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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華夏食人族，恢復人性共興亞

要發掘何謂香港民族，思考華夏食人族之源起與發展在所難免，而當我想更準確咁解釋華夏之時，我忽然就聯想到過去人在澳洲深入偏遠沼澤尋訪鴨嘴獸之經歷。尋幽探秘嘅結果，雖然係一如預期嘅遍尋不獲，但因為本來就有可遇不可求嘅心理準備，回程感覺既講唔上可惜，亦未見得氣餒。活化石之所以引人入勝，原因在於觀察世間罕見嘅物種，可以親眼見證佢地幾乎絕跡於世嘅形態同習性，而鴨嘴獸作為十九世紀初歐洲科學家一度以為係惡作劇嘅卵生哺乳動物，正與以「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自居嘅華夏文化極為相似。以下將探討中國—華夏食人族—儒學鴨嘴獸保守估計已達三個千紀嘅發展停滯，論證香港民族脫離中國方可振興亞洲之道義責任，希望可以刺激民族同胞對於未來世界之和平想像。

華夏死水，寸草不生

世間萬物平等，適生淘汰係物競天擇使然，生物學意義上嘅保育瀕危物種亦應當支持，但香港民族飽受華夏食人族之害，絕對唔應該對近在咫尺嘅惡霸過於寬容，事關香港民族自身亦負有順應世界歷史演化嘅偉大使命。促使老帝國順勢解體、活化石安分退場，責任在於華夏歷史之非歷史，中華帝國之千年如一日，而香港民族為東亞生態系統所做嘅，只不過係呈現自身之求生意志，順勢向鄰國一池死水送出有助人類同胞起死回生嘅氧氣——唯有中國解體，中共治下各個族群方有望恢復人性，繼而步入正途，接上現代化之軌道。所以，相比起香港曾經風行一時嘅大中華主義思想，發揚民族主義，勇於改變受制於人嘅局面，先至係為華夏食人族燃點希望嘅合理路徑。

根據現代考古成果，位於現時伊拉克之兩河流域乃係孕育人類文明嘅豐饒之地，因為人類協作共生，形成部落聚落，大約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世界史上首個農業社會應運而生。由於農業社會之形成往往係經過漫長嘅選擇同適應階段嘅成果，活躍當地嘅人類早喺新石器時代已經掌握人工種植穀物技術，因此喺短短幾千年間，農耕技術已經傳遍四方，愛琴海、地中海、黑海以至黃河文明後來之繁榮，亦同蘇美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由此可知，華夏以農立國，既非世界農業社會史上唯一演進路徑，更非優異於其他古文明，發展初期嘅大體安定，只不過係因為遠離其他族群，避過激烈競爭——公元前嘅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之所以一直經歷各個王朝嘅武力征服，呈現出華夏食人族與一般香港人唔太習慣嘅歷史亂象，正係因為區內各國都無法以閉關自守形式經營。

當人類文明因為劇烈競爭而快速成長，歐亞大陸嘅東面，以黃河流域為根據地嘅儒學鴨嘴獸則因偏安而成為華夏食人歷史敘事中嘅適者。傳說中嘅夏王國稱霸中原地區，改禪讓制為世襲制，反映出武力同資源多寡極大程度上決定歷史走向，但其後商王國直至盤庚定都於殷之前都要不停遷都，則反映縱有共主之名實，當地貴族動亂與外敵入侵卻係從未間斷。商人統治衰落之際，周人以更具道德約束力之社會文化擊敗前朝，周禮於是成為定制。如此興衰交替之現象，其實係歷史上應有之常態，因為人類存在於世，本來就係要保持開放，不斷改革，面對各種天敵同環境轉變，繼而推動世界歷史不斷向前。因此，中國經歷文革之後以改革開放為國策，向世界展示友好姿態，本質上只係扭曲自然然後放開束縛，但瘋狂嘅係，華夏食人族已經習非成是，淪落到視經濟發展自然規律為權威嘅恩賜。中國人喺近乎缺氧嘅鎖國生活之中都可以如同老鼠一樣生生不息，又更無負儒學鴨嘴獸之名——野生鴨嘴獸繁殖能力固然不如儒學鴨嘴獸，但缺乏競爭而演化緩慢則為兩者共享之特性。

而要了解儒學鴨嘴獸到底係缺乏競爭在先，抑或係拒絕競爭在先，研究與華夏密不可分之儒學即可獲得關鍵線索。華夏文化敬鬼神而遠之，以自然解釋人倫，迴避形而上學嘅傾向，眾所周知，而孔子正係其中將形而下之事睇得最重因而成為所謂萬世師表嘅代表人物。無可否認，春秋戰國時期，中原確實出現過百家爭鳴之現象，事關當時儒學尚未具備壓倒一切嘅能力，但天人合一之謬說之所以喺秦漢之後成為主流，絕對唔係單單源於某任皇帝強行推動，真正起決定作用嘅係漢帝國人民已經具有充分思想準備迎接糅合陰陽學與五德終始學之儒教。華夏食人族之精神世界貧弱，易子而食，以至道德殺人嘅文化，就係由儒教所支撐，而儒教之所以歷久不衰，到廿一世紀都有人擁護，現象背後反映嘅正係華夏食人族即使曾經擦出資本主義嘅火花，但一直都未有真正進入近世，係貨真價實嘅人類文明活化石。

精神貧弱，後繼無人

回應世人對秩序嘅需求，本來無可厚非，亦有好處，但喺華夏文化之中，理想同現實逐漸割裂，倫理地位日高，實際道德反而每況愈下。周人趕絕已征服地內之故有文化風俗，由上而下推行官方祭祀儀式，係世界歷史上相當常見之統治策略，但封土建國求安穩之後，始終要面對周天子失去民心之事。春秋時代，各國主體意識亦變得不穩，人人急於發掘治道解決眼前困境，而魯國孔子選擇嘅策略就係上追周公，重塑國家地位以自保。當時魯國歷史悠久，但政經實力皆不敵其他國家，再次從諸侯國林立之背景中突出自身自然成為孔子嘅目標。

「周禮盡在魯矣」一說，既反映魯國求助於周禮力量，亦透露孔子以先王聖道描述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國之心，無奈再苦心經營嘅政治理論，到最後都因為缺乏小共同體而歸於塵土——如此發展，同時亦已預示後世所有真心儒者屢試屢敗嘅必然下場。孔子之政治思想，本來或者係有向善演變嘅空間，但魯國自己人唔支持，子弟傳道又力有不逮，久而久之，自然失去進入新時代嘅活力。其實，假如周公理念真係值得魯國上下傾盡全力守護，如此優秀嘅文化又豈會經唔起時代考驗，因為他國入侵而輕易失傳？對比以色列人之堅忍不拔，甚至將地方神想像成至高之神去解釋亡國滅族嘅命運，最後令猶太教釋放出自我救贖之能量，影響其他族群以至成個羅馬世界，孔門子弟嘅傳道意志，可謂相當薄弱。

周人統治早期，前朝文化仍然興盛，重視鬼神意見，事無大小都會問道於天，刻有甲骨文之龜甲出土，正係商人信仰虔誠之象徵。然而，周人之文化有別於前朝，而且對缺乏道德責任感之祖靈天帝都失去耐性，於是佢地開始相信個人意願高於神明指引，自身德行更勝上天欽點（畢竟商人亦曾經係天命所歸），結果就令神明成為政治決定嘅背書者。當神權變得低落而未有惹起嚴重爭議，人道比天道更重要之思想自然慢慢成為主流，華夏過早嘅政教分離，就令後人視人間一切都係人類事務，亦令「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成為後來孔子思想嘅基礎。

孔子死後兩百年左右，秦漢相繼而興，前者焚書坑儒，殘害儒者，後者則借屍還魂，利用儒學，儒學自此已經因應華夏土壤而萎縮變形，再未見昔日曇花一現過嘅茁壯之姿。畢竟，周人已經播好君權先於神權嘅種子，制裁政治由人定斷嘅果實亦係時候加以收割。收割之後，漢武帝以儒學包裝專制，以官俸收編文士，繼位者再興黨錮大獄屠殺少數敢言之輩，種種行為都係以唔敬神嘅周人為榜樣。公元二百年左右，東漢陷入分裂之局，周公理念終告壽終正寢，華夏文化亦正式鴨嘴獸化，而儒學幾經焊接轉化再焊接，就衍生出南宋國之民族主義、明清政權之閉關自守，以至當代中國之自卑自大矛盾心理——當華夷之辨代表排外心態，中華正統則代表自我中心，所謂「孔子學說本身係好」一語已經再無討論價值。

唯古是尚，輕薄自然

漢武帝想將儒學演繹為儒教，唔可能一廂情願推行，因為鞏固權力嘅過程引起太大反彈，就會擦槍走火，觸發動亂。換言之，在上位者收唔收窄到思想自由，係視乎民間接唔接受思想控制嘅準備。而活化石代表人物孔子之政治主張唔主張普世，唔主張反戰，是非對錯觀念含糊，可謂最有利於政權殘民自利，溫水煮蛙。

孔子主張之中，愚民反智首推「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先王所指，不論係理解成神話傳說中嘅堯舜，定係創立周禮嘅周公旦，其實都唔係完美無瑕嘅人，因為聖人始終係人。有能之人為處身於特定時代同空間中嘅人民建立社會共識，其實即係同英國普通法一樣嘅概念，過度歌頌某個時期嘅聖人，甚至要求往後嘅統治者都要複製聖人王政，簡直係忽略時移世易之自然規律。例如，神話人物神農氏之能力，在於推廣農耕技術，神話人物黃帝嫘祖之能力，在於擊敗蚩尤同推廣養蠶紡織，呢啲所謂為人民謀福祉嘅形象，其實係將人物刻意平面化加隱惡揚善嘅壓縮式造神運動，以聖人稱呼凡人可謂不合情理。雖然基督教信仰之中都有大量先知聖人，但先知聖人永遠唔係上帝，佢地只係負責傳達福音同按神意行事，最後審判之權仍然在於造物主手上，國王都要向上帝交代，人道之外畢竟尚有天道。

然而，儒教世界觀認為聖人有權替天行道，而天理既然要運行於人間，就唯有由最了解聖人之道之開國皇帝定斷。皇帝之所以自動成為聖人，係因為佢獲得五德終始說嘅加冕，咁亦即係話，天理係用於追認獲得江山嘅人間權威，天理可以係少數凡人嘅意志，天理根本同自然意義嘅天毫無關係。眾所周知，中華帝國皇帝概念（Emperor）同歐洲國王概念（King）有異，主要分別就係前者係天人之間溝通嘅中介，即使係貧民出身都一定係天命所歸之聖人，成聖之後就會自動同平民身分徹底割裂，而後者重視貴族血統，繼承領地只因家世顯赫，管治之時都經常要同教廷或教會爭奪權力。明白到兩者分別，兩種發展模式之相異即刻呈現眼前：平民爭奪聖人頭銜，華夏因而自陷於惡性循環，貴族爭奪俗王寶座，歐洲則逐漸走上協商之路，簡而言之，儒教可謂罪魁禍首，但產出儒教之族群亦難辭其咎。

審視返華夏神話，神農氏以身試藥嘅實證主義有貢獻，唔代表佢係仁義之人，黃帝攻打原居於中原地區嘅蚩尤部落，更分明係武力征服，後世儒者咁都可以話「君臣朋友之倫，亦為聖人所立，故人知之」，可見崇拜權威之頑疾已經積重難返。華夏食人族甘心接受統治，儒者更孜孜不倦於以聖人概括古代有能之人，不斷將有能者同有德者混為一談，直接導致嘅結果就係華夏文化總係有陳義過高、厚古薄今嘅傾向，而長遠後遺則係信史非史，真假混集，社會進程不進則退，如同鴨嘴獸一樣停止演化。

因為拒絕面對歷史，拒絕相信聖人非聖，拒絕與時並進，抑制商人同民不聊生最終就成為中國歷史書上最常見嘅兩個四字詞。戰國時代，商鞅入秦推行變法，已經提倡重農抑商，壯大地主階級力量，希望社會經濟停留喺農業主導嘅階段；至漢武帝執政，社會經濟再次興旺，朝廷又以新經濟政策打擊商賈，妨礙商品經濟發展，只為平息紛亂；其後儒者王莽篡漢自立，面對農民賣地，商人買地，土地兼併導致民不聊生之局，新政府嘅對策將儒學發揚光大，參考周禮推行終極復古，以井田制之名充公土地，再次分配，胡適形容佢做「一千九百年嘅社會主義者」，可謂無意幽默而更顯幽默。概而言之，儒學之本質，就係深信只要倒帶歷史加高舉禮教就會改善社會爭逐名利之亂狀，儒者之本質，則係真心推廣從根本上消弭階級生成空間之聖人必聖學說，既然如此，共產主義會同華夏文化無縫對接，自然合乎邏輯。

擁抱階級，拒絕天道

商品經濟係農業社會不斷發展就必然會走向嘅新階段，而唐帝國之所以重視貿易，所謂中國歷史都曾經有過資本主義之說，則係受益於儒教正統地位一度旁落。漢帝國時代，朝廷長期徵用異族士兵對抗異族，久而久之，異族亦定居中原，各族文化因而融和。其後，異族勢力隨時而增加，趁漢帝國崩解之際建立政權，更多異族大舉遷入中原，衝擊原有文化，儒教逐漸不敵佛教，平民精神世界亦因佛教傳入中土而稍為開闊。北朝政權一輪混戰過後，北周成為強國，然後楊堅取而代之，建立隋國，但僅僅經歷兩代君主，即敗於李唐，最後，面向世界之鮮卑文化正式主導中原，舊漢氣象因而大變，中原自由之風可謂空前絕後。故此，唐帝國時代，政權非但無意效法周禮解決經濟問題，更順應社會互信逐漸建立嘅趨勢，開創出前所未見之榮景。究其原因，並唔係君臣相契，而只係在於唐人未受儒教繁文縟節所限，敵視異族文化之心淡薄，亦無法接受只講倫理、盲從古制之落後觀念。

十世紀初，李唐由盛入衰，遊牧民定居日久，節度使手握重兵，地方力量割據，擊碎帝國模型，而以漢人領袖自居之趙宋亦乘機佔地稱王。積弱不振之趙宋定都汴京，再偏安江南，最後都係不敵其他政治力量，根本原因就在於世界秩序層層加疊之結晶品必然會超越華夏疊一層又刮清一層返回起點之墨守成規。丸山真男認為，儒學所呈現嘅世界觀，係從自然現實嘅觀察中演繹社會關係，即係將人間之事反映於自然界，呢種認知模式喺人類思維嘅初級階段其實係屢見不鮮，正正點出點解死守祖宗家法係不可取。研究前人經驗，抽取合乎自然之道加以發揚，係人類一直穩步前進嘅基礎，而因時制宜而精進，從來都唔係易事，任何部落、城邦、民族脫穎而出，都一定係有佢地嘅適生之處。華夏食人族之所以適生而又非適生至今，靠嘅就係閉縮世界一角，始終堅持以力服人，排斥人心善性，以無神論掏空平民對死後世界想像，令平民專注今世之禍福。佢地唔相信天堂地獄，唔相信真主在上，更唔相信八百萬神明時刻存在，就連因果報應之說亦唔會對佢地構成實質心理壓力。終於，仁義禮智倡於市，即演變成虛偽造作，中庸之道行於世，即演變成折衷妥協，三綱五常為定法，即演變成父權壓迫，儒教之流弊，盡見於當代中國社會。

孔子真心相信貴賤有序，君臣有別，佢推崇仁義嘅目標只係想維護社會秩序，而唔係期望小人質地嘅人有朝一日變成聖人。天人相關之世界觀，係孔子理念之核心，即使天人合一同性即理係後人加以發揮，亦唔代表孔子本人係意識到天道但刻意存而不論。而朱熹生逢社會排外心態熾熱之際，主張「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慾」，則向下開啟魯迅式精神勝利法。戴震批評朱熹理學，「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與外儒內法之華夏治國之道相呼應，本居宣長直言「儒者用儒道古聖人之說，佛道用佛之說，以定其理，於儒佛之中選取優劣，名之為道，皆己所私作之道也」，更係一矢中的。假如儒學所倡之君臣父子關係為恆定不變確為千古之法，父對子如同天對地，夫對婦如同陽對陰，階級社會合乎天理，咁古埃及王朝嘅「法老祭司—官吏軍人—商人農民—奴隸」社會制度同印度社會已經廢除但影響猶存嘅「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賤民」社會制度又有何不當？印度賤民女性生而為高階種姓男性之性器，應當承受施暴，若然理據來自種姓制度規定，又何以於理不合？當今印度社會之所以輕視女性，正正就係因為人類將人為之定制誤奉為金科玉律，唔再與時並進。當法老之墓已經風化，種姓制度亦已廢除，華夏儒教竟然仍然受到無知之徒狂熱吹捧，現代人除咗同情，大概亦只可苦笑。

人類之所以生於人道，在於人道生於天道，所謂天道即世界秩序、自然規律，難以名狀，但世界各地嘅神話同宗教正係人類解釋自身對天道如何理解嘅參考，只要加以比較，就會理解儒學鴨嘴獸原地打轉之演化史既罕見亦唔算罕見之處。希臘神話、北歐神話、日本神話等神話體系之中，諸神品格並非無可挑剔，但正因為諸神各有瑕疵，以天理操縱凡人之事至得以避免，因為人間之上有天神，天神之外有宇宙。漢武帝之後，所謂儒者，僵化大腦之內充斥盲目抵制外國之執念，又堅持凡人必須接受教化方可由惡轉善，所謂人本思想由此更見粗陋。

取締腐儒，遺毒自清

香港歷史自開埠起即與華夏食人族分道揚鑣，儒教思想早已隨年月而淡化，國體安定之後，新政府與學術界亦應以全面否定儒教遺毒為要務。回顧香港歷史，前人對中國革命事業嘅熱情確實高漲，而二戰之後，居於香港但卻心繫故國嘅人亦不在少數，但對香港民族新世代而言，反民主、反自由以致反歷史嘅華夏文化，已經變得陌生。即使中小學一直受到教科書論調洗腦，但大多數香港人都已經從中共暴政同華夏食人族真心擁戴不義政權之驚人現實之中，明白到中國政權同中國人之社會共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恐怖真貌。所以，只有徹底排除儒毒，解構華夏，香港民族至有可能正本清源，堂堂正正步上獨立之路。

二十世紀初，滿清帝國倒台在即，稍有學識之革命人士如梁啟超抄襲西方民族主義，虛構出中華民族概念並加以普及，尚未進入近世嘅中國平民照單全收，忽然就成為炎黃子孫。華夏可與古埃及、巴比倫、古印度並稱「四大文明古國」之荒誕主張，亦係梁啟超得意之作。香港華人定居香港日子尚短，難免關心故地政事，香港歸屬尚未生成，積極參與中華民國內政者不在少數，何東之第三子何世禮放棄英國國籍而加入中國國民黨，戰後按黨指令促成港台貿易，直至1973年返回香港都繼續辦報為國民黨作政治宣傳，正係出名例子。

另一相當熱愛中國代表，則必定要數中大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余英時形容佢「一生為故國招魂」，可見錢穆終生以所謂國學推廣者自居，完全未有因移居香港而改變舊思想。昔日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之時，錢穆極力取爭院校首任校長必須係中國人，又認為中文大學應以中文為教學主要語言因而堅持以「香港中文大學」命名，中國認同昭然若揭。佢對自己想像中嘅中國一往而情深，因而流露一種彷彿終生從未接觸西方與東洋思想之固執，重申中國傳統政治唔可以僅僅以西方之君主專制簡單概括，實為「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視唐帝國為一個中國、主張唐之三省制有效制約君權、中國之常態係和多於分等等，都係落伍到無以復加嘅一管之見。而由佢生前曾經講到美國就發狂，指住門口一隻狗當佢係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咁痛罵，更講出狗都比杜魯門有尊嚴呢類軼事觀之，佢嘅生平係完全符合一個愛國儒者嘅典型形象。如此人物，即使對本地大學教育事業有所貢獻，但情緒上狂熱反美反帝，又為中華帝國千年專制辯護，學養實在需要重新評估。

無可否認，大量香港前人視野受時局影響而繼續以中國人自居，但如此現象持續至香港前途談判時期，已經開始生變。香港人雖然尚未完全去除原有認同，但香港文化喺無形之中已經重塑緊大眾嘅心理，只係香港人發現唔到自己一邊做中國人，另一邊又希望維持英殖原狀之精神分裂。呢種精神分裂之下嘅集體意識流動，其實就係香港人成為民族前嘅心路歷程，而一百八十年嘅潛移默化所實現嘅厚積薄發、飛躍進步，非但唔係儒家教化而致，更係完全因為親近西方同時遠離華夏而成。

脫華復性，重新做人

所謂親近西方，更準確嘅講法其實係脫離華夏，恢復人性。儒學本身具有箝制思想之效，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已見一斑，名為推廣文教，實則罷黜各家各派思想體系；南宋朱熹理學號稱重振道學，實際上只係以嚴厲道德批判約束平民，同時助長社會無道德無責任之風；至明之世，統治者為求維持社會穩定，藉科舉制度推動儒教洗腦，應舉者因而受到顧炎武所指之「八股之害」，最終心腦俱殘，民智盡廢。儒學鴨嘴獸分泌之毒液之所以毒，在於人性本有善心，社會發展本有規律，無論任何年紀，都自然會心懷慈愛，無論任何職業，都應該以誠待人，但儒教竟一味高舉聖人之教，無視人類生而擁有之情感與本能，以及可以憑藉強大意志戰勝自身惡念之潛能。結果，華夏食人族因為遺忘人性而更難消滅食人文化，每日猜忌鄰里甚至親人，惶惶終日，最後只可以加入恐懼共同體以求自保；而香港先民因為勇於走出重圍，移居自由天地，最終就喺講究契約精神同市民權利嘅英國殖民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皇后大道東〉歌詞提及「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知己所指正係英國。香港人當時之所以認為知我者莫若英國，其實係因為尚未意識到真正嘅原動力始終來自自身，而非他者。的確，「這個正義朋友面善又友善／因此批準馬匹一周跑兩天」，英國殖民統治為香港先民提供比華夏食人族領域更自由嘅生態系統，但「百姓也自然要鬥快過終點」之「自然」二字，其實只係香港人之自然，並非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因為香港人願意為家人付出，亦積極計劃未來，再好逸惡勞都始終希望跟隨社會流動，成為中產。香港人樂天而散漫，靈動而急躁，好食懶飛、輕言放棄者大有人在，然而，大家從未向惡勢力低頭，正係因為心中有愛，是非分明，始終相信只要肯做肯試，凡事皆可能。

香港人開朗樂觀，自覺鴻運當頭，源於香港歷史順風順水，寄居香港，有付出就必定有回報。香港位處東西之交匯處，立於風暴前線，但自開埠至廿一世紀初，城市內部大體風平浪靜，經濟偶有受挫都總係快速復原，貨如輪轉，財源滾滾來，香港人因而難免自覺好彩。加上，香港人長期觀察邊境以北之民間疾苦，對比之下，落戶香港有如抽到上上籤之感，自然油然而生。然而，香港人心中亦一直暗藏惰性，雖然知道不勞而獲只屬幻想，但仍然難以戒除受華夏食人族文化影響之少做少錯僥倖心理。不過，香港人有小聰明，學習能力強，享有相當教育水平，配以外資林立之營商環境以及因自由開放而格外開闊之國際視野，醒目仔女形象相當鮮明，心懷僥倖都一直過到骨。香港人思維靈活，重視規則但絕不死板，生活上體現為擅長與來自世界各地之人溝通，寬容接納各式文化，抗爭時則表現為手段多樣，變化莫測，創意無窮，正係醒目之明證。不過，一般而言，香港人唔係以堅守原則而廣為人知，急功近利與缺乏耐性，常見於日常生活及工作，可以敷衍了事則必然得過且過，節省成本心力，亦係香港人之特點。由此可知，香港人之民族性，與告別華夏食人族之香港歷史緊密相連，全靠一代接一代發揚人性，一點一滴累積而成，香港民族形狀方有今日之清晰可見，後人應當追認珍惜。

華夏毀滅，東亞振興

霍布斯認為，人處於自然狀態難免侵略他人，故此強大政府結合嚴刑峻法，方可防止人類作惡，喺著作之中，佢更以神話中嘅海怪利維坦比喻權力無限膨脹之政權，形象鮮明而震撼。如此思維，正與華夏食人族之認知經驗相似，兇猛海怪與儒學鴨嘴獸之相似，自然亦合理不過。當我回想遠足當日尋覓野生鴨嘴獸，行到設有指示牌之處時之興奮，守候多時而更覺眼前湖景乏善可陳之悵然若失，我突然就諗起黑格爾對中國歷史之精準概述——不停將歷史推倒重建，只不過係「重複終古相同之莊嚴毀滅」。人類文明史上有戰有和，興亡交替，但整體一直係向建立契約、互相約束、互相理解邁進，生活亦因而變得更加美好，無奈華夏食人族一直錯過改革機會，最終就只可以凍結於遠古之世，停留於保護自己免於遇害身亡之原始時期，無法離開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之悲慘國度。

中國解體之後，以理殺人之儒教枷鎖將會同時崩潰，滅頂之災會令華夏文化追隨者真正意識到自身信念之不合時宜，而中國治下飽受壓迫嘅大小族群將會經歷西方族群早已經經歷過嘅後帝國時代，呼吸道聽途說已久之自由空氣。建設之路雖然長路漫漫，但天花拆封之後，非你死則我亡之敵對心理自此鬆綁，以日本為秩序維護者之東亞各國將會長久和平共存，而香港建國，既要與日本台灣攜手合作，鞏固東方連繫，亦要促進北方初立諸國與已發展國家之政經交流，扶掖後進。香港深受東西文化薰陶，輝煌歷史已達一百八十年，經驗之豐富絕對不遜色於世上其他喺戰後至按住民自決原則建立嘅國家。只要繼續精進自身，分工合作，堅持到中共主動挑起戰爭之日，香港民族自然會戰勝黑暗，浴火重生。

精進之真義，在於將好戰之意約束於一己體內，以批判他人之態度自我批判，每日反省，每日悔悟，直至重新發現香港民族本已有之嘅人性，成就自己同民族全體。而人性之內，本來就應該有順應天道與愛護他人之心，因為香港民族既然一早已經從華夏食人族之無神論輪迴中自我解放，自然亦等同回歸最初之善良。幾年之後，中國勢將發動戰爭，殘害香港民族，兩國平民難免要兵戎相見，但我相信香港民族大獲全勝之後，絕對唔會重蹈華夏食人族覆轍，冤冤相報，種下更深仇恨。相反，香港民族經歷正義之戰後，將會胸懷促進全人類之道德觀及世界觀差距繼續收窄之美好願景，上承抗爭時期齊上齊落口號，由學識寬容對待民族同胞開始，發揚民族內部應當愛人如己之團結精神，為日後同敵人亦可冰釋前嫌鋪路，成為更成熟嘅民族。只有維持香港文化中一直存在之宗教多元主義，勇於承擔為區域和平竭盡所能之重任，香港民族至會既可確立香港國體，同時再次成為名副其實嘅自由香港、東方之珠。
https://gnimmm.com/2020/06/11/chinese_platypus/

特別鳴謝同道 歪畸 贈圖

《愛是人生最重要的事：羅素》分享好文

*很奇怪，大多數社會對愛通行的態度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愛是詩歌、小說、戲劇的主要題旨；另一方面，它又為大多數態度認真的社會學家所完全忽視，他們認為對於經濟或政治改良計劃來說，愛不是必須的。我個人認為這種態度是不正確的。

*我把愛視為人生中最重要的事物之一，任何制度，只要它不必要地干涉愛的自由發展，我就認為它是壞的制度。

當愛這個字用得適當的時候，它並不一定指兩性間的關係。愛是含有充分的情感的一種關係，這種關係不單是身體上的，而且是心理上的。愛可以達到任何熱烈的程度。像崔斯坦與易沙德這一戲劇裡所表現出的那種情緒，是與無數男女的經驗相符合的。

要將愛的情緒藝術地表達出來，這種能力是不多見的，但是愛這種情感本身，至少在歐洲是很多的。在有些社會中，愛的情緒要比其他社會更普遍些，我想這並不是因為各處人民性情兩樣，而是因為各地的制度和風俗不同的緣故。

在中國，愛的情感很少見，並且在中國歷史上，愛徬彿成了那些受不良妃子蠱惑的昏君的一種標徵：中國傳統文化反對一切強烈的情緒，認為一個男子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都應該保持理性的主權。

這一點類似於歐洲18世紀的早期。

我們經歷過浪漫主義運動，法國革命和歐洲大戰，因而感悟到人生理智的部分並不如英國女皇后在位時人們所希望的那樣佔主導地位。而且理性在創造心理分析學說的同時，就已經背叛了它的本職。

現代生活中有三大理智之外的活動，即宗教、戰爭和愛情；三者都是理智之外的。

*但愛情並不是反理智的，換言之，即一個有理性的人能夠合理地享受愛情的存在。現代世界里宗教和愛情之間存在著一種敵對。我不以為這種敵對是不可避免的，它是由於基督教和其它宗教不同：基督教是根深蒂固地建立在禁慾主義基礎之上的，只是因為這個事實，宗教和愛情才有一種敵對關係。

*然而在現代世界中，愛情還有一個比宗教更為危險的敵人，那就是人們工作和經濟上的成功原則。

*一般都主張——尤其在美國——一個人不應該讓愛情妨礙他的事業，假如他為愛情而犧牲事業，那他就是一個傻子。但是此事和一切的人事一樣，需要一種平衡。為愛情而犧牲了整個的事業，雖然有時也許是一種悲壯之舉，然而總的來說是愚蠢的；為事業而完全犧牲愛情，同樣也是愚蠢的，而且絲毫沒有悲劇意義上的英雄氣概。但是在一個人盡爭利的社會裡，這種事還是會發生，而且不可避免地要發生。

我們試注意一下今日一個典型商人的生活，尤其是美國的：從他成人的最初時候起，所有他的最優秀的思想，所有他的最旺盛的精力，都通通用在發財的事務上，其餘的一切在他看來都是無關緊要的消遣罷了。他年輕的時候不時以嫖娼來滿足肉體上的需要，不久他結婚了，但是他的興趣完全和他太太的興趣不同，他從未曾和她真正親密過。他每天又晚又倦地由公事房回來，第二天早上在他太太未醒之前就起來了。禮拜天呢，他會去打高爾夫球，因為他需要運動以保持健康的身體來為繼續賺錢而奮鬥。在他看來，他太太的興趣大部分是屬於女人的，他雖然贊成卻不想去分享。

他既沒有時間談婚內的愛情，也沒有工夫搞婚外戀情，不過當他因公外出的時候，也可能偶爾去尋花問柳。他的太太在性方面對他多半是冷淡的，這是用不著奇怪的，因為他從來就沒工夫去向她求愛。在下意識中他是感到不滿足的，但他不知道是出於什麼原因。

他把不滿大部分排遣在他的工作中，有時也排遣在其他不甚合意的方法中，如參觀拳擊比賽或懲治激進黨人之類，以此獲得一種淫虐狂的快樂。他的太太和他一樣地不滿足，她通過消磨歲月於次等文化之中找到一個出路，她還通過磨難那幫生活自由的人以維持自己的德行。這樣一來，夫妻雙方在性生活上的不滿就轉而變成為憎惡戴著公德心和崇高道德標準的假面具的人類。

這種不幸事情的發生，主要是因為我們對性的需要這一觀念的錯誤理解。

聖保羅顯然地主張，我們之所以需要結婚，只是因為有機會做愛的緣故，這個觀點曾一致地受到了基督教道德家們的鼓勵。

*這些道德先生因為厭惡性的緣故，遂對性中優美的方面都蒙蔽不見；結果，幼時受了他們這種教育的人們，活了一世，竟對自己最優良的潛能都不認識。

*愛情絕不只是性交的願望，愛情是逃避寂寞的主要方法，這種寂寞使大多數男人和女人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上承受痛苦。

大多數人對於冷淡的人世和人類可以達到的殘酷程度，都懷有一種深沈的恐懼之心。因而他們都渴求人之情愛，而這種渴求的心理又常常被男人的粗暴、鄙陋或魯莽的態度以及婦女的蝶喚不休所理沒。

只要男女彼此有熱烈的情愛，這種事情就不會發生；愛情可以把自我的堅壁攻破，產生出一個合二為一的新生命。

大自然造人，並不是叫他們各自孤立著，因為除了憑藉愛戀對象的幫助，人不能完成生物學上的目的；並且文明人若沒有愛情就不能充分滿足他們性的本能。

*倘若一個人的整個生命——肉體的和精神的——不一致地參加性的關係，性的本能是不能完全滿足的。那些從未曾經歷過相互愉悅的愛情中沈酣的親密和真摯的情誼的人，實在是失卻了生命所能給予的最美好的東西，他們會無意識地——倘若不是有意識地，感到了這種損失；結果，他們因為失望的心理，每每發生妒嫉、欺壓與殘酷的行為。

*給熱烈的愛情一個適當的地位，於是成為社會學家應該關注的一個問題。因為假如人們失掉了這種經驗，他們的發展就不能達到充分的高度，對其餘的人們就不能發生一種仁愛的熱情；而要是沒有這種熱情的話，他們的社會活動一定會是有害的。

大多數的人，只要具備適當的條件，在他們生命中的某個時期，會發生熱烈的戀愛。

但是沒有經驗的人很難把熱烈的愛情和一時的誘惑區分清楚，尤其是大家閨閣中受過良好教育的女子，她們領受過父母師長這樣的教育：要是一個女子不愛一個男子，她是不會和他接吻的。這樣的女子對於上述的區別，尤其難以清晰瞭解。假如我們希望一個女子到結婚的時候仍是處女，那麼她平常受的教育和得的經驗會使她很容易墜入別人臨時設置的性誘惑的圈套里；要是一個有性經驗的婦人，則很容易把這種誘惑和真正的愛情分開。

這無疑是造成不幸婚姻的一個常見的原因。

即使是彼此都有愛情的時候，只要一方或另一方覺得愛情是罪惡的話，他們的愛情也是會受到傷害的。這種心理也許是很有根據的。譬如巴涅爾的通好無疑地是犯罪，因為他這樣一來使愛爾蘭希望的實現延遲了好些年。縱使罪過的心理是沒有理由的，愛情也一樣地會受損壞。

*倘若愛情要產出它所能達到的一切好處，它必須是自由的，慷慨的，不受拘束的，傾心盡力的。

俗世的教育覺得愛情中有罪惡的成份，這種心理在下意識中，不但女人有，男人也有；不但拘泥禮教的人有，自命思想解放的人也有。

這種態度的影響很多。

它常常使男子做愛的時候是獸性的、笨拙的，並且不會體貼和同情，因為他們不能夠溫文爾雅地把他們的愛情表達出來，以確定女人的感情。

性的最後一幕應該漸漸地推進，這樣才能使女人感到快樂，對於這裡面的價值，他們也不是十分明瞭。

事實上，他們每每不知道婦人也應該有快樂的經驗；假如她不能感到快樂，那就是她的情人的過失。受過習俗教育的婦女常常有一種冷淡的驕態，她們在身體方面非常矜持，不願意輕易讓人親近。手段高妙的求愛者或者能征服這類怯懦行為而達到目的；但假如他以女子的謹小慎微為貞操的表示，欣賞並且誇獎這類行為，則他多半不能成功，結果就是婚後多年夫妻的關係仍然是勉強的，多少有些形式的成份。在我們祖父那代人的時候，做丈夫的從來不希望看見他們妻子的裸體，而他們的妻子若聽到這樣的提議，也會為之驚恐。這種態度在今比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普遍些，即使在那些不守這類束縛、思想比較進步的人當中，許多舊習慣的約束仍然是免不了的。

現代社會關於愛情的充分發展，還有一個心理上的障礙，那就是許多人害怕不能保持他們的個性。

這是一種愚蠢的恐懼心理，然而又是比較現代化的恐懼。個體本身並不是一個目的，它必須和外面的世界發生多結果實的接觸。既然要和世界發生接觸，那它肯定不能保持孤零獨立。

*一個在玻璃箱子藏著的個體會萎謝，而一個在與人類接觸中自由發展的個體則變得更加充實。

愛情、子女與工作，是繁榮個人與世界上其餘的人發生接觸的源泉。在時間上，三者之中，以愛情為最先。並且男女的愛情對於父母子女之愛是很必須的，因為小孩子容易模仿父母雙方的特徵；假若父母彼此不相愛戀，當雙方的特徵在孩子身上表現出來的時候，各人就只欣賞自己的特徵，對於對方的特徵總覺得苦惱。工作不見得總是能使人與外界作有益的接觸，工作能否發生這種效力，要看我們用什麼樣的精神去工作；以金錢為唯一動機的工作，不會有這種效用；唯有體現某類奉獻的工作，或是對於人的，或是對於事的，或是對於某個理想的，才會有這種價值。愛情若只是佔有性的，它本身就沒有任何價值，它與目的只在於金錢的工作是一樣的。要想愛情發生剛才所說的那種價值，我們的心中必須敬重愛人的人格，有如我們對待自己一樣，並且我們需要知道對方的情感和願望，猶如是自己的一般。換言之，我們不單要有意地、而且要出自天性地把我們自己的情感擴而充之，以包涵對方在內。部分源於基督新教、部分源於浪漫主義運動的愚蠢的個性崇拜，兼之以我們的競爭好勝的社會，遂使上述那種愛情是很難得了。

現代思想解放的人們使適才說的那種真正的愛情遭受著一種新的危險。

當人們在每個甚為微小的衝動下就傾向於性交而不再有任何道德上的防範時，他們會養成一種習慣，把性和真摯的情緒割裂開來，並把它和愛情割裂開來。他們甚至於會把性交和厭惡的情感混為一談。

關於這一點，阿爾都斯·赫肯黎的小說有極好的例子。他小說中的人物，和聖保羅一樣，以為性交只是一種心理上的發洩；性交所能聯結的那種更高的價值，他們似乎都不知道。從這樣的態度到禁慾主義的復興，中間只隔一步罷了。

愛情有它自己理想的模式和它本身道德上的標準，這些理想和標準給兩件事弄得糊塗了，一是基督教的說教，一是在現在許多青年中對一切性道德不分皂白的反抗。離開愛情的性交不能使我們的本能有深刻的滿足。我並不是說，離開愛情的性交應該永不發生，因為要保證它不發生，我們就不得不設計一套很嚴格的障礙，這將使愛情也不容易發生了。我所說的是，離開愛情的性交沒有什麼價值，最多只能視作為愛情而做的一種實驗而已。

所以，愛情在人生中需有一個被承認的地位的要求，在我們看起來的確很重大；但是愛情是一種不聽支配的力量，倘若任它自由，它就會跳出法律和習俗的範圍之外。

只要不牽涉到小孩的問題，這也許沒有多大的關係；但是一有了小孩，情勢就不同了，愛情就不復是自管自的了，而是為了種族生物學上的用處服務。我們應該有一種與兒童有關係的社會倫理道德，

遇有衝突的時候，這種道德就可遏止熱烈愛情的要求。

不過，一個聰明的倫理會減少這種衝突到極小的限度，這不單是因為愛情本身是美好的，而且，假如父母彼此相愛，對他們的子女也是有益的。

聰明的性倫理的主要目的之一，即在孩子幸福的範圍之內，極力減少干涉愛情的東西。

值得一讀。
It's worth a read.Translated
最近Pokemon Go在世界各地爆紅之後，行政院要求將文化部加入科技會報，希望能夠將文化結合科技，打造出屬於台灣的Pokemon Go。然而我們要是分析一下最近《商業週刊》所刊出的兩篇文章：

《3個理由別再玩「寶可夢」了...獵頭觀察：上班也想玩，代表你自律性不夠！》

《就算抓滿「寶可夢」，難道你就能脫貧翻身？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裡，只有鈔票才是真的！》

看看瀰漫在這兩篇文章中的錯誤意識，就可以知道台灣要做出Pokemon Go這種世界級的遊戲根本妄想。甚至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出台灣的產業升級為何會失敗。

在進入分析之前，我們必須要先清楚兩個分析的前提。

馬克斯在《剩餘價值學說史》一書中，有一段相當重要，但很少被人注意到的見解。他批評亞當斯密的學說，認為亞當斯密錯誤的混同了商品的「交換價值」跟「實質價值」。市場機制決定的「價格」，其實只代表了「交換價值」。而「交換價值」跟「實質價值」有時會相符，但在很多時候雙方也會有很大的落差。

如果我們拿比較現實的例子來比喻。例如一碗麵一開始只賣30元，過一陣子漲到40元。表面上他賣到了更多的價錢，代表這碗麵的價值好像增加了。然而實際上，這碗麵能帶給你的飽足感跟營養從頭到尾都沒變。所以這碗麵的「實質價值」是不變的，變動的只有這碗麵的「交換價值」。

這兩種價值間的微妙差異，可以提醒我們注意到一種坊間存在的錯誤迷思。這個錯誤在於：

市場可以客觀的評價一件事物的價值，因此一件事物的價值可以從他的價格（人的話則是薪水）來斷定。

然而這個想法很明顯是錯誤的。甚至傳承自亞當斯密的主流經濟學，也指出了這樣的錯誤。主流經濟學告訴我們，價格是靠供需曲線來決定的。所以不論這件事物實質的價值是如何，我們只要去改變他的供給或是需求，就能使他的「價格」產生「變化」。而最經典的例子，就是：

水很重要，但他其實便宜得要命。鑽石很貴，但他其實在一般人的生活中沒什麼實用性。

而更加微妙的就在於「需求」其實描述的是抽象的心理狀態。所以當我們「主觀的」認為一件事情有價值，或是看好他的前景，就會增加我們對他的需求，進而「提升他的價格」。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一件事物賣不賣的到好價錢，看的不是他「實質的價值」，而是「我們主觀上認不認為他有價值」。

以上是我們的第一個前提。

接下來又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學常識。我們都很清楚，無論是「產品」或是「服務」，最後都會聚集到給予他「最高價格的市場」。

人人都想賺最多的錢，所以都會想找出價最高的買主脫手。我想大家應該都不會有什麼異議，這就是我們的第二個前提。

接下來我們先來分析一下Pokemon Go的價值。我們都很清楚，Pokemon Go成功就跟其他諸如「星巴克」或是「好萊塢電影」一樣，創造最高價值的並非販賣有形的物品或是服務，而是販賣抽象的「附加價值」（Adding value）。

而販賣附加價值為什麼能夠賺到最多的錢？原因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第一項前提，需求來自於主觀的價值認定。因此販賣的抽象價值只要能「感動人」，他就立刻能無中生有的增加他的需求，進而提升他的價格。

而什麼樣的抽象價值能最感動人呢？

由於經濟學似乎缺乏描述抽象價值的工具，請容許我在這裡借用「倫理學」的概念來加以分析。麥金泰爾區分道德行為時，提出了「內在善」（Intrinsic good）跟「外在善」（External good）。

外在善指的是你做某件事，他能帶給你這件事情以外的回饋。例如：金錢、美女、名聲、地位。而內在善指的是你做某件事情，這件事情本身就能帶給你的樂趣。而麥金泰爾在《美德之後》這本書中，正好舉了一個適合我們今天分析Pokemon Go的例子。

麥金泰爾舉的例子是：當一個小孩為了得到糖果而下西洋棋，這就是外在善。而當一個小孩為了享受對弈的刺激、思考戰略的快感而自發地去下西洋棋，這就是內在善。

與外在善分的是有形的資源不同，內在善的特性，便是他會隨著你進行這項活動而越來越豐富，甚至能夠感染周遭的人一起加入。而當更多人加入後，內在善的樂趣不會隨著參與者變多，而讓每個人分到的變少，反而會隨著更多人加入而互相影響，樂趣倍增。

麥金泰爾用內在善，來分析善行為什麼能感化更多人一起投入。而當我們借用這個概念來分析Pokemon Go時，我們才能知道Pokemon Go真正打動人心增加需求的，不是AR、VR或是什麼鬼的技術。這些技術都只是載體，他們乘載的核心是一種近似於內在善的價值：

人們一起走出戶外同樂的歸屬感跟共融感、朋友從遊戲競爭之間所增進的友誼、出門冒險的刺激感、認識自己城市的新鮮奇趣、透過遊戲讓人與生活的地景連結的文化感動。

Pokemon Go說穿了只是一個載體，還是一個遊戲指令功能相對於市面上各種遊戲，都頗陽春的載體。但透過這個載體，人們可以自尋樂趣，而且樂趣還會自己倍增。這才是Pokemon Go能在全球都掀起旋風的核心關鍵。

然而我們從《商業週刊》的那兩篇文章，看不到任何能幫助我們了解近似「內在善」概念的東西。相反的，這兩篇文章通篇充滿了淺薄的「外在善」價值。他只引導讀者去思考：

玩Pokemon Go可以帶給我們什麼現實上的額外紅利？可以讓我們賺更多錢、事業更成功。

然而透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這種想法只會讓我們離賺錢越來越遠。因為當你能真正了解Pokemon Go的內在價值，你才能去創造一個同樣充滿了內在價值的新商品。而當你創造了價值，你自然能創造需求，讓錢追著你跑。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當你只能看到外在價值，你就要辛苦的追著錢跑。但當你看到內在價值的時候，錢就會追著你跑。

而當你沒有真正瘋過Pokemon Go，去感受計算驛站抓寶的冒險經驗，與朋友競爭蒐集的快感，在山巔水濱抓到稀有寵物的狂喜時，你怎麼看的到這個遊戲的內在價值？

而商周這兩篇文章所傳遞出的警訊，就在於台灣社會不只看不到一個成功遊戲的內在價值，反而倒過來鄙視他。甚至鼓吹大家放棄去體驗他的機會。而這些文章所傳遞的，就是鼓吹台灣人更加瞧不起事物的內在價值，只看他能帶來的外在好處。而鼓吹這種價值的人，卻是台灣人資部門或企業管理階層的意見領袖。

而價格既然是被人的主觀需求給決定的。我們就能知道，在這群人資主管跟企業領袖的眼中，內在價值的「價格」是不值得一提的。連帶的，能創造高超內在價值的「人才」，價格自然也會被「嚴重低估」。最後只能被逼著放棄自身的才華轉業，或是轉進到其他國家的市場。

這時根據我們前面提到的第二項前提：

無論是「產品」或是「服務」，最後都會聚集到給予他「最高價格的市場」。

很明顯的，台灣將無法吸引或留住真正能創造產品內在價值，也就是「創造最高附加價值」的人才。

而當你無法為商品，生產出更高的附加價值時，你就自然會從產業鏈的高端墜落到低端。這就是台灣產業雖然掌握了各種先進技術，最終只會在全球分工中越來越低階的原因。這將是提升任何現實的「競爭力」都無法扭轉的必然趨勢。

所以刪掉你的Pokemon Go，去提升你的有形競爭力，真的能讓台灣經濟跟你的生活變好嗎？你恐怕應該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