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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1949-2019：中國硬科技終迎來黃金時代

本文來源自CV智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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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達特茅斯的夏天到中國科技的“春天”

上世紀 50 年代，中國剛剛從槍炮與戰爭中站立起來不久，滿目瘡痍，百廢待舉，科技尤其如此。國內專門的研究機構一度不超過 30 多個，全國科技人才一度不足 5 萬人。

同一時期，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也正歷經一段黃金歲月。儘管存在核滅絕、種族隔離和迫在眉睫的冷戰的威脅，但上個世紀 50 年代仍然被視為美國歷史上幸福和繁榮的時代。

1956 年夏季，新罕布什爾州漢諾威小鎮，達特茅斯學院群星閃耀，一群來自各大研究機構和科技公司的科學家們聚在一起，共同研究了兩個月，目標是“精確、全面地描述人類的學習和其他智慧，並製造機器來類比”。

這是人類近代歷史上，頂級科學家們第一次如此齊活地聚在一起，就機器智慧問題進行探討，也正因為此，達特茅斯會議後來被公認為人工智慧的起源。

與達特茅斯會議幾乎同一時期，參會的西蒙、紐厄爾和第一屆圖靈獎得主艾倫·佩利（Alan Perlis）一起創立了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CMU）的電腦系，從此，CMU 電腦系成為電腦科學和人工智慧研究的高地。

80 年代，一批懷抱“遠大的理想、志向、抱負和對新事物的追求”的中國學生陸陸續續來到 CMU 電腦系，向人工智慧先驅們拜師問道。

這些年輕人，包括曾經活躍于谷歌的李開復，百度的陸奇，前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沈向洋，現任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洪小文。

而一些當時沒有選擇 CMU 的年輕人，如電腦視覺華人鼻祖黃煦濤、2000年圖靈獎得主姚期智，則在同樣散佈在東部學術高地的各個頂尖實驗室裡。

90 年代，當時只有二十出頭的中國年輕人湯曉鷗，剛剛從中科大資訊科學技術學院畢業。此後，他沒有選擇繼續留在母校，而是來到歷史悠久，學術輝煌的美國東北部繼續求學深造。

新千年之初，深度學習技術已然取得重大突破，卻還沒有迎來屬於它的高光時刻，在李開復、沈向洋、湯曉鷗等人之後，更多的年輕人開始來到東部各大高校的實驗室裡深造。

2006 年，時年 25 歲的周曦揮別呆了七年之久的中科大，進入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UIUC），成為華人電腦視覺大師黃煦濤當年在全球招收的三位學生之一。

當時的中科大已然成為國內眾所周知的語音研究高地，頭部語音AI公司科大訊飛和雲知聲創始團隊均來自中科大。

周曦想要做更有挑戰的事情，他對當時在中國發展仍然很不充分的圖像識別技術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而美國恰好擁有當時獨一無二的圖像識別研究環境。

他很快在UIUC搭建了Cluster伺服器陣列，將語音辨識領域的演算法跟思想與圖像識別領域巧妙交叉碰撞。此後的幾年，周曦跟團隊先後戰勝 MIT、東京大學、IBM、Sony等著名研究機構，拿到六次世界智慧識別大賽冠軍。

而在 2006 年前後，與周曦一同拜入黃煦濤門下的，還有依圖的顏水成，文遠知行的韓旭和甯華中、文安智能的陶海、奇點汽車的黃浴等人。

學成之後，這批人幾乎無人留在美國，而是陸續歸來，把最前沿的尖端科技帶回中國。

┃以外企為師，走向世界

新千年之初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 80 後、85 後年輕人，已經告別了衣不蔽體、食不飽腹的最艱難歲月。年輕人們不再需要為解決溫飽問題發愁了，整個社會的創新力與活力隨之開始釋放。

2000 年，世紀交疊，熱鬧的清華園照常迎來一批新的學生，王永瑞便是新生中的一員，此後 8 年，他一直在清華精密儀器繫念書。

畢業之後，王永瑞曾在航太科工四院待過短暫的一段時間，2013 年他加入清華旗下產業啟迪之星，從普通員工做到常務副總經理，從事硬科技創業專案投資孵化工作。從清華到啟迪，王永瑞一直是中國科技創業浪潮的見證者與參與者。

8 年間，偌大的園子內外發生的一切，王永瑞回想起來依然歷久彌新。

彼時的清華人，尚且對創新創業沒有如今天般的熱情，上課、作業，業餘時間搞搞社團，參加參加學生會的工作，學生們常是規規矩矩的，在就業的選擇上同樣如此。

深度學習技術尚未起來，演算法也還不那麼常見，機械類、材料類、晶片類學科仍然冷門，硬科技尚且沒有像今天這樣受到如日中天的追捧。

那是外企在中國最為風光無兩的時代，遍佈望京商圈的是摩托羅拉、愛立信等外企，金輝大廈還不是阿裡的地盤，360 集團也尚未在這裡築起高樓。

“在那個年代整體來講，創業的比例還是小，打工也基本上是去外企的金融公司和互聯網公司，大量的網路設備公司，像愛立信，它並不是國內的企業，還是大的外企。”王永瑞回憶起他求學時期同窗好友們的就業選擇，大量的人才都去了外企互聯網公司和金融公司。

與此同時，國內的互聯網也在萌芽，新浪、搜狐、網易等門戶網站出現，懷抱著好奇的清華人也開始做一些校園網、社群項目的創業。

隋建鋒是清華機械專業的博士生，在園子裡渡過了近十年的學習和工作生涯。雖然一直從事硬科技相關研究，他也見證了清華人在互聯網時代的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2008 年，人人網最火的年頭。清華園內，一個叫“師兄幫幫我”的校園社交平臺風雲一時。

苦於解決個人問題的清華理工男們，為了增加接觸女生的機會，做了一個類似于校園版百合網的社交網站，後來越做越大，一時間席捲了北京幾十所高校，甚至誤打誤撞獲得了薛蠻子的天使投資。

隋建鋒親身經歷了“師兄幫幫我”風雲一時的那段日子，而做此項目的正是他的同班同學，“師兄幫師妹去解決問題，問題解決了之後師妹要請師兄吃一次飯，其實它背後的邏輯就是解決男女相處的問題，清華理工科女生偏少男生偏多，這就給大家提供了一個交流的機會。”

“最瘋狂的時候，他們發了好多的券，你註冊了就可以去免費領一個雞腿，推廣得非常火。”隋建鋒覺得，那可能是他距離互聯網創業最近的一次。

遺憾的是，短暫火了一陣之後，由於缺乏真正的商業變現模式，“師兄幫幫我”沒有再繼續運營下去。

但好在，一些年輕人正在成長，已經成長起來的人則聚到了一起，為平靜的中國科研氛圍注入新的活力。

九十年初，中國電腦產業苗頭燃起，而大洋彼岸的軟體巨頭正面臨創新與競爭壓力，微軟前任首席技術官麥爾伏德向比爾蓋茨諫言，將研究院開到中國來。

1998年，微軟中國研究院成立。37歲的語音辨識專家李開復受命成為首任院長。三年後，最初的微軟中國研究院更名為微軟亞洲研究院。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李開復組建團隊之初頻頻受阻，說服海外精英歸國並不容易，卻也不乏慕名而來的熱血青年，張亞勤的加盟成為打開僵局的契機，隨後沈向洋加入，成為團隊的第一個研究員。

1999年，研究院第一批管理團隊逐漸成形，由國內高校博士生和海歸派組成。略微發黃的合照記錄下知春路 49 號的偉大時刻，在往後的十幾年裡，這批人的光熱輻射至大半個中國科技圈。

微軟亞洲研究院，又被稱為MSRA，對於大眾而言，她是個遠不如阿裡、騰訊等互聯網巨頭響亮的名字，即使在人工智慧已然發展得如日中天的今天，她的名氣依然不敵商湯、曠視之類的 AI 獨角獸。

但大眾同樣不知道的是，沒有樹大根深的MSRA，就不會有此後一代又一代的互聯網巨頭、移動互聯網巨頭，再到如今的 AI 獨角獸。

香港科技大學電腦系與數學系教授、前騰訊AI Lab主任張潼曾這樣向筆者談及MSRA對於公司穿越發展週期、基業長青的重要意義。

“研究院有幾個功能，一個功能是它會在短期專案上支援一些產品；另外一個是本身它也會對做一些技術儲備，為開發一些產品做積累；還有一個我覺得挺重要但被忽略的一點，研究院作為公司的人才儲備，在產業迅速變革的時候，這些人才才能產生價值。”

在張潼看來，微軟歷經多輪時代浪潮之而不倒，重回全球市值第一寶座，正與其人才儲備息息相關。

“比如說微軟，”張潼告訴筆者，“它原來就是一個軟體公司，但後來在做搜索的時候，雖然沒有做到Google的程度，卻能夠很快地起來，包括現在做雲計算，它為什麼能夠成為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就是因為技術的儲備、人才的積累，在公司轉型上，如果沒有這些人才儲備，就沒有辦法去做這些事情。”

象牙塔內，學術研究熱火朝天，人才貯備從無到有；象牙塔外，互聯網創業水大魚大、戰事紛呈，已然開啟一個新的時代。

MSRA 建院這一年前後，搜狐、京東、阿裡、騰訊、新浪、網易、百度相繼誕生，外企們應該不會想到，當時還是由一群初生牛犢的中國年輕人創立的幾家門戶網站，或是ebay、Google的“拙劣模仿者”們，在此後的十年裡順勢崛起，直至將他們“掃地出門”。

隨著中國第一波互聯網發展熱潮湧現，中國公司開始為創新事業向矽谷尋找人才、資金，甚至包括公司命名的方式。

把別人的成果直接商用當然會被人詬病，但正是這段經歷讓中國的互聯網公司積累了使用者介面設計、網站架構和後端軟體發展的初步經驗。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

百度的核心功能和極簡主義的設計風格借鑒了Google，但在此基礎上，李彥宏堅持不懈地優化網站，以迎合中國用戶的搜索習慣。淘寶以ebay為師，卻另謀在初期為商家提供免費服務的模式，最終打敗ebay。

曾比作中國版BuzzFeed的位元組跳動，通過機器學習演算法為使用者提供定制化的新聞內容。現在，BuzzFeed的市值也已和位元組跳動不在一個量級。美團的靈感來自Groupon，但其業務線卻從團購一路拓展至電影、外賣、酒店、旅遊等本地生活服務等，現在美團的估值已經10 倍於Groupon。

Google、eBay、Uber、Airbnb、LinkedIn、Amazon……一個又一個美國巨頭都想贏得中國市場，卻無一不鎩羽而歸。

外國分析師在美國公司無法佔領中國市場這個問題上糾結的時候，中國的公司正忙著打造更好的產品。

資本聞風而動，人才循錢而至。

隨之而來的是，風投資金和人才魚貫湧入互聯網行業。市場如火如荼，創業公司的數量呈幾何級數增長。

大多數創業公司的產品靈感或許來自大洋彼岸，和矽谷的競爭的確產生了中國本土的互聯網巨頭，但真正造就了一代創業者鬥士的，卻是外人難以想像的殘酷“本土大戰”。

“如果你去外面看看，你會發現這個世界上最好的市場其實就在你腳下。”這是現如今大多數出海創業者對於開闢海外市場最為深刻的感受。

中國市場競爭的殘酷，讓中國互聯網公司探索出了完善的商業模式和強大的運營能力。

一些在殘酷的“本土廝殺”中成功出局的中國企業，也在海外戰場上開啟了與全球科技巨頭的無限戰爭。

2012 年，隨著智慧手機的出現與普及，中國移動互聯網出海風口開始形成，作為出海先驅，獵豹更是將中國免費工具的模式移到了海外。

2016 年，有更多公司開始把中國模式複製到海外市場，隨著市場的變化，出海的類型開始多樣。

中國企業出海的典範位元組跳動，一方面 Copy From China，將在中國獲得成功的資訊流模式複製到海外市場；另一方面則借助資本的力量在海外展開大肆並購，最終通過技術輸出的方式實現全球擴張。

直到最近兩年，無論是遊戲、內容還是電商類產品，出海的中國公司已經逐漸讓產品達到完全當地語系化的狀態。中企出海，已然歷經從稚嫩到成熟。

┃AI時代：走入無人區

“2000 年的時候，大家更多還是想著錢，怎麼快速賺到錢。”這是王永瑞還在清華念書時，對互聯網帶來的外部環境的極速變化，最為深刻的感受。

但賺到錢的一個好處是，中國的創業者們終於有錢去做些從前囊中羞澀之時難以做到的事情了。

發展硬科技，讓中國在底層研究、前沿科技的突破上真正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則是大多數中國科學家與技術人心中一顆自始至終都不曾熄滅的種子。

互聯網這十年，伴隨著供應鏈的成熟、市場的培育、人才儲備越來越充足，也為發展硬科技的提供了可能。

王永瑞談到，在清華讀書的這些年裡，周圍很多同學，還是“在互聯網圈裡混。”

到 2008 年畢業時，他明顯感覺到，一些新的變化正在發生，“這個時間段逐漸開始有一些人開始往硬科技的方向去做，慢慢的也有人去做硬科技的創業。”

“硬科技和移動互聯網的區別還是比較明顯的，它區別就是說一個週期的問題，聯網可能你投入就快了，慢的話我就三個月肯定也出來東西了，如果你是做一個硬體產品，週期不會這麼短，還不算你前期的人員、知識儲備以及經驗積累。”

王永瑞談到硬科技時說：硬科技創業雖然週期長、難度大，但這不妨礙越來越多有情懷、有個性、有創造力的工程師們加入進來。

“國內在很多基礎應用工程應用的學科建設，或者說知識儲備過程中還沒有達到，或者說離世界上先進的水準還有一定差距，中國大量的工科學生還是有一種情懷在，真的想把這個 gap 給彌補上來。”

至少在清華園裡，2010 年前後，雙創提出來前幾年，學校、學生們對於將產學研結合，甚至創業的熱情開始變得高漲。

隋建鋒回憶說，那個時候還沒有人工智慧這種說法，“現在的人工智慧、智慧硬體，那個時候我們叫機電一體化，簡單理解就是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實現機器人的自動化。”

互聯網風雲十年，是清華人不斷開放、追求變化的十年，而姚班的出現則把這種求變之心放大到一個極致。

打比賽、做課題、搗鼓機器，一些工科生做著做著，就開始了“真槍實彈”的創業。這批人當中，有小馬智行的樓天城，曠視科技的印奇、唐文斌、楊沐，MOMENTA 的曹旭東，深鑒科技的姚頌、單羿，禾賽科技的李一帆……今天，他們撐起了 AI 創業大潮的半壁江山。

2004年9月的一天，正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張勝譽像往常一樣與導師姚期智碰面交流近期研究進展。姚期智突然對他說：“我要回中國了，permanently（永遠地）。”

張勝譽後來回憶說：“當時有些訝異，但隨即感到釋然。單純從研究角度講，的確沒有一個地方比普林斯頓更舒服。他回國，應該是要去做一件大事。”

此後不久，姚期智辭去普林斯頓終身教職，正式加盟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成為清華全職教授，在清華園裡，開啟了人生下半場全新的探索。2005 年，姚期智主導與微軟亞洲研究院共同合作成立“電腦科學實驗班”，姚班由此而生。

姚班初成立時，“教主”樓天城還是剛剛入學“萌新”，還在安徽蕪湖一中讀高三的“怪小孩”印奇，仍然幻想著有朝一日能編織出《終結者》中的天網世界，在後來的人工智慧浪潮中叱吒風雲的姚班少年們，此刻正在園子裡積蓄能量。

八年前，印奇與唐文斌、楊沐下定決心開始人工智慧領域創業之時，人工智慧還遠未成為一個風口，或者說尚且未被完全證明為一股可以改變時代的浪潮。

創業之初，印奇就曾與唐文斌商定，二人同赴美國攻讀博士，印奇專注智慧感測器方向，學的是硬體，唐文斌則繼續研究軟體。三人決定出發之時已然想好，做AI，最終一定會走到做硬體這一步。

而在MSRA的實驗室裡，湯曉鷗依然沉溺于拿兒子照片做人臉識別研究的快樂。此時的湯教授應該還沒有想到，日後不久，他會跑出來創業。畢竟，在以基礎科學研究聞名的 MSRA，誰能實現最多的技術突破，誰就獲得最多尊重。

直到 2012 年，人工智慧以深度學習的面貌重新贏得世人關注，屬於硬科技從業者的創業黃金時代終於來了。

多年來對神經網路根深蒂固的成見讓人工智慧的許多研究人員忽略了這個已經取得出色成果的“邊緣群體”，但 2012 年傑佛瑞·辛頓的團隊在一場國際電腦視覺競賽中的勝出，讓人工神經網路和深度學習重新回到聚光燈下。

在邊緣地帶煎熬了數十年後，以深度學習的形式再次回到公眾視野中的神經網路法不僅成功地讓人工智慧回暖，也第一次把人工智慧真正地應用在現實世界中。

研究人員、未來學家、科技公司 CEO 都開始討論人工智慧的巨大潛力：識別人類語言、翻譯檔、識別圖像、預測消費者行為、辨別欺詐行為、批准貸款、幫助機器人”看”甚至開車。

隨之而來的是，越來越多的學者在這個時候離開象牙塔，一批遠在海外的人也陸續回國，他們要從中得到在學術圈外一展身手的機會，當然也嗅到了商機，還有金錢的味道。

2014 年，湯曉鷗帶著他在港中文多媒體實驗室 (mmlab) 的一眾“門徒”跑出來創業了，取中國歷史上第一代王朝商朝開國君主之名——商湯，商湯科技應運而生。

一批 AI 公司有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不管是 MSRA、清華，還是 UIUC、中科院、mmlab，一代科學家與技術人們，仿佛跟約定好了一樣接二連三地流入尚且年幼的科技創業前沿陣地。

┃AI+5G 時代：細分，落地，紮入產業

造輪子的時代過去了，AI 從發明的年代邁入實幹的年代，從專家的年代邁入資料的年代。

西方國家點燃了深度學習的火炬，但最大的受益者卻是中國。在資料和工程人才方面，中國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無論是國際市場，還是國內市場，5G 和人工智慧都備受關注。被冠以“互聯網預言家”的馬化騰，更是公開表示“一個 AI+5G 的全智慧時代正在到來。”

“硬科技真正的突飛猛進，或者說走到了風口浪尖，有幾方面原因，一個是整個供應鏈、市場環境確實更加成熟了，包括很多柔性製造新技術的應用，感測器的不斷小型化，包括智慧硬體底層的技術系統的開發，一些主晶片的小型化，這一系列的技術，搭建得比較成熟了。”

硬科技的發展，則是跟隨著技術、市場、供應鏈的完善水到渠成的結果，而硬科技專案越來越受大家追捧，同樣是這個時代自然而然的發展趨勢。

王永瑞明顯感受到，硬科技真正掀起熱潮，是在最近一兩年。人工智慧領域的創業尤其如此。

在經過前期的拼實力、拼融資、拼應用等一系列競爭之後，AI獨角獸們逐漸開始學著做產品，講應用，談落地。

2019 年，大家的目光不約而同地轉向了商業化落地，以及實現規模化收入上。細分、落地、紮入產業，人工智慧的競爭已然進入下半場。

“真的太瘋狂了，什麼華為、阿裡都進來了。”一位 AI 公司的朋友這樣描述今年下半年整個行業的競爭態勢。

隋建鋒談及了他今年經手的兩個印象頗為深刻的項目。

“當時我在北京接觸智慧硬體的專案叫情感記錄儀，像一個小的紐扣一樣配在身上，通過提取人的溫度、心跳來判斷出你的情緒。這項目也經歷過一段時間，最後黃掉了。”

這樣的項目，到底有沒有存在的意義？隋建鋒反問，“你的情緒你高興還是喜悅還是悲憤，你自己肯定會主觀地意識到，還需要用這種智慧硬體來衡量你是高興還是不高興嗎？”

智慧硬體所謂的智慧肯定是服務於硬體，不是為了智慧而智慧，這是隋建鋒從事硬科技專案投資孵化以來最為深刻的感受。

“來到深圳之後我又接觸到一個智慧讀錶盤的專案，它的應用物件就是水錶電錶，每個月要有人去讀這個數，這其實是一個工作量非常大的事情，然後一個團隊專門做了一個讀表儀，一把它放到水錶上，它就能夠及時把資料傳輸出來。”

“做智慧硬體一定離不開應用場景，這是我在北京和深圳感受到的一個非常大的差別，也是目前整個 AI 大的領域特別重要的一個點，一定要找到痛點。”

在更加細分垂直的領域，如醫療、教育、智慧製造、腦機交互，大風口之下，一個個小風口正在形成，一個個小獨角獸正在誕生。

最近一兩年，AI醫療賽道的森億智慧，將製藥時間從8年縮短到幾個月的AI製藥公司 InSilico Medicine，從事類腦晶片研發的靈汐科技，腦機交互產品研發的腦陸科技、優腦銀河等，明顯開始受到資本的青睞。

隋建鋒說，如今 VC 技術化，甚至 LP 技術化的趨勢正變得愈發明顯。“我們在找LP的時候，也傾向於找那些理解技術，能給硬科技創業者帶來更多資源的 LP。”

AI商業化的1.0在雲端，是基於大資料做應用。AI商業化2.0的變化趨勢是從雲端到邊緣，把人工智慧的能力帶到每個人身邊。

5G則是有效連接雲端和邊緣的高速度、高可靠性和低時延的通信管道，可以用最優化的方式實現人工智慧的資源配置。

5G和AI結合在一起一定會進入很多新場景，產生很多新機會。今年4月初, 中國完成首例 AI+5G手術，在400公里外完成“補心”手術，為智慧醫療開啟無限想像空間。

而這些都只是剛剛開始。

┃尾聲：科技人，永遠年輕

最早今年之內，AI獨角獸曠視科技就要在港交所敲響IPO的鐘聲。

曠視終於從 8 年前那個窩在創新工場共用辦公空間小角落裡敲代碼、磨產品的“幾人組”，發展成如今第一個衝刺港股的“純人工智慧公司”。

一個月前，筆者在美麗的西南山城重慶，拜訪了雲從科技總部，恰逢曠視招股書公佈當天，問及雲從研究院院長周翔友商上市一事，周翔打趣著說到，“你看曠視都已經上市了，這個行業肯定不會繼續虧下去了。”

猶記得，招股書發佈當晚，業內一時譁然。

這家年輕AI獨角獸的表現，似乎並沒有此前大家期待的那麼高，對整個行業帶來的影響，吉凶禍福，難以預測。

筆者也就此事詢問了雲從聯合創始人姚志強，他堅定地認為“行業趨勢不可逆。短期內是有泡沫的。任何事物的快速發展，不可能沒有泡沫，它是發展過程中特定階段的產物。”

“但是真正的泡沫是不代表未來，是虛幻的，是一定會帶來沉痛的，但如果泡沫代表未來，那麼短暫的泡沫對未來趨勢影響不大，只要是在大趨勢下的選擇，一定會出現一個偉大的企業。”

在曠視人眼中，印奇不苟言笑，平時總是“端著”，唐文斌則更加外向，和大家聊技術、談人生都不在話下。

印奇也曾坦陳，自己性格比較內斂，在機場碰到客戶，一度會躲著走，直到最近兩年，他開始“強迫”自己主動上去跟客戶打個招呼。印奇一直處在從一個典型理工男努力轉變為合格公司管理者的過程中。

姚志強告訴筆者，“只要是技術男認定的事兒，我們就不會想太多的結果，先卯足勁幹再說。”但“失敗和成功的教訓都指向一個，要接地氣，技術必須為其他行業提供服務，並且能夠真的解決問題。”

王永瑞與禾賽科技的李一帆是同門好友。變形金剛、機器貓、自己組裝的模型，在他的印象中，李一帆的桌面上總是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機器人。“工程類的東西完完全全地融入到了他的生活，你能感受到那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喜愛。”

平日裡，依圖科技創始人朱瓏喜歡圍著他辦公室所在的一層樓，一圈一圈地轉，不過，他轉圈從來不是為了監視員工。有關應該如何經營這家公司，他一直在思考。

90後的馬漢東已經是AI醫療公司森億智慧的聯合創始人。員工問他，我們所做的事情到底有沒有意義？馬漢東的回答是，你們直接去醫院裡看一看，我們的設備、應用，救的都是人命。

既身坐冷板凳，又頭頂泡沫，科技創業，可謂路上道道折。但創業者們從來沒有懷疑過這其中的價值。

幾十年的發展也有力地證明，科技公司的力量正變得越來越強大，聚聚了一大批頂尖科技公司的中國力量也越來越難被取代。

中國的科技公司，歷經了從無到有，又從Copy to China到Copy from China的大時代。直至如今，一些重要領域已然躋身世界前列，這是近代以來從未曾有過的重大改變。

【收割燕】
盧秀燕市長上任近百日，她聲稱企業對她有信心，已經獲得約200億元的投資，天生今天帶領議會同仁召開記者會澄清，有關勤美集團、國際會展中心、三井台糖湖濱生態園區，巨大機械、車王電子等大型投資案，都是前市府團隊「築巢引鳳」，積極招商的成果，未來神岡高中改制、台積電中科擴廠、水湳智慧城、捷運綠線等投資案，預期也會成為盧收割的目標。

事實上，盧秀燕上任後沒有引進企業投資，開出的政見還在天空飛，卻只會「割稻尾」，自我吹捧，攬奪前市長林佳龍的功勞，天生要求盧應該提出具體的經濟政策、方向及做法，好對市民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