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居住正義│【#我種草皮,#不炒地皮】
論「#居住人權」的 #保障策略
【合作住宅、青銀共居、智慧住宅、房屋債券、囤房稅】的推行
1.『合作住宅』是『產、官、學、民』的四方合作
2. 推動『青銀共居』(深化多元對象的混居制度)
3.『智慧住宅』產業實驗場域
4. 發行『房屋債券』開發社會住宅
5.『囤房稅』施行,使屋主願意轉換資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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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居住正義│【我種草皮,不炒地皮】
論「居住人權」的保障策略
2019/09/06地產新聞 台灣房市3高症頭張金鶚:囤房稅是解藥
http://m.home.appledaily.com.tw/article/index/20190906/38437545/news/
#居住是基本人權,德國人不炒房,卻是歐洲最強大的國家
#台灣空屋率高達10.12%🇹🇼
根據內政部資料統計,目前全台房價所得比為8.57倍,也就是說必須8.57年不吃不喝才能買得起房子,這數據遠遠超過5倍正常值;依照空屋最新資料顯示,全台空屋數量達到86萬4835戶,空屋率高達10.12%,也就是說10戶房子當中,就有1戶是空屋;在自有率部分,全台房屋自有率仍高達約8成。大臺北都會區在國內外各種因素之影響下,房屋價格居高不下,臺北市106年第3季房價所得比高達15.12倍,市民需不吃不喝15年才能買得起一棟房屋,而租賃市場資訊相對不透明,糾紛處理不易且缺乏專業管理,嚴重影響台北市民及弱勢族群的居住權益,造成民眾買不起房、租不到房的「居住不正義」問題。
政大教授張金鶚曾說:『台灣高房價、高空屋率、高自有率』並存,這三高在國際上是相當罕見的。
房子的功能本來是為了居住應用,如今卻淪為商品、成為用來賺錢生財、資產避險的工具。而居住政策所強調的不僅是品質合宜的住宅,更包含居住環境、社區、公共空間,以及居住者的需求與感受。再積極一點,則包含居住活動與行為在社會、經濟、教育與文化上的價值創造。以下經由統整學者專家意見、研究報告參考,綜合研究討論出以下主張:
#別的國家怎麼做?(我們先探討先進國家)
🇫🇷法國🇫🇷
法國棄「集合住宅」稱謂,以避免「孤島」標籤化被社會隔離。全球掀起法國「合作經濟」大師查理.季特(Charles Gide, 1847-1932)「社會暨休戚相關經濟」(L* conomie sociale et solidaire)思潮,運用非營利性質「住宅合作社」於住宅政策,推展跨世代混合居住的花園社區住宅,甚至發展「社區經濟共同體」,達到街區再生、活化社區經濟、環境平衡,自創社區互助照顧的效益,印證UNESCO通過「合作社分享共同利益的理念與實踐」為人類無形文化遺產的具體事業體。
🇩🇪德國🇩🇪
德國鼓勵「自建房、合作建房」,打破開發商對房屋供應的壟斷,是影響市場房價的重要因素。「合作社共同建房」已成為德國住宅建設的主要組織形式,已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合作建房佔每年新建住宅總數的比例超過30%。政府對合作社建房提供許多優惠措施,如提供長期低利貸款、土地價格合理、稅收減免優惠等 。
土地的供給上,由政府以相對較低的價格出租或出讓給住宅合作社,住宅合作社最重要的關鍵在於「土地的取得」,其他包括像是政府提供在財稅上一定的優惠,例如所得稅、財產稅、交易稅等等,以及提供融資優惠。
「合作住宅」的產權並非由住宅合作社的居民所「分別共有」,而係由「住宅合作社」所持有,在合作住宅的使用權於非自願性的移轉下可以繼承
財務模式更加注重財務的永續性,而非以收取利潤為導向,他們認為利潤僅需「合理」即可,並會將所得到的收入再次投入下一個新的計畫,以期待達到「撞球效益」。
「參與式規劃」的民主規劃,凡是牽涉到較廣大的議題時,居民之間則必須透過開會來決議,這種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從傳統「規劃給人們(Planning for People)」的模式,轉變成「與人們一起規劃(Planning with People)」,使得每個人對於居住的空間想像與願景得以被滿足,更加具有適居性。
合作住宅(Co-Housing)與安寧病房的結合,以低廉的租金讓需要接受照護的居住者能獲得服務,大多居住在地面層,並以重症、安寧病患、慢性疾病患者等為主。
🇰🇷韓國🇰🇷
韓國政府發展出一套「住居階梯模式(Housing Ladder Model)」,透過住居福利整合模式,協助社會弱勢族群並鼓勵不同社經背景的人群共居。負責執行中央政府可負擔住居方案的LH韓國土地與住宅公社,自一九九〇年代起的三十年中,已經供應管理將近一百萬套公租宅。韓國的「公租宅」扮演了社會安全網的功能,降低租金負擔,也降低市場進入門檻。公租宅同時也扮演了穩定住宅市場、協助朝擁屋目標前進的角色。LH韓國土地與住宅公社期望能為每個人提供住居相關服務。「我家中心」於2015年成立以來,這項全國性計畫提供所有人住居相關福利的服務,至2019年7月為止,已經成立五十六間中心。中央政府已經委託LH韓國土地與住宅公社經營「我家中心」。
🇯🇵日本🇯🇵
日本政府採取主動,不只發展大都市,也關注較小都市與鄉村地區。平等且均衡的跨區發展,在空間上重新分配資源,是戰後區域政策的主要核心。透過公共工程分配與財務轉移體系,政府保護了地方經濟。然而,泡沫化後的經濟停滯、激化的城際競爭與無所不在的新自由主義有效結合,導致區域政策轉向以東京為中心的取向。此轉向與日本政府經濟上地方分權、鼓勵地方社群自立的新政策同時發生。公共工程分配與中央政府財務支援大幅減少,暗示政府不再齊頭式保護地方經濟。
先進國家中合作社的房屋量占全國房屋量的比例,如北歐瑞典22%、挪威15%較高,然而如德國5%,英國、法國、美國、加拿大等1%以上,雖比例不高,卻能提供國民可負擔的住宅,穩定社會發展。百年的住宅合作社,包括英國的起源延伸新創社區合作事業,德國的住宅、儲蓄機制與教育連結創新,法國的文化保存與多元社會組織運用,以及日本再從社區自治的興起,這些經驗,說明政府與民間透過「新協力模式」落實住宅與照顧政策,這是國際間合作社長期累積而創新社會經濟的進行式,也將是台灣發展住宅政策之學習新方向。
【#創新社區營運模式---#合作住宅、#合作社區 、發展「#社區經濟共同體」】
依據聯合國1991年第4號與2007年意見書,政府提供社會真正弱勢者「公共住宅(Public housing)」,提供市民擁有「可負擔的住宅」(Affordable housing),稱為「社會住宅(Social Housing)」。而台灣現行的社會住宅便是推出建案興辦建築物,座落地區又引起當地居民因對公共住宅的刻板印象而產生的爭議、反彈與排斥,認為其影響房價,造成社會的分裂。因此社會住宅不應只是找地、發包的營建工程,而必須立基在整體都市住宅政策規劃的基礎上。
然而,台灣的空屋各區域零星散布,為了善用空屋,建議由政府提供各地區的閒置空間(蚊子館/校舍)作為區域居民的集會場所,並同時活化閒置國宅(如伊甸基金會承購大林國宅)、老舊建築物改建(如中和警察宿舍改建為小規模的青年住宅)、閒置宿舍改造,增加可住戶數。
依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現行的社會住宅包含「新建及包租代管」,包租代管可有效活化空屋,但現行包租代管僅試行3年,建議可增加長期包租代管選項(10年/20年/30年)滿足租屋者較長期穩定的租屋需求,亦容易對社區產生歸屬感,有利於社區發展。
【#合作住宅、#青銀共居、#智慧住宅、#房屋債券、#囤房稅】的推行
1⃣『#合作住宅』是『產、官、學、民』的四方合作的趨勢
有了公共空間及可入住房屋就可以成立「社區合作社」,加入社區合作社的居民藉由「入股」的方式,訂定基本額,繳交給合作社,在這個社區裡合作社的社員可以在公共空間舉辦活動、課程、甚至舉辦市集,每年年度結算時,若有結餘可配股,等到居民離開後,可以申請將當初入股的費用予以退還。申請者須符合社區合作社的內部規範,亦即所有的社區合作社成員除了要認同合作社的價值外,同時也必須遵守合作社所規定的內部規範,這就是一種社會金融(social finance),以達到永續社會發展,自營自生、自住管理。
『#合作住宅』是自助互助的「人合」組織,而非「資本的結合」只追求最大獲利。以成員共同出資,一人一票共商共決經營和分配,此為「集體的社會型企業家」共同承擔風險和創新,重視人與組織的結合、社區關係,經濟學家Marshall稱兼具「社會關懷與經濟效率的『雙重性格』」,是特殊的中間性、草根性「社會經濟事業體」,不以營利為唯一目標,謀求社員、社區、社會的利益,具有公益性、教育性、經濟性和社會性功能。
『#建物生命週期評估』 (Life Cycle Assessment,以下簡稱LCA)。所謂建築物的生命週期(Life Cycle,以下簡稱LC)就是建築物由出生到滅亡的時間。所謂綠色建築的LCA 就是由建材生產、營建運輸到建築物拆解、廢棄物處理週期的環境衝擊評估,亦即從建築物的「搖籃到墳場」進行全面性、系統性的環境影響評估。LCA 法是現代「價值工程」與「信賴工程」的基本學理,在1990 年代漸漸成為綠色建築評估的理想。
#建物生命週期評估LCA
『產』:產業,在LCA,建物生產履歷與建物營建、維修養護、拆除回收
『官』:政府:協助管理監督,補助輔導、法令釋疑
『學』:學術:參與LCA評估、設計規劃、輔導監督、監督品質
『民』:居民:參與LCA所有階段、監督施工品質、永續發展、自主管理
2⃣.推動『#青銀共居』(深化多元對象的混居制度)
現今社會同時出現「高齡化老人獨居」及「青年租屋不易」的問題,這樣方案推行可以調降低空屋量
(1)青年:照護長者換宿/長者:共享房屋換照顧
(2)地方蚊子館活化(集會場所)
(3)社區營造(課程/活動/社團)
3⃣『#智慧住宅』產業實驗場域
優先試辦「智慧住宅」、「智慧社區」,申請本共居方案的青年及長者優先享有政府補助的「智慧住宅」、「智慧社區」產品及服務,並同意大數據資訊蒐集、負定期填寫滿意度問卷及使用意見徵詢的義務。
4⃣發行『#房屋債券』開發社會住宅
由於房地產業周期長,資金周轉慢的行業特點,所以房地產企業都傾向於發行中長期債券(1-10年),以獲取長期資金。發行『房屋債券』開發社會住宅可與青年購房相結合,購屋者可監督及參與其中的設計討論。房地產債券的發行可採取與購房結合的形式,居民購買債券可以不還本付息,到期轉為購房的預付款,補差價後,以實物形式還給債權人住房,或債權人享有一定購房優惠的形式。這種方式既能促進債券的銷售,又能加快解決居民住房問題。
5⃣『#囤房稅』施行,使屋主願意轉換資產配置
台北市府推行良好的囤屋稅政策採累進稅率制、自住輕稅,房屋所有權人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於全國僅持有1戶供自住使用、辦竣戶籍登記之單一且自住房屋,稅率至0.6%。取消自住3戶優惠,住家用房屋不再區分自住或非自住,以家戶持有全國房屋戶數採累進差別稅率,保障其中1戶稅率1.2%,持有超過1戶以上房屋採累進差別稅率。
此制度有效抑制房價並促使有多筆房產的家庭在孩子成年後轉換資產配置,減少啃老族並促成年輕人更願意在適婚年齡結婚買房。
結語
當今公共住宅興建的目的在於調節住宅市場,藉由公共住宅的存量對抑制房市,避免市場投機炒作。
『#產、#官、#學、#民』的四方合作的趨勢,民間、政府、NGO可以有更多合作、協商、討論、互動,掌握在地需求及民意。社會住宅的推動牽涉到居住文化的轉變、空間的調整、都市區域規劃,並不是一蹴可幾的。社會住宅推動不只是衝數量、蓋房子,作為都市政策的一環,規劃與研究過程不能少,需透過居住調查,因地制宜的回應在地需求,更需要民間的參與,才能發展出永續、多元的社會住宅。
#台灣民眾黨 #居住正義
#願眾生離苦得樂 #共築圓境
參考資料:
2019/09/06地產新聞 台灣房市3高症頭張金鶚:囤房稅是解藥
http://m.home.appledaily.com.tw/article/index/20190906/38437545/news/
聯合國推動城市永續 以住宅政策穩定社會經濟
https://www.ntpu.edu.tw/admin/a3/people3_more.php?id=306
住宅政策應正名為居住政策/內政部次長 花敬群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60/article/1632
內政部 不動產資訊平台
https://pip.moi.gov.tw/V2/B/SCRB0501.aspx?mode=9
【投書】為什麼他們不想要社會住宅?撕下「自私」標籤,看見在地需求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7608
台北市政府居住正義論壇
http://www.udd.taipei.gov.tw/living-justice-forums/
https://paper.dropbox.com/doc/20180316-VII-f8hJXYK5jC1Keu6FwrOl7
OURs都市改革組織 2019-10-09無殼蝸牛三十週年「青年安居政策論壇」各政黨邀請說明
https://ours.org.tw/2019/10/09/housingpolicyforum2019/
放眼海外 來看看他國的青銀共居是怎麼樣的?
https://ubrand.udn.com/ubrand/story/11817/3731481
10個重點瞭解德國合作住宅──公平、民主與永續
https://ours.org.tw/2019/09/05/housingmovie03/
社會金融(SOCIAL FINANCE)維基百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cial_finance
What is Social Financ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13082016/http://www.clanncredo.ie/default.aspx?m=22&mi=172&ms=0
社會金融(SOCIAL FINANCE)的可能性
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8/09/04/wuchungshen-3/
房地產債券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88%BF%E5%9C%B0%E4%BA%A7%E5%80%BA%E5%88%B8
政府債券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94%BF%E5%BA%9C%E5%80%BA%E5%88%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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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與金融危機
作者蒐集了從十九世紀以來所有金融危機與政體資料,檢驗過往兩百年的歷史,他發現橫跨不同的歷史時期,金融危機一直都比較容易在民主國家出現。不管是透過哪種方式測量民主,透過各式不同的統計模型檢測,實證出的結果都一致:從1800年至今,民主政體比較容易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
過去兩百多年來只有一段時間例外,在這段時間,民主與金融風暴之間的關聯性比較低。這段時間是在「華盛頓共識」(The Washington Consensus)盛行的時候。華盛頓公約指的是從1980年到1990年期間,從柴契爾夫人還有雷根總統當選英國首相與美國總統開始,在世界各地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價值。那段時間,全世界倡導小政府意識形態,主張對各種產業去管制化、自由化、與民營化。全世界的金融管制也是在那段期間大量解禁(那段期間金融產業的解禁也埋下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的遠因)。越開放的金融體制本來就越容易受到市場震盪而產生金融危機,由於全世界的金融產業都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對產業的解禁是全球性的,並不分政體制度,因此這段時間金融危機的發生是橫跨不同政治體制的,以至於民主政體與金融危機的關聯性不大。不過作者發現,華盛頓公約的影響僅到西元2000年左右,從2000年以後,世界又恢復原來的規律性,也就是金融風暴較容易發生在民主政體中。
金融危機對社會的破壞力強大,挽救金融危機也需要消耗大量社會成本,是很嚴重的問題,看看2008年的美國次貸風暴就知道了,全世界花了多少年才從谷底重新翻身?如果說,金融危機特別容易發生在民主國家是事實,這是很值得正視的一件事。那究竟民主體制有什麼特徵,才會導致金融危機比較容易發生在民主國家呢?
作者嘗試為民主與金融風暴之間正向規律性找到解釋的原因。他仔細比較民主與非民主的差異,並觀察民主體制的制度設計,他提出四個為何民主比較容易造成金融風暴的假設,並透過資料一一檢證這四個假設的真偽。以下逐一說明各種民主可能導致金融風暴的成因與路徑。
路徑一:有限行政權
第一種影響路徑是透過民主制度對行政權力的限縮。在民主體制裡,不管憲政體制為何(總統制、內閣制還是半總統制),掌握國家機器的統治者並不能無限擴張自己的權力。行政權通常會被立法權或司法權限制,雖然這樣的限制主要是為了防止行政權過大,但同樣的,也會限制政策變動的頻率與速度。相反的,在非民主國家,統治者比較容易改弦更張,因為缺少制衡,可以快速地修改政策的方向。
行政權的限制導致民主國家在金融危機快生成時,容易錯失良機,無法快速轉變政策方向,撲滅引發風暴的因子。特別是所有金融危機的生成都有相似的路徑,無一例外的是會先有經濟過熱的情況,然後出現經濟泡沫,最後都會出現房市過熱的現象,直到房價崩盤。經濟已經熱過頭時,需要的可能是強效有力的政策來遏止泡沫的繼續增長,但民主國家的制衡機制比較多,要通過一個政策耗時費力,不像非民主國家,政策可能說改就改,以至於民主國家比較難在這個階段成功遏止經濟泡沫。更何況,經濟榮景人人都賺錢哪裡不好?這種時候要推動不討喜會降溫經濟的政策,會抵觸某些團體的利益(像是房地產利益團體),在民主國家需要說服更多反對的聲音才有可能改變成政策(像是利益團體可能向立法委員遊說來阻擋政策),也是造成民主政體政策回應速度相對緩慢的原因。
路徑二:政權輪替
民主比較容易導致金融風暴的第二種路徑,是因為民主體制有政權輪替的特質。民主體制的根本要件是對國家的統治者有公正、公開的選舉。選舉代表政治權力會定期移轉。一般來說,民主國家統治者任期平均是四年,而非民主國家的統治者平均可以在位十一年。尤其是民主國家每四年選舉一次,較短的任期表示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不需要有長遠的時間觀,會比較偏好短期可以看到成效的政策,對吃力不討好又需要時間才能看到效果的政策會比較敬而遠之。
如上面已經談到的金融危機產生的路徑,在風暴降臨前其實是會出現短期經濟的榮景,對政治人物來說,經濟榮景表示施政得宜,可以轉換成下一次選舉選民的支持,因此他們是不會有誘因在經濟榮景時提出降溫政策,來扼殺自己下一次勝選的機會。即便政治人物知道長期來說經濟過熱可能會造成金融危機,但在沒有明確的時間表知道經濟泡沫何時會幻滅的情況下,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比較容易會忽視經濟榮景背後的陷阱,繼續做一些讓經濟泡沫繼續堆高的舉動,來爭取選民短期的支持。
路徑三:去管制的經濟邏輯
民主比較有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的第三個原因,是因為民主體制比較容易產生金融自由化政策或是會支持金融與經濟自由化政策的公民,而這背後可能與民主政治體制根本上宣揚並推廣人民的政治與公民自由有關。作者認為,與非民主國家相比,民主國家(尤其是有自由主義傳統的民主國家)背後運作的基本邏輯與相信個人至上、個人自由不可侵犯的哲學思考。崇尚個人價值與自由的哲學傳統與支持經濟自由的思想底蘊是相通的,因此民主國家比較容易產生主張經濟不受干擾、支持經濟金融自由化的公民與政策。然而,當金融產業越是去管制化越是不受規範,金錢自由流竄的情況下就更容易造成金融風暴。
路徑四:互賴的經濟體
最後,民主體制不能只在意少數人,政治人物要在位、要連任,必須獲得多數選民的支持才行。實證的研究已經發現,為了要符合多數選民的利益,民主國家通常會是開放經濟體,支持自由貿易、經濟互賴等政策。承平之日,開放的經濟體有益全體選民(理論上,開放經濟、自由貿易會提升全民福祉);只是一旦有經濟危機發生時,開放的經濟體也特別容易受他國影響,因為彼此經貿連動。恰好的是,金融危機的特性之一就是傳染性極強,看看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例子或是2008年次級房貸的風暴,都是先由一地而起(泰國與美國),但都在短時間之內傳遍鄰近國家進而禍及全世界。金融風暴傳染的特點加上民主國家彼此經濟互賴的特點,導致一旦金融風暴在某一民主國家發生,都會迅速殃及其他與其有重大貿易或金融往來的其他民主國家,才會導致金融風暴大多在民主國家發生的規律出現。
總的來說,作者所提的四個假設都有得到實證資料的支持,這代表著民主體制的制度設計仍有其不足之處。作者認為,這不代表民主不好,我們該做的是去找出究竟民主可能透過哪一些路徑造成金融危機的發生,才有可能有效的設計新的制度來杜絕金融危機與民主體制之間的關聯性。
新自由主義 特點 在 洞見國際事務評論-Insight Post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土耳其政變X台港論國關] 曾經的穆斯林民主模範國家將不復再?
洞見短評:在凱末爾建國之後,土耳其成功融合現代化跟消除宗教在政治上影響力的做法一度成為中東地區不少西化菁英模仿的對象,包括當時伊朗的巴勒維王朝。
實際上在當前伊斯蘭世界面對西化與現代化的衝擊的現在,可以粗略分成幾類:第一類世俗主義者是主張全盤西化、將宗教限制在私領域。這類人通常是較早到西方學習的菁英,通常都是軍官,也往往指控那些想要擴大宗教在政治地位的人是為了奪取政治權力。
第二三四類都主張回歸伊斯蘭,但具體作法各有不同。傳統保守主義主張全面回歸古典伊斯蘭法和教義,西方世俗的法律只是暫時的妥協。新復興主義者也主張回歸伊斯蘭,但必須重新詮釋教義以符合現代的變化。這類人通常是受教育的中產階層。最後新現代主義者則主張伊斯蘭應當吸收西方的優點,強調傳統伊斯蘭的當代化。這四類有著彼此之間互相合作又競爭的關係,而今天土耳其本來是第一類的世俗主義當道,隨著艾爾多安的權力鞏固,慢慢移動到第三或第四類。
政治伊斯蘭從20世紀初發展至今並未隨著極端組織的綁架或西方國家的干涉消亡,反而因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影響,成為分配不公平的民眾出聲的管道。宗教本身就在中東地區佔有重要地位,其平等的核心主張提升到政治的高度正好打到新自由主義最為令人詬病的一面。當下土耳其的埃爾多安也深知此道,可以預料的是會有更多政治人物,無論是真心還是假意,利用這股潮流來獲取權力。而反過來說也說明,社會正義與經濟分配的不公如不認真面對,在全球範圍內只怕還會衍伸更多的問題。
[#國際評論:國際學海迷津67] 土耳其政變:凱末爾主義的末路?
上週土耳其爆發流產政變,震驚世界。震驚的不是政變本身,因為軍隊以「超然」姿態發動政變捍衛國體,一直是土耳其政治的常態。總統埃爾多安對政變的重手反擊,一舉整肅國內軍隊、法官、教授、老師、媒體,涉及人數達數萬之多,才真正令人吃驚,對國體的影響,才更像一場政變。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本欄不久前,才談及埃爾多安領導下,土耳其內政外交主張的調整。這次政變的失敗,可能令土耳其世俗派與保守派的長期鬥爭劃上句號,因為土耳其立國基礎的「凱末爾主義」(Kemalism),已經元氣大傷。
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國脫胎自奧斯曼帝國,「共和國之父」的凱末爾將軍(Mustafa Kemal Atatürk)制定的國策,包括六大原則:
.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廢除蘇丹、哈里發,實行共和,確立選舉政府、三權分立、法治等一系列現代共和政體特點,不同民族被統合在共和國內,令土耳其成為穆斯林世界最西化的國家。
.平民主義(Populism):這裡並非民粹主義,而是公民主義之意,即國家主權和社會利益皆以「公民」(citizenship)為歸依,與宗教信仰、世襲王權等無關 。
.民族主義(Nationalism):多民族、多信仰的「後奧斯曼帝國人」達成「土耳其民族國家」的共識,無論民族、宗教信仰,凡是擁護「土耳其民族價值」的人,皆屬土耳其公民,享有相應公民權利。
.世俗主義(Secularism):奧斯曼帝國是政教合一的伊斯蘭神權國家,土耳其共和國則把宗教信仰和世俗政治進行分隔:宗教自由受法制保護,但不得干涉世俗政治和生活 。
.國家主義(Statism):土耳其經濟現代化必須依賴於政府主導,政府需對國家經濟規劃管理,包括在私人經濟領域失衡時主動介入,以維護國家利益。
.改革主義(Reformism):在凱末爾眼中,奧斯曼帝國的社會制度是落後的象徵,現代化的方向由日常生活到意識形態,都必須是西式社會改革。
凱末爾主義的誕生和延續,與凱末爾本人及土耳其軍隊、社會精英分子(又稱「凱末爾黨人」)的理念和利益一脈相承,也與當時的國際格局有關。那些堅持西化立場的政商精英,在凱末爾時代已成了既得利益者,傳統宗教勢力則成了對立面,左派則對兩者都反感、而傾向蘇聯,因此當權派只有向西方更積極一邊倒。
然而冷戰結束後,土耳其的結構,卻開始出現質變。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昝濤是華語學術界土耳其研究的權威,他認為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再分配、民族宗教矛盾、全球權力轉移等問題,都令土耳其難以獨善其身。逐漸地,有一派土耳其精英提出「去凱末爾化」,推手除了埃爾多安,還有著名外交家兼國際政治學者達武特奧盧(Ahmet Davutoğlu),也就是埃爾多安的左右手。達武特奧盧曾任土耳其外長、總理,亦曾是正義與發展黨主席,2001年出版了《Strategic Depth》一書,批評凱末爾主義下的全盤西化,實際上限制了土耳其的外交戰略空間,與中東周邊各伊斯蘭國家產生了隔閡。他認為在新的全球格局中,土耳其的外交戰略應有三點新定位,這被稱為「新奧斯曼主義」(neo-Ottomanism):
1. 當全球朝多極方向發展,土耳其需要從意識形態上擺脫「唯西方論」,轉而從自身視角出發,尋求大戰略定位,充分參與地區、國際秩序的重建。
2. 土耳其要重新構建與「東方國家」、尤其是周邊穆斯林國家的關係,在宗教文化和地區秩序兩方面,都應重新成為區域中樞(即奧斯曼帝國曾扮演的角色)。
3. 土耳其的大戰略是憑藉與穆斯林國家的密切聯繫,和與西方政治經濟上的合作,發揮獨特的橋樑作用,溝通東西,實現土耳其「中等大國」的復興。
「新奧斯曼主義」雖然是外交方略,但其實直接觸及土耳其的根本社會矛盾,與凱末爾主義存在顯著差別,也是對凱末爾「全盤西化」的否定。正義與發展黨之所以能在過去十年將這戰略付諸實踐,全因善於利用國內矛盾。支持凱末爾主義的傳統精英,雖然對國家現代化貢獻良多,但同時也造成國內資源分配不均,以及傳統穆斯林信仰被壓抑。隨著土耳其在全球化時代的經濟不斷增長,一大批中下層土耳其人通過民主選舉,成為新晉精英,但與傳統精英格格不入;農村地區為數眾多的傳統穆斯林社群,也開始利用選票發聲,並以復興伊斯蘭教為反精英的連結。正義與發展黨的崛起,就是作為上述新晉精英和農村社群的代表,自我賦予取締傳統精英的使命。
這次「反政變」之所以和歷來政變不同,一來在於經過正義與發展黨暗中宣傳多年,凱末爾主義的群眾早已被削弱,民眾在埃爾多安的視頻號召下上街,迅速令軍方成為群眾的對立面,失去從前的光環。二來無論是歐美還是俄羅斯,都第一時間表態支持埃爾多安,因為根據「新奧斯曼主義」,土耳其已成為東西之間的關鍵國家,比從前有了更多討價還價實力。三來在「阿拉伯之春」後,中東亂局四起,人民普遍害怕進一步動盪,情願有強人出現穩住局面,令埃爾多安的一切整肅都得到默許。四來凱末爾主義從前得以成功,有賴傳統精英控制媒體,現在埃爾多安卻利用社交媒體,不斷傳播傳統精英的種種陰謀論,更利用群眾公然羞辱軍官、法官、學者,這對傳統精英的社會威望,造成致命打擊。
整肅過後,埃爾多安代表的新興勢力,幾乎肯定取代凱末爾主義,成為土耳其的主流聲音。激進伊斯蘭組織也必然加速崛起,與埃爾多安政府維持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問題是凱末爾主義被擊垮了,埃爾多安也不可能長治久安,因為激進伊斯蘭主義只要有魅力領袖出現,可能比他更有群眾基礎;而沒有了凱末爾主義的屏障、軍隊和傳統精英的角色,激進份子通過一次選舉或起義變天,就變得可望可即。土耳其的未來,令人越來越悲觀。
小詞典:撕裂國度(Torn States)
學者亨廷頓在「文明衝突論」使用的名詞,指一個國家內部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明體系,就容易內部撕裂,通常一方是西方文明,另一方是本土傳統文明。土耳其是典型例子,近年亂局不斷的埃及、烏克蘭等,也是其他例子。
沈旭暉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2016年7月25日
#土耳其政變 #凱末爾主義 #埃爾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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