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 促轉會新出土檔案，上萬平民被黨國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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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諜與抓耙子，究竟是誰「在你身邊」？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試圖從歷年徵集的政治檔案中，勾勒戒嚴時期國家監控體制的樣貌，這才發現，就連小老百姓也遭殃，舉凡麵攤老闆、貨車司機、鐵路工人、小學老師等都是情治機關的監控對象。
#吐露思鄉情懷就會遭監控
促轉會設計的互動遊戲「想家」於中秋節前夕上線，正是呈現這樣的故事。遊戲中的每個角色必須避免與監控者面對面，從中體驗被監控的忐忑。可能被舉報、監聽或檢查書信的人，包括修女、老榮民、退休教師或基層公務員，這些市井小民都是被警備總部（在戒嚴期間執行白色恐怖任務的情治單位）「關切」的一群人。
他們為什麼會出現在警備總部的檔案中？戰後初期，許多修女從香港派駐到台灣工作，而許多榮民、教師與公務員則是隨著國民黨政府來台，情治機關認為這些外省籍人士可能與「匪區」聯繫，便鼓勵民眾互相監視、檢舉。
在兩岸高度敵對的年代，因為時代動盪而離鄉來台的人們，只要曾吐露思鄉情懷就可能遭到監控，一旦與在中國的親朋好友通信、匯款接濟，乃至於返鄉探親，便遭街坊鄰居告密，進而由情治機關介入調查。想家的人都成為國家的敵人。
情治機關阻攔的方式很多，可能當面約談、管制出境、移送法辦，甚至擬定「攻心計畫」。例如，檔案中可以看見，情治機關欲阻擋老江（化名）返鄉探親，打聽到他「怕老婆」的傾向，便先說服他的妻子，再由她進一步勸阻老江。
另外一份檔案則揭露，一位一九七三年從香港調派到台灣負責助產與育嬰工作的修女，到香港在職進修時偷偷搭乘火車到中國探親，返台後隨即被約談，她說：「中共說我在香港販賣軍火，讓在中國的家人飽受折磨；在台灣又因為潛赴『匪區』的紀錄被調查，還被限制出境，真是兩邊都不討好。」
#新出土檔案曝露上萬平民遭監控
根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統計，當時外省人雖然只占全台人口一五％，但已知的白色恐怖受難者中卻有四六％是外省人。除了知名的自由主義學者殷海光、《自由中國》創刊人雷震之外，許多名不見經傳的外省籍民眾也被納入監控體系。
「外省籍的案量大到無法忽視！」促轉會專任委員葉虹靈表示，許多民眾以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都是本省人，但是從國發會檔案局近期徵集的檔案可以發現，外省人被監控的強度超乎過往想像，顯示國家體制迫害人民權利根本不分本、外省籍。
檔案局於二○一八年底完成第六波政治檔案徵集，最大的收穫是十二萬筆戒嚴時期的保防與偵防檔案，最大宗來自於內政部警政署、法務部調查局及國防部後備指揮部，檔案內容涉及情治或警政機關執行社會監控、情報布建、主動調查、逮捕緝拿與自首自新等過程。
國家監控不分族群，亦不分職業與地區。民進黨創黨秘書長、前東吳政治系教授黃爾璇公開發表政治民主改革言論後，便突然遭校方解聘。促轉會調查過程中意外發現，教育部曾召開「校安會報」監控大學校園，並在校內與教職員、調查局人員合作，彙整「問題師生」名單交由情治單位處理。
從已知的學術研究與口述史調查，可以得知，情治系統對政治異議人士的監控。然而，這批檔案除了提供更多有關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江南案、鄭南榕自焚等重大政治案件的事證之外，還有成千上萬筆監控平民百姓的檔案，記錄他們每天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
民眾的行為舉止只是檔案的一小部分，案卷中記載的發文者、考核者、經費來源、會議地點以及是否回報等批示，都讓促轉會更瞭解各情治機關之間的關係。例如，由教育部召集以維護校園安定為名的校安會報，竟是在國民黨北區知識青年黨部召開，便揭露國民黨在政治偵防工作的角色。
#一年內解、降密政治檔案
自今年七月《政治檔案條例》通過後，各政府機關必須在半年內清查檔案，原則上必須在一年內解、降密。例如，原本被國安局列為「永久保密」的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與美麗島事件的政治檔案，若無國安會許可就必須解密。除此之外，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持有的政治檔案也必須移歸為國家檔案。
葉虹靈表示，促轉會除了透過政治檔案還原歷史真相，更致力於協調、建構完整的檔案公開制度，以便在任期結束後提供給更多的研究者查閱，未來都將使情治系統的圖像更為清晰。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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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昨晚看到一張照片蠻諷刺的，就是一個中國國民黨立委跟《返校》電影海報合照，笑容燦爛......
笑容燦爛......
笑容燦爛......
他是不是把《返校》當娛樂片看了？
說著過去讓它過去，底下留言還有支持者附和說著加害者都死了還計較什麼？
奇怪了，受害者倖存的人還活著告訴大家發生什麼事情，怎麼加害者突然都死了？
我看是出國住了等明年投票又飛回來投一隻穿雲箭吧🙄️
殷海光自由中國 在 [轉錄] 殷海光: 自由的悲劇徵象- 看板Confucianism 的推薦與評價
殷海光：自由的悲劇徵象- 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23、24）
作者: 陳奎生
一、
殷海光本名福生，湖北黃岡人，他自稱“後五四時代” (postMayfourthian) 人，
是上世紀下半葉中國自由主義的中流砥柱，一位特立獨行不見容於世的悲劇思想者。
殷海光早年即對邏輯與哲學深深著迷，高中二年級十七歲時即翻譯了《邏輯基本》一書。
1937年“七七”事變後，殷海光於次年進入昆明西南聯大就讀，師從金嶽霖，1949年到臺
灣，在台大哲學系任講師，幾年之後升任教授。殷海光演講邏輯透徹，廣博清晰，激情洋
溢，富於魅力，以至他在台大的演講總是擠滿了聽眾。學生們之所以喜歡他，“是因為他
不但有學問，而且有自己的思想，同時待人又非常熱誠坦白”。自此，台大哲學系遂成為
中國自由主義在五、六十年代的思想重鎮，他成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臺灣青年最崇拜的
精神領袖、抗暴旗手、民主鬥士、啟蒙大師，哺育了一批英才，對臺灣的思想變遷乃至社
會、政治變遷都產生了奠基性的影響。
1949年11月，殷海光與胡適、雷震等人在臺北創辦影響巨大的綜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國》
，任編委兼主筆。這個雜誌的發行人雖為胡適、雷震，因胡適不在臺灣，雷震以負責行政
事務為主，靈魂人物卻是殷海光。每有文章，人皆矚目。他用言論、思想給《自由中國》
雜誌導航，使該雜誌聲望日隆。在這段時期，殷海光對於現實政治極為不滿，不斷與國民
黨威權政治發生激烈的言論衝突。在雷震因組黨被捕、《自由中國》被查封的“雷震案”
爆發不久，為減輕其發行人雷震先生的所謂“罪嫌”，殷海光不顧個人之安危，與友人共
同發表了轟動一時的《〈自由中國〉言論撰稿人共同聲明》，大義凜然，共同承擔言論責
任，在黑雲壓城的危急時刻，凸現了他的嶙峋風骨與道德勇氣。
殷海光對自由主義的理解最初是從邏輯實證主義切入的。在求學于金嶽霖期間，他對數理
邏輯、分析哲學、科學哲學以及社會學理論下過相當大的功夫。因此，對於羅素一脈的自
由主義曾經相當服膺。同時，他以五四的傳人自詡，也曾是反傳統主義的中堅人物。這是
他大半生信奉的思想主軸。但是這一思想傾向，在其晚年，有了一些轉變。他在回答他人
自己何以致此時說：“人的思想是有階段的，而且是會轉變的。我之所以轉而喜歡中國文
化，有四個原因：（一）從思考反省中所得的瞭解：中國文化對於生命層域的透視，對於
人生活動的安排，我漸漸地有較深的認識；（二）從生活的經驗中體會出來的：回味以前
的鄉居生活，這種生活給人帶來清新、寧靜、幽美、安然、自在--這才是人的生活，才是
人所應過的生活，這種生活是產生中國文化的根源；（三）我受了Eisenstadt, Parsons等
人影響；（四）最近受了張灝和徐先生的刺激，引起我對於中國文化的一番思考。”
（《春蠶吐絲》，陳鼓應編，增訂版，頁86）
殷海光臨終前，東海大學的徐複觀去看望他，他對徐承認自己以前的某些說法不對。後來
甚至在信中對徐複觀這樣說“相識二十多年來，先生常為海光提到時厭惡的人物之一，但
亦為海光心靈深處所激賞的人物之一”。這一自白，呈現出殷海光為人的坦蕩胸懷以及服
膺真理的氣度。
殷海光對於中國自由事業的影響，與其說是思想理念方面的，不如說更重要是在其人格
風範和道德勇氣上。他的政論發言權被剝奪，專書被禁，出國權利遭褫奪，但他的凜凜風
骨，他的悲劇抗爭，他的責任擔當，他的滿腔熱誠，使他在臺灣成為自由主義的殉道者和
理想標杆。
二、
在某種意義上，殷海光與徐複觀之間的戲劇性關係，象徵了中國現代自由主義與中國傳
統價值（特別是儒學）之間的分分合合的戲劇性關係。
由於自我認同為五四傳人，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與胡適、魯迅等人一樣，殷海光對中國傳
統是持激烈批評態度的。但是，離開了書本，殷海光通過自己一生的經歷，深切體驗到：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他指出，中國版的自由主義與西方原版的自由
主義不可能一樣。像西方自由主義者那樣的自由主義者，在中國真是少之又少。一個真正
的自由主義者，至少必須具有獨立的批評能力和精神，有不盲從權威的見解及不依附任何
勢力集體的氣象。他批評胡適本人及胡適以降的知識分子，思想根基淺薄，心智麻木，失
去了獨立思考的判斷力，缺乏道德勇氣、擔當精神和批判精神。殷先生為什麼要對賦有浩
然之氣孟子倍加讚揚，原因即在於此。殷海光晚年愈來愈認定：孔仁孟義所代表的道德價
值，是傳統儒學與自由主義重要的相契之點。所謂中國自由主義者如殷先生舉出的嚴複、
譚嗣同、梁啟超、吳虞、胡適、吳稚輝等，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乃在於他們得了資源匱
乏症。
殷海光晚年思想轉向最重大的意義，是啟發後人思考自由主義與傳統思想資源的關係問題
。他說："中國的傳統和西方的自由主義要如何溝通？這個問題很值得我們的深思。"這雖
是他在臨終前正式提出的，然而關於類似問題的反思，我們亦可追溯到1965年。殷先生在
《中國文化的展望》中批評五四以來影響甚巨、附和甚眾的陳獨秀的議論--"要擁護那德先
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
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殷先生說，類似影響
大的言論不一定正確。"一種言論如因合于一時一地的情緒偏向和希望而形成了所謂
'時代精神'而被普遍接受，那麼錯誤的機會可能更多。這類'時代精神'式的言論，等到時
過境遷，回顧起來，加以檢討或分析，往往發現是'時代的錯誤'。“我現在要問：如果說
必欲倒孔才能實現民主，那麼西方國邦必須掃滅基督教才能實現民主。但是，何以西方國
邦實行民主和信奉基督教各不相傷呢？我現在又要問：如果說必欲反對舊文學和藝術才能
提倡科學，那麼現代西方國邦科學這樣高度發達，是否同時停止究習古典文學和藝術了呢
？”殷指出這種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思考在邏輯上完全不通。他又說：“也許有人說，
基督教義與孔制不同。基督教義涵育著自由、平等和博愛，所以容易導出民主政治。孔制
裏沒有這些東西，所以無從導出民主政治。因此，中國要建立民主，必須排除孔制，另辟
途徑。我現在要問：孔仁孟義，再加上墨氏兼愛，為什麼一定不能導出民主？”這是對整
個現代中國知識界的天問！
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現代課題，不是對中國傳統的全面否定，而是對傳統創造地改進。
就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間、道德社群而言；就消極自由層面的分權、制衡、監督機制
和積極自由層面的道德主體性而言；儒家和傳統諸家都有可供轉化和溝通的豐富的精神資
源。
1966年12月1日，殷海光在給林毓生夫婦的信中無不悲傷地說：“你知道我在這個島上
是島中之島。五四以來的自由知識分子，自胡適以降，像風捲殘雲似的，消失在天邊。我
從來沒有看見中國的知識分子像這樣蒼白失血，目無神光。他們的亡失，他們的衰頹，和
當年比較起來，前後判若兩種人。在這樣的氛圍裏，懷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於孤獨，毋
寧是時代的寫照。生存在這樣的社群裏，如果一個人尚有大腦，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這是殷先生個個人悲劇，也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時代悲劇。
全文轉載自 https://linkwf.blog.hexun.com.tw/18038905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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