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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3月31日
事件：
（今日風平浪靜。）

#知史討論

道光皇帝諭旨裡的黑色幽默：22歲英國女主有無匹配？

作者：張功臣

鴉片戰爭前，中國與西方世界已有了相當長的交往歷史，但是真正瞭解地球那一端「番夷」的人，舉國上下也找不出幾個。及至到了開戰之後，才發現站在自己面前的竟是一個陌生如天外來客的對手，莫說對它的社會政治、軍事文化方面，就連最基本的地理知識也是一頭霧水。這種情形，在今人看來也是無法想像的：開戰前，從大清皇帝到普通百姓，不僅不曉得雙方在軍備武力上的巨大懸殊，甚至不明白英國地處何方，英人生何模樣。

可歎的是，對於英軍已處於初步發展的火器時代，而清軍仍停留在冷熱兵器混用時代這樣一個基本事實，身為欽差大臣、湖廣總督，被稱作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之「第一人」的林則徐，也是一無所知。1839年9月1日，他在給道光皇帝的一份奏摺就認為：「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腿足裹纏，結束嚴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林則徐集·奏稿》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676頁。）到了1840年8月，英國的堅船利炮已逼近中國內海，林氏聽到英軍攻陷定海的消息，再次上疏獻策於道光帝，在《密陳以重賞鼓勵定海民眾誅滅敵軍片》中提出了動員激勵沿海軍民殺敵的具體辦法，仍謂洋兵雖「上身刃不能傷」，但「一僕不能複起」，若以長棍伏擊其足，應手即倒云云。

依據這等荒誕的情報去應戰，其結果就像我們在電影《大清炮隊》裡看到的那樣，手持棍棒的中國兵勇呐喊著向前欲擊洋兵之足，旋即倒在冒著青煙的排槍大炮之百米開外。想想，這樣的仗能打贏麼？

打了敗仗，痛定思痛，於是就有了迫切瞭解和研究對手之一切情形的願望。軍民和大臣們如此，作為交戰一方總指揮的皇帝也不例外。但是這種願望又有多少相關知識，用來作為瞭解或研究的基礎呢？可以說幾乎沒有。鴉片戰爭史料中有一個有趣的故事，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甲午海戰甫起，清軍連失鎮海、定海、寧波三地，形勢十分危急；1841年10月，道光帝授皇族奕經為揚威將軍，率領精兵在浙東組織反攻，遲遲未能奏效。皇帝的心急如焚，從他在報告敗訊的奏摺上「憤恨何堪，筆難宣述」幾個朱批大字中一覽無餘。也許正是從此時開始，他才突然發現，自己實在有必要認識一下面前的對手。翌年5月1日，道光帝從奕經的奏摺中得知，可以審問在浙東海戰中抓獲的英軍俘虜後，立即發下一道諭旨，曰：

著奕經等詳細詢以(口英)咭唎距內地水程，據稱有七萬里，其至內地，所經過者幾國？克食米爾距該國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該國向與(口英)咭唎有無往來？此次何以相從至浙？

其餘來浙之(口英)咖唎、大小呂宋、雙英（鷹）國夷眾，系帶兵頭目私相號召，抑由該國王招之使來？是否被其裹脅，抑或許以重利？

該女主年甫二十二歲，何以推為一國之主？有無匹配？其夫何名何處人？在該國現居何職？

又所稱欽差、提督各名號是否系女主所授，抑系該頭目等私立名色？至逆夷在浙氐鳥張，所有一切調動偽兵及佔領郡縣，搜刮民財，系何人主持其事？

義律現已回國，果否確實？回國後作何營謀？有無信息到浙？
該國製造鴉片煙賣與中國，其意但欲圖財，抑或另有詭謀？（《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五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頁。）

按，諭旨中所謂「(口英)咭唎」即英國，漢譯時每字前加「口」，是為貶義，以示該國是蠻夷之邦，這顯示了大清王朝以自己為「天朝」，蔑視一切世界的虛妄心態。以下「克食米爾」為今之喀什米爾，即印度；「(口英)咖唎」當為今孟加拉；大呂宋為西班牙，小呂宋則為西班牙殖民地菲律賓的別號；雙鷹國是指國旗上繪有雙鷹的奧地利。不過說真的，這些小學級的地理常識問題由我年高德劭的大清國皇帝一本正經地提出，儘管遠在一百多年前，還是令我們心酸。這是一個古老的、高級的黑色幽默。

須知，道光帝如此困惑于夷國的風土人情時，鴉片戰爭的炮聲已在南中國的沿海隆隆響徹近兩年了。不久，他又令臺灣道達洪阿進一步訊問抓獲的英俘，以釋解心中愈來愈多的疑竇。這一回，他對世界地理的發問包括「究竟該國（英國）地方周圍幾許？所屬國共有若干？其最為強大不受該國統治者共有若干？又(口英)咭唎至回疆各部有無旱路可通？平素有無往來？俄羅斯是否接壤？有無貿易相通？」等等（同上書，第264頁），這些問題較前似乎是有了一點進步。儘管在今人看來，這仍屬於十分淺顯的一般地理常識，在當時，比起其治下的泱泱「愚民」，道光帝的這種俯察關注之態，卻已是走在時代的前列了。
然而，一百多年前的中國就理所應當地對外部世界如此茫然，如此無知麼？

否。歷史的記載提醒我們，道光皇帝最為困惑的地理問題，其實恰恰是他最有資格回答的。只是遺憾得很，由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為他高祖父康熙帝繪製的當時中國最精美的世界地圖——《坤輿全圖》，此時正躺在紫禁城南書房的一角，已經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灰塵。
　　
原文刊載於《歷史學家茶座》2010年第1輯(總第19輯)，作者：張功臣，原標題為「道光皇帝：諭旨裡的黑色幽默」。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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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第一股：一舉收購美國在華最大輪船公司｜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發行股票，面向社會大眾籌集資金興辦股份制企業，是商品經濟和信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個過程，在中國是從晚清洋務運動時期開始的。1872年成立的輪船招商局，是近代中國第一家發行股票，面向社會籌集資本興辦的新型股份制企業。

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發行股票，面向社會籌集資金興辦的股份制企業，是成立於1872年的輪船招商局。那時，促使輪船招商局誕生的有三大主要因素：

首先，鴉片戰爭後中國遭遇的是「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和「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此時「變亦變，不變亦變」的局面已逐步成為社會的共識；其次，面對洋人輪船在中國江河湖海縱橫馳聘，攬客載貨獲取暴利的現狀，為「求強、求富」，與洋人爭利而進行「商戰」，「庶使我內江外海之利，不致被洋人佔盡」的呼聲日高；其三，更現實的問題是，每年需要從南方往京師運送供朝廷和軍隊食用的「漕糧」，而這被稱為「天庾正供」的大事卻因木帆船受外國輪船排擠，導致衰敗破爛和運河淤塞而陷入困境。此後，經過連年的爭議和比較，引進輪船興辦新型運輸企業逐漸成了晚清政府無奈而又惟一的選擇。

在形勢逼迫而政府資金又困窘的情況下，向社會想辦法——通過發行股票來籌資興辦企業，中國的第一家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才得以應運而生。但是，沒有想到的是，輪船招商局成立後，這種新型的籌資方式和企業組織形式很快被社會認同，此後也不因政權的更迭而改變，更多的股份制企業在不同行業中相繼出現，並逐漸發展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

對於這種新型股份制企業的誕生在社會上激起的反響，1883年《申報》刊登了如下的一段評論：「招商局開其端，一人倡之，眾人和之，不數年間，風氣為之大開，公司因之雲集，雖其中亦有成與不成之分，然其一變從前狹隘之規則。」可見這種發行股票籌集資金興辦企業的方式，對於打破此前只有獨資和合夥方式興辦企業的規則，以及對於開闊國人視野具有的作用，也可見新成立的招商局影響之至深至遠。因此，在中國近代經濟史和企業發展史上，輪船招商局的成立，都成為重大的和里程碑式的事件，成為開啟中國股份制企業興辦大門的標誌，成為一個新時代就此來臨的宣告。

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成立股份制企業需要什麼手續？有什麼規定？股份制企業的股票是什麼樣？有什麼內容？通過什麼途徑或網絡發行？又通過什麼方式進行買賣？股份制經濟作為一種商品經濟和信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體現其權利的有價證券股票，其法律效用在當時是通過什麼方式得以體現的？

在此前的中國社會中，開辦傳統工商企業的方式一般不出以下兩種：一種是「各出資本，各樹旗鼓」的「獨資」形式；另一種是「合夥」的方式，即部分有共同目的的人聯合開辦，「合眾力而成」。這種合夥方式本身又還具有兩個特點：一是規模不大，二是即使「合開一鋪，合創一行」的時候，「股東皆須在場，以資稽察」。股東「或有不親到場者，亦必令親信人為之監察」，斷未有從未謀面而可以入股者」。那麼，在幾千年相沿成習的情況下，在當時清政府尚未對股份制企業制定相應規則措施，也沒有證券交易法等法律法規進行規範的情況下，這家「中國第一股」在打破此前的慣例後是怎樣解決這些問題的？

我們先來看看這份股票，這份股票在今天看來是如此樸素甚至稱得上簡陋（見影印件），現將《輪船招商公司》的股票影印件上的文字全文照錄如下（標題及騎縫文字略，標點符號為筆者添加）：

「輪船招商公局 為給股份票事奉 直隸爵閣督部堂李 奏准設局招商，置備輪船運漕攬載，札飭商辦等因在案。當經本局議定召集股銀壹百萬兩，分作千股，每股銀壹千兩。先收銀五百兩，每年壹分生息，閏月不計，另給息折。期至八月初一日，憑折給付。如本股出讓，須遵定章辦理，毋許私相授受。倘有故違，一經查出，即將本股停息，俟繳票到日，給本銷冊，以昭慎重。今據送到股本，合給聯票壹紙、息折一扣、局章一本收執。須至股份票者。

今收到 省 府 縣人 壹股豆規銀五百兩正

同治 年 月 日給 商總商董(此處豎排並列) 第 號


這裡有不少值得我們注意的東西。

首先在敘述招商局緣起和招商局性質及用途的第一部分文字中，強調了招商局是當時擔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向皇帝「奏准」設立的企業，也就是得到皇帝親自批准設立的企業。這裡強調了企業的性質不是別的，是「札飭商辦」，即朝廷允許其商辦。因為這是中國歷史上朝廷允許商辦的第一家新式工商企業，顯示出這家中國第一股所具有的開創性和前所未有的特殊性。在以此來加強其合法性與權威性的同時，也界定了這家企業設立的重要意義和責任的歸屬。

從有人提出引進輪船和開辦西方式的新型企業到招商局成立，晚清朝野之間經歷了十多年時間的徘徊、爭議、反對，障礙重重。如果不是李鴻章抱定此事是「毅然必行之事，破群議而為之」去推動的話，招商局還不可能在1872年成立。但這份股票上點明這一點，並非是為李鴻章表功，而是有對外宣傳自身的權威性和公開確定責任關係這一層考慮在內的。「招商局由李鴻章奏設，局務應由李鴻章主政」，出自總理衙門的這句話，除了進一步確認了招商局與李鴻章之間的關係外，也明確了企業的責任歸屬。這一點，對於當時社會裂變期中國新型企業的生存環境和條件，同樣起到了畫龍點晴的作用。

其次是股票中對企業本身情況的說明，即對該局的總股本、每股的金額和分配方面的規定以及需注意事項的說明中，有幾點很不尋常：一是每股的金額特別大，如按每股一千兩計算，總股本只有一千股，即使按先收一半即五百兩，每位股東再接平均購買一股算，股東總數也只有2000人，何況不可能每位股東都只購買一股，因此股東總人數低於2000人是可以肯定的。這個規定，與傳統中國社會中合夥企業的股東數量一般不多是一脈相承的。二是文字中明確有「每年壹分生息」的規定。這個「壹分生息」的規定在招商局的局規中被稱為「官利」，是每年不管企業經營情況如何都必須發放的固定股息，如果企業經營得好，利潤率超過壹分，超過壹分發放的利息被稱為「紅利」或「餘利」。這一點，與西方企業中的優先股的規定還一樣，因為當時甚至沒有優先股的概念。因此，這個規定絕對可以稱得上是有中國特色的東西。西方一般股份制企業通行的規則，是股票收益應視企業的效益如何而定，而不能事先規定固定的利息率。規定利率的現象，一般只存在於債券的發行中，招商局這時既無優先股的規定，而「官利」的特點又與一般西方式股份制的規定有明顯區別。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當時的這份股票又帶有債券的性質。有意思的是，由招商局「開其端」的規則中也包括這個「官利」的分配制度在內。在招商局之後陸續成立的其他企業如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徐州利國礦務局，以及20世紀後中國成立的其他各類型的股份制企業中，這種規定都一直存在，並且一直到1956年資本主義企業全行業實行公私合營改造時才被定息所取代。三是在交款購買股票時，除拿到留下存根後的股票 ，還同時發給領取「官利」的息折和局章各一本。也就是說，通過這些方式以及規定，在強調這份股票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同時，還保證其在運作中的可操作性。

總之，從這份股票中留下的這些規定以及嚴厲的語氣看，給人的印象是除了有關企業的規定外，似乎是企業股票的味道少而官方文告的味道多，但也正是在這些地方，透視和散發出歷史變化的氣息。

從票面形制看，當時被稱為「股份票」的這份老股票的票面很樸素，除文字和標題外，沒有更多的圖案裝飾，文字四周用線條圈圍，圈圍出來的票面形狀與清代過去流行的當票、煤窯的窯照和鹽商的執照等幾乎完全一樣。顯然，新型股份制企業的股票採用這種歷經官方認可、又被社會熟知承認、具有法律效力的憑證和執照的形制，與從法律方面保障其有價證券性質的考慮分不開。它與股票文體中採用的官方告示性語言，以及在操作方面的嚴格規定一起，構成了股票作為有價證券的法律依據。從股票的格式方面看，標題名稱均由右往左橫書，其餘文字豎排。股份票與股份票存根為二聯票，二者並排印刷。股份票在左，存根在右，內容幾乎完全相同，只是標題名稱與行文中的個別文字有異。關於股票發行的有關規定和程序，輪船招商局局規中有如下記載：「本局刊立股份票、取息手折，股各收一紙，編列號數，填寫姓名、籍貫，並詳註股份冊，以杜洋人借名。其股票息折，由商總商董會同畫押，蓋用本局關防，以昭憑信。如有將股讓出，必須先盡本局，如本局無人承受，方許賣與外人，一經售定，即行到局註冊。但不准讓與洋人。設遇股票息折遺失，一面到總局掛號，一面刊入日報，庶使大眾咸知。俟一月後准其覓保出結，核對補發。」

發行的規定是如此，在當時的交通、信息和金融條件下，這些股份制企業又是通過什麼途徑招商集股籌集資金，通過什麼方式進行股票買賣的呢？說起來令人難以置信，這家近代中國第一股的發行，一開始竟然主要是通過人脈關係進行推銷認購的，也就是當時人形容的「因友及友，輾轉邀集」的方式籌集的。但聰明的人們很快就意識到此種方式的侷限性，在將每股股銀的數額從500兩降到100兩，以便更多人可以認購入股的同時，也採取了登報刊廣告的方式進行宣傳和通過各地錢莊票號代收股銀的方式進行籌集，使自己得以充實實力，得到發展。

通過發行「近代中國第一股」籌集資金興辦的這家新式企業確實也沒有使人失望。在其成立後與當時英美在華輪船商不可避免的跌價競爭中，先是依靠清朝政府的貸款，在4年之後一舉整體收購了此前氣焰不可一世的美國在華最大的輪船公司——旗昌輪船公司，使自己的輪船數一下達到了30餘艘，成為當時中國領水中中外輪船公司中單家輪船數和噸位數都居第一位的輪船公司，並隨後迫使兩家實力最強的英國輪船公司——怡和以及太古輪船公司簽訂了限制價格變動的「齊價合同」，在長江、天津、福州、寧波等主要航線上，招商局一家公司的分配比例都在40%～50%之間，取得了分配比例佔優的地位。

而發行「近代中國第一股」的招商局也獲得了社會的認可。僅僅10年，招商局面值100兩一股的股票，在上海的市價已經漲到了200兩以上，在1882年的一段時間，甚至達到260兩的高位。同時，還帶動了一批通過發行股票籌集資金興辦的企業的相繼誕生，到1885年也就是招商局成立13年時，這種通過發行股票興辦的股份制企業數量已經增加到39家，並在19世紀80年代初掀起了一股小小的興辦股份制企業的高潮，甚至直接催生了中國第一家民間的帶有證券交易所雛形的股票公司——上海股票平準公司的誕生。

總之，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我們可以說，「近代中國第一股」中，凝結著近代中國不甘落後不肯淪亡的各層次中國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做的努力和奮鬥的痕跡。這張小小的股票，不僅是當時中國人實業救國努力的見證，也是近代中國工業化開始起步的標誌。

（作者為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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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怎成「近代中國勝日第一人」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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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一些歷史愛好者認為，袁世凱是近代中國戰勝日本的第一人。但殊不知，他所謂的勝日是什麼成色。

這話就要從頭說起了。

早年袁世凱的成敗都發生在同一塊場地上。

這塊場地就叫朝鮮半島。成也朝鮮敗也朝鮮，這句話對袁世凱可謂刻骨銘心。

查考歷史，中國的國際地位，從與朝鮮的關係上，可見淋灕的體現。而中日之間的強弱對比，也不可或缺這麼一塊試金石——朝鮮半島的宗主權。

從公元前的西漢開始，朝鮮就一直是中國最親近的藩屬國，進入明朝中後期，中朝兩國的關係走得越發近了。因為明萬曆年間，中國挽救了一次朝鮮亡國危機。

這事就與日本有關。歷史上中國與日本有四場大戰，其中三場都就圍繞朝鮮半島展開。這三場戰爭分別是：白江海戰、萬曆朝鮮戰爭，甲午戰爭。戰爭的發起方，不是泱泱大國中國，而反倒是島中之國日本。

因為從古至今，日本一旦羽翼稍豐，總是要先拿朝鮮試刀。所以進軍朝鮮，便成為它崛起的一個象徵。公元1592年，大明中國進入萬曆皇帝統治的中後期，國力漸衰，而日本這個時候卻走入上坡，四分五裂的戰國日本被草莽英雄豐臣秀吉統一，國力大增，就任關白(相當中國攝政丞相)的豐臣秀吉躊躇滿志、野心外露，於是率20萬兵征討朝鮮。應朝鮮的請求，宗主國明中國萬曆皇帝派兵援朝抗日東征，雙方斷斷續續打了七年拉鋸戰，最後日軍因領袖豐臣秀吉猝逝而撤軍，明軍付出很大代價，幫助朝鮮取得「壬辰衛國戰爭」慘勝。統治朝鮮的李氏政權保住了，尊明朝為「永世的父國」，故此朝鮮人對明朝的感情非常深厚。今日半島尚有「明朝在韓國」之說。

而時光流逝到袁世凱所在的清朝，情況就發生了很大變化。滿洲八旗征服中國以後，朝鮮曾一度自詡為正統，認滿清為夷狄，不向滿清稱臣，且決心為明朝報仇。後清朝派兵橫掃朝鮮半島，朝鮮也不得不服，與清朝重修了宗藩關係。1832年，英國人胡夏米前往朝鮮，要求與其通商，朝鮮方面的回覆是「朝鮮服事大清國，只尊大清國的旨」。顯然，朝鮮甘居大清國附屬國。

如果把國家肢體化，那麼東北是中國的右膀，而此時朝鮮則是中國延展的右臂。二者確實已經達到「打碎骨頭連著筋」的親密程度。因為歷史原因，朝鮮對中國大哥罩著小弟的能力從來是不曾懷疑的。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會變的。十九世紀中葉，朝鮮一部分人對清朝的宗主國能力產生懷疑動搖。在此之前，大清在與西方的交戰中處於完敗，分別向英國、法國甚至葡萄牙賠款割地，本土香港、澳門分別淪為英國、葡萄牙屬地，一個政治落後、無法自保的國家，有什麼資格再做他國的宗主國？可憐的老大連自己都保不全了，哪有能力保護自己的藩屬國？

於是，朝鮮政府內部，親清派已非鐵板一塊的主流派，親清派之外，新起了一股親日派。親日派中以朝鮮少壯派精英為主，他們希望脫離清朝，改革國政，組成開化黨。

這些少壯派的特點是敢說敢幹、且說幹就幹。1884年12月4日，開化黨發動政變。控制了王宮，殺了一批親清保守派大臣。成立了親日改革派政權，這就是朝鮮號稱的甲申政變。

常言道，時勢造英雄，朝鮮的這場政變，就給了大清國青年才俊袁世凱露臉機會了。

當時清朝在朝鮮設有駐軍，他們是兩年前應朝鮮王室要求入駐朝鮮的。原來進入十九世紀末葉的弱肉強食時代，困守半島的朝鮮李氏政權想偏安也不成，國內動盪不斷，兩年前就已經經歷過一次震盪。1882年7月23日，朝鮮發生壬午兵變。也稱漢城士兵起義。一群不滿外統治的軍人和市民，聯合起來攻入王宮。朝鮮王室向兩國求援。得到清政府積極響應。8月17日，清政府令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率三千人馬赴朝鮮平亂。

在派往朝鮮的清軍陣營中，有一位年僅23歲的青年軍官，他便是袁世凱。師從淮軍將領吳長慶，籍籍無名。而朝鮮突發的兩場事變，令他時來運轉。在第一次平息壬午兵變事件中，袁世凱已經小試牛刀、嶄露頭角。事後吳長慶在給清廷的呈報中特別表揚了袁世凱，說他「治軍嚴肅，調度有方，爭先攻剿，尤為奮勇」。事後論功行賞，袁世凱被授予五品同知官銜。「壬午兵變」後，朝鮮王室重新編練新軍，袁世凱因在平息事變中表現突出，也受到王室器重。以幫辦朝鮮軍務身份駐紮朝鮮。大清的這支遠征軍也以幫朝鮮訓練新軍的名義全部留下來。

兩年後，即1884年12月4日，身處多事之秋的朝鮮再次發生政變，就是這場「甲申政變」。袁世凱再次大顯身手。

開化黨因為是親日派，所以得到了當時日本的配合。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他率領150名日軍趕到王宮，與開化黨的50名士官生徒一同，控制了王宮。

開化黨組成的新內閣，並在12月6日，對外宣佈十四條政綱。其中第一條就明確提出要脫離與清國的宗屬國關係，建立獨立國家。他們宣佈「外結日本，內行改革，聯日排清，脫離中國，朝鮮獨立，實行君主立憲」。

客觀評價，甲申政變實質，既是親日派與親清派之爭，也是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可謂朝鮮歷史第一場憲政革命，帶有推動朝鮮歷史發展積極意義。領導政變的開化黨應屬朝鮮進步政治力量。

然而，開化黨雖屬進步力量，但得到的外援很少，開化黨加日軍，總共不過200號小股軍隊，基本屬於孤軍奮戰。而當時清朝入朝軍隊人數在3000人左右，十倍以上於對方。

幫辦朝鮮軍務的袁世凱，是在政變發生第二天才得知確切消息的。他權力有限，清朝駐朝軍號稱「慶軍六營」，主帥當然就是吳長慶。

因為顧忌到宮中還有日本軍隊，起初吳長慶表現得較為謹慎，不敢擅自行動。即便遭開化黨清洗的中間派大臣紛紛跑到清軍大營，「痛哭乞師」、要求出兵，吳長慶也一時猶豫不決。而此時袁世凱起到了鼓動作用，在吳長官猶豫不決的情況下，力勸吳行動，並自告奮勇，表示自己願率清軍入宮鎮壓開化黨。為了打消吳長官及群僚的失敗問責顧慮，袁世凱承諾：「如果因為挑起爭端而獲罪，由我一人承當，決不牽連諸位」。

勝利功勞歸大家，失敗責任我獨抗。應該說，年輕的袁世凱此時還是體現了一定的勇氣和血性。最重要的，評過一次朝鮮內亂的他，曉得對手的戰鬥力，心裡有底。12月6日，血氣方剛、信心十足的袁世凱率領約2000名清軍，聯合擁護國王的朝鮮軍隊一道進入王宮，經過幾個小時的「激戰」，擊敗了總共不到二百人的開化黨人和日軍，重新控制了王宮。日本駐朝鮮公使竹添進一郎自焚公使館，率部逃亡仁川的日本領事館。後帶開化黨殘餘幾人，逃回日本。開化黨政權僅存在3天，便告流產。

事後，清廷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與日本簽署了《中日天津會議專條》，確定「朝鮮若有變亂或者重大事件，清、日兩國如果其中一國要派兵入朝，應先行文知照對方」。這項條款事實上第一次確立了日本在朝鮮同清朝對等的地位，也使中國的宗主國地位發生了根本的動搖，被公認為是清朝外交政策的一次巨大失敗。

但是，作為朝鮮內政的實際控制者，這場政變最大的贏家卻是袁世凱。這場以十倍之力，平小股之敵的事件，事後被袁世凱聯合吳長慶上報朝廷，描述為重大勝利。1885年11月，年僅26歲的袁世凱被清政府任命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員，左右朝鮮政局，儼然朝鮮太上皇。



為什麼袁世凱會在朝鮮成功呢？

一方面，是他的果決成就了他。當時清政府接到甲申政變、清軍捲入的消息時，十分震驚。不過還沒有想好對策之時，又得知袁世凱率清軍已及時平叛，而沒用國內派一船一艦、添一兵一卒時，清廷實在是大喜過望。

而另一方，袁世凱的成功還有賴於日本的成全。

袁世凱此時的日本對手竹添進一郎，只是個外交家，並非政治和軍事強人。史料稱他「態度和行事風格都偏靈活」，他與清軍駐朝統帥吳長慶交情融洽，反對「中國威脅論」，不是一個強硬派。朝鮮開化黨領袖金玉均說：「金某無義，又無智識」，「竹添素性怯懦，即一書生」。可見，袁世凱的對手，不是日本士大夫中的佼佼者，只是一介書生文人而已。

而且，這裡還有日本國策幫忙。當時明治政府鑑於本國維新大功尚未告成，軍隊羽翼還未豐滿，命令駐朝日軍對這次朝鮮變局採取了有限介入方式，140人一個連的隊伍，怎麼能抵3000人的六個營清軍呢？這在一定程度上讓袁世凱撿了便宜。從而得到「近代中國戰勝日本第一人」的誇世資本。

甲申平亂後，袁世凱在朝鮮過上了太上皇般的風光好日子。但到了1894年，朝鮮又生東學黨內亂，袁世凱錯判時局，誘發中日甲午戰爭，結果差點被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活捉，最後不得不臨陣脫逃，退回中國。

對手十年前的韜光養晦，十年後就找回來了。甲午戰爭令袁世凱「近代中國勝日第一人」光環迅速消褪，聲望一度一落萬丈。

作者：(程萬軍)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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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妓（日語：芸妓、芸者），又稱藝伎，是日本特有的女性表演藝術工作者；「藝妓」一詞源自漢語，工作性質相當於中國書寓的詞史、先生或長三堂子的女校書。當代日本藝妓社會地位較高，且已形成一種具代表性的傳統文化。日本藝妓表面上並非性工作者，其工作內容除為客人服侍餐飲外，主要為在宴席上以舞蹈、演唱、演奏等方式助興。日本的藝妓文化是由京都開始向外發展，而京都藝妓的起源可追溯到約17世紀的京都八阪神社所在的東山。八阪神社是京都眾多神社及寺廟中一個非常著名的神社，而且歷史悠久。據說那時參詣八阪神社的人很多，自然附近就聚集了很多商店，形成一個商業區。其中有許多稱為「水茶屋」的店，販賣茶、糰子等點心，讓日本全國各地到來的信徒有個暫時休憩的地方。在這些店工作的女服務生稱為「茶汲女」或「茶点女（茶點女）」。有些茶汲女會用歌曲、舞蹈來吸引客人，也就是現代所謂的商業手法。日子久了，這種商業手法不斷推陳出新，品質也一直提高，例如三味線的演奏也加入了。在這種良性循環下，有的水茶屋生意越來越好，規模開始擴充，商品種類也開始增加，例如酒、高級料理等都出現了。既然茶汲女的表演是一個重要的商業手法，有些水茶屋老闆便開始對旗下的茶汲女有計畫的訓練，這就是藝妓文化的雛形。從普通的水茶屋變成高級料亭，在成本的考量下，分工亦愈趨精細，與其每家店都自己供養及訓練藝妓，倒不如集中培訓，有需要時再請來表演，更能發揮經濟效益。所以稱為「置屋」的專業培訓中心及業者便應運而生。
在現代日本，擔任藝妓的條件非常苛刻，學藝費用高昂，並不是一般家庭可以承擔的。而且學藝歷程艱辛，不是所有藝妓都能堅持的。古時藝妓一般從10歲開始學藝，現在則因為《兒童福祉法》和《勞動基準法》的限制，必須初中畢業（即14、15歲左右）才可以開始學藝。學習的內容繁多，過程十分艱苦。其中包括文化、禮儀、語言、裝飾、詩書、樂器，直到鞠躬、斟酒等，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有嚴格的要求，處處體現高貴和穩重。比如訓練中有一項的內容是吃熱豆腐不能發出聲音，更不能碰到唇彩，可見要求之嚴格。到16歲左右便可以正式擔任藝妓，整個演藝歷程長達5年。初為藝妓者稱為「舞妓（或寫做舞子）」、「半玉」，而後才可以正式轉為「藝妓」。藝妓生涯一般到30歲完結，在30歲以後仍然繼續當藝妓的話便降級，成為年輕貌美的名妓之陪襯。藝妓中把前輩藝妓稱為「お姉さん（姊姊）」。藝妓一般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通常人們在公開場所只能見到行色匆匆的從住地趕往茶社，或從茶社趕回住地的藝妓。她們之間形成一個小圈子，一般人很難窺探她們的生活，從而造成了人們對他們生活的好奇和興趣。藝妓的收入不菲，氣質超凡脫俗，但因為經常都要盛裝打扮，不便處理日常生活事務以及個人的梳妝。有顧及此，藝妓的僱主會為藝妓提供貼身保姆照顧她們的起居飲食。出色的藝妓常常會成為達官貴人所追逐的對象，其中不乏兩情相悅者。古代的日本，結婚後的女性必須放棄藝妓的工作，但藝妓在古代仍處於社會下層，與達官貴人並非門當戶對，一般只會納為側室，直至一夫一妻制實行後才有較大改變，但二戰前仍有不少藝妓只能成為情婦。現代藝妓婚後離職的行規才被逐漸取消，但大部分的藝妓仍然依照傳統，在婚後離開藝妓的行列，而離婚後重返藝妓行業的人卻不在少數，其中當代最著名的莫過於中村喜春。
京都市東山區建仁寺是臨濟宗建仁寺的總寺院。開山鼻祖為榮西禪師，由源賴家創建寺院。寺院創設於鐮倉時代的建仁二年（1202年），寺名即當時的年號，山號為東山。寺內殿堂是模仿中國的百丈山而修建。創建時是天臺/密教/禪三宗而兼學，但從第十一世但蘭溪道隆時代則變成純粹的臨濟禪的道場。建仁寺作為禪的道場，歷經800年的時間。至今仍然是很多民眾的心靈依靠。
關於開山鼻祖榮西的名字讀法，在寺院傳記中讀作"YOSAI",但是一般被讀作"EISAI"。字明庵，號千光葉上。榮西禪師于永治元年（1141年）生於備中（岡山縣）吉備津宮世襲神職之家，為賀陽氏之子。14歲落髮，此後在比睿山修煉天臺密教，之後兩度入宋，將禪法帶回日本，並進行傳播。此外，榮西禪師還被尊為“茶祖”，他從中國帶回茶種，鼓勵在日本栽種茶葉，普及了喝茶的方法。
潮音庭——三連之庭，位於建仁寺本坊中庭的禪庭，中央立三尊石，東立坐禪石，周圍紅葉環繞，四面均可見美景，氣氛淡泊寧靜。
風神雷神圖屏風（國寶）被視為表屋宗達真跡且是他晚年最經典的傑作。兩折屏風的全部表面貼有金箔，右半描繪風神，左半描繪雷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