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香港人「去激進化」了嗎？】
據說「民主思路」做了一個民意調查，顯示市民「重返溫和」，港獨本土及傳統泛民的支持度皆縮水，結論是市民「去激進化」了。
由於調查和文章是「民主思路」主導的，所以恐怕我們不能以常識來理解「激進」和「溫和」這類詞語。大概在該組織的話語下，「溫和」其實是「中間派」，而中間派是「沒有政治傾向」（雖然事實上沒有這回事），而該組織則自命代表這樣的「中間派」；在其世界觀下，「激進」不只是支持激進抗爭或希望動搖現體制的人，就算是泛民包括公民黨民主黨之類，大概也屬於「比較上的激進派」吧。
這個調查大概是暗示自己所代表的路線正在擴大，而之前的選舉失敗，則歸咎當時「激進派」（親北京派與民主自由派）仍然主導和影響人民。
真的有毫不動搖的溫和/激進派嗎
雖然，作為召集人的湯家驊以及「民主思路」這個牌頭，很容易令人覺得不用認真對待這類調查。但就當它是 100% 真實吧。反正近年大家都會說，現在是「社運低潮」。獨派會這樣說；看到遊行人數不斷下降以及補選中「選票六四比」消逝的「黃絲」，也會採納類似的講法。因此，也許這才是登報回擊梁振英活動得到群眾支持的大眾心理背景。
任何活動都會有異議，例如柳俊江也說這只是感覺良好，並無實效，但很多民主派支持者（也許？）則激烈反駁，有些人甚至明言，自然是明白一切只是感覺良好，但表示人民也有「發泄權」，在這股甚麼都無效的低氣壓，他們需要發泄和振奮。
所以自然是有某種東西崛起而籠罩著香港。「中間派」會認為那是「去激進化」、真建制派會認為那是社會「重返理性」，「反對派」則會視之為自身面對之逆流。但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謎思。玩弄民調或者依賴數據，其實會有盲點。那就是將民意或個人的意識形態，看作不容易改變的實體，而民調即將此顛撲不破的真理揭露出來的手段。
然而，民意或意識形態，是極受現實環境和形勢所影響。所謂「形勢比人強」，形勢不只比個體強，也會改變個體的看法。社會運動在高潮的時候，一切看來有希望的時候，其實很多人都不會介意表示自己支持。例如雨傘前後，或者本土派醞釀參選的時候。很多人都會在民意調查中表示不一樣的看法。
在運動高潮的時候，其實人人都會比平時的自己激進，人人都是激進派，但這不是代表香港真的有源遠流長的激進土壤；革命一旦進入低潮，中堅和頭面人物被捕殺、前路不明的時候，大家就會自保，都會收斂，之前聚集的民眾一哄而散，或者聲稱自己從來不支持，也是民眾之常情，但卻不代表他們另有身位可走。其實都是一班繼續存在的人。
自我評估受運動的高潮或低潮形塑
民調民意這東西，並不是檢測真實，而是檢測人們的「自我認同」。這自我認同明顯受現實左右。民主運動進入低潮乃至死寂，基本上在 2014 年 831 決議之後，就已經是定案；DQ、獨派和自決派被封殺，之後的打擊面亦未必不可以擴大，則是為此現實形勢蓋棺定論。
在此形勢下，大部份受訪者自然會自稱「溫和派」，因為自稱「溫和派」其實就是一種對現實環境的研判：社運無出路。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大眾是後者，在一切看來沒希望的時候，堅持和適應新形勢的，一定不會是多數。但不代表人都跑光了，也不代表這裡沒改變的希望。
其實以前香港人也大部份自稱經濟動物，但在之後的社會運動，還是可以見到他們或者他們的影響力/資金的身影，所以人在不同形勢下的取態，根本無法簡單約化為「激進/溫和」的對立。甚至是很多被定位為「激進派」的人，他們又可能覺得自己其實很溫和。這類描述性的選項，是很流動和主觀的。
2016 年之後，民調甚至選舉可以解讀到的事情，會變得越來越有限。因為在政治威嚇下，很多人根本不會發表真實看法；所以一個社會的人民是激進或溫和，「政治傾向」如何，其實是由政治和經濟這樣的客觀形勢所形塑。而民主思路的那個選舉導向的論述或者企圖，似乎將兩件事倒轉了，亦即此調查其實是多餘，沒有在「政治運動進入低潮」此人盡皆知的現實上，加添任何新意義。
不過，這個調查結果，似乎是希望將中國導致的客觀低氣壓（撕毀條約、侵害香港人權），解釋為香港人自身轉變（所謂的「溫和化」）而導致，進而為「憲政新秩序」之下的「新參政思維」造勢。當然這也是值得留意的，因為作為時代產物的泛民，在沒有出路和沒有傳承可能的時候，裡面會有很多人希望嘗試這條出路。所以如果只是談論選舉經濟，那可能都有點意義。但如果關乎整體局勢，看人民客觀上在想甚麼，基本上是沒意義的，因為人民或者人類，從來就不是那麼客觀和實在的東西。
由形勢主導的立憲派和革命派之爭
晚清時，立憲派和革命派的此消彼長背後，原理類似。晚清人基本上就是在立憲派與革命派之間彈出彈入。要求滿清實行「君主立憲」的立憲派，在初期基本是倡議，例如康有為與光緒這個組合，在當時大概肯定不是「主流」，但到了 1904 年，日俄戰爭爆發，打了一年半，日本戰勝，大清很受震動，日本打贏了大清，也許很多人都未消化到，或者認為是一時運氣；但打贏了洋人，就非同小可。
於是他們認為，是因為日本實行君主立憲，而立憲勝過了沒有立憲的帝俄。立憲運動於是風風火火，大家都支持立憲了，都成為了立憲派。1905 年，大清派人去海外取經，次年頒發《宣示預備立憲諭》，設立一些專為預備立憲的政府機構，在地方上也開始籌備自治議會；1908 年，頒佈《欽定憲法大綱》，大勢如此，人人都樂於做/自稱立憲派。當時也有很多輿論支持政府，反對革命，例如民間創作的《歡迎立憲歌》。
1906 年，上海《申報》報導：「凡通都大邑，僻壤遐衢，商界學界，無不開會慶祝。」如果當時做一個民意調查，則人人都是立憲溫和派了，因為立憲已經成為既定事實，西瓜靠大邊，是人的本性。如果拿著 1906 年的一個民意調查，去認定「中國人」就是大部份支持立憲，是一個立憲主義的民族，那是可笑的。
在當年的時空，立憲派得勢，結果自然是革命派衰落，就算是 1910 年的黃花崗起義，也沒有出現之後的「各地響應」，可見一面倒的時候，真的很一面倒。但革命派的衰落，不是永恆的衰落，革命在幾年之後就席捲全中國。立憲派在 1905 年前後的那個時空表示，可以和平過渡，和平發大財。此立憲派的幻象，只持續了幾年。一切因為大清之後公佈的內閣名單，滿漢比例極不平等，又再激發民族仇恨。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原先的立憲派迅速「倒台」，很多地方上的立憲派，都很快變成革命派或者革命同情者。
這內閣名單，才導致之前累積的「民氣」全面釋放。立憲和革命之爭，是滿人要不要打倒的死生大事，人民尚可以在幾年之間彈出彈入，何況只是相對主觀的「溫和/激進」自我標籤？一個政治組織，談論的可能是「高大上」的守護甚麼、發展甚麼，或者是客觀而言的「服務街坊」（提供福利），甚至只是模糊的「發大財」口號也好，也是正常的，也好過一些只能自我標榜「溫和」的「新思維」。
「溫和」或者「激進」其實是沒甚麼 intrinsic value 的。別人這樣說，倒是別人標籤；但如果是自己有意無意的標榜，就令人啼笑皆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