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核平台呼籲政治人物踹共!- 核四公投前的重要考題 「台灣有應對核災的方案嗎?」
今年是福島核災10周年,10年過去了,人類究竟從那場災難中,學到了什麼?
台灣年底即將舉辦關於核四是否應該續建的公投,不論公投結果如何,我們想知道的是,這個社會到底做好了準備沒有?回顧這場人類史上最嚴重的核災事故,如果核災再度發生,身處台灣,我們能明確地了解要如何避免核災嗎?已經清楚地制定出應對核災的方案嗎?
核二發生人為疏失跳機 核災離我們並不遙遠!
核二廠日前才剛發生「因為椅子撞到」導致的全廠跳機事件,不分政黨的政治人物都紛紛關注批判,即使支持核電的立委都恍如驚醒,原來一個小小的人為疏失都可能導致無法預料的影響,讓人驚覺核災離我們並不遙遠!天災人禍都可能導致核災發生,即使意外難以避免,但核災教訓在前,國土上有著核電廠的台灣、有地震高風險的台灣,做足防災應變準備並落實在生活與教育中,是責任也是對國民的義務。
當年災難發生時,日本的最高政治領袖,也就是首相菅直人,唯一以經歷核災的決策者角度,回顧核災當下的國家級危機處理;菅直人給了台灣兩個忠告,且不論未來公投結果如何,但在討論核四的過程中,首先是台灣一定要把若核災發生「最壞的劇本」納入考慮。
所謂最壞的劇本,可先以「撤離範圍」為依據,菅直人說「在福島核災發生兩周後,我面對的最壞的劇本,就是方圓250公里的超大規模撤離。」範圍包含首都東京等區,受影響人數超過5千萬人。畫出腹地範圍後,接下來,從撤離方式、動線,到臨時收容場所,甚至要求人民撤離的法源及合理性等,每一個環節都必須考量在內。「更何況,台灣的面積比日本還要小,250公里的撤離,可能代表整個台灣都將無法居住。」他強調,台灣政府及朝野兩黨都必須謹慎思考,也有義務將這樣的可能性告訴國民。
第二個忠告是必須提出合理可行的核能替代方案,並認真執行。菅直人表示「10年前的我,也對日本的核電技術深信不疑,認為安全不會有問題,甚至還像其他國家推銷日本的核電技術。」他懊悔地說,若是十年前就主張廢核,是不是就不會有這場災難的發生?
廢核平台贈書 政治領袖應有責任提出核災應變方案
全國廢核行動平台呼籲政治領袖不該迴避攸關國民的安全問題,直面台灣核災風險,是政治人物無可迴避的責任!不管是肩負指揮之責的首長,或是監督之責的民意代表,都該認真思考這一個嚴肅的課題。
今年台灣剛出版了菅直人撰寫的「核災下的首相告白」一書,全國廢核行動平台自費購書寄送給台灣當前的65位政治人物(請參閱附件一),包括距離核四廠80公里的選區立委31位、縣市長10位,以及有能力影響政策的潛力政治人物24位,希望他們能仔細閱讀這一本「核災下的首相告白」,從這些因災難而獲得的寶貴經驗下學習,我們邀請這些政治人物在社群媒體、質詢台上或任何公開場合告知台灣人民,台灣面對核災風險,我們該如何應變?如果風險難以承擔,您認為的核電替代方案是什麼?這是不論反核或擁核,都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
而今年公投雖因應疫情延期至年底,遊行與講座等實體活動無法舉辦,全國廢核行動平台仍不放棄任何機會,持續針對核四議題積極與社會溝通。為此,全國廢核行動平台的核四公投官方網站「分手吧!我們不核四」(https://vote4nonukes.tw)已上線,網站中說明核四與臺灣核電的現況、並提供臺灣能源發展的重要知識,讓公民有更充分的資訊能夠展開討論。同時,我們也於社群媒體發布「核四公投不同意」懶人包(https://bit.ly/3Cxsg4F),說明核四應需要面臨的地質、安全、工程及核廢料等問題,根本不可能也不應該續建。
出席發言代表:媽媽監督核電聯盟秘書長楊順美、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愫欣、地球公民基金會副執行長蔡中岳
附件一、全國廢核行動平台贈『核災下的首相告白』一書名單
附件二、給65 位政治人物一封信--直面台灣核災風險,是政治人物無可迴避的責任 (內容請見圖片六)
新聞聯絡人: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愫欣 0939121981
主辦單位:全國廢核行動平台
2013 年 309 全國廢核大遊行,北中南東共有超過 22 萬人上街要求終結核四、核電歸零。遊行結束後,數百個民間團體為串起台灣自主的公民社會力量,共同組成了「全國廢核行動平台」。廣招環保、人權、工運、教育、性別、社福...等各領域的公民團體, 以「團體」作為成員單位,但不包含政黨組織,現已有超過200個公民團體加入。
★ 附件一、全國廢核行動平台贈『核災下的首相告白』一書名單 :
以下總計65人
選區距核四廠80公里內之區域立委:31人(以下按選區順序排列)
(ㄧ)台北市:吳思瑤、何志偉、蔣萬安、高嘉瑜、林昶佐、林奕華、費鴻泰、賴士葆
(二)新北市:洪孟楷、林淑芬、余天、吳秉叡、蘇巧慧、張宏陸、羅致政、江永昌、林德福、吳琪銘、羅明才、賴品妤
(三)基隆市:蔡適應
(四)桃園市:鄭運鵬、黃世杰、魯明哲、萬美玲、呂玉玲、趙正宇
(五)宜蘭縣:陳歐珀
(六)新竹市:鄭正鈐
(七)新竹縣:林為洲、林思銘
距核四廠80公里內之縣市首長及其他直轄市長:10人
柯文哲、侯友宜、林右昌、鄭文燦、林姿妙、林智堅、楊文科、盧秀燕、黃偉哲、陳其邁
潛力政治人物:24人
(ㄧ)議員:
1. 台北市:苗博雅、邱威傑、黃郁芬
2. 新北市:戴瑋姍、何博文、張志豪
3. 基隆市:張之豪、陳薇仲、王醒之
4. 新竹市:廖子齊
5. 台中市:黃守達
(二)不分區立委:
1. 時代力量:陳椒華、邱顯智、王婉諭
2. 台灣民眾黨:賴香伶、蔡壁如、張其祿
3. 台灣基進:陳柏惟
(三)目前具有一定政治聲量,未來有能力影響政策或投入選舉之政治人物:
鄭麗君、黃國昌、黃珊珊、林佳龍、江啟臣、朱立倫
★ 附件二、給65 位政治人物一封信--直面台灣核災風險,是政治人物無可迴避的責任 :(信件內容請見圖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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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奕華媽媽 在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周東彥的《霧中》入圍了威尼斯的影展VR非競賽單元「特別選映」。
某種程度,這個短片等於是EROS《野狼亂交館》,或G@me Virtual Date的再升級,等於把電腦D槽裡面的那些淫猥妄想藉由立體8K VR技術效果把一整座三溫暖發展場搬到你面前來。
某個手機的廣告詞是「科技始終來自人性」,或者也可以改成「科技始終來自性」,我們追求更高的頻寬、更高階的電腦、更巨大的硬碟容量,是為了實踐那些關起門來一個人在房間裡對荒淫的色情念頭。
周東彥所有創作似乎都在回應這個問題。
無論是這一次的《霧中》,之前與澳洲藝術家跨界合作的《虛擬親密》,或者在更早更早之前紀錄片《你找什麼》,他彷彿某種趨光的昆蟲在寂寞的暗夜中飛向手機、電腦等科技的光源。
也知道不能耽溺於社群網路交友軟體了,兩年前擔任兩廳院駐館藝術家推出的行動藝術《國家級徵婚》,在1天之內連續約了35個男人,給彼此10分鐘,相互詢問:「你是我找的那個人嗎?」
其實人到中年,其實不大會被性欲擺布,但寂寞還是時不時地冒出來,逛街看見喜歡的酒杯,都是成雙成對地買,幻想有一天會遇見喜歡的人可以對飲,但總是平白無故打破杯子。
他與人最親密的關係大概是某連鎖按摩店的某號按摩師,「他時間很好配合,漸漸有點固定的感覺。我們不大說話,但他很貼心,我長得高,棉被蓋不到的地方,手腳容易冷,他會主動幫我蓋2條被子。」覺得寂寞不好,應該要改變,但人生充滿太多「可是」,「我也想學網路的人約抱睡,可是我每天都睡不好,睡覺大腦還處於開機80%的狀態,約抱睡怎麼會睡得好呢?」
以下是兩年前的訪問。
《因為寂寞的緣故/周東彥》
時間是某個星期三下午,地點是誠品信義咖啡館,青年藝術家周東彥坐我對面,聲音沉穩而低沉,很低很低,簡直低到桌子裡了。週間上班日的午後,巴哈無伴奏大提琴殷殷切切地迴盪在空中,鄰桌婦人窸窸窣窣地議論著誰整形失敗,誰老公有外遇,置身如此懶散的氣氛中,也讓訪談有一點八卦和窺探的意味。
「所以那天來了35個男人,只有一、二個是你的菜?」「會再碰面吧,才過一個禮拜而已啊,我們有在LINE繼續聊天,但我不斷在會議跟下一個會議之間穿梭,太忙了。」「你到底喜歡哪一型?」「對工作有熱情,喜歡他正在做的事情。可以一起去看表演,但他要打瞌睡也是可以的。下雨天穿著白色運動鞋,會加分。」
周東彥與我的談話與鄰桌碎嘴八卦的婦人並無不同,然而他講話字字斟酌,彷彿文化部長發表演說那樣慎重。周東彥是台灣當代備受矚目的劇場工作者和紀錄片導演,以劇場結合多媒體投放建立風格。我們談話內容論及婚嫁,乃他現為兩廳院駐館藝術家,辦了一個「國家級約會計畫」。今年5月24日,台灣同婚法案通過這一天,他穿上西裝,拿著玫瑰,拍徵友照片,張貼在國家戲劇院外頭燈箱,昭告天下他正在尋找男朋友,一百多個人來信,他遴選其中35人,於7月7日當天給彼此十分鐘,相互詢問:「你是我找的那個人嗎?」
他說同志相關議題公投後,他一直思索該如何活得更同志,如何突破同溫層,「在兩廳院徵友,除了可以跟進出兩廳院的中高產階級家庭、家長進行對話,我也在想是否能給還不敢認同自己的同志,多一點點信心。」前年,他入圍金馬獎的紀錄片《你找什麼?》談論的男同志網路交友文化,明年即將推出的舞台劇《虛擬親密》亦聚焦網路世代對親密關係探索,社群媒體上的寂寞已然成為他近年創作核心,問這一切與他單身5年有直接關係?他說:「是。」
周東彥今年38歲了,至今談過4場戀愛,開頭二段是念北藝大時認識的學弟和學長,2008年在巴黎駐村,網路上認識一個住布魯塞爾的義大利人,後來他回台灣了,用SKYPE維繫情感,但濃烈的情感不敵遠距離,二人2010年分手。2年後,他又在同志交友軟體JACK'D認識一個住北京的青島人,一年後還是走不下去,「我後來二段感情都是遠距離,可是我真的很認真,我受夠這一切了,我不想再和手機談戀愛了。我並不是說交友軟體不好,科技帶來很多美妙的事情,創造了許多不可能,但它也帶來許多可怕的事情,人跟人認識的速度來得快,但感情消逝也去得快。我做約會計畫單純只想回到真實的生活,人跟人的互動有呼吸,有體溫,我可以看見人,也想被人看見。」
交友軟體確實可怕,三貞九烈的地方媽媽在網路上需要火辣的性愛;道貌岸然的異性戀護家盟在午夜色情聊天室比誰都淫蕩,誰在網路上都是人格分裂,誰都是一人分飾二角,故而我不懷好意地問:「周東彥,身為當代備受矚目的劇場工作者,你在交友網站怎麼介紹你自己?」「就放自己的照片啊,跟人聊天,入圍金馬獎那次,有人認出我來了,就祝我得獎。」談話如同文化部長一樣慎重的人會沒有偶像包袱,我不信,遂命令他打開他的交友軟體,在眾多袒胸露背,肉香四溢的交友照片之中,果然他的徵友照片與放在表演節目冊上的宣傳照沒有什麼差別。
假裝我是手機那一端的陌生人,他會這樣對我介紹他自己:「我是周東彥,劇場工作者,紀錄片導演,我喜歡男孩子,而且從小就是。小時候去游泳,木柵的游泳池很原始,沒有隔間,我發現我一直盯著我不該看的,彷彿一切感官都放大了,快快穿上衣服離去。我高中念明倫高中,大概1997、1998年的時候,我會去看屏風表演班,看耕莘小劇場,有一次在劇場外頭看到一個人拿著攝影機拍攝,那個人是陳俊志,覺得拍片這件事很酷,我媽幫我買了一台小攝影機,開始透過小視窗認識這個世界。差不多是同一時間,我讀到一本雜誌叫做《同言無忌》,我確定我是同志,我在大一新生訓練就宣告出櫃。」
年輕藝術家人生沒有櫃子,但不知為何,講話有一種架子,一個字一個字拖得慢慢的,內容明明應該是輕鬆詼諧的,但他口氣始終是事不關己的,淡漠的。問他講話就是這樣子嗎?「應該是吧,我小學一、二年級上課都趴在桌子上,我們老師都叫我懶骨頭。我講話很慢嗎?我講話速度很快欸,我今天有告訴我自己講話一定要放鬆。大概昨天晚上沒睡好,吃了一顆安眠藥,藥效還沒退吧。」「我覺得你講話有一種架子,優雅的,像女明星一樣的派頭,有架子並不是壞事,你身處藝文圈,你得要撐一個專業的形象,去公部門開會,這個架子可以讓你跟舒淇當閨密,但不可能讓你收穫一個理想男朋友啊。」
「或許吧,我自己有想過我這樣的狀態在男同志界都是不優的,不好的,」對我的觀察,他不以為忤,淡淡地說:「大概小時候看了太多時尚雜誌的關係吧,我在高中會去誠品買《VOGUE》之類的外國雜誌,然後聞它的味道。時尚雜誌教了我認識很多名牌、名模,不只是牌子怎麼拼、怎麼唸,還有每個品牌、人物、甚至配件的故事。好東西是非常努力地打造出來的,不論是一個手工包包,還是一個讓人仰望的明星。」從時尚雜誌學會講話要得體,做人要優雅,所以當我問他誰是他做人處事的典範?他說張艾嘉,一點也不讓人意外,「我沒有真的很認識她,但她是那個會照顧人,會關懷別人的人,大器又得體,她沒有滿足於當一個女明星,當所有的女明星都停下來了,她還是不斷地往前走,金蟬脫殼好幾次。我的Role Modle都是這樣獨立的,堅強的。」「你跟林懷民合作過,也跟林奕華共事,不把他們當標竿,將自己投射在張艾嘉莫非是性向使然?」「我也沒有不把林懷民和林奕華當偶像,但張艾嘉比較美啊。」
因為喜歡張艾嘉的獨立自主,故而從懶散的創作者變成經營者也解釋得通了:他2010年自立門戶,創立狠主流影像公司,從3個人的工作室演變至今10個人的公司,在同輩的創作者並不尋常,他解釋有些大型的案子,就需要比較大的建置才能負荷,然而與他因《關於島嶼》有過合作的林懷民對此卻是憂心忡忡,「到底他是用團隊養創作,還是用創作去養團隊呢?這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他的創作都是手工的,勞力密集的,但市場太小,他隨時都把自己搞得很累,永遠都像一隻生病的貓咪。」
生活忙與盲 孤單想找伴
我向他轉述林懷民的說法,「還好誒,比我辛苦的人大有人在,每個人都有不容易的地方,不是我不跟你講,是我自己都沒去看到。」他不訴苦,回應依舊像女明星一樣雲淡風輕的,舉止氣質像是優渥家庭出身的孩子,但母親的說法又是另外一種版本:「我們家也不是很有錢的家庭,他爸爸身體不好,現在中風,我以前早上要送報紙,然後去幼稚園煮點心。他去英國念碩士是自己貸款,跟二家銀行一共貸款150萬元。他念博士班,我跟他爸爸覺得不行,幫他籌錢,念了一個學期,沒錢念下去,我們很自責,他反過來安慰我說:『媽媽,我念藝術是要美化人心,如果要讓爸爸媽媽辛苦那就不美了。』東彥從小就貼心,斯斯文文,乖乖的,小時候被同學叫周妹妹,我知道後很生氣,但他跟我說:『媽媽,我們不要理他,我們努力就好了。』他說自己是同志,所以更要努力,不要讓別人瞧不起。」
拿張艾嘉當標竿,希望當個獨立堅強的人,不被別人看輕,也把自己活成一首張艾嘉的〈忙與盲〉:「盲盲盲,忙忙忙,盲得已經沒有主張,盲得已經失去方向,忙忙忙,盲盲盲,忙得分不清歡喜和憂傷,忙得沒有時間痛哭一場。」手機上行事曆,五顏六色的色塊,各式各樣的工作排到明年秋天,問他最近一次痛哭是什麼時候呢?「二年前,世界劇場展在台灣辦頒獎典禮,我下午跟學弟聊天,彷彿上演《大象席地而坐》,覺得一切都很無力,晚上金曲獎工作人員找我吃飯,他們很能喝,我沒吃什麼,就一個止痛藥,然後傳來消息說學弟得獎了,我哭是為了他高興,但也為自己其他的事哭一哭。我很容易哭,但後來壓抑到哭不出來了。」
原來他講話低沉不是學習女明星的慵懶,就只是疲累。人至中年,其實不大會被性欲擺布,但寂寞偶爾還是會跑出來,逛街看見喜歡的酒杯,都是成雙成對地買,幻想有一天會遇見喜歡的人可以對飲,但總是平白無故打破杯子,只能一個人孤孤單單在週末夜喝酒。每個跨年會許願改變自己嗎?「會啊,不論跨年或生日,都會跟自己說真的不要再鬧了,真的要找一個伴了。我沒有歸咎是工作耽誤了姻緣,我還有自己的問題,我太挑,不符合市場上肌肉、蓄鬍的需求。我應該在網路上勇敢表現自己,但因為我在很多工作場合已經過度表現自我了,所以覺得不知道如何是好。」
忙碌的青年藝術家最親密的關係大概是某連鎖按摩店的某號按摩師,「他時間很好配合,漸漸有點固定的感覺。我們不大說話,但他很貼心,我長得高,棉被蓋不到的地方,手腳容易冷,他會主動幫我蓋二條被子,這種細節他都注意到了。」於是,孤單的人到頭來只能仰賴陌生人的慈悲。他也覺得這樣不好,應該要改變,但人生充滿太多「可是」,「我也想學網路的人約抱睡,可是我每天都睡不好,睡覺大腦還處於開機80%的狀態,約抱睡怎麼會睡得好呢?」
他是矛盾的,那像喜歡男人穿白球鞋,採訪拍照的這一天,也穿著一雙刷得乾乾淨淨的白色球鞋,偏偏這天下雨,在積水的窟窿都踩髒了。
想太多的人活著就是自找麻煩,問他近日為追求愛情做出勇敢的事,他得意地說他有一天遇到了《美麗少年》的羅國宇,「他就是那種環境很好的台北小孩,前三志願 ,完全是我的型。我很積極地打招呼,並且加了LINE,但我丟訊息說:『嘿,有一天我們可以一起出外Hang Out(鬼混)。』卻打成了Gang Out。」 為愛踏出了第一步,明明是值得歡呼的事,他卻為了無傷大雅的錯誤,擔心對方以為自己邀約「群交」,自責了好幾天。
林奕華媽媽 在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一個人的號外
踏入《號外》四十年,前輩們都說《號外》離他們生活好遠。
我不以為然。我這種被視為有能力帶領一點思潮的人,都好像對很多事情不以為然。
所謂「帶領潮流」的人,往往都會顧盼自豪。
某天我看黃偉文的面書,他貼了鄭中基的《人若然忘記了愛》的改詞版,說:「現在有人喜歡的事情,他二十年前已經喜歡了!」(Everything you like I liked twenty years ago!)這句印在很多T恤上的說話,引證了某種「自豪」感。的確,大概二十年前,我還是會聽著電台,看著收音機傳來什麼。是彭羚唱「其實我想結婚,橫掂有鋪結婚癮」(彭羚唱寄調《讓我跟你走》),還是「帶你老豆入廚房,我餵佢食橡皮糖,原來棚牙爛晒,帶佢放係大會堂。你有你入自由黨,我有我食話梅乾~」(黎明真人演繹《情深說話未曾講》之廚房版《帶你老豆入廚房》)……那時候,收聽的瞬間,還是有一點那一刻共享秘密壞事的快感。那個時代,電台仍是某種「瞬間的快感」的提供者,錯過,就沒有了。那時候的人,交往的時候會一起聽《嘩嘩嘩》,還會打給那時候的男/女朋友,邊聽邊笑。而且,有很多「傳奇瞬間」,過了就沒有了。比方說,以前卡拉OK剛流行,903會找來歌手交換唱歌,那主題叫「星星相惜交叉剔」。而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聽到楊采妮版本翻唱蘇慧倫的《我一個人住》,不知道現在903的前輩們還有沒有留著。就算有,也不容易找出來再聽一次吧。
如果《號外》是一個人,不論他願不願意,時代也向前走著了。正如我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我在做電台,而電台的角色和功能都跟以前不同了。
以前電台是「微妙瞬間見證」的工具。你有聽,就是有聽。沒有聽,你聽同學、朋友覆述,也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Radio magic 在這個世代已不復見。你這一秒不看,不聽,不理一件事,如果網路上有人留下了足印,你還是可以下載收聽。現在我的朋友聽《光明頂》,當然有人聽Live的。但有更多人,是加入了一些Line/ Telegram的群組,每天早上上班的時候聽四十五分鐘陶傑的發言。做電台節目,由一秒感動,變成傳世的傳奇。你的東西只有時效性,不能傳世,也沒有花時間的必要。網路上搶著要給你娛樂要你笑要的哭要的感動要你驚要你怕要你可憐的人,恆河沙數。你看,最近有一次連中東黎巴嫩有一個家務助理打嬰兒的短片上載了,香港的媽媽群組都群起攻之要尋個真相,找出那個打嬰孩的毒婦。我現在才知道香港人對中東嬰兒,都那麼大愛無疆。愛不愛不是重點,重點是媒體變了,生活方式變了。我們很多人在網路活得像一個身份,在現實世界可以是另一種模樣。而這種表裏無一性,造就了無謂的紛擾。當人人都有機會是媒體,人人都有機會做trendsetter(潮流製造者)。
當然,有機會不代表可以做到。《號外》給我的,不是一種「那時候流行什麼」的能力,而是一種「如何令某種東西流行」的力量。《號外》的原型是什麼呢?大抵是在香港經濟發展的時候,一群中產覺得現在香港的本土口味不夠「有品味」,現存的雜誌也不能再給他們滿足。大概創作原點有點像現在的「翻唱歌手」或 YouTuber 一樣,是別人做的雜誌不夠好看,所以自己捋起衫袖做吧?而在前網路時期,雜誌有著「建構社群」的功能。中學會考的時候英文科的老師一定會教我們寫 Letter to the Editor。寫稱謂的時候一定要用上Dear Editor,Editor要有大楷的E。老師說Editor是一個人,是帶尊稱的。原因是,每一本雜誌,也是一個族群的延伸。
某次在香港的大學聽到,建立「個人新聞台 PCHome」的創辦人,現在在台灣寫《國宴與家宴》賣到世界滿堂紅的詹宏志先生曾說:「雜誌是一個族群」。就像新聞群組、聊天留言板沒有出現之前,雜誌就是有著共同趣味的人交換訊息的地方。亦舒的半自傳體式小說《女記者手記》中也有提及,有些讀者,以前會像現在的網路噴子hater一樣,看到不滿的文章,如她寫過一些對某位外國歌手的辛辣批評,都會收到如雪片撒落的投訴信。而Letter to the Editor就是讀者與編者交流的接點。你讀的如果是釣魚雜誌,在某地方,那季節釣著某一條魚,那條魚用那個魚鉤比較好?如果你讀的是摔角雜誌,那個地方什麼時候有大賽,大賽有什麼選手參與,參與過後又有什麼後著,之後的發展若何?這些都是以趣味分割的族群建構,也是市場分割的部份。常聽人說,香港的雜誌以前是Trendsetting的能手。以前讀《yes!》,你真的會相信某個歌手是理應被稱作「毒瘤明」的。而讀《號外》的人又在追求什麼呢?從很多個《號外》留下的身影看來,有一群追求著更好、更潮、更時尚的人,是《號外》的追隨者。錢瑪莉的人生除了穿Kenzo,他們代表著精英族群的生活。他們看不起中文大學的人,他們會看《明報月刊》,他們會認中關社,他們不知道生活的趣味,穿著打扮也無聊透頂。從錢瑪莉的眼中看來,時尚的女人需要晒很多的太陽,以黑珍珠皮膚代替我們現在深信不疑的白就是美。錢瑪莉更不會明白,為什麼平庸的人只希望自己在「德福花園」供完房子就當自己完成人生的使命(我相信現在很多八、九十後也在想如何供完他們的三百多萬房貸吧?)錢氏代表的,是一種香港欣欣向榮,大家開始有餘裕的生活態度。四十年前,我們應當這樣。三十年前,大抵是《號外》族群的性取向使然吧,他們的生活也有介紹當時仍未「非刑事化」的同志生活指南。在同志作家葉志偉的筆下,《號外》給了他和他的族群朋友的同性戀生活啟蒙。那時候的同志,往往扉徊在即若離之間,究竟自己是不是?這種對同性的性慾是對抑或錯?葉氏筆下的主角,就是在這種賀爾蒙和道德對錯之間,在《號外》中找到救贖,穿著那時候很流行的Dr. Martens 皮鞋,戴著過多的手繩,按圖索驥的在《號外》的同志生活指南中,尋找那個在主流媒體隱形的生活空間。再過一段時間,當《yes》介紹的衣褲鞋衫都在幾百元的價位,潮流雜誌開始滿地開花,《號外》還是那個「生活品味」的重鎮。那時候還是電台節目主持的黃偉文在中學時代,據說也會購讀《號外》。而他曾在《號外》封面那一季,做「猿人襲地球」那一期,曾提及那時候買《號外》,是需要在午飯時間買的。還會有意無意的跟同學說「這雜誌的字很難懂的,你不會讀」。也許,每間學校都有一種這樣的人。那時候我的學校需要在屋村,我的父母雖不算目不識丁但也只是一天到晚擔心錢不夠用那種人。對我出身的那種家庭,所謂品味是遙遠的。讀物也只可以是老師介紹的「讀好書」書單,才會有機會讓我借讀。對,只是借讀,而不是購閱(說過了,家貧是事實)。那時候那種文化窗口,跟今時今日不同。我要讀村上春樹,也得要等圖書館的老師買回來,然後才有機會放出來給我們讀。對愛情的想像,來來去去都是梁望峰或是張小嫻。這些都不會是母親理解的世界。母親最希望我讀的,只是教科書:「你考試又唔係叻過人讀咩閒書。」對,因為我在班上永遠只是考第二、三的名次。陳浚旌(中學時代永遠考第一那一個人)永遠都比我優秀,而母親也會說「為什麼我沒有辦法考第一」。但那時候,在母親不知道的世界和空間中,也有一兩個同學會讀《號外》和他們的周邊人士寫的東西,如那時候的903會談及英倫流行音樂的潮流,Sex Pistol 是什麼?我當然不會知道。我只會聽陳慧琳的《誰願放手精選十七首》和許美靜的《靜聽精彩十三首》去完成我需要做的十五年會考Past Paper。那時候,卻有一個叫鍾思漢的同學,知道Sex Pistol,會在Past Paper 中掏出林奕華的《太多男人太少時間》,那本講北海道強生故事的那本小說。至於鍾思漢和陳浚旌在做什麼,我已沒有聯絡也不會打探了。只是依稀記得,那時候的自己,看著一群有閒錢讀《號外》,有樣貌空間交女朋友的朋友的生活,覺得自己很渺小,很遙遠。
進了大學,好像都沒有那麼認真的想像生活品味是什麼。一九九七年的時候會考,一九九九年的時候進了大學。那時候我們好像要進入新時代。我曾經在一家網路電台工作的,叫Radiorepublic。那時候寬頻仍沒有那麼快,網路電台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大概,我們都好像要做一些節目出來,然後要大家去聽。但由於沒有廣告,所謂網路電台也不知道如何生存。我做了大概半年就走了。那時候要做很多東西,要做清談節目,要做音樂節目。生活是什麼也不知道,有什麼態度可言?也像錢瑪莉的所言,我進的是中文大學,那兒的人相對比較簡單,比較直白,比較樸素。那是地理環境使然的:當你身在大學區,從宿舍走到超級市場都需要二十分鐘的腳程,要一排巧克力一個即食麵也需要努力,什麼中環,什麼同志,什麼生活品味,其實都會暫時放下。因為要完成課業生活,已不簡單。
再過一段時間,我去完日本唸書回來,遇上了好幾個奇怪的機會。如《號外》的前總編輯黃源順因為在《信報》讀過我的文章,就找我寫一月一次的人物專訪。那時候還有又一山人拍照,寫的人都是我選,而做的東西都很厲害。當時還沒有很多人在乎的何韻詩、陳淑莊、王貽興,我都好像有寫過。現在這些人,我是有手機,但也不再聯絡了。各種理由吧。是什麼都不再重要,也許我仍維持著某種在錢瑪莉身上感染的直白:看著曾經是朋友的人轉變,我會慢慢挪開身影。而為著寫稿子,我也需要下很多苦勁。其中一個啟蒙我的同代朋友,是大秀。你也許沒有很聽過他的名字,但他在《Milk》的文化欄目這些年,教了我很多事情:他說作家的態度就是吸收和輸出。要讀書才有東西可以寫。這跟也斯教學生的方法有類同的地方:也斯生前也教過學生,說「冇野寫唔好搞人,睇多D書」。直至今天,我也絕少在專欄中論另一個作家。像電影《小親親》中那個應可被現在的人稱作「文青女神」的吳秋月不一樣。寫專欄要讀書,是我一直相信的事。而大秀也教我讀很多台灣中生代的作家。他說黃國峻好看,黃春明的孩子那些傳奇事,都是他告訴我的。為什麼這些以前理應在《號外》中出現的人,卻到了《Milk》呢?黎堅惠在世之時,曾在書展跟梁文道、黃偉文搞講座,談的是「時尚書寫」。梁文道想切入的點子是,如果香港的作家要找下一個市場,《號外》式的、《Ameoba》的時尚書寫,會不會有一定的市場呢?可惜或可恨的是,那時候去書展趁的人,也許是粉絲,問黎堅惠或黃偉文的問題,大概都是問他們會不會有機會再做《Ameoba》之類啟蒙人心的刊物,我很記得黎氏說:「要搞都搞過了,以前搞的時候就被人家說我們搞小圈子。」的確,以前的《Ameoba》有著「年輕感覺《號外》」的氣味。找來當時得令,在903的舞台上撐一字馬的謝霆鋒做封面。找來 Dry(是雷頌德和馮德倫)起封面叫 Dry Wet Wet,淋濕了不苟言笑的馮德倫先生。那些傳奇,仍是歷歷在目的。只是,這十多年,誰在建構潮流呢?
也許,我玩面書這些年,都是在想像究竟什麼事情會令我生活好過一點。如果你認為《號外》曾做過trendsetter的角色,倒不如看看我這些年試過,有成功有失敗的 KOL 個案。如果你記憶比較好,「#如果你工作累鳥」這幾隻字,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網路上看奧運,集中看體育運動員胴體這「潮流」,是誰射入網路的呢?當時我在想,大家看奧運,為什麼要看誰贏?贏了又如何?跟我有什麼關係?很簡單,體育運動自從加入了商業贊助,那大家就直白一點說,其實運動員也只是在娛樂大家。為什麼歐鎧淳會比李慧詩更多媒體曝光機會?為什麼方力申司徒端祈可以成為藝員?那也不過是「你的樣子如何,你的身材如何,你的命運也必如何」。那網路的出現,只是把人的慾望更輕易的放大,更輕易的射到人類的體外。手機閱讀是私密的。以前看電視,你的家人必會跟你分享電視的內容。你聽收音機,如果被母親知道你偷聽《聖馬田寶貝紀念夜校》,她一定會罵你。但她自己背著丈夫聽顏聯武的《霎時衝動》,她就是對的。那時候唸男校的我有女同學打電話給我,電話由姐姐或父親聽,他們會叫我聽電話,老豆也會有意無意的說一句「阿仔呀,有個女仔搵你呀」,之後母親就會煞有介事的出來說「你求學時期不準談戀愛呀」。但現在你看看小孩的手機?誰知道他們的Tumblr在看什麼人性交的畫面?他們的Snapchat有幾個炮友群交的群組?總之他們看手機,父母很少機會知道他們在看什麼。因此,你不難發現,在網路上,關於性、交往、感情、港女港男糾結的事情,是最多人看的。因為香港人都愛面子,沒傳奇,大氣候要清淡無味。在這個喜愛用性和「交往人數」論斷人是否一個好人的「民族」,網路上對性或 「#又有性暗示」的需求,是「#唔可以原諒」地被需要的。那從2012年起,你應該明白為什麼Tom Daley越來越多人報道,阮馬素無端平白無事會變成某個商場特意要邀請他來為那元旦倒數的嘉賓,而他所得到的名錶及保健食品的廣告合約,也許都是網民在「#如果你工作累鳥」這遊戲下所衍生的副產品。
一次的出現,是偶然。那如果再出現一次,又如何呢? C Allstar 由旺角街頭走到叱吒大頒獎台再成為紅館歌手,那可以是現實世界的實力。而我也不相信《摘星天梯》和我時任的上司們看完後對他們四人讚不絕口是其中一個令他們那年獎運亨通的原因。他們要有實力,才可以上到那個位置。那吳業坤呢?2016年我曾經被一個網民恐嚇要淋我鏹水,而那網民已在留言說過她想去買但找不到。警察們聲稱他們會查但直至執筆之時什麼都沒有,也有很多朋友好像很關心我的在Whatsapp Line 和面書Messager中問我需不需要介紹定整容醫生給我一次過把我的樣子弄好。而那時候,我最脆弱的時候,吳業坤就在他要出去做運動之前,特意送我一程。這一點,我永遠都記得。吳氏是不是唱得很好,不知道。見人見智。但至少他在台上,態度清晰地告訴大家他很想也很願意唱歌,聽他唱歌的時候不需要像聽很多流行歌手一樣要提心吊膽。在他年頭一次過得到我最喜愛男歌手、新人獎金獎和我最喜愛歌曲《原來他不夠愛我》的時候,我已知道那是我們在網路上延綿慎密的努力就得到好報。首先,不論你相信或不相信也好,903的頒獎禮,要投票就是來真的。從多個証人給我的証供,他們都說商台的「網路投票」是真的。如果有些歌手覺得他們的歌不能得獎,是因為大傳媒「唔支持、唔播」,我倒真的是不可以接受的。如有一年,有一首歌叫《撐起雨傘》,有一些歌手說大傳媒不播。不播的話,商台又為什麼會讓他變成可投票選取的一隻歌,最後還要冒著這麼大的風險把一首跟佔領運動關係密切深刻的歌放到大台,變成那個頒獎禮「註腳」?自那次之後,我就知道如果網路是來真的,有些事情就可以做了。大家記得「#食好西」這件事是如何發生的嗎?是有一次,吳業坤開工過後,說自己「工作累鳥,要食好西」。大概他是想打「好東西」,而我卻截了他Instagram的圖,說:「現在的小孩說話真直接」。當然,「#食好西」是一種性暗示。究竟他吃飯之後會去那兒,他也不知道。但結果這三個字,現在仍跟著他,和很多的「廣告文案」都有挪用。當時 100毛的編輯朋友,仍對娛樂圈的人共事有點興趣,就知道「#食好西」這三字「有得玩」,但電視台的大員做訪問談這些「無聊事」不會有成果,結果 100毛的朋友就用了 Whatsapp短訊訪問的形式再炒大了這件事一次。之後,大家就留意了我和坤氏之間的交流。很多人以為我們很好朋友。對不起,我真的不會說。究竟一個人要做過什麼才是朋友呢?我想,在現實世界調侃一下大家,是朋友會做的事。但由於我的一點狡猾,令我和坤氏的面書都在互利的狀況下得到更多人關注。他現在做廣告的機會都比我多,收的價碼也比我高。我是高興的。因為,至少他成功了,沒有忘記我。而我再一次證實「#食好西」三隻字的力量,和我加瓊姐這些在網路上被視為廢青廢人的人,在各式各樣的制肘和冷言冷語之中,改變現實世界。
還有很多很多的。如藥妝店的新品介紹,最近是不是多了?關於讓座和世代之間的爭拗是不是長看長有?關於香港遊客在外地的「品格」問題,為什麼好像大家都很在乎?另外,有很多人在我回來時都告訴我:不要只做日本的資訊,現在都是韓流了,為什麼要寫日本。那為什麼各大網媒都在做日本的資訊?《逃避可恥但有用》這支舞,為什麼好像很多人在看?星野源是誰?大抵是以前903《是日本人鄭家輝》講的Luna Sea那種級數的「流行資訊」吧?
所謂KOL Key opinion leader 是什麼,老實說,我不知道。至少我不覺得我可以脫衣服上載一兩張照片就會很多人讚好。我也不會叫人食屎,或叫自己食屎。更不會自稱XXKOL然後廠商給你難喝得要死的薰衣草茶還要讚好,明明自稱文青的人都要舉高雙手脫腋毛。
意見領袖要帶起潮流,首先要問幾件事:你可以令現實世界有改變嗎?改變了你又會高興嗎?而要令現實世界改變,我要又付出什麼代價?所講意見領袖,首先你要有意見。以前我聽903會聽 Fool’s Garden、會聽Suede,因為他們會說那個好聽那個不好聽。那時候903的音樂節目,會有音樂人,唱片公司,DJ的人討論會將流行曲像《城市論壇》一樣,把《一生最愛就是你》和《濃情化不開》拿上檯面討論,誰比較好聽。當然,觀點角度見人見智,但總有點爭執點:「那有一天不想你的chorus那個hookline 是『是你嗎?是愛嗎?是你出於真心日日夜夜彷彿漆黑中說話~』和『情越濃越會化不開』比較……」現在呢?人人都是評論人了。李蕙敏再出來新歌寫得若何?鄧小巧的《強弱》、《煩可寧》、《荒唐》一次比一次來得精彩,為什麼沒有人留意?盧巧音也回來過,《哲學家》夠厲害了吧?可是卻也沒有了《垃圾》那時候的驚為天人。你去Clockenflap了沒?我覺得Chemical Brothers 不會給 Sekai no owari 來得精彩……人人都好像知道很多事情,而人人都好像想以「自己比別人知道得多」為榮。但問題是,知道又如何呢?
再者,以前的 Trendsetter 大抵比我們幸福。他們製造潮流的時候,不會被問及究竟你是黃絲抑或藍絲,你是撐警察還是屌警察的人。政治不動盪,才有閒心閒情。未來五年,我們會安定嗎?香港不安,世界也不特別寧,那要走到那兒去?
回看這些年,我好像被視為 KOL ,也有很多學生問我如何才可以做到 KOL。感覺就好像以前阿 Bu 看著電台的同事,只是回去做兩小時節目之後就可以去玩去滑水一樣愜意。對期望著 KOL 這份工作的人,大概只會覺得我可以坐在淺水灣畔的餐廳,喝著日本茨城縣運來的手工啤酒,邊寫稿子邊抽一抽水就可以有飯吃有日本可去,倒是一件樂事,right?可惜的是,當我嘗試把我的工作簡化傳達,我的學生都不相信。抽水不是很容易嗎?為什麼要想那麼多事情。
對,一次爆發,是意外。我是一次又一次的爆發,連續兩年被視為是「最有傳達力的香港面書專頁」,在我上面的是 100毛,在我下面的是富可敵國也可以殺我於無形的「蘋果日報面書專頁」。他們的資源,絕對是我的一百一千倍。我也只是量力而為的想像,究竟這個遊戲可以玩多久。畢竟我清楚知道,世道變,有些事情不變。酸人的事情不變(很多歌手本來以為自己很捍衛言論自由,到他們知道我在做黃昏節目,一個他們以為是很重要的言論自由橋頭堡的時候,已是我做了兩年的時候。他們如果真的很在乎一個電台的電台節目是不是言論自由的捍衛者,是不是應該在某些主持離開後,天天聽著那些節目然後告訴大家我是不是在維穩?他們沒有。因為他們只知道用新聞去為自己沾光的重要性),變的只是在媒體民主化(democraization of media)之後,逐臭愛醜的中國人基因性,在香港的網路會發揚光大,我們會見到更多不好看的女孩cosplay 露事業線,又或是有更多人在做自稱「社會實驗」的事情去證實香港人愛「睇人仆街」的根性去收割面書的那些engagement數字。KOL,說到底,只是虛渺的代詞。你看看你的面書,那個 KOL 真的對世道有很多意見?
有意見的人,如我,本早被視為瘋子,孤獨而卑微的一直在做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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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 2016年 《號外》雜誌。大家都在聊報紙,雜誌,閱讀之時,我在podcast 及以前的專欄都說過一丁點這些事。希望大家讀到。
長文?正經的?沒有人看的。都是轉發一條新聞,寫三個字(好似「咁都得?!」),就會有好多反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