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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丘吉爾 ．他們的時代》書摘筆記

* 1928年，一戰期間，毛姆將其於日內瓦從事諜戰工作的傳奇經歷，寫下的原型小說集《英國特工阿申登》問世。

這部作品得到極高評價。雷蒙德·錢德勒曾盛讚它「最偉大的間諜小說」。

後來被英國軍情五處作為教材的《英國特工阿申登》，出版過程其實並不順利，從毛姆寫作完成至出版問世，至少花了十年時間。

該書出版最有趣的插曲是原稿差點被丘吉爾以違反《政府機密法案》為理由銷毀。

丘吉爾後來成為毛姆活躍社交圈的好友：他閲讀此書草稿完畢，身為自己一直渴望成為小說家而一生不可得的戰地前記者，當時丘吉爾深深感受到自己的文學本事實在不如才氣縱橫的毛姆，看完最後一頁，他說：偉大的作品，勝過狗屁的機密，放行批准了這本書籍。

那個時候的丘吉爾還算年輕，才44歲，尚未登上首相之位，也還沒有嚐到政治的炎涼。

據說丘吉爾初見毛姆，他依舊還是一貫作風自信滿懷，滔滔不絕，但毛姆卻覺得他滿嘴廢話，插嘴了一句，讓丘吉爾驚愕：毛姆的詼諧之語，當場藏匿很大的殺傷力。

但丘吉爾不想和這位他打從心底佩服的文學家鬧翻，於是在眾人哄堂大笑後，他小聲告訴毛姆：咱們倆約定，以後誰也別笑誰，行嗎？

這是丘吉爾的智慧。

而毛姆也佩服他的寬容沈穏，答應了。從此一輩子成為好友。

《英國特工阿申登》過了丘吉爾這道關卡後最終出版，兩個英國男人的友誼持續大半生。

樂於社交的毛姆在50年代以後，比較少邀請朋友至家中聚會，但他始終歡迎丘吉爾前來別墅小住，共進午餐。

《毛姆傳》的作者描述倆人交往：早在丘吉爾還是一位年輕的政府官員的時候，毛姆和他已建立了好友誼

在一艘遠洋郵輪上，毛姆和喜劇之王卓別林也一見如故，成為摯友，他們倆甚至曾一起夜遊紐約的貧民窟。

美國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也是毛姆的劇作戲迷，「二戰」期間毛姆暫居美國時，羅斯福夫人曾經親自去他的別墅拜訪小住，在白宮為他舉辦晚宴。

晚年，毛姆總是忍不住說自己比老朋友硬朗多了。開玩笑丘吉爾面色粉紅，白頭髮卻軟趴趴的，看起來活像「可憐的老頭塑料娃娃」，而且太胖走路困難，別人說話聽不太清。

他常常自嘲：
「你要是覺得我老—老—老了，」毛姆洋洋得意地說，「那你去看看溫—溫—溫斯頓。」

* 毛姆的朋友不僅遍佈社會各個階層，各個國家，還包括中國。

他曾遠赴中國，和民國時期國學大師反白話文運動的辜鴻銘有過一回短暫會面。倆人談到了哲學、社會現狀等。清末民初，辜鴻銘當然會相當不平，但他是不從權勢的。他以傲慢的語氣表達「英國人思想不行」和「白種人憑什麼高人一等」：毛姆反而喜歡他，認為這位文學家相當有個性，帶著好奇的眼光猜測他。

「我不禁想他多少是一個悲哀的人物。他覺得自己有治理國家的才能，但沒有帝王賦予他治理國家的重任。他想像的帝國已經亡了，他滿腹經綸，渴望傳授給莘莘學子，這是他精神上所追求的，但只有少數生活不幸、貧寒和資質愚鈍的外鄉人去聽他講學。」 （《在中國屏風上》）

辜鴻銘的滔滔不絕，讓幾次想要告辭的毛姆找不到告別的時機，終於當他起身離開時，辜鴻銘說：「你來看望中國最後一個真正的大文學家，我要送你一點東西作為紀念。」

毛姆提出想要一幅中國書法，辜鴻銘當場揮毫寫下毛姆難以理解的漢字。

「你寫了什麼？」毛姆問道。

他注意到辜鴻銘的眼神閃過一絲「傲意」。

「詩。」辜鴻銘說，「在中國仍是一個未開化的國家時，所有的讀書人至少都會寫幾行風雅的詩句。」

他慷慨大方送了字畫，卻拒絕向毛姆解釋詩的內容。

回國後，毛姆找到懂漢學朋友翻譯了一下：

你不愛我時：你的聲音甜蜜；
你笑意盈盈；素手纖纖。
然而你愛我了：你的聲音淒楚；
你眼淚汪汪；玉手令人痛惜。
悲哀啊悲哀，莫非愛情使你不再可愛。

毛姆當然大為震撼。

*喜歡毛姆作品的朋友們大概知道，毛姆寫過很多避世隱居的主人公，他們追求一種純粹的、理想的精神生活，比如《刀鋒》中的拉里·達雷爾，《月亮與六便士》的斯特里克蘭德，《愛德華·巴納德的墮落》中的巴納德，都是這樣的避世類型。儘管這些「拋棄世界的人」令毛姆著迷，但他本人的生活卻跟那些主人翁相去甚遠。

毛姆本人是一個複雜的矛盾體，一方面，他嚴格守護著寫作者的私人空間，以寫作創造出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精神世界；但與此同時，他也過著一種豐富多彩、精明世故的世俗生活，正因為此，他的一生這樣傳奇。

他一生算明哲保身，但在世界大戰期間，卻以知名作家的身份作掩護，赴險從事諜報工作。在那個同性戀是非法行為帶來牢獄之災的年代，毛姆是個同性戀者，他有多段秘密戀情。

中年以後他名氣越來越大，同志的身份其實很多人都知道了，於是他在地中海邊的里維埃拉買下一座大宅子「瑪萊斯克別墅」，開始長居法國，這所別墅又成為顯赫一時的迎賓之地，高朋滿座，在當時和後世都成為傳奇。

毛姆本人也是一個偉大的冒險旅行者，當時世界上凡是可以旅行到達的地方，他幾乎都拜訪了。整個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國當時被叫做「毛姆王國」，因為除了毛姆，其他作家很少有能力去那些地方。

他去了中國，還說北京是世界上最適合度過餘生的地方，並寫下了以中國為背景的作品，比如《面紗》和《在中國屏風上》。

《瑪萊斯科別墅》在毛姆傳作者黑斯廷斯筆下，詳細描述了這所奢華別墅的種種細節：別墅配備了十三名服務人員，常年有賓客留宿（包括丘吉爾、H. G. 威爾斯、伊夫林·沃等人），毛姆一絲不苟，親自統籌家務，維持別墅的舒適與高效，保證客人的一切要求都得到了滿足。

他是最好的東道主，「為了達到最高的標準，願意付出努力和錢財」，而且「以表面看不到、幕後卻緊鑼密鼓的安排營造出輕鬆隨意的印象」。在賓客們後來的記憶中，瑪萊斯科別墅是毛姆在里維埃拉打造的一座伊甸園，有菜餚精美的酒會、賭局、派對和海上野餐。

但傳記作者黑斯廷斯特別點出儘管毛姆是最好客的東道主，但他自己的生活「嚴格保持著一成不變的日常安排，任何事都不能打擾」，客人們也許通宵狂歡，但毛姆為了確保次日上午的正常工作，總是在十一點前就寢。

黑斯廷斯說：「在某種意義上，瑪萊斯科別墅集合了毛姆本性中的兩面，一面是奢華、溫暖和感官享受，另一面是藝術家的樸素和嚴格的自制。」

今天的讀者常常會忘了毛姆其實是19世紀的「七零年代後」，跟我們隔著整整一百多年。

一個原因大概是他的很多小說今天讀來還是很現代。

毛姆經歷的世紀充滿了災難和變數，但他始終保持著一個冷靜的人性觀察者和記錄者的姿態，即便在大戰期間為國效力、從事諜報工作也不例外。

如果跟著毛姆傳作者黑斯廷斯重走毛姆的世紀人生，看他身邊風起雲湧的時代和人物，可能會意識到跟毛姆同一代的大多數寫作者今天都已經遠去，甚至毛姆自己那些最賣座的劇本，現在也已經被遺忘了。

但那些飽含世俗智慧、犀利揭露人性的小說，把他送到了更遠的地方。

直到今天，他還像是一個「坐在我們中間的人」。

如果讓今天的普通讀者安排一張文學圓桌，說不定毛姆依然和丘吉爾坐在一起，談天說地。

黑斯廷斯在毛姆傳的最後有一段話：很感人。

薩默塞特·毛姆去世後，他的名譽遭受了著名作家們難免要經歷的下滑期，特別是他在漫長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中，都沒有離開公眾的視線，也沒有脫離時代的脈搏。

六十年代是迅速變化的時代，很少有人再想去讀那些講述舊秩序、大英帝國、深居叢林的殖民地官員、太太們在壓抑的愛德華七世時代鈎心鬥角的故事了。

毛姆對此不會感到驚訝。「一名作家剛去世的時候會有微瀾泛起，之後便是多年的無人問津，」

他在1946年寫道，「如果他的作品中包含某些具有長久價值的東西，那麼人們會重新對他產生興趣的。但是，沈寂期或許要持續二三十年。」

他不是沒有先見之明，因為過去二十年間，這位奇人作家的作品，又迎來了顯著的復興。

從幼年起，毛姆就學會了隱藏自己充斥著痛苦的私生活，但他在寫作中找到了幸福與釋懷。他將創作的過程描述為「最令人著迷的人類活動」，創作是作家找到慰藉的所在，一個「可以在不洩露隱私的情況下訴說秘密」的地方。

他對藝術的熱愛與苦心孤詣，使他成為有史以來最受歡迎、最多產的作家之一。

一代代人會為他傾倒，他已經奠定了自己的地位——毛姆，一個偉大的講故事的人。

［#日常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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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琴峰著·譯，《獨舞》（独り舞），聯合文學，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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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期待李琴峰自己翻譯的《彼岸花盛開之島》（彼岸花が咲く島）早日出版，一邊上讀墨買她的兩本日譯中長篇小說《獨舞》、《倒數五秒月牙》來讀。先看《獨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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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來寫一部，不以悲劇作結的《鱷魚手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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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她不是個拉子，是否就不會遭到那種厄運？她明白人生沒有所謂的『如果』，但仍無法克制自己的念頭。是否性取向的烙印，就是她所有不幸的根源？這種想法毫無邏輯也無法證成，不斷在漫長的時光裡折磨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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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什麼都沒變。就算我改了名字，渡過大海，說著另一種語言，我還是我。而只要我還是我，只要這個事實仍然存在，我就註定被世界所疏離。身為自己，這就是我生命苦難的根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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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乃是對生命的逃避，但逃避又何妨。所謂出生，乃是無關乎自身意志，遭人強加以『生』之事實。若人類註定無法對抗生之荒謬，那麼最起碼選擇從生命逃避的權利，總該是天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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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讀邊覺得，啊，這是個深受邱妙津、賴香吟影響的作者，尤其是《鱷魚手記》、《蒙馬特遺書》和《其後それから》。中國文學如詩詞、張愛玲，日本文學如中山可穗等，也是她的文學養成。不過，台灣人身分、台灣女同志生活、台灣同志文學這些對日本讀者而言是「#異國情調」的元素，對同志文學稍有接觸的台灣讀者應該較無隔閡——邱妙津的經典意義自不用說，小說對邱妙津的致意也十分明顯；而書中角色揉合女同志身分、有某種精神或肉體創傷的人、身心病症、異鄉經驗等，陳雪、張亦絢等作者也都處理過。這使閱讀《獨舞》的新鮮感和驚喜感也同時被抵銷了不少。書中描繪的七年級世代的成長記憶或重要時事，因為太過切身和熟悉，對我來說同樣也並不「新」。雖然提及三一八學運、台大百日維新等，但只是浮光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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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面這樣想著，一面訕笑並羞愧於自己是否反射性地想在這本「翻譯文學」裡找「同志奇觀」，或被更戲劇化的衝突養壞了胃口？又或者是疲倦於憂鬱、悲傷這一系譜的老調重彈？再思考，這些人物樣貌和情節的不新，折射出的是怎樣的台灣女同志的文學「再現」？可以肯認，即使邁入新世紀，看似同志紛紛華麗現身，可是新一代的拉子仍有自己的暗流要渡過。不管是自我認同的，來自群體壓力的；可能是從天而降的巨禍，或潛伏在日常生活中，以不同形式展現的猝不及防的戳刺、紙割、重擊麻筋般的酸麻。憂鬱、自厭、自哀、自棄之後，那些創傷和痛感不是要遺忘，未必要痊癒，但還是試著和它們一起繼續上路吧——《獨舞》所寫的是這樣一段向死而生的療傷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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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一縷微光的深夜舞台，一位女舞者穿著一襲黑衣，安靜跳著無聲的舞蹈。沒有觀眾，也沒有舞伴。舞者孤獨地舞著，時而以雙臂在虛空之中畫出弧線，時而以單腳為軸翩翩回旋，時而躍至空中翻轉跟斗。舞者不知要舞到何時，彼處既沒有時間也無論空間，所以只能一直舞旋下去，直到精疲力竭、渴盡最後一滴生之能源方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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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淚沿著臉頰滑落，感受到那滴淚滑下的同時，她才注意到，自己有多麼醉心於這塵世的美，多麼由衷地愛著這個塵世。這世界啊，人要求生則嫌太過狹窄拘束，要求死卻又有太多羈戀牽絆。直到經過與世界作別的旅途，真正站在生與死的邊界上，她才重新體認到自己對這世界的眷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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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之外，雖然李琴峰譯筆流暢，且應該不用擔心誤譯、翻譯失準的問題。可是，若要更加理解、感受作家創作語言的運用，感受到作家的「語言的寶石盒」（李琴峰語），可能還是要讀日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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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是台灣跨語世代作家留給後代的難題，在台灣新生代作家身上用這種方式出現，不禁讓人莞爾。而從殖民地的異性戀男性作家前進「中央文壇」，為日本文學注入新血**，到台灣女同志作家有意識地以日語書寫並受到「日本文壇」肯認，雖僅是簡單粗暴地畫分性別和國族身分，其間的跨度可玩味出許多幽微的意義（「讓台灣被日本看見、被世界看見⋯⋯」從台灣這邊對得獎的詮釋來看，這當然跟台灣的文學、文化養成還有文化位階的排序有關，跟台灣國族意識的建構有關；隨便抽換一個語種想想看好了，若今天一個台灣作家立志到韓國以韓文寫作並且獲得韓國重要文學獎（比如「現代文學獎」之類？*）⋯⋯）當然也會思考，作為文學新人出道作，若放在台灣或許難以超越現有作品，放在日本的文學環境卻有機會迎面直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與其說中文版《獨舞》是當代台灣同志文學代表作，不如還是放回非母語寫作者在日本成為職業作家、「台灣女同志在日本文學中現身」的脈絡來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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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作為讀者，我打算繼續閱讀她的第二本中譯作品，也購入日文作品讀讀看，並佩服她有這樣的文學行動、意志和創作才華。像賴香吟寫的：「書寫不能治療，那是本身快要好才能書寫，那是痊癒之前的一個大口呼吸。」隱藏本名，離開台灣，打造一個新名字，從另一個島國、用另一種語言突圍，這會是台灣/日本同志文學的另一種可能性嗎？在接下來的作品會有怎樣的嘗試呢？痊癒之前的一個大口呼吸，去走一條無人走過的路，作家還年輕，未來還很長。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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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琴峰已出版著作、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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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獨り舞』（「獨舞」より改題、講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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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五つ數えれば三日月が』（文藝春秋）
2019《獨舞》，聯合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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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ポラリスが降り注ぐ夜』（築摩書房）
2020 『星月夜』（集英社）
2020.10，東山彰良，《越境》，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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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倒數五秒月牙》，聯合文學
2021 『彼岸花が咲く島』（文藝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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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出版］2022，李屏瑤，《向光植物》日文版

#鴉片戰爭日誌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4月18日
地點：廣東省城
事件：
（今日風平浪靜。）

#知史討論
「鴉片販子面臨的另一項指控是他們的行為是違法的走私。1831年7月《廣州紀事報》曾刊登了一位讀者的來信。這位讀者認為，從事鴉片走私的來華英商要有羞恥感，「我們英國商人在善於思考的公眾面前越少突出鴉片貿易越好」，因為這種貿易標誌著「道德上的墮落和病態」。[18]《廣州紀事報》在發表這篇唱反調的讀者來信時，加了一個和來信一樣長的編者按予以反駁。後者認為，只要在中國進行的鴉片走私不觸犯英國的法律就不必在意。這種觀點，後來在1840年被另一位鴉片貿易辯護者加以發揮。這位作者首先認為，「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將鴉片運進中國，而且是在政府沉默的、幾乎是公開的同意之下進行的」，因此，「運送」鴉片並非走私，「不應得到這種汙名」。[17](PP54-55)在鴉片利益集團看來，不僅英國鴉片販子不是走私犯，甚至中國鴉片販子的走私罪名也是很輕微的。

面對英國公眾對鴉片貿易日益高漲的譴責，鴉片利益集團找到的另一塊擋箭牌，就是長期代表英國政府控制著殖民政府的東印度公司從鴉片貿易中也攫取了巨大利益。的確，東印度公司雖從1799年起禁止其船隻攜帶鴉片到廣州，但它作為英國在印度殖民地的代理人，卻控制著鴉片的大部分來源，並對當時印度一些自由邦的鴉片徵收大量過境稅。為了使這一來源穩定並擴大，東印度公司將自己的觸角伸到了鴉片生產的環節。它向印度農民提供種子和貸款，對鴉片生產與銷售實行壟斷。根據需要，東印度公司還強迫印度農民種植罌粟，再將低價從農民手裡收來的鴉片高價拍賣，獲取暴利。東印度公司通過投資和拍賣鴉片可獲得超過其投資一倍的利潤，是印度煙農收入的3倍。(1)

英印政府從鴉片貿易得到的收入，已有多種統計。鴉片戰爭前夕廣州報紙披露的數字是，英印政府從鴉片專賣獲得的利益，是每年8459425盧比，或是981293英鎊。[20]印度學者譚中的統計顯示，從1801到1840年，孟加拉殖民政府從鴉片得到的財政收入為366161809盧比，[21](P88)將近1.5億西班牙元，這個數字還可以折合成1億兩有餘的白銀。其中，在鴉片貿易急劇膨脹的1830年代，該政府平均每年570多萬元的收入來自鴉片貿易。除此之外，東印度公司的茶葉貿易也與鴉片貿易密不可分。它在1834年前，通過出售期票換取鴉片販子手中的白銀，再購買茶葉等運回英國。1834年之後，它在廣州的「財務委員會」則向鴉片貿易投資。所以說，這個公司實際上是鴉片利益集團最為核心的力量之一。

不斷地將它與鴉片貿易的密切聯繫告訴公眾，是英國鴉片商說服英國政府支援他們的一種頗有效率的方法。在英商的輿論工具和其他出版物中，對這方面情況的論述隨處可見，因為這是來華鴉片販子從事鴉片貿易的一種「理由」。故在1839年，當孟加拉英印政府中有人建議，為了道德原則而放棄鴉片生產時，《廣州紀事報》立即憤慨地予以長篇抨擊，指責「一群虛偽的政治道德家，以任何國家政府都不曾依據的理由為基礎，強烈要求放棄(鴉片)生產。……世界上有哪個政府會在一種錯誤地理解、錯誤地解釋的道德的基礎上，曾經放棄，或將會放棄一種對國家的開支必不可少的財源?」(2)

這段文字表露了鴉片貿易辯護者的內心世界。作者的邏輯很簡單:不要談什麼道德，只要看利益，沒有一個國家按照道德原則確定自己的政策，英國人如果基於道德原因而放棄鴉片生產，將是愚蠢的。同樣，要他們放棄鴉片貿易，也是基於「錯誤的道德基礎」上的主張。

四
關於鴉片貿易的辯論，在遠離廣州數萬里之遙的倫敦也同樣進行。隨著鴉片問題的日趨擴大，英美社會那些懷有道德心和正義感的人士，也日漸關注這一問題。當時廣州的報紙報導說，「在英國和美國，反對鴉片的宣傳鼓動業已興起，這兩個國家都出版了大量反對這一貿易和吸食行為的出版物，人們還出獎金徵集反對鴉片的最好論文。」[22]在英國的鴉片利益集團和具有道德感的反鴉片團體之間，也很快出現了關於鴉片貿易問題的論戰。

關於在英國發生的鴉片問題的爭論，這裡無法進行詳細論述，僅對可以代表反鴉片力量的地爾窪的《對華鴉片貿易罪案》和為鴉片利益辯護的撒母耳·沃倫的《鴉片問題》的論點分別作些介紹。

地爾窪(AlgernonSydneyThelwall)是英國的一名傳教士。他的名字在鴉片戰爭時期的中國並不陌生，因為他作為英國反鴉片人士的代表，出版了著名的《對華鴉片貿易罪案》(TheInquinitiesoftheOpiumTradewithChina)。魏源的《海國圖志》和其他中國出版物提到過這本書，書名譯為《鴉片論》。這本長達178頁的小冊子內容豐富，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將與鴉片貿易有關的資料加以整理，主要有:各家對鴉片毒性的論述;英國的鴉片生產和對華鴉片輸出情況;對華鴉片貿易方式;中國政府對鴉片貿易以及對英人的看法。在將這些材料系統地加以整理後，地爾窪要求英國公眾作為「陪審團」，對鴉片問題進行裁決。他認為英國人民的裁決將會證明他的觀點:「作為興奮劑或奢侈品吸食的鴉片，是一種使嗜好者的心靈、身體和財產走向毀滅的毒藥……這種毒藥被我們在東印度的同胞走私到中國，直接地、系統性地違犯並挑釁人類和上帝的法律，並證明中國政府將我們從愜意的、與其巨大的人口進行無限制的商業交往中排斥出去的行為是正當的……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我們複雜的仇恨、猜疑和蔑視，對待我們蓄意的傲慢和侮辱，都是合理的。」[23](PP129-131)地爾窪要求英國公眾認真思考這些事實，並起來「抗議或阻止這種大規模的謀殺行徑」，「從現在開始，如果你不抗議這種罪行———如果你不竭盡努力阻止他們———你就以自己的方式成了他們的夥伴，並(因你無心的默許)成為你的同胞緘默的同謀。」[23](P133)

這本小冊子的第二部分是地爾窪關於鴉片貿易的進一步評論。他認為英國人從事的這種集體犯罪，玷污了英國作為一個基督教國家的榮譽和尊嚴，而中國禁煙政策對於英國這樣的基督教國家來說是一種嚴重考驗。[23](PP140-143)他再次重申，在華英人所控訴的他們在中國所受的種種「冤情」是鴉片貿易的後果這一觀點。[23](P139)地爾窪認為鴉片貿易表明還有更為值得深思的東西。對鴉片貿易這一罪行的反省「引導我們去考察我們對待印度人和中國人的整個行為」，進而思考英國人在東方犯下的「每一種罪行」;[23](PP148-153)英國人在鴉片貿易的狂熱中表現出來的「犧牲一切去滿足貪欲」的精神特質，既使他們在將近200年的時間裡未能成功地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也使他們陷入到瘋狂進行鴉片走私的道德低谷，而「鴉片貿易的罪行在與中國人交往的過程中被當作我們的行為與性格的樣本」，這是英國人在對華交往中所遇困難的原因所在。[23](PP153-158)應該說，地爾窪揭示了英國鴉片商那種「犧牲一切去滿足貪欲」的特點，的確在較深的層次上挖掘了鴉片問題的本質。

作為一名神職人員，地爾窪的言論可以說代表了基督徒的道德和良心，理應得到尊重。他的呼籲在英國社會也得到了熱烈回應，一時間湧現了大批的地爾窪擁護者。在1839-1840年，大量討論鴉片貿易是非的小冊子問世。以《對華鴉片罪案》為開端，在英國形成了頗具規模的關於鴉片問題的討論，也在一定範圍內形成了聲討鴉片貿易的社會氣氛。1840年2月13日，在英國政府加緊策劃侵華戰爭之際，倫敦的一批反鴉片人士成立了一個反鴉片協會。該協會在成立會議上通過了幾項決議，包括:「英國商人對華鴉片貿易侵犯了中華帝國的法律，為此目的在英屬印度公開進行的鴉片種植損害了英國的聲譽，對基督教的品格造成傷害」;同時，從商業的角度來看它也是非常有害的，它干擾了英中之間的合法貿易，使這一貿易陷入危險;為此，應立即採取措施，在英國發起各種形式的反鴉片運動。[24]

但是，鴉片利益集團也不乏支持者，這些出版物中也包括為鴉片貿易辯護的作品，他們與反鴉片人士之間的交鋒，構成了鴉片戰爭前夕英國社會一場道德與利益之間的論戰。

在反對地爾窪觀點的人士中，撒母耳·沃倫(SamuelWarren)是比較突出的一位。他的《鴉片問題》(TheOpiumQuestion)也是具有一定影響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作於1839年底，在次年1月又進行了一些補充。它的主旨，是論證英國政府必須為義律繳給林則徐的2萬多箱鴉片承擔賠償或索賠的責任。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鴉片貿易的性質及評價的問題。由於站在鴉片利益集團的立場上，沃倫在談到地爾窪的書時說:「它對這一問題似乎確實採取了一種狹窄的、片面的觀點;完全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事實和由此可以產生的推論，而這本來是他和英國公眾都應明確予以關注的。」[25](P62)

沃倫認為地爾窪和反鴉片的英國公眾忽略了一些「重要事實」。首先，中國政府和道光帝反對鴉片貿易，是為了中國的財政考慮，而不是為了道德問題。[25](P64)他引用了大量上諭和奏摺，來證明白銀問題才是禁煙的真正原因，而這又是不懂「政治經濟學」的結果。[25](PP72-73)其次，英國鴉片商人並非「走私者」。就像前面提到過的《廣州紀事報》的觀點一樣，沃倫認為「走私者」的定義不符合那些「最為傑出的英國商人———他們的名字在大不列顛、在印度，簡言之，在世界上每一個知道商業精神、榮譽和創新精神的地方都會受到尊重」。[25](PP77-78)他認為英商的行為都是在中國政府瞭解的情況下進行的。再次，鴉片不應僅僅被看作毒品，相反，「鴉片擁有最為不可估量的藥用品性」。而且它對中國人的毒害並非特別嚴重。在他看來，「我們在三億五千萬中國人中銷售的2、3萬箱鴉片，所產生的身體痛苦，決不會比在我們這個道德高尚的、幸福的國家公開地、不受指責地銷售的烈性酒所產生的痛苦多。」[25](P85)第四，對於地爾窪和其他人對英印政府策劃和管理的英屬印度的鴉片生產所產生惡果的抨擊，沃倫也進行了否認。[25](PP87-91)從這些方面來看，《鴉片問題》是一本全面反駁地爾窪的《對華鴉片貿易罪案》的作品，也比較集中地反映了鴉片利益集團對於鴉片生產和鴉片貿易的辯護。

無論在廣州還是倫敦，這都是一場沒有結果的辯論。即是說，良心和道德並沒有從實質上影響鴉片貿易。就在英美反鴉片勢力起而抗爭之時，對華鴉片輸出仍在急劇增長之中。這個事實說明，傳教士們引為自豪的基督教道德，在鴉片利益面前是蒼白無力的，巨額利潤的誘惑使鴉片販子克服了對上帝的敬畏。《廣州紀事報》的一位作者厚顏地寫道:「在商業上正確的東西在道德上就不會錯:這是倫敦的一位商人領袖最近確立的基本準則」，(1)集中表達了鴉片販子的價值觀。在這場道德與利益的較量中，後者明顯占了上風。當英國炮艦在中國海岸挑起鴉片戰爭後，甚至一向譴責鴉片貿易的英美傳教士也放下他們一度認為至關重要的這場爭論，而將其輿論的矛頭對準他們原本認為較有道德的清政府。不過，儘管如此，在1830年代發生的這場道德與利益之爭仍然有其意義。它使肆無忌憚的鴉片貿易受到道德原則的鞭笞，使其骯髒的面目暴露在英美民眾的視野之中。在鴉片戰爭的硝煙散盡之後，英國正義輿論繼續對鴉片貿易進行撻伐。而來華基督教傳教士的反鴉片行動，在晚清時期迄未中斷，並在19世紀末匯為頗具規模的社會運動，對煙毒氾濫的中國社會形成值得重視的影響。」

註解：
[18]Veritas，TotheEditoroftheCantonRegister[N].TheCantonRegister，August2nd，1831.
[19]OpiumTrade[N].TheCantonRegister，August2nd，1831.
[20]OpiumMonopoly[N].TheCantonRegister，December3rd，1839.
[21]TanChung，ChinaandtheBraveNewWorld，AStudyoftheOriginsoftheOpiumWar(1840-42)[M].Durham，NorthCarolina:CarolinaAcademicPress，1978.
[22]TheOpiumTrade[N].TheCantonPress，January18th，1840.
[23]A.S.Thewall，TheInquinitiesoftheOpiumTradewithChina[M].Wm.H.Allen&Co.，1839.
[24]Opium[N].TheCantonRegister，June9th，1840.
[25]SamuelWarren，TheOpiumQuestion[M].London:JamesRidgway，1840.

（知史討論中的文章來源：
吳義雄：《基督教道德與商業利益的較量——1830年代來華傳教士與英商關於鴉片貿易的辯論》，《明清海防研究》第一輯，網址：http://www.ypzz.cn/f/news-xs?p=8ec18e35918845798b31412fc6ca90bc-c0927d419d9844c5b32924b4856f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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