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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爪哇島有南宋後人？

崖山海戰標誌南宋滅亡，華夏民族第一次被北方遊牧民族征服，一脈相承數千年的華夏文明由此產生斷層，因此有「崖山之後無中華」這種說法。
崖山海戰後，陸秀夫幼子陸自立和其他南宋遺民乘船外逃至南洋爪哇島。他們來到爪哇島時，正遇到爪哇島內亂，他們趁機佔領了爪哇北部沿海300里的順塔這個地方，並在這裏建立「順塔國」，陸自立自立為「順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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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南宋遺民在崖山海戰後，逃到海外建了一國

宋朝一直以來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是重文輕武，這和宋太祖趙匡胤當初定下的一個規矩有關，西元960年，趙匡胤在陳橋發動兵變，黃袍加身，統一中原，建立宋朝。後來為了避免出現晚唐那樣，地方軍官擁兵自重，形成割據政權，在拿下天下後，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把兵權通過和平方式集中到了自己手上。
　　趙匡胤出身於軍閥，他對戰爭的血腥記憶猶新，因此，在宋朝建立後，立下了以「禁殺」為主要內容的三條誓約，其中第二條為「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之人」。從那以後，宋朝開始重視文化和經濟發展，軍事國防則被放在次要位置。縱觀整個宋朝，被殺的文人或武將，比漢、唐、明、清少之又少，特別是文人，在宋朝得到高度重視。
在盛世，這樣做自然很有益處。宋朝經濟和文化空前繁榮，GDP佔世界總量20%以上，文化方面更是出現了范仲淹、歐陽修、蘇軾、陸游、二程、朱熹、辛棄疾、李清照，唐宋八大家宋朝就佔了六個，還有王安石、司馬光、文天祥等著名文臣。
　　但是在武力上，整個宋朝都很弱，先是發生靖康之恥，宋欽宗、宋徽宗二帝被掠，好不容易出了個抗金名將岳飛，又被「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到南宋時期，軍事實力上就更弱，還好遇到金和蒙元內亂，否則南宋早就滅亡。
西元1278-1279年，蒙元鐵騎南下，分水陸兩路進攻，文天祥（文天祥與陸秀夫、張世傑並稱「宋末三傑」）在廣東、江西抗元兵敗被擒，後被押解之元大都（今北京），拒絕投降被殺。蒙古軍把南宋少帝和最後的宋朝殘兵逼到崖山（今屬廣東省江門市），南宋軍隊最終戰敗，張世傑在海戰時溺水身亡，左丞相陸秀夫背著少帝趙昺投海自盡，許多忠臣追隨其後，十萬軍民也跳海殉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崖山海戰。
崖山海戰標誌南宋滅亡，華夏民族第一次被北方遊牧民族征服，一脈相承數千年的華夏文明由此產生斷層，因此有「崖山之後無中華」這種說法。
　　崖山海戰後，陸秀夫幼子陸自立（號復宋）和其他南宋遺民乘船外逃至南洋爪哇島，陸自立被推舉為首領，準備等待時機反攻蒙軍。可惜的是，因實力有限，他們再也沒有機會恢復大宋。
　　陸自立和南宋遺民來到爪哇島時，正遇到爪哇島內亂，他們趁機佔領了爪哇北部沿海300里的順塔這個地方，並在這裏建立「順塔國」，陸自立自立為「順塔王」。
到明朝永樂年間，爪哇順塔國還曾派使者向明朝朝貢。《明史》對順塔國有相關記載，「其國一名莆家龍，又曰下港，曰順塔。……永樂九年自遣使表貢方物」。梁啟超在《中國殖民偉人傳》也有專門介紹順塔國，「明太祖時爪哇者婆並時入貢，蓋本二國也。者婆亦名莆家龍，又曰下港曰順塔，流寓多廣東及漳泉人。」
　　爪哇島上曾經有多個國家同時存在，有著名的塔魯納國、信訶沙里國、滿者伯夷王國、穆斯林王國等。爪哇順塔國是爪哇島上存在的一個小的割據王國，具體滅亡時間歷史沒有記載。到了19世紀，爪哇島成為荷蘭殖民地，二戰後，爪哇島併入印尼。
　　爪哇島雖然只是印尼的第四大島嶼，面積13萬平方公里，但它卻是印尼印尼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最發達的地方，島上住着人口1億4500萬（整個印尼一半以上人口），以盛產咖啡、椰子、石油、橡膠等聞名於世。印尼首都雅加達以及重要城市如萬隆就在爪哇上，爪哇還是電腦JAVA語言的名稱。
　　目前，爪哇島上有200-300萬華人華僑。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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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揚州堪比「紐約」，為什麼現在會衰落為三線城市

歷史春秋網

作者：計白當黑
　　　　
紐約位於美國東海岸，是美國第一大城市和第一大港，2018年11月，紐約被GaWC評為Alpha++級世界一線城市。與紐約相似，自唐朝始，「揚州雄富冠天下」。《資治通鑑》曾評價：「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如今揚州淪落為三線城市，究其原因，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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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和揚州頗有相似之處。紐約的繁榮，與哈德遜河密不可分。哈德遜河全長507公里，流域面積近3.5萬平方公里，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哈德遜河突顯了其重要的戰略價值。19世紀，三條運河的開鑿，使得哈德遜河與中西部聯成一體，成為美國最重要的航道之一。紐約在坐擁航運便利的同時，迅速發展成為貿易重鎮。

揚州的地理位置同樣得天獨厚。它位於長江北岸，江淮平原南端，長江和京杭大運河在此交匯，是南上北下、西進東出的航運重鎮。大運河是唐朝唯一南北水道，當時的驛路往往與水道並線而行，揚州的地理位置，儼然成為了唐朝的水陸物流集散中心。

南宋文學家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坦言：「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鹽鐵，歷來是國家經濟的命脈，揚州作為鹽鐵的中轉港口，積累了豐富的航運紅利，把它稱作唐朝版紐約，並非言過其實。

受益於發達的航運，揚州與紐約的發展軌跡十分類似。揚州瀕江近海的優勢，在對外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唐朝，揚州與大食、波斯、東南亞等國家，進行外交通使和海外貿易。

公元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柯達貝在其著作《道程及郡國志》中，將揚州和龍編（今越南河內東）、廣州、泉州並稱「東方四大港」。沈括在《夢溪補筆談》中，認為「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十三步。」揚州成為僅次於長安和洛陽的第三大城市。

經歷了五代十國，宋朝的揚州在航運和造船的帶動下，不僅迅速恢復了生機，還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以商業稅為例，在全國35個城市中，揚州以年均八萬貫排名第三。北宋文學家司馬光用「萬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風酒並壚」來形容揚州的繁榮。

八仙過海 各顯神勇

儘管揚州和紐約交集很多，不過兩者的差別還是很明顯的。紐約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控制著全球40%的財政資金。紐約證券交易所市值超15萬億美元。當地的服裝、印刷、化妝品等行業，位列全美首位，機器製造、軍火生產、石油加工和食品加工等行業，也在全美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可以說，紐約的經濟結構是多位一體全方位的。

反觀揚州，經歷了唐宋時期的高速發展，揚州進入了經濟轉型期。明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明神宗朱翊鈞在兩淮推行食鹽綱法。朝廷以「根窩」的名義，向鹽商出售食鹽專賣權，為國家賺取了大筆的鹽稅。而販鹽致富的商人，聚焦在揚州下關，成為揚州的特殊群體。

至清中葉，朝廷每引食鹽的批發價為12兩銀子，鹽商在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販運食鹽，轉手之間就能賺取至少25%的利潤。此時，正值人口大爆炸，食鹽出現了供需兩旺的態勢。鹽業的崛起，使其與航運並駕齊驅，成為揚州最重要的兩大經濟支柱。

五十年內，鹽商在朝廷指定的市場中，售出了700萬引食鹽。鹽商手握根窩，剝削勞力，鹽利超過了五成。有官員感嘆：「淮商資本充實者以千萬計，次者以數百萬計。」鹽商的實力可見一斑。從經濟結構上看，揚州和紐約不盡相同，航鹽並舉是揚州的主要發展模式。

落其實者思其樹

持續興盛一千多年之後，揚州的危機開始顯現。最直觀的表現來自於長江。唐朝時，長江在江蘇靖江和江陰一線奔騰入海，比如今的入海口西移了近三百公里，而且江面也比現在寬闊很多。中唐詩人李紳有文為證：「潮水舊通揚州郭內」。足以證明當時海船是可以開到揚州城下的。隨著入海口的不斷延伸，揚州喪失了在長江上原有的區位優勢。

接著補刀的是大運河。作為溝通南北交通大動脈，大運河貫穿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等五大水系。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黃河決口，衝決運河堤岸，南北河運受阻，朝廷只得改走海運，以此形成定製。河運的癱瘓，造成揚州交通重鎮的地位一落千丈。

航運崩盤在即，鹽業頹勢已現。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轟動一時的「兩淮鹽引案」告破，原鹽政高恆、普福、鹽運使盧見曾絞監候，就連翰林學士紀曉嵐也涉案發配了。經此打擊，兩淮鹽業一蹶不振。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兩淮鹽場由二十家減至十二家。

道光年間，官鹽矛盾更為突出。鹽商拖欠鹽稅、以次充好、夾帶走私，導致府庫空虛、腐敗嚴重。道光皇帝任命陶澍為兩淮鹽政，力圖改革鹽政弊端。陶澍實施「官督商運」和「加斤減價」的方法，革除鹽商夾帶逃稅的陋習，同時在淮北推出「票鹽制」，鹽業由鹽商專賣轉變為自行販賣。兩淮鹽政改革八年後，陶澍不僅追回了當年大筆欠稅和公款，還使鹽價下跌，稅收緩增。

票鹽制直接打擊了鹽商的現實利益，陶澍稱：「查淮商向有數百家，近因消乏，僅存數十家，且多借資營運，不皆自己資本。」作為官鹽貿易的中心，揚州同樣受到了牽連。航運和鹽業的相繼撲街，揚州衰落已成必然趨勢。

另外，長期不通鐵路，制約了揚州的發展。1905年，滬寧鐵路開通，沿線的蘇州、無錫、常州等地順勢崛起。1912年，津浦鐵路的開通，帶動了徐州、濟南、蚌埠等地的發展，尤其是蚌埠，津浦鐵路和淮河在此交匯，籍此一躍成為皖北重鎮。交通的瓶頸，導致揚州在近代經濟大變局中，錯失了發展良機。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有這樣一句經典台詞：「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說明一個城市機遇和危機是並存的。揚州也不例外，因航運而發跡，也因航運而衰弱。清末的鹽政改革，加速了地位的下滑。

2018年，揚州的GDP達5466.17億元，比上年增長6.7%，位列全省第8。目前，揚州通過轉型升級，實現穩中求進，力求從三線城市中脫穎而出，躋身二線城市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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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越來越像中國。西方不是那麼容易有獨裁者，但文明上，人類社會的墮落形態都是殊途同歸。

文明的發展階段，好像都是「質」與「文」不斷交替——草創階段與繁榮階段。在草創階段，通常都是伴隨戰爭；官僚架構和法令相對簡單；社會的觀念不會很複雜，還未到分化階段。不論是統治者和民間，都是一股創業之風，大家在泥濘裡打滾出來，多數比較務實。一個文明發展到後段，就會充滿觀念上的矯飾，一切事物包括政治都會出現泛道德化，有「文勝於質」的衰世景象。

蘇聯倒台之後，福山馬上就認為歷史將會終結，但後來成為思想界的笑談；日本的年輕學者與那霸潤還更厲害，指出一千年前的宋朝，已經完成了歷史終結。在北宋開始的中央集權、文官政治、經濟自由化、科舉取士、身分自由流動，業已完成「可持續的集權體制」。

如此聽來，其實也開始有現代社會的苗頭。然而理學和重視道統道德的風氣，也碰巧是北宋開始的。「歷史終結」和政治生活道德化之間，似乎互有相關。是不是歷史已經終結，體制和觀念的鬥爭已經分出勝負，反而會滋生包攬一切、天羅地網式的道德政治學？當一個國家的人認為自己已到達了人類文明的頂峰，外在已經沒有可以征服之處，人們關注的重點就會轉移到內在領域，即精神世界、觀念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秩序。理學最後去到變成吃人禮教，是因為它開創的時候，是為了「糾正」五代十國的實力山頭主義。

宋初的歷史學家要重寫歷史，寓史於教，特別寫臭像馮道這類不斷轉老闆的政治家，就特別強調忠君愛國，後來道德規範也伸展到平民生活的各個層面。日本也是這個原理，作為社會階級的武士，歷史比「武士道」古老得多。「武士道」是為了在行為上心理上規範武士而被推廣，因為武士已經登堂入室，掌握了政治走向。五代十國之後的道德政治，也就是宋朝的「武士道」，要社會菁英不要隨隨便便就打算改朝換代，要好好做人。也就是說，道德教化通常是為了阻礙社會進化得太快。國家創制之後，制度移動得很慢，內部改革通常是失敗。如果官僚制度失去技術創新的能力，而社會的發展卻製造了新的歷史問題，就會出現動亂。

宋朝體制作為「歷史終結」，以及宋明理學 (強制而有力的道德同化)，都是同時發生，並一直為後世所傳承。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講李贄的那一章，便講及他思想上的痛苦來自於明末的整體。那個時候，人們為了符合集體的風俗和古老的孔孟之道，只能將私人慾望和個人權力收藏起來，久而久之大家都是口裡一套、心裡一套，不可能成為心口如一的君子。然而正統的思想，就是鼓勵士人成為君子。

黃引李贄「自我批評」的一段，就十分驚心動魄：「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迕，口與心違。」他的痛苦在於對自己的處境太過敏銳，他知道自己學的那套如果認真，在現實中只會淪為偽善。

李贄家道中落，但之後也做過官，知道做官不是為了為人民服務，無非是為了名利，但大家都會落力粉墨自己，更是不粉墨不行。李贄刻意做道德的素顏，希望透過回歸「童心」要找到真正的道德。他是否找到了我們不知道，但他所身處的世界卻接受不了他「分化」。最後指控他妖言惑眾，將之囚禁，著作亦被官方 cancel。

李贄距今約四百多年，美國則二百多年。小時候我們學美國和西方，印象是西人將公私分開，例如克林頓和女秘書食雪卡，美國民眾不覺得有問題，是他對調查者隱瞞事情的細節，覺得有違政治道德。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分開。四百多年後，中國仍然是政治道德化的。中共也是靠道德治國的。你打出「打土豪，分田地」、世界大同、男女平等，就站穩了道德高地，難道你反對分配平等嗎？49 年建國之後，幾波清算運動，其實都是道德化政治的高峰。人有成份好的，有成份不好的，就是說你道德上好，道德上不好。道德上不好的黑五類，不只不能做官，更要入勞改營接受再教育，改好才有出監可能。不可能有人相信黑五類同時可以是一個好的技術官僚。你必須是「好人」才能做一個好官。文革時期的革命至上、要紅不要專，其實也是這個中國邏輯的演變，並不怎麼馬克思的。或者說，馬列那一套其實都很中國。

到我們長大之後，不知是我們變了，還是西方變了，情況也開始不同。道德成份也慢慢重要。種族平等、男女平權、性小眾權益、環保、自由民主人權，就像人性本善、君子固窮，一樣是好東西，但一經「提倡」，由政府和有力人士推廣，就慢慢變味。同性婚姻爭取成功，爭取者就繼續爭取易服、變性等其他性小眾的權利，並且不可避免是透過攻擊其他「建制」。這個時候，白人、男人、異性戀者、家庭、宗教，都一一成為不良成份。一旦被套上「白上至上」、「法西斯」的帽子，你水洗都不清；歷史人物因為與黑奴歷史有關被打倒；電影戲劇因為涉及蓄奴，要 cancel；

有宗教金句廣告被世俗政黨投訴要求下架；社交傳媒說你「仇恨言論」就可以封禁；拜登說要團結，但他們陣營的人一聽到他選到，就開始要羅織清算「撐侵美國人」，還有一些加拿大人說要搜羅中港台海外的撐侵人，暗示應該交給美國影響其移民通路。Pornbub 因為別人上傳的影片有問題，就被信用卡公司抵制，社媒因為要打擊「煽動暴力」的前總統，可以暫時不理會言論自由無限制使用權力；知名人士受到性侵家暴，現在不是先找執法部門，而是先跟傳媒告狀刷一量流量和光環，Johhny Depp 就身受其害——萬物是沒有標準的。

還有很多很多，總之都是慢慢走向以理殺人。群眾壓力之下，你都會為了自己的生路而加入批鬥。

這個道理是好的，你不聽便是你有問題，要施以懲罰。他們說再教育營違反人權，然而軟性的「再教營」的概念，在西方也有。中國自古以來很重視教育，到長大之後才明白，這是他們很在乎社會穩定。如果不教育，你會有別的思想，之後就不容易「修正」。

現在美國那套，據說是二戰之後反威權、反越戰的自由世代所推廣，他們進入傳媒和學院，就得以播道，下一代不可能有太多其他思想；美國在蘇聯倒台之後，進入「歷史終結」。歷史終結只是一種意識，就是「自滿」的另類講法。當人自滿了，就回到內在，想要一舉解決觀念上的終極問題，也就是「公平」的問題。「政治正確」成為政學商媒幾個大領域的通貨，每個人不持有一點，在現實裡都會吃虧。所以結果和李贄那個時代一樣，挖空了就是人人爭相偽善。

在一些資深左派眼中，據說拜登也只是個老白人，也是華盛頓建制，是不可能為基層打拼的，但他起碼肯騙你，也不會示現對自身的驕傲。任何人的意志和行動一旦有所創衝，都會導致其他人有被貶低的感覺。之所以要談種族平等，最重要是為了多民族帝國自身的安全系數，類似的東西在解體前的奧匈帝國也提倡過。一個穩健的系統，大家都要盡量齊一，任何民族主義式的亢奮都會帶來系統當機的風險。

黃仁宇在那章說：「李贄自然無法理解，用中央集權的方式，以為數眾多的官僚治理億萬農民，就要求整劑劃一、按部就班，不能鼓勵特殊份子或特殊成份，發展新的技術或創造新的法則。」

與那霸潤談宋朝達成了歷史終結的那本書，叫做《中國化的日本：日中「文明衝突」千年史》。美國二百多年，十分年輕，但也極盛了，是否也走到了中國化的階段？「中國」在最初不是指某個特定國家，而是「人類文明的頂點」。美國的中國化，不是說中國得到了美國主權，而是說美國的文化文明終於也「進步」到好像以前的中國，進入了被觀念統治的情況，變成超穩定而壓抑的狀態。

每個文明凡到達了頂點，民豐物埠、傲視天下，就會撞鬼一樣出現差不多的病徵：與現實脫節的道德提倡、系統穩定壓過了個人的各種自由。最終美國國父們的理想，像民主、分權、自治、新聞及出版自由這些東西，都會因為要維持現在的權力架構而有所妥協。為了應付侵侵這個「緊急狀態」，他們都無疑損害了自己的不少理想，越來越走向一個中國式的國家，進入「文」的階段。

黃仁宇這樣談李贄的歷史觀：「……在他看來，歷史的治亂既循環不斷，又與『文』『質』相關連。一化仁君如果專注於『文』而使之臻於極致，則已經開了禍亂之基：反之，息亂創業之君，則專注於『質』，只求使百姓免於饑寒而不去顧及是否粗糲。這種認為文化生活與生活水平和國家安全不能相容的看法，是中國傳統歷史的產物，也是官僚政治的特點……根深抵固的儒家歷史觀，又使他深信天道好還，文極必開動亂之機，由亂復歸於治，有待於下一代創業之君棄文就質，在 1601 年，李贄提出這一理論……也可以說不幸而言中。」

那一年，努爾哈赤組織了八旗制度，比起發展到盡頭而僵化的大明朝，正如旭日初升。中國網民談美國時愛談「入關學」，視自己為代表「質」的滿清，視西方為龐大但也腐朽的大明朝，準備「入關」，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自信。因為落後者的優點正在於其落後和質樸。關內關外，究竟是「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還是「飢渴 慕義的人有福了 ． 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呢？文明之間的競爭好像鬼店的升降機，一打開來就流出了一走廊的鮮血，來自我們所有人的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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