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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計畫總召從高雄前鎮談到左楠
從劇場談到菜市場
從演員談到流氓
煉油廠變成晶圓廠
翻出《想回家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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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兒童人文地理學
他們身上有股微妙的煙硝味，像丟進水溝裡的水鴛鴦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爆炸，我應該要捂著耳朵儘快跑回家躲起來才對，可是，如果不必裝乖的話，我想承認我喜歡懷著怕意在遠方偷偷瞄他們，像在夜市看賣蛇肉的老闆用鐵鉤鉤出籠中嘶嘶吐信的蛇。

以我住的莒光菜市場為軸心畫出的三條路徑，是三條完全迥異的成人生態：

巷口左轉到底是新拓寬的八米路，不過兩三百公尺的距離，在那可以清楚嗅到煉油廠煙囪冒出來的味道，空氣是流動的為什麼在那裡聞得特別清楚呢？我也不知道。路過煉油廠門口可以看見抗議布條，電視新聞報導過後勁居民的健康和油廠污染空氣的問題，但是螢幕上跟實際上看到的不太一樣，螢幕上叫囂的叔叔伯伯戴斗笠或農會發的棒球帽，嚼檳榔叼香煙，紅紅的嘴唇罵幹你娘的樣子很像神經病，在現場的他們看起來很像過新年去油廠福利社參加賓果遊戲的普通人，並且發現內部有人作弊，害他們賭輸所以氣得跳腳。我想一定是有什麼事情弄錯了，不可能的，電視台不可能大費周章跑來我們這種小地方。

更左邊一點是楠梓加工出口區，每到上下班時間，大人穿制服騎腳踏車和機車等紅綠燈，八米路塞滿了人，人多熱鬧的場面不管看多少次都不煩，當時機車剛流行起來，不是很普及，車子排出來的廢氣聞起來香香的，我喜歡站在路邊拼命吸。

巷口右轉直走到底會走到軍校路，路的兩側是很長的紅磚砌成拘謹的圍牆，海軍兵校官校，海軍總醫院和左營眷村聚攏在這個區域。我坐爸爸的三輪車經過衛兵站哨的大門，只要哨兵跟我揮手我就躲在遮蔽物後面，偏出一顆手掌貼齊眉毛的頭向他們敬禮，對他們有禮貌是有原因的，我總覺得他們隨時會為戰爭死掉，很可憐。

以上兩個區域的男大人都有點無趣，他們的作息和時鐘、紀律綁在一起，臉上表情很少，少到五官很淡，更別說留下什麼印象了。

鄰居之中，只有陳昭光他叔叔會在熱天穿一條子彈型三角褲，家裡家外袒胸露背，他剪山本頭，瘦扁的身體撲上一層精實的肌肉，像生氣的龜殼花的肉，小腿用刺青畫了黑色的鯉魚，背後胸前是一對龍鳳，檳榔是他的口香糖加口紅加鍛鍊下顎肌肉的啞鈴，巷子尾通往右昌大路那裡很多像他叔叔這樣的人，很好看。

每次跟媽媽去右昌我總是興奮得沒有辦法乖乖坐在椅子上，外婆開檳榔攤，元帥廟旁很多像陳昭光他叔叔那樣的人，光著上身賭博叫囂很熱鬧，幹你娘是罵真心的還是罵玩笑的從語調可以分出來，外婆說他們是蝶雞仔，也就是流氓的意思，說他們像炸彈一樣情緒化，愛打架，殺人放火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少惹微妙。

我喜歡幫忙包檳榔賣給他們，因為身體的距離太近了，遞檳榔的時候我不敢看他們的臉，也不敢講話，眼睛放在刺青或夾在肩膀和汗衫之間的香煙，他們是我非常好奇的世界啊，皮膚上有畫畫，肌肉發達體育好，講話很自由，互嗆幹你娘的時候有一種隨和，三八兄弟的親密感，特別重視自尊，我喜歡他們為了自己在意的事把命豁出去打架的死心眼。唯一要想一下的是他們會跟別人暴力要錢，我和外婆說：「欠錢不還本來就會生氣啊。」外婆把抹紅灰的檳榔刀插進碗中，紅灰像內臟一樣發抖，外婆哼了聲，說：「嗯？大家都欠他們就是了？憨孫，妳實在有更憨吶，他們是流氓吶，伊要是看妳不爽把妳拖去姦一姦，到時看妳要按怎才好。」

約瑟夫‧布羅茨基詩中的巴洛克敘事　　◎蕭宇翔

　　

“It seems that what art strives for is to be
precise and not to tell us lies, because
its fundamental law undoubtedly
asserts the independence of details.”

from The Candlestick by Joseph Brodsky

｜賦格與俄語

布羅茨基曾自言，最早教會他詩歌結構的啟蒙老師即巴赫(J.S. Bach)。與其說音樂值得詩歌嚮往，不如說這是藝術具備的公分母，在這點上，布氏幾乎發展了一整套韻律理論，藉音樂的特性深刻地反觀詩歌。他認為：「所謂詩中的音樂，在本質上乃是時間被重組達到這樣的程度，使得詩的內容被置於一種在語言上不可避免的、可記憶的聚焦中。換句話說，聲音是時間在詩中的所在地，是一個背景，在這個背景的襯托下，內容獲得一種立體感。」(註一)「包括音質、音高和速度，詩歌韻律本身就是精神強度，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替代，它們甚至不能替代彼此。韻律的不同是呼吸和心跳的不同。韻式的不同是大腦功能的不同。」(註二)音樂是以音符與節拍承載時間，而對詩歌而言則是韻律和語氣，如何藉此重構時間(或說面對消逝)，此即作詩法。

從各種層面來講，巴赫的作曲法和布羅茨基的作詩法的確相像得不可思議。譬如巴赫窮盡一生不斷改進的的賦格曲式，宣示了一整個巴洛克時代的成就。賦格可分成兩大類：一種輕快簡單如舞曲，風格飄逸；另一種則結構嚴謹，由層層模進所交織串聯，厚重而壯麗。這兩種風格剛好可以蓋括布羅茨基一生的詩風。

如同巴赫的音樂，布羅茨基的詩風同樣既古典又現代，事實上，布氏認為：「現代主義無非是古典的東西的一種邏輯結果──濃縮和簡潔。」(註三)這是因為在俄羅斯，布氏生長的城市，彼得堡──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個混合體，古典主義從未有過如此充裕的空間去填充現代，幾百年裡義大利的建築師紛至沓來，抑揚格節奏在這裡自然如鵝卵石，布氏認為，彼得堡不僅是俄羅斯詩歌的搖籃，更是作詩法的搖籃，在曼德爾施塔姆的詩中足以看見彼得堡的天使壁畫、金色尖頂、柱廊、壁龕，當然還有文明的末日景觀。(註四)

於是我們看到布羅茨基在遵守嚴格韻律之餘，常以古典的耐心，巴洛克式的句法層層雕琢、延展，甚至在長詩〈戈爾布諾夫與戈爾恰科夫〉裡，將兩名精神病患的交談分切為片斷的組詩，相互衝突而又離不開彼此的兩人，類似區分大腦兩半球官能的對稱，這表現在詩章結構、內容的平行現象和各章編排的對稱與反差。十四章標題的總合構成了「十四行詩」一樣的文本。對稱嚴格之外，十四章的篇幅是均等的：各有一百行，第一章和第十三章例外，是九十九行。所有「對話」的各章都用十行詩節，每節各有五個同樣的對偶的韻腳，這無疑是强調二重性的又一種方法。(註五)巴赫以同樣的方式創作賦格曲並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在音樂裡，這稱作對位法。總總精妙的巧合不僅讓我揣想，巴赫之於布羅茨基，是否如坂本龍一之於德布希，認為自己是前者的轉世。

然而，詩歌畢竟是獨立於音樂的另一種藝術，其最重要的素材不是音符與節拍，而是語言。布氏對於自己的母語同樣有著系統性的見解，他認為俄語是一種曲折變化非常大的語言，你會發現名詞可以輕易地坐在句尾，而這個名詞(或形容詞或動詞)的字尾會根據性、數和格的不同而產生各種變化。所有這一切，會在你以任何特定文字表達某個觀念時，使該觀念具有立體感，有時候還會銳化和發展該觀念。從句複雜、格言式的迴旋，是大部分俄羅斯文學的慣用手段。(註六)

就語法的錯綜而言，名詞常常自鳴得意地坐在句尾，對於主要力量不在於陳述而在於從句的俄語是相當便利的。此非「不是／就是」的分析性語言──而是「儘管」的綜合性語言。如同一張鈔票換成零錢，每一個陳述的意念在俄語中立即蕈狀雲似地擴散，發展成其對立面，而其句法最愛表達的莫過於懷疑和自貶。(註七)

因此俄語詩歌總的來說不十分講究主題，它的基本技術是拐彎抹角，從不同角度接近主題。直截了當地處理題材，那是英語詩歌的顯著特徵。但在俄語詩歌中，它只是在這行或那行中演練一下，詩人接著繼續朝別的東西去了；它很少構成一整首詩。主題和概念，不管它們重要與否，都只是材料。(註八)

依憑著俄語的不規則語法，離題這件事可想而知卻又非同尋常，原因是它並非由情節的要求而引起，更多是語言本身──意識流不是源自意識，而是源自一個詞，這個詞改變或重新定位你的意識。(註九)數世紀俄語聖殿的「文字辮子」，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尼古拉‧列斯科夫對高度個人化敘述的偏好(skaz)，果戈里的諷刺性史詩傾向，杜斯妥也夫斯基那滾雪球般、狂熱得令人窒息的措辭用語大雜燴。(註十)

總的來說，布氏認為，俄羅斯詩歌樹立了一個道德純粹性和堅定性的典範，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於保存所謂古典形式而又不給內容帶來任何損害。(註十一)而他與普希金、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古米廖夫，繼承了這些傳統。除此之外，俄羅斯歷史與現實的噸級質量，同樣可視為此種巴洛克作詩法誕生的要素，因為通過在細節上精確複製現實，往往便能產生足夠超現實與荒誕的效果。

布羅茨基身為一個現代人，其語言與內容定然比起生活在古典時期的人更感飢渴、躁動，正因如此，布氏所使用的古典形式與韻律乘載了一股力量，這力量總是從內部試圖吞噬並篡奪本體，形成詩歌內部的最大靜摩擦力，一旦觸發就會以加速度往前衝破。對付這種力量，人類需要古典的耐心，無怪乎布羅茨基經常引用奧登的話：「讚美一切詩歌格律，它們拒絕自動反應，強迫我們三思而行，擺脫自我之束縛。」(註十二)

｜呈示部──黑馬

這是一首完成於1962年7月28日的短詩，只有三十五行，布羅茨基只有二十二歲，然而已暴露出布氏善於綿延鋪陳的作詩法──布氏開頭動用了二十八行，傾全力試圖描述黑色的荒野中一匹馬到底有多黑，一系列的形容包括：那馬腿比夜色還黑因此不能融入夜色、黑得沒有影子、黑如針的內部、如穀糧正藏身的地窖，或肋骨間一座空洞胸腔，眼中甚至傾瀉出黑色的光芒......有人說這是俄羅斯式的想像力，實際上，不如說，這是俄羅斯現實的質量，其形容依靠的不是修辭，而是物理或光學，當然還有作者敏感纖細的一顆心。布氏曾引用芥川龍之介的話來形容自己：「我沒有原則，我擁有的只是神經。」(註十三)

一首詩的主要特徵必然是最後一行，不管一件藝術作品包含甚麼，它都會奔向結局，而結局確定詩的形式並拒絕復活。(註十四)〈黑馬〉驚人的結尾，的確拒絕了復活，但與其說是死亡的手勢，毋寧說是「第二次誕生」，這手勢的反轉向讀者指認生活的嶄新，正如馬奎斯《百年孤寂》的開篇：「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必須用手指頭伸手去指。」〈黑馬〉是一首奇蹟之詩，其震懾力或許只有里爾克的〈無頭的阿波羅像〉能匹敵。因為它們做到了同一件事：提醒一個人的被動地位。當我們以為是我們是主格，是觀察者，是生活的主宰，並因此可以置身事外。實際上，某種東西正在高處端詳、物色，伸手指向我們。我們的生活是被選擇的，遠非自己所選。這匹黑馬或是繆斯的化身，也可能是黑帝斯，無論如何，宿命引領牠找上我們，並且，我們必須學會如何駕馭，否則將就被牠踐踏或遺棄。

「為何要將蹄下樹枝踩得沙沙作響？
　為何要湧動眼中黑色的光芒？

　他來到我們之中尋找一名騎手。」──〈黑馬〉末三句，蕭宇翔譯

｜展開部──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

〈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創作於〈黑馬〉的隔一年，顯然他自覺抓到了某種可善加發展的作詩法。這兩百二十七行的輓歌體詩作，十足展現了俄羅斯古典式的耐心，那年布羅茨基只有二十三歲。誰敢將巴黎聖母院的工程交給一個二十三歲的小夥子？因此，當阿赫瑪托娃讀到此詩時驚嘆：「約瑟夫，您自己也不明白您都寫了什麼！」也並非沒有道理。但誰能料到這是讚賞？

布氏的作詩法顯然是致敬，因為他曾譯過多恩的詩作。其詩意冥想往往表現於展開、放大的隱喻。這樣的隱喻和比擬方式又稱為「協奏曲」（來自意大利語concetto，「虛構」，在這裡的意思不是臆想，而是思想的提煉，想象的建構 ）。「協奏曲」是全歐洲巴洛克風格的典型特點。（註十五）布氏透過這種方法來重構現實，試圖藉現實質量的高度來還原多恩的死亡。

開頭以「約翰‧多恩入睡了，周圍的一切都已入睡」作為梁柱，接著便是繁複的雕塑、大量裝飾、戲劇性的突出處，其中有關睡眠的動詞出現了五十二種：沉睡、入睡、酣睡、安眠、打盹、睡了，諸如此類，並附上了一百四十三個睡著的物件，包括門閘、窗幔、木柴、窗外下著的雪、監獄、城堡、貓狗、倫敦廣袤的大地、森林與海、大批書籍、人們頭頂上的天使們、地獄與天堂、上帝與惡魔、所有詩行、語言之河、韻律、真理、一切，全都睡著，一步步將敘事的時空拓幅，同時以特寫鏡頭加強景深，並不時跳回重覆的同一句：「全都入睡了，約翰‧多恩入睡了」，彷彿約翰‧多恩既渺小、單一，又等同於萬物──這輕盈、飄逸與向下俯瞰的視角正暗示多恩的死亡，因為只有靈魂可以達到這樣的高度與抽離。這是大沉寂。而到了第九十九行，布氏的聲音才終於介入，扮演多恩的靈魂，這究竟是多恩的獨白，還是布氏與多恩的對話？或許兩者皆是。但絕不可能是布氏的獨白，因為他抗拒以別人的死亡來行自我的抒情，他害怕自己的呢喃蓋過了死者的哭聲。

「是你嗎？加百列，在這寒冬
　嚎哭，獨自一人，在黑暗中，帶著號角？

　不，這是我，你的靈魂，約翰‧多恩。
　我獨自在這高空滿懷悲傷
　因為我用自己了勞動創造了
　枷鎖般沉重的情感、思緒
　你帶著這樣的重負
　在激情中，在罪孽中卻飛得更高」──節錄〈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婁自良譯

｜再現部──歷史的填縫與增長

布羅茨基的傳記作者列夫‧洛謝夫認為，顯然由於某些內在的原因，布氏感到有必要完成十七世紀的功課，彌補俄羅斯詩史的缺口。這種巴洛克式的敘事詩體在20世紀俄羅斯抒情詩中被視為陳舊的或處於過渡狀態。19世紀「詩體故事」是相當流行的：普希金的《未卜先知的奧列格之歌》、雷列耶夫的《沉思》，托爾斯泰的歷史題材的抒情敘事詩，或如普希金的《箭毒木》、萊蒙托夫的《將死的鬥士》、涅克拉索夫的《毛髮》——這些只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註十六）

到20世紀這種體裁過時了。這些大量有故事情節的詩「是民眾容易懂的」，其實就是蘇維埃俄羅斯文化產品的思想檢查官容易懂，當然，也只有這樣的詩才能服務於宣傳目的。但高雅的現代派俄語詩幾乎完全排除了故事情節。於是早期馬雅可夫斯基或茨維塔耶娃激情洋溢的抒情詩，阿赫瑪托娃情感含蓄的自我反思，曼德爾施塔姆關於文化學的冥思，便傾向於極其準確的自我表現。這種純抒情詩的理想是——作者和作品的「我」的完全同一。這一類抒情詩總是充滿激情，而且詩里的情感總是明確地表現。甚至俄羅斯現代派的長篇敘事詩也是內心的傾訴。（註十七）

然而，俄羅斯的過期品，在那個時期的英語詩歌中卻是典範。托馬斯·哈代、W.B.葉慈、羅伯特·弗羅斯特、Т.S.艾略特、W.H.奧登同樣地既寫第一人稱的詩，也寫關於「別人」的故事。他們對虛構人物進行細致的心理描寫，詳細地描述他們的生活場景，往往在詩中使用直接引語。（註十八）弗羅斯特尤其受布氏推崇，他在訪談中提到：「弗羅斯特的敘事的主要力量——與其說是記述，不如說是對話。弗羅斯特筆下的情節照例發生在四壁之內。兩個人彼此交談（令人驚嘆的是他們在彼此之間什麽話不說！）。弗羅斯特筆下的對話包含一切必要的情景說明，一切必要的舞台指示。描述了佈景、動作。這是古希臘意義上的悲劇，簡直就是一齣芭蕾舞劇。」抒情作品的戲劇化，利用「舞台」、「演員」，使他可以包羅萬象地轉述日常生活的可怖、荒誕，而在浪漫主義抒情獨白的傳統形式中，存在主義悲劇很容易就被偷換成個人的抱怨。（註十九）

布羅茨基從海洋的另一頭提領了勇氣，證明了復古與先鋒並非反義詞，而是「創造」的兩種釋義。前文提到的某種「內在的原因」，正是這跨洋閱讀的效應，從海的另一頭遠望，看到的不是自己的祖國，而是整個世界。因此俄羅斯歷史自覺的根本問題才會產生：是歐洲還是亞洲？對布羅茨基來說，歐洲從它的希臘化源頭開始，就是和諧（結構性）、運動、生命。亞洲是混亂（無結構性）、靜止、死亡。布羅茨基總是把地理（或地緣政治）主題表現於嚴格的對立模式的框架之內：亞洲——西方，伊斯蘭教——基督教，樹林——海洋，冷——熱 。「那裡的氣候也是靜止的，在那個國家……」（〈獻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與此同時西方文明正往前邁進。（註二十）

「……死亡是模糊的，
　就像亞洲的輪廓。」──節錄〈1972年〉，婁自良譯

｜結語──未完成的賦格

某些「內在的原因」以其迴避、模糊、朦朧的句式，提醒了我們作者論的重要性。布羅茨基之所以會大量閱讀英美詩歌，是因為那時候他被放逐到俄羅斯北方的諾林斯卡亞村去做苦役，這荒涼之地人口稀少，被森林和凍原所覆蓋，蘇聯時期甚至用做核彈試爆。然而重點在於，那裡的環境從17世紀起就很少變化。那是一個停滯甚至往回走的時空，作為放逐和讀詩的場所再適合不過，某種層面上來講，兩者是同一回事，因為緊接而來的總是孤獨，和絕對的遠景。

布羅茨基在那十八個月裡研讀翻譯了大量的英美詩歌，這直接造成了布氏詩體範圍的急劇擴大。這急劇的變化表現在詩的個性的結構，因而布羅茨基急需自我表現的新形式，或者說，新的作詩法找上了他，而他逼迫自己學會如何駕馭，並樂在其中。

其後的流亡也是意料中事，因為詩人的倫理態度，事實上還有詩人的性情，都是由詩人的美學決定和塑造的。這就是為什麼詩人總是發現自己始終與社會現實格格不入。（註二十一）故而當同時代的俄羅斯詩歌傾向減法與抒情時，布羅茨基則使用加法，並盡可能隱匿自己的音色；當蘇聯政府在拆除舊建築、發射衛星、造火箭時，布羅茨基則面向女神柱、迴廊、雕刻與大理石紋。而數十年的流亡經驗在時空幅度與心靈程度上的擴大比起放逐有過之而無不及，帶給布羅茨基更強的漂流加速度，一種從語言本身向外的擴張與膨脹，並且更多謙卑，及更加堅定的作詩法。

奧登曾對布羅茨基說：「J.S.巴赫是非常幸運的。當他想讚美上帝時，他便寫一首眾讚歌或一首康塔塔，直接唱給全能者聽。」的確，只要聽過巴赫最後的「未完成的賦格」，便能感受到那竭力向上攀升的意念，與其說巴赫試圖趨近完美，不如說是親近上帝。

然而在普希金說過「上帝像俄羅斯一樣哀傷」，並且布羅茨基模仿了這個句式，寫出：「死亡像亞洲的輪廓」之後，上帝不再是信仰的對象，或許死亡才是。但這並不妨礙布羅茨基的幸運，或許他比巴赫更加幸運，因為上帝畢竟不是一陣音樂，而就布羅茨基對死亡的信仰而言，他認為，寫詩正是練習死亡。因為死亡並非逃避，而具備激活現實的效用，藉此我們活下去，傾全力。(註二十二)這就是為甚麼詩人之死這個說法比起詩人之生聽起來更加具體，因為「詩人」與「生」本是同義反覆，而詩人之死揭示了一首詩的完成，因為藝術終將奔向結局。

世人最後一次見到布羅茨基是在1996年1月27日，亞歷山大‧蘇默金和他們的共同朋友鋼琴家伊莉莎白‧萊昂斯卡亞拜訪了他。妻子瑪麗亞準備了美好的晚餐，以及提拉米蘇，布羅茨基狀態良好，在庭院的草地上喝了高強度的瑞典伏特加，並且一定，他抽了好幾根菸，伊莉莎白即興彈了幾曲鋼琴。深夜，在祝妻子晚安後，布羅茨基說他還得繼續工作，便走進書房。窗外，一團世紀末的烏雲在月亮的催化下像是一顆孤獨的大腦，而星星閃亮如電子迴路，閃爍著隱藏的靈光。他站著抽菸，吸氣的時候眉頭深鎖，那貪婪的胸腔彷彿要將所有元素納入懷中，就像他所使用的語言，永遠不滿，於是只能撲向自己。而當他吐氣時，就像是壞掉的噴火器，以掃射的方式噴濺煙硝，不時岔出幾道烈焰，其熱度足以蒸發貝加爾湖。瑪麗亞在早晨的地板上發現了他，門開著，他正試圖離開房間，臉流血，眼鏡也撞壞了。一根尚未點燃的香菸掉落地面，開門時必然還在滾動，而布羅茨基的心臟必然也還在跳動，儘管再微弱。

最後順帶一提，「賦格」的字源一般認為來自拉丁文的「追逐」或「飛翔」，在義大利語中則是「逃走」。而在俄語裡，如果由布羅茨基親自發音的話，應是絕對的沉默，其理由無比高貴。因為「流亡」這個詞對他而言從來都是一種傲慢或張揚，他認為，這無非是將個人的苦難作為標籤特別化，但他仍難擺脫這段經驗，包括接踵而至的加冕與議論。如今，他以永遠的沉默終結了它。正如布氏自己的詩句：

「黑暗恢復了光明修復不了的東西。」——節錄〈論愛情〉，曹馭博譯

｜註解
註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7)《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哀泣的謬思〉p.37-41， 〈在但丁的陰影下〉p.80，〈論W.H.奧登的《1939年9月1日》〉P.263-304，〈取悅一個影子〉p.314
註二：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8
註三：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空中災難〉，p.236
註四：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9-110
註五：參見《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77
註六：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哀泣的謬思〉p.28
註七：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自然力〉p.133-134
註八：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5-106
註九：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自然力〉p.134
註十：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空中災難〉，p.249
註十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9
註十二：奧登(W.H. Auden，1907-1973)英語詩人，生於英國，1947年入籍美國，是將布羅茨基引入國際詩壇的關鍵人物。此兩句詩引自奧登的組詩〈短詩集之二〉。
註十三：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水印‧魂繫威尼斯》，上海譯文出版社，p.19
註十四：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2
註十五：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55
註十六：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58-60
註十七：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0
註十八：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1
註十九：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1-62
註二十：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92
註二十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7
註二十二：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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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Sorrow沙若
圖片來源：Sorrow沙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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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遠征西域高昌之戰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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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前期面臨的重要外部威脅依然是北方的突厥勢力。西元629年11月，突厥進犯河西走廊地區，嚴重威脅到唐朝內地同西域領土的聯繫，唐太宗李世民意識要決戰時刻來臨了。西元630年正月，突厥殘部在陰山被李靖徹底擊潰，頡利在逃往吐谷渾途中被唐將張寶相俘獲押送長安。至此，東突厥汗國滅亡，其所轄領土和數十萬部衆均歸屬唐朝。唐朝北方疆域跨過蒙古草原，進入西伯利亞葉尼塞河上游，北海（注：即今貝加爾湖）成爲大唐帝國內湖。

當時的西域正處於另一個強敵的控制之下，這就是西突厥汗國。西突厥汗國原本是早期統一的大突厥汗國的西方領土。西元583年，控制汗國西方領土的貴族射匱自立爲可汗，原本統一的大突厥汗國正式宣告分裂。西突厥繼承了原大突厥汗國的西方領土，疆域東起金山，西北到西海（注：即今阿爾泰山和裏海），西部進入伊朗高原，南部瀕臨印度河流域。囊括了整個中亞、西亞和南亞部分地區以及今新疆近三分之二的地域，實際上控制了西域地區，成爲西亞最強大的國家。

東突厥滅亡後，西突厥問題開始突現出來。尤其是其控制下的西域對唐朝的河西、隴右地區構成巨大威脅。西突厥經常向西域地區的唐朝控制區發動進攻，而且在東突厥滅亡後開始不斷竄犯唐朝控制下的漠北地區，對剛剛納入唐朝版圖的漠北地區構成嚴重威脅。

唐要打通進入西域的道路，就涉及到一個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的小國。這個彈丸之國與西域其他少數民族小國都不同——它是一個漢族政權。從國王到百姓，基本都是中原移民後裔。這個小國就是本文的主角——高昌王國。

高昌與中原王朝具有極爲深厚而又複雜的歷史淵源。高昌（注：即進中國新疆哈拉和卓）位於近新疆吐魯番市東40公里的火焰山下，是從西漢起中央政府駐軍和移民一手創建的。高昌位於吐魯番盆地東部，而吐魯番盆地自古就是溝通內地和新疆地區的戰略通道。高昌正好扼控這一戰略咽喉，地位極其重要。從西漢時起，爲保護這一戰略咽喉，中央王朝開始在高昌地區修建城堡要塞，駐紮大量軍隊屯田並大量移民。屯田軍和中原移民對開發、建設高昌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隨著駐軍和移民規模的不斷擴大，高昌城逐步發展爲西域大城鎮，設立高昌郡，成爲中央王朝控制西域的重要戰略據點。西晉滅亡後，西域逐漸失去同中央王朝的聯繫，西元460年，控制西域的柔然汗國扶植傀儡政權高昌國，高昌遂獨立，都城爲高昌城。
　　
由於國小兵弱，建國後很長時間裏高昌都不得不依附周邊強鄰，這種委身於人的日子確實是很難過的。隋朝建立時，正好趕上突厥強大時期，高昌被夾在兩強之間左右爲難。當隋朝擊敗突厥以及突厥分裂後，局勢開始明朗，高昌隨即倒向隋朝。但隋朝不久就二世亡國，中原再度陷入混戰。高昌再度變臉，委身與強悍的東突厥汗國。

西元630年。剛剛立國不久的唐朝居然一舉滅亡了強大的東突厥汗國，整個東突厥從國民到疆土統統納入大唐帝國版圖。於是識相的國王麹文泰立即變臉，於同年偕王后、太子親赴長安朝見「天可汗」唐太宗李世民。一個控制通往西域戰略咽喉的重要國家的國王帶著王后、太子親自朝見，這引起李世民的高度重視。唐朝政府以帝國皇室親王禮儀和待遇隆重接待了麹文泰，李世民冊封了高昌王后「公主」並賜姓皇家姓氏「李」，這在當時西域小國王室中是不可想像的殊榮。從此，雙方的關係迅速升溫。高昌成爲唐朝在西域的代言人和重要盟友。但這種局面沒維持多久就夭折了，原因就是麴文泰又變卦了——西突厥來了。

西元638年，西突厥進攻唐朝控制下的西域地區，溝通內地和西域戰略咽喉的高昌王國自然不會被放過。首先「冊封」麴文泰爲「高昌王」，隨後給予大批金銀財寶，而且在高昌附近派駐一支強悍的騎兵部隊進行保護，甚至直接將一支精銳的突厥鐵騎軍團送給麴文泰。

在西突厥支持和慫恿下，麴率領突厥騎兵軍團和本國軍隊「御駕親征」並相繼拿下了伊吾、焉耆王國。焉耆王國是大唐在西域天山南部的重要戰略據點，而位於今中國新疆哈密的伊吾則是從中原進入西域的必經之路。麴文泰的行爲直接威脅到了唐朝在天山南麓的戰略利益。而最危險的是，麴文泰封鎖邊境，禁止唐朝商隊和使節進入高昌境內。而高昌是當時溝通中原與西域的戰略咽喉，這種行爲徹底阻斷了西域與唐朝的往來。加之他已經明確了勾結西突厥的態度，直接威脅到了唐朝在西域甚至是河西地區的利益。
　　
唐朝派出特使到達高昌，麴文泰在「寶座」上怒目橫眉的瞪著唐朝特使，說到：「唐在中原，高昌於西域，萬里之遙，互不相干；鷹飛於天，雉竄於蒿，貓遊於堂，鼠安於穴，各得其所，豈不快活耶！」

特使回到長安後，如實稟告了情況。李世民聞暴跳如雷，這位「天可汗」甚至咬牙切齒的罵麴文泰爲卑鄙小人。
　　
於是，唐太宗李世民決定出兵高昌。而他決定的統帥，則是他親信的大唐西涼名將侯君集。
　　
侯君集是關中豳州（注：即今陝西旬邑）。他是大唐帝國開國元勳名將。侯君集在朝中任職後不久，就被派往邊防重地河西戍守。在任內表現出傑出的軍事才華，參與並實際指揮了唐朝前期著名的征吐谷渾之戰，此戰正是由於採用了侯君集提出的戰略戰術才取得最終勝利。吐谷渾之戰使侯君集聲名大振，威震西域。成爲李靖之後唐朝在西域的一代名將。正是由於侯君集的軍事才能以及他長期在西部前線的經歷，熟悉西域地區風土民情以及軍事形勢，因此唐太宗李世民決定任命他爲大唐帝國西域遠征軍最高統帥，來指揮這場大唐帝國建國後距離最遠、環境最爲艱苦的遠征。

西元639年12月，唐太宗李世民任命侯君集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麾下將領包括牛進達、薛萬均以及少數民族將領阿史那社爾以和契苾何力。調動的包括唐朝正規軍，以及此時已經成爲唐朝一部分的突厥和鐵勒族精銳鐵甲騎兵軍團，此外還徵發從屬與唐帝國的周邊回紇、薛延陀等部族騎兵等共15萬大軍，基本都是騎兵。組成大唐帝國西域遠征軍，正式出擊高昌王國。動用如此龐大的軍隊尤其是精銳的大規模騎兵軍團，李世民顯然更多的是考慮到要應對征伐高昌的過程中西突厥的武裝干涉。

大軍出發前，爲作到師出有名，李世民以大唐皇帝和「天可汗」的身份發布了《討麹文泰詔》作爲宣戰聲明。在詔書中，李世民以事實爲依據，在充分的證據下歷數麹文泰反覆無常、背信棄義、恩將仇報、侵犯鄰國、勾結西突厥侵犯大唐帝國威望和國家領土主權等的種種罪行。尤其是在詔書中痛斥麹文泰作爲一國之君，卻是一個背信棄義，毫無做人最起碼的廉恥和道德誠信的卑鄙無恥之徒。西元640年1月，大唐帝國遠征軍正式誓師出征。

唐朝遠征軍總兵力達15萬人，而且都是驍勇善戰的鐵甲騎兵軍團。統帥侯君集威震西域，麾下將領同樣能征慣戰，而且唐朝的綜合國力更是絕對無法比擬的。唐軍有15萬人，高昌舉國上下，全國總人口3萬7千7百人；包括王室衛隊在內，高昌軍隊共有兵力7000人。另外有西突厥駐紮在可汗浮圖城的「威懾」部隊騎兵1萬人，雙方實力根本不成正比。但就是在這種典型的螞蟻對巨龍般的實力對比下，麹文泰居然充滿自信，不但要保住國家，而且居然還敢叫囂要擊敗唐軍。那究竟是什麽給了麹文泰如此大的信心和底氣呢？

是地利和外部勢力的介入。其中地理因素非常重要。唐軍兵出敦煌後，就進入了一望無際的西域大漠戈壁。高昌地處吐魯番盆地，周圍一片大漠黃沙。而且高昌距離唐朝有7000里之遙，通往高昌的道路都是沙漠。途中沒有水源，沒有草木植被，沒有飛禽走獸，更沒有糧食軍需。15萬騎兵的人和馬在這片死亡之海中連最起碼的吃飯飲水都無法保障。沙漠中地形極爲複雜，在那個技術落後的時代人在沙漠很容易迷路。而且沙漠中氣候極端嚴酷，白天氣溫超過60度，晚上則滴水成冰。如此極端嚴酷的氣候環境大軍幾乎是不可能穿行的，而這也正是麹文泰所依仗的。在他看來，唐軍不可能穿越這條連飛鳥和蟲子都無法逾越的天險，主力必然會被浩瀚的沙海吞噬。而他則可以坐在家門口以逸待勞，等著收拾衝出沙漠劫後餘生的唐軍殘部。
　　　　
更重要的則是西突厥的介入。西突厥欲谷設可汗也得到唐軍大舉西征的消息，爲此他親筆寫信給麹文泰，抱希望高昌堅決抵抗，他保證將竭盡全力支援高昌。爲此，他特意在高昌都城附近可汗浮圖城駐紥了1萬精銳鐵騎以表明態度。

大唐遠征軍進入西域沙漠前，不少部將畏懼嚴酷的環境，主張繞遠路，走環境適合行軍的路線。但統帥侯君集堅決反對這種戰術。他斷定，麹文泰自恃有天險沙漠，必然輕敵，絕不可能料到唐軍居然敢於穿越7000里死亡沙海去進攻。因此，唐軍必須走這條連鳥獸都無法生存的路線，只有如此才能做到兵出險著，出其不意。駐紥西北多年的侯君集就對惡劣環境做了充分準備。每個騎兵都配備有多匹戰馬以供換乘，同時馬上還攜帶了大量乾糧、鹹肉和多具裝水的大皮囊，而且攜帶了多套軍裝以隨時應變複雜的氣候。還打造了近千部大車，攜帶了數量極爲龐大的軍糧、馬料、箭鏃兵器等軍需品，甚至製造了大量專門儲水的水車。爲穿越沙漠，唐軍還徵調了大量軍駝。

整個唐朝遠征軍攜帶的軍需物資足夠大軍在沙漠中使用3個月的，這還是在大軍身後有龐大的後勤補給運輸隊的情況下。而沙漠複雜的地形更沒有難住唐軍，因爲唐軍先鋒就是喑熟當地地理的突厥族名將契苾何力。契苾何力是大唐帝國早期著名的少數民族將領，曾經參與著名的征吐谷渾之戰，在戰爭中表現極爲出色，生俘吐谷渾王後等王室成員，立有大功。爲表彰其功勳和人品，唐太宗李世民將臨洮公主嫁給契苾何力，他也由此成爲唐朝皇室宗親。遠征軍組成出擊後，契苾何力主動要求擔任前鋒帶路。
　　
儘管事先有充分準備，但殘酷的環境氣候依然給唐軍帶來巨大困難。惡劣的氣候自不必說，沙漠裏複雜地形給唐軍造成巨大威脅，尤其是隨時可能出現的流沙，奪走了千餘名大唐將士的生命，實際上在整個平高昌戰役中，唐軍在沙漠行軍過程中的非戰鬥傷亡遠遠超過直接戰鬥減員。遠征軍甚至在途中數次斷絕了同後方的聯繫，陷入缺糧無水的瀕死危局，將士們甚至殺戰馬、吃馬肉、飲馬血。軍心士氣和人的神經幾近崩潰邊緣。爲了鼓舞士氣，遠征軍統帥侯君集與將士同甘共苦，行軍和吃住的條件與普通士兵完全一樣。當缺乏糧食和飲水時，他從來都是以士卒爲先。在統帥鋼鐵般堅強意志的激勵下，大唐遠征軍全體將士克服後人難以想像的重重磨難，戰勝了魔鬼般的酷熱、寒冷、缺水、流沙、狂風和沙塵暴，歷時7個多月，終於走過了煉獄般的死亡大漠。
　　
西元640年8月，契苾何力率領的大唐遠征軍前鋒3000騎兵率先衝出死亡沙海，包圍高昌門戶磧口。此時，出現在高昌守軍面前的是一幅恐怖的畫面：在他們面前，是3000名剛剛經歷生死磨礪，從7000里死亡沙海中走出來的唐朝騎兵。蓬頭垢面的唐朝騎兵們吼叫著，如同一群衝出地域的魔鬼一樣撲向磧口城！高昌守軍只有1000多人，還有千餘名西突厥駐軍，根本沒有料到唐軍居然能夠穿越死亡之海！ 1000多人的高昌守軍未作任何抵抗，全體投降。唐軍主力隨後到達，高昌門戶洞開。
　　
磧口失陷的消息迅速傳到高昌都城，但國王麴文泰堅決不信。而就在此時，另一條消息徹底斷送了他求生的最後一根稻草——西突厥駐軍逃跑了！這些人迅速跑回西突厥在高昌的基地可汗浮圖城，而此時西突厥可汗欲谷設正好就在這裏。得到唐朝重兵到來的消息後，欲谷設比誰都清楚自己手下這1萬多騎兵的斤兩。於是，不顧當初與麴文泰的「山盟海誓」，只留下2000多人看家，欲谷設帶領手下主力掉頭就跑，一直跑回中亞裏海邊的老家，把麴文泰自己扔給大唐十幾萬虎狼之師。

麴文泰就這樣被活活嚇死——驚懼而病死！
　　
麴文泰死了，他的兒子麴智盛繼位。但高昌大勢已去：西元640年8月，唐軍攻克高昌國都門戶田地城 （注：即今中國新疆魯克沁)。隨後，唐軍包圍高昌國都高昌城。新國王麴智盛率全部軍隊軍迎戰，等待西突厥的援軍。
　　
侯君集很清楚對手的想法。他一方面部署警戒兵力，隨時截擊可能出現的西突厥援軍，另一方面集中主力全面攻城。作爲經營500多年的軍事要塞，高昌城的防禦設施極爲完備堅固，易守難攻。唐軍缺乏援軍和補給，加之強大的西突厥隨時可能干涉，必須速戰速決。

爲此，他在內地專門徵集了一些善於製造攻城器械的工匠從軍。這些工匠在哈密，建造了多部高達5丈的巨型攻城塔。攻城塔下面是一個巨大的4輪底座，用人力推動前進。上部是一坐高大的塔樓，塔樓裏面是多層盤旋而上的雲梯，外面由厚木板掩護，頂端前部是一個可以開合的吊橋門。士兵在裏面可以得到良好的保護，當接近城牆後放下吊橋門，士兵可以直接從塔內衝出蹬城作戰。避免了以往雲梯傷亡大的缺點。而且還可以在裏面瞭望城內地形和佈防，作到瞭若指掌。同時，製造了多部重型拋石炮和重型車弩炮。
　　
一切準備就緒後，西元640年8月8日，大唐遠征軍對高昌城發起總攻。唐軍瞭望員在高聳的巨型攻城塔頂俯瞰高昌城，城內佈防一覽無餘，隨後開始「按圖索驥」的指揮唐軍重型遠程炮火轟擊。唐軍以數百尊重型拋石炮和重型車弩炮猛烈炮擊城牆，巨大的箭鏃和足有籃球大小的石彈裹挾著火焰遮天蔽日的飛向高昌城，迅速覆蓋全城，城內立即燃起熊熊烈焰。後方，數萬唐軍騎兵軍團用弓箭以齊射的方式，在不到4小時的時間就向小小的高昌城發射了數十萬支火箭。密集的箭雨遮天蔽日的覆蓋了全城，整座城市被籠罩在一片煉獄般恐怖的「火雨」之中，成爲一片火海，濃煙滾滾，烈焰沖天！
　　
在遠程火力的掩護下，侯君集命唐軍騎兵則用皮囊、草袋裝土填平了護城壕溝，隨後步兵分成兩部分。一部分通過攻城塔和雲梯凳城牆，另一部分則架衝車直攻城門。這些先進武器是此前幾代高昌人都沒有聽說過的，尤其是對唐軍的重型遠程火炮更是聞所未聞。攻城塔在牛和人力的牽拉下，推進到城牆邊，隨後放下吊橋門。唐軍士兵不帶頭盔，甚至不穿甲胄，揮舞鋼刀吼叫著衝上城牆。在猛烈攻擊下，守軍土崩瓦解，外城迅速被攻破。而此時，西突厥在可汗浮圖城的數千駐軍和後來的2000多所謂援軍早已向唐軍截擊軍團投降。

在走投無路下，抵抗了僅僅一個上午之後，高昌末代國君麹智盛向侯君集遞交降書乞降。在降書中，他向唐朝大皇帝陛下虔誠謝罪，同時將所有責任都推給他那已經被嚇死的老爸麴文泰。隨後率滿朝文物和全部王室成員，正式向大唐帝國投降，高昌王國滅亡。隨後，侯君集派兵迅速四處出擊，陸續平定高昌全境3郡5縣22城。

唐朝正式將高昌納入版圖，在當地設西州，在可汗浮圖城（注：即今中國新疆吉木薩爾北）設庭州。後來，在此基礎上，唐朝在在著名的交河城恢復了已經中斷400之久的安西都護府。西元646年，唐滅薛延陀並相繼降服鐵勒、拔野古等部；西元657年，經過先後兩代人的前仆後繼，大唐帝國滅亡西亞最強大的西突厥汗國。至此，唐朝勢力延伸到西域全境。大唐帝西北疆域最北端跨越蒙古高原，進入西伯利亞葉尼塞河上游，北海（注：今貝加爾湖）成爲帝國內湖；東北到達今黑龍江口地區，並跨過日本海，擁有庫頁島；最西端瀕臨西海（注：今裏海）東岸，鹹海成爲帝國的內湖；西南越過阿富汗進入今巴基斯坦境內，瀕臨波斯高原，最南端進入越南境內成爲中國歷史上在西部疆域最遼闊的朝代。
　　
發生在西元640年的大唐平定高昌之戰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平定高昌之戰是唐朝開國初期在西部距離最遠、難度最大的一次大規模戰略遠征。平定高昌之戰的勝利對唐朝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高昌的平定使唐朝終於打開了通往西域縱深腹地的大門，這就爲後來大唐一系列偉大的西方拓邊戰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平定高昌也由此成爲大唐進入、收復西域故土的關鍵性戰役。

大唐遠征軍全體將士在煉獄般的漫長行軍後，依然保持並發揮出驚人的戰鬥力，充分表明了唐朝軍隊尤其是起西北軍隊強悍的戰鬥力。事實上，西北軍一直是唐朝最強悍的軍隊。其戰鬥力之強悍，甚至在安、史之亂後，國力嚴重衰敗的情況下，居然還發生了張議潮領導的偉大的「甘、涼十二州歸唐」大起義。

平定高昌之戰中，唐太宗李世民正確的戰略決策無疑是最關鍵的。正是他力排衆議，以鋼鐵般的意志和偉大的戰略眼光，毅然發動了高昌之戰，並在其後果敢的將高昌納入版圖。如果李世民聽任主和派的意見，先是不開戰，戰勝後又放棄高昌，那産生的一系列惡果將是不可想像的。

今天，當後人駐足中國新疆的高昌古城遺址，不禁遙想大唐帝國拓土開疆的篇章，縱馬西海天山的史詩。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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