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軟體深度報告:汽車軟體產業鏈及未來趨勢分析
北京新浪網 10-01 20:00
來源:未來智庫
關鍵結論
電動智能趨勢下,汽車逐步由機械驅動向軟體驅動過渡。近年 SDV(軟體定義汽車)概念逐步被行業認知,根源在於「汽車如何體現差異化」問題的變遷,隨著電 動化帶來的汽車電子構架革新,汽車硬體體系將逐漸趨於一致,軟體成為定義 汽車的關鍵,行業更具想像空間。即造車壁壘已經由從前的上萬個零部件拼合 能力演變成將上億行代碼組合運行的能力。本文通過對汽車軟體行業的系統性 梳理,幫助讀者把握行業成長中的投資機會。
我們提出零部件賽道三維篩選框架,基於起點(單車價值量)-持續時間(產品生 命周期)-斜率(產品升級速度)三維體系評價細分零部件的市場空間,軟體平均單車價值量由傳統車的 200 美元,提升至 2025 年新能源汽車的 0.23 萬美元,進 一步至 2025 年新能源汽車的 1.8 萬美元。未來十年軟體市場復合增速為 9%,2030 年 500 億美元空間,57%的增量來自於 ADAS 及 AD 軟體。
軟體如何定義汽車價值?百年汽車工業面臨由機械機器向電子產品過渡的新變 局。汽車「駕駛感」及車機 APP 化的功能實現發生在我們看不到的隱秘角落— —上百的電子控制單元循環執行軟體代碼功能塊,通過高性能的中央計算單元, 與硬體體繫結合以解析駕駛員需求,邏輯運算後向機械部件發送相應響應指令。
汽車軟體成為未來汽車構架重要組成部分。而整車電子電氣構架提供的硬體、 操作系統實現的管理功能、基礎軟體平台構架實現的抽象化為 SDV 不可或缺的 三大關鍵部分,軟硬體的分離(研發分離、功能發佈分離)成為實現 SDV 基礎。
發展史與整車廠戰略。汽車軟體隨產業技術升級持續迭代:1970 年代的簡單發 動機控制演算法→1980 年代中央計算單元創新→1990 年代信息娛樂系統創新→ 2000 年代安全系統→2010 年代開始向全新汽車電子構架及軟體系統演變。不 同於以前依靠多個 ECU 由部件供應商主導的無獨立軟體產品概念時代,主機廠 愈發需具備軟體的管理能力及核心軟體設計能力。整車廠中特斯拉引領車載軟 件行業最高技術,大眾重金重塑軟體架構,整車廠關乎開發周期、賦予附加值、 構架實現、軟體變現模式以及操作系統切入等問題上仍未進行標準化定義,卻 為影響行業發展的關鍵所在。
產業鏈機遇。新科技、軟體公司湧入帶動供應鏈管理的扁平化、邊界模糊化, 帶動供應鏈生態體系變革。供應模式上,預計 Tier1 與整車廠之間將採取兩種合作方式,其一,整車廠主導軟體,Tier1 負責硬體生產;其二,整車廠定義軟 件框架規範標準,Tier1 供應符合標準的相關軟體。盈利模式上,偏向製造業邏 輯的大部分汽車硬體由於堆橋數量將受到限制,終將會進入產業穩態階段,往 介面及功能上的標準化發展,維持較穩定的利潤率水平;軟體由於迭代周期快 且行業特性帶來的標準化程度低,賦予汽車新盈利模式。現階段特斯拉三大付 費模式打開車企軟體變現想像空間,開發基礎平台收許可費、供應功能模塊按 Royalty 收費及定製化的二次開發均為未來軟體供應商主流打法。
推演的 5 大未來趨勢。汽車終將成為搭載「差異化元素」的通用化平台。一方 面,ECU 功能模塊里循環迭代的代碼驅動汽車執行動作反饋;另一方面,車載 娛樂信息系統 APP 化吸引第三方開發者入場。海量數據將在車內流轉,關於賦 能域控制器、定位車機系統的各項軟體性能升級,包括功能中心化、乙太網應 用、整車 OTA 升級、信息交互上雲及深層次的信息安全防禦等,或將帶來汽車 軟體一系列發展機遇。
SDV 新階段:軟體如何定義汽車價值
百年汽車工業面臨由機械機器向電子產品過渡的新變局。跨入駕駛室,安靜的 啟動、柔中帶剛的加速、平穩過渡的剎車等為代表的汽車「駕駛感」逐步由機 械驅動向軟體驅動過渡,這一套功能的實現發生在我們看不到的隱秘角落—— 上百的電子控制單元循環執行軟體代碼功能塊,通過高性能的中央計算單元, 與硬體體繫結合以解析駕駛員需求,邏輯運算後向機械部件發送相應響應指令。近年來,SDV(Software Define Vehicles,即軟體定義汽車)概念逐步被整車 廠認知,根源在於「汽車如何體現差異化」問題的變遷,隨著電動化帶來的汽 車電子構架革新,汽車硬體體系將逐漸趨於一致,整車廠很難在硬體上打造差 異化,此時軟體成為定義汽車的關鍵,即造車壁壘已經由從前的上萬個零部件 拼合能力演變成將上億行代碼組合運行的能力。
汽車軟體為未來汽車構架重要組成部分
汽車軟體與硬體體系發生分化。近幾十年隨汽車構架升級、性能與用戶操作感 需求逐年提升,汽車軟硬體數量爆發,並愈發複雜化。在硬體方面,電控單元 數量迅速增長,於 2010 年面臨增速放緩的拐點(主要受整車成本與控制器數 量平衡的影響),2025 年隨行業集中式電子電氣架構趨勢持續推進,電控單元 邁向集成化從而控制器數量將較為平穩。在軟體方面,各大主機廠軟體功能體 系越做越大,其中「功能函數」作為軟體體系中的最小單元,其單車數量持續 增大,控制器內部的功能函數複雜度提升,疊加智能座艙新增的應用型軟體需 求,軟體重要性愈發凸顯。2010 年(增速放緩的硬體數量 VS. 急劇攀升的軟 件數量)與 2025 年(硬體產業成型 VS.軟體加速迭代塑造汽車差異性)為汽車 軟硬體發展中兩個重要的分水嶺。
汽車複雜的運作需軟硬體結合進行。無論是駕駛艙對汽車電子功能的調用,抑 或汽車與駕駛員和環境互動,均可抽化為軟硬體密切配合的模型,即駕駛員的 需求與汽車功能反應之間存在著複雜的控制鏈條:駕駛員通過機械硬體或部分 虛擬按鈕輸入期望(例如通過車載按鈕、踏板等輸入型機械硬體給出期望)→ 駕駛員動作轉換為電子信號傳入電控單元→執行器控制控制對象達到駕駛員的 需求→感測器向電控系統持續反饋控制達成的具體情況,軟體邏輯持續運算向 執行器發出指令,最終達成駕駛員的期望要求。以剎車輔助駕駛為例,在駕駛 員剎車信號不足或過慢的情況下,內置的一套軟體邏輯將被激活,讓制動系統 自動做出減速相應。在電控單元中快速進行的一次次軟體迭代循環,為汽車正 常運作的基石。
SDV 研發工具鏈仍以 V 流程為主。汽車研發系統過程能拆解為軟體、硬體、執 行器及感測器 4 大部分。與傳統車相同,V 模型為車企主流的開發流程,從產 品設計、子系統設計、控制器驗證及系統驗證等階段均有相對應的工具鏈進行 支撐,涵蓋從系統到軟體以及集成后的一系列測試等內容。SDV 模式下對工具 鏈的應用具部分變化:一方面,硬體愈發通用化,研發會集中在作為功能集群 的 ECU 開發上;另一方面,車的各種功能實現盡量靠軟體實現。
Step 1:產品設計階段。此階段核心為分析和拆解需求。由消費者的需求、車 型安全及性能的剛性需求以及法律法規需求定義出軟體的基礎構架,以及定義 出各大功能模塊。
Step 2:子系統設計階段。步驟為由系統構架需求定義軟硬體構架設計。關乎 軟體系統部分在這一步雛形初顯,能將技術問題具體化,例如定義軟體能實現 的功能、軟體功能模塊的分離、如何跟對應的控制器配合等。
Step 3:控制器驗證階段。完成硬軟體及控制器集成,代碼成型并迭代測試。
Step 4:系統驗證階段。測試軟硬體在整車上的裝載使用情況。
SDV不可或缺的三大關鍵部分——電子電氣架構、操作系統、軟體平台
整車電子電氣構架為硬體基礎。汽車電子電氣架構(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Architecture,文中簡稱 EEA)最初由德爾福公司提出,以博世經典的五域分類 拆分整車為動力域(安全)、底盤域(車輛運動)、座艙域/智能信息域(娛樂信 息)、自動駕駛域(輔助駕駛)和車身域(車身電子)等 5 個子系統。後續演變 成車企所定義的一套整合方式,可形象看作人體結構中的骨架部分,後續需要 「器官」、「血液」和「神經」進行填充。具體到汽車上來說,EEA 把汽車中的 各類感測器、ECU(電子控制單元)、線束拓撲和電子電氣分配系統完美地整合 在一起,完成運算、動力和能量的分配,實現整車的各項智能化功能。博世曾 經將汽車電子電氣架構劃分為三個大階段:傳統分散式電子電氣架構-域控制器 電子電氣架構-集中式電子電氣架構:
(1)傳統分散式的電子電氣架構:主要用在 L0-L2 級別車型,此時車輛主要由 硬體定義,採用分散式的控制單元,專用感測器、專用 ECU 及演算法,資源協同 性不高,有一定程度的浪費。產業鏈分工上,車型架構由整車廠定義,實現核 心功能的 ECU 及其軟體開發由 Tier 1 完成。
(2)域控制器電子電氣架構:從 L3 級別開始,通過域控制器的整合,分散的 車輛硬體之間可以實現信息互聯互通和資源共享,軟體可升級,硬體和感測器 可以更換和進行功能擴展。屬於過渡形態,ECU 仍承擔大部分功能實現,整車 廠將參與部分域控制器的開發。
(3)集中式電子電氣架構:以特斯拉 Model 3 領銜開發的集中式電子電氣架構 基本達到了車輛終極理想——也就是車載電腦級別的中央控制架構。此時集成 化趨勢將消減大部分 ECU,主機廠將逐漸主導原本屬於 Tier 1 參與的軟體部分 (預計以直接開發模式或定義規範標準后讓供應商參與),其目標是設計簡單的 軟體插件和實現物理層變化的本地化。
操作系統實現管理功能。車載操作系統(Car-OS)承擔著管理車載電腦硬體與 軟體資源的程序的角色。20 世紀 90 年代伊始,汽車上基於微控制晶元的嵌入 式電子產品的應運興起,需加入相關的軟體架構以實現分層化,即汽車電子產 品均需要搭載嵌入式操作系統。從產品品類上,汽車電子產品可歸納為兩類, 一是以儀錶,娛樂音響、導航系統為代表的車載娛樂信息系統;二是主管車輛 運動和安全防護的電控裝置。兩者對比而言,電控系統更強調安全性和穩定性, 因此應用於電控單元 ECU 的嵌入式操作系統標準更為嚴格。未來操作系統發展 面臨兩大趨勢,一是以 OSEK、AUTOSAR 為典型代表的操作系統標準聯盟將 定義統一的技術規範;二是智能網聯趨勢下數據融合度提升,由於各個部件的 安全標準等級不一從而整車上存在多種操作系統的運用,通常引入虛擬機管理 (可提供同時運行多個獨立操作系統的環境),如在智能座艙 ECU 中同時運行 Android(車載電子操作系統)和 QNX(電控操作系統)。
基礎軟體平台構架是實現抽象化的關鍵所在。從定義上,軟體架構為軟體系統 定義了一個高級抽象(軟體表達行為、屬性、相互作用、集成方式及約束均在 此架構上體現)。而 SDV 核心內涵是能夠通過軟體作用,動態地改變構架網路 節點之間的聯結或分離狀態,從而定義汽車不同的功能組成。基礎軟體平台需 具備三方面要求:一是可靠性,能保證汽車功能實現的實時和安全;二是通用 性,適用於不同車型和不同的操作系統上;三是網構架節點易於更換聯結方式。AUTOSAR 是全球各大整車廠、供應商聯合擬定開放式標準化的軟體架構,其 使得不同結構的電子控制單元的介面特徵標準化,從而軟體具更優的可擴展性 及可移植性,降低重複性工作,縮短開發周期。
汽車軟硬體分離為 SDV 基礎
軟硬體的分離涵蓋研發分離、功能發佈分離兩方面。軟硬體分離為實現 SDV 基 礎,電動化趨勢簡化造車流程,未來汽車硬體的研發、製造更偏向於流水線過 程,而軟體發展逐步具互聯網的快速迭代趨勢傾向。汽車軟硬體分離概念由此 而生,其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方面,由於開發周期(汽車硬體 5-7 年的開發周 期 vs. 軟體 2-3 年的開發周期)及技術領域(偏向製造業 vs.偏向互聯網)的 差別,汽車軟硬體在開發上、供應上逐漸分開。另一方面,軟體的功能發佈可 以與車型完成分離,新軟體不僅適用於新車,仍可快速發佈到已量產車型上, 增強車型硬體的使用長尾期。
軟硬體分離在功能升級及工藝裝配上具優勢。基於軟硬體分離的新構架體系在 車型功能升級及製造模式上發生變化。功能升級上,新的擴充功能由軟體定義 通過雲端直接升級,無需再在硬體層面進行驗證;工藝製造上,與軟體分離后 的電子電氣構架不同於現階段「八爪魚」式的複雜構造,更易於自動化裝配。
當前車企實現更新的方式——硬體冗餘,後續依靠更新升級。
(1)硬體預置:傳統汽車定價由硬體及性能決定。而 SDV 模式下,相同硬體 的車型通過不同的軟體配置決定車與車之間不同的功能與體驗。車企在車型設 計之初需提前定義軟硬體,SOP 時將具備擴展功能的冗餘硬體預裝,後續將通 過付費型軟體升級或者功能開放回收成本。以特斯拉的 AutoPilot 為例,冗餘的 預設硬體將通過後期持續的軟體升級調動功能,為新創收模式。
(2)性能預置:性能預置分為兩個方面,控制器算力預留,為更多的軟體功能 和演算法預留空間。隨智能駕駛趨勢,車載算力大幅提升,由於無法預估後續所 需算力的極限,通常在實際情況中會預留算力空間。性能預留,通常在各性能 硬體上做事先預留,以應付如加速性能提升,續航里程提升,圖像的清晰度提 升,音響效果提升等升級事項。例如 2018 年 6 月,美國權威雜誌《消費者報 告》發現, Model3 剎車距離比皮卡福特 F-150 要長。ElonMusk 接受了《消 費者報告》的批評並承諾通過 OTA 儘快解決此問題。此後在不到一周時間, 特斯拉通過一次 OTA 升級解決了該個問題,《消費者報告》重新測試后發現, 升級后的 Model3 剎車距離縮短了 5.8 米。
追溯發展史:汽車軟體的前世
汽車軟體隨產業技術升級持續迭代:1970 年代的簡單發動機控制演算法(軟體嵌 入應用模式)→1980 年代中央計算單元創新(顯示車輛基本信息)→1990 年 代信息娛樂系統創新(GPS、自適應巡航控制出現)→2000 年代安全系統(出 現高級駕駛員輔助駕駛概念)→2010 年代開始向全新汽車電子構架及軟體系統 演變(電子化和軟體化,出現無人駕駛概念)。
1980 年代之前,汽車僅搭載車燈、啟動機、火花塞等簡易電子設備,並未運用 任何軟體部分。整車電子設備通信及電能供給依靠銅導線傳輸。部分豪華車裝 置僅由收音機為核心部件的車載娛樂系統。
1970 年代,發動機系統具備演算法功能。出現點火系統、電子燃油噴射等裝置, 軟體直接嵌入應用使用,軟體之間無關聯具獨立性。
1980 年代隨 IT 技術起步,電子電氣化革命在傳統機械部件上進行創新。油耗 及行駛距離等信息可在車內做電子化顯示,搭載軟體的電控單元開始出現,如 防抱死系統 ABS、車輛穩定系統 ESP、電子變速箱等電子系統誕生,新功能由 嵌入式軟體的演算法控制,CAN 及 LIN 匯流排解決不同控制器之間的通信問題。
1990 年代,信息娛樂系統持續創新,軟體成為汽車重要部分。汽車軟體構架愈 發分散,出現 GPS 及自適應巡航控制等較高階的電子組件及軟體。同時,不同 控制器間持續延長的通信匯流排成為車企後續進行成本管控的重要一環。
2000 年代,安全系統推出,軟體開始主導汽車創新。「高級輔助駕駛概念」在 此階段興起,例如駕駛員未及時反應的障礙物可以系統運算下汽車自發停車規 避。此時的軟體系統更為高階,行業引入 AUTOSAR 標準軟體構架。車型方面, 電子化特徵明顯,賓士 S 級轎車車型電控單元超 80 個,通信匯流排近 2000 條。
2010 年開始,汽車電動化帶來電子電氣構架、汽車軟體新變局。智能駕駛、車 聯網概念引入,造車新勢力、互聯網企業等多玩家參與進造車環節,以特斯拉 為代表的整車廠重新定義軟體系統,新創 OTA 新升級模式。
產業鏈機遇:SDV重塑市場格局
新科技、軟體公司的湧入帶動了供應鏈管理的扁平化、邊界模糊化,推動產業 競爭要素髮生本質變化,帶動供應鏈生態體系變革。在傳統封閉式供應鏈的汽 車製造商在整條供應鏈中只負責一個環節,主要擔任汽車研發製造的角色。而 在新生態體系中,汽車軟硬體分離重塑產業格局,主機廠、供應商以及互聯網 企業均參與進汽車新生態體系,從汽車全生命周期覆蓋整個產業鏈條。
供應模式轉變,主機廠、供應商及互聯網企業入局
SDV 軟體開發模式下,不同於以前依靠多個 ECU 由部件供應商主導的無獨立 軟體產品概念時代,主機廠愈發需具備軟體的管理能力及核心軟體設計能力, 並引入供應商及互聯網企業參與此環節。在軟體領域,預計未來 Tier1 與整車 廠之間將採取兩種合作方式:
其一,整車廠主導整車軟體部分,Tier1 負責硬體生產。在傳統車企巨頭入場燃 油車領域 100 多年的歷史里,造車流水線仍以機械製造為主,Tier1 以分擔主機 廠重資產角色存在,通常與整車廠車型生產周期形成相應配套。而在智能化時 代,軟體主要以輕資產模式運轉,出於掌握核心技術考量通常為主機廠所主導。其二,整車廠定義軟體框架規範標準,Tier1 供應符合此標準的相關軟體。瞬息 萬變的技術導致車企研發容錯率下降。尤其對新入場的造車勢力而言,若在前 1~2 款車連續失敗,大概率將面臨淘汰。因此對部分在技術儲備、研發及資金 實力較弱的主機廠而言,可在其定義軟體標準後由 Tier1 進行對應的開發配套。
盈利模式轉換,將逐漸由硬體逐漸向軟體傾斜
硬體發展具天花板效應,軟體持續賦予車型新附加值。以經過 15 年發展的手機 產業鏈為例,硬體體系隨處理器性能持續提升、攝像頭像素及攝像頭個數持續 增加、屏幕材質與大小升級,其產業增速趨緩,硬體盈利模式逐漸固化。而隨 蘋果 iPhone 產品橫空出世定義軟體附加值新模式,小米做低手機硬體利潤並將 其定位於功能載體,至此軟體與服務成為手機產業鏈盈利模式的重要來源。對 標至汽車,偏向造業模式的傳統車具較固定的盈利模式,從而車企具較穩定的 利潤率,而目前在汽車電子電氣化架構趨勢下,軟體有多樣性應用的空間,無 論硬體抑或軟體體系均包含升級或新生環節,盈利模式尚未定型。而長遠來看, 偏向製造業邏輯的大部分汽車硬體由於堆橋數量將受到限制,終將會進入產業 穩態階段,往介面及功能上的標準化發展,維持較穩定的利潤率水平;軟體由 於迭代周期快且行業特性帶來的標準化程度低,賦予汽車新盈利模式。
特斯拉已構築初階車企軟體盈利模式。矽谷出身的特斯拉已證實一條軟體大規 模變現的可行性路徑,分為 FSD 付費、軟體應用商城及訂閱服務三種模式:
(1)FSD 付費模式:特斯拉車型在售出后標配 Autopilot 輔助駕駛功能,而實 現自動泊車、智能召喚的 FSD 全自動駕駛功能需付費使用。FSD 單價並未固 定,過去一年內特斯拉 FSD 售價經過三次提價(國外 8000 美元,國內 6.4 萬 元),成為特斯拉利潤的重要來源。以 2019 年 36.7 萬輛的交付量計算(30 萬 輛 Model3,6.7 萬輛 ModelS/X),假定 35%的 FSD 裝載率,6500 美元的 ASP, 則軟體收入近 8.3 億美元(其毛利率大概率高於 80%)。
(2)軟體應用商城:類似手機應用商城,可即時購買性能升級軟體包(包括輔 助駕駛功能、FSD 及各類性能升級包),通過 OTA 進行升級。
(3)訂閱服務:2019Q4 推出定價 9.9 美元/月的車聯網高級連接服務,包括流 媒體、卡拉 OK、影院模式等功能。2020Q2,特斯拉宣布計劃在年底推出定價 100 美元/月的 FSD 套件訂閱服務,為 FSD 的使用提供另一選擇。
對於第三方汽車軟體供應商,盈利模式仍不明晰,參考手機產業模式及目前行 業發展情況,預計其未來有望採用以下 3 種主流盈利模式:
(1)受主機廠委託,開發基礎平台並收取許可費用。
(2)供應功能模塊按汽車出貨量 Royalty收費(按銷售量和單價一定比例分成)。
(3)基於車企平台為其做定製化的二次開發,並收取費用。
市場空間:未來十年軟體市場復合增速為 9%,2030 年 500 億美元空間
軟體市場進入快速擴張期。包括系統軟體和應用軟體在內的軟體系統將在智能 化趨勢中,由低基數實現快速擴張,據麥肯錫預計,軟體在 D 級車整車價值中 所佔的比例有望在 2030 年達到 30%,將成為未來汽車行業最重要的領域。
市場規模方面:電動智能化趨勢下硬體發展周期領先於軟體,增量市場彈性小 於軟體。據麥肯錫,2020-2030 年汽車軟體和 E / E 架構市場預計復合年增長 7%, 從目前的 2380 億美元增長至 2030 年的 4690 億美元。拆分來看,2020-2030 年軟體市場規模(操作系統、中間件及功能軟體)復合增速為 9%(由 2020 年 的 200 億美元,增長至 2025 年的 370 億美元,進一步增長至 2030 年的 500 億美元)。2020-2030 年動力系統市場規模復合增速為 15%,主要受動力源更 迭拉動。在硬體方面,ECU/DCU、感測器以及其他電子元件的復合增速分別為 5%、8%及 3%。軟體的應用帶動汽車集成及驗證環節革新,2020-2030 年集成 及驗證市場規模復合增速為 10%。
單車價值量方面:汽車軟硬體實現分離后兩者的發展模式將出現分化。其中硬 件體系的價值量隨模塊化、集成化發展,在規模化降本過程中其單車價值量增 長將較為平緩或略下降態勢;而軟體體系迭代速度快,在其對附加值模式的持 續探索下,價值量將持續上行。據麥肯錫預計,汽車中軟體單車價值量增速最 大,純電動車型將由 2025 年的 0.23 萬美元增長 7倍至 2030 年的 1.82 萬美元。同期 ECU/DCU、感測器、動力系統(除電池)及其他電子器件增速分別為 37%、 27%、-7%、5%。此外,在豪華車及主打智能化車型上,軟體的價值量佔比及絕對值將處較高水平。
汽車結構方面:全球汽車軟體與硬體內容結構正發生著重大變化,軟體驅動逐 漸成為主導。據麥肯錫預測,2016年軟體驅動佔比從 2010年的 7%增長到 10%, 預計 2030 年軟體驅動的佔比將達到 30%,屆時硬體驅動佔比僅為 41%。
軟體內容方面:應用型軟體為汽車軟體發展主力,ADAS 及 AD 軟體為主要增 量。據麥肯錫預測,2020-2030 年一體化軟體、驗證型軟體及功能性軟體市場 規模復合增速分別為 9%、10%、10%,其中功能性型軟體佔據汽車軟體半壁江 山(結構上佔比 6 成)。2020-2030 年按軟體功能劃分的市場規模中,最大增量 為 ADAS 及 AD 軟體,佔市場規模增量的 57%;信息娛樂、安全及聯網相關軟 件次之,占 20%;操作系統和中間件、車身和動力系統相關軟體、動力總成和 底盤相關軟體分別佔據 10%、10%、2%。
整車廠戰略思路:軟體為必爭之地
在汽車構架三步走過程中——傳統分散式電子電氣架構-域控制器電子電氣架 構-集中式電子電氣架構,主機廠將逐漸主導原本由 Tier 1 包攬的定製軟體部分, 軟硬體進行拆分發包的趨勢近年來愈發明顯。車企和互聯網軟體企業紛紛入局, 特斯拉引領車載軟體行業最高技術,大眾計劃緊跟,組建 5 千名軟體工程師開 發旗下所有車型統一的操作系統「vw.OS」,汽車屬性已然將逐漸由代步工具轉換 為移動的第三空間(例如未來的娛樂、辦公場所)。現階段整車廠與 Tier 1 的合 作模式仍在探索中,關乎開發周期、賦予附加值、構架實現、軟體變現模式以 及操作系統切入等問題上仍未進行標準化定義,卻為影響行業發展的關鍵所在。
特斯拉在軟體層面最大亮點是OTA 升級模式
特斯拉創整車 OTA 升級先河。其升級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將軟體升級發 送到車輛內的車載通訊單元,更新車載信息娛樂系統內的地圖和應用程序以及 其他車機類軟體。例如升級車機的運算速度、屏幕操作流暢度,運行高畫質游 戲以及增強可視化效果等,屬於駕駛艙內「看得見」的升級。另一方面,以直 接將軟體增補程序傳送至有關的電子控制單元(ECU),為 Autopilot 持續引入 及優化新功能。例如提升時速、修復駕駛漏洞等。軟硬體分離開發、硬體性能 冗餘的設計思路是實現 OTA 的必要條件,隨法規放開、演算法逐漸完善,特斯拉 以 OTA 升級軟體模式逐步解鎖新運用功能。此外,特斯拉顛覆車載軟體盈利模 式,以 6.4 萬元的 FSD 選裝軟體包定價、2000 美元的「 Acceleration Boost」 動力性能加速升級包獨創軟體付費的商業模式。
集中式電子電氣架構提供 OTA 基礎。特斯拉的整車 OTA 升級需要其超前的汽 車電子電氣架構做配套配合,傳統車企分散式電子電氣架構中 ECU 數量龐大, 單個 ECU RAM 內存容量有限,同時供應商的底層代碼和嵌入軟體差別較大, 難以完成整車功能的統一更新。而特斯拉採用集中式的電子電氣架構,分為 CCM(中央計算模塊,整合ADAS 及 IVI 域功能)、BCM LH(左車身控制模塊)、 BCM RH(右車身控制模塊)三個部分,2015 款的 Model S 大約有 15 個 ECU, 此後發佈的 Model 3 則直接通過 Hardware3.0 和三個車身控制器執行來控制行 駛、轉向和停止等功能,集中的架構和高算力的控制模塊支撐了特斯拉整車 OTA 升級。目前特斯拉已經可以通過 OTA 的方式實現改善車輛的底盤、信息娛樂、 電池續航、ADAS 乃至自動駕駛等多項功能,讓車的功能迭代更加靈活和便捷, 最終變成一台可以不斷進化的智能終端。
OTA 升級過程需數據網路配合,其安全性尤為重要。特斯拉 OTA 升級即指將程序從主機廠伺服器更新到指定 ECU,主要步驟為:車輛與伺服器通過蜂窩網 絡進行安全連接,將待更新的固件傳輸至車輛遠程信息處理系統及 OTA Manager,OTA Manager 將固件分發至需更新的 ECU 並管理更新過程,更新 完畢後向伺服器發送確認信息。整個 OTA 升級過程面臨安全考驗,騰訊科恩實 驗室曾實現對特斯拉的無物理接觸遠程攻擊,並將漏洞情況報告給特斯拉以做 修復。OTA 模式的信息安全(信息包加密及隔離)及功能安全(車輛狀態信息 傳輸)需得到足夠保障。
特斯拉 OTA 依然屬於行業標杆,傳統車企追趕特斯拉在研發 OTA 過程中仍面 臨困境。具先發優勢的特斯拉在 OTA 對動力和底盤系統有效升級層面、用戶體 驗、系統成熟和穩定性方面均處於行業領先地位,引領傳統車企和造車新勢力 跟隨布局,但仍面臨較多困難,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需投入較大的人力、 物力、財力,考驗主機廠研發實力;其二,OTA 打破固有的經銷商提供增值服 務的模式,利潤蛋糕重新切分具一定阻力;其三,OTA 安全性和穩定性上要求 較高,主機廠需理解部分互聯網領域技術。
大眾重塑軟體架構,推行 vw.OS 規劃
曾囿於軟體問題車型延遲交付。在特斯拉軟體技術快速迭代壓力下,大眾加緊 開發基礎架構,或因為開發過於倉促等因素,曾多次發生軟體問題,如新一代 純電動汽車 ID.3 因為軟體開發延遲造成交付時間推遲,新款高爾夫也曾因為倉 促上馬新技術(全數字座艙)於車輛中發現軟體問題而臨時停售。
大眾已著手構建軟體架構體系。為抗衡特斯拉及科技巨頭等新勢力的布局,大 眾愈發重視汽車軟體開發業務。2020 年 1 月 1 日起,大眾集團所有軟體開發工 作被集中至獨立新部門——Car.Software(2019 年 6 月份成立)。Car.Software 分為「互聯汽車和設備平台」「智能車身和駕駛艙」「自動駕駛」「車輛運動和能源」以 及「數字業務和出行服務」五個業務單元,其所有功能都將用於開發 vw.OS 車機 系統。一系列車型軟體問題出現后,寶馬製造工程高級副總裁 Dirk Hilgenberg 加入成為 Car.Software 負責人。此外大眾也對智能駕駛研發體系進行重組,如 拆分 L4 智能駕駛研發部分、合併各部門自動輔助駕駛研發。
大眾軟體計劃的內在驅動力來源於兩個方面:
其一:汽車軟體代碼愈發複雜。大眾曾做過統計,汽車軟體的行代碼遠大於其 他應用終端(汽車軟體 1 億行代碼 VS. Facebook 8 千萬行代碼 VS. PC 電腦 4 千行代碼 VS. 飛機 2.5 千萬行代碼 VS. 谷歌瀏覽器 1 千萬行代碼),是智能 手機的 10 倍。2020 年整車代碼量有望超 2 億行,達 L5 級智能駕駛代碼量有 望超 10 億行。
其二:汽車成為複雜的聯網設備,軟體將扮演重要角色。在大眾傳統車型上僅 需約 70 個 ECU,功能相對較為分散。而在未來的集成化計算單元體系下,軟 件的重要性將愈發凸顯,與 ECU 配合定義汽車功能,涵蓋操作系統、基礎軟體 以及其他應用軟體的車載軟體大眾均會自主開發。
大眾對研發投入、人員安排及軟體化目標做出規劃:
投入方面,大眾集團將在未來三到五年內投入 90 億美元(約合人民幣 630 億 元)資金進行軟體開發。員工方面,不同於製造環節的裁員情況,數字化部門 員工由 5000 名再次擴編至 1 萬人。軟體化目標方面,內部研發軟體佔比由不 足 10%提升到 60%以上,同時提出「8 合 1 目標」(將現有的 8 個電子平台整 合為一個平台)。2025 年前,所有新車型將使用 vw.OS 操作系統和定製的雲服 務(大眾與微軟合作),軟體在汽車創新中佔據 90%份額。
汽車軟體的未來推演
若考慮對汽車開發的終極假想,汽車最終會成為搭載「差異化元素」的通用化 平台。以目前視角,差異化元素涵蓋智能座艙(人與車互動的生態系統,包括 包括全液晶儀錶、車聯網、車載信息娛樂系統 IVI、ADAS、HUD、AR、AI、全 息、氛圍燈、智能座椅等方面)及智能駕駛(L1~L5 級智能駕駛等級)領域。而差異化元素主要由車型全新的電子電氣架構和軟體兩方面定義,一方面,ECU 里的功能模塊持續循環迭代的代碼驅動汽車執行最適宜的動作反饋;另一方面, 車載娛樂系統越發 APP 化吸引較多第三方開發者入場。海量數據在車內流轉, 其深層次的安全防禦(檢測和防禦網路攻擊)愈發重要。經過產業趨勢推演, 提出以下 5 大汽車軟體趨勢預判。
趨勢 1.往車輛集中式電子電氣架構發展,功能中心化
集中式電子電氣架構為終極構架體系。以域控制器為代表產品的跨域集中式電 子電氣架構再往後走,就是集成化程度更高的車輛集中式電子電氣架構—— Vehicle computer and zone concept(車載電腦),終極階段為 Vehicle cloud computing(車雲計算)。未來車輛通過用高性能的中央計算單元取代現在常用 的分散式計算的架構,將實現「軟體定義車輛」的終極目標。再此過程 ECU 的整合過程持續提升,應用程序完全從硬體中抽象出來,控制單元概念最終被 智能節點計算網路接棒。
趨勢2.更高傳輸性能的乙太網作為主幹網路承擔信息交換任務
乙太網作為車內通信網路大勢所趨。隨車內數據傳輸總量及對傳輸速度要求持 續提升,以及在跨行業的標準協議需求驅動下,支撐更多應用場景、更高速的 乙太網有望取代 CAN(主要用於車載控制數據傳輸,最大帶寬 1MB/s)、LIN(低 成本通用串列匯流排,主要用於車門、天窗及座椅控制)、Most(主要用於發數據 包)等傳統汽車車內通信網路成為車內通信網路。在對同樣的 ECU 的軟體進行 更新時,CAN 模式下的傳輸時間是乙太網的 30 倍。因此,乙太網的運用趨勢 得到主流整車廠(如寶馬、通用等)及半導體公司(如博通、恩智浦等)認可, 均推出符合乙太網的應用元件。未來趨勢上,乙太網並非能一蹴而就完全替代 CAN、LIN,預計多種通信模式將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共存——CAN、LIN 用於傳 感器和執行器等封閉低級網路間的數據傳輸;乙太網(取代 MOST 等技術)用 於域控制器及子部件間的信息交換。
趨勢3.OTA 空中升級模式普及
OTA 由特斯拉引領,向全行業普及。由特斯拉最先推行的 OTA 升級功能模塊 能持續修復汽車軟體缺陷、解決部分故障、解鎖或引入新功能以滿足用戶需求, 成為汽車軟體發展的主流趨勢。按照升級對象的不同,OTA 可分為 FOTA(硬 件在線升級)、SOTA(軟體在線升級)兩個大類,其中 FOTA 主要針對基礎硬 件和汽車底層安全相關功能的升級需求,例如剎車系統、制動系統及 BMS 等;SOTA 主要對座艙娛樂系統進行升級。對 ECU 而言,其內部為備份軟體準備了 額外區域空間,以備當前運行程序出現故障或升級中發生斷錯誤時自動滾回備 份軟體系統,防止車輛出現安全事故。
趨勢4.汽車在雲端交換信息
更為靈活的雲服務是 SDV 載體。從早期的機械時代過渡到目前的硬體時代,在 進一步進化至未來的軟體時代,汽車的功能實現方式持續演變,隨著客戶的個 性化定製需求日益增加,加之雲計算對智能、靈活和自動化的天然要求,由「軟 件定義」來操控硬體資源成為更合適的解決方案,未來大部分汽車功能在雲端 運行,為車企轉型提供聯接使能、數據使能、生態使能和演進使能。因此,在 雲計算的計算、存儲和網路等各方面的基礎設施上,均呈現出從軟硬體捆綁, 到硬體+閉源軟體,再到白盒硬體+開源軟體的演進趨勢。而雲服務也成為 AI、 智能汽車、大數據等新興科技實現商業化落地的載體(例如特斯拉在雲服務載 體上進行 OTA 升級)。近年來雲服務市場實現爆髮式增長,而車載環節尚處於 發展初期,後續增量空間大。
趨勢5.信息安全領域需深層次防禦
汽車電子的運用及智能網聯化趨勢推進車載信息安全要求提升。汽車脫離孤立 單元后,隨之而來的是攻擊面的新增,一方面車輛聯網后其數據面臨被盜取、 泄露風險,另一方面電控系統普及后存在轉向、剎車等關鍵功能被外部控制的 可能性(例如破解車機、T-Box、網管后,向 CAN 發送惡意指令)。即接入汽車控制終端的 APP、網路系統、ECU 代碼均可能成為新攻擊向量。雲(車聯網 平台)-管(車聯網基礎設施)-端(車載智能及聯網設備)均存在信息安全問 題,將造成車輛功能性安全隱患:
(1)雲端與管端:接送關鍵數據的中央互聯網關直接連接至車企後台,部分第 三方公司被允許數據訪問。目前網聯實現通常會通過 APP 實現應用層功能(例 如解鎖車門、調用空調功能等),此時存在手機端與雲端的通信過程,且應用程 序供應商能直接訪問開放的相關數據介面。通過雲端和對外通信管端能對車機 端直接進行攻擊。
(2)車機端:當功能系統被授權時,黑客能對CAN匯流排發送相關指令控制ECU。騰訊道恩實驗室曾對特斯拉 Model S 進行過無物理破解實驗,以 Wifi 熱點接入 向車載娛樂系統植入軟體取得車機許可權,在破解網關后能控制其多個電控單元。
為抵禦外部攻擊需建立深層次的安全防禦系統,嚴控與功能安全及數據連接。汽車的防護措施隨交互信息增多其力度持續提升。車企安全團隊通常基於雲-管 -端對症建立安全防禦系統以應對外部攻擊:
(1)雲端:車載終端是汽車安全架構的核心,主要注意 T-BOX(用於車端和 外界通信)和 OBD(用於將汽車外部設備連接到 CAN 匯流排)兩大塊的信息防 護。實時進行入侵檢測,防止 DDos 攻擊。
(2)管端:汽車在未來將頻繁接入和退出網路節點,存在被篡改信息的風險。通常需要對通訊過程及傳輸數據進行加密,採用專門的 APN 接入網路。
(3)車機端:加強安全固件驗簽及防 root 機制,管理介面並建立監控體系。此外,可在車輛功能模塊上單設安全晶元對數控進行校驗。
部分第三方供應商能參與至信息安全環節。汽車安全防禦對於以特斯拉、蔚來、 小鵬等為代表的有互聯網基因的造車新勢力來說,擁有一定先天的優勢。包括 特斯拉在成立之初便組建了來自谷歌、微軟等互聯網企業的 40 人的網路安全專 家,小鵬和蔚來與阿里、騰訊等互聯網廠商進行深度合作,未來華為等供應商 是此領域的預備軍。目前網路安全系統仍缺乏標準的信息安全方案,原本的汽 車軟硬體供應商難以以統一標準滿足不同整車廠的信息安全要求,並且在測試 階段很難直接接入車企平台進行網路安全試驗。預計未來行業將有提供信息安 全方案、網路安全模塊以及某一特定領域防禦系統的第三方軟體供應商出現。
投資建議和推薦標的
百年汽車工業面臨由機械機器向電子產品過渡的新變局,在我們看不到的隱秘 角落——上百的電子控制單元循環執行軟體代碼功能塊,通過高性能的中央計 算單元,與硬體體繫結合以解析駕駛員需求,邏輯運算後向機械部件發送相應 響應指令。近年來,SDV(軟體定義汽車)概念逐步被整車廠認知,根源在於 「汽車如何體現差異化」問題的變遷,硬體體系將逐漸趨於一致,軟體成為定 義汽車的關鍵,即造車壁壘已經由從前的上萬個零部件拼合能力演變成將上億 行代碼組合運行的能力。
SDV 趨勢下汽車軟硬體分離重塑市場格局,盈利模式由硬體向持續賦予附加值 的軟體傾斜。主機廠愈發需具備軟體的管理能力及核心軟體設計能力,並引入 供應商及互聯網企業參與此環節,開發基礎平台並收取許可費用、供應功能模 塊按汽車出貨量 Royalty 收費及基於車企平台做定製化的二次開發均為未來主 流的軟體供應商盈利模式。預計 2030 年 500 億美元市場空間,復合增速 9%。
汽車最終會成為搭載「差異化元素」的通用化平台。一方面,ECU 里的功能模 塊持續循環迭代的代碼驅動汽車執行最適宜的動作反饋;另一方面,車載娛樂 信息系統越發 APP 化吸引較多第三方開發者入場。海量數據在車內流轉,其深 層次的安全防禦(檢測和防禦網路攻擊)愈發重要。關於賦能域控制器、定位 車機系統的各項軟體性能升級,包括車內乙太網應用、整車 OTA 升級、信息交 互上雲及深層次的信息安全防禦等,或將帶來一系列發展機遇。
資料來源:https://m.news.sina.com.tw/article/20201001/36497492.html?fbclid=IwAR1zWwTMiTHwfLyqZ7Qx698UjYwI3v0c-hs3gXdy560Rf5BgAS4Ts4QLbOQ
正八邊形向量 在 婷婷看世界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走,回中國!” 中國正經歷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歸國潮】
這是一個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回流潮: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正形成最大規模留學人才“歸國潮”。截至2016年底,中國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到265.11萬人。僅2016年就有43.25萬留學人員回國,較2012年增長15.96萬人,增幅達58.48%。
“大磁場”的引力
“我想回中國”,不做巨變的旁觀者,要做巨變的創造者
“你想回中國?”
“對,這個機會很有吸引力。”
“你這個方向系里缺人,終身教職何其寶貴,有人夢寐以求卻沒有拿到。”
“謝謝您的好意。我去意已定。”
美國東部時間2017年1月26日,已獲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終身教職的副教授鄧巍巍向系主任請辭回國。
4月27日下午。在美國講臺上完最后一堂課后,鄧巍巍拍拍手上的粉筆灰,與學生作別。此時,他在美國居住15年,任教已整整7年。
是留還是走?鄧巍巍不是沒有糾結過、徘徊過。“你從哪里來?”在美國的那些年,這個眾所周知的終極問題時常拷問著他的內心。
2016年9月15日,中國“天宮二號”成功發射。曾經的大學同學坐在發射指揮大廳里參與發射,而身在美國的鄧巍巍只能靠刷朋友圈,來了解發射的情況。
那是一種游離于家門外的感覺,這感覺撞擊著他的心,也讓他找到了那個終極問題的答案。
飛速發展的祖國,有著強大的磁力,吸引著他踏上歸國的路。
“梁園雖好,非久戀之鄉!”早于鄧巍巍5年回國的袁軍華喜歡用錢學森的這句話詮釋他的離開。
“我怕再不回來就晚了!我不想當祖國發展的看客!”
2012年,袁軍華受召于“千人計劃”青年項目,結束哈佛大學的博士后工作,回到位于合肥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兩年后,他的夫人,同樣就讀于加州理工學院的張榕京回國。
……
歸去來兮,許多人遵從的是內心的呼喚。
“希望廣大海外學子秉持崇高理想,在中國人民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奮斗中實現自身價值,努力書寫無愧于時代的華彩篇章。”
2014年初,一封習近平總書記給全體留德學子的回信從中南海傳遍全球:“走,回中國!”一時間,歸國成潮。
國際大咖回來了——
2017年,蜚聲中外的“大師”、世界著名計算機學家姚期智放棄外國國籍,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姚期智長期從事計算機科學和量子信息科學研究,是迄今為止世界計算機科學領域的最高獎項“圖靈獎”得主中唯一一位亞裔專家。
實際上,姚期智早已“歸心似箭”——十余年前,他辭去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職。在清華,他先后創辦計算機科學實驗班、理論計算機科學研究中心、交叉信息研究院和量子信息中心,親自授課,指導學生論文,其計算機科學實驗班被外界稱為“姚班”。十余年間,一批批拔尖創新人才從這里邁向世界學術舞臺。因為“分量重”,姚期智回國被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回歸中國的“風向標”。
領軍人物回來了——
國際著名的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單分子酶學的奠基人謝曉亮、高能物理王貽芳、人工智能甘中學、新藥創制丁列明……他們的回歸使中國在各自領域的科研水平在世界上提高了10年到15年。
夫妻雙雙把家還——
從加拿大歸來的一對夫妻何理、盧宏瑋,丈夫入選國家“千人計劃”青年項目,妻子入選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
“回到祖國我們現在已經參與到國家級重大工程建設中,覺得特別有成就感,這在國外是很難想象到的。”盧宏瑋說。
同門團隊把業創——
量子物理學家潘建偉率高徒陳宇翱、陸朝陽先后回國,三人三奪世界量子電子學和量子光學領域最高榮譽——菲涅爾獎。他們在回國后組建了一支中國物理界的“夢之隊”。
潘建偉主持研制的世界上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成功發射,圓滿完成了包括在國際上率先實現千公里級星地雙向量子糾纏分發在內的三大既定科學目標……英國《自然》雜志評價:量子通信領域,中國用不到十年時間,由一個不起眼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勁旅。
“80、90后”登場了——
《麻省理工學院科技評論》雜志評選的2015年度全球杰出青年創新人物(TR35),中國“80后”青年科學家戈鈞躋身其中。
從美國斯坦福大學博士后一畢業,戈鈞即選擇回到他的母校清華大學,回來時,帶著懷孕的妻子。“中美之間的科研條件在迅速縮小差距。”戈鈞說。
從第十二批“千人計劃”青年項目開始,而1980至1984年齡段成為絕對主力,“90后”首次闖入“青千”榜單。
潮涌東方,勢不可擋。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迎來了史上規模最大、領域最多、范圍最廣的留學潮和歸國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歐美同學會會長陳竺說。
中國留學人才的加速回流形成態勢成為“現象級”:1978年,歸國人員僅以數百人計;2009年回國人員數量首次突破10萬人,2012年27萬人,2016年突破40萬人……
人員結構從“高精尖”向多層次擴展。從業領域從科研向創業、公共服務等多元化擴展,堪稱全方位“登陸”。“尤其是最近5年呈現規模化、常態化,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形成‘不落潮’。”中央組織部人才工作局局長孫學玉說。
“大磁場”的魔力
歸國人才找到了創新創業的大舞臺,“迎來了黃金時間”
2009年,不平常的一年。
那時,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的燕紹九博士正在美國懷俄明大學做訪問學者。“只有身臨其境才真切體會到,對美國而言,肇始于華爾街的那場金融危機比當年的14級颶風‘比爾’更恐怖。”
危機的寒風迅速吹到科研領域,經費投入青黃不接。“很多研究中斷了。項目批不下來,研究生縮招。”燕紹九回憶說。
此時的中國,一個傾全國之力的引才聚才計劃正在醞釀。2008年的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于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主要是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
孫學玉表示,海歸主要是被“吸”回來的。
這是一個充滿魔力的“大磁場”。
在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指導下,中央組織部會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國務院國資委等部門組成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小組。各地各部門建立引才工作小組或辦事機構。
人才項目推動引才聚才。繼中央啟動國家“千人計劃”后,各省區市、高校、大型企業及社會組織的“海外引才計劃”全速推進。北京的“海聚工程”、江蘇的“雙創計劃”、陜西的“百人計劃”、廣東的“珠江人才計劃”、深圳的“孔雀計劃”……多地把引才辦事處設在了國外,有的甚至把引才聯絡辦公室開設到了美國知識密集度最高的硅谷。
10天,輾轉3國5個城市、參加24場公務活動和人才座談會;拜訪3名諾獎級、院士級戰略科學家以及10余個海外產業領軍人才團隊……這是累倒在工作崗位上的武漢市委組織部長楊漢軍生前的“招才”時間表。“引進一名高端人才,就能集聚一個創新團隊,甚至帶動一個創新產業。”這是楊漢軍生前心中的急迫……
現年60歲的崔平曾是中科院寧波材料所的所長,但是在同事們眼中,她更像是一名“知心大姐和大管家”。
2013年12月11日,美國硅谷。寧波材料所的兩場招聘會分外熱鬧,每場近百名海外高層次人才慕名而來。
與7年前相比,崔平的感受是“冰火兩重天”。第一次赴美國招才,她拉著幾十公斤重的宣傳冊,穿梭在不同的會場,問津者寥寥。
崔平率領招聘團隊四面出擊,開展全球“相馬”大行動。連美國硅谷都設立了人才聯絡處。如今,寧波材料所云集了800余名科研人員,其中院士1位,海外高層次人才200余位。寧波材料所平地起高樓,站在了科研的領先位置。
為促進歸國科學家安心工作,中央和地方不斷完善政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落戶、入出境、稅收、醫療待遇、社會保險、子女入學、配偶就業、項目申請、經費補助等提供政策支持。
這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新的大舞臺——
哈佛“八博士”共聚合肥科學島建起世界上最先進的強磁場實驗裝置的故事,是近年來“歸國圈里”的美談。
“強磁場有強魔力。”“越比較越自信。”率先回國的“頭雁”、強磁場中心副主任王俊峰說的感言,道出了這8位博士的共同心聲。國內的科研條件今非昔比,在這里可以擁有“獨立實驗室”,而在美國是很難實現的。
他們看到,位于貴州山區的“中國天眼”、安徽合肥的“人造太陽”、廣東東莞的中國散裂中子源、北京懷柔的“北京光源”……一個個大科學工程或相繼完工,或即將上馬。
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為1.57萬億元,比2012年提高52.5%,年均增長11.1%,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國家。調查中有81%的留學歸國人員認為,國內創業機會比國外“要更好,甚至好得多”。
這就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業的大天地——
龐大的市場,為歸國人才創業提供廣闊的舞臺;升級的需求,讓歸國人才所掌握的高技術得以施展。他們創辦的環保、新能源、生物、金融等領域公司,如雨后春筍在中國大地上快速萌生、成長。
“二維碼居然已經取代了大媽的零錢筐。”讓全球頂尖的人工智能專家、美國普渡大學計算機系終身教授漆遠沒有想到的是,一次回國的經歷,讓他對中國創新刮目相看。
“萬萬沒想到,中國市場的魔力如此強大。”漆遠告訴記者,他回國后加入的螞蟻金服團隊已經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普惠金融服務,公司形成了獨特的“硅谷幫”現象。
中科合成油公司總經理、首席科學家李永旺這樣感嘆:“我要是留在國外的話,一輩子只能給國外的‘大牛’打下手、當跟班。”如今,中科合成油與神華集團合作在寧煤投產成功煤制油項目,已占據世界全面領先優勢。
七月的黃淮平原,太陽頂著天高。連續襲來的熱浪,焦烤著中科院“百人計劃”專家吳麗芳和她“80后”“90后”的學生們。
為了搶建一個移動羊棚進行農牧耦合改土技術試驗,他們的衣服濕了干,干了又濕。“我們有3個核心試驗示范區,在懷遠、渦陽、太和縣,走一遍得三四天。我是基本上兩周去一次,車上放個袋子,里面放著球鞋、膠鞋、草帽。”吳麗芳說,現在化肥能撒,農機能開,有時在農村一待就是幾個月。
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起,袁隆平帶領團隊攻關“雜交水稻”技術,幫助解決中國人吃飽飯的問題。如今,從新加坡歸來的吳麗芳,依托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技術生物與農業工程研究所,作為中科院“第二糧倉科技工程”總協調人,求解“從‘吃得飽’到‘吃得好’”的“糧食安全方程式”。
小麥赤霉病,多見于黃淮海平原,被稱為“小麥癌癥”。吳麗芳從新加坡回國后,與它對陣了三年。團隊通過交叉學科研制出一種隱性納米防護膜,噴一次,就像是給小麥涂一層防曬霜,赤霉病的發病率可降低50%至70%。項目目前已進入產業化商談階段,計劃明年上市。
談起歸國的感受,吳麗芳說:“中國這個‘大磁場’的設置是為科學家的未來發展提供了無限可能,我們因此迎來了科研的黃金時間,想干啥就能干成啥。”
“大磁場”的活力
做偉大復興“生力軍”,助力祖國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
穿越歷史的星空,總會發現那相似的足跡——
一部百年中國留學史,就是一部推動中國近現代化的變革史。
150年前,容閎、詹天佑、茅以升等中國早期留學生,成為推動中國近代化的先驅;
60多年前,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鄧稼先等留學歸來,成為建設新中國的棟梁……
時至今日,中國留學生遍布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們經過多元文化的熏陶、全球化視野的歷練,有著強烈的創新意識和創業意愿,是全新的國際化人才群體。
他們將帶給我們怎樣的世界?
“海歸科學家作為知識技術轉移的人才力量,正逐漸成為中國學術發展與科技創新的生力軍、高新技術應用的推動者、推動中國創業發展的領跑者。”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有關負責人指出。
——促進基礎科研水平大幅提升。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70%以上的教育部直屬高校校長、80%以上的兩院院士,都有海外學習或工作經歷。“千人計劃”分13批引進7000余人,絕大多數來自美歐等科教發達國家知名高校、科研機構和跨國企業,包括6名諾貝爾獎得主、80余名美歐等發達國家科學院、工程院等院士。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在施一公等海外回國人才帶領下,自2009年以來,已在《自然》《科學》等世界頂級期刊上發文70多篇,國際影響力迅速提升。
8年前的一天,潘建偉在北京國家博物館參觀完“復興之路”主題展后,給大洋彼岸的學生們分別發去短信:“希望努力學習,早日歸來,為民族復興作出貢獻!”
這條信息,他的學生,“80后”的青年科學家陸朝陽在手機里存儲至今。陸朝陽與老師潘建偉有一個“心靈契約”:老師推薦他去英國劍橋大學學習量子技術,他承諾學成回國效力,把最新理論和方法帶回來……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潘建偉分赴海外學習的弟子,以極高的“歸巢率”陸續回國。正是這樣一支隊伍的歸巢,使得中國近年來量子科研異軍突起,連續在量子理論、量子通信、量子計算等研究領域涌現世界級成果,在量子革命的發展史上,標注下新的印記。
——助推科技創新創業大潮。
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后創建了大批高新技術企業,促進形成創業文化,為中國經濟帶來新的活力。
如李彥宏創立百度公司等,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創辦的企業已有73家掛牌上市。“千人計劃”專家、浙江貝達藥業公司董事長丁列明,成功研發出世界第三個、中國第一個小分子靶向抗癌藥“凱美納”;同為“千人計劃”專家的信達生物制藥(蘇州)有限公司董事長俞德超,回國后帶領團隊開發上市了我國第一個具有全球知識產權的生物創新藥“康柏西普”,是我國近10年批準上市的第一個大分子藥物。
“十二五”以來,我國科技進步貢獻率由50.9%升至2016年的56.2%,科技創新能力顯著增強,發明專利申請受理躍居世界首位并保持領先地位,其中海外留學人才做出積極貢獻。目前,全國共有留學人員創業園300多個,入園企業2.4萬家,2015年技工貿總收入超過2800億元。
——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
2017年5月,我國南海海域天然氣水合物(可燃冰)首次試采成功,將對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產生重要影響,國家“千人計劃”專家盧海龍擔任試采工程首席科學家。載人航天、“天河”高性能計算機、北斗衛星導航、“蛟龍”系列深海潛水器等戰略高技術突破背后,留學人才身影頻現。
2017年9月25日,中國“天眼”落成啟用一周年。而在10天前,最懂“天眼”的南仁東,卻永遠地閉上了眼睛。對于這個“世界獨一無二的項目”,他一直在跟自己較勁。24年,8000多個日夜,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首席科學家、總工程師南仁東心無旁騖。這位清華大學無線電系高材生,放棄日本國立天文臺客座教授職位,將生命燃燒在崇山峻嶺間的中國“天眼”,在世界天文史上鐫刻下新的高度……
——促進國際交流和對外開放。
一些專家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在全球治理中提出“中國方案”,推動重要國際性學術會議在中國召開,提高了我國在相關領域學科的國際地位。隨著越來越多的留學人員回國,人才集聚效應日益凸顯,為建設科技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網絡強國、交通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提供有力支撐。
——撬動人才體制機制改革。
“千人計劃”的實施,推動各單位在人才和科研機制上大膽突破、先行先試、新人新策、特事特辦,實現“出人才、出成果、出機制”。許多專家帶回先進科研管理理念和經驗做法,對國內人才體制機制創新產生積極影響。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實行“科學家為主”的管理機制,較短時間內實現科研成果和人才培養雙豐收,成為國內科研機構改革的“試驗田”。
“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形成了重視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的良好氛圍,形成了從政策到落地的系列人才保障。”歐美同學會黨組書記、秘書長王丕君說,抓住祖國發展的難得戰略機遇期,當代留學人員不斷書寫復興路上的精彩篇章。
“大磁場”的偉力
從“索我理想之中華”到“興我理想之中華”,把“我的夢”融入“中國夢”
2017年9月12日,G81次,一趟開往中原的“人才列車”,滿載著海歸學子。這一天,歐美同學會在鄭州召開年會,海歸大軍吹響集結號。
美、德、英、法……他們的足跡遍布世界每一個角落;學術前輩、先進青年,他們帶回來最先進的知識、最前沿的理念。
“讓我再講幾句好不好?”“請再給我五分鐘,五分鐘就行。”……他們爭先恐后地發言,傳遞著綠葉對根的情意。
104年前,顧維鈞等人發起歐美同學會,希冀用國外先進的科學文化和進步理念,為國家強盛貢獻力量。可在積貧積弱的年代,多少人報國無門,抱憾終身。
今天,歐美同學會的命運發生了驚人的逆轉。歸國對于留學生們而言,不再是“毅然決然”的抉擇,而是擁抱希望的“欣欣然”。他們成了中國創新創業的領跑者和生力軍。
百年潮,中國夢。
歷史的大潮逐夢浪高。
“從上世紀美國、日本、韓國3個國家的成功趕超看,實行人才優先戰略,是其成功的秘密武器。”孫學玉表示,誰搶占了人才培養、吸引和發展的制高點,誰就贏得了未來。
西方媒體評價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中國將其視為令其站在科技前沿、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到新水平的關鍵捷徑。
“科技強、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這些強盛的起點在于人才。”科技部黨組書記、副部長王志剛說,面對“兩個‘一百年’”的目標,我們對人才的渴求超乎尋常,我們需要做得更多。
在中科院院長白春禮看來,人才需要“掐尖”。
作為上世紀80年代的公派留學生,1987年底,白春禮結束在美國的留學返回中國。“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他說。
白春禮把當時國際最先進的納米技術研究帶到了國內。29年后,已經成為中科院院長的他,又把王中林——國際上研究納米最優秀的科學家之一,引回國內。
王中林是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終身教授。他研制出世界上最小的發電機——納米發電機,又因在納米技術領域的基礎貢獻,當選為歐洲科學院院士。
這是中國緊缺的拔尖人才。對比美國20多人的實驗室,中科院為他提供了200人的團隊,相同的文化背景、良好的合作氛圍——王中林舍不下如此優厚的科研條件。“回國吧”,2016年,王中林做出了決定。
“人才計劃不是拔苗助長,也不能‘請來女婿氣走兒子’。”在白春禮看來,用好現有人才、引進急需人才、穩定關鍵人才、培養未來人才,是引才聚才的理想路徑和良性循環。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越來越重視柔性引才。尊重人才流動規律,但求所用,不求所有。回來,我們歡迎;再走出去,再回來,我們還歡迎。”孫學玉說。
不拒眾流,海納百川。引才、育才和推送人才并重,中國不斷為全球人才競相在華創新創業提供沃土。
中國仍處于引才“黃金機遇期”,正在以識才的慧眼、愛才的誠意、用才的膽識、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黨內和黨外、國內和國外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人民的偉大奮斗中來。
2017年的一個夏日,太湖邊的演播廳內座無虛席。一場由國家“千人計劃”專家聯誼會主辦的海外歸國留學人員主題音樂會在這里舉行。
著名海歸小提琴演奏家呂思清演奏的《梁祝》、吉林大學黃大年先進事跡報告團的散文朗誦、演奏家鄧建棟領奏的二胡曲……
“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一首《東方之珠》,也是一部“赤子曲”,每一個音符、每一個字眼無不叩響在人們心間。
百年前,也是透過這水與天的相連,求學海外的學子們從海上歸來,共同凝聚起全民族千千萬的智慧和力量,去戰勝千難萬險。大海,隔不斷一位位游子思念祖國的赤誠之情;海浪,寄托著一代代海歸始終不渝的強國之夢。
“不論樹的影子有多長,根永遠扎在土里。”習近平總書記用的比喻,形象而又深情。
有一種海魚名鮭,不管游到何處,成熟后都會踏上逆水返鄉的旅程,只為心中唯一的夢想——回到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潮流浩浩蕩蕩。中國夢激蕩最大“海歸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