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布迪厄品味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最近有齋友私訊詢問齋主，關於《有品有閒》系列文是如何生成的? 齋主我的閱讀歷史又是從哪裡開始?

我認為《有品有閒》系列文的本質問題在於「人的觀感如何被外界所影響」，這種觀感又是因何緣故而被影響，那些因素會導致人受到影響，哪些是正向呢? 哪些又是負面的?

齋主我多年來所閱讀的書籍，絕大多數都不是客觀數據的科學書籍，而是都與觀感操縱有關。我印象中是從《烏合之眾》開始，我發現人類的觀感極容易受到外界資訊所影響，因此閱讀大量的歷史書籍，對於理解觀感如何被影響極為有效，尤其是閱讀同一段歷史，但由不同史觀、意識形態解讀所得到全然不同的觀感。

當然，無意間閱讀到《有閒階級論》，更是我人生中的幸運，讓我從此得以用全然不同於眼光看待這世界。隨後因為正巧有藝術品行銷的計畫，所以無意間找到了《奢侈品策略》，這本算是有閒理論的實際應用，每字每句都印證了我在書中所得到的概念。隨後在布爾迪厄的著作中，理解了那些有閒的商品為何能較高的價格售出，如果不是其中代表的不只是經濟資本，那就是有著文化、社會或象徵資本。

如果說《奢侈品策略》是營造現代奢侈品神話的教科書，那約瑟夫坎伯的《千面英雄》及神話相關書籍，就是分析古代各文明神話故事的共通性是甚麼。這是相當重要的資料，如果沒有這些神話故事，我們將不知道如何創造英雄、打造品牌、提高無限的精神價值。

隨著深刻影響我的書，便是高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這本書以戲劇分析社會，並主張每個人其實都在扮演「角色」，只是隨著場合、時間和情況的不同，我們對自我角色的定位也會有所變化。當然角色不同，需要的姿態、服裝、道具甚至語調口氣都會隨之變化，這讓我理解了為什麼某些職業或身分的人，總需要有個「有閒」的形象，又為什麼示弱的時候，總是要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現。

這類形象營造，絕對避不開媒體理論。麥克魯漢經典之作《認識媒體》，我起初並不明白其中的意涵，但隨著閱讀範圍的增加，逐漸對其有所體悟。中間歷經了不少書籍，像是羅蘭巴特《神話學》等、波茲曼《娛樂至死》。當然羅蘭波特的書，當初真是有看沒有懂，但某次機緣下讀了 SI 早川《語言與人生》，讓我不知為何突然對符號學有些理解，隨後這本書成為我最愛的書籍之一，我認為《語言與人生》是理解觀感如何被操縱最好的書籍，當然這本書並不好讀。

當然，這些只是理解最本質的「有閒」概念。我幾乎瘋狂著迷於這概念，所以渴望得到更多的實證和故事。19世紀的歐洲小說成了最好的題材，而且巴爾札克和福樓拜筆下的故事，也多半是青年如何力爭上游，需要經過的途徑有甚麼? 需要購買的行頭又有甚麼?

除了小說之外，最好的便是專門討論消費史的書籍。不管是去年才出版的《爆買帝國》、經典但我還沒讀過的布勞岱爾《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還是巫仁恕《品味奢華》等書你會讀得非常過癮。但市面上還有許多小書，專門討論蛋糕史、器皿史、服裝史、飲食文化等，都對你很有幫助，至少我每讀這樣一本小書，總對其中內容會心一笑。

當然，我覺得最重要的便是在生活中驗證這些理論，因此我特別喜愛逛街。不但觀察路上的人群，也熱愛觀察各家店面裝潢以及服務的差異。

說真的，《有品有閒》這系列的文章，不只是替我累積了許多聲望，也讓我交了許多朋友，實在是我人生中最驕傲的事情之一。

在此與各位分享這閱讀歷程，希望有幫助到齋友你。

圖文版讀起來更好讀。齋主我向來看到消費史的書籍就愛不釋手，因為沒有甚麼比人類的消費行為，更能深刻理解社會的樣貌。此次閱讀《品味奢華》著實收穫良多，因其內容豐富，齋主僅能從其中擷取片段內容撰寫本文。實在也沒想到這篇文章，被我列入有品有閒系列文續寫的一篇。若你對本文有興趣，歡迎你也閱讀該系列文，若你對本書有興趣，也請你千萬買一本來支持。

#齋主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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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仁恕《品味奢華》一書，透過具體紀載，探討晚明社會的消費文化。作者指出晚明社會已經形成「消費社會」，並且以士大夫的消費文化變動，對比社會各階層關係之轉變，重新建構社會活靈活現的樣貌。本書以多項消費行為為例，如乘轎、服裝、家具、旅遊及飲食等，帶領讀者思考為什麼禮制法律的約束，遠遠跟不上經濟快速發展的社會。

明代早期因為多年不安定，包含改朝換代、政變加上著名的土木堡之變，政局相對不穩定，在這樣的態勢下，經濟自然無法穩定成長，所以禮法制度得以維持。在中葉後，由於政局穩定、人民富庶，加上資訊傳播迅速，社會自然形成各類奢侈品消費或炫耀性消費，特別是江南蘇杭一帶。

「炫耀性消費」的概念，過去齋主《有品有閒》系列文中，有過詳盡的討論。這概念是由經濟學家范伯倫於19世紀末之《有閒階級論》中提出。意指消費者之所以購買該商品，並不單單因為其「實用性」或「使用價值」而選擇購買，更多購買的緣由是「想要區分與大眾的不同」，或者說是某種階級優越性。因此商品價格越高，未必會因此乏人問津，有些人反而會購買原因，恰恰是因其高昂到其他人負擔不起的售價。購買這類商品，被視作《有閒》。而後20世紀中葉，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更延伸這類概念，將資本分作經濟、文化、社會及象徵四種形式，換句話說有人是為了彰顯文化而購買，有人是為了人際關係而購買，更有人只是為了必須身分而不得不買。對此觀念有興趣者，歡迎延伸閱讀齋主過去的文章，在此不贅述。

明朝初期，不管是太祖朱元璋或成祖朱棣，都制定了許多禮法制度，其目的除了要重新樹立朝廷權威之外，也為了重新建立社會的倫理秩序。光是服飾一項，太祖便訂立了許多規範，從帝后將相到販夫走卒，都制定了相關規範，從圖樣、顏色、布料甚至是袖子長短都有相關規定。在這樣的規定下，自然社會上看起來井然有序，社會上各種職業和階級都一目暸然。

在乘轎文化上更是如此。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大明會典》明定無論官轎與民轎都不得雕飾龍鳳紋。職官一品至三品許用間金妝飾銀螭繡帶青幔，四品、五品素獅頭繡帶青幔，六品至九品用素雲頭青 幔。轎子比同車製，庶民車用黑油，齊頭平頂，皂幔。轎 子比同車製，並不許用雲頭。而後洪武六年又列。令凡舟車坐轎、除紅漆外。許雜色漆飾。五品以上、車用青幔。餘並不許。其坐轎止許婦人、及官民老疾者乘之。轎子不但針對社會的階級差異訂立詳細規範，甚至對於民間用轎也早有相關規定。

乘轎與服飾文化，是本書著墨最深之篇章。確實明初朝廷對於各類事務的規範都十分詳盡，也或許符合當時社會民情和消費水準，但社會政局穩定發展，帶動的勢必是經濟快速發展。人民在生活越趨富裕的情況下，過去依據當時民情所訂立的相關規範，自是跟不上經濟發展。因此明中葉之後，富裕所帶來的奢侈消費習慣席捲民間，許多過去所訂立的階級規範，也在一次次的衝擊下逐漸破裂。

因為經濟能力的提升，服飾已不再只是彰顯經濟能力，更多的是為了顯現消費者的社會地位。經濟穩定發展的社會，必然產生許多資本主義下富賈商人。中國社會向來崇儒而貶商，這些經濟水平大幅提升的新富階級，自然無法接受社會地位連官職最低的芝麻官都不如，這怎麼可能為消費能力大幅提升的新富階級所接受。易位思考就很好懂，過去經濟能力差，只購買得起朝廷所規定的衣物，現在富甲天下了，難道還要依照規定購買過去那些爛衣服嗎? 人性使然，自然不會如此，因而開始模仿士大夫的穿著規定，只要保留相當的灰色地帶得以規避法律即可。事實上類似的行為並不只是發生在新富階級上，廣大的庶民百姓也因為經濟發展而提高了消費能力，也進而開始模仿那些較有社會地位者的穿著，不管模仿對象為士大夫或為新富階級。

明代因為政局穩定加上經濟發展，有著大量階級流動的需求。事實上朝廷也確實開放了比過往朝代更多的官位，甚至土木堡之變後還開放了商人能合法買官，但終生沒官做的儒生仍如過江之鯽。即便順利考上科舉，也未必真就能悠哉一世。

下層士人的社會地位著實尷尬。論財力他們遠遠比不上那些新富階級，論權力當然更比不上中高級官員，而好不容易考上了官，有了社會地位之後，榮華富貴也沒跟著來，反而發現日常生活中穿得比自己好的人多得是，甚至多數商賈和富二代，根本沒正眼瞧過自己一眼。晚明時「士商相混」的社會型態，除了買官所得到的官位之外，也多有士大夫從商而後致富者，因此在法規上實在難有明確的劃分和定義。對於下層士人來說，要保有自己的岌岌可危的社會地位，並不容易。

在大眾眼中，士大夫依然擁有社會階級和地位，因此士大夫更是成為大眾模仿的對象。因為經濟消費能力的提升，市井小民都在學習士大夫的穿著，儒服頭巾絲毫不足奇。即便嘉靖7年(1528)朝廷規定忠靖巾只能於某些士大夫所用，但到了萬曆年間(1563~1620)時，已為社會大眾用，甚至連衙門差役和算命師都在用。許多原本只有士大夫能用的服飾，平民百姓模仿也就罷了，在某些經濟發達的區域，許多被社會認定的底層職業，如奴僕、戲子、差役等都在仿傚。如此境況，可試想底層士人之社會處境。

士大夫雖然經濟能力不如人，權力也不如人，但在文化解釋權上還有一席之地。為了區別與其他仿效士大夫的平民百姓的差異，士大夫們開始利用在文化資本上的優勢創新服飾，進而維持其岌岌可危的社會地位。如前文所述之忠靖巾(冠)原為官員專用，後來生員也跟著使用，連平民老百姓也都跟著僭用，儒生為了區分與大眾的不同，加以裝飾修改，更名「凌雲巾」，以區分地位差異。

政治經濟穩定的發展，打造富庶的晚明生活。富庶的平民生活，才有能力模仿上層階級穿著，這種模仿他人穿著的行為，直接創造了時尚流行服飾。正因為流行時時刻刻在改變，禮制階級也隨之變得模糊而不可分。如果人人都有能力專錦衣華服，那真正區分社會階級的，也只剩下成本更高的其他「炫耀性消費」了。

比起服裝打扮來說，乘轎文化更是變化許多。明代初期便對乘轎者的身分階級及樣式有嚴格的規定，但隨著經濟發展、資本集中、城市化等影響，許多農村的剩餘人力都到了都市發展，龐大的勞動力帶動了乘轎服務的興盛。明初期的士大夫原本都騎馬或騎驢，但飼養良馬成本太高，多人共飼一馬也時有所聞，隨著城市勞動力上升，乘轎服務的價格比馬匹來得便宜太多，而轎子也遠比騎馬來得舒服快意，並且來得更氣派。

明代之初，乘轎文化尚未如此興盛時，朱元璋便針對文武大臣有乘轎騎馬等相關規定。太祖認為建國不易，武官需維持強健體魄和武術修習的生活，因此規定武官只可騎馬不可乘轎，只有文官大臣得以乘轎。聽起來立意良善，但唯獨出了個問題，那就是小文官也是騎馬，這讓武官直接被文官大臣比了下去，便是官勳再大的將軍也不能乘轎。事後想來，這或許是明代初期君主刻意為之，讓文臣大於武官，避免再興戰事，穩定社會發展的手段之一。但隨著社會穩定發展，武官帶兵的需求漸少，加上這些大將軍也終究會老，總會有被皇帝破例賜轎的一天，到了嘉靖萬曆年間，越來越多的武勳大臣都被破例准轎，慢慢這件事情也不怎麼稀奇了。

明代初期，對於乘轎者的身分是有嚴格規定的，只有三品官以上方可乘轎。但規定畢竟是老東西，隨著經濟水準的發展，乘得起轎子的人越來越多，這些規定也就隨之被打破了。前文提到明代「士商相混」的社會型態，許多富人讓孩子當官，許多當官的也變成了大商人，這些人的孩子也當然要循著相同的道路，若不是大商人就是考科舉。試想在如此優渥家庭環境下長大的孩子，又怎麼可能接受百多年前不准乘轎的規定呢? 是以明朝後期，除了考上舉人的也在乘轎，甚至連單純的富二代考生也在乘轎。試想以這樣的社會風氣，不難想像中高階級以上者，大多都靠著轎子代步，乘轎文化早已見怪不怪。

乘轎成為了彰顯社會地位的「炫耀性消費」。前文所提到的流行服裝，因為產量上升而售價降低，進而導致社會上幾乎人人消費得起，無可再以服飾差異區分彼此階級上的不同，因此門檻較高的乘轎，成為士商階級證明自身優越的最佳方式。

本書除了服飾、乘轎之外，也討論了家具、旅遊和飲食等面向，但都脫不了因為消費能力增加而出現的僭越，或是既有身分地位的人為了保有優越性，選擇了排斥廣大平民百姓的新樣式或新方法並重新建構其社會地位等相關論述，是本不可多得的好書。不過本書真正帶給我啟示的，卻反而是對當代民主制度的思考。

為什麼當代的民主制度主張人人平等，法律上不再有階級上的差異? 人人平等或許是個口號，也因為平等是寫在憲法中的前提，導致我們鮮少思考這類問題。我們都知道民主制度建立在人權自由上，這種基礎個體的自由，建構了自由經濟市場。就如同晚明因為經濟發展快速，雖然不是民主政體，但市場消費卻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資訊流通得太快，產品發展得太快，消費者的心也改變得太快，這類自由市場無法靠著過往禮法制度硬性規定。這種硬性規定，反而成為人民刻意打破並效仿的法則，加上國家又怎麼可能有這麼多行政資源，成天針對這些不遵循禮法來逐一取締或執法?

或許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相同的消費革命或僭越並沒有發生在古代? 我們無可得知，只能給個粗糙的說法，可能是因為科技進步的速度太慢，交通技術的匱乏，甚至是經濟成長的幅度不夠，不足以在短短數十年間出現改變社會的大變化。反觀如今社會，短短數年間的變化，不管是產業轉型、供應鏈的改變、生產方式的革新等等，都不是16世紀的明朝人能想像的。這樣的社會，又怎麼可能靠著硬性禮法制度來管理?

民主制度取消了貴族特權，卻也成就了所有人民成為貴族的機會。正因為人人眼中都是機會，所以才會出現諸多浮誇到無可理解的炫富行為。這些「炫耀性消費」對民主社會來說是良好的象徵，正因階級沒有固化，民眾有階級翻轉的機會，所以才有追求幸福或分享成功的舉動。

那些存於民主制度中的惡俗消費舉動，諸如嘻哈歌手在勞斯萊斯裏頭撒鈔票、建商各種封官晉爵的建案名稱、整形診所廣告上每個看起來都一樣的複製塑膠人、臉書直播中充斥的盜版名牌精品、商標比臉還大的POLO衫、開賓士C300但加油只能加300元、排氣聲又大又難聽的汽車、下雨天還要悉心保護的名牌包，以及電視機上各種談財務自由的發財節目的等惡俗行為，皆是平日裡看不慣的惡俗。這些行為看似與本書無關，但其實這些行為的背後，都是某個市井小民在這自由社會中，表達幸福的一種方式。反過來說，正是因為人人都有自我的幸福得以追尋，民主制度才得以穩定成長。若人人都沒有表達幸福或成功的衝動，代表社會的階級固化已久，這股內心的抑鬱累積於內部過久，必定會導致一波巨大變動，例如戰爭或革命。

綜觀台灣十數年來，「炫耀性消費」是越來越多，不但許多年輕人每年都準備要出國遊玩，平時假日也不忘要去高級餐廳用餐，也追逐各類時尚或3C精品。這些需求也誕生了各類旅遊、美食和開箱部落客。雖然品質、品味和方式，不見得是社會上廣泛能接受的，甚至多數旅遊或美食內容也難入真正內行人的法眼，但這些資訊的出現和整理，代表整個社會是富裕且有能力追尋幸福的，更代表台灣政治和經濟是穩定成長的。這無疑是件好事。

我很推薦這本《品味奢華》給所有齋友。我沒有想過這本書的內容，帶給我許多啟發，甚至讓我重新反觀台灣社會的現貌，進而產生了更多的信心，和更樂觀的態度。

#齋主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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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直播提到的書單：
Guy Standing《不穩定無產階級》
馬克思《資本論》、《僱傭勞動與資本》
喬治·歐威爾《通往威根碼頭之路》
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引論》
布迪厄《區隔：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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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版)高迪公園（加泰羅尼亞語：Park Güell）位於加泰隆尼亞巴塞隆拿格拉西亞區（Gràcia）的厄爾卡梅爾（El Carmel）山上，由加泰隆尼亞建築師安東尼•高第設計，建於1900年到1914年。此公園原是一個商業上不成功的住宅區，開發者奎爾伯爵受到英國的花園城市運動的影響，選擇這個只有少許植被的荒山（Muntanya Pelada），其用意是利用新鮮空氣（遠離排放黑煙的工廠）和視線所及的美麗景色，有60個三角形地塊可供建造住宅。但是最終只建成了兩座房子，其中一座原定作為樣板房，但在1904年完成後出售，由於沒有買家，高迪用自己的儲蓄買下，1906年全家入住。自1963年以來是高迪住宅博物館（Casa Museu Gaudí），1969年被宣布為國家財產的歷史藝術紀念碑。作為安東尼•高第作品的一部分，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公園高處的大十字，能完整的看到巴塞隆拿城市全景和海灣。
莫祖錫奧林匹克體育場（西班牙語：Estadi Olímpic Lluís Companys），前稱蒙特尤克奧林匹克體育場（西班牙語：Estadi Olímpic de Montjuïc），是位於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巴塞隆那蒙特尤克奧林匹克環的一座大型體育場館，建於1927年，1992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期間作為舉行開幕、閉幕儀式及田徑項目的主場館。由意大利著名建築師Vittorio Gregotti參與的團隊負責場館的現代化工程。修葺工程於1989年至1992年間進行，完成後場館原有古雅的外觀大致得到保留，觀眾席亦增至55000個。內部設施煥然一新，其主席台為一個40米寬、130米長的大穹頂。正門入口兩側樹立着希臘雕塑－騎馬者的複製品，至於火炬台則安裝在奧林匹克體育場北側入口處，高約 18米，重約11噸，採用鈦和不銹鋼製作[1]。在1992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期間，場館容納70000名觀眾，舉辦開幕、閉幕儀式及田徑項目，見証了安東尼奧•雷波洛利用弓箭點燃奧運聖火；埃塞俄比亞的黑人女運動員圖魯和來自南非的白人女運動員邁耶在女子10,000米項目最後一圈，手牽手共同跑向終點，象徵非洲種族大團結等經典時刻。
奧林匹克港位於巴塞隆拿東南邊，是地中海區域的第三大貿易港口和最受歡迎的遊輪停泊岸。因為港口曾是1992年巴塞隆拿奧運的奧運村中心地帶，所以得名。為了當年奧運會的帆船項目比賽，巴塞隆拿政府特意在這裡鋪設了寬50米，長4公里的沙灘。現時，奧林匹克港已經成為著名的陽光渡假聖地。湛藍的海水，白嵦嵦的遊艇，曬太陽的人潮，四處都洋溢著濃濃的地中海風情。而且每天都有數之不盡的海灘派對，擁擠熱鬧。走到奧林匹克港口區的碼頭大道，兩旁種滿棕櫚樹，襯托出慵懶的渡假感覺。兩座摩天大樓「雙子樓」矗立於海邊，配上城市內現代雕塑，摩登現代與街頭藝術融為一體。港口附近還開滿了多間特色酒吧，可以一邊看海享受陽光，一邊品味美酒佳餚與藝術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