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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這篇的作者，是柯學系的教授嗎？頗析的非常深入，從去年的狀況講到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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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來指揮不會太差嗎？
: 我就不信柯會開放 3+11
: 這邊有擋住 後面的事根本就不用討論了
: 嘴這麼多 他媽的還不是放毒進來搞的
: 幹你媽的廢物 3+11

這種說法，就是最標準的不負責任的說法

因為柯CF不在那個位置上，沒有機會做這個決定，所以你愛怎麼發明他肯定會做甚麼、肯
定不會做甚麼，甚麼東西做得一定很好，都是完全不用負責任，也沒半分根據的說詞，而
且全都是很廉價的、隨你高興怎麼講就怎麼講的，還沒人能說你不對。這就好比你說天狼
星上面一定有生物，而且一定是躲在地面下的，還有八個頭六隻腳十七個眼睛一樣，你也
沒半點依據，叫人無從反駁起。而難道為了反駁你這種無從證實起的論點，地球人要特地
派太空船上天狼星去開挖，來證明你說的東西不對；好比我們應該讓柯CF當當總統或是衛
福部長，然後來檢證一下他是不是真的不會開放3+11?

事實證明，所有的事情都是需要時間來檢視真實，而不是讓你在這裡說空話的

政治上的積累，基本上都是要看你曾經做了甚麼，做過甚麼；做對了你才能積累信用，做
錯了你就要失去信用，負起責任。在現實中，大家都是從你的過去跟經歷來判斷你的，而
不是從學歷或是考預官時測過的智商

好比我們以你最有信心的柯CF為例，他當了兩任市長，在經過時間的檢證後，以往柯CF自
己說絕對不會做這個、絕對不會放行那個，講得斬釘截鐵，大義凜然；事實證明，到最後
等他坐在那個位置上被檢視時，你才發現事情根本不是自己吹噓的那樣。原本不能蓋的大
巨蛋也蓋了、不能跟拿刀叉吃人肉的財團吃的飯也吃了、原本不會再有的余文也有了、要
幫下屬扛責任的肩膀也沒有、說好台北市不會再有的違建還是有，還有其他拉哩拉雜一大
堆東西，真正資深的柯黑肯定可以列出各種族繁不及備載的事情，來證明柯CF絕對不是像
他自己講的那種人

而以上這些東西，也不是我造謠汙衊他的，是他自己或他的團隊，以往為了博取美名，站
在很高的道德標準上說出來的；但事實證明，柯CF不但不是一個有肩膀的長官，而是一個
刻薄寡恩、一意孤行的人，而且嘴上說的跟手上做的完全不是同一套

當然，自認為一個稍微理解真實政治怎麼運作的人，我並不會太苛責他

講白一點，我甚至覺得很多東西做不到其實也沒甚麼，正如同我不投馬英九並不是因為他
做不到633，而是馬英九跟國民黨從頭到尾就不能投，而不是因為他做得到或做不到633。
同樣的道理，柯CF拆不完違建、跟財團吃吃飯之類的，不是他被認為是一個不合格政治人
物的理由。因為我很清楚，這是績效問題，而執政者作為一個要負擔更多責任，眼光更遠
的人，任務就是要協調、妥協各方意見；所有的執政也會有成本壓力、時間壓力、民意壓
力，很難面面俱到或是按照時程表辦事，更難達到純粹的績效。好比拆違建這件事，在廣
大鄉民嘴裡講起來很簡單，實際上違建拆除的公務流程非常麻煩，編列的預算也很多，而
且拆除違建是純破壞性的，你把全市的違建拆光，除了貫徹理念上的公平正義、改善市容
之外，絕大部分的市民不會因為你編了30億、50億預算把全市的違建拆光，而得到任何的
實質好處，反而會得到很多遊民，或是加重社福單位的負擔。你讓大家住在可能不合法的
房子裡，權衡一下會比讓他們躺在街頭等社福單位救援或是橫屍街頭來得好

而且你拆違建，違建裡面的人要是不搬，你要讓他怎麼辦?冬天把違建給拆了，把裡面的人
叫他棉被包一包趕去路邊，他等一下給你來個肉身阻擋，或是半夜冷死在外面，儘管你市
府完全可以說這很OK，我們整件事在法理上都是站得住腳的，但只要有人因此流離失所、
橫死街頭，你在政治上無論如何都是站不直的。所以柯CF在嘴巴上把拆違建當成為所當為
的正義之舉，拆起來還可以當政績新聞宣傳，實際上是，可能第一屆市政時還有人偶爾講
講拆違建當政績，到第二任，你看誰還提這回事?

所以儘管他講得很了不起，但實際上看就知道，在執政必須被很多東西限制的情況下，他
並沒有他自己講的那麼了不起；但這並不是最大的問題，因為嘴巴講的十成，實際上做出
來要打三折五折是常態，不管哪一黨的政治人物都一樣。這是大眾民主時代必須兼顧民意
的常態，也是專制國家時常詬病民主國家的本質弱點；如果可以像中國那樣，為了在北京
開G8工業國會議，就把整條胡同跟你家門口用牆砌起來，管你死活，你來抗議我們就把你
維穩一波，送集中營，這樣問題肯定很少

但民主國家不行，民主國家是要妥協的，就算要輾壓也只能用投票跟民意，不能用裝甲車
；柯CF的妥協不是問題，民主政治下人人都會妥協，不管是不是逼不得已。儘管妥協就會
失去完美的成果，但這不是他固有跟最大的問題；雖然他妥協了還要矇著眼睛胡謅自己從
不妥協，然後把別人打成綏靖主義者、姑息養奸者的這點讓人很不齒，但這只是他的人品
實際上一點都不高潔的體現，稱不上是政治裡面最大的問題

柯CF最大的問題是，他是個在執政上缺乏遠見，政治判斷力也極度不正確的人

原因很多，基本上跟他缺乏人文素養也有很大的關係，但這先不提

不過每次看到像你這種毫無意義的言論，憑空講著柯CF如果執政當家一定能做得多好多好
，一定不會開放3+11這種政策，其實就是純屬空話。因為任何對過去的事情稍微有點歷史
記憶，不像廣大群眾一樣缺乏時間感的人都會很清楚，在去年疫情剛開始在全球蔓延時，
柯CF作為一個理論上的醫療專業人員、一個政治人物跟決策者，對於疫情走向、輿論風向
的預判有多不正確，以及他對執政黨早期防堵病毒、增產口罩、擴充生產線的策略有多不屑

但過去的一年多證明了，口罩是防疫上極為有用的物資，也是關鍵的防堵戰略必需品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國家投資增產口罩，沒有開放生產線，是沒有辦法在第一波隔絕傳染
跟防堵病毒的；而如果沒有口罩，病毒的傳染就會在去年大幅加速、爆發，讓台灣很可能
陷入跟其他國家一樣的困境。光看柯CF當時的批評，就可以知道他在這件事情上面是持完
全相反意見的；那如果口罩+封鎖國境的防堵，在過去一年多是成功的，那不就在邏輯上證
明了如果我們當時聽柯CF的，他就不會投資增產，我們也沒有口罩可以用，也沒辦法出口
，到現在可能還在短缺。你不能像某些神經病，好像要人格分裂一般的說，去年增產口罩
的策略可能是成功的，但不要擴產，用現有產線24小時操爆式的生產搞不好也是會成功的
。明眼人會算點數學都知道那差多少條產線、差多少產量，去年政府大規模投資擴產都已
經快要趕不上產能了，有段時間都還很吃緊，柯CF跟KMT出來嫌口罩太少，結果你還是硬要
說24小時趕工這種產量明顯低很多的狀況能解決口罩荒，也會成功或是有類似成效，我想
除了把你當神經病之外，好像也沒甚麼別的選擇

拉得長遠一點來看，口罩生產有浪費的問題嗎?過了一年多，全世界或全台灣有不需要用到
口罩了嗎?多生產的口罩沒有幫上我們甚麼實質的忙嗎?有像柯CF說的，國家盲目投產，未
來的今天會有浪費掉的問題嗎?

憑這樣的執政眼光跟選擇，你卻要跟我說，柯CF能成功防下去年的疫情?

不過某種程度上，我倒是同意你講的，如果是柯CF執政，他一定不會開放3+11

這就像是我跟大家說，如果今天是我上場打球，而且打滿全場，公鹿一定不會打到最後幾
分鐘才輸給籃網；因為事實是，如果讓我上場，公鹿可能早在上半場就輸50分了，根本不
需要等到最後幾分鐘

對於3+11政策的討論跟放寬，是由於防疫前階段的成功，讓台灣的航空貨運業還能盡可能
的運行，而且經濟成長良好，才有可能在平穩的情況下來討論是不是應該降低檢疫隔離天
數，好讓機師飛航壓力不那麼大的問題

簡單來說，這是由於你前面成功了，才會有這段討論的產生。而根據柯CF對防疫策略的選
擇與眼光，基本上台灣在去年就已經輸了，根本不需要討論到3+11的問題，或是討論了也
沒差，因為那時候的台灣可能跟其他國家差不多危險；好比公鹿隊如果在上半場派我上去
打球，大家在球賽最後幾分鐘要討論的就不是最後一擊的戰術，而是下半場還沒開始就可
以訂PIZZA了。精確一點說，柯CF執政下的台灣，按照他的策略，疫情應該在去年就爆炸了
，所以他不會把機組員的隔離從5+9改成3+11，因為在疫情爆炸的情況下，這些東西是全然
沒有必要討論開放的

再說，如果根據前面我所提到的，政治本身就是妥協各方意見的歷程，按照柯CF過去各種
對財團、對原則的妥協，以及他對政治利益的渴求，我是完全看不出來假定在他執政下的
台灣政府就算防疫成功(雖然我不知道當他的策略跟現有成功的路徑全然相反時，到底是要
怎麼成功)，他哪裡有理由可以保證不會在權衡之下開放較寬的機組員檢疫政策。而我們也
不能讓時光倒流，或是好像在做實驗一樣，給他一個時間，讓大家試試從去年開始沒有口
罩的日子會是怎麼樣的

一個已經從國際政治、防疫策略上證明了他的政治眼光很不正確、策略很不正確的人，然
後柯粉還要告訴我，他未來的防疫政策一定不會比現在的成功者來得差的；你硬是要說他
絕對不會對機師空會、飛行員公會的要求妥協，會堅持該怎麼辦就怎麼辦的科學原則，然
後檢視他過往的資歷，發現他妥協得比誰都兇，只是嘴巴上沒承認。而對於這種毫無時間
感、歷史感，甚至一點現實感都沒有的睜眼說瞎話，我也只能說，這就是政治德行低落的
結果，活該被騙

然而，偏偏就是政治德行最差的人，反而會對政治或現實存有一種很fantasy的幻想

他們會毫無現實感的認為，所有正在做事的人都不行，而是那些沒有在做事，或是做不上
事情的人反而是最行，因為他講得好像一口正確。好比儘管現實裏面沒有一個常上NBA板的
鄉民能當得上NBA教練，能當得上NBA教練的人也不會跑來當鄉民，然而廣大鄉民堅持要無
比裝逼的認為自己比所有NBA的教練還會帶隊、還會用人，該派誰上下場的決定一定比在場
邊帶隊的人正確。當然，在政治上顯然也是一樣，他們可以毫無現實感的認為一個不在位
置上的人，一個對初期疫情判斷錯誤，連感染風險出現後對八大產業都比其他城市晚封閉
的市長，卻可以毫無來由的當防疫指揮官當得比其他人都屌

這種純粹fantasy的想像之所以會出現，正是因為他們理解中的政治問題，基本上是毫無現
實感的東西，純粹建構在理論或是想像之上的、不需要跟所有殘酷的真實交手或是接觸，
產生了一種對生活缺乏真實感的都市知識分子認知，或是純粹費拉式的空想。對他們來說
，理念正確的政治口號就足以收服他們了，不需要甚麼實質的東西，像是CF的經典名言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這句毫無意義的話，就深得廣大知識分子的心，他們覺得這句有說等於沒說的廢話徹底的
打中了他們內心渴望的一切；儘管所有需要做事的人跟廣大照章辦事的公務員，沒有人知
道「該怎麼做」，所以也不知道要「就怎麼做」起，但沒關係，我們只要讓大家好好知道
一下「該怎麼做就怎麼做」的概念就好了。過往大家做了不該做的事情，一定是因為你們
缺乏健全常識，你們不知道這個「該怎麼做就怎麼做，以及不該做的事情不要做」的概念
有多正確跟重要。那也是OK的，阿北現在不是來了嗎?讓我們跟阿北來好好的教育一下你們
，讓你們這些玄武岩腦袋的傢伙了解一下我們透過阿北天啟後得到的先進思想，知道一下
遵循我們阿北的正確指示有多麼重要、多麼激勵人心，這就夠了。然後講完這些，柯粉就
歡天喜地的簇擁著CF走了，留下一堆號稱只剩兩瓶，實際上卻完全打不完的疫苗，以及該
打給誰就打給誰、該給誰打就給誰打的指示；那如果到最後打到不該打的人，或是不該施
打的人打了，那絕對不是阿北的問題，因為阿北已經給出絕對不會錯誤的最高指示了，後
面有任何問題的話，那很明顯就是你們該負責任的

就任何懂得實質的人來看，完全可以知道柯CF的政治口號是純務虛不務實的

因為所有在做事的人都知道，問題不是出在他們不知道「該怎麼做就怎麼做」的這件事，
而是他們不知道「該怎麼做」；因為「該怎麼做就怎麼做」是常識，而「該怎麼做」是政
治指示。跟廣大自認知識純度很高的柯粉認知的剛好相反，成千上萬需要辦事的人缺乏的
不是常識，而是政治指示；因為常識大家都有，但政治指示是要負責任的，多數人沒辦法
做的是這個。你避掉這件事，然後洋洋得意地說我現在教了一個偉大觀念，現在大家知道
了，這完全是沒有絲毫意義的，是純粹務虛不務實的。但對於柯粉來說，這沒關係，因為
他們對於實跟虛的概念是完全顛倒的，對他們來說，正確、空洞而無意義的口號才是真實
，其他不是；所以阿北拍拍腦袋發出來的指示已經到了，而這句話是絕對正確的，你們沒
有照做或是沒辦法照做，那肯定是你們的問題；如果我們柯粉有集中營，一定會把這些沒
辦法遵從柯主席偉大指示的反動份子送進去夾邊溝或是甚麼溝的地方好好再教育一下

至於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把廢話當成絕對正確的話其實也沒甚麼錯，畢竟無論是我，或是
再厲害的人，都一樣沒辦法反駁在非洲只要每過一分鐘，世界就少了60秒這種話；你要洋
洋得意的說你睿智的指出了世界的真理，你無法被反駁，是你贏了，我好像也沒甚麼反對
你的必要，因為這很像在跟白癡吵架

但沒關係，有了阿北絕對正確的前提後，我們就可以依據這個邏輯來解釋所有問題了

儘管阿伯顯然跟財團妥協了，但阿伯沒有輸，因為他捍衛了台北市政府，是你們這些1450
輸了；儘管阿伯的網路義勇隊不領薪水，也不是上班，只是剛好有分到一些酬勞，以及剛
好在上下班時間推文，這樣的網路義勇隊不是網軍，但用起來跟網軍有90%類似。儘管阿北
所有的事情都跟他批評的對象沒有兩樣，甚至更糟，儘管阿北每天批評CDC對於疫情沒有超
前部屬，但阿北的台北市政府更是連疫苗施打的造冊都沒有造好，等到疫苗到手的時候才
發現不知道從何打起，也打不完，只好發下去診所給大家「該怎麼打就怎麼打」一下，但
沒有問題，阿北是正確的，阿北還在台北市政府，他沒有輸，是你們這些1450輸了

儘管真的在辦事的人都很清楚，這樣是辦不了事，而且很可能只會越弄越糟，但在柯粉眼
裡，他們是不管這些的；總之有功是阿北的功，有過是你們聽不懂阿北開示。CF嘴裡是在
念經的，我看到了，而且因為他念經的姿勢很正確，手有沒有在摸奶我就不管了

OK的，我看大家就不要浪費時間了

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知史百家

安煥然

拜里米蘇剌建立滿剌加，碰上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這個機遇，就是中國明朝永樂皇帝（明成祖）的即位，以及隨後奉明成祖之命，下西洋的鄭和盛事。

經過一場殘酷血腥，叔侄間皇位爭奪的靖難之役，建文（明惠帝）短命政權被推翻，1403年朱棣即位，是為史上之明成祖。或許是基於他得位不正，篡立與殺戮的反激作用，向來仰慕唐太宗李世民（這位聖君也是在玄武門之變中篡位）的明成祖，為了洗刷「篡奪」的壞名聲，企圖利用對外偉業來轉移國內的視線，藉由積極的外交手段來鞏固內政權位，一反其父親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中期對外的消極政策，轉而採取積極主動的海外政略，中華朝貢體制在永樂一朝，推至空前的高峰。

明成祖即位之初，就屢次大遣使節出國招諭海外，友好親善訪問諸國。尤其是鄭和下西洋，其陣容每次動輒二萬餘名兵員，揚帆駕駛大小海船數百艘，航行區域之廣，詔諭海外國家之多，經南中國海、馬六甲海峽，橫渡印度洋，把中華朝貢圈擴大到阿拉伯世界，甚至東非之地。

與此同時，明成祖派遣使節團出使日本、琉球和蘇祿（今菲律賓）、渤泥等國，強化與「東洋」區域的聯繫。

為了重新調整明朝與海外諸國之間的關係，明成祖一即位，就爽然表示其對外的態度。他一方面復置市舶司，專門處理貢舶事務，並將附帶性的朝貢貿易的限制，自動放寬到令朝貢使團驚喜的地步。明成祖認為，凡是海外諸國誠敬來朝，「其以土物來市易者，悉聽其便」。「蕃人」之貢舶貿易，若有不知避忌而違憲犯法者，明成祖亦訓令「皆寬宥之」，以示懷柔遠人。

明成祖也積極招撫那些流寓海外的華人商販集團。但對不肯馴服的，亦毫不縱容。鄭和下西洋生擒舊港頭目陳祖義，即是一例。浩浩蕩蕩的鄭和巡洋艦隊，對肅清馬六甲海道，確保中華朝貢圈貢道之安全與順暢，扮演要角。

鄭和下西洋的效應，促使海外諸國紛紛來中國朝貢。僅在永樂二十一年（1433）九月，一次就有西洋、古里等16個亞非國家的朝貢使團到來中國。鄭和下西洋期間（1403--1433），海外有4國的11位國王曾親自率團前來中國朝貢。

明成祖相當關注海外事務，甚至積極調停其海外藩屬的國際爭端。無論是在朝貢圈的地域和數目，永樂一朝，實達有明一代之頂峰。中國皇帝像這樣子的關注海外事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也是絕後的。王賡武論說，明成祖是中國第一位對海外地區付出極大關注和爭取主動的皇帝，同時他也是最後一位這樣的皇帝。

15世紀初，明帝國在亞非海域建立之海上權威和聲望，中華帝國朝貢體系的維繫與規範之制定，往往取決於明廷自己的假設上。以明帝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之建立，原則上源於中華思想「優越性的神話」理念，及其「王道天下觀」。《明實錄》涉外朝貢事務和各項詔令官方文書，經常見到禮治德化的華麗之詞充塞其間，並以此來為其建立的世界秩序和天下共主地位，進行合理化的矯飾。但「王道」、「懷德」畢竟只是處理外交關係的一種理想模式，它必須要有強大的實力（即「威」）來做後盾。此「威」不是指侵略性的暴力，而是一種示威性和威嚇性的作用。「德」與「威」實是中華帝國朝貢體系的兩大基礎。

明初帝國堅強的國力，雄厚的經濟基礎，強盛的海軍，對海外諸國而言，起著一定的威攝作用。鄭和七下西洋，其陣容之壯，多少是帶有點示威性質的。

但是，對那些表示誠信的藩屬，明帝國皆以撫綏，懷柔以示遠人。海外諸國只要誠敬來朝，「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尊崇明朝為宗主，建立一種鬆散的宗主與藩屬，上下不對等的關係，就符合中華帝國朝貢體系的基本原則。

這種宗藩關係的建立，有一些必須恪守的權益與義務。為了維護明朝宗主國的地位，明帝國要求其德威所及的朝貢藩屬國之間，應講求睦鄰之道，各守本分。因而，對某些藩屬國來說，如果誠信納入中華朝貢體系，尊奉大明天朝為宗主國，倒是為自身提供了一條可以尋求政治庇護，借以爭取國際制衡的新管道。明廷有義務維繫中華朝貢圈的和平秩序和安寧，但一般上不直接干涉藩屬國的內政，致使海外藩屬在行進中華帝國朝貢圈時，對明朝「事大」的回應上，藩屬國本身的發展仍能保有相當的自主性。這是與後來西方帝國主義者的殖民侵略行舉，是完全不同之事。

總括言之，明成祖積極推動海外政略，鄭和下西洋的績效，達至空前鼎盛的中華朝貢體系所促成的國際情勢，致使海外諸國與中國的交涉往來，有了相當的變化。有別於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形態，亦不同於近代的國際外交形式。海外諸國進入，或被卷入成為明代中華朝貢圈之一員，如何從自利的屬性，在朝貢體制內各層面所呈現的結構性關係和互動中掌握機遇，尋找出自己的定位及獲得最大利益，成為各個藩屬成員國所努力的事務。滿剌加在此種特殊情勢下，與明朝建交，是項千載難逢的機遇。其回應與互動，造就了一段600年前「馬中關係」的絕配良緣。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