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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1月7日
地點：北京（紫禁城乾清宮）
事件：
（今日風平浪靜。）

#知史討論 | 皇帝權力有多大？摳門道光奈何不了奢侈內務府（上）

歷史春秋網

作者：喻大華

在中國歷史上，皇帝號稱「富有四海」，坐擁世間富貴榮華。可是，以皇帝的身份崇尚節儉，並且畢其生如一日的，道光帝可以說是首屈一指。他不僅把節儉看成是人生的樂趣和目標，並以此作為衡量大臣能力和品德的標準。
　　
但是，史學家們評論道光帝的節儉時，往往帶有一些揶揄的色彩。那麼，道光帝的節儉為何沒有為他留下美名，卻被人取笑為摳門、吝嗇呢？作為一國之君，他究竟能儉樸到什麼程度？道光帝這種過度的節儉，是天性使然還是別有用意呢？
　　
天子摳門，舉世無雙
　　
在中國歷史上，天子號稱「富有四海」，以天子之尊崇尚節儉，而且畢其生如一日，道光皇帝堪稱首屈一指。這位自幼生長於揮金如土的乾隆盛世的君主能做到這樣，實在難得。
　　
但是，史學家論起道光皇帝的節儉，往往帶有些揶揄的色彩。因為他節儉得過分了——該省的一定要省，不該省的也必須省，這就超出了節儉的範疇，顯得吝嗇了。所以，說他「摳門兒」好像並不過分。
　　
道光帝的節儉，在他還是皇子的時候就已經表現出來了。那是嘉慶二十三年（西曆1818年）的九月，道光隨父親嘉慶皇帝前往盛京，也就是今天的瀋陽祭奠先祖。晚上就住在瀋陽故宮裡，雖說是宮廷，但實際上相當局促簡陋，不要說無法與北京的紫禁城相比，就是山西晉商的王家大院，也不知比瀋陽故宮闊氣多少倍。
　　
嘉慶皇帝特意把道光領到了清甯宮東暖閣，又叫人從倉庫裡拿來了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用過的遺物：已經沒人會用的糠燈、牛皮製成的蠢笨的烏拉、不施油彩、不加雕琢的拐杖。看著這些簡陋的物品，聽著父皇的講解，回想著祖先創業的艱難，立志要節儉律己。
　　
回京後，道光與妻子一說，二人一拍即合，立即找人搬走了房間裡除了床鋪桌椅以外的傢俱陳設。此後，每日下午四點前後打發太監出宮買燒餅。來回路遠，太監懷裡揣著燒餅，一路小跑，燒餅仍不免冰涼堅硬。夫妻二人毫無怨言，沏上一壺熱茶，啃完燒餅，立即上床睡覺，這樣，連燈都不用點了。　　
　　
道光皇帝登上皇位之後，迅即宣導節儉之風，並推而廣之。
　　
道光元年，皇帝發表了一篇節儉的宣言書——《禦制聲色貨利諭》，表達了節儉的理想：　
　　
第一，重義輕利，不蓄私財。要為國家省，為天下省，為百姓省。他引用古人的話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就是說，百姓不窮，我這個皇帝能窮嗎？百姓不富，我這個皇帝能富嗎？但是，怎樣才能使百姓富起來呢？他說，我給你們省。

第二，停止各省進貢。道光認為各省進貢的多是些土特產，比如水果、蔬菜、茶葉、藥材等，地方官每每諂媚地說非珠玉可比，原不值多少錢。但一點一滴，都是民脂民膏，省一點兒，百姓就少一點兒負擔。而且，不遠千里，送到北京，運費太貴，浪費更大。
　　
譬如盛京，每年進貢遼陽產的香水梨，梨本身不值多少錢，但要雇50個壯勞力挑到北京，一來一往一個月，挑到北京爛掉一半，浪費之大，可想而知。
　　
第三，不再增建宮殿樓閣。經過康雍乾幾代經營，皇室居所已經盡善盡美，除了日常維護外，不必再修。今後那些想拿工程回扣，想討好皇帝的人再打增建這個主意，花言巧語，蠱惑聖聽，就是大清萬世的罪人，將立即追究他的刑事責任。
　　
《禦制聲色貨利諭》頒發全國，各級官員認真學習，熱烈討論，深入領會，一片頌揚之聲。但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就很難了。
　　
這不，眼前就有一個難題，道光帝說停止進貢，但各省官員誰也拿不准能不能當真，何況進貢本身對地方官來說也是有利可圖。於是，心照不宣，甯左勿右，照常進貢。當然，進貢不叫進貢，叫孝敬，在皇上面前言辭再懇切些，不怕他不收。
　　
於是，福建的荔枝、江西的春筍、雲南的藥材、浙江的茶葉、揚州的玉器、景德鎮的瓷器等仍源源不斷地送往北京。道光皇帝為難了，處分送孝敬品的各省官員？古語說得好，伸手不打送禮的，而且法不責眾；如果將這些孝敬退回各省，運費就會翻番，想想都心疼；但如果接受了孝敬，豈不是出爾反爾。

送孝敬品的官員不厭其煩地勸說皇上，這些東西本是生活必需品，您不收，內務府也得到市場上去買。不成想，一提內務府，卻立竿見影，道光帝馬上下令「賞收」（皇帝給別人東西就賞賜，收別人的東西叫賞收）。各省的差官歡天喜地，忙不迭地叩頭謝恩。
　
為什麼一提內務府就立竿見影呢？
　　
內務府是一個管理宮廷事務的機構，內務府大臣就是皇帝的大管家。在前面，我們提到過，當時官員盤剝百姓，上級官員盤剝下級官員，內務府官員盤剝的物件就是皇上。大家肯定會感到奇怪，內務府連皇上也敢克扣、盤剝？當然敢克扣，內務府主持皇室家務，事涉宮闈，國家監察體制對其不予監管，由皇帝直接監管內務府。
　　
但是，皇帝根本管不了內務府，原因有三：
　　
一、離開了內務府，龐大的皇室就玩不轉了。所以，皇帝也不得不遷就些；

二、以主子之尊，與奴才們斤斤計較，開不了口。因為這種舉動有失身份，而且這種社會經驗很不足的皇上也算計不過內務府；
　　
三、內務府大臣都是皇帝較為親近貼心的人。皇帝因此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真應了那句話：越是危險的地方就越安全，內務府就是個「燈下黑」的地方。
　　
內務府官員克扣、盤剝皇帝的管道主要有兩個：一是工程回扣，二是為皇家購物時報花費，無論買什麼東西，一經內務府的手，頓時價碼倍增。
　　
道光皇帝厲行節儉，內務府陽奉陰違，所以，一提起內務府就頭疼。收下了各省送來的「孝敬」，道光帝感覺這終究不是個辦法，於是，折中辦理，刪改則例，減少貢品數量、種類，如屬於奢侈性享受的貢品就徹底禁止孝敬，其他貢獻的品種和數量也有所減少，並強調按此落實，各省不得自行其是，擅自增減。比如，規定遼陽的香水梨以後每年進二百個。盛京官員跟皇上說：皇家那麼多人口，這二百個梨哪裡夠吃？道光帝說：不吃，留著上供用，二百個足夠了！
　　
因為削減了貢品，而道光帝又將宮廷每年經費降到二十萬兩。事實上，偌大一個宮廷每年最少需要四十萬兩才能支應得開，於是宮廷生活艱難起來。
　　
道光皇帝帶頭過緊日子，他使用的只是普通的毛筆、硯臺，每餐不過四樣菜肴，除了龍袍外，衣服穿破了就打上補丁再穿。《滿清外史》記載：道光帝「衣非三浣不易」，什麼叫「三浣」？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分別也叫上浣、中浣、下浣，三浣就是一個月，可見，他一個月才換一套衣服，說明衣服不多。又規定除了太后、皇帝、皇后以外，非節慶不得食肉，嬪妃平時不得使用化妝品，不得穿錦繡的衣服。多虧皇后是個賢內助，苦苦支應，仍感入不敷出，想了很多辦法，平衡多方利益，協調各面關係，才把皇家的日子對付著過下去。
　　
道光帝對皇后的賢慧十分滿意，逢皇后生日，決定為皇后祝壽。滿朝親貴重臣獻上壽禮，拜完壽，自然留下赴宴。眾多文武百官心想皇家禦宴將是何等排場，不料開宴才見一人一碗打鹵麵，後來聽說，為此次壽筵，道光帝特批禦膳房宰了兩頭豬。而皇后更是高興，因為道光帝曾明確規定：萬壽節（皇帝生日）、皇后千秋節（皇后生日）及除夕、元旦、上元（元宵節）、冬至的慶賀禮儀筵宴停止舉行，這回算是破了例了。
　　
生活節儉，治國吝嗇
　　
道光的節儉也體現在對子女的教育方面。
道光十一年（西曆1831年）夏，道光帝曾經作《禦制慎德堂記》，他告誡皇子皇孫祖宗創業不易，切勿「視富貴為己所應有」，應該做到「飲食勿尚珍異，冠裳勿求華美，耳目勿為物欲所誘，居處勿為淫巧所惑……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一絲一粟，皆出於民脂民膏，思及此，又豈容逞欲妄為哉」。
　　
道光之意是：不要把富貴看成是受之無愧的，吃飯不要追求山珍海味，穿衣戴帽不要追求華美時髦，耳目不要被視聽享樂所引誘，居住不要被豪華氣派所迷惑。不要做那些無益的事情，不要把那些罕見的東西看得很珍貴，一絲一粟，都是百姓的血汗，想到這一點，怎麼能任意揮霍呢？一個萬乘之尊的封建帝王能認識到這點實屬不易。
　　
皇室婚嫁是一件勞民傷財的大事。道光帝有九個兒子、十個閨女。兒子中，長大成人的有六位；閨女中，長大成人的有五位。道光帝得子較晚，在他逝世的時候兒子大多未到議婚的年紀，但他指示將來婚禮一律從簡，而且，要求女方家置備裝奩也不得奢華，否則，不僅將奢靡之物擲還，還要接受處分，兒媳婦給公婆的各種禮物一概豁免。
　　
至於公主出嫁，費用不得超過二千兩白銀。額駙（駙馬）家對皇家的聘禮也須相應減少，如在公主下嫁前額駙家應進的「九九禮」則乾脆免掉，這樣反倒使皇家省去了一頓招待額駙的筵席開支。後來，道光心疼自己養大的閨女白送了人，又恢復了「九九禮」，但改為象徵性的「羊九隻」，依然不設宴，把羊收下後趕到禦膳房，與客人寒暄幾句就端茶送客了。
　　
道光皇帝以身作則，以此轉變官場奢侈腐化的風氣。他一看到官員衣服光鮮，就露不悅之情，甚至規定旗員六品以下，不得衣著綢緞，一律布衣布靴。對於不能節儉的官員，他能加以處分。道光十年（西曆1830年），有人舉報盛京將軍經常在家裡演戲宴樂，道光帝立即革了他的職務。
　　
《清宣宗實錄》裡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兒，道光十四年（西曆1834年）冬天，道光檢閱京城的禁衛軍，看到官兵都穿著樸素的衣服，高興地說：「一洗過去的惡習，崇實務本，不失滿洲舊風，將幾位主管官員各提升一級」。

在道光帝的影響下，官場風氣有所轉變，至少北京如此。幾天過後，官員們上朝都穿上打補丁的衣服。議事結束，紅日東升，乾清門內外光明一片，只見滿朝文武個個灰頭土臉，雖不至於衣衫襤褸，但當時的一般中產階層也不致於這副打扮。臨散朝，彼此之間免不了拉拉家常，或者互相哭窮，或者交流節儉經驗，比如哪兒可以買到便宜蔬菜，如何將一斤米煮出五斤飯，等等。

道光皇帝哪裡知道，此時北京城裡的舊貨鋪子把庫存的破衣爛衫都賣了個好價錢，品相稍好的舊衣服比新的還貴呢。有些窮京官兒買不起，就只好自己做舊，把新袍子弄髒弄破加上補丁。道光帝眼見滿朝文武都穿舊衣破袍，認為自己勤儉節約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於是節儉得更加起勁。
　　
身居宮禁，不瞭解民間物價，道光經常向大臣打聽宮外的物價情況，如一斤肉要多少錢，一斤菜要多少錢，等等。無奈眾臣也不知其詳，本想緘口不言，無奈皇帝一再追問，逼急了就信口胡謅。

提倡「節儉」，歷來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凡事如果不注意分寸，就會矯枉過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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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尼古拉斯節❄Nikolaustag】

聖尼古拉斯節(Nikolaustag)是德國孩童最喜歡的假期。12月5日晚上，孩子們清理並打磨他們的靴子🧦，然後將之放在門外後上床睡覺，第二天早上靴子裡裝滿了堅果、糖果和小禮物，所以12月6日早上，是德國孩童最開心的時間。

另外在聖尼古拉斯節，德語系國家的人會吃一種甜點麵包，稱為聖尼古拉斯麵包(Nikolaus Gebäck)，在德國西南部稱為Weckmänner，麵包麵團由麵粉(Mehl)、糖(Zucker)、脂肪(Fett)和酵母(Hefe)製成小矮人形狀，經常加入葡萄乾和黏土煙斗管。煙斗管可能與宗教改革有關，以使原來的天主教主教形象更加世俗化。

圖片來源：網路

#德語學習
#德國文化

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先生過世。———————————————-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99）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大江大海》（2009）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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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一○七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的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污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污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個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迴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來自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皮破血流，腳指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林精武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則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正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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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共產青年李登輝》，藍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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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下去：

反共不能凌駕「人」的立場
——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龍應台 《新新聞週報》1999

李登輝在今年1月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1月31日《自由時報》），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2月號。李登輝是日本媒體的寵兒，談話廣受日本讀者注意。而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言論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深田佑介說，有些日本評論家稱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對他推崇備至。不論是「哲人」還是「政治家」，前瞻的能力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前瞻的能力植根於對歷史的深刻的認識。李登輝在訪談中提出的史觀，既涉及中國人的過去，也論及台灣人的未來。台灣正處於一個摸索著尋找自我的歷史關鍵─ ─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如何界定，對於重新翻出的歷史如何做出價值判斷，做出的判斷又將如何影響自己未來的定位和格局，都是茲事體大的考慮。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為，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

「深田：去年11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最是很危險的。如果要說「過去」，50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的……

……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外省人」，也是在50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

舊事不必重提？

江澤民要來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三千多萬個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在那三千多萬個死者身後還有數目更大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深沈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對這樣的慘痛，我們只能垂首肅穆。李登輝是個學識廣博的人，他會以如此輕浮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曆史，不會是由於缺乏知識，而有更深沈的歷史因素。

至於「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代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

非常湊巧，2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二次大戰中強征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七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征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一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

去年夏天，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二十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大眾公司設立了一個兩千萬馬克的賠償基金準備發放。一方面想免於訴訟，一方面想對歷史的債做最後的結算，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行業，籌足大約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預備在99年9月1日正式執行賠償。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選在9月1日則因為在60年前的9月1日，德軍侵入波蘭，掀起了二次大戰。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賠償，德國人再度向受侵略的民族表示他們的道歉和對歷史的擔當。

在歐洲，顯然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歷史的罪責與是非不僅只是抽像空洞的哲學概念，它可以落實到有血有肉的個人身上。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人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人有生之年完成補償。舊事的重提，歷史的清理，必要，而且迫切。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之前得到實現。所以50年前和五百年前是不一樣的；50年前造成的傷害，人們還有道歉和彌補的機會，歷史仍是活生生跳動著的此刻，良心逼著你正視它。

花岡事件

歐洲的奴工重新發出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

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征奴工交與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四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莊稼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借用荷蘭歷史學者Ian Buruma的敘述：

中國奴工們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軍衣，在地下的礦坑中挖掘堅硬的石塊，或是站在水深及腰、幾將冰凍的河溝中疏浚污泥；而他們每天所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

1945年7月30日，大約八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附近的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遂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

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份都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一一強迫脫去了僅存內褲的襤褸衣衫，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如此又餓又渴的情形之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他們無糧無水，聽說有不少的犯人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真是駭人聽聞、最為殘酷的暴行。

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

1945年9月，倖存的花岡奴工被當地的秋田郡地方法院以危害地方治安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被盟軍解放。

1948年，鹿島組的八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八年監牢之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作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包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

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索賠權利。

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裡，人，像蟲子一樣被衝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連喊叫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的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還在7月7日，因為在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與刺刀跨上了盧溝橋。

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極其複雜的文化以及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

舊事怎麼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猛烈抨擊過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沈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將近六萬人或戰死、或失蹤，為日本天皇做了炮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做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的所謂「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誰 對他們道過歉？即使吝嗇地只談「台灣人」，李登輝，身為總統，又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說，「舊事沒有必要重提」？

台灣人的面對歷史

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的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

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的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

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苟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譬如李登輝，是否 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

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做客觀的評斷？

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的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與卑下。

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豸，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瞭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

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使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

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

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的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的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 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

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三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為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在他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三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

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的。

「新台灣人」來自「舊台灣人」

深田佑介的問題充滿投機主義的惡味──趁著中國與日本為歷史罪責起矛盾的時候，趕快發展台日關係！李登輝的回答也果真與他一拍即合。不能不問的是，建築在這樣一個基礎的台日關係，能為台灣帶來什麼利益？機會主義的結合能持久嗎？或者說，以扭曲歷史、蔑視人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關係，是我們台灣人所渴望的嗎？

我不同意。

就如同我不能同意李登輝所描繪的美麗的台灣人圖像是符合歷史的。在他的描繪下，台灣人就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族群。哪有這回事呢？李登輝說四百年前來的台灣人是為了「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但是鄭成功的旗子上不是明明寫著「永明」嗎？「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的，李登輝說，但是他怎麼解釋來台的漢人是如何壓迫原住民的？五十年前的「外省人」是逃避共產黨而來，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建立了自由民主嗎？

台灣人受日本統治50年，受國民黨高壓控制50年，現在又受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在自我意識上就逐漸投射成一個羔羊似的被壓迫者，而羔羊在道德上都是純潔無瑕的。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自我圖像，但是，我們既然要求別人正視歷史，自己又何能例外，四百年來的台灣人既是羔羊，也是惡狼，被別人壓迫過，也壓迫過別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絕不是台灣人的天生麗質，高人一等，而是經過不斷的墮落和奮起才獲得的一點淺淺的成就。這點成就我們可以珍惜，但是不必把它誇大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台灣人傳統。

解嚴12年來，台灣一步一步的在遠離老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意識，發展出以自己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李登輝的史觀標誌著12年的距離；12年前，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人一樣談日本人的「血債」。黃春明的「沙喲那啦再見」對死不道歉的日本充滿義憤，是那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到了1999年，台灣總統對日本人公開說，要日本人對侵略戰爭道歉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現在是和平主義的使者，中國反覆對日本提起過去「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這個距離實在是驚人的。

這樣的史觀，就是李登輝所鼓吹的所謂「新台灣人」的史觀嗎？我看見其中蘊藏著非常大的危險。我想我們之所以反對中共政權，是因為這個政權與我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有嚴重牴觸；信仰人權價值是因，反對共產政權是果。但是如果說，為了與中共爭取政治資源，為了與中國意識割離以凸顯台灣意識，而把歷史扭曲，而把人的災難渺小化、兒戲化──因為這些人恰巧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反共倒果為因，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台灣人豈不是在1999年又退回到意識型態僵化的1949年，只是蔣介石版的教條換成了李登輝版的教條？不以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值不值得我們追求？我們可不可以讓反中共的目標無限放大，大到使我們對更普遍的恆久價值變得盲目？

「新台灣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他必定得從「舊台灣人」蛻化而來，帶著他所有的歷史，所有的回憶，所有溫存的情感。對這些千絲萬縷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他必須沈思、梳理、衡量、選擇；每一番沈思梳理，每一個衡量選擇，都一點一點決定了他未來的面貌。「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

原載《新新聞週報》1999

攝影：龍應台，屏東大鵬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