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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在12/10，發表了一個台灣的特別報導。
　
這是繼疫情後，國際媒體最詳細、篇幅最長（近五千字），對台灣的報導。
　
我今早看過後，發現國內各家媒體都有節錄一些片段來翻譯，但就是沒有全文翻譯。
　
這篇報導實在太重要，不應該部分翻譯而已。
　
所以我就自己翻譯了。
　
基隆市議員 張之豪
　
原文在此：
https://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hongkong-taiwan-military/
　
※
　
Taiwan’s Turn
輪到台灣了

A REUTERS SPECIAL REPORT
China launches ‘gray-zone’ warfare to subdue Taiwan
中国啟動「灰色地帶」戰術來壓制台灣

在壓制香港的反抗後，中国轉向台灣，用異於以往的戰術，用意在於累垮島嶼的軍力，面對威脅時狀況並不甚好。目前未來的拜登政權將如何回應，仍是未知數。

By YIMOU LEE, DAVID LAGUE and BEN BLANCHARD Filed Dec. 10, 2020, 11 a.m. GMT （翻譯：張之豪）

台北 - 在鎮壓香港人的反抗後的數月，中国把注意力轉向代價更高的目標：自主的台灣。此島嶼為了與中国的軍事衝突，已準備了數十年，在某些意義上，這場戰役已經開啟了。

這並不是台灣長年擔心的那種，有著中国大军搶灘，終極大戰的軍事衝突。中国人民解放军，這個為數兩百萬的軍隊，啟動了一種「灰色地帶」的戰略。在這種非正規的衝突中，除了開火以外一切具備，用意就是「累垮對手」。

北京推出一波波的空中突襲，同時把當前對台的壓力戰術鎖得更緊，來潰散台灣反抗的意志力，台灣與美國的現任與退役軍官都這麼說。這些空軍，他們說，是配合兩棲登陸演練、海軍巡航、網路攻擊與外交孤立。

軍事衝突的風險是幾十年來的最高點。PLA战机意在恐嚇地飛越台灣領空，幾乎每天，有時一天出襲多次。從九月中開始，中国军机已經飛了上百次這樣的任務，根據路透社從台灣國防部的正式資料所得之。這些資料顯示，當台灣海峽，兩岸之間的衝突越高，中国就會派遣更多战机升空越界，包括他們最頂級的战机與轰炸机。

這些侵犯戰術「非常有效」，到去年都還是台灣軍事指揮官的李喜明上將告訴路透社。「你說這是你的花園，但你的鄰居一天到晚都在這個花園裡晃。以這樣的行徑，他們在主張這是他們的花園，而這個花園離你家只有一步的距離。」

在习近平統治下，中国加劇了PLA針對「攻台」的建軍發展，這是這個國家最優先的軍事使命，中国與西方分析家如是說。當香港、西藏與新疆，已在中国的最緊繃的統治之下時，台灣是中国共产党壟斷絕對權力的最後一個障礙。在去年一場重大演講中，习說台灣，這個被中国視為是一個中国省份的，「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他沒有設下期限，但不承諾放棄武統。

今年，北京的姿態有「明顯的轉變」，一個台灣資深的國安情報官員告訴路透社。中国的軍事與政府機構改變了過往的「口頭武統」，而是真的在準備可能的軍事行動，這位官員如此表示。

在週二的一場演講中，台灣總統蔡英文暗示了這個轉變。島嶼的民主正在遭受到「威權勢力的軍事威脅」，她如此警告，並未透露細節。「台灣每天都在面臨這個軍事威脅的壓力」。

李上將，台灣退役將領，相信唯一PLA還沒有全面攻擊的原因，是他們尚未累積足以完全壓制島嶼的火力。就算如此，中国過去二十年來的的軍事集結擴張，也代表它已經遠遠超越台灣，他說。「時間不在台灣這邊」，他說，「他們取得足夠的武力，只是時間問題」。

本社針對本篇報導中的細節，包括灰色地帶戰術，與整體對台戰略，詢問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書面回應，国台办表示北京對台堅決「和平統一」，這是個中国用了幾十年的修辭。他們還表示，路透社本篇報導中「所谓的专家的言论，毫无根据、纯粹道听途说、并且充满了偏见与冷战思维。」他們繼續表示「他们甚至对我国中央领导的荒诞评论，我们强烈不满，并坚定反对这种报导。」

台灣的國防部，在一篇聲明中表示，台灣正在升級海空巡邏，並且也在增進戰鬥準備，來制衡中国的灰色地帶戰術。台灣軍方「堅持『不求戰、不懼戰』，與離本島越近，我們就越主動反應的原則。」

就在威脅升高之際，台灣的軍方卻狀況不佳。

在訪談現任與卸任官員、現役與退役軍官、現役軍人、後備軍人、與美國與外國軍事專家，都指出台灣迫切的弱點。除了一部分的台灣軍方，包括空軍、特種部隊、一部分的海軍以外，幾十年來的孤立與歷任政府的軍事經費短缺，讓軍方已經外強中乾。

在任何中国進攻行動，台灣島上多數的貴重硬體將無法承受PLA精準的導彈射擊與空襲，現任與卸任台灣官員表示。如被攻破，堅強的台軍地面部隊的反抗，將會是在海攤上抵擋中军登陸與反空降部隊的最關鍵的一環，他們說。並且，台灣現役軍人，與西方觀察家則表示，台灣在備戰工作，訓練，每況愈下，尤其是陸軍單位。

一位義務役軍人對路透社記者表示，他在訓練時，真正親手射發的實彈只有30-40發，並且從沒有被教過卡彈該如何清槍。「我不覺得我有辦法打仗，」這位陳姓士兵表示。「我不覺得我是個合格的士兵。」

蔡總統在國內與在華盛頓都受到增加國防預算的壓力。她的政府在明年，打算增加一成國防支出，達到台幣4534億(160億美金)，以上為路透社根據政府公布數據的計算。

「軍武部門在縮減，」Grant Newsham，一位美國退役的海陸校官，去年多數時間都在台灣，接受台灣政府出資的研究計畫，評估台灣的軍事實力。「保護這個國家為她而戰，像是別人的責任似的，」Newsham說，現在他是日本戦略研究フォーラム的研究員。

台灣的國防部並不接受「台灣無法捍衛自我」或「貴重的硬體無法抵擋中国的攻擊」的說法。島嶼的空防已經被加強，並且它的「不對稱與運動戰力」已經被加強，國防部在書面上如是回應。

對习來說，拿下台灣是個比鎮壓香港民主運動還要更偉大的壯舉，但也是個更困難的挑戰。

PLA 军队從1997香港回歸起，就駐紮在香港。但此城邦的反對運動從今年春天起並非被軍方鎮壓，而是混雜著暴力警察執法、設立国安法，以及武漢肺炎疫情的爆發，讓政府得以禁止所有大型集會。

對习來說，他的夢，一統中国、復興中国、取代美國在亞太地域地位的最後一個反抗者，就是台灣。當蔣介石的中華民國在中國內戰中落敗，並逃亡到台灣來後，台灣從1949年起，就有效地維持獨立的狀態。

拿下台灣的北京，將給PLA傲視亞洲的地位。這將鞏固中军在所謂的「第一島鏈」的位置（北起日本、南至菲律賓、印尼婆羅洲，把中国沿海圍起來的一系列島嶼，通稱島鏈）。中国海军將可主導海運航線直達北亞，讓北京有足夠的槓桿以壓制日本與南韓。中国海军更因此得以自由地在西太平洋出入。

擋在這個美夢的，就是美國。如果中国武力併台，這對美國在此區域的主導權，將會全毀，多數軍事分析家相信，不論是「灰色地帶」戰術，抑或是全面戰爭，美國全球上的威信、在亞洲作為安全保人的角色，將被粉碎，他們如是說。

北京的自信，包括在南海的爭議島礁的軍事化，已經引發以美為首的反應。川普政府就已經提供新武器投入前線，並重整美軍在亞洲的部署，來制衡中国。區域強權如日本、印度、澳洲，都在強化與美國人的合作關係。

目前局勢，讓人看不出，總統當選人拜登，將如何回應习對台灣逐步升高的壓力。拜登團隊的發言人婉拒對本報導表示意見。

美國國務院的一位發言人說，中国「已經發起極具威脅的行動來威嚇台灣。」美國在防禦上對台灣的支持，該發言人說，是超越軍售的。「我們在訓練上也支援台灣，並也鼓勵不對稱戰力的軍事思維。」

自從美國在1979年，把外交承認從台北轉到北京後，美國政府就一直被法律所要求，必須要提供台灣自我防禦的方法。但華盛頓也一直維持「戰略模糊」的政策，不願把對台的安全保證明確化。

在過去三十年來，中军已經集結為數眾多的飛彈，並有龐大的海军，就是針對阻擋美軍而來。「台北無視自身的防禦，是危險的」，五位退役美國軍事指揮官告訴路透社：台灣在把自己的命運交給華盛頓，但華盛頓與其盟友，有可能在為捍衛台島戰爭中輸掉戰爭，或者也有可能來不及前來救援。

台灣國防部告訴路透社，台灣正在強化國防自主，發展國內的國防產業，並且也在國產國防武器上進步中，包括教練機與潛艦。

共产党领导人，一直以來都強調，北京比較希望看到不戰而統。北京的国台办，把當前的緊張關係，怪罪於台灣。「蔡英文的执政党与分离主义的支持者」，該辦公室表示，「与外部势力勾结并一直搞台独。」

但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台灣願意擁抱統一。在香港，對民主運動，越發嚴重的鎮壓逮補，只讓人看到，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將會變得如何。

任何「熱軍事行動」，對习近平與共產黨而言，都是巨大的風險，這是非常明確的。北京將被全球唾棄。雖然台灣有其缺陷，但要跨越130公里（80英里）寬的台灣海峽，並進行兩棲登陸，將會極度困難與血腥。台軍已經把每個適合登陸的海邊，反登陸部署了七十年，並且有能力痛擊任何被發現的攻擊部隊。

China’s ‘Gray-Zone’ Assault on Taiwan
中国對台灣的「灰色地帶」突擊

從九月中開始，中国開始派遣军机挑釁台灣的領空（ADIZ）。這個行動在實質削弱台灣的軍事能力，讓台軍要不斷升空攔截這些中国军机。

台灣國防部的推特，把中国军机的細節都公佈出來，從九月19日至今，擅闖台灣領空的中国军机，總共有19架。

因為這些原因，有些人相信，全面戰爭的機率很低。兩個駐紮於台北的外交情資顯示，從西方安全官員的簡報而來，他們尚未改變他們對發生傳統軍事衝突可能性的評估。「在中国方面，看不出來他們有在準備戰爭的跡象，」一個情資如是說。

（發動正規戰爭）對中国的風險，可以部分解釋，為何習，至今，採取這個「灰色地帶」戰術。中国不發射一顆子彈，就在消耗台灣的空軍戰力。

戰場就在台灣的防空識別區（ADIZ）。防空識別區是一個區域的領空之外，航空交通管制有權要求飛入的飛行器提出識別。當中国军机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時，台灣戰鬥機便起飛攔截。偶爾，地對空飛彈系統也進入警戒狀態。目前為止，多數中国军机被攔截的點，多半從西南方飛入。

中国這個戰術毫無鬆懈跡象。台灣國防部長嚴德發在十月時說，台灣空軍為了攔截中国军机，起飛了2,972次，要價台幣255億。國防部表示，一整年到十月為止，軍機共飛了4,132 個任務，包括攔截中国军机與飛行訓練。路透社計算，這與去年比，增加了129%。

海上也有壓力。上個月，國防部告訴立法院，今年到十一月止，台灣海軍軍艦出勤1,223次任務，只為了攔截中国军舰，比去年多了400次任務。

加速這些行動的節奏，中军得以施以不成比例的壓力在規模小很多的台軍身上。中国军队有2,000多架战斗机、轰炸机，與其他战机，比起台灣的400多架戰鬥機，（以上均出自美國國防部每年九月出版之中国軍事年度報告）

台美軍事專家都表示，只要這些壓力持續，假以時日，燃油費用、飛行員疲勞、戰機的消耗，都將威脅這個島嶼的空軍的軍事準備程度。持續性的威脅，也是要擊潰防衛者的心理武裝。

一位川普政府的資深官員說，美國層建議台灣，不用每次中国海军军机進入台灣西南的防空識別區，台灣就要升空攔截。多數來的军机，距離台灣本島還有100英里，雖然近，但還不至於對台灣造成實質威脅。「這實在是沒必要的消耗，」該官員如是說。

但台北不這樣看，當中军行動在九月18、19日達到巔峰時，卻也剛好是美國助理國務卿（經濟成長、能源、環境）的克拉克參訪台灣，並且參加許多人認定的台灣民主之父，李登輝前總統的追悼儀式時。克拉克是四十年來，美國訪台的最高官員。北京非常明確表達不滿。根據台灣國防部的追蹤資料，幾近40架中国军机，多數為战斗机、轰炸机，在該兩天中，飛越台灣領空。中国军机更幾度跨越敏感的海峽中線，這是個雙方非正式的航空緩衝區。

北京正在把這個熱點變得「前所未有的不穩定、準備要對撞與倒下」，Ian Easton，2049 計畫研究所的資深主任，一個在維吉尼亞州阿靈頓的專門研究中军的國安研究小組說。「我們可以說這個新的灰色地帶戰術是一個繃緊神經戰爭」。

中军主要靠三種軍機：反潜机、电子作战机、空中预警机，來進行它闖入台灣防空識別區的一般性任務。台灣、美國、與其他西方軍事情報官員表示，這種飛機的使用，讓中军得以搜集島上國防情資，以及該區域內，台灣與其盟友的潛艦動態。

中军在台灣海峽的演習「要保卫国家主权」，並要針對「外来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势力的挑衅活动」，北京国务院国台办如是說，「我们永远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中国的领土分裂出去。」

台灣最大的挑戰之一很基本：把陸軍員額填滿。

台灣逐步在從徵兵制轉換為志願募兵制。大家都同意，志願兵的訓練很紮實。但最近的義務役兵就不是如此了。

路透社從政府內部資料與報告查詢，也透過訪談現役軍人、義務役與後備軍人，發現，這個轉變的管理非常有問題。台灣近年來為了在第一線保持足夠的人力（高層評估約188,000的職業軍人），始終難以達成。國防部長嚴德發在十月22日在國會中答詢時表示，軍方將會在今年底達成九成的入伍率。

台灣還有徵兵制，但役期在2013年時，從一年被刪減為四個月。這對有用的訓練來說，非常不夠，並且教學也非常不足，六個近期入伍與退役軍官這麼說。

在去年四個月的兵役中，24歲的海軍義務役林姓士兵，在高雄軍港，他在兩艘軍艦的甲板上總共待的時間是40分鐘。訪談中，他表示他發射過16顆子彈，彈匣是別人幫他裝的。在他同梯的400個同儕中，只有一半的人能游規定的50公尺游泳標準。

「這四個月的訓練根本就是浪費時間，」林姓士兵不願透露全名。在台灣，軍事從業人員如果透露軍事行動內容，是有可能觸法的。「我寧可去工作。如果他們想訓練我們，他們就該好好做。」

另外一個24歲的陳姓士兵，形容他的武器訓練。在現代軍隊裡，訓練生可能射擊上百發子彈。陳可沒有：四個月裡，他說他兩次用步槍擊射了六發與十發子彈，距離射擊目標25公尺遠。他也在175公尺的距離，射以上的子彈數目，兩次。

他說他有被教導怎麼換彈匣，但沒有人教他如果卡彈時如何清槍。陳說，他也有被訓練操作反坦克飛彈與榴彈發射器，但他150個同梯同儕中，只有一成的人被選中來操作這些武器。

「他們只有教我怎麼使用步槍，」陳說，「剩下全部的訓練，跟實際戰爭都無關。」

國防部說，他們已經在增加訓練的強度。義務役現在被當做後備軍隊，特別著重在城市游擊戰與體能訓練。教召訓練則著重在單位集結與海灘防衛，都市戰與重點設施保衛。所有義務役在步槍訓練的射擊彈數將會是現在的三倍。

全職軍隊，問題重重的移轉，造成了後備軍隊的毀壞，後備軍隊是該島供給全職單位與擊退入侵軍隊的關鍵。台灣軍事與外國軍事專家表示，2百31萬的後備軍隊，只存在於紙上。

「後備軍隊真的是一團糟，」Newsham表示。「差不多完全無用。」

一位後備軍人表示，一至七天的教召訓練完全就浪費時間在無用的演練、演講與影片上。毫無任何切實的訓練，或在面臨危機時，任何行動清楚的解釋。

一位李姓後備士兵表示，他去年去參加五天的教召訓練，從他2015退伍以來，是第二次了。他表示這經驗是「交朋友的機會」。偶爾，教官知道學員感覺無聊，就會停止演講，讓學員彼此自我介紹。李的同梯後備士兵，一個汽車業務員，利用這個機會，談成了一筆生意。

「我很確定我沒有被完善訓練好來打一場戰爭，」李說。「教召訓練只有五天，我們只射擊了一次。」

有跡象顯示，蔡政府很努力要增強戰爭準備度、火力，以及改革後備體制。十月時，嚴德發部長出示了一份改善後備訓練的計畫，有268,000人的後備部隊，如果遇到緊急狀況，可以馬上動員，加入現有軍力。在每年七月，在中台灣舉辦的漢光演習，兩個營的後備軍人被集結來參與這個與現役職業軍人一起參加的實彈演練。一個對台灣國安準備很熟悉的資深台灣官員告訴路透社，美國一直在告誡台灣應該要把後備軍人納入到軍事演習裡。

島上知名的軍事政策論者，主張要有更激進的改變。最有名的莫過於李喜明上將上將，前參謀總長，已經把他的想法訴諸於一些報章投書。

去年，在他退休前，李提出島嶼應該避免跟強大的中国進入到拉鋸戰。反之，李認為台灣應該要準備好吸收中军的飛彈與空襲。重點是，他主張，在重要硬體設施包括戰艦與戰鬥機已經失去的時候，仍要保留反擊入侵部隊的能力。

李喜明的核心主張是幾個變革：一、台灣應該要維持少數大型、昂貴的武器，來維持人民的士氣與反擊北京的灰色地帶戰術。與此同時，島嶼應該配以大量的小型、便宜但致命的武器，包括移動式遠程反艦導彈、便攜式防空飛彈、進階海雷、飛彈快艇。偽裝好並分散在都會、海岸、山林、與山區，這些武器將會讓中軍難以尋找也難以摧毀，並可以在入侵部隊碰到陸地前就痛擊對方。另一個重要的要點，是後備軍人與國民兵單位的改革，建立起城市游擊戰單位。這些部隊將在中军上岸後，繼續與其纏鬥。

目前，蔡政府會不會採取李喜明上將的提案，尚未明朗。但李的想法，華盛頓有不少人很喜歡。立場明確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Robert O'Brien，歐布萊恩，在十月表示，台灣應該在軍事上「把自己變成一隻豪豬」，他表示，「獅子通常不喜歡吃豪豬。」

李喜明，反之，說台灣不該依賴美國的幫助。

「你要怎麼防衛台灣？我總是聽到美國會介入，」他說。「我們有什麼理由去相信美國會犧牲自己的孩子的生命來保衛台灣？」他表示「我只能信任我自己阻止別人霸凌我的能力。」

Waiting for Biden
等待拜登

By DAVID LAGUE and MICHAEL MARTINA

美國總統川普，非常關鍵地增加了對台的軍售並增進雙方的互動。當喬拜登在上個月的選舉中擊敗川普後，台灣人民非常焦慮在等待與觀望美國新政權是否會繼續川普的路線。

美國國防部資深官員，David Helvey，在十月一場演講中說美國正在鼓勵台北盡可能多買岸防巡航飛彈系統，以及地雷、機動火力與監控器材。他說這將給台灣戰勝的機會「這是他們不能輸的一場戰爭。」

還有很多武器還在路上。十月，川普政府核准台北求購的四百枚魚叉反艦飛彈與相關的發射器，運輸艦與雷達系統，都將大幅增加台灣對抗海軍與兩棲攻擊的防禦。在同月，又核准了135 個空射巡弋飛彈的軍售給台灣空軍。

這些飛彈將提升台灣攻擊中军的军舰與中国沿岸的地上目標的能力。台灣同時也在加速自己國產的的反艦、防空、陸上飛彈系統。

北京對川普時代的風向很不滿。它想要美國馬上停止對台的軍售與軍事交流。北京国台办表示，台灣是「中国的国内事务」而軍售是「赤裸裸的军事威胁和挑衅，不自量力，企图勾联外部势力以武谋独，加剧台海紧张」。

加強台灣自我防衛能力在美國擁有跨黨派的支持，台灣國防部這樣告訴路透社。「下個美國政府會繼續這些承諾，」意指最近的軍售。

拜登的交接團隊拒絕對這篇報導表示意見。有一些拜登過去的言論，確實造成台灣一些疑慮。

2001年，共和黨布希總統表示美國對台灣有防衛的承諾，拜登參議員隨即批評，這並非在台灣關係法中被明確寫出。這部法律規範了美台關係的互動原則，是四十年前美國與北京建立關係時，通過的。

但拜登說這些話是早在中国足以威脅美國在亞太區域的主導地位以前說的。在2020選舉時，拜登主張要加強與台灣「與其它同樣理念的民主國家」的關係。

拜登的外交政策圈也認知到美國的必要考量已經從一個正在崛起中的專制中国，變成了一個主動要改變國際體制的中国。

拜登的國安顧問，Jake Sullivan，沒有回應本報導的疑問。但在一個他曾共筆於「外交政策期刊」五月所發表的文章中，Sullivan 有抓到台灣議題的核心。

「人民解放军從不掩飾自己正在擴張足以征服台灣的軍事投射能力，」該文章寫「這個發展將在一夜間破壞區域權力平衡，並且讓美國對西太平洋的安全承諾，被疑慮。」

Additional reporting by Humeyra Pamuk in Washington, D.C. and the Beijing Newsroom.
Taiwan’s Turn
By Yimou Lee, David Lague and Ben Blanchard
Graphics and illustration: Maryanne Murray
Photo editing: Kerk Chon
Design: Catherine Tai
Edited by Peter Hirsch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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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國為何當時不能一統天下？｜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歷史學者周振鶴曾在《假如齊國統一了天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反歷史假設：如果戰國末年不是秦國而是齊國統一中國，那可能帶來一種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

與當時的中原各國相比，齊國無疑是個異類，但就國力而言卻是個強大的異類：在春秋五霸中，齊桓公是最先稱霸的，戰國時齊威王任用孫臏，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之戰中大敗驕橫的魏軍，「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在很長時間裡，齊國一直是東方國力最盛的國家之一，周振鶴據此認為：「秦的統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魏、齊、楚都曾經強盛一時，尤其是齊國，始終是秦實行統一的最大障礙」，他假想如果在統一天下的進程中是齊國佔上風，那麼「似乎可以說，中國走另一條道路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假設，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齊國的這種社會制度並不能幫助它在戰國晚期諸國激烈競爭的局面中勝出，由它來統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說是不存在的。

打造戰爭機器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東方創建齊國，被授權專徵不守王命之方國，這一專徵大權遂成為日後齊國開疆拓地的合法根據，故西漢末年劉向《說苑》稱「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功也。」在直至戰國中期的數百年裡，齊國作為東方大國很少受到能威脅到其存亡的強敵進迫，戰敗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圍乃至遷都，既然足以應對國外挑戰，那恐怕也就不會被倒逼改革。晏子「二桃殺三士」之舉恐怕更多是著眼於消除不穩定因素，重建國內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統一天下，那麼戰國時代的政治演進已表明一個殘酷的現實：無論士人如何設想理想的「天下」，最終要「定於一」，事實上還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戰爭機器。此時的戰爭形態與春秋時貴族武士之間那種謹遵禮制的車戰已大為不同，而需要國家力量、資源的總動員化，但齊國的軍隊組織卻甚難適應這一挑戰而及時轉變。

在齊國，有一點乍看起來相當矛盾：中國軍事史上公認的兩部偉大軍事理論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的作者都是齊人，但齊軍的整體戰鬥力在同時代人中的評價卻不高。孫臏圍魏救趙時便曾明白承認：「彼三晉之兵索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到戰國末年，荀子作為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的大學者，對齊軍理應知之甚多，但他對齊軍的評價卻極低，認為是「亡國之兵」，因為齊軍過分推崇個人技能、在意物質獎勵，遇到弱小的敵人還能有用，遇到大事強敵就渙散了。在他眼裡，秦軍戰鬥力最強，魏軍次之，齊軍最差；但講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齊國最發達，三晉次之，秦又次之，兵學自東往西傳。

荀子所描述的齊軍，在某種程度上仍遺留著兩三百年前田開疆等三士那種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推崇，整體協同作戰則較差，這一好勇鬥狠的單兵作戰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這一民風頑強地保留下來，直至西漢初年，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仍然評價說，齊國風俗「怯於眾鬥，勇於持刺」，也即對群體性搏鬥消極，而對單兵較量卻非常勇猛，這與齊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質是密不可分的，管子等政治家的傳統治國思路也注重對人的私慾因勢利導，主張順應人的私慾才能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結果這在促進「民富」的同時，也使齊軍將士的個人英雄主義更為功利。直至西漢時，龔遂為渤海太守，仍發現「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於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氣「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見到「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也正因此，齊國被迫在軍事理論、尤其是軍事謀略上入手來彌補其整體戰鬥力不強的弱點，這便促成了孫子這樣的兵法家興起。張華松在《齊長城》一書中指出：「齊國對外戰爭敗多勝少，但發達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種種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齊國的兵家文化獨領風騷，先秦時代的著名軍事理論家和兵書戰策也就大多出自齊國。以孫武和孫臏為代表的齊國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他們所強調的首先是防禦，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通過‘伐謀’、‘伐交’的手段而制敵取勝。」

此種注重單兵格鬥技能的軍隊，在面對與較弱敵人決戰時往往表現尚可，其最大的弱點恰恰是難以適應戰國中後期那種曠日持久的慘烈集團作戰。孫子兵法雖然注重謀略，但同樣強調軍紀（故有「三令五申」、殺人立威之舉），那恐怕是因為他所生活的時代（約前545－約前470）正處於「二桃殺三士」之後那種弱化個人作戰技能而強調高度紀律約束的新作戰模式。個人的英勇在春秋時代的車戰中尚有發揮餘地，但公元前541年，晉國大夫魏獻子打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獨立的步兵方陣。魏國在戰國初年稱霸一時，恐怕依靠的就是這種步兵作戰中高強度的軍紀（荀子稱讚魏國武卒能負重帶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這沒有極強的軍紀約束是不可能的）。這種軍事模式由晉國開創，推動社會結構性調整為中央集權制，因而三晉在戰國時代法家和縱橫家最為發達，主要法家人物和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自三晉。

軍事史學者李碩認為，自春秋末年步兵成為戰場主力兵種之後，「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戰術則是列成密集的隊形，與敵軍進行面對面的砍殺肉搏」，到戰國時代，中原各國均已確立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軍隊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志，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們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相比起來，漢代的匈奴人則從不與中原軍隊主力進行硬碰硬的正面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這與匈奴遊牧社會的權力結構有直接關係，因為匈奴單於並不是能驅使戰士投入這種決死戰鬥的絕對君主。反過來，當時名將李廣雖然個人騎射技能極高，但他之所以在對匈奴多次作戰中未立大功，反而幾度覆軍敗績，正是由於他作戰依靠個人英勇而非嚴整的軍令紀律。直到東漢末年騎兵成為作戰主力後，才再度出現一個主將親自披甲上陣、與敵軍肉搏血戰的英雄時代。

在戰國時代那種步兵密集陣型長期作戰的模式下，齊軍的弱點就暴露無遺了。這道理不妨以足球運動為例，曾任中國男足國家隊外籍主教練的霍頓說過：「中國球員並不缺乏技術和體能，缺的是整體意識。足球是集體項目，整體不行就消耗了技術和體能。」2002年世界杯中國隊首次進入32強，結果三戰皆負，淨輸９球而未進一球，在觀看中國隊０：３敗給土耳其隊後，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足球是一項集體運動，但中國隊的隊員們顯然不喜歡依靠集體的力量，場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單打獨鬥，並最終丟了球。」

這在作戰中也一樣，古羅馬時代的日耳曼戰士雖然悍勇，但他們缺乏紀律、各自為戰，最終還是抵擋不過羅馬軍團。由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對軍陣的相關記載較少，羅馬軍團可以啟發我們這種步兵作戰模式的特點：其關鍵在於紀律約束之下的強大作戰耐力，因為「羅馬的軍事體制能夠讓其部隊的基礎構成天生具有一種可替換性，因而更易於混合與匹配」，其結果，就算前方士兵倒下，後方的多行陣列也能像輸送帶一樣進行更替，因而「這種佈陣在遭受正面進攻時幾乎不會被擊敗，從而令軍隊得以穩步推進」。戰國後期的秦軍也是，其戰鬥力不是來自出眾的單兵技能，而是「秦兵耐苦戰」，堅忍頑強，穩紮穩打的作戰意味著依靠消耗和逐步推進，當軍隊不存在重大武器差距時，戰陣的人數與耐力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各自為戰的武士很難與這樣的戰爭機器對抗。

這一戰爭機器需要社會結構的整體改造，因為這意味著與社會制度之間構成一個功能性的相互聯結的複合體才有可能。如我們所知，在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制下，也能產生這樣紀律嚴密的步兵方陣，但在中國當時，唯一能鍛造這一戰爭機器卻只有郡縣制之下貫徹國君意志的軍國主義國家。因為戰國時代以步兵為核心的新軍隊，是以社會的全面徵兵為基礎的，這就不能像春秋時那樣還把軍事作為一小部分貴族武士的專屬事務；其次，如何訓練這些應徵的農民士兵，使其遵守紀律，也是當時政治思想家無法迴避的問題。這都促使戰國時代的政治家們持續關注「民」——與此前的「士」和「國人」憑藉血緣性結合的共同體不同，在封建解體之後，人力的動員機制主要是依靠郡縣鄉里的行政系統來發揮作用的。

按杜正勝在《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一書中的論述，郡縣制正是在離都邑較遠的新辟領土上開始萌生的，「秦漢統一政府的地方行政系統可能是從封建時代天子或諸侯直轄地的行政組織蛻變而來」，到後來則將逐漸沒落的封建世族採邑逐漸納入中央權力管轄之下，隸屬於中央設置的縣，「國都以外的鄉大概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逐漸完成，城邦意義的‘國’被縣取代」，「縣」的本義就是「懸系」，指其地與中央政府直接統治之地區不相接壤，如以線繫於國都。戰爭越劇烈，內外新並的土地越多，則國君直領的縣也越普遍；而郡或是特殊的大縣城，多從邊疆軍事區設起。春秋以前零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景觀，至此被逐漸改造為中央權力垂直所屬的嚴密行政體系統。

這套制度，眾所周知是在秦國貫徹得最為徹底。這不僅確保了秦軍源源不斷的人力調配，而且鄉里告發、連坐等制度也使得臨陣脫逃變得更難——因為逃回老家肯定會被發現，而父老也不敢冒險隱瞞。與此同時，秦國又實行最嚴格的金字塔式階級制度——軍爵制，根據戰陣上的表現決定士兵一生的榮辱，這就在用外部紀律堵死其退路的同時，又給耕戰之士提供內在的激勵。杜正勝一針見血地指出：「唯有像秦國徹底勵行等爵制，授爵必以軍功，耕戰合一的齊民階層才有遠景、有生氣。但在山東列國我們卻絲毫嗅察不出等爵制的氣息，根本原因是軍功祿賞不能塑造身份制。」在魏國，當兵這條路的極致也不過就是豁免租稅繇役，個人前程是指望不上的；而在齊國，士兵作戰最多只能因立功而獲賞金，這順應齊國發達的功利文化，但卻無法因軍功而授爵。

這恐怕就是齊國這架戰爭機器的問題所在：它既無法像秦國那樣有絕對權威迫使士卒投入長期艱苦的殊死作戰，又不能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進取動力。其結果，齊國保守有餘而開拓不足，齊人的戰鬥力只有在遭受外敵入侵時才能被充分激發出來。

齊國的悲劇

公元前284年，齊國滅宋，此舉貿然打破了長久以來的各國力量均勢，引起諸侯震恐，結果五國聯軍伐齊，齊國一度只剩下即墨、莒二城未下——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均是齊「五都」之一，原本就有著相對獨立的政治根基。雖然齊國國力此後在田單復國主政之下迅速恢復，但它作為當時東方的強國，竟然這麼容易就被擊破——在戰國七雄中，除了最弱的燕國之外，沒有一個大國像齊國這樣在一兩次決戰失敗之後就陷入近乎亡國的危難境地，這意味著它的軍政體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漏洞。

齊國採用五都制而非郡縣制，因而編戶齊民並不徹底，被燕軍輕易攻下七十二城，正表明其社會組織結構不夠堅固嚴密，因而當決戰失利後，不能作頑強耐久的抵抗。本來，管仲為齊桓公所規劃的治國方略，雖然也是「分畫都鄙而集權中央，獎勵農商以充實國富，修整武備以擴張國威」，但仍是在舊制基礎上的順勢而為：整理賦稅、發展農商，在國家有充足財力的基礎上，再將軍令寄在內政上，由保甲制度來獲得穩定的軍事力量。不僅如此，管仲還將齊國分為21個鄉，其中６個鄉不用服兵役，專職作為工匠、商人來替國家生產。這樣做的結果，便是使齊國首都臨淄成為戰國時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城市，但也正因此，齊國在戰國時代採納新制度上比其餘六大國更為遲緩，何必呢？它現在這樣也過得好好的，何況多元分權的社會構造本身阻止它作出這樣徹底的變革。

這裡也再次體現出齊國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卒無法通過軍功獲得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這恐怕正是由於貴族世家的強大。在當時的楚國，縣之首長稱「公」，多由強大氏族出任，但不能世襲，也有非貴族出身者，縣雖有相當高自主性，但似仍須向中央政府繳納賦稅；這種直屬於國君的「縣」性質上還不同於秦之郡縣，但相比起來，實行五都制的齊國甚至像楚國這樣程度的郡縣都沒有，由此可見其集權程度之有限。

對活躍經濟、學術自由來說，齊國的這種政體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好處，因而它在這些方面均表現突出，然而在戰國時代的激烈戰爭中，相對分權、保守的政治結構卻使得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己的所有潛力。既然對齊國士卒來說，平日生活也相對寬裕，而打仗所積累的戰功也不過只是財物上的一些好處，那自然更沒人願意冒生命危險去幹這樣的事。二戰時日軍戰鬥力最差的第四師團就多來自大阪的商人，他們圓滑惜命，不願打硬仗，卻善於經商。抗倭名將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便曾明確提出，徵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他甚至說，這樣的兵就算由韓信、白起來管教也是帶不好的。在這種情況下，齊國不僅軍隊戰鬥力不夠頑強，恐怕自身就缺乏對外擴張的內在動力。

由此也能解釋另一個歷史謎團：在戰國七雄中，相對於其餘六國，齊國為何在領土擴張上表現得相對消極？蘇秦在遊說齊宣王時就說，齊國富強，但卻是「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這恐怕不僅是由於齊國政治上不振作，也因為它比其餘大國都更依靠工商業，也就相對不那麼看重領土擴張所帶來的農業產出收益；不僅如此，由於新並領土在各國的慣例都是直屬於國君，那對於分權的齊國權力政治來說，內在的動力也不強，因為各大貴族恐怕也並不那麼希望看到國君力量繼續膨脹。

當然，齊國在領土擴張上也有短暫的輝煌：前314年齊軍三十天內攻滅燕國，佔領長達兩年；前284年齊軍又滅宋，但這兩次擴張都沒能維持有效佔領，第二次甚至差點帶來亡國之禍（前284－前279年燕攻齊之戰）。可以說，這兩次對外擴張都是齊宣王、齊湣王父子兩代國君好大喜功的結果，他們的黷武恐怕正是君權膨脹的結果，但卻缺乏秦國那樣穩紮穩打的軍事推進加上行政系統管理所促成的有效佔領，結果反而徒然招致各國的敵意，埋下自身衰亡的種子。此前齊國也曾多次組織合縱反秦，但正如《齊國史》所言：「齊國在策略運用上有致命的弱點，每次合縱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卻沒有給秦國以實質性打擊，在兼併土地方面也幾乎一無所獲。」這些都表明齊國的軍政體制在對外戰爭中無法應對新局面，這些戰爭非但沒能增強自己的實力，反而消耗了國力，將自身的弱點暴露無遺。

只有在外敵將齊人逼入絕境時，他們才真正爆發出來。燕軍圍困即墨時，殘虐俘虜、挖掘墳墓，即墨人見狀「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這正表明重視宗族的齊人最深沈的鄉族意識被激發之後能轉化為極強的戰鬥力。總體來看，齊國這樣一種政治體制很難產生對外擴張的持久內在動力，滅燕、滅宋這兩次對外戰爭都只不過是黷武君主的一時心血來潮，這最終不是增強而是削弱了齊國的力量。尤其到戰國末期，面對秦國越來越高效運轉的強大軍事機器，實難想像齊國有任何希望統一天下，它最多只是期望自保，因為兩度亡國復國的歷史事件已清楚地表明：齊國的力量源泉是在本地鄉土，這才是真正能激發齊人為之奮戰的事物。

對如今的中國人來說，這段歷史實在令人感慨：齊國的政治體制看似保守落伍，但以現代眼光看來，它卻又是比秦制更「先進」的，尤其能保障社會經濟、文化學術的活潑多元，然而在面臨激烈戰爭逼迫時，這卻使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身的所有力量，最終落敗。這不僅是齊國的悲劇，也是後來中國歷史上再三出現的局面：兩宋、明朝這樣經濟文化更為繁盛的複雜社會，卻敵不過組織更簡單的外敵。其結果，直到進入近代，中國社會在發展到更為繁榮的階段時，始終無法找到一套有效的機制將之轉化為自身的力量，這反倒成了自身的弱點，最終趨於向內坍塌。我們不必去遺憾為何齊國不能統一天下，因為那本就不可能，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齊國的悲劇就是傳統中國國家的悲劇。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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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台灣史

臺灣人不能忘記這個日本人

近代臺灣，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恩人，這兩個人都是日本人，今天我來講講其中一個不太被世人知道的，為何此人不被臺灣人知道呢，我最後再介紹，這個人叫根本博。

1.撤出日僑

根本博1891年6月6日生於日本的福島縣。他於1944年11月就任為駐蒙軍司令。隔年8月日蘇戰爭爆發，蘇軍開始入侵滿州國。該月15號日本投降後，蘇聯紅軍也沒有停止進攻的跡象。為了保護滯留在該區域一帶的四萬名日本移民，有被問罪並切腹謝罪的覺悟下，根本博向日軍守備隊下達此一命令：

“不問理由如何，斷乎將侵入陣地之蘇軍一律擊滅，對此的責任一切由本司令官負責。”

在拚命守護平民所搭乘的列車及路線過程間，曾幾度嘗試與蘇軍進行停火談判。對於不停進攻的蘇軍甚至還不得不進行白刃戰。在中國共產黨的八路軍也前來為蘇軍助陣後，更是拼死擋住了進攻。

8月19日與蘇軍展開了長達三天三夜的血戰，在根本博指揮下的日軍拼死還擊，而令蘇軍喪失鬥誌。因此日軍自8月21日開始撤退，最後的隊伍於8月27日回到萬裏長城退回關內。前來迎接的駐蒙軍參謀長淚流不止，感謝根本博拯救他無法拯救的日本平民4萬人。另一方面，在8月20日自內蒙古逃出的四萬名平民，在三天三夜的跋涉後到達天津，並搭上歸國船隻回到日本國內。

1946年8月，作為最高負責人的根本博，於滯留在中國的日本人回國，及北支那方面軍的35萬將士復員結束後，搭乘最後的歸國船隻回到日本。

戰爭結束時，中國大陸的日本軍人均屬以及一般僑民合計有600萬人，蔣介石對日軍的撤退做出了協助的姿態，本來應該以運送自己軍隊最優先的鐵路，盡可能用來運送日軍及其日本僑民的運送。使得當時除了蘇軍占領下的滿州和山西一部分地區以外，日方估計要花10年才能撤退完畢的預想，10個月就完成了。

日本衆議院議員大久保伝蔵當時視察了接受撤回日本的碼頭後發現，與從東南亞，滿州或朝鮮返回日本的幾乎赤手空拳的人相比，從中國本土撤回的人居然還拎著大皮箱等行李，實在是令人驚訝。

2.偷渡臺灣

根本博復員並歸國後，回到了位於東京鶴川的家中。鑒於中國局勢大致上已決定國民黨之失去中國政權，在1949年1月蔣介石辭任總統一職後，一說為回報蔣介石的恩情（無條件讓日本國民4萬人及35萬將士歸國、維持天皇君主制不變），加上當年在南京擔任使館武官時即與蔣介石為舊識。

這裏要詳細提一下，根本博與蔣介石是北伐時期的舊識，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時，蘇軍南下攻打駐蒙日軍，共軍也趁國軍來到前要接收日軍，第一軍元泉馨少將幹脆率軍先投了閻錫山，助閻守太原。

總之，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根本博得到老蔣的協助，順利將35萬部隊與45萬日僑遣送回國，自己也免於「戰犯」追訴。

據根本博回憶錄說，戰後老蔣在書房裏召見他時，侍衛長商震上將、戰區司令官孫連仲上將都站著，老蔣卻拉著他的手請他坐下，沒有一絲戰勝國的驕傲，讓他感激在心。因此一接到蔣的「密令」，立刻召集舊屬，準備赴華「報恩」。

根本博典當了一些細軟，賣掉自己的財物做為渡航費，另外也找了原上海貿易商的明石元長及「東亞修好會」，準備秘密渡航去上海。但船還沒出發，湯恩伯就準備棄守上海，根本博於是轉赴臺灣.

他們從宮崎縣延岡沿岸一帶出發，搭乘的是一首90噸重的機帆船「捷真丸號」，南下途中不料遇上了臺風。「捷真丸號」在琉球海域沈沒時，被美國軍艦救起，經過一番詳查，美軍竟在6月10日將他們7個日本浪人，用軍艦送到基隆。

1949年7月10日，根本博與翻譯吉村等人到達基隆，但因當地憲兵與警員並不知情，秘密渡航的幾人皆被禁錮。隨後，根本博下獄的報告傳達到國軍上層（彭孟緝中將、鈕先銘中將）後，待遇便一口氣轉變。於8月1日轉移到臺北的北投溫泉靜養。

8月中旬，由湯恩伯居中協調與蔣介石會面。同年8月5日美國政府向國民黨表明將中止軍事援助，當時孤立無援的蔣介石，根本博得出現正中下懷，便接受了根本博的協助。也有部份資料指出，根本博幫助蔣介石得動機並不單純是報恩當年為撤退日本人，也有藉機一展長才之意味。

根本博到臺灣後，老蔣又驚又喜，原來老蔣根本沒發什麽「密令」，這「密令」是投共之前的北平傅作義將軍發的。據根本博回憶錄說，他們七人到基隆後，臺灣當局不聽美國海軍的解釋，以致他們被扣押了一個月。

尤其晉見老蔣之前，通知他們理發沐浴更衣時，他們都以為會被槍斃了。結果老蔣召見後，令曹士征在日本致送他們七人家屬補助金，並請他們立刻赴金門協助湯恩伯。

根本博一行人的行動，被港日媒體大幅報導，連美國「芝加哥論壇報」也轉述。最誇張的有「蔣在日本招募十萬義勇軍協防臺灣」、「蔣在日本招募義勇航空隊協防臺灣」。

當時日本軍人回國後，不但生活無著落，美軍也不準他們從事公職，社會也瞧不起這些戰敗的軍人。根本博的新聞一出，日本回國軍人（尤其是飛行員），一大堆人擠到駐日代表團要報名，震動了盟軍總部。

結果根本博一行人的新聞，讓盟軍加強安檢，原本老蔣與岡村寧次的布局也被牽連，「義勇軍」胎死腹中，縮水成了由化名「白鴻亮」的富田直亮少將組成「顧問團」，也就是一般人熟知的「白團」。

由此很多人會將根本博與白團混為一團，其實根本博與白團沒有任何關系，而且白團的人與根本博關系相當不好，這個後述。

2.金門決戰

根本博於8月18日由臺灣渡行至廈門，化名「林保源」（源，根本之意也），作為湯恩伯的第5軍管區司令官顧問，被任命為中將。

湯恩伯禮遇根本博，並以日文稱他為「顧問閣下」，言聽計從。由於國軍在中國大陸戰場連連失利，根本博向湯恩伯建議，將國軍撤退到舟山群島、一江山、大陳島、金門與馬祖，拉長與共軍的戰線，保障臺澎，並伺機反攻，獲得蔣中正的肯定。

同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久，廈門失陷，國軍演變為必須在金門島決戰，根本博也著手策劃塹壕戰。

10月9日至10月15日爆發大小嶝島與角嶼戰役，根據第四十五師師長勞聲寰的訪問記錄，當年十月初軍事會議，湯恩伯指示兩個團進大嶝，一個加強營進小嶝及角嶼，勞聲寰認為兵力太分散，應集中防守本島。

湯、劉汝明、根本博均堅認：大嶝、小嶝不守，則金門無法守。勞聲寰當場和根本博辯論，最後勞抗命僅派一營長率一連一排守小嶝與角嶼；後大嶝損失一個半團又近一營後失守，勞認為這是決策缺失造成的結果，連同之後小嶝、角嶼犧牲一連為無謂損傷，金門本島也未因該兩小島失守而喪失。

隨後的10月24日，根本博在金門島協助指揮古寧頭戰役，使解放軍陷入布袋戰術，並利用坦克射擊解放軍的船隻切斷解放軍的退路，殲滅了登陸的中國人民解放軍9086人，余部屆數被俘，成功死守了金門，根本博因此獲得「戰神」的封號。

金門大捷後，根本博參與國軍教育訓練的活動。1952年根本博離臺前夕，蔣中正為了表達感謝，特地將自己珍藏的一對特製花瓶拆開，將其中一支贈送給根本博。

花瓶原先一共有六支（三對），是蔣中正在一九四七年時，特地請江西景德鎮名家燒製，其中一對送給英國伊莉莎白女王做為結婚賀禮，另一對送給日本昭和天皇，蔣自己留了一對。

金門古寧頭戰役國軍大獲全勝後，根本博又協助湯恩伯防守舟山群島。雖然根本博比起其它軍事顧問不同，他是直接參戰、功勞很大，而且官階輩分都比白團最高長官的富田直亮少將還高。

但「白團」成員一起抵制他，更嚴重的是為了防守舟山群島，他赴日本以「漁撈」為名，買了33艘機帆船，卻因一位前海軍中將在口角時殺了一個流氓，引起日本海上保安隊的追捕。

3.那些後事

根本博的行動不夠保密，以致連累岡村寧次也被盟總麥克阿瑟約談，而中國代表團團長朱士明也收到盟總的警告，招募「義勇隊」計劃胎死腹中，讓老蔣非常不滿，於是先遣送其它六人回日本。

而化名「周誌澈」的吉川源三中佐，又侵吞了其它幾人的安家費，在日本成了重大新聞。老蔣擔心連「白團」也沒有優秀的日本軍人來參加，終於一怒之下，將根本博也遣送回去。

根本博於1952年6月25日，搭乘民航空運公司（CAT）機回到日本。在日本，3年前秘密偷渡的事件獲得不起訴處分。

之後根本博在鶴川的自宅過日，1966年5月5日，在孫子出生的第一個節日後，因健康狀況惡化而入院。同月21日曾一度出院，但於24日突然死亡。享年74歲。

根本博逝世後，當時根本博渡臺的消息是極機密的，原因在於國民黨接收臺灣後的政治情勢，也因此古寧頭戰役參戰的日本人以及協助，其歷史意義，甚至是否確有其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都不為臺灣人所知。

蔣介石的國民黨一直是可以講美國援助了他，但如果讓大眾知道戰敗後的日本援助了他。講出來會給他抗日的光彩抹上陰影，所以是上不了臺面的事，由此根本博只能一直再臺灣歷史上做後臺英雄鮮為人知。

塵封的歷史，直到2009年10月舉辦的古寧頭戰役戰死者追悼會上才打開蓋子。竭盡全力協助根本博當年出國的明石元長的兒子明石元紹，負責根本博翻譯並與他長年一起行動的吉村是二的兒子吉村勝行，及其他日本軍事顧問團的家族皆受中華民國政府所邀請，並與當時的中華民國馬英九總統會面。

另外在明石元紹與吉村勝行回國前，中華民國國防部常務次長黃奕炳中將在媒體前以「國防部代表」聲明：「當年古寧頭戰役，感謝日本友人協助，可以說是雪中送炭」。至此，中華民國政府才算是正式公開古寧頭戰役參與的日本人及協助。

以下所有照片均為本人2019年7月29日在金門島古寧頭所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