是災難。

最後一幕：每個人都要參與裂教！

這場悲劇的最後一幕是更加災難性和更加殘酷：去年6月底的一個文件。由「教廷」發布的〈聖座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沒有標明部門，也沒有人簽名（眾所周知，這是帕羅林的傑作）。每個人都被邀請加入愛國會，即獨立的教會。真正的教會壽終正寢！

一些「地下」團體，由主教和神父帶領，很高興終於能夠安心地去除作為「非法」的負擔。但當他們進入鳥籠時，鳥籠內的老住客當然嘲笑他們：「我們一直都說……」。但許多人一生抵制政權，堅守真正信仰（他們的家庭中有許多殉道者），現在竟獲那「聖」座的邀請去投降！？困惑、失望和甚至感到被出賣而忿怒。（有人敢說他們的不對嗎？）

該文件確實也說了，如果他們不想這樣做，教廷「尊重」他們的良心。不過，實際的效果是一樣的：他們將不再有自己的教堂，不能再在私人住宅中為教友開彌撒，教廷也不會再給他們任命主教了。他們只能在地下墓穴中活出信仰，等待美好日子的來臨。

總體情況

在此期間發生了許多事情，我不說是「因了那協議」而發生，但肯定是「儘管達成了協議」沒有使那些事不發生：顯著加劇的迫害、持續逼非官方團體消失、嚴格執行曾一度放寬的規定，如禁止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進入教堂和參加宗教活動。「中國化」並不是我們所指的「本地化」。它是共產黨的宗教：首要的神是國家、黨、黨的領導人。

尊貴的樞機大人怎麼能說這一切都與協議無關？生命可以割成碎片嗎？

實際上，樞機大人也將該協議與國際和平及解決緊張局勢聯繫在一起。然而，為了維護協議，教廷似乎對共產黨對中國人民造成的所有不公義視而不見。

至於香港？

隨著國家安全法的實施，香港也已變成了極權政權之下的一個城市。，在警察殘酷暴力的威脅下公民喪失了所有權利，包括表達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

他們既沒有明確否認香港的自治地位，該協議本不該涉及香港。可是我們聽說，要成為香港主教，必須有北京的祝福！

天主，拯救我們脫離強大的敵人的掌握！

願玫瑰聖母保護我們免受任何危害！



註：今天（10月7日）是常年期第27周的星期三，彌撒的讀經一（迦拉達書2：1-2，7-14）鼓勵我把這篇文章放在我的博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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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真理，我決不沉默
我讀了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樞機（Cardinal Parolin）10月3日在米蘭發表的講話。真令人噁心！他當然不愚蠢也不無知，他就是睜著眼睛講了一大堆謊言。
最令人反感的是他對受人尊敬的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侮辱，說他曾同意那個教廷在兩年前和中共簽署的協議，因為他知道我們最寬容、最溫柔的本篤肯定不會出來否認。而「無辜」的雷若翰樞機（Cardinal Giovanni Battista Re）再次被利用來支持尊貴的國務卿的虛假言論，也是十分荒謬和對他不恭。
帕羅林知道自己在撒謊，他知道我知道他是個騙子，他知道我會告訴所有人他是個騙子。他除了厚顏無恥，還膽大妄為。其實現在他還有甚麼事不敢做呢？我想他甚至不會害怕面對自己的良心。
我更恐怕他甚至沒有信仰。我有此印象是源於帕羅林, 那時已是國務卿，在紀念卡薩羅尼樞機（Cardinal Casaroli）的演講中，讚揚他成功地在歐洲共產國家建立教會聖統制時說：「當我們尋找主教人選時，我們是在尋找牧者，不是像羅馬鬥獸場的角鬥士，不是那些逢政府必反對的人，不是那些喜歡在政治舞台上出風頭的人。」
我寫信給他，問他是否有意這樣形容維辛斯基樞機（Cardinal Wyszynski）、敏真諦樞機（Cardinal Mindszenty）、貝蘭樞機（Cardinal Beran）？他的回答沒有否認，只是說：如果我說的話讓任何人不高興，那麼對不起。一個鄙視信仰英雄的人是沒有信仰的！
歷史
讓我們看看帕羅林如何總結歷史。
一開始便循例地提到利瑪竇（Matteo Ricci），利氏似乎成了中國教會傳教史上最非凡的人物，我卻不敢苟同，許多在人民中間傳福音的傳教士，都同樣令人欽佩（我當然並不否認對自己在上海接受耶穌會士傳授的信仰而感到自豪）。
帕羅林將嘗試對話的大功追溯到教宗比約十二世。幸好，他指出比約十二世終於放棄了這一嘗試，卻又補充說：『這造成的「互不信任」，標誌著後來的歷史。』
這似乎是說「不信任」導致了隨後三十年的整段歷史！歷史可以這樣一筆帶過嗎？是不是忘記了全部傳教士被公審，被譴責為帝國主義者、中國人民的壓迫者，甚至殺人犯之後，被驅逐？宗座代表也被驅逐，許多主教在獄中多年後被逐離！
他們驅逐了「帝國主義壓迫者」就來對付被壓迫者、基督徒和中國神職人員，他們的罪狀就是不肯背棄從那些「壓迫者」學到的宗教！
教會的一半人立即被關進了監獄和勞改營。想想那些年輕的聖母軍成員，他們十幾歲便進了監獄，（除了在牢獄中去世者）獲釋時都四十來歲了。
教會的另一半人終於也被關進了監獄，但他們是在文化大革命被紅衛兵折磨後才下獄的。然後是沉默的十年。
你說我們不懂得忘記過去的苦難嗎？我個人沒有遭受任何苦難（我自1948年起便一直在香港），但我的家人和修會兄弟都吃過苦。
教會不是說該淨化記憶？當然原諒過去所受委屈是要的！但也要忘掉歷史？歷史不是「人生的老師」嗎？
帕羅林提到埃切加雷樞機（Cardinal Echegaray）開始了「起起落落中」的一段新道路。對於認識他的人來說，埃切加雷是一位極度樂觀主義者。他非常熱愛中國，但很少人知道共產黨如何對待了這位老朋友。他在一個不幸的時刻拜訪他們（逢到那場反對宣聖中華殉道者的運動），他接受了一個小時的辱罵和羞辱（宗座外方傳教會一位神父見證了這件事實，他還健在）。
這條「起起落落」的道路其實是一條直線，從未改變！在帕羅林之前擔任談判代表的克勞迪奧．切利蒙席（Monsignor Claudio Celli）抱怨說，中方代表不是來進行談判，他們祇是像錄音機一樣重覆：「簽協議啦！」
今天，切利總主教對在中國的獨立教會的神職只有一個經常用的詞：同情。然而，真正的同情必須是讓奴隸擺脫奴役，而不是鼓勵他們好好地做奴隸。
教廷的東方政策
沒錯，與共產黨的對話從很久以前已經開始。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主持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已有來自共產國家的主教代表出席。教宗保祿六世隨後派卡薩羅尼蒙席到那些國家，在那裡重建聖統制。
（正如卡薩羅尼說）那是在黑暗中摸索的工作，因為對實際情況一無所知。聖統制？傀儡主教像政府官員多於羊群的牧者。但是，在那些基督宗教歷史悠久的國家，他們不會表現得太差（我兩年前到了布達佩斯、布拉迪斯拉發和布拉格去了解他們的一些歷史）。
對話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教宗本篤任內繼續進行，但這個通常被稱為「東方政策」（Ostpolitik）的策略產生了甚麼結果？
且看摘自《本篤十六世──最後的談話》（Benedetto XVI – Ultime Conversazioni，第161-162頁）
〔伯多祿．塞瓦爾德（Peter Seewald）〕問道：「你有否贊同及支持過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東方政策？』」
本篤回答說：「我們有談論過。很明顯，卡薩羅尼樞機所執行的政策，雖然目的良好，但事實上是失敗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新方針是來自他親身和那些政權交手所得的經驗。
當然，那時誰也想不到（歐洲的）共產黨會這麼快倒台，但很明顯的（教會面對那些政權）不應該妥協和讓步，但要強力對抗到底。這是若望保祿二世基本的看法，我也同意。」
東方政策在中國的應用
教宗本篤在2007年的牧函中明確指出了每個對話必須持守的原則，那就是不能不惜一切代價來達至成果，因為好的成果取決於雙方的意願。
「與合法的政權持續衝突並不能解決現存的問題。但同時，當政權不恰當地干涉教會的信仰和教律時，我們亦不能就此屈從。」（第一部份，第四章的末段）
教宗方濟各在指導對話的必須原則上也很明確。在韓國舉行的亞洲青年節之時，他告訴聚集在當地的亞洲主教們：「對話有兩個條件，首先要忠於自己的本質（不能放棄我們的教會學和基本紀律），其次是有必要敞開心扉來傾聽。」
連續性？
可惜，實際上，本篤和方濟各之間並沒有連續性，連續的是一個人──帕羅林。
在我的書《為了熙雍，我決不沉默》中，我講述了梵蒂岡內的一個權力集團在與北京政府解決問題時，如何偏離教宗本篤的主張。
有人會問：一位以堅韌聞名的教宗（他們甚至給他起綽號為「天主的洛威拿」）會容忍這種事？是的，教宗本篤是世界上最溫和、最害羞的人，很不情願施用他的職權。
有一天，我這個大罪人噘著嘴對他說：『你叫我協助你關心中國教會的事務，「那些人」都不聽你的話，你又不干涉，那要我做甚麼？貝爾托內（Bertone）也不幫我，為甚麼？」他回答說：「有時候你不想得罪任何人嘛。」他指的是時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迪亞斯樞機（Cardinal Dias），以及與北京談判的教廷代表帕羅林蒙席，兩人都熱衷於東方政策。
有人或會說，我把私下的談話透露出來，會令相關人士感到尷尬。是的。不過我認為，讓無辜的教宗承擔批准一個壞協議的責任更是嚴重。
令人奇怪的是，在唐高樞機（Cardinal Tomko）擔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期間，（非正式）談判的代表會向定期的秘密會議的成員報告談判的進展情況。當教宗本篤成立了一個頗有規模的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後，委員們反而被蒙在鼓裡。
在2010年間，有傳言說協議已經準備就緒。但到了某個時候，忽然一切都靜下來。帕羅林被派往委內瑞拉，由巴列斯特雷羅（Ballestrero）取代其位。韓大輝甚至在迪亞斯樞機退休之前，便加入了萬民福音傳播部。從這一切可以推測，教宗本篤在最後一刻否決了協議，並改變了談判方針。
當教宗方濟各從委內瑞拉召回帕羅林並任命他為國務卿，帕羅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無聲無色地消失，而對中國的東方政策很快便大門洞開了。與敵人對話，有的；但在我們之間卻沒有！教宗方濟各顯然將中國教會的事務完全交給了他的國務卿。
對東方政策說「不」的本篤，跟對東方政策說「好」的方濟各，兩人之間是沒有連續性。帕羅林辦東方政策是連續的：以前，他沒有跟隨本篤的方針；現在，方濟各跟隨他行事。
有人會問我：你說帕羅林操縱教宗？是的，我不知道為何教宗允許自己被操縱，但有證據令我相信這一點，使我批評教廷時沒有那麼猶疑和痛苦。
在讓七個被絕罰「主教」合法及地下團體兩位合法主教被要求辭職的過程中，韓大輝總主教獲教宗接見。教宗說了三句話：「這樣做不好」，「為什麼他們沒有與我一起討論？」，「我會關注這事」。
後來，在教宗方濟各接見我的時候，我問他是否有機會關注這個問題？他立即回答：「有，我告訴了他們（教廷的高官）不要製造另一個敏真諦事件！」（不幸的是，事情的發展正如敏真諦樞機的情況一樣。兩位主教被迫把自己的權柄交給兩個不堪當的人。）
從梵蒂岡出來的決定都是來自帕羅林（顯然得到了教宗的同意）！
協議的效果
你為何會說協議不好？沒有看過協議文本，尤其是中文版的文本，我根本無法做出任何判斷。不過，尊貴的帕羅林本人和他的黨羽經常說，一個壞協議總比沒有協議好。我身為倫理科的老師，我無法理解。我一直教導他人，即使有良好意願也不能做邪惡之事。
– 他們說：協議是好的，中國共產黨終於承認教宗是天主教的最高領袖。如果我沒有看到文本，我不會相信。
– 教宗將擁有否決權！如果我沒有看到文本，我不會相信。即使假設他有此權力，他可以毫不尷尬地行使多少次呢？
– 有了協議就不會再有非法主教！極權政權可以信任嗎？你忘了與拿破崙達成的契約嗎？你忘了與納粹政府達成的協定嗎？
– 如果梵蒂岡如過去一樣，時時讓步，那麼合法的主教不一定是堪當的主教。在中國的獨立教會現在到處都是「投機主義的」主教，這些人把自己出賣給政府以謀求權力和財富。
– 如果這七個被絕罰而現在合法了的是將來的主教樣板，那末要天主救救我們了。他們的行為改變了嗎？他們有任何悔改的跡象嗎？有感謝教宗給予的寬恕？有公開承諾尊重教會的教義和紀律？你看到的，是他們四處高唱凱歌：我們靠向政府是明智的選擇！
特別令人憤慨的是兩位被迫讓位給被絕罰者的合法主教所遭受的待遇。汕頭教區現在合法的黃炳章得到「勝利」後，來到被免職者（莊建堅主教）的教堂舉行大型慶祝活動。他的神職人員和許多信徒乘坐一輛一輛的旅遊車前來，莊主教的神父和信眾卻不准參加（公安維持秩序）。他們要莊主教共祭，從而羞辱他。不過，這位老主教有清晰的頭腦，他說：「你結婚，你會慶祝，但我是被迫與我的教區離婚，有甚麼好慶祝的？」，之後便離開了。
閩東教區郭希錦主教帶領的非官方團體內神父和教友比他的競爭者多得很多。他服從梵蒂岡的指示，讓位給被絕罰者，並成為他的輔理。可是，大家都看到了他們如何使他的生活難以為繼，所以他能做的就是辭職（這幾天的新聞）。
教會終於合一了嗎？兩個教會團體修好了嗎？僅僅因為教宗祝福了這可悲的情況，敵人的勝利，教會的生活就算正常化了嗎？
所有主教都合法了，卻在一個客觀上是分裂的教會中，這樣算好嗎？進步了嗎？這是開始了一個甚麼樣的旅程？
尊貴的樞機大人似乎很謙虛地說，協議的成果並不特別令人興奮，這顯然是「輕描淡寫」，而我會說這簡直是災難。
最後一幕：每個人都要參與裂教！
這場悲劇的最後一幕是更加災難性和更加殘酷：去年6月底的一個文件。由「教廷」發布的〈聖座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沒有標明部門，也沒有人簽名（眾所周知，這是帕羅林的傑作）。每個人都被邀請加入愛國會，即獨立的教會。真正的教會壽終正寢！
一些「地下」團體，由主教和神父帶領，很高興終於能夠安心地去除作為「非法」的負擔。但當他們進入鳥籠時，鳥籠內的老住客當然嘲笑他們：「我們一直都說……」。但許多人一生抵制政權，堅守真正信仰（他們的家庭中有許多殉道者），現在竟獲那「聖」座的邀請去投降！？困惑、失望和甚至感到被出賣而忿怒。（有人敢說他們的不對嗎？）
該文件確實也說了，如果他們不想這樣做，教廷「尊重」他們的良心。不過，實際的效果是一樣的：他們將不再有自己的教堂，不能再在私人住宅中為教友開彌撒，教廷也不會再給他們任命主教了。他們只能在地下墓穴中活出信仰，等待美好日子的來臨。
總體情況
在此期間發生了許多事情，我不說是「因了那協議」而發生，但肯定是「儘管達成了協議」沒有使那些事不發生：顯著加劇的迫害、持續逼非官方團體消失、嚴格執行曾一度放寬的規定，如禁止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進入教堂和參加宗教活動。「中國化」並不是我們所指的「本地化」。它是共產黨的宗教：首要的神是國家、黨、黨的領導人。
尊貴的樞機大人怎麼能說這一切都與協議無關？生命可以割成碎片嗎？
實際上，樞機大人也將該協議與國際和平及解決緊張局勢聯繫在一起。然而，為了維護協議，教廷似乎對共產黨對中國人民造成的所有不公義視而不見。
至於香港？
隨著國家安全法的實施，香港也已變成了極權政權之下的一個城市。，在警察殘酷暴力的威脅下公民喪失了所有權利，包括表達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
他們既沒有明確否認香港的自治地位，該協議本不該涉及香港。可是我們聽說，要成為香港主教，必須有北京的祝福！
天主，拯救我們脫離強大的敵人的掌握！
願玫瑰聖母保護我們免受任何危害！
註：今天（10月7日）是常年期第27周的星期三，彌撒的讀經一（迦拉達書2：1-2，7-14）鼓勵我把這篇文章放在我的博客上。

水深之處-晨興時光
週三

啓二 13...你持守着我的名，甚至當我忠信的見證人安提帕在你們中間，撒但所住之處被殺的那些日子，你也沒有否認對我的信仰。

啓示錄二章十三節的安提帕，原文意反對一切。主這忠信的見證人，反對屬世召會所帶進並實行的一切，因此，他成了主的殉道者。

『殉道者』原文與『見證人』同字。安提帕是作相反見證的人，他作了相反的見證，反對一切偏離耶穌見證的事。在他那個時代，在別迦摩的召會必是藉他所作相反的見證，仍然持守着主的名，沒有否認正確的基督徒信仰。

安提帕領先對抗屬世的召會，爲我們今天對抗屬世召會之人作先鋒開路。凡是屬世召會所是的、所有的和所作的，安提帕都起來反對。
主在十三節說，『你持守着我的名。』主的名指主的人位;主的人位是主名的實際。別迦摩召會仍持守主的名，就是持守主人位的實際。屬世召會偏差的趨向，乃是放棄主人位的實際。但在主的恢復裏，我們對這一點必須起來反對，使召會能持守主的名，就是持守主人位的實際，直到永遠。

...主又說，『你也沒有否認對我的信仰。』對主的信仰是指我們所必須相信，關於主身位和工作的一切。要作反對屬世召會的見證，我們需要有殉道的靈。我們要爲着主的見證，反對召會的屬世，至死忠信。

(modified video from DVD)羅馬市作為歐洲最大的文化城市之一，擁有伊特魯里亞時代至今不計其數的歷史遺蹟，是伊特魯里亞時代王朝和羅馬早期至晚期的歷史見證，羅馬帝國同樣也給這座城市留下了無數珍貴的歷史財富。
羅馬是天主教中心，天主教建築遍布整個城市，最重要和最中心的是羅馬的城中之國梵蒂岡。全世界最大的教堂聖伯多祿教堂（義大利語 Basilica di San Pietro, 又譯聖彼得大教堂）與容納教會歷代收藏的梵蒂岡博物館 （Musei Vaticani）位於其中。市中心東南側的聖若望拉特朗大殿(Basilica di San Giovanni in Laterano，英文：Archbasilica of Saint John Lateran)是教宗主教座堂。西斯廷禮拜堂 (Cappella Sistina，英文：Sistine Chapel）緊鄰聖伯多祿大殿，以米開朗基羅所繪《創世紀》穹頂畫，及壁畫《最後的審判》而聞名。此外，現在這裡也是教宗選舉的舉行處。 羅馬的其他教堂，修道院也大都建築雄偉，藏有歷代重要聖物和價值連城的藝術品。
萬神殿（Pantheon）是前27年的羅馬共和國時期，屋大維的副手阿格裡帕為了紀念打敗安東尼和「埃及豔后」克利奧帕特拉而建造的。這座廟宇在80年被大火焚毀，直到公元125年由哈德良皇帝下令重建。609年拜占庭皇帝將萬神廟獻給羅馬教宗卜尼法斯四世，後者將它更名為「聖母與諸殉道者教堂」（Santa Maria ad Martyres），這也是今天萬神廟的正式名稱。萬神廟至今還是一個教堂，這裡會定期舉行彌撒以及婚禮慶典，同時也是世界各國觀光客們競相參觀的地方。
羅馬競技場（Colosseo,英語:Colosseum）由維斯帕先皇帝下令興建，於80年建成大圓形的競技場。當時稱能容納5萬人在這裡觀賞猛獸與鬥獸士或者鬥獸士之間淒慘悲壯的角鬥，中場休息時間則安排處死人犯，而這樣殘忍的大眾娛樂活動到523年才被完全禁止，最後共約有七十萬人死於競技場。442年和508年發生的兩次強烈地震對競技場結構本身造成了嚴重的損壞，加上15世紀時教廷為了建造教堂和樞密院，拆除了競技場的部分石料，所以形成現在殘缺的模樣。
羅馬廣場（Foro Romano, 英語:Roman Forum）曾是古代羅馬城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生活的中心，羅馬城和羅馬帝國政治權力的中心，是世界最古老的一座議事廣場，反映了整個羅馬歷史的面貌；帝國議事廣場是羅馬論壇的一系列擴展建築，建成於羅馬共和國末期和羅馬帝國早期，君士坦丁凱旋門（Arco di Costantino）位於其間。馬克森提烏斯和君士坦丁巴西利卡是古羅馬廣場上最大的建築物，位於廣場北側，由皇帝馬克森提烏斯始建於308年，312年由君士坦丁一世完成於米里維橋戰役擊敗馬克森提烏斯之後。
帕拉蒂尼山 （Palatino, 英語:Palatine Hill) 是羅馬七座山丘中位處中央的一座，其為現代義大利羅馬市裡所保存的最古老的地區之一。其高約40多米，在山頂上往下望，一側為古羅馬廣場，另一側為馬克西穆斯競技場。
馬克西穆斯競技場（Circus Maximus，意為「大競技場」）是羅馬共和時期第一座競技場，也是最大的一座。馬克西穆斯競技場長621公尺（2,037英尺），寬118公尺（387英尺），可容納300000觀眾。競技場大部分建築已被拆毀，僅有東端一小段看台地基殘留。
卡拉卡拉浴場 （Terme di Caracalla ）（建於212年至217年）除了洗浴池外，同時擁有花園、健身房、會議廳、圖書館和理髮店等服務設施，是個古代的公共娛樂場所，它的供水排水系統和中央供暖系統的技術問題在當時都被完美地解決了，現在的卡拉卡拉浴場仍用於夏季歌劇演出。
聖天使城堡（Castel Sant'Angelo）曾是羅馬皇帝哈德良的陵墓，中世紀時改建成一座城堡。
塞維安城牆（Mura serviane, 拉丁語：Murus Servii Tullii）是羅馬的一道城牆，塞維安城牆用大塊凝灰岩砌築，城牆高達10米，底寬3.6米，據信有16個大門，其中許多只在著作中提到。現存的城牆建於公元前4世紀。
奧勒良城牆 （Mura aureliane）。修建於公元271年到275年，羅馬皇帝奧勒良和普羅布斯在位時期。高16米，城牆擁有383個塔樓、7,020個垛口、18個主要城門，5個邊門、116個廁所，以及2,066個對外窗口。
亞壁古道 （Via Appia） 修建於公元前4世紀，是古羅馬城通向卡拉布里亞的主要公路。路兩旁有眾多古代遺蹟，其中有埋葬有50萬早期基督徒的San Callisto墓穴。
國立羅馬博物館（Museo Nazionale Romano）有四間分館。分館之一是古羅馬時可容納6000多人入浴的戴克里先浴場（Terme di Diocleziano）的遺跡。另外三個展館分別是Palazzo Massimo，Crypta Balbi以及Palazzo Altemps三個地方。四間博物館陳列著希臘、羅馬時代的大量雕塑，馬賽克。古羅馬雕塑的館藏世界最豐。
特拉斯提弗列街區（Trastevere）該地區是羅馬的第13區， 位於台伯河西岸，以精釀啤酒酒吧，工匠商店，小餐館，經濟型酒店和住宿加早餐旅館聞名。 狹窄，鵝卵石鋪成的街道上充滿魅力，在主要廣場外，夜晚該區域可能非常安靜。 隨著傍晚的臨近，街頭藝人，詩人，大鬍子的滑板手和興高采烈的喜樂演員，以不顧一切的熱情，紛紛湧入街區的無數俱樂部，酒吧和廣場。 該地區也是最受遊客歡迎的社區之一。
其他受遊客歡迎的地點還有許願池和它的18世紀巴洛克噴泉特萊維噴泉（Fontana di Trevi，建於1732年至1762年），高約26米，寬約20米，是羅馬最大的噴泉，也是全世界最受歡迎和最著名的噴泉之一，傳說閉著眼睛背對著許願池投硬幣，願望就會成真，因此吸引了眾多遊客紛紛向池內投硬幣許願。
除此之外還有納沃納廣場（Piazza Navona), 威尼斯廣場 （ Piazza Venezia), 鮮花廣場 （ Campo de' Fiori)等多座大型廣場，18世紀的西班牙廣場（Piazza di Spagna）和廣場上的西班牙階梯 （Scalinata di Trinità dei Monti，英語Spanish Steps) 曾是電影《羅馬假期》的經典取景地。
現代羅馬的大部分著名建築都位於城市的外圍，如法西斯墨索里尼時期興建的EUR區。1960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場館等，城市西部的10層居住樓Corviale（建於1972年至1982年）是全歐洲最長的高層建築。

萬神廟（Pantheon），又譯萬神殿、潘提翁神殿，位於今義大利羅馬，古羅馬時期的宗教建築，後改建成一座教堂，是古羅馬時期重要的建築成就之一。公元609年拜占廷­皇帝將萬神廟獻給羅馬教宗卜尼法斯四世，後者將它更名為聖母與諸殉道者教堂（Santa Maria ad Martyres），這也是今天萬神廟的正式名稱。
歷史
萬神廟最初的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7年的羅馬共和國時期，該廟由屋大維的副手阿格里巴所建，為的是紀念屋大維打敗安東尼和克利奧帕特拉。但是這座最初的廟宇在公元80年被­大火焚毀，直到公元125年才由喜愛建築的羅馬皇帝哈德良下令重建，並在新廟柱廊的山花上刻上了M·AGRIPPA·L·F·COS·TERTIUM·FECIT的字樣，­意即「呂奇烏斯的兒子、三度執政官瑪爾庫斯·阿格里巴建造此廟」。這段文字讓人們誤以為柱廊是阿格里巴時期遺留下來的，直到1892年人們才發現柱廊所有的磚頭印記都在公­元125年左右，才證實整幢建築其實都是哈德良時期修建的。
公元609年拜占廷皇帝將萬神廟獻給羅馬教宗卜尼法斯四世，後者將它更名為「聖母與諸殉道者教堂」，這也是今天萬神廟的正式名稱。變身為教堂的萬神廟也因此逃過了中世紀的­劫難，這一時期雖然廟內的大理石和穹頂上的鍍金青銅板屢次被盜，但最終都又都重新尋獲。文藝復興時期該建築物成為了義大利建築師們殷切學習的對象；1435年，羅馬元老院­宣布對該建築進行保護。
對萬神廟真正的破壞是在16世紀中葉，當教廷準備重建聖彼得大教堂時，教宗烏爾班八世將門廊天花板上的鍍金青銅板拆下來熔化，用來建造聖彼得大教堂主祭壇上的天蓋，以及聖­天使城堡的80門大炮。烏爾班八世為了仿造其他中世紀時期的教堂，還下令在萬神廟門廊兩側建兩座鐘塔。這些作為都引起了羅馬人的不滿，拉丁諺語「巴波里沒做的事，巴波里尼­做了」（Quod non fecerunt barbari, fecerunt Barberini）由此而來。「巴波里」（babari）就是拉丁語中「野蠻人」的意思，而「巴波里尼」（Barberini）則是這位烏爾班八世的姓氏。
不過義大利人最終還是報了仇：在為義大利第一位國王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二世造墓時，人們特地熔化了聖天使城堡的一尊大炮來做墓地裝飾，象徵性地奪回了萬神廟的青銅；而兩­座鐘塔也最終在1883年被拆除。
萬神廟自文藝復興時期以來就是偉人的公墓，這裡埋葬的除了維克多·埃馬努埃萊二世外，還包括了義大利著名的藝術家拉斐爾和阿尼巴爾·卡拉齊（Annibale Carracci）等人。
萬神廟今天還是義大利的一個教堂，這裡定期舉行彌撒以及婚禮慶典，但同時它又是世界各國遊客們競相參觀的對象，以及建築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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