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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明清松錦大戰 ｜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一、序曲
　　
明朝天啟六年（1626年，後金天命十一年）2月，努爾哈赤在甯遠大戰中敗於袁崇煥，不久逝去。後金由皇太極、代善、莽古爾泰、阿敏四大貝勒（阿敏為努爾哈赤侄）共同執政。

當時，連年的戰爭使得後金內部困難重重：民族矛盾、制度不全、經濟蕭條、物價上漲，同時皇太極想要形成中央集權，而四貝勒制決定了彼此間勢必要爭權。鑒於此等情況，皇太極執行了「借小心以圖大事，假退步以求進步」的策略，先穩定內部、增強實力，而後求入主中原。

對外向明朝發動和談攻勢，不用後金國號、年號，表示願奉明朝為正朔（評語：對此金庸在袁崇煥評傳中的評論十分中肯，後金雖為權宜之計，但明亦可假此緩解一下，先求解決內部矛盾，袁崇煥亦持此議，可惜明臣多囿於南宋故事，惟恐主張和談即被套上「秦檜」之駡名，錯失良機，一味增加遼餉，至陝北事起，明已無藥可救）。

同時，對內部，皇太極實行了一系列保護和發展農業、手工業的措施，以增強經濟實力；在軍事上為擴大兵源，加強了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的建設。既然和談不成，戰事又起，但是皇太極並不直接進攻袁崇煥的關遼防線，他先是徹底征服了朝鮮，既粉碎了明的右翼，又使自己得到了一個資源豐富的補給基地；然後征撫並用，使蒙古察哈爾部投靠了自己，解除了明從左翼進攻的威脅，也獲得了一條迂回攻明的捷徑。最後，便是在攻明中，以反間計除掉了袁崇煥（評語：此一冤案知者甚多，不再詳述，只是崇禎說「吾非亡國之君，爾等乃亡國之臣」之語，雖有其道理，卻也不進然，至少其即位之初，明國事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二、開局
　　
經過10年的努力，後金國力大增，皇太極遂於1636年5月在盛京正式稱帝，改國號為「清」，年號為「崇德」，改女真族為滿族（評語：以軍略論皇太極或許不如其父，但以政略而論，有過之而無不及之）。

隨後皇太極公開致信崇禎，向明朝挑戰。但如何攻明仍是難題。由察哈爾迂回攻明，乃奇兵而非正兵，且明有關遼大軍掖其腹背，稍有不慎，便會全軍覆沒。為此，清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給皇太極上了奏摺，提出了先取錦、寧門戶，打通遼西走廊，也即「剪重枝而伐大樹」的建議。這一切更堅定了皇太極攻打遼西的決心。

戰略已定，接下來的便是戰術問題了。袁崇煥雖死，但關遼明軍仍執行他的「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的戰略以及「憑堅城、用重炮、守為正、出為奇」的戰術，迫使清軍捨長用短，每次均是捨野戰而取城戰、以速戰（清）對持久（明），進攻難以奏效。有鑑於此，皇太極提出了以持久對持久的方略：1640年3月皇太極派其弟濟爾哈朗、多鐸二人率軍前往義州（今遼寧義縣）築城屯田（評語：反客為主之計）。
　　
義州處於廣寧與錦州之間的大淩河畔，地勢開闊、土地肥沃，在此築城屯田，實際上是建立了攻錦的前哨陣地，同時一旦攻錦，此地又是一個絕佳的後勤補給基地。同年6月，皇太極指揮清軍兵臨錦州開始了圍城的持久戰。皇太極將圍城清軍分為兩班，以三個月為一期，輪番更換。同時清軍將錦州城外的莊稼收割完畢（評語：以戰養戰），並掃蕩清除明軍在錦州週邊的據點，徹底切斷駐錦明軍與外部的聯繫。

翌年3月，皇太極進一步採取措施，在錦州城外築起8座營壘，環城相列，在營壘外深挖壕溝，樹起柵木，而各營間又有深壕相連，將錦州圍得「水泄不通」、「人影斷絕」。明軍守城主將為夕日袁崇煥帳下大將、征遼先鋒大將軍祖大壽，其所率軍隊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蒙古人，城既被圍，遂起叛心，秘密與濟爾哈朗聯繫。此事為祖大壽偵知，欲計擒叛軍首領，無奈行事不密，反被叛軍窺破，搶先與明軍交戰，濟爾哈朗聞訊後，趁勢攻城，內外夾攻，祖大壽難以支援，只能退入內城堅守。

當清軍在義州築城屯田之時，明廷即有人看破了皇太極的用意，決心加強遼西防務，遂急調正在西線與農民起義軍激戰的洪承疇入京，任兵部尚書，總督薊遼軍務（評語：此為袁崇煥的舊職，可惜凡任此職者，無有善終）。洪承疇曾任陝西三邊總督，俘殺過「闖王」高迎祥，也幾次擊敗過李自成，算是知兵的大臣，被明廷倚為長城。
　　
洪承疇就職後，看出了清軍將圍錦州的企圖，急調大批明軍加強遼西防務。及至錦州告急，洪承疇已感覺出松山、錦州將有大戰，決定親赴遼西指揮。他將指揮部移至寧遠，並沿錦州、松山、寧遠一線佈置了8個總兵13萬大軍。明、清雙方兵力大致相等。在具體策略上洪承疇採取了且守且戰的方針：不時從松山、杏山等據點出發，以小部隊偷襲攻錦清軍，以此法消耗、疲憊清軍，然後相機決戰（評語：敵駐我擾，敵疲我打之計）。

應當說洪承疇之計有偏穩之嫌，但考慮到雖然「遼東兵精甲於天下」，但野戰畢竟是清軍之強項，且洪承疇對軍隊之掌控和熟悉度亦不如夕日的袁崇煥，所以此仍為可行之計。可未料到皇太極尚未有對策，洪承疇卻後院起火，以新任兵部尚書陳新甲為代表的一批官僚以「兵多餉艱」為由，攻擊洪承疇這樣做是「曠日持久、耗費錢糧」，主張速戰（評語：典型的外行指揮內行，好比是財政部指揮總參謀部）。

但偏偏崇禎聽進去了（評語：當時戶部的外庫雖是囊中羞澀，但皇上的內庫卻是殷實得很，可笑的是既然是家天下了，內外庫又有何區別，可從嘉靖起，明朝的皇帝們都象貪財的商人一般吝嗇，不捨得用自己的私房錢，一味加遼餉，而加得又不得法，不問各地豐歉與否、土地肥瘠與否、百姓貧富與否，均按統一的數字增加，則貧瘠之地、歉收之處必起民變）。

崇禎派兵部職方郎中張若琪到寧遠監軍（評語：這好比是讓總政治部的幹部部部長去監察總參謀長），有遣兵部主事馬紹愉到前線「贊畫軍務」，嚴令洪承疇率全部明軍急速前抵錦州決戰。
　　
三、高潮
　　
迫於壓力，洪承疇將輜重大部留在寧遠，率8總兵13萬人馬向錦州進發，到達距錦州僅20裡的松山。鑒於明軍在薩爾滸一戰中兵力分散被各個擊破的教訓，他決定儘量集中兵力，親率主力6萬集中在松山城外，僅在兩側佈置少量兵力牽制清軍，並在松山、杏山之間佈置了接應部隊。準備集中全力正面進攻清軍，實施中央突破。

同一時間裡，清軍也在緊張地調動著，皇太極急令各地清軍向松、錦一帶集中，並徵集盛京瀋陽城中的15歲以上的滿蒙壯丁悉數上陣，並親率3千精銳騎兵先行，赴松山前線指揮。

此戰，明可說是「傾遼西之兵」，而清是「空國而來」，存亡在此一戰。皇太極在戚家堡召開軍事會議，指出此次決戰，松山是關鍵之地，其地處錦、寧之間，為「寧錦之咽喉」，若松山一破，明軍將「全軍動搖」（評語：洪承疇顯然也看出了這點，將主力集中在此，顯然亦非泛泛之輩）。

皇太極進一步分析：明軍在松山城高度集中，有利於清軍圍而殲之。遂做出決定：令清軍在8月20日起，在松山明軍周邊挖起三道大壕，各深8尺、寬1丈有餘，欲將明軍團團圍住，並將通往松山的一切道路挖斷，旨在切斷明軍的糧道和退路。
洪承疇看破此計，21日起，明軍搶先發起攻擊，欲在清軍形成包圍前轉移出去。但清軍拚死守住陣地，雙方死傷相當，勝負難分，但明軍始終未能突破清軍的包圍。

是日晚，洪承疇召集將領商議，要求諸將「拚死一戰」、「解圍在此一舉」。但各總兵對突圍、固守意見不一，爭執不下。孰料，總兵王樸貪生怯陣，竟趁天黑之機率所部擅自逃遁。吳三桂、馬科等總兵見此也紛紛效法，各自引兵向杏山後退。但清軍已在往杏山的途中設伏，明軍本已成驚弓之鳥，再遭伏擊，潰不成軍。

吳三桂、馬科、王樸等人率殘部退到杏山後，又覺得杏山亦危險，不可久留，即匆匆出逃寧遠。但皇太極早有準備，已遣多鐸設伏於杏山往寧遠的路上。吳三桂等人再遭伏擊，損失慘重，短短幾天，明軍死傷5萬4千人，損失馬匹7千餘匹。（評語：不服將令，兵家大忌，敗因所在，洪承疇之統禦能力確實不如袁崇煥，但也不能求全責備，他到職不久，人地不熟，難以服眾；況且欲號令如一，必賞罰分明，袁崇煥功莫大焉，卻被冤殺，且死狀甚慘，關遼將士又如何能服，又如何肯為明廷死命效力，而吳三桂擅自逃遁，雖非首犯，亦是主犯，可事後未受懲戒，反一路升遷，雖然可用關遼已無人能用來推搪，但崇禎賞罰不明其責難咎，設想若是袁崇煥仍在，此戰由他指揮當是如何，故前文說「吾非亡國之君，爾等乃亡國之臣」之語並不盡然！）

當是時，松山洪承疇所率8總兵中有6人逃跑，只有曹變蛟、王廷臣二人未走。且曹變蛟乘清軍主力前往截擊逃遁明軍之機，率部猛攻皇太極大營，幾乎得手，無奈兵力不足，後繼無援，而曹變蛟又在激戰中受傷，遂功敗垂成。松山殘餘明軍只能退入城中固守。
　　
四、結局
　　
松山被圍之初，洪承疇尚幻想明廷能發援兵，然始終無一兵一卒來援，幾次突圍均未果。而城中軍糧日絀，最後到了「人相食」的境地。堅持到1642年2月，明松山副將叛明降清，18日夜接應清軍入城，洪承疇與曹變蛟、王廷臣均被生擒。洪承疇被送至盛京後，先是絕食不降，後經多方軟化，降清。

松山既破，錦州已是解圍無望，且被圍兩年，城內已然糧盡彈絕。皇太極遂決定勸降，祖大壽之弟祖大樂也在松山被擒，皇太極讓其入城勸降，3月10日祖大壽率所部出錦州內城降清。清軍挾松錦大捷之餘威沿遼西走廊而下，勢如破竹：4月8日清軍炮轟塔山，次日城破，7千明軍被殲；4月21日清軍兵圍杏山，明守軍6千餘人出降。至此，清軍取得徹底勝利。

此後，皇太極仍本著「剪重枝」的原則，前後5次突入關內，襲擾明朝。如果不是皇太極早死，先入北京城的恐怕就不是李自成了。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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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隨緣家書］林鄭月娥訪日賀禮之「東洋戰線」：日本也會醞釀《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嗎？

上週應日本學者谷垣真理子教授邀請，到東京大學演講分享香港最新形勢和國際地位，連同同場的倉田徹教授、阿古智子教授，都是日本的香港通，當日出乎意料的座無虛席，足見近年日本學界、政界、社會對香港的關注越來越多。期間谷垣教授派了她一位來自香港的碩士生接待我們，交談下，深感後生可畏，他研究日治香港如何影響今天的香港身份認同，正正填補了當下理解的空白，顛覆可期。眾所週知的是我一直不鼓勵朋友讀博士，但總有個案例外，他是很適合讀博士的特例，目前的研究方向，也十分切合香港的需要，因為此時此刻的亂世，正是香港涉外關係研究開花結果之時。須知在眾議院已通過的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草案，最新版本有這樣一條：美國應鼓勵一眾盟國訂立類似保護香港的法案，其中一個被點名的盟友，正是日本。談及日本會否走向這一步，不少認識的日本學者都覺得不太可能、也研究不多，唯獨來自香港的錢君早著先機，認為無事不可能。當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也是在他的同齡人大力游說下才成氣候，「日本戰線」如何開打，自然應該多了解屬於新時代的視角。

美國鼓勵各國盟友訂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其實日本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非無中生有，也不是美國最新版本的草案出現後才有人回應，而是早就有團體提出。該日版法案是由Youth Democracy Promotion Agency、Pnika、Code for Japan的代表理事共同提出的，三個組織的成員都相當年輕，當中以YDPA規模最大，以八、九十後的青年議員、專業人士和知識份子為骨幹，標榜跨黨派、政治中立，以網絡原住民身分，關注政治議題和人材培養；至於Pnika、Code for Japan，則較關心地方自治體議題。」

坦白說，這些團體，即使是日本人當中，除了關心政治的一群，大概也留意不多，但在政壇當中，他們對香港的關注，原來已掀起不少迴響：「6月13日，YDPA已發起聯署，要求日本外相表態反對香港的逃犯條例、及警察對群眾的暴力鎮壓；8月中，三個組織的代表理事共同發起聯署，要求國會議員就『日本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展開討論。直到9月2日，共有62名現職地方議員、7名前地方議員、10名知識份子及團體代表簽署，他們提到港日間也有《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或許能仿效美國，訂立日版的人權民主法案，雖然聲音還未正式到達國會，但『地方包圍城市』，正是日本政壇的常見操作。」

那具體而言，他們提議的日版法案是怎樣操作的？「這些團體其實未有詳細說明，因為在現階段，重點是令日本領袖更關注香港，比起具體執行，輿論效果和姿態似乎來得重要。但當然，他們為港人拋出議題，我們也應努力想想。首先，我想1992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是框架性法案，配合現在的人權民主法案，令操作變得靈活，但仍是以取消政策法為殺手鐧；但日本沒有相關的對港框架性法案，只有航空、投資、刑事共助、租稅等協定，以及給予特區護照優待等零散的雙邊協議。透過日本政府的研判、該些協定和日常行政運作，香港才得到實然區別。假設制訂日版人權民主法案，而終極手段是取消各種協定，放棄對港實然區別，即使沒有框架性法案，也是可以的。但實際上，美國才是國際社會龍頭，她不承認香港，諸國跟隨，對方扣血；日本貿然行動，卻不見得各國會附和，對手無恙，反而自己扣血。」這觀察，正是上月我在這裏分析美國法案為何重要的佐證：一旦美國立法，其他盟友才有了仿效的框架，日本政府屆時無論是否願意、對自身利益有何影響，起碼也不得不回應。

「另一個日本立法的考慮是歷史包袱。假如日本國會高調討論、甚或通過法案，中國大陸恐重掀反日浪潮，按近期中日關係走向，和越來越對華低姿態的安倍晉三，日本是不會冒險的。不過從另一角度看，『香港牌』在日本，可以成為繼釣魚台、靖國神社、南京大屠殺後，一張右翼政客有力製造嫌中情緒的功能卡，而且對日本及國際社會而言，『香港牌』本身沒沾上歷史的血腥和硝煙味，純是法治、民主、自由、現代合約精神的象徵。假設日本有謀士在選舉或想進一步修憲的情況下，以保障僑民、日資、自由、法治等名義打出『香港牌』，刺激中國反日情緒，製造國內一時嫌中的效果，政治家吃『人血饅頭』，那麼『香港牌』便確有其用處。」只是此法凶險，危及中國大陸的日僑和日資的安全，以此刻日本政客的老化和保守化，大概不會、也不應輕易鼓吹。背負歷史包袱的日本如要立法，還得先看美國，並須各國同時制定類似法案，以作掩護。

日本也是香港重要持份者

既然美國做才有效，日本跟隨又有風險，日本還有何動機考慮立法？「中共是何種性質的政權，香港是不是西柏林，中共在香港的行動跟日本在東亞、東南亞，以至世界的利益有何關聯等，他們必須有了研判，才能決定是否在可行範圍內幫香港，還是坐視不理。另一點是金融及企業據點的存活：雖然日本在香港的直接投資額僅佔其亞洲投資的4%，但日資銀行在香港的數量，差不多等於中韓台加起來的，在港日資企業數自2013年大概都排第一。這還未談檯底交易，像近年的《信用詐欺師JP：香港浪漫篇》、《馬賽克日本》等影視作品中，還是經常出現借香港『週轉』的想像，某程度上仍反映現實。假如日本朝野覺醒，明白到香港的真正功能，還是大有可為。」

然而不少對日本官員有第一手了解的朋友，都發現他們對香港的情況不太了解，知華派近年也是親北京專才主導，期待他們改變，會否緣木求魚？「微觀而言，官員及國會議員在公式場合發言拘謹是可以理解的。安倍在G20的關心大家都知，之後如公明黨眾議員遠山清彥，在北京見到中共中宣部副部長黃坤明，都只能說香港議題希望盡快和平解決之類的說話。不過在非正式場合，用一下香港議題，卻會有利部份政治人物增加人氣。像自民黨的眾議院議員長尾敬，其實已在網台節目討論香港情勢，雖然看來他未有掌握足夠資訊，但他在節目中得知元朗白衫人的存在後，已即時說要把這類電視台不大敢播的資訊擴散開去，亦表示想支持香港抗爭。有趣的是，他本身支持參拜靖國神社，還會親自去釣魚台海域視察的。還有幸福實現黨，他們在國會沒有議席，是小政黨，但早於六月已遊行聲援香港。而他們的宗教背景也是耐人尋味的。當然不只是右翼，連左翼的日共也很關注香港，他們亦有搞聲援運動。地方級別方面，像神戶市會議員，自民黨的上畠寛弘，曾在Twitter批評中國駐日大使館的『香港暴力』影片，『香港』一詞都不用提，就足夠旺場了。若遇上日本選舉，而香港抗爭仍未止息，日版法案的討論，或概括的撐港言行，都有機會令少數候選人加分的。」

日本打「香港牌」的四點建議

假設日本真的有你所說的動機去推動法案，那麼法案具體應如何操作？「我認為即使有日版法案，操作都會跟美版差很遠。首先談雙邊協定，譬如那條《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香港的對日直接投資餘額是世界第八位，日資在香港又有大量業務，林鄭說美版法案損人損己，很易反駁；但如果說日版是損人損己，則不無道理。該《投資協定》是97年6月簽的，日本在1989年亦跟中國簽署同類協定，比較之下，日本跟香港的條約寫明雙方享有知識產權保障，還有仲裁方面，兩份協議都說如一方先授權本地司法機關處理，便不能交予國際仲裁。但明顯若遇爭端，香港司法比大陸的可靠得多。免簽待遇亦然，按2019年6月數據，香港訪日旅客數，除中韓台外，比任何國家都多。貿易懲罰方面，即使港日2018年簽訂AEO（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制度相互承認協議，方便部份出入口貨物通關。但取消這類協議，在對港維持貿易順差的情況下，恐怕日本損己多於損人，而且港府夠膽的話也可以耍小手段。2004至17年間，香港是日本農林水產物的最大出口地，港府可用行政命令，重新禁止茨城、栃木、群馬、千葉的農產品進口，相反又可解禁福島農產品。還是那句，玩雙邊協定的話，龍頭美國損己可以大大損人，日本損己則不會有相同效果，很不划算。凍結資產方面，日本不是英美澳加，效果不大，但此項具針對性，仍有象徵意義。接著是取消對港輸出敏感技術。按日本政府分類，香港與中國同屬group C，並非『白名單』26國之一，故未見香港之特殊地位。假如執行上對香港的規管較寬鬆，有實然區別的話，那政府內部當然可以調整。」

如果分析正確，那日版法案即使能通過、又要無損自身利益，只能隔靴搔癢，那麼日本還能做什麼？「日本如果想保存香港，或在國內外打『香港牌』取利，現時應化整為零，不拘泥於一條法案：
第一， 民間團體及地方議員要持續討論法案。展示討論姿態也是行動一種。由民間智庫做研究報告，找出可行方案，再向國會議員游說。國會議員可按時機設立超黨派聯盟和研究會，甚至提上國會。除姿態外，亦須實際地預備當各國跟隨美國立法，日本不會落後於人，不跟隨是一回事，但想跟卻缺乏準備的話則未免狼狽。
第二， 禁止違反人權的香港公務人員入境，其親屬於留學、工作等長期在留，以及申請移民時，須跟一般人分開審核。此措施不牽涉整體經濟，針對性強，『香港少數公務人員不能去日本浸溫泉』這點，也難以刺激大陸民眾反日吧，而且「不去日本」本身就非常愛國了。即使日本不敢處罰，領事館及情報組應搜集和整理相關人物資料及其違反人權的證據，建立自己的情報庫。
第三， 向香港長期發出旅遊警示。日本人去不了香港，只會有點『殘念』，卻可刺激國內消費，振興地方觀光產業。
第四， 在留卡『國藉・地域』一欄，在『中國』（特區護照情況）或『英國』（BNO情況）後加括弧『（香港）』或直接改成『香港』，這是支持一國兩制的表現。外務省網頁在『港日關係的基本考量』中寫明，香港須要保持高度自治，貫徹法治精神，港日關係才有望繼續發展。故以『地域』去描述『香港』，政治正確，又彰顯日本對一國兩制的支持。而且據說97後初期，一直有寫『香港』的，卻不知何時被刪走了，你懂的。」

那些年的日港關係

比起游散的平民組織及其偶發聲援，除了發起聯署要求討論日版法案外，他們的具體行動，則要更宏觀的視野。「假設一般團體、公益財團，或大型企業研判，完整履行一國兩制有利自身長遠利益，他們須跟港人同步甚至要有超前的視野。坦白一點，就是萬一本土抗爭失敗，香港失去原有功能後的考量。所謂視野，也包含對香港內涵的理解，則支撐著制度的文化和現代倫理，如果他們明白這些內涵的移植和傳續對日本有利，那也是香港求存的其中一條小出路。初步可以增加專為港人學生而設的獎學金，吸引中層及基層人材來日。長遠應考慮設立港人國際學校。以朗誦背記教習中文的嶺南傳統、粵語跟漢文的言文分途、因粵語公用化、實然標準化而產生的，貼近書面語的雅正口語，都是漢字文化圈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是擁有深厚漢學傳統的日本所能珍惜的。香港傳統英文學校的現代性格，也能吸引一定的國際系或本地日本人。最後，那天我們在東大的講座，有學者建議以日本為中介平台，供各方對話。如果做到，當然樂觀其成。但親北京的愛國人士願意放下面子，接受日本這外國勢力的介入嗎？香港青年又是否會在明知跟對家講多無謂的情況下上大台呢？感覺在日本建立東亞的香港支援基地，反而貼合近代中日淵源。」

作為新生代學者，就整體的「日本戰線」，他百感交集。「我無疑是傾向同情及支持抗爭的，明白日本內閣官僚只能說些門面話，國會議員不敢多言，但地方議員可較自由表達，學術界盡可能把真實一面呈現和紀錄。日本民間有遊行、捐款、座談會，也有活動家上東京都廳展望層演奏《願榮光》，右翼的櫻花頻道也播出重編後的日語女聲版《願榮光》。無論如何，今次是重新令日本人了解香港的機會。一般平民無意識中感覺中港是有點不同的，但可以說他們對香港毫無認知。牙醫姑娘可以天真地問我香港不是國家嗎，很多人則無故問我台灣的事，因為你講自己是香港人，下一秒會被記錯成台灣人。東大精英也可以覺得港日關係研究好有趣，因為他覺得城市怎麼會直接跟國家比較呢。最普遍的，是直接當你是中國大陸公民。駐港日本領事明知很多港人不喜歡『被說普通話』，但我們每次入境，都被普通話同簡體字招呼，一般商戶更不用說。日本政府各部門有溝通嗎？企業有做市場調查嗎？還是入境旅客排第四的香港仍不足以獲得注意？以待客之道見稱的日本而言實在奇怪，當然跟日本接洽的香港部門也難辭其咎。日本政府應培養更多香港問題專家，遇上像今年的大事，總不能期待單憑中國問題專家，就能提供什麼真知灼見，畢竟香港是另一次元的問題。我想其他國家其實也是相差無幾的，只是我對日本抱有期望，總覺得他們是有能力和優勢，成為東亞中最了解香港的國家。」

後記

曾幾何時，登陸日本是香港、台灣各界的夢想，陳美齡、鄧麗君、翁倩玉在紅白演出，彷如今日GEM走上春晚，但隨著香港回歸、中國經濟崛起、韓劇也取代日劇，日本熱似乎早已淡卻。據說日本駐港領事館本來對林鄭政府頗有好感，乃至幾乎支持《逃犯條例》，幸好有一群新興日本「香港通」出現，才能令官員沒有那麼離地。「我們雙方都沒甚麼邪門的動機，日本需要高質素、具潛力，又擁抱文明價值的年輕人材，香港也需要能保存『香港人血脈』的地方。中國人材很多都能融入文明的日本，善良守法，但部份人有其心中的『國情』，政治人口學而言，畢竟仍拖著中共的長影。香港卻是台灣以外，最能符合日本知識型人材要求的地域：懂漢文善英語，學日文快，價值觀近，學歷及專業資格認受性高。在日本高等教育機構升學，要具12年正規教育學歷，香港轉三三四學制後，來日升學銜接更為方便。日本如能趁機開發人材供應源，現在對香港抗爭的各種善意表態，都能成為精神上的賣點。假如香港立法會全面直選，日本是否能透過支持某些黨派或議員，使自己在中國掌握下的領土中唯一一個普選議會有話語權，現在便是關鍵時刻。牌面上，當然說是為了兩萬多個僑民和千幾間日資的利益，但實際上，也要考慮一下作為東亞民主大國的戰略定位吧。」說來，我也曾在日本的大學短暫交流工作，一直相信日本也是香港身份認同的同路人，漫漫長路，裝備自己，學好日文，也是其時，香港に栄光あれ。

答：錢俊華，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畢業，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修士二年，正研究港日關係中的戰爭記憶問題及表象文化。

星期日明報 2019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