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恩師永世情
我的哈佛法學院指導教授孔傑榮(Jerome A. Cohen)於7月1日歡度九十歲華誕,受業學生為他出版紀念文集。我這篇在書的序文裡,希望您喜歡。
一個人是否幸運,除了是否投對胎,還要看在人生路上,有否遇到恩人、貴人。
像我這樣,30歲得癌症,36歲牢獄之災,60歲挨子彈,卻還能活下來,並堅毅地走下去,其實是天底下最歹命的人。但我很少自怨自艾,總覺得既然人生在世,就該認真過日子,不要虛晃一招,越是橫逆,越需堅毅。
曾經擔任哈佛法學院副院長的孔傑榮教授(Jerome Alan Cohen),年輕時擔任大法官的書記官,後來也擔任國際商務律師,但他的大半人生都奉獻給青年學子,不只在美國,也在中國大陸,而且周遊列國弘揚人權法治,堪稱門生遍天下,造就許許多多的各國法政人才,因而享譽國內外。最難能可貴的是,孔傑榮一生行俠仗義,不畏威權,亞洲專制國家的異議人士,都是他關懷的對象,因他挺身救援,奮鬥有成的不知凡幾。
ㄧ、哈佛憶往
本人有幸成為他的受教門生,親炙其身教和言教。從他恢宏的國際觀和堅定的人權法治觀潛移默化中,我一步步走出狹隘的島國意識,更一步步邁向挑戰威權獨裁的險峻之路。
希望有機會到哈佛大學深造是許多青年學子的夢想,而我能夠圓夢是在1977年的時候,但在感謝孔教授之前,我得先感謝曾經在哈佛大學法學院東亞研究所研究,孔教授的得意門生張富美姐。
1976年夏,我應邀到美國各州巡迴演講,當時我因在台灣提倡新女性主義而小有名氣,連遠在加州史丹佛大學擔任研究員的張富美博士都知道我。她熱情地招待我住她家,我們一見如故,她對我在台灣推動婦運備受打壓十分心疼,聽說我有心出國深造,就主動為我寫推薦信給孔傑榮介紹我。
記得我從美國西岸飛到東岸,在紐約及波士頓演講結束後,有天下午我自己摸摸索索走進哈佛大學,在Law School 的Pound Building 4樓找到孔教授辦公室。我一進門便被他的秘書擋駕,因為我未事先預約。我說明我從台灣來美旅行,因無電話貿然前來,很抱歉。沒想到我提到「台灣」,傳進裡面的孔教授耳中,他自己就從裡面踱出來。我見到滿頭金髮身軀纖長的孔教授,好不感動!他說他收到張富美的信,心想過幾天我應該會去看他。他親切地問我台灣的婦女問題,我為何放棄婦運想到哈佛來。我告訴他我花了6年時間,台灣社會起了一些變化,但我受到許多來自政府的打壓,我需要暫時離開,再給自己充電。由於我過去在台大的優異成績,先前又獲得美國伊利諾大學的比較法學碩士學位,我希望進一步研究美國的憲法,也想針對攸關婦女權益的民法夫妻財產制及刑法墮胎罪兩項作專題研究。
我們相談甚歡,在約略半個多小時的不速之訪結束時,他就告訴我:「妳回去準備,明年秋天歡迎妳來哈佛!」孔傑榮教授待人親切,令我倍感溫馨。原來我的哈佛不是夢!
我這一生有兩次在哈佛的經驗,第一次1977~78年,第二次1986~1989年。前者對我的命運起了翻天覆地的影響,後者對我擔任副總統預作準備的功夫。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哈佛,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也遊走中國和香港。
哈佛的校園既宏偉,又古邁,走在校園的每個角落,你都可以呼吸到古聖先賢的智慧。然而熙來攘往與你摩肩而過的各國留學生,卻又令你感受到世界的脈動和來自未來的挑戰。古、今、中、外,恰恰是哈佛的寫照。
當然我花最多時間的地方在Law School,其實就是Pound Building 和我住宿的Ames Hall。不只大多數課程在那,每週一次的lunch talk,東亞法律研究中心會邀請來自不同國家、不同主題的名人專家演講,這給學生無限空間的追索,熟悉或不熟悉的議題,聽過或沒聽過的講者,只要你肯花時間去參加,就可以一邊啃自己的三明治,一邊追隨主講者的演講而天馬行空。
就在午餐演講的機緣中,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是我此生第一次接觸到的世界名人。他當天講些什麼我已不復記得,但他熠熠光彩卻給了我深刻的啟示:「國不必大,但應該偉大!」當時我真覺得彈丸之地的新加坡總理,可以受到那麼崇高的國際尊榮,台灣為什麼不可以?!
我自己也有榮幸在開學後不久被邀請到東亞中心演講,我談論的是戒嚴統治之下台灣的婦女運動。由於我親身說法,而且語詞辛辣,當天的演講相當轟動,之後Law School 大家就都以新女性來定位我。
但我其實更想推銷台灣,讓進出那裡的人有機會認識台灣。機會來了!宜蘭籍的黨外前輩、台灣省議會五虎將之一的郭雨新宣布要回台參選總統,他當時舉家移居華府。在戒嚴統治時代「總統」是蔣家的專利,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傳承,雖然戴著「選舉」的民主口罩,本質上就是不民主,不容挑戰!
如今居然郭雨新想要挑戰蔣經國,自是好戲一場。我問孔傑榮,可否邀請郭雨新來哈佛演講?孔說:「Why not?!」我於是進行種種安排,時間訂在1978年1月10日中午,一時之間,Pound Building 裡裡外外貼滿「挑戰蔣經國的人」的演講傳單,一股興奮又帶詭異的氣氛在Law School 瀰漫開來。
有一位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後來的馬英九總統,氣沖沖跑去質問孔傑榮:「郭雨新是蔣經國的政敵,你為什麼要邀請這樣的人來?這樣會得罪蔣經國。」孔傑榮笑笑回答:「民主自由是哈佛大學的核心價值,威權的台灣總統選舉,有人敢於挑戰,值得鼓勵。What’s good for Harvard is good for me!」他還特別強調:「I don’t live to please anybody!」
以上的話是孔傑榮偷偷告訴我的,他當時面帶微笑,我卻聽得十分感動。終於,我的國家有人關心了,終於,我遇到一位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人。
孔傑榮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精神,對我產生的影響,可以用「刻骨銘心」來形容。因為他不只作育英才,他其實捍衛人權,醉心民主無以復加。韓國反對派領袖金大中被日本遣送回漢城,遭朴正熙逮捕下獄,孔傑榮挺身相救,並邀請金大中到哈佛擔任訪問學者。菲律賓反對派領袖艾奎諾在馬尼拉機場遇害前,其實也曾在哈佛擔任訪問學者。孔的芳名因此被菲韓等國列入不受歡迎的「黑名單」,我問他怕不怕?他大笑:「被獨裁者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是一項殊榮!」
我在哈佛那一年,正值法務部著手修訂民法親屬篇及刑法墮胎罪,我特別針對這兩項攸關婦女財產及健康權益的法律,參考多國立法撰寫兩篇論文,而後寄給法務部參採,當時部長李元簇是我在行政院法規兼訴願委員會時的主委,他特別回函致謝,並說已將我的論文發交研修小組參考,令我倍感安慰。
我也選修孔傑榮教授開的中國現代法制化課程,他對中國的刑事訴訟制度頗有研究,一直想促進他們的現代化。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共當局知道以法治國的必要性,因此選派好幾位青年學者到哈佛的東亞法律研究中心來,接受「資本主義法律教育」。我因此有機會接觸到來自中國共產世界的青年,過去國民黨都用「匪」字冠稱中國大陸,在台灣的人一聽到中共,心裡不覺發毛。但在哈佛接觸到的都很文雅優秀,尤其發現他們人手一冊台灣的「六法全書」,這對中國推動現代法學教育,以及法律的擬訂助益頗大,至少不用再去翻譯硬梆梆的德文日文或英文,當然這對日後兩岸經貿交流產生的法律問題,雙方溝通起來方便許多。
無疑地,孔傑榮教授在知識傳播上無遠弗屆,他對中國現代化的人權和法治十分關切,經常飛往北京、上海、杭州及香港各地傳道、授業、解惑,有時不惜得罪當道,但他對當代中國的法治化貢獻良多。不知中國當局知也不知?
他的周遊列國,既像孔子,誨人不倦,更像墨子,兼愛天下!因為看得出來,他一心一意就是想要讓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和台灣,早日民主和法治化,而用心培養來自各國的人才,便是可長可久的步驟。
二、燈蛾撲火
1978年我在哈佛法學院的研究日子,是我這一生很重要的轉捩點,也是我認識「台灣」的關鍵性起點。指導教授孔傑榮當時是卡特總統的亞洲問題顧問,寫了很多探討對中國、台灣和美國關係的文章。當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訪問中國甫歸,不旋踵美國批售雷達武器給中共,接著卡特即將與中共完成正常化關係的傳聞甚囂塵上,我擔心美國有可能會無預警地與台灣斷交,意識到一場難以避免的歷史性不幸就要上演,我特別到華府拜會國務院台灣科的科長費浩偉(Harvey Feldman),他的欲語還休,加深我的疑慮。
當時台灣沒有言論自由,報紙只能報喜不能報憂,甚至外交部長在立法院應詢時也保證台美關係沒有問題。我想來想去,覺得應該回台將此訊息向國人同胞傳達。因爲1978年年底剛好有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我決定利用選舉活動提醒大家危機可能來臨,根本沒有想到要當選。
那時我剛得到繼續攻讀博士課程的獎學金,這麼好的機會令我很掙扎,就問孔教授是否該放棄獎學金回台灣?還是留在哈佛繼續攻讀博士?他說:「You are nobody here but may be somebody at home. Why don’t you work for your own country?」我下意識地開玩笑:「If I go home, I may be jailed.」他馬上回應說:「Then I will wave a flag for you in Taipei.」我倆大笑起來。
我一直記得這段對話,因為這場對話不只改變我的一生,也相當程度影響了台灣的前途,而且一語成讖。
決定放棄獎學金回台參選後,我沒有立即回台,相反地,我花了3個月的時間在世界最有名、中文資料最多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讀資料,撰寫「台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由於擔心回台時在機場被沒收,就將資料和文稿拍成黑白膠卷,並將膠卷偷偷藏在衣服裡面,回台後再沖洗放大。當時有關台灣歷史的著作大部分的記載與論述都著眼在中國正史的角度。論土地,台灣不過中國大陸沿海一蕞彈丸小島;論人民,不過滄海中之一粟,都不曾真正以台灣本土作主體,予以客觀、公正地檢視和批判。於是我決定析理台灣過去的歷史,大膽地超越傳統中國本位主義,完全站在台灣的立場,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史觀。
台灣有史以來不斷與異族接觸,並被異族蹂躪,台灣先民胼手胝足開疆闢土,結果仍難逃「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台灣的根本問題在於台灣人一直都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不能真正當家作主。用台灣的心去看台灣史料,我看到過去所不知道的悲慘歷史。我邊寫邊流淚,但我用眼淚寫出來的東西,在那白色恐怖時代,實已肇下禍端。
我請當時的黨外大老黃信介及康寧祥兩位指導我的文稿,他們都不置可否,我也知道十分敏感,甚至危險。為安全顧慮,我在內容上採取折衷方法:關於「台灣的過去」文字部分全部抽除,只留存圖片。至於「台灣的未來」部分,我原文照刊,因為它論述台灣問題的本質與美 – 中 – 台的三邊互動關係,更是原書的重點,也是選舉的主軸。
競選期間我一直抓住「台灣的過去與未來」這個主題,設計成章回小說式的演講,每場內容不一樣,而且段落分明有連續性,每晚結束時還預告隔天的話題。如此一來,今天聽過的人明天還會來,而且相招逗陣來,於是一場比一場多,而我也一場比一場精彩。
一傳十,十傳百,我的演講在三、五天內居然變成桃園人的最愛,無論閩南或客家,也無分男女老幼,到了晚上爭相到我的政見發表會場來,事後傳出有夫妻因為搶著要聽我演講不做生意而吵架,而鄉下地方因為全家出動,回去發現家裡失竊等趣聞來。
那年的選舉正式活動,從12月8日到22日兩星期,23日進行投票。沒想到12月16日上午9點,美國總統卡特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分別在華府與北京同步宣布美中兩國將於1979年元月1日正式建交。當天中午蔣經國也以國家面臨緊急危難為由發布選舉停止的命令。消息傳來,舉國驚愕,聽過我演說的桃園人有人貼出「未卜先知仙女下凡呂秀蓮」的大字報。但不多久,極右派開始對我抹紅抹黑,我的競選總部民主牆上出現好幾朵向日葵,又散佈我是CIA 派回台灣的謠言,甚至傳聞我已遭到警總逮捕。一時之間風聲鶴唳,我的競選總部被迫關門,我的兄嫂及其子女接連幾天不斷受到恐嚇騷擾,甚至半夜三更都有人打電話揚言要放火殺人。
美台斷交,我原是第一個通報預警的人,卻也因此成為第一個受害人。
我因擅長析論台灣前途而聲名大噪,1979年12月10日高雄人權日晚會,原本沒有安排我演講,卻因當時特有的激越氣氛,我才在群眾三番兩次的大聲呼請下上台演說20分鐘。我演講時全場鴉雀無聲,大家聚精會神,甚至血脈噴張。
12月13日清晨,我第一個被捕,調查局從我背包搜出一串鑰匙後揚長而去,我隨即鋃鐺入獄。在調查局漫長驚怖的偵訊過程中,他們不只一次咬牙切齒地對我說:「高雄事件前半段應該由施明德負責,後半段由妳負責。妳的演講太厲害,我們那晚大概有7、8萬人在現場,每個人都被妳感動後再回去影響3、4人,妳害國民黨損失30多萬票,我們不抓妳怎麼行?」我像一隻撲火的燈蛾,奔向亮光,自投羅網。
三、From Prison to Power
美麗島事件後,國民黨政府不但第一個抓我,還判我12年徒刑,實際坐牢1933天。但國民黨怎麼也想不到20年後,它會被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的辯護律師陳水扁和「暴力叛亂犯」之一的呂秀蓮搭擋競選,用民主選舉的方式在2000年5月20日交出政權。
在我推動新女性主義的1974年暑夏,我因甲狀腺癌而開刀,復原情況大致良好,但1980年入獄坐牢後,因心力交瘁,加上母喪之慟,甲狀腺癌一度有復發現象。獄方安排醫師來診療,要我服用原子碘,但始終不讓我外出就醫。在那段病痛晦暗的日子中,忽然有一天,獄卒一大早把我叫醒,要我換好衣服,說要帶我去三總看醫生。我心想,原來病情加重了。
沒想到,下車進入三總,院長匆匆把我迎接進招待室,根本沒問病情,只說:「有一位美國來的教授想要見妳。不知妳願不願意?」我先是一愣,腦中忽然閃起孔傑榮教授。前兩天在電視上看到孔教授來台出席江南案刑事審判庭,知道他人在台灣,但不曾幻想會有機會與他相逢。那時我失去自由已近兩千天,「自由」是最奢侈的幻想!
緊接著獄卒就把我帶出接待室,我一眼看到在走廊那頭的馬英九,他當時是警經國總統的英文秘書,他快步趨前跟我握手,把我帶進一間會客室,孔傑榮在國大代表周清玉陪同下來看我。他滿頭金髮,清玉姐送我一大把鮮豔的捧花,對照因服用原子碘而身心俱疲,形容枯槁的我,何等反差!我與孔教授久別乍見,恍如隔世,不自覺淚流滿面。他對我說道:「那年妳問我到底回台灣好,還是留在美國?我覺得如果妳能為自己的國家和同胞做事,當然比在美國有價值,我沒有堅持留下妳,才讓妳惹上牢獄之災,6年來我一直為此耿耿於懷。」
言畢,兩行情淚汩汩流了下來。旁邊的馬英九點頭應證:「孔教授不斷告訴我,他未能使妳早獲自由,深感歉憾。」
追憶這幕鐵窗生涯外一章,儒家所稱道的「師生之情」,原來可以超越血統國籍,置諸四海而皆準。其實哈佛法學院每年有來自世界各國的研究生近百,孔教授桃李滿天下,居然會為7年前的一句箴言而對我如此信守、關懷,真是師生之情的現代佳話。
那天是1985年3月21日,一個禮拜之後,我就獲得「保外就醫」交保獲釋。回到桃園的家,記者們告訴我「上個禮拜我們就已得到妳會保外就醫的消息,我們來妳家等了老半天。」
經過探索,原來國民黨情治單位涉入華裔美籍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命案,引起國際轟動,本案在台北地院開庭審理時,江南遺孀崔蓉芝委託深諳台灣法律,中文又甚流利的孔傑榮教授擔任他的訴訟代理人,在孔教授精湛的刑事訴訟技巧運作下,情治單位在該案的角色無所遁形。審判庭結束後,孔傑榮問負責接待他的馬英九,能否安排到監獄來看呂秀蓮?
馬英九回去請示蔣經國再回報孔教授:「依我國法律規定,外籍人士不得進入我國監獄。不過,剛巧呂秀蓮因癌症復發住院,所以明早我會陪您去三總看他。」
想必蔣與馬打的算盤是,就用呂秀蓮牌換取孔教授對江南案高抬貴手吧。不過,為了國家顏面,不能早上見面,下午就放人,因此我被延後一個禮拜才獲釋。後來我向孔教授開玩笑:「老師,您害我多關7天!」我們又相顧大笑。
我「保外就醫」的條件是不許在公開場合出現,當然包括不得發表演說,對從政者而言,等於「軟禁」。偏偏剛出獄時很多人要訪問或請我演講,我覺得很為難,就想到能否以出國就醫為名再重返哈佛。謝謝孔教授,他不知費盡多少心思,透過駐美代表處代表錢復跟蔣經國交涉,終於1986年秋天以訪問學者身份在哈佛法學院的「國際法與國際人權」課程選課、演講,並且完成「重審美麗島」乙書的文稿。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劍橋,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原來我坐牢那幾年,孔教授獲准在中國和香港教書,兼擔任知名的 Paul, Weiss 國際法律事務所顧問。
第二度在哈佛,我一口氣待了3年,因此民進黨1986年成立時,未能躬逢其盛。1988年民主前輩康寧祥與同好創辦「首都早報」,這是黨外人士繼組黨之後,另一盛事。他來電催促我回台擔任總主筆,我於是打道回府。後來我並未加入首都早報,倒是在1991年當選立法委員,擔任全職外交委員。
1996年11月21日,桃園縣長劉邦友血案發生,我臨危授命,在黨主席許信良強力徵召下,倉促補選縣長,獲得壓倒性勝利。
1997年3月28日就職典禮時,我特別邀請孔傑榮教授及當年推薦我的張富美姐參加。在縣府廣場人山人海的典禮中,孔傑榮教授特別用中文演說,有一句很動人的話,我永生不忘:
「在人類歷史上,有不少坐擁大位的人下台後,到監獄度其餘生。今天,我們在這裡共同慶賀的是,一位從政治黑牢邁向權力之位的呂秀蓮。」
From prison to power,是的,我為公義身陷囹圄,也因公義而掌有些許權力。「公義」是孔傑榮教授給他這位非典型學生的最佳賀禮。
從2000~2008年,我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副總統,更是迄今唯一連任8年的副總統。雖然權限有限,但在陳水扁總統授權同意之下,無論外交內政,我竭盡心力,善加輔佐。其中之一是成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和「總統府科技諮詢委員會」。
2013年,孔傑榮陪同他參與營救出來的中國維權人士陳光誠來台,我特別安排他們到「景美人權紀念園區」,那是我擔任副總統時堅持保留並加以轉型改造的。
在出奇燠熱的午後,我帶他及陳光誠夫婦,在眾多媒體緊追之下,穿過一長排暗黑的囚室,再爬樓梯,走進2樓61房,當年我鋃鐺入獄的地方。一生為人權吶喊的人,終於親身體驗到失去人權的滋味。那天他和陳光誠都穿西裝打領帶,在陳舊狹小的囚室中汗流浹背。想必他們能想像當年我在鐵窗下,不只汗流浹背,還不知多少次淚流滿面呢。
一世恩師,永世情。從劍橋到台北,從學術殿堂到軍事監牢,孔傑榮教授與我的跨國師生情誼,也算曠古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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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恩師永世情
我的哈佛法學院指導教授孔傑榮(Jerome A. Cohen)於7月1日歡度九十歲華誕,受業學生為他出版紀念文集。我這篇在書的序文裡,希望您喜歡。
一個人是否幸運,除了是否投對胎,還要看在人生路上,有否遇到恩人、貴人。
像我這樣,30歲得癌症,36歲牢獄之災,60歲挨子彈,卻還能活下來,並堅毅地走下去,其實是天底下最歹命的人。但我很少自怨自艾,總覺得既然人生在世,就該認真過日子,不要虛晃一招,越是橫逆,越需堅毅。
曾經擔任哈佛法學院副院長的孔傑榮教授(Jerome Alan Cohen),年輕時擔任大法官的書記官,後來也擔任國際商務律師,但他的大半人生都奉獻給青年學子,不只在美國,也在中國大陸,而且周遊列國弘揚人權法治,堪稱門生遍天下,造就許許多多的各國法政人才,因而享譽國內外。最難能可貴的是,孔傑榮一生行俠仗義,不畏威權,亞洲專制國家的異議人士,都是他關懷的對象,因他挺身救援,奮鬥有成的不知凡幾。
ㄧ、哈佛憶往
本人有幸成為他的受教門生,親炙其身教和言教。從他恢宏的國際觀和堅定的人權法治觀潛移默化中,我一步步走出狹隘的島國意識,更一步步邁向挑戰威權獨裁的險峻之路。
希望有機會到哈佛大學深造是許多青年學子的夢想,而我能夠圓夢是在1977年的時候,但在感謝孔教授之前,我得先感謝曾經在哈佛大學法學院東亞研究所研究,孔教授的得意門生張富美姐。
1976年夏,我應邀到美國各州巡迴演講,當時我因在台灣提倡新女性主義而小有名氣,連遠在加州史丹佛大學擔任研究員的張富美博士都知道我。她熱情地招待我住她家,我們一見如故,她對我在台灣推動婦運備受打壓十分心疼,聽說我有心出國深造,就主動為我寫推薦信給孔傑榮介紹我。
記得我從美國西岸飛到東岸,在紐約及波士頓演講結束後,有天下午我自己摸摸索索走進哈佛大學,在Law School 的Pound Building 4樓找到孔教授辦公室。我一進門便被他的秘書擋駕,因為我未事先預約。我說明我從台灣來美旅行,因無電話貿然前來,很抱歉。沒想到我提到「台灣」,傳進裡面的孔教授耳中,他自己就從裡面踱出來。我見到滿頭金髮身軀纖長的孔教授,好不感動!他說他收到張富美的信,心想過幾天我應該會去看他。他親切地問我台灣的婦女問題,我為何放棄婦運想到哈佛來。我告訴他我花了6年時間,台灣社會起了一些變化,但我受到許多來自政府的打壓,我需要暫時離開,再給自己充電。由於我過去在台大的優異成績,先前又獲得美國伊利諾大學的比較法學碩士學位,我希望進一步研究美國的憲法,也想針對攸關婦女權益的民法夫妻財產制及刑法墮胎罪兩項作專題研究。
我們相談甚歡,在約略半個多小時的不速之訪結束時,他就告訴我:「妳回去準備,明年秋天歡迎妳來哈佛!」孔傑榮教授待人親切,令我倍感溫馨。原來我的哈佛不是夢!
我這一生有兩次在哈佛的經驗,第一次1977~78年,第二次1986~1989年。前者對我的命運起了翻天覆地的影響,後者對我擔任副總統預作準備的功夫。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哈佛,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也遊走中國和香港。
哈佛的校園既宏偉,又古邁,走在校園的每個角落,你都可以呼吸到古聖先賢的智慧。然而熙來攘往與你摩肩而過的各國留學生,卻又令你感受到世界的脈動和來自未來的挑戰。古、今、中、外,恰恰是哈佛的寫照。
當然我花最多時間的地方在Law School,其實就是Pound Building 和我住宿的Ames Hall。不只大多數課程在那,每週一次的lunch talk,東亞法律研究中心會邀請來自不同國家、不同主題的名人專家演講,這給學生無限空間的追索,熟悉或不熟悉的議題,聽過或沒聽過的講者,只要你肯花時間去參加,就可以一邊啃自己的三明治,一邊追隨主講者的演講而天馬行空。
就在午餐演講的機緣中,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是我此生第一次接觸到的世界名人。他當天講些什麼我已不復記得,但他熠熠光彩卻給了我深刻的啟示:「國不必大,但應該偉大!」當時我真覺得彈丸之地的新加坡總理,可以受到那麼崇高的國際尊榮,台灣為什麼不可以?!
我自己也有榮幸在開學後不久被邀請到東亞中心演講,我談論的是戒嚴統治之下台灣的婦女運動。由於我親身說法,而且語詞辛辣,當天的演講相當轟動,之後Law School 大家就都以新女性來定位我。
但我其實更想推銷台灣,讓進出那裡的人有機會認識台灣。機會來了!宜蘭籍的黨外前輩、台灣省議會五虎將之一的郭雨新宣布要回台參選總統,他當時舉家移居華府。在戒嚴統治時代「總統」是蔣家的專利,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傳承,雖然戴著「選舉」的民主口罩,本質上就是不民主,不容挑戰!
如今居然郭雨新想要挑戰蔣經國,自是好戲一場。我問孔傑榮,可否邀請郭雨新來哈佛演講?孔說:「Why not?!」我於是進行種種安排,時間訂在1978年1月10日中午,一時之間,Pound Building 裡裡外外貼滿「挑戰蔣經國的人」的演講傳單,一股興奮又帶詭異的氣氛在Law School 瀰漫開來。
有一位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後來的馬英九總統,氣沖沖跑去質問孔傑榮:「郭雨新是蔣經國的政敵,你為什麼要邀請這樣的人來?這樣會得罪蔣經國。」孔傑榮笑笑回答:「民主自由是哈佛大學的核心價值,威權的台灣總統選舉,有人敢於挑戰,值得鼓勵。What’s good for Harvard is good for me!」他還特別強調:「I don’t live to please anybody!」
以上的話是孔傑榮偷偷告訴我的,他當時面帶微笑,我卻聽得十分感動。終於,我的國家有人關心了,終於,我遇到一位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人。
孔傑榮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精神,對我產生的影響,可以用「刻骨銘心」來形容。因為他不只作育英才,他其實捍衛人權,醉心民主無以復加。韓國反對派領袖金大中被日本遣送回漢城,遭朴正熙逮捕下獄,孔傑榮挺身相救,並邀請金大中到哈佛擔任訪問學者。菲律賓反對派領袖艾奎諾在馬尼拉機場遇害前,其實也曾在哈佛擔任訪問學者。孔的芳名因此被菲韓等國列入不受歡迎的「黑名單」,我問他怕不怕?他大笑:「被獨裁者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是一項殊榮!」
我在哈佛那一年,正值法務部著手修訂民法親屬篇及刑法墮胎罪,我特別針對這兩項攸關婦女財產及健康權益的法律,參考多國立法撰寫兩篇論文,而後寄給法務部參採,當時部長李元簇是我在行政院法規兼訴願委員會時的主委,他特別回函致謝,並說已將我的論文發交研修小組參考,令我倍感安慰。
我也選修孔傑榮教授開的中國現代法制化課程,他對中國的刑事訴訟制度頗有研究,一直想促進他們的現代化。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共當局知道以法治國的必要性,因此選派好幾位青年學者到哈佛的東亞法律研究中心來,接受「資本主義法律教育」。我因此有機會接觸到來自中國共產世界的青年,過去國民黨都用「匪」字冠稱中國大陸,在台灣的人一聽到中共,心裡不覺發毛。但在哈佛接觸到的都很文雅優秀,尤其發現他們人手一冊台灣的「六法全書」,這對中國推動現代法學教育,以及法律的擬訂助益頗大,至少不用再去翻譯硬梆梆的德文日文或英文,當然這對日後兩岸經貿交流產生的法律問題,雙方溝通起來方便許多。
無疑地,孔傑榮教授在知識傳播上無遠弗屆,他對中國現代化的人權和法治十分關切,經常飛往北京、上海、杭州及香港各地傳道、授業、解惑,有時不惜得罪當道,但他對當代中國的法治化貢獻良多。不知中國當局知也不知?
他的周遊列國,既像孔子,誨人不倦,更像墨子,兼愛天下!因為看得出來,他一心一意就是想要讓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和台灣,早日民主和法治化,而用心培養來自各國的人才,便是可長可久的步驟。
二、燈蛾撲火
1978年我在哈佛法學院的研究日子,是我這一生很重要的轉捩點,也是我認識「台灣」的關鍵性起點。指導教授孔傑榮當時是卡特總統的亞洲問題顧問,寫了很多探討對中國、台灣和美國關係的文章。當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訪問中國甫歸,不旋踵美國批售雷達武器給中共,接著卡特即將與中共完成正常化關係的傳聞甚囂塵上,我擔心美國有可能會無預警地與台灣斷交,意識到一場難以避免的歷史性不幸就要上演,我特別到華府拜會國務院台灣科的科長費浩偉(Harvey Feldman),他的欲語還休,加深我的疑慮。
當時台灣沒有言論自由,報紙只能報喜不能報憂,甚至外交部長在立法院應詢時也保證台美關係沒有問題。我想來想去,覺得應該回台將此訊息向國人同胞傳達。因爲1978年年底剛好有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我決定利用選舉活動提醒大家危機可能來臨,根本沒有想到要當選。
那時我剛得到繼續攻讀博士課程的獎學金,這麼好的機會令我很掙扎,就問孔教授是否該放棄獎學金回台灣?還是留在哈佛繼續攻讀博士?他說:「You are nobody here but may be somebody at home. Why don’t you work for your own country?」我下意識地開玩笑:「If I go home, I may be jailed.」他馬上回應說:「Then I will wave a flag for you in Taipei.」我倆大笑起來。
我一直記得這段對話,因為這場對話不只改變我的一生,也相當程度影響了台灣的前途,而且一語成讖。
決定放棄獎學金回台參選後,我沒有立即回台,相反地,我花了3個月的時間在世界最有名、中文資料最多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讀資料,撰寫「台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由於擔心回台時在機場被沒收,就將資料和文稿拍成黑白膠卷,並將膠卷偷偷藏在衣服裡面,回台後再沖洗放大。當時有關台灣歷史的著作大部分的記載與論述都著眼在中國正史的角度。論土地,台灣不過中國大陸沿海一蕞彈丸小島;論人民,不過滄海中之一粟,都不曾真正以台灣本土作主體,予以客觀、公正地檢視和批判。於是我決定析理台灣過去的歷史,大膽地超越傳統中國本位主義,完全站在台灣的立場,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史觀。
台灣有史以來不斷與異族接觸,並被異族蹂躪,台灣先民胼手胝足開疆闢土,結果仍難逃「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台灣的根本問題在於台灣人一直都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不能真正當家作主。用台灣的心去看台灣史料,我看到過去所不知道的悲慘歷史。我邊寫邊流淚,但我用眼淚寫出來的東西,在那白色恐怖時代,實已肇下禍端。
我請當時的黨外大老黃信介及康寧祥兩位指導我的文稿,他們都不置可否,我也知道十分敏感,甚至危險。為安全顧慮,我在內容上採取折衷方法:關於「台灣的過去」文字部分全部抽除,只留存圖片。至於「台灣的未來」部分,我原文照刊,因為它論述台灣問題的本質與美 – 中 – 台的三邊互動關係,更是原書的重點,也是選舉的主軸。
競選期間我一直抓住「台灣的過去與未來」這個主題,設計成章回小說式的演講,每場內容不一樣,而且段落分明有連續性,每晚結束時還預告隔天的話題。如此一來,今天聽過的人明天還會來,而且相招逗陣來,於是一場比一場多,而我也一場比一場精彩。
一傳十,十傳百,我的演講在三、五天內居然變成桃園人的最愛,無論閩南或客家,也無分男女老幼,到了晚上爭相到我的政見發表會場來,事後傳出有夫妻因為搶著要聽我演講不做生意而吵架,而鄉下地方因為全家出動,回去發現家裡失竊等趣聞來。
那年的選舉正式活動,從12月8日到22日兩星期,23日進行投票。沒想到12月16日上午9點,美國總統卡特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分別在華府與北京同步宣布美中兩國將於1979年元月1日正式建交。當天中午蔣經國也以國家面臨緊急危難為由發布選舉停止的命令。消息傳來,舉國驚愕,聽過我演說的桃園人有人貼出「未卜先知仙女下凡呂秀蓮」的大字報。但不多久,極右派開始對我抹紅抹黑,我的競選總部民主牆上出現好幾朵向日葵,又散佈我是CIA 派回台灣的謠言,甚至傳聞我已遭到警總逮捕。一時之間風聲鶴唳,我的競選總部被迫關門,我的兄嫂及其子女接連幾天不斷受到恐嚇騷擾,甚至半夜三更都有人打電話揚言要放火殺人。
美台斷交,我原是第一個通報預警的人,卻也因此成為第一個受害人。
我因擅長析論台灣前途而聲名大噪,1979年12月10日高雄人權日晚會,原本沒有安排我演講,卻因當時特有的激越氣氛,我才在群眾三番兩次的大聲呼請下上台演說20分鐘。我演講時全場鴉雀無聲,大家聚精會神,甚至血脈噴張。
12月13日清晨,我第一個被捕,調查局從我背包搜出一串鑰匙後揚長而去,我隨即鋃鐺入獄。在調查局漫長驚怖的偵訊過程中,他們不只一次咬牙切齒地對我說:「高雄事件前半段應該由施明德負責,後半段由妳負責。妳的演講太厲害,我們那晚大概有7、8萬人在現場,每個人都被妳感動後再回去影響3、4人,妳害國民黨損失30多萬票,我們不抓妳怎麼行?」我像一隻撲火的燈蛾,奔向亮光,自投羅網。
三、From Prison to Power
美麗島事件後,國民黨政府不但第一個抓我,還判我12年徒刑,實際坐牢1933天。但國民黨怎麼也想不到20年後,它會被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的辯護律師陳水扁和「暴力叛亂犯」之一的呂秀蓮搭擋競選,用民主選舉的方式在2000年5月20日交出政權。
在我推動新女性主義的1974年暑夏,我因甲狀腺癌而開刀,復原情況大致良好,但1980年入獄坐牢後,因心力交瘁,加上母喪之慟,甲狀腺癌一度有復發現象。獄方安排醫師來診療,要我服用原子碘,但始終不讓我外出就醫。在那段病痛晦暗的日子中,忽然有一天,獄卒一大早把我叫醒,要我換好衣服,說要帶我去三總看醫生。我心想,原來病情加重了。
沒想到,下車進入三總,院長匆匆把我迎接進招待室,根本沒問病情,只說:「有一位美國來的教授想要見妳。不知妳願不願意?」我先是一愣,腦中忽然閃起孔傑榮教授。前兩天在電視上看到孔教授來台出席江南案刑事審判庭,知道他人在台灣,但不曾幻想會有機會與他相逢。那時我失去自由已近兩千天,「自由」是最奢侈的幻想!
緊接著獄卒就把我帶出接待室,我一眼看到在走廊那頭的馬英九,他當時是警經國總統的英文秘書,他快步趨前跟我握手,把我帶進一間會客室,孔傑榮在國大代表周清玉陪同下來看我。他滿頭金髮,清玉姐送我一大把鮮豔的捧花,對照因服用原子碘而身心俱疲,形容枯槁的我,何等反差!我與孔教授久別乍見,恍如隔世,不自覺淚流滿面。他對我說道:「那年妳問我到底回台灣好,還是留在美國?我覺得如果妳能為自己的國家和同胞做事,當然比在美國有價值,我沒有堅持留下妳,才讓妳惹上牢獄之災,6年來我一直為此耿耿於懷。」
言畢,兩行情淚汩汩流了下來。旁邊的馬英九點頭應證:「孔教授不斷告訴我,他未能使妳早獲自由,深感歉憾。」
追憶這幕鐵窗生涯外一章,儒家所稱道的「師生之情」,原來可以超越血統國籍,置諸四海而皆準。其實哈佛法學院每年有來自世界各國的研究生近百,孔教授桃李滿天下,居然會為7年前的一句箴言而對我如此信守、關懷,真是師生之情的現代佳話。
那天是1985年3月21日,一個禮拜之後,我就獲得「保外就醫」交保獲釋。回到桃園的家,記者們告訴我「上個禮拜我們就已得到妳會保外就醫的消息,我們來妳家等了老半天。」
經過探索,原來國民黨情治單位涉入華裔美籍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命案,引起國際轟動,本案在台北地院開庭審理時,江南遺孀崔蓉芝委託深諳台灣法律,中文又甚流利的孔傑榮教授擔任他的訴訟代理人,在孔教授精湛的刑事訴訟技巧運作下,情治單位在該案的角色無所遁形。審判庭結束後,孔傑榮問負責接待他的馬英九,能否安排到監獄來看呂秀蓮?
馬英九回去請示蔣經國再回報孔教授:「依我國法律規定,外籍人士不得進入我國監獄。不過,剛巧呂秀蓮因癌症復發住院,所以明早我會陪您去三總看他。」
想必蔣與馬打的算盤是,就用呂秀蓮牌換取孔教授對江南案高抬貴手吧。不過,為了國家顏面,不能早上見面,下午就放人,因此我被延後一個禮拜才獲釋。後來我向孔教授開玩笑:「老師,您害我多關7天!」我們又相顧大笑。
我「保外就醫」的條件是不許在公開場合出現,當然包括不得發表演說,對從政者而言,等於「軟禁」。偏偏剛出獄時很多人要訪問或請我演講,我覺得很為難,就想到能否以出國就醫為名再重返哈佛。謝謝孔教授,他不知費盡多少心思,透過駐美代表處代表錢復跟蔣經國交涉,終於1986年秋天以訪問學者身份在哈佛法學院的「國際法與國際人權」課程選課、演講,並且完成「重審美麗島」乙書的文稿。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劍橋,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原來我坐牢那幾年,孔教授獲准在中國和香港教書,兼擔任知名的 Paul, Weiss 國際法律事務所顧問。
第二度在哈佛,我一口氣待了3年,因此民進黨1986年成立時,未能躬逢其盛。1988年民主前輩康寧祥與同好創辦「首都早報」,這是黨外人士繼組黨之後,另一盛事。他來電催促我回台擔任總主筆,我於是打道回府。後來我並未加入首都早報,倒是在1991年當選立法委員,擔任全職外交委員。
1996年11月21日,桃園縣長劉邦友血案發生,我臨危授命,在黨主席許信良強力徵召下,倉促補選縣長,獲得壓倒性勝利。
1997年3月28日就職典禮時,我特別邀請孔傑榮教授及當年推薦我的張富美姐參加。在縣府廣場人山人海的典禮中,孔傑榮教授特別用中文演說,有一句很動人的話,我永生不忘:
「在人類歷史上,有不少坐擁大位的人下台後,到監獄度其餘生。今天,我們在這裡共同慶賀的是,一位從政治黑牢邁向權力之位的呂秀蓮。」
From prison to power,是的,我為公義身陷囹圄,也因公義而掌有些許權力。「公義」是孔傑榮教授給他這位非典型學生的最佳賀禮。
從2000~2008年,我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副總統,更是迄今唯一連任8年的副總統。雖然權限有限,但在陳水扁總統授權同意之下,無論外交內政,我竭盡心力,善加輔佐。其中之一是成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和「總統府科技諮詢委員會」。
2013年,孔傑榮陪同他參與營救出來的中國維權人士陳光誠來台,我特別安排他們到「景美人權紀念園區」,那是我擔任副總統時堅持保留並加以轉型改造的。
在出奇燠熱的午後,我帶他及陳光誠夫婦,在眾多媒體緊追之下,穿過一長排暗黑的囚室,再爬樓梯,走進2樓61房,當年我鋃鐺入獄的地方。一生為人權吶喊的人,終於親身體驗到失去人權的滋味。那天他和陳光誠都穿西裝打領帶,在陳舊狹小的囚室中汗流浹背。想必他們能想像當年我在鐵窗下,不只汗流浹背,還不知多少次淚流滿面呢。
一世恩師,永世情。從劍橋到台北,從學術殿堂到軍事監牢,孔傑榮教授與我的跨國師生情誼,也算曠古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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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崑源與施明德
陳真 2020. 06. 25. (更正版)
施明德(的太太)攻擊跳樓身亡的高雄市議會議長許崑源,說他是「惡棍」,說人們若肯定他「殉黨殉國」則「實在太不像話」,說他「人活著,人死了,都必須被評價」,強調大家「必須知道是非黑白」,講得正義凜然。
緊接著,施太太甚至動用文學筆法說:許崑源「的一生與毒品、酒店、樁腳、小弟、砂石、賭場、選舉、喬事情等等為伍」,「如今他跳樓自殺,也不會改變他一生的作為」,並且說台灣政壇「放任這樣的惡棍大搖大擺行走社會、出入政界營黨派之私,這樣的事,實在太不像話。」最後問道:「誰在營私?誰為公義?」
施太太的想法自然相當程度反映了施明德的態度,如此義正辭嚴,道貌岸然,講得好像施家多麼清高似的;囂張傲慢,非常可恥。
用同樣的敘事邏輯與修辭筆法,難道不也同樣可以套用在施太太自己的老公施明德身上?頂多只是內容修辭略有不同而已。
最無恥的是:對著一個已經無法為自己辯護的死者猛潑糞,居然講得「正義凜然」。施家倘若如此「嫉惡如仇」,理當是在許崑源還活著的時候去進行指控與舉發,而不是對著一個死者任意抹黑與羞辱。
而且,他媽的什麼叫做「許崑源的一生與毒品、酒店、樁腳、小弟、砂石、賭場、選舉、喬事情等等為伍」?這樣去論斷一個死者的「一生」,不會太囂張嗎?
我們平常批評政客,批評走狗文人,也只是批評其特定作為,而非論斷其「一生」。施家是以為自己是什麼?上帝嗎?天之聖子嗎?怎麼會有人囂張至此?
如果要用這樣一種論斷邏輯來論斷人,那我豈不同樣也可以說「施明德的一生,與酒店、樁腳、小弟、玩女人、搞選舉、喬事情、玩弄權勢及追求權力為伍,結交權貴,並與人渣政客及貪污犯沆瀣一氣」。
同理,哪天就算施明德跳樓殉黨,套句施太太的話,那「也不會改變他一生的作為」;台灣政壇「放任施明德這樣的政治惡棍大搖大擺行走社會,出入政界營黨派之私,這樣的事,實在太不像話」。我若在施明德死後,家屬籌備喪葬之際,落井下石,如此評價,不知施太太做何感想?
再說,許崑源何時搞毒品、搞賭場、搞砂石等等等?這樣一些指控,你得一一提出具體事證不是嗎?若真有不法,理當公開舉發,繩之以法,而不是等人死了才來儘情任意抹黑,吃定死者無法為自己辯護,吃定亡者家屬之心力交瘁無法反擊,吃定眾人在一片綠油油之「新黨國」威脅下之不願惹禍心態。真是很可恥。
施家指控許崑源「一生搞毒品、搞砂石、搞賭場等等等」,這些罪名倘若屬實,你想,民進黨會放過他嗎?清清白白乾乾淨淨的韓國瑜居然都能被該黨及其文人走狗們給無中生有、憑空造謠抹黑得臭不可聞,更何況任何一個與民進黨站在對立面的人,倘若真有什麼違法亂紀,民進黨能饒過你嗎?
我不認識許崑源,只認識他哥哥許昆龍,但彼此八字不合;我無法認同許昆龍的傳統政客行徑,例如特權關說與經營酒店。不過,那是許昆龍,不是許崑源。哥哥的帳,不能統統算在弟弟頭上。
我看媒體報導說,許昆龍是民進黨建黨黨員,而且還是高雄市黨部第一屆主委,這些報導是錯的。許昆龍是在民進黨開始墮落之後,也就是我準備要退黨的1988年,他才入黨。
我的黨籍雖然是在高雄縣,但我人在高醫念書,住在高雄市;民進黨建黨第一年,我在高雄市黨部擔任政治組副組長,並負責組織訓練工作,我完全沒印象有許昆龍這號人物,更不用說擔任高雄市黨部第一屆主委了。
我比許昆龍小二十幾歲,但在黨齡上卻是他的「前輩」。他擔任高雄市黨部第二屆(或第三屆?)主委時,已是八零年代末期,那時候才剛滿兩歲的民進黨,已經開始以光速般的速度迅速腐敗。
我能舉個小例子,大約是1988年,也許就是許昆龍擔任民進黨高雄市黨部主委的年代,有一天,有一位護理系學妹聽我說起美麗島「黨外先賢」的感人事蹟,好奇想要來某位民進黨民代的服務處看看,於是我就騎機車載她來。
當時,服務處大門是全開的,從外頭馬路就能看見裏面。你知道我們一進門看到什麼嗎?看到一群人在服務處賭博,而且還一邊賭,一邊用巨大音量欣賞 A 片。我當場真是超尷尬,趕緊帶著學妹踉蹌而逃。
蔡正元把許昆龍講成「黨外先賢」是不對的。許昆龍是黨外沒錯,但稱不上「先賢」;據說他是美麗島雜誌社高雄服務處副主任,這部份我不清楚,因為那時候我還是個高中生。但是,蔡正元顯然誇大且美化了許昆龍在黨外運動中的角色與作為。
那時候的許昆龍,所代表的是剛剛要開始墮落的民進黨;其腐敗規模,跟過去二十幾年來貪贓枉法無惡不作的民進黨相比,根本無法相提並論,差太遠了。
民進黨初期的腐敗,就好比說政治人物利用權勢包點小工程,拿點紅包回扣,特權關說一些細微案件的不法事項等等。但是,最近二十年來的民進黨,卻是金山銀山整座山挖著吃,把政權與國庫當成戰利品,如同土匪攻城掠地打家劫舍那般,毫無吃相可言;爭相搶奪金銀財寶,賣官鬻爵,結黨營私,權位私相授受;尤有甚者,賤賣國土,中飽私囊;藉權勢之便,勾結財團大炒地皮;甚至還開起法院,貪贓枉法根本無人敢辦。許昆龍那一點小惡小壞,哪能比得上這等惡行之千萬分之一。
而且,再說一遍,許昆龍是許昆龍,許崑源是許崑源,兄長之行徑,不能全盤轉嫁到弟弟身上。施家之惡評,基本上就是一種對於死者的無端抹黑。
再者,施明德一家如果如此清高,何以不能容忍「秋毫」,卻反而能與民進黨之「輿薪」為伍?頂多不過一根秋毫,都能被他施家說得這麼難聽,但是,民進黨無數人渣政客、走狗文人及黑金老賊黑金教父李登輝等等一大卡車、罄竹難書的違法濫權與貪婪腐敗,施明德卻反而對之大表敬意並與之為伍。這是哪門子的清高?
我並非說許崑源多好多棒,基本上我不認識他,但也沒聽過關於他的什麼敗行劣跡。再怎麼說,都絕對遠遠比不上民進黨之系統性的全面貪婪腐敗。你施家能夠與「輿薪」共舞,卻如此不屑「秋毫」,這是哪門子正義與道德?
我來舉些例子,看看施明德到底是多清高?
一,結盟貪污老賊、黑金教父李登輝:
施明德曾經說,李登輝當總統的最大「貢獻」就是「引進日本的三流文化,大搞黑金政治」;痛斥黑金教父李登輝「欺世盜名」,嚴重傷害台灣民主與法治,是「黑道暴力政權的領導者」,「利用黑道力量控制國會議員,破壞民主法治莫此為甚,使台灣淪為西西里島一個黑道控制的島嶼」。施明德擔任黨主席時還動員全黨,發起一個針對李登輝的「反黑金大遊行」。
不料,幾年後,施明德卻邀請這樣一個「嚴重傷害台灣民主政治與法治」的「黑金教父」、「黑道暴力統治者」來家中做客,打算共同成立「第三勢力政黨」,而且對李登輝大加推崇,說他對李登輝的「政治堅持」與「熱情」很感動。
更不可思議的是,這個原本打算由黑金教父李登輝和施明德共同領導的「第三勢力政黨」,黨名居然叫做「新台灣清廉本土聯盟黨」。施明德歌頌李登輝說:「我們兩個都是同月同日生,魔羯座的,而且還是同血型,都是 AB 型的啦!坦白說啦!這一段時間我對李先生的那種熱情,那一種鍥而不捨,我真的非常受感動。」
很噁心吧。有利用價值時,就連黑金教主、黑道暴力教父都能捧成讓他多麼感動的改革者。反之,遇到異己之死,就任意亂抹黑一通,沒來由地大扣帽子,充滿不屑。這不會太荒唐嗎?雖說惡言非出自施明德本人之口,但他難道不覺得他太太言行之可恥?
二,施明德與「黑影幢幢」的民進黨
2008年,施明德發起倒扁紅衫軍,民進黨反擊,對施明德發動抹黑,抖出施明德過去在政治上與金錢上一些難以查證的不堪往事。施立即公開威脅說,他擔任過黨主席,「長期掌握民進黨各種暗盤交易黑幕,要抖大家一起來抖。」
我想說的是,施明德如果真的如此道德清高、嫉惡如仇,那他應該把他所宣稱全盤掌握的民進黨罄竹難書之「各種暗盤交易黑幕」統統公諸於世才對,但我從未聽他抖過任何一件黑幕,反倒坐視其太太囂張跋扈地對一個死者憑空栽贓抹黑。
2013 至 2014年,根據各家媒體報導,蘇貞昌準備和蔡英文競爭黨內總統初選,謝長廷則準備爭奪黨主席,施明德的「換帖兄弟」柯建銘以及謝長廷辦公室主任林耀文很貼心,馬上幫蘇、謝向四海幫與天道盟兩大黑幫調動數萬名黑道份子入黨,充當投票機器之人頭黨員。
2013年5月2日中國時報報導,根據警方情資指出,「入黨答謝禮一人三千元」。一位四海幫中常委表示,基於私人情誼才願意幫忙拉攏幫派成員加入民進黨。
根據當時《壹週刊》的調查報導,為了協助當時的黨主席蘇貞昌及謝長廷爭取大位,「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及謝長廷辦公室主任林耀文分別向天道盟、太陽會求助,要求兩派人馬能分別拉到6.5萬及3萬人入黨。」「柯建銘並前往澳門和天道盟精神領袖羅福助會面,當時羅允諾動員6.5萬人加入民進黨,幫助蘇貞昌連任黨主席,而柯建銘也曾尋求天道盟旗下太陽會創會會長吳桐潭協助找人入黨。」
柯建銘否認一切相關報導,並對《壹週刊》提出告訴,但民進黨立委郭正亮卻在臉書寫道:「據了解,黑幫被請託入黨的不只天道盟,目前傳出的入黨答謝費,每人可得500元。估計到今年 (2013年) 5月底入黨截止,民進黨約有12至15萬黨員,某派系加上黑幫與人頭黨員大戶,約可掌握3至4萬張選票,勝選機率大增。」
媒體指稱,「如果柯、謝在黑幫中分別能順利達成拉攏 6.5萬及 3 萬人入黨的目標,那麼,光是這回的黑幫入黨人數,將占民進黨有效黨員的至少三分之一。」當時的民進黨秘書長林錫耀對媒體表示,「黨中央原本認為選前一年黨員增加乃是慣例,但後來陸續得知天道盟及四海幫找人入黨,才發覺事態嚴重。」
對此我想說的是:依照施家的道德標準,究竟是「黑道集體收錢入黨」充當「人頭黨員」比較可惡,抑或是許崑源那些莫須有的空洞罪名比較嚴重?
我沒法理解施家這種道德,對莫須有的一人傳聞痛恨入骨,對於整個黨集體染黑與公器私用以便競選總統與黨主席大位之瘋狂墮落行徑,卻反而視若無睹,甚至照樣與之為伍。
三,施明德的密友們
施明德有幾位鼎鼎大名的友人,比方說周伯倫,比方說柯建銘,比方說林忠正等等等。
1.周伯倫
先說周伯倫。黨外人士應該都知道這號人物,當年號稱是「阿扁的師弟」,後來擔任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1988年涉及榮星花園弊案,收受一千六百萬元賄款打通關節,案子卻拖延十五年才定讞,判刑六年,2003年入獄,僅僅關了兩年,2005年便出獄了。
出獄後,表面低調,其實仍相當活躍。比方說,我的「前」工運「同志」賴勁麟 (現在是一堆國營事業頭銜的董事長),他女兒賴品妤參選立委,操盤手就是周伯倫,牽線者是柯建銘。
1995年,施明德跑來台南選立委,操盤手也是周伯倫。1996年,施明德競選立法院院長的核心操盤手,同樣還是周伯倫,以「大和解」為名,幫施明德四處喬事、串連新黨與部份國民黨人。另一個操盤手則是負責金援來源的林忠正。
周伯倫入獄前夕,前往其家中送別的就是施明德及其兩位密友,亦即柯建銘和林忠正。
周伯倫不但是貪污犯,而且黑白兩道通吃,依照施家羞辱許崑源的道德邏輯,為何反而與周伯倫如此麻吉?施明德擔任黨主席及立委等黨職與公職期間,周伯倫是他最重要的左右手之一。這又是哪門子道德?
2.柯建銘
施明德的另一個更大咖的麻吉友人就是民進黨內形象最腐敗的人之一--柯建銘。不過,老實說,我並不鄙視柯建銘,畢竟真小人總是勝過偽君子。但是,柯之行徑確實是民進黨的一個基本縮影。
柯建銘,一些黨內同志稱呼他是「現代和珅」。和珅是誰呢?和珅是清朝一位「喬王」,很會喬事情,號稱「中國歷史上第一大貪官」,富可敵國,從乾隆到嘉慶一路紅,無所不喬,權傾天下。
憑良心說,我認為給柯建銘這樣一個「現代和珅」的封號並不公平。因為,柯建銘的貪,跟民進黨那些表面清純的「正人君子」相比,顯然還是遠遠差了一大截。
真正貪婪舞弊者,往往以合法掩飾非法,隨便弄個地目變更,炒個地皮,馬上億萬錢財如洪水般滾滾而來,哪需要靠什麼幾十萬幾百萬的政治獻金撈錢?阿扁之所以坐牢坐得很不爽,就是因為他知道其他同志比他撈得更兇更猛。
不過,不管怎麼樣,施家如果如此道德崇高,連一個死者的清白都能如此踐踏,為何卻和「現代和珅」如此麻吉友好?甚至為其司法關說之非法行徑護航,這又是哪門子清高?
關於柯建銘,我就不多說了,請見底下幾篇相關文字:
卡韓政變 (137):嘴巴黨在乎清廉嗎?(陳真)
https://bit.ly/2Va3enT
和珅亂政(李界木):
https://bit.ly/2CpLGO7
柯建銘、陳水扁涉嫌買票、圍標、恐嚇受刑人(吳子嘉):
https://bit.ly/3fMQcok
道德理當具有一種內在的一致性。但是施家的道德顯然不是如此。面對自己人,不管怎麼扯爛污都無所謂,但是,面對異己,就馬上換一副嘴臉,表現得好像他多麼重視清廉與正直似的。真是很可恥。
3.林忠正
1994年,施明德擔任黨主席,找來一位特別助理林忠正,為人海派,周旋於豪門巨賈之間。此人曾任民進黨副秘書長,後來擔任金管會委員期間,收受賄款為廠商護航,並接受女色花酒招待,判刑14年定讞。就連林忠正的秘書都能藉職務之便,從中漁利,以低價非法取得股票。
林忠正 2011年入獄,2016年就出獄了,現在是東森媒體集團首席顧問。講到東森,我想起一個人。我那位「前」工運同志賴勁麟的太太,現在跟林忠正應該就是同事。賴太太不但是力麒建設公司之獨立董事,同時也是東森新聞台副總監兼節目製作處經理,女兒現在也當上立委了,真是一門英烈,生財有道。
然而,我很想問問賴勁麟,過去口口聲聲講的那些什麼「左派」啦、「工運」啦、什麼「勞動階級」的什麼「理想」呢?可還當做一回事?抑或是這一切所謂理想,只是謀取個人權位與私利的一個手段?亦即為求一己之私,面對民進黨遠比昔日國民黨更為貪婪腐敗的各種違法亂紀,明知該黨檯面人物諸多舊國民黨餘孽,貪贓枉法,持續掏空台灣,危害社會,乃至殃及後代子孫,不但視若無睹,甚且為虎作倀。
賴勁麟年紀應該比我大上一些,是跟我同一年代的一位工運人士,同時也是極少數我認為品性端正者,尚且淪為權勢幫凶,遑論其他政治蟑螂老鼠,個個腦滿腸肥,為非作歹。
四,施明德清廉嗎?
阿扁貪污案不勝枚舉,其中之一是國務機要費案。施明德發動倒扁,阿扁非常不爽,指證歷歷曾以國務機要費450萬金援施明德。施明德辯稱事後才知金錢來源。此外,扁亦指控曾有其它金援款項數百萬,非僅一筆。
施明德的前妻艾琳達多次亦公開指控施明德說:「他一直都有一些間接的藍軍金錢資助,他現在是,最近五年也是,大部分都是依賴藍軍,我認為他應該把他個人的財政、個人的家用啊、他個人的收入等等,全部應該公佈」。
這類指控非常多,但是,老實說,除了阿扁的資助那部份不算之外,我不知道施明德是否清廉。我個人是傾向於相信他的清白,畢竟他若真要扯濫污,機會多得是。但是,若要說他多麼一介不取,我倒也不信。為什麼呢?
比方說,施明德經常「炫耀」說他身上只有幾塊錢之類,以示兩袖清風。但這是完全說不通的。一個人十幾年或幾十年都不用工作,「身上永遠只有幾塊錢」,卻又能每天穿得像花蝴蝶,吃住無憂,而且據說生活環境相當豪華,至少家裏空間大到可以宴請十幾位客人,這總該稱得上豪華吧。
問題是,錢從哪裡來?這其實也是我對其它政治人物的一個基本困惑。為什麼這些人當他沒有擔任政治職務時,依然永遠都不必工作就可以過得相當豪奢,究竟錢從哪裡來?為什麼我們一般人卻得每天忙到爆,累到快要過勞死,而且是從年輕一路累到老,無一刻喘息,方能養家活口,求得一點溫飽?政治人物卻每天華服美食名車接送?到底錢從哪裡來?
我知道基金會是政治人物「斂財」(或說「謀生」)的一個管道;長年不用工作,只要弄個冠冕堂皇的基金會,接受各界捐款,馬上就財源廣進。問題是:吃人脈,靠名氣,而不是靠力氣靠血汗,這樣一種生活很光采嗎?
施明德很早之前就有個「施明德文化基金會」,他太太就是董事長。但我查遍網路,就是找不到該基金會的收支帳目資料,只看到該基金會常有所謂「義賣」,居然連施明德自己釀的酒也能公開販售(這樣合法嗎?一般人可以公開販賣自己釀造的私酒嗎?)。長年以來,究竟義賣了多少錢?支出多少?收入多少?以及收入來源等等等,完全找不到帳目資料。
我不是要做任何指控,而只是想說:這樣一種長年不需勞動、不事生產的優渥生活,很偉大嗎?何以如此驕傲?
五,施明德很單純嗎?
施明德很單純嗎?不知政治黑暗嗎?他不知道政治人物整天忙著撈錢奪權扯爛污嗎?他不知道在政治上,「白道的白天,比黑道的黑夜更黑」的基本事實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施明德又不是三歲小孩,當然不可能不懂台灣政治之腐敗入骨。
舉個例,在他與李登輝企圖合作企組織第三勢力政黨之前,施明德曾多次批評李登輝當權之後,引入黑金政治對於台灣之嚴重傷害。同樣地,早在2000年民進黨剛取得政權時,施亦多次指控權力早已使民進黨腐化,喪失理想性。施並指稱民進黨所奉行的是一種比黑金政治更為腐敗、對台灣社會更具危害性的「白金政治」。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關係研究所所長朱松嶺教授,寫了一本書叫做《民進黨政商博弈研究》,研究民進黨的政商關係本質。書中寫道,施明德多次指出:「權力使人腐化,民進黨早已喪失過去的理想性。台灣五十年來的政治轉型,是從兩蔣的『黨國不分』體制,到(李登輝的)『黑金體制』,再到 (民進黨的)『白金體制』。」「李登輝為了鞏固政權,不但引進黑道勢力,並將其培養成『黑金』,兼具黑道與政治勢力。」
書中指出,施明德認為,民進黨的「白金體制」時期,眾多的「紅頂商人」在政策制定與人事安排上,與掌權者掛勾,其所造成的傷害,遠比李登輝之黑金體制時期更嚴重。
一如該書作者闡釋施之看法,如此寫道:
「黑金縱然可怕,但白金更加可恥」;黑金政治底下,「黑道只能在暗地裏偷偷摸摸,但政商勾結的財團卻是公開地謀取不當暴利。」在「白金政治」底下,「貪腐官員的權力濫用以及不法商人侵吞資源的公開化、表面化,全然不避諱法律尊嚴與公眾輿論。」「久而久之,金權勾結形成政治寡頭與商界寡頭聯手的政策和資源壟斷聯盟,結成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共同導致吏治腐敗、惡政濫權、貪腐橫行。最終導致民生塗炭,經濟社會發展停滯與倒退。」
你可以清楚看見施明德對於台灣政治貪婪腐敗之惡化十分了解。也就是說,施明德並不是一個政治傻蛋。林義雄似乎真的很「單純」,對政治現實很無知;林義雄似乎真的不知道他所力挺的無數民進黨人是一些什麼樣的貪婪人渣與走狗文人,但是施明德畢竟不可能像林義雄那麼單純。
問題是,施明德卻照樣與黑金勢力與白金政客共舞而不以為恥。他自己或許相當程度潔身自愛,但他事實上並不曾展現基本道德的一致性;對於自己人,百般「寬容」,對於異己,卻又是一副傲慢不屑態度。尤其是對於一名死者之清譽,竟放任其家屬任意踐踏羞辱之。這是哪門子道德?
今天,如果立場對調,假設為惡者是國民黨,一整年每天無時無刻發動所有媒體對民進黨某位義人進行抹黑與醜化,從而帶來一種以身相殉。你想,民進黨會怎麼做?恐怕早已四處包抄,暴亂四起,為義人與烈士討公道。而且,殉道者會被載入史冊,無限歌頌,哪怕他生前為人如何如何。
施家擺出這種對於所謂流氓、惡棍的不屑嘴臉是很可恥的。就算一個大惡人,難道不能有義憤?不能有愛國心?不能哀嘆義人之落難?不能有公義之心?
我在八零年代的黨外十年之中,認識兩種人,一種叫做菁英,很會耍嘴皮唱高調,理想總是說得滿天飛,實則爭功諉過,窩囊猥瑣,膽子小,慾望大;很會迎合媒體,塑造形象,凡事都能轉換成為功名利祿之所謂「政治資源」;哪怕根本微不足道的一點小事,照樣能吹噓與變賣,絲毫不會「浪費資源」。
尤有甚者,大多竄改個人歷史,明明是舊黨國餘孽,抑或窩囊膽小,屁都不敢放一個,如今卻各個搖身一變,成為民主先賢先知,其實全是鬼扯蛋,全是謊言。目前這個所謂「民進黨」,其檯面掌權者,大多就是這樣一種政治人渣。
相對於「菁英」,黨外的另一種人就叫做「庶民」,做牛做馬,出錢出力,流血流汗,有情有義,無怨無悔,擋拳頭,挨警棍,動輒黑牢伺候,但是論功行賞永遠不會有他們的份,甚至根本無人認識。
庶民裏頭,很多人往往居無定所,工作不穩,抽煙喝酒嚼檳榔樣樣來,並且滿口幹你娘。過去國民黨全面掌控媒體,總是洗腦社會大眾,說這些人就是流氓惡棍,所以黨外就是一群流氓惡棍所組成。
但是,事實上,台灣的所謂反對運動或民主運動,倘若有什麼成果,其實就是這樣一些無怨無悔不計毀譽不計代價不求功名的庶民百姓乃至「流氓惡棍」,以他們的青春血淚為代價,爭取而來。
民進黨得勢後,菁英們各個封官晉爵,名利雙收,玩權弄勢,財源滾滾,居然就開始蔑視起庶民來了,說他們是草包,說他們沒水準,同樣玩起「流氓惡棍」的抹黑醜化把戲。明代曹學佺有詩云:「仗義半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大概就是這等寫照,十分可恥。
後語:
我不認識施明德,但在他絕食期間,差不多是1987-1988年左右,我和陳菊以台權會代表的名義去三軍總醫院看過他。我對他曾滿懷敬意,但這份敬意,早在三十年前的九零年代初便已煙消雲散;並不是因為他做了什麼壞事,而是因為他經常難以掩飾的傲慢,彷彿苦難賦予他傲慢的特權似的。
施明德的前半生因義受難,這點毋庸置疑,但是,再大的「苦難」本身都不足以讓人取得傲慢資格,更不會因此而擁有抹黑他人、羞辱死者的權力。
莎士比亞說:「一隻甲蟲之死,其痛苦不會亞於一個巨人」。一個人再怎麼偉大,他的痛苦也還是如同萬物蒼生螻蟻秋蝗一般,而不會更為巨大。
再說,苦難形式千百種,一個孤兒寡母含辛茹苦的生活磨難,一個工人家庭身心俱疲的經濟重擔,無人理解,無人可訴,這樣一種永難磨滅的一生艱難與難言之痛,又何嘗會少於政治受難?
苦難理當帶來一種滄桑,一種對於人事物的敏感與憐憫,而不是帶來傲慢與偏見。
許崑源當然不是惡棍。然而,即便面對任何一個惡棍,我們仍然還是只應給他應有的罪名,而不是趁其死亡,橫加罪名。
當今之世,在這小島上,在美國的長年殖民與強力政治操作下,仇中反華的綠色勢力橫掃全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人們爭相逢迎拍馬,爭相表態表忠貞。無恥之徒全加入綠營了,特別是菁英界,一個比一個窩囊無恥,一個比一個綠油油;請問島上還有幾人敢對綠有所不敬?乃至以死明志。光憑這一點,許崑源就是一條好漢。
曾經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施明德,自然也是一條好漢,但那似乎就像是個已成回憶的悲傷陳年舊夢;當下如許陌生,彷彿只能從往事如煙中去尋找。
許崑源與施明德 (續)
陳真
2020. 06. 25.
我這篇「許崑源與施明德」有個地方筆誤,請各方轉載者務必更正,也就是「後語」第一行,我去三總看他,是在 "1987-1988年"。是1988,不是1998。
每天公私繁忙,連想好好睡個覺都很難,再也沒有多少時間可以做一些或許對他人有益之事。光是過去三天加起來,根本睡不到10小時,非常疲憊。像這樣一篇將近一萬字的文章,我是利用過去幾天看門診時沒有病患的空檔,斷斷續續匆忙寫成,零碎跳躍,閱讀上只能將就,沒法顧及什麼文字品質了。
八零年代末期,施明德曾經絕食幾年,前後估計長達三、四年左右,因此被移送三軍總院強制灌食。記得差不多是民進黨成立後的一或兩年,我和陳菊以台權會代表的身份去三總看過他,時間大約是1987-1988年。他被五花大綁在病床上,以胃管強制灌食。
記得從高雄出發北上的那天早上,有位黨外前輩,沒有事先告知,突然跑來車站送我。他「語重心長」地告訴我說,他希望施明德這回能絕食至死,他說,「這樣的話,(反國民黨的)運動才做得起來」。我聽了很訝異。我跟這位前輩的想法不一樣,我希望施明德能好好活下來。
那已經是距今至少33年前的事了,那時我還是個大學生。兩年後,也就是1989年,想不到就換我叛亂了,罪名是「企圖分裂國土」及「煽惑群眾內亂」等等。那時我仍然還是個學生,正準備去醫院實習。
從此之後,噩運就找上我以及我的家人。該來的總是會來,可我沒想到它來得這麼快,這麼劇烈。
一個人,與其說為國為民為公義為理念,不如說是為了一個愛字;愛之所至,可以盡棄所有,可以亡命天涯,可以忍辱。可以負重,可以烈火焚身,可以引刀成一快,這一切其實都不算什麼;所謂「千古艱難惟一死」是錯的,一己之死沒那麼難,家人因你而受害才是人生難以言喻的痛。
我能體會林義雄的某種「孤僻」,不喜鎂光燈,不喜拋頭露面,因為我知道某種感覺,彷彿有個東西從生命裏破滅了,消失了,遠離了,從此世上再也沒有一種虛榮或個人榮耀具有意義、值得追求。家人一走,彷彿就帶走了我的所有明天,剩下的全屬「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