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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從 2014 年開始的改造 — 愛國者治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中方動手，要整頓選舉制度，強調「愛國者治港」，將「非愛國者」排除出體系。這件事其實不是反送中導致的，因為類似的思路在 2016 年已經開始。

2016 年政權剝奪青年新政和獨立泛民的議席之後，「一國兩制白皮書」的執筆人之一強世功就在中國媒體多維接受訪問，表示（大意）如果反中國人士能夠進入體制，用體制作為平台去反對憲制秩序，這套秩序就會因自我否定而陷入內爆和崩潰。政治正確的新標準是，一國兩制的權力來源是中國憲法，香港的政治權力由中國授權，如果有反中國人士進入制度，就等於利用中國憲法給予的權力來反對中國，無異於打著紅旗反紅旗，「即這個國家的憲政體制正在合法地系統地進行自我摧毀和自我瓦解」。

「創意運用」的香港式選舉

中國認為這是一個體制漏洞。原先開放部份選舉，雖然沒有真正決策權，但香港人長年與制度相處，即使政府是行政主導，但也有人慢慢「創意運用」選舉，將之變成政見和思想傳播平台，視選舉為政治運動，推動各種思想議程。

本來選舉制度無異於科舉，用功名利祿將你跟體制綑在一起，無血消減激進力量。事實卻是各路人馬為了爭奪議席爭相發明新議程，他們對中國的權力推進也想法不一樣，議會在運行過程中，慢慢由維穩力量變成變動力量。選舉的結果不重要，因為沒人會執政，而是更在乎「選舉過程」和「選舉文化」所產生的啟蒙作用。

2014 年是歷史的死亡交叉，議會先驅啟蒙的大眾開始「反攻議會」，民意開始超前並牽著議員，經過持續數年的「批判—團結—批鬥」，人民成功將議員「爭取過來」，令他們不敢再批判激進抗爭者，甚至跟他們站在一起；「中國因素」進迫之下，議會保守派也只能承認議會不是用來議事，自己根本無法「得君行道」轉變管治，之後就出現連泛民都利用議會平台拖延和抗爭。

此一演變無疑加速了北京整治系統漏洞的時間表，不過無論過程如何，目的地都是一樣，所以 DQ 開始不是本土派的錯，2019 年的一系列後果也不是泛民阻礙法案所致。這些殺著恐怕在 2014 年制定「白皮書」時已經在預備列上。

「有限選舉」的長期影響

因為任何「真選舉」都會與社會思潮互相影響，導致「政治狂熱」。區議會和立法會直選是真選舉，真選舉的過程和期待會令人民逐漸尊嚴覺醒，越來越不能忍受自己被外物控制。所以打從一開始打真軍，遲早會生出寶寶 — 香港共同體意識。社會主義中國對選舉有特殊看法。選舉對他們來說是「政治協商」，是一種讓地方菁英馴服、共同守護政治現況的機制，他們不想要可能導致政局和人心不穩定的競爭性選舉。

因此中國不會准許香港實行「真民主」，半民主都尚且如此，真民主香港不就藩鎮化？中國自 2014 年之後，對香港便一步一步切香腸，雖然中間有各種突發事件，節奏加快減慢，主旋律還是一樣。首先封鎖民選特首的可能，再對立法會動手，殺雞儆猴，引入恆常 DQ 機制；2019 年之後則要動區議會，將整個系統的真選舉成份逐段切除，也就是削除反中人士利用「中國香港體制」的空間。

其實不能用字面意思去理解「愛國者治港」，因為北京也不能保證愛國者治國，一些官員把錢和人偷偷放到外國去，就不太愛國，中國尚且如此，香港就更是沉累深遠，「歷史不清白」。他們可能亦預計香港的政治菁英亦一樣，自己打著愛國旗號，但家人可以移民外國搞移民生意，但因為北京信任，所以不會用「不愛國」的名義將之打倒。

說穿了「愛國者」是「北京可信任之人」，反之，要摘除誰人公職的時候，不用糾纏法理和典章，簡化為「不愛國」的道德指控便可了事，其實是將 2016 年以來的 DQ 制度套上民族大義的合法性，永存於通例之中。

這也一定程度打通了香港政治和中國政治的隔離，種下了中國黨派鬥爭正式入主香港的新局面。「愛國者」之間互相指責同行「不夠愛國」之互相傾軋，已是可以預期，如今亦已見端倪。因為形勢的各種變化，一些人可能一夕由愛國者被打成不愛國者，一直獲得信任的人又可以一夕失去信任，見 2012 唐梁之爭。

因此香港還是會亂，只是北京可能認為香港反正都是亂，不如採取主動以亂達治，將混亂的節奏掌握在手中，好過香港用自己的節奏混亂。然而這說明了甚麼問題？就是體制自設計起就並不和諧，自身帶著衝突甚至自我毀滅的基因。

因「錯誤」而生的香港

強世功可能代表中國內部某種對政策祖宗的修正主義思維。固然上一代香港從政者作為被統戰對像，得到過中國禮遇，他們就一天追念鄧小平承諾過甚麼。當初中國為了統戰香港，對愛國者的定義十分寬鬆，依計令香港從政者產生玫瑰式幻想，認為將來自己有機會共治香港。

鄧小平當年是這樣定義愛國者：

「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又說：

「港人治港不會變。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儘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

初衷聽來好像十分寬鬆，然而這三十年間，形勢已發生變化。強世功評價一國兩制的「初衷」，便甚具批判意味：

「要把『一國兩制』這種政治理念與基本法的具體制度設計區分開來。『一國兩制』毫無疑問是偉大的創舉，但具體制度設計可以完全不同。事實上，鄧小平當年對香港基本法起草中出現的傾向非常不滿。因為基本法起草正趕上內地自由化思潮泛濫，導致基本法的具體設計脫離了鄧小平預定的思路。正是針對基本法起草中出現的錯誤傾向，鄧小平在 1987 年專門接見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發表了重要講話，糾正了過去的錯誤思路。然而，基本法大的框架已經完成，無法推倒重來。今天基本法中行政主導的問題、中央干預香港的問題、國家安全立法問題，都是當年起草中遺留下來的問題。」

今天中方的新講法是，你支持一國兩制，就要一併支持輸出這個秩序的中國。那中國不是純粹的理念中國，而是具體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你支持一國兩制，想有權利，就要先支持中國共產黨。反對中共就等於反對自己的存在基礎。

今天遺留在香港社會的特殊國家觀念，即大家多年來相信的「愛國不等於愛黨」、「反共也是愛國」，已不再獲得容忍。當年起草香港制度太過自由化，產生了各種「問題」，包括邦聯假想、平行中國、分化的國民身份、本土主義乃至獨立火苗，對中國而言解決新問題的方法就是將制度盡量單一化，將香港和中國提綱挈領的整合起來。

香港的從政者當然不想放棄掌握資源的議會，資源即生死存亡，然而要在這個制度下獲得接納，要從根本層面打倒自己，要支持中共，而不只是「愛國家民族」這樣的象徵層面。若做到那一步，又不知如何跟越來越堅定的選民交代？

將錯就錯的香港未來

三十年周折，由中共「糾正錯誤」而一切回到原點。結果是沒有浪漫，沒有量變化為質變，沒有民主中國，也沒有民主香港。不過經時間催化，當日的「問題」已經結出果子，對民主自由的渴望，弔詭地乘中國的妥協政策之變，又安全地醞釀多三十年，最後變成了別的東西。當中很多假戲真做、或者糊裡糊塗、或者痴心錯付，細緻地看，是全盤失敗；長線來看，卻為來香港的想像提供了過程跌跌撞撞的基礎。功利地說，政治啟蒙和社群意識已經用完了議會，用完了體制機緣，已經金蟬脫殼，不需再寄生保守路線，而是走入尋常百家，甚至溢出海外。

現況比起以前民眾寄望菁英，然後菁英又寄望趙紫陽集團由上而下自由化政改並獲准共謀，或者寄望議會和法治單天保至尊，都少了一點欺騙性。香港不那麼容易自主，但期待中國有天將香港想要的東西送到門前，亦是妙想天開。從 2014 到今天其實都是說明一個事實：單純寄望中國開放和政治自由化、或者外國打救的己願他力路線，行不通。

香港多年來將資源投入不那麼有效的路線，但市場還是有其機制力，人們慢慢就會發現資源有更好的用法，新的路線便慢慢由改變資源運用的集體行為，推陳出新，近年的新活動形式也不是由誰發明，是由下而上改變、適者生存的例子。如果香港是一個生物，它的存亡便取決於進化和演化速度是否能超過它的掠食者；因為中國的回歸政策有過「錯誤思路」，一些燦爛的東西就誤打誤撞養殖了出來。今後香港人如何創造利用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便是新時代的新博弈、新功課。

【盧斯達：從 2014 年開始的改造 — 愛國者治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中方動手，要整頓選舉制度，強調「愛國者治港」，將「非愛國者」排除出體系。這件事其實不是反送中導致的，因為類似的思路在 2016 年已經開始。

2016 年政權剝奪青年新政和獨立泛民的議席之後，「一國兩制白皮書」的執筆人之一強世功就在中國媒體多維接受訪問，表示（大意）如果反中國人士能夠進入體制，用體制作為平台去反對憲制秩序，這套秩序就會因自我否定而陷入內爆和崩潰。政治正確的新標準是，一國兩制的權力來源是中國憲法，香港的政治權力由中國授權，如果有反中國人士進入制度，就等於利用中國憲法給予的權力來反對中國，無異於打著紅旗反紅旗，「即這個國家的憲政體制正在合法地系統地進行自我摧毀和自我瓦解」。

「創意運用」的香港式選舉

中國認為這是一個體制漏洞。原先開放部份選舉，雖然沒有真正決策權，但香港人長年與制度相處，即使政府是行政主導，但也有人慢慢「創意運用」選舉，將之變成政見和思想傳播平台，視選舉為政治運動，推動各種思想議程。

本來選舉制度無異於科舉，用功名利祿將你跟體制綑在一起，無血消減激進力量。事實卻是各路人馬為了爭奪議席爭相發明新議程，他們對中國的權力推進也想法不一樣，議會在運行過程中，慢慢由維穩力量變成變動力量。選舉的結果不重要，因為沒人會執政，而是更在乎「選舉過程」和「選舉文化」所產生的啟蒙作用。

2014 年是歷史的死亡交叉，議會先驅啟蒙的大眾開始「反攻議會」，民意開始超前並牽著議員，經過持續數年的「批判—團結—批鬥」，人民成功將議員「爭取過來」，令他們不敢再批判激進抗爭者，甚至跟他們站在一起；「中國因素」進迫之下，議會保守派也只能承認議會不是用來議事，自己根本無法「得君行道」轉變管治，之後就出現連泛民都利用議會平台拖延和抗爭。

此一演變無疑加速了北京整治系統漏洞的時間表，不過無論過程如何，目的地都是一樣，所以 DQ 開始不是本土派的錯，2019 年的一系列後果也不是泛民阻礙法案所致。這些殺著恐怕在 2014 年制定「白皮書」時已經在預備列上。

「有限選舉」的長期影響

因為任何「真選舉」都會與社會思潮互相影響，導致「政治狂熱」。區議會和立法會直選是真選舉，真選舉的過程和期待會令人民逐漸尊嚴覺醒，越來越不能忍受自己被外物控制。所以打從一開始打真軍，遲早會生出寶寶 — 香港共同體意識。社會主義中國對選舉有特殊看法。選舉對他們來說是「政治協商」，是一種讓地方菁英馴服、共同守護政治現況的機制，他們不想要可能導致政局和人心不穩定的競爭性選舉。

因此中國不會准許香港實行「真民主」，半民主都尚且如此，真民主香港不就藩鎮化？中國自 2014 年之後，對香港便一步一步切香腸，雖然中間有各種突發事件，節奏加快減慢，主旋律還是一樣。首先封鎖民選特首的可能，再對立法會動手，殺雞儆猴，引入恆常 DQ 機制；2019 年之後則要動區議會，將整個系統的真選舉成份逐段切除，也就是削除反中人士利用「中國香港體制」的空間。

其實不能用字面意思去理解「愛國者治港」，因為北京也不能保證愛國者治國，一些官員把錢和人偷偷放到外國去，就不太愛國，中國尚且如此，香港就更是沉累深遠，「歷史不清白」。他們可能亦預計香港的政治菁英亦一樣，自己打著愛國旗號，但家人可以移民外國搞移民生意，但因為北京信任，所以不會用「不愛國」的名義將之打倒。

說穿了「愛國者」是「北京可信任之人」，反之，要摘除誰人公職的時候，不用糾纏法理和典章，簡化為「不愛國」的道德指控便可了事，其實是將 2016 年以來的 DQ 制度套上民族大義的合法性，永存於通例之中。

這也一定程度打通了香港政治和中國政治的隔離，種下了中國黨派鬥爭正式入主香港的新局面。「愛國者」之間互相指責同行「不夠愛國」之互相傾軋，已是可以預期，如今亦已見端倪。因為形勢的各種變化，一些人可能一夕由愛國者被打成不愛國者，一直獲得信任的人又可以一夕失去信任，見 2012 唐梁之爭。

因此香港還是會亂，只是北京可能認為香港反正都是亂，不如採取主動以亂達治，將混亂的節奏掌握在手中，好過香港用自己的節奏混亂。然而這說明了甚麼問題？就是體制自設計起就並不和諧，自身帶著衝突甚至自我毀滅的基因。

因「錯誤」而生的香港

強世功可能代表中國內部某種對政策祖宗的修正主義思維。固然上一代香港從政者作為被統戰對像，得到過中國禮遇，他們就一天追念鄧小平承諾過甚麼。當初中國為了統戰香港，對愛國者的定義十分寬鬆，依計令香港從政者產生玫瑰式幻想，認為將來自己有機會共治香港。

鄧小平當年是這樣定義愛國者：

「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又說：

「港人治港不會變。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儘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

初衷聽來好像十分寬鬆，然而這三十年間，形勢已發生變化。強世功評價一國兩制的「初衷」，便甚具批判意味：

「要把『一國兩制』這種政治理念與基本法的具體制度設計區分開來。『一國兩制』毫無疑問是偉大的創舉，但具體制度設計可以完全不同。事實上，鄧小平當年對香港基本法起草中出現的傾向非常不滿。因為基本法起草正趕上內地自由化思潮泛濫，導致基本法的具體設計脫離了鄧小平預定的思路。正是針對基本法起草中出現的錯誤傾向，鄧小平在 1987 年專門接見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發表了重要講話，糾正了過去的錯誤思路。然而，基本法大的框架已經完成，無法推倒重來。今天基本法中行政主導的問題、中央干預香港的問題、國家安全立法問題，都是當年起草中遺留下來的問題。」

今天中方的新講法是，你支持一國兩制，就要一併支持輸出這個秩序的中國。那中國不是純粹的理念中國，而是具體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你支持一國兩制，想有權利，就要先支持中國共產黨。反對中共就等於反對自己的存在基礎。

今天遺留在香港社會的特殊國家觀念，即大家多年來相信的「愛國不等於愛黨」、「反共也是愛國」，已不再獲得容忍。當年起草香港制度太過自由化，產生了各種「問題」，包括邦聯假想、平行中國、分化的國民身份、本土主義乃至獨立火苗，對中國而言解決新問題的方法就是將制度盡量單一化，將香港和中國提綱挈領的整合起來。

香港的從政者當然不想放棄掌握資源的議會，資源即生死存亡，然而要在這個制度下獲得接納，要從根本層面打倒自己，要支持中共，而不只是「愛國家民族」這樣的象徵層面。若做到那一步，又不知如何跟越來越堅定的選民交代？

將錯就錯的香港未來

三十年周折，由中共「糾正錯誤」而一切回到原點。結果是沒有浪漫，沒有量變化為質變，沒有民主中國，也沒有民主香港。不過經時間催化，當日的「問題」已經結出果子，對民主自由的渴望，弔詭地乘中國的妥協政策之變，又安全地醞釀多三十年，最後變成了別的東西。當中很多假戲真做、或者糊裡糊塗、或者痴心錯付，細緻地看，是全盤失敗；長線來看，卻為來香港的想像提供了過程跌跌撞撞的基礎。功利地說，政治啟蒙和社群意識已經用完了議會，用完了體制機緣，已經金蟬脫殼，不需再寄生保守路線，而是走入尋常百家，甚至溢出海外。

現況比起以前民眾寄望菁英，然後菁英又寄望趙紫陽集團由上而下自由化政改並獲准共謀，或者寄望議會和法治單天保至尊，都少了一點欺騙性。香港不那麼容易自主，但期待中國有天將香港想要的東西送到門前，亦是妙想天開。從 2014 到今天其實都是說明一個事實：單純寄望中國開放和政治自由化、或者外國打救的己願他力路線，行不通。

香港多年來將資源投入不那麼有效的路線，但市場還是有其機制力，人們慢慢就會發現資源有更好的用法，新的路線便慢慢由改變資源運用的集體行為，推陳出新，近年的新活動形式也不是由誰發明，是由下而上改變、適者生存的例子。如果香港是一個生物，它的存亡便取決於進化和演化速度是否能超過它的掠食者；因為中國的回歸政策有過「錯誤思路」，一些燦爛的東西就誤打誤撞養殖了出來。今後香港人如何創造利用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便是新時代的新博弈、新功課。

四.〈因有自信，所以美麗〉

Momo伸手跟我要相機「換我拍妳。」

「不不不。我拍妳就好，妳長得漂亮又上相，我拍妳就好。」有好幾次Momo伸手跟我要相機都被我拒絕，直到後來語氣開始變得強硬「不行，妳一直不願意拍照會不夠照片出書的，妳一定要拍！」我才不情不願地向她遞上相機。

也許你不相信，我是個特別不自信的人。

笑的時候，總下意識地緊閉著嘴巴，像憋笑一樣整張臉看起來很奇怪，就算男朋友說是被我的笑容所吸引，我還是一臉的不可置信。對於自己，我們總是如此嚴苛。

在我眼裡，我是個有很多缺點的人，包含我的五官，都有它的不完美，都有它的缺陷。

我不喜歡照鏡子，不喜歡照相，就算照，也要把真正的自己，藏匿在美顏相機之下，因為每次見到面前那個到處都是缺點的自己，就會心情很不好。

momo：「我一直以為妳覺得自己不漂亮是假的，跟你一起出國才發現原來妳真的那麼不自信。但妳長這副樣子還一直嫌自己醜，妳知不知道別人聽了會很想揍妳，他們不會相信妳真的覺得自己長得不好看，而是做作，是一個婊子。」

我很清楚這個不自信的自己很惹人討厭，可是沒辦法，看到照片裡面那個滿佈缺點的我，就會心生抗拒。我甚至覺得喜歡我的人都是大善人，明明長得很普通，有的角度還很醜，能夠被愛就已經是一種福氣了。

我就是一個如此不自信的人。

為Momo照相的時候，我會提醒她頭髮那裡亂了要梳理好，妝容糊了要不要先補一補，露出牙肉不好看，笑的時候嘴巴不要張太大等等。

我對自己嚴謹，幫別人照相的時候，也同樣希望能為對方拍出最好看的一面，所以會去喬角度，會很認真地調ISO和光圈，會去提點對方哪些表情不好看可以轉換一下。

但我眼前的Momo，她似乎一點不介意大笑時露出牙肉，她說這才是真正的她。

我望著在我眼前笑得燦爛又快樂的她，覺得她漂亮極了，除了因為Momo真的長得很好看，她的自信她的自在也讓我覺得她很漂亮。

原來除了一絲不苟的美，從容、自信自在也是一種美（明明一直都知道啊，但卻很難做到）。

我認識一個長相普通卻對自己異常自信的阿姨，就算齙牙，依然對自己自信滿滿。忘記了是誰對我說，雖然她長得不好看，但是她充滿自信，自信是件很棒的事情，她既能讓妳活得快樂，又不用花一分錢。

沒錯，自信就是最好的化妝品，而且免費。

我望著眼前漂亮又自信的Momo，終決定放手把相機交給她，比起在意別人對自己的評價，我更想好像Momo那般活得自在一些。

今天的網路世界是個充滿敵意的世界，比起欣賞和學習對方的優點，排斥和惡意的攻擊佔大多數，你會發現寫出來的東西時常被各種荒謬蓄意的方式曲解，不理智和惡意的攻擊亦較現實世界來得猛烈。譬如有人說我的鼻樑高挺，一定是經過了後天的加工，但同時也有人說我的鼻子很醜，像極了前香港特首梁振英，應該先去整容才出來面見社會大眾。不喜歡你的人，似乎總有空間找到讓對方挑剔的地方。

社會上，不會所有人都對自己友善，有喜歡你的人也會有討厭你的人，喜歡你的人看你，放屁也是香的，討厭的人看你，就算噴了香水，也不過是醜人多八怪罷了。

卡夫卡死後曾交代好友把他未曾發表的作品全部銷毀，很多讀者對他這個決定感到不解。

但只要去看他的人生，去讀他的作品，尤其是《致父親的信》，就會發現卡夫卡骨子裡的怯懦和不自信。

卡夫卡一生多次訂婚，又多次取消婚約，終身未娶；他鼓足勇氣給父親寫了一百多封信，卻沒有發出；他體弱多病，生性敏感，一輩子都生活在強勢父親的陰影中。

卡夫卡曾說：「在巴爾扎克的手杖上刻著「我能夠摧毀一切障礙」，在我的手杖上卻刻著「一切障礙都在摧毀我」。他非但對對婚姻不自信，對自己不自信，對作品也不自信。

卡夫卡的作品大多陰暗隱晦，這與他的父親有極大的關聯。他自小喜愛文學、戲劇，但嚴厲的父親卻希望他像自己一樣同樣擁有經商成功的堅毅個性，而對他的興趣極為不屑，讓原本就沒甚自信的卡夫卡在父親的冷嘲熱諷之下，變得更加沉默、悲傷、與自責，只能將心事抒發於作品當中。

卡夫卡身為長子，心裡面對於長子的責任如同《變形記》葛列戈對自身的要求，也正是父親加諸於自身的希望一般。

葛列戈希望自己能成為父親的驕傲，但他失敗了，父親始終瞧不起他，就算他心裡再怎麼想為家人付出也是徒勞無功，於是葛列戈選擇默默的死亡，消失在家人眼前或許是最好的結果。

《變形記》是極富哲學思維的作品，當一個人不再以人的姿態存在於世上，無論態度與情感為何，終究不會被理解，甚至連至親都一樣，那存在的意義是由外在姿態得來嗎？一個人的內心，是否就不足以構成存在的理由了呢？

也許我們一生勞碌所追求的，便是一種認同。但別人的認同又可以對你的人生構成什麼影響呢？我們窮一生去追求別人對自己的認同，還不如好好的愛自己，接納自己，比起別人的認同，自己的快樂才是最重要吧。

#在三十歲之前去找卡夫卡吧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鳥，想要飛呀飛卻飛也飛不高～～～
#出賣自己系列
#自己形象自己毀
#兩張合併在一起對比笑到我們肚子痛
Momo Ng 吳沚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