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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國會僵局 拜登促成兩黨共推基建法案》

{稿頭}
兩年前，2019年的時候，美國民主黨內部曾發生一起種族言論的風波，事件的主角，是當時已表態要參選總統，但還不是民主黨指定候選人的拜登。拜登在一場紐約募款餐會上，拿起麥克風就大談自己過去在參院擔任菜鳥議員的時候，曾和種族主義的南方州議員一起合作，推動重大法案過關；當時拜登的言論一經媒體報導之後，可以想見，立刻就引發了軒然大波，因為2019年那時，正是美國白人警察對黑人施暴案例頻傳，種族對立情緒不斷升高的一段期間，而拜登竟然自己承認，他曾和種族歧視的議員關係良好，不僅多數的輿論都認為這位未來的白宮主人發言不當，同黨的其他總統參選人，當時更是重砲抨擊，要求拜登必須要出面道歉。但事實上，如果撇開拜登講話不經大腦，常有失言的性格缺陷，仔細去聽他的話中含意，其實拜登在募款餐會上的那段話，真正目的是要表達他對美國國會失能，政黨對立，陷入意識形態對抗而無法通過任何重大法案的失望和不滿。他所想要表達的是，不管有再多歧見，過去的政治人物至少都會努力尋找合作和妥協的方法，來讓議事和國家大事順利運行，不至於因為政黨惡鬥，而完全癱瘓。某種程度上，拜登去年之所以擊敗川普，入主白宮，原因之一就是美國民眾已經受不了兩黨惡鬥，不斷撕扯族群裂痕，所以他也很清楚，自己必須在上任後，用行動來證明他有能力解決國家分裂的問題，才算是不負選民對他的期待。而上個周末，美國兩黨參議員共同端出來厚厚一疊的基建法案初稿，在拜登看來，就是他實現政黨合作承諾的第一步。

{內文}
俄國文豪托爾斯泰曾寫道：幸福的家庭，幸福的原因都一樣；但不幸的家庭，卻每一個都有不同的問題；如果，我們可以把整個美國，看成一個大家庭，那麼在這一家子3.3億人當中，親人反目的原因，不但是無所不包，家人之間的裂痕，更是無所不在，不管是政黨間的惡鬥，

聯邦眾議員 艾瑞克坎特（2009）：沒有一位共和黨議員，會投贊成票...

還是種族間的對立，

川普支持者（2016）：你才是法西斯，你才是，別誣賴我們...

從貧富之間的鴻溝，

國會暴動群眾（2021.1.6）：他們背棄了我們！

國會暴動群眾（2021.1.6）：沒人幫我們！我們只能靠自己！

到階級之間的對抗，

國會暴動群眾（2021.1.6）：是政府逼我們的，我們原本是守法認份的公民，是你們逼我們的！

美國的兩極化，是如此徹底；認同的分裂，又如此內化，以至於當拜登在2020年競選講台上，喊出「團結」口號，堅持「兩黨政治」可能性仍在，政黨合作精神未死，台下的支持者與選民，即便仍然懷抱希望，願意戴上粉紅色鏡片，與拜登一同懷想那美好願景，為理念應援，但私底下，造勢場外，夜深人靜時，已經沒有太多美國人敢對華府重回過去「好日子」，繼續抱持樂觀的幻想；正因為如此，當拜登在六月底那個參院休會前的星期五，親自走上白宮車道，在兩黨議員簇擁下，宣布基礎建設法案已「達成協議」，聚集在北草坪上大批媒體記者，不只驚訝於總統的無預警露面，更對兩黨竟能在國會水火不容的氣氛下，暫時休兵，取得法案的共識，感到不可思議。

記者vs.拜登（2021.6.25）：有協議嗎？達成協議了嗎？談得如何？

美國總統 拜登（2021.6.25）：過來吧，一起來，大家都站過來...我們談得很順利，回答剛才大家的問題：我們有協議了。我想最重要的是，我們都能體認：沒有一黨可以佔盡好處，我自己就必須做出讓步，而他們也做了退讓，比原本預期的又多退幾步...

CNBC主播（2021.6.25）：...拜登表示，他已經和兩黨參議員代表，在基建預算草案上達成了一致共識，在此之前，他邀請五位民主黨和五位共和黨議員，一起到白宮研商細節...

美國總統 拜登（2021.6.25）：...如果大家覺得外面有點吵，那是因為我本來應該上直升機，飛往北卡訪問，事實上，在跟各位報告完之後，我馬上就要上機了。
美國總統 拜登（2021.6.25）：過去我曾一再強調：只要大家同心，沒有什麼辦不到，團結力量大，今天的發展證明了我的理念是正確的...

時任美國總統候選人 拜登（2020）：我們必須為美國的靈魂奮戰...我們要找回美國魂！我是認真的，我們必須重振美國魂。

時任美國總統候選人 拜登（2020）：團結...團結...團結...團結...大家必須團結！

找回美國魂，重回上世紀，華府兩黨以大局為重，以妥協為常態的純真年代，是拜登在2020年重出江湖，挑戰川普民粹政治的最主要訴求。從川普五年前掀起的反建制潮流中，再次掉頭迴轉180度，拜登這位年近八旬，國會打滾半世紀的政壇耆老，之所以能在兩極分化的美國政治變局中，再次披上民主黨戰袍，歷經慘烈廝殺而奪回白宮大位，所仰仗的時也運也，就是拜登這個名字，多年來在選民心目中打下的印象基礎。他所代表的「妥協」、「溫和」、「中道」等性格關鍵字，不但令飽受川普疲勞轟炸，心力交瘁的中間選民，突然間深感懷念，也在拜登終於擊敗川普，上台執政後，成為新政府急於兌現和印證的施政方向。

PBS記者：...這個兩黨背書的重大法案，就像拜登最渴望抓捕的「大白鯨」，競選期間他不斷一直強調，他要重振兩黨政治，與反對黨積極合作，所以現在白宮上下士氣高漲，幕僚們認為這象徵著拜登的理念獲得伸張...

庫克政治報告總編 艾咪華特：這是拜登第二次豪賭，上一次是黨內初選時，他押寶，結果贏了，跌破大家眼鏡。他第一次壓注是賭民主黨員會選擇他這個建制派、政治圈內人，一個不像桑德斯、華倫那麼激進改革的中道人士，作為他們的共主。當時所有人都認為，拜登不可能贏，但他卻贏了初選。當上候選人之後，他堅持兩黨合作路線，聲稱參院他很熟，他大半輩子都在參院工作，知道怎麼搞，也一定搞得成，即使大家都告訴他：兩黨合作已是過去式，不流行了，但結果呢，事實似乎又證明了：他是對的。

時任民主黨總統參選人 拜登（2020）：大家都說，拜登昏庸了，現在怎麼可能跟共和黨人談合作，時代已經不同了，可是各位，我是政治運作老手啊！

時任民主黨總統參選人 拜登（2020）：我過去一直都在搞兩黨合作，如果你們投給我，我就證明給大家看！

拜登對兩黨合作的信念，來自於他的從政經歷。1972年，拜登以30歲法定最低聯邦參議員年齡資格，擊敗當時共和黨對手，成為美國史上年紀最輕的參議員。這位當年意氣風發的政治明星，一路在參院做到資深議員，參與過無數法案協商、預算協調，在他的人生邏輯裡，「妥協」、「條件交換」、或「密室協商」，不是混水摸魚，更不是菁英寡頭，而是為了國家整體利益，確保溫和漸進改革，必須要熟稔和精通的政治藝術。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拜登曾為了安撫共和黨同僚，在聽證會中逼問性騷壤受害者，也曾為了要讓法案過關，與打壓黑人民權的議員稱兄道弟，這些過往紀錄，放在當今MeToo和種族平權的尺度下來看，顯然極度政治不正確，但從上一個世代政治人物以大局為重，相忍為國，體認不同族群必有利益衝突，只有各退一步，才能避免暴力失序的思考模式來看，妥協，卻是治國的必要之惡。

時任聯邦參議員 拜登（2008）：...（共和黨議員）杜爾站起身，用他的「堪薩斯式幽默」請大家站起來，然後他俯身──順道一提，他身材高大英挺──他要我們所有人都舉一隻腳，踩進小船裡，大家一齊上船，然後再把另一隻腳也踩進來，因為我們今後就同在一條船上，有難同當。然後我接著說：現在我們來談條件，兩黨都必須承諾：如果1982年的國會大選中，有任何一位民主黨候選人違反我們今天達成的協議，他將遭到民主黨除名，而相反地，你們共和黨，如果有人違反這項協議也會被你們除名。我們就用這種方式改變了制度，大家各退一步，讓社會安全法案輕輕鬆鬆通過了表決，從此美國人再也不用擔心他們的社會福利...

華郵記者 麥特懷瑟：他進入政壇的年代，是一個「朋黨」政治的年代，所以議員們常三句不離「我朋友」，你懂嗎？拜登必須跟同僚打好關係，費盡心思與他們合作，甚至包括了麥康諾，這個民主黨眼中的大魔王，但拜登就是能與狼共舞。

7月底，兩黨基建法案初稿程序表決，獲得包括少數黨領袖麥康諾等17名共和黨議員的支持，光是這個動作本身，就足以替近來每每上演叫囂謾罵，議事流於形式的國會山莊，帶來氣象一新的曙光，而在實質意義上，除了法案本身預期效益，基建法案其實原本是川普當選後最早提出的政策概念之一，但川普的版本內容草率，從未獲得正式討論，只有徒具形式的每年一度「基建周」宣導活動，淪為電視嘲諷節目的長年笑梗，反觀拜登上台後，不僅在防疫吃緊時期，持續研擬規模更大、範圍更廣的基建計畫，而且在送交國會之後，也成功打破國會僵局，取得兩黨議員的共同支持。根據紐約時報報導，除了十位撰寫法案的議員，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功不可沒，拜登本人在過去幾個星期積極遊說，多次打電話給立場中立的議員，反覆邀請意見不同的兩黨人士到白宮交換意見，親自做出各種退讓或是條件交換，才是法案推進背後最大的動力來源，因為畢竟，基建法案的成敗，不僅關係到拜登政績，更是拜登的妥協哲學，和他的中道政治，在下個世代是否仍然管用的終極試煉，和觀察的指標。

眾院議長 裴洛西：你拿到法案了嗎？我還沒，所以你要我怎麼評論一份還沒看到的法案？我們樂見法案過關，也希望它能夠過關...

這份規模近一兆美元的龐大預算案，接下來仍須通過參院全院表決，同時送交眾院審理，而立場更為激進極左的眾院民主黨議員，已有多人放話，除非能與社福教育相關法案一起包裹通過，否則不惜阻擋基建法案過關。在兌現跨黨派合作的競選諾言，努力縮小兩黨鴻溝之後，拜登恐怕沒料到的是，他竟又遭遇另一頭的反向拉扯，這回要處理的，是自家門戶內的分裂危機。

https://youtu.be/IS2kemi4DCs

【避不開的一本書，一些事】
Cathy Park Hong《Minor Feelings》

也不是說有意避開，就是知道了很久，沒拿起這書來讀。本書在2020年初出版，作者是一位美國韓裔著名詩人，這是她的第一本非詩集/非小說作品，書的副題是"A reckoning on race and the Asian condition"：「種族和亞裔處境的反思」，隨著全球疫情後出現的反華情緒，和特別在美國發生襲擊亞裔人士個案數目大幅上升，令亞裔美國人身分認同成為熱門話題，而這書在今年初推出了 paperback，過去只讀沉悶的政經書籍的我，本來近期集中睇小說，但 Hong 的這書，再也避不開。

本書名列去年多個年終書評十大名單中，只不過是短短二百多頁、七篇文章，有什麼特別？作者以自己第二代韓裔美國人的身分和個人經歷，包括自己和一些認識或不認識的人的故事，探討了種族、結構性種族歧視，和在白人社會主導下成長的影響等題目，也因為她是詩人和藝術家，特別討論了小時學習英文為第二語言，從而讓她對這語言有更敏感了體會和應用，和一些在藝術社群中亞裔面對的問題。

Hong 成長家庭環境中上，住在白人居住地區，甚至家有私家泳池，但不忘提醒讀者小時候住在洛杉磯Koreatown的「基層」地區，不過在1992年當地發生的黑人與韓裔種族衝突前，父親生意有成，已經搬走。與我之前介紹美國越南裔詩人/作家 Ocean Vuong 不同的，是後者以難民身分移居美國，在單親家庭中長大，一直貧苦地工讀，Hong 讀的是私立大學，但二人對英文為第二語言的體會，在他們作品中，可見相似的地方。

尋找一起走過的經歷

兩人相似的經歷，還有是一個刻苦、堅強但對子女十分嚴厲的母親，就像我們在流行文化中阿信再加「虎媽」的印象。Hong 提及，小時到白人孩子朋友家中玩，覺得很和平和安寧，父母慈祥，小狗可愛，但回到自己家中，父母總是吵吵鬧鬧，沒有寵物，但老人家總有些古古怪怪的習慣（像祖母親用咖啡罐裝自己的尿去後花園種蔥），我想如果拍成電視處境喜劇，應該嚇壞白人，但反過來，只會令他們對小數族裔 stereotyping 的印象定型，更根深柢固。

Hong 的文章中，帶出很多重要的問題，例如，她作為藝術家，作品是否被困在白人社會對亞裔的印象的框框內，要遷就他們怎看我們，才能有機會出版？甚至她透過於1982年在紐約姦殺被害的美國韓裔女詩人 Theresa Hak Kyung Cha 的事跡，質問為何媒體甚至她的藝術界同僚和朋友，分別都淡化報導或低調處理，難道亞裔面對的暴力，白人社會都不想提，不想知道太多，亞裔在他們眼中，最好是隱形？這狀況，也與黑人面對的問題和歧視，有所異同。

Hong 所提出的問題，未必有答案，卻能另我們反思自己的經驗。無論在那裡生活，或曾經在那裡生活，在「自己的國家」抑或「別人的國家」，是多數是少數，不要說沒有歧視，要是這樣說，肯定只是視而不見而已，包括在中國和香港。我也想，我曾經在美國留學和打工十多年，回到香港，種族上少數分子變回多數，但身分認同又在種族層面上增加變數，回歸後香港身分在國家全面管治下又不一樣了。但至少回想自己十多年在美國的經驗，究竟當時是怎樣的？

誰是「亞裔美國人」？

近年使用的「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一詞，原來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反越戰和民權運動示威浪潮最火紅的加州柏克萊（Berkeley）所創作出來的，今天最「建制」的形容詞，當年卻已是最「前衛」的。即使在八十年代我在美國讀大學時，對亞洲人的形容詞，很多人仍然以 "Oriental"（東方人）這個顯然極為殖民主義的詞語稱之。至近年，如果要向一些美國機構有需要填表，在種族一欄往往會以「亞裔美國人及太平洋島民」（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統稱，我都會不禁想，亞裔都夠包羅萬有了，怎麼把太平洋島民都打成一片？

反觀英國，近年在這些回應表格分類，都變得比較仔細了，會分為「中國人」、「華裔英國人」或甚至「香港人」，當然也有些「混血」、「其他」或「不想或選擇不回應」給選擇，始終，說是種族但其實也是身分認同的選擇問題。然而，是否美國人就是比較懶惰，還是白人主導思想下分不開，不想分？他們分不開華人、日本人、韓國人、越南人等等，這都罷了，就是兩個東亞裔人的不同面孔，都總是分不開，我們分辨白人面孔卻沒這問題，是否我們看荷里活電影太多，他們看亞洲片太少？

自去年起，亞裔在美國因種族歧視遭受襲擊個案大增，亞裔美國人團體因而加強聯繫，作出回應，我曾經聽過當中他們舉辦的數個網上論壇，華日韓越還有印度、菲律賓等主要社群的參與都有，他們都會指出，一般美國人社會和白人主導的理解，甚至在不同亞裔之間，其實都未必完全了解「亞裔美國人」所包含的複雜性，不同的種族、文化、背景、語言，分隔了他們的互相了解，還有不同國家之間的政治和歷史的紛爭、新仇舊恨，在美出生的日韓中/港/台人後代，可能感受不深，但如果是新移民或者留學生，不幸地可能根本互相敵視，另一方面，新移民與否、教育程度、社會階層不同，對種族歧視的體會也不一樣。

我比較深刻印象的，是有一位講者曾經提出過，在媒體甚至官方的描述，不宜再簡化地以"China"或"Chinese"形容中國政府或官方的事宜或行為，中國餐說是"Chinese food"沒問題，但如果是政府的行為，就應該在內容和標題說明是"Chinese government"，的確，任何政府也不能代表所有人，批評一個政府不應把不滿投射都該國的人民，這個建議，可圈可點！

黑暗的歷史

另外，他們在討論中提出的典型應對，必定包括在美國教育中加強亞裔在美過去面對的歧視歷史，由美國內戰結束後，失去了黑人勞動力後，美國於1860年代輸入數而萬計的中國勞工以參與興建鐵路，可說是美國鐵路尤其是開發大西部的，當初都是以中國人的血汗，甚至用上平均每公里幾條中國人命搭建出來的，但美國政府「打完齋唔要和尚」，之後卻因恐怕大量亞洲移民，通過了「排斥華人法例」（Chinese Exclusion Act 1882），中國人甚至其他亞洲人，甚至包括前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人，都難以移民美國，直到1960年代才真正開始改變。

今天亞裔美國人提出應該放進中小學歷史教材的，當然還有二次大戰時的日裔美國人的遭遇，他們無辜地被視為間諜，財產土地被充公，失去自由，年輕男丁卻被徵上戰場，保衛美國這「家園」，其他家人就關押在集中營多年，直到戰後才放出來，這段黑暗歷史。至於韓國和越南人，無論是否同意美國當年應否介入他們國家的內戰，阻止共產主義擴張，大概都會同意，美國接收不少來自兩國的難民或移民，多少都為贖罪。

然而，在今天美國的本土政治環境，種族主義反而更為抬頭，在部分州政府出現共和黨人大力打壓黑人投票權利和鼓吹白人至上主義，要提出亞裔美國人歷史觀，把這些美國帝國主義的黑暗歷史，放進教科書，談何容易！反過來說，政權用作政治宣傳教育的話不算，就是過去在華人社會和教材又有多少談論「賣豬仔」和美國反華移民法案？就是我這一代香港人，對這些事的印象，只有「華英雄」和黃飛鴻電影（但這些故事內容卻反而只較多描述中國人自己人打自己人多於受白人的歧視），難道這歷史連中國人自己都不想再提？

種族暴力未停止過

這兩年在美國發生多宗亞裔面臨種族暴力事件，特別在三藩市灣區和紐約市等地，以及在今年三月發生的亞特蘭大按摩院槍擊案中的受害者，回想我接觸這些仇恨罪案（hate crime）的報導，始於1982年的陳果仁案。案發於我入讀美國大學前的幾個月，案件和之後數年關於的審判的報導，在我讀大學時訂閱的星島日報（記住當年未有蘋果甚至world-wide web！），應該一直看到這案件的發展。

陳果仁在中國廣東於1955年出生，六歲被被同來自廣東的養父母從孤兒院收養，帶到美國長大，於1982年二十八歲之齡，在美國底特律一家脫衣舞會所與朋友慶祝八日後將舉行的婚禮時，與在場人士起爭執，後來被兩名白種人追打，以棒球棍擊至腦死亡，四日後正式離世。這是否種族仇恨罪案？有證人表示，聽到兇徒曾經說：「都係因為你班XXXX令我哋無工做」(It's because of you little motherfuckers that we're out of work.），兩名被告當然否認說過。

歷史背景，當年美國因日本經濟起飛，尤其美國汽車業面對日本進口車競爭，節節敗退，三大汽車廠大量裁員，而底特律正是美國汽車業傳統重鎮，失業情況嚴重，雖然陳果仁是華人，相信很可能是被錯誤當作為日本人而被害。然而，州政府的審判，竟然輕判兩名兇徒罰款三千美元，守行為三年了事，華人團體說，等同公告天下，三千大元可以買起一條中國人命。

之後，有華人律師和記者介入，根據侵犯死者公民權利把案件推上聯邦法庭，原本把兇徒當中一人成功入罪判監廿五年，另一人就脫罪，但在兩年後上訴判決，兩人獲無罪釋放。最終，家人僅能以民事訴訟控告兇徒，獲判約一百五十萬美元，還要分期每月幾百元地給被告慢慢還，慢慢玩！因此，今年的亞特蘭大槍擊案，社會爭論是否應該以種族仇恨罪行控告兇徒，但歷史告訴我們，在美國，要如此入罪，十分困難，結果，恐怕又是不了了之。

當然，與當年中國人被當作日本人不同，這兩年如果說有人因疫情而仇視華人，但不少在美國街頭被襲擊的，卻是其他族裔的亞裔人士，可謂諷刺，並且，這也不是因為認錯，不少襲擊者顯然沒打算再理會他們是華人或是其他亞洲人，就是發洩要叫他們「滾回家」，即使他們不少根本是土生土長美國人。可幸的是當年陳果仁案只有美國華人稍為關心，今天可能因為所有其他亞裔都一同受害，亦相信因為社會始終有少許進步，不同族裔的亞裔人士總算更大程度地合作起來。

選擇忘記的歧視？

回望我在美國生活的那些年，究竟有沒有受到種族歧視？要說出具體例子的話，我說不出來，但說沒有遇上，我可以肯定地說，一定有。小的事情地方，面對過的白眼，服務上當我隱形，言語上的欺凌，必定有，但很奇怪，雖然說已經過了廿多年，是真的完全記不起來，還是我潛意識要忘記這些事、那些人？相反，像 Hong 書中形容，美國人對亞裔有些既定形象、行為模式，作為「乖乖」的「模範少數族裔」，我們只要「fit」進這些模式，自然大體上「相安無事」。當時，不自覺下，受害者也成為了種族歧視的幫凶。

我的大學處於中西部非常保守的印第安納州（Indiana），白人絕對佔最多，黑人也少，不過，可能因為屬於理工科目較强的學校，來自分布大量不同國家的留學生算多，我大學第一年時，宿舍同房被分派了一個美國人，他來自本州的中型城市，從未踏足外國，甚至連美國本土可能只去過少數鄰近的州分，我這個香港仔同房，對他可能已算是個衝擊。我們相處不錯，但我相信他也覺得，他潛意識下覺得自己是主，我是客，他是大，我是細，而我都是用最典型的亞裔方式，用學科成績證明自己的實力，得回多些尊重，尤其因為我們主修科目一樣。不過，不自覺下，這也許又已墮進「模範少數族裔」的stereotype 了。反而我有印象的，是他初時常笑我寫中文信給家人朋友（我1993年在入學第二學期才拿到電腦戶口，學識用互聯網和電郵，減少了手寫信），寫的中文字是"chicken scratch"，如果以今天標準來說，算是有點歧視成分了，不過，當年，算了。

與 Hong 描述她的大學生活比較（我比她約早十年入大學），我們都是在中西部的保守州分（她在艾奧瓦州 Iowa），不過她讀藝術，我讀的是工程，也許在亞裔的模範形象中，數學、理科能力較佳，讀這些科目的話白人接受，問題較少，只要是繼續在這些方面發展，可謂各取所需，當年就算是畢業後要在當地找工作，拿工作簽證留在美國，入籍，都不困難。後來我碩士畢業後進入大型電腦公司，先後在東西岸，前後兩家公司工作，回想起來，都是走不出這亞裔模範形象。

我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聘請我的是一位台灣人，從一開始，我真的有想過，他是不是因為我是華人而挑選了我？結果我都沒有問過他，當時組中除了我倆沒有其他華人，而我們也從沒有在工作內外講國語。當年我讀的是電腦工程，但第一份工作卻是在電腦公司生產硬碟的製造工程部門寫相關控制機械的程式，老實說，並不十分「夾」，大學學的都不一樣，要重新學過，而硬件製造可說是比較「悶」，結果兩年後在公司轉職到西岸矽谷的前線部門，才擔上較接近軟件顧問和諮詢的工作。矽谷在科技人才上即使當年已經是個大溶爐，我的同事幾乎來自世界各地，說什麼種族歧視？雖然最終大老闆，基本上全是白種人。

後來我在1994年返回香港工作後，無論是朋友討論或是媒體訪問，問及我為何回流，我的答案都會說，在香港可以更快踏上更高的職位，事業發展更好。當然，也許在一刻是那樣，不過，我也會補充說，如果留在矽谷多一會，等及互聯網 dotcom 泡沫吹起，留在美國也許發展更好也說不定。不過，當時在美國大公司所見的，的確是即使科技行業也有這個玻璃天花（glass ceiling），上面的職位望得到，但不會能上到去。我沒有詳細數據，但即使至今，大家印象中仍會覺得，除非自己創業，在美國大型科技企業的最高層，華人等亞裔的不多，除了印度人。

Minor Feelings

Hong 書中說的 minor feelings，是指當「美國式樂觀主義被置於你的身上，與自己種族實況面對呈現矛盾，導致的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人家告訴你，一切在改善中，自己卻覺得，都是一樣；人家說，亞裔多成功，自己卻感覺失敗。」相反，當我們覺得，「受夠了」，要對自己誠實一些，即使要令其他人覺得「難相處」，卻會被視為「敵意、忘恩負義、妒忌、令人沮喪、好戰」，就像白人社會覺得我們走出模範樣式，出了軌。

想起來，當年離開美國，的確有點兒這些感受。不過，奇怪的是，今天在香港，如果嘗試把種族部分，自己選擇用一樣你感受到的東西代替，這「認知失調」和「被當作出了軌」的感覺，同樣出現。這，又是什麼？

所以，我說這書避不開，是因為有些事，有些感覺，是避不開的。《Minor Feelings》最成功之處，最另我覺得是所讀最佳的書之一的原因，是因為它出奇地令讀者反思。不只是共鳴，更加是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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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六之四）

國安法第一審繼續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的意義，繼續進行討論。控方由嶺大學者劉智鵬以歷史學者身份，早前指出「光時」有分裂國家意思；而辯方的港大學者李詠怡 (Eliza)則已作供進入第三天。今天下午，和Eliza一起撰寫專家證人報告的另一位學者，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開始作供。

由於辯方兩位專家的姓氏同為「李」，「雙李」容易引起混淆。甫坐下，高個子的李立峯教授說，他想用Eliza稱呼李詠怡教授，獲法庭接納。

李立峯解釋，Eliza專長政治學，故對政治選舉及相關理論熟悉。而Francis自己則是傳播學教授，辯方劉偉聰大狀在庭上先介紹Francis， 指出他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博士論文研究美國9.11事件中，比較報紙讀者來信和網上論壇的言論，專研範圍為「政治傳播學」。

Francis曾出版學術著作，有講述雨傘運動與傳播關係，將出版另一本書，談及六四紀念活動的集體港人記憶現象，「我對香港近年的大型社會運動，有現代歷史脈絡的理解」。Francis亦曾於2017年成為香港法庭歷史上第一位以「民意研究專家」，為佔中九子案擔任專家證人。以往，香港法庭專家證人多為醫生及物理學家等。

三位法官表示接納Francis的專家證人身份。今天在大狀袍下穿了條子花紋西裝褲的劉偉聰大狀，溫文向法官們道謝：「I am grateful」.

Francis花了頗長時間，解釋社會科學中，量化研究（大型民調）和質化研究（焦點小組）的方法論及兩者作為理解社會現像的用途。

由於過往香港法庭甚少傳召社會科學家作專家證人，三位法官發問了很多問題。唯一男性法官陳嘉信說：「我是laymen（普通人）有這些問題」；女法官杜麗冰亦在休庭前向主問劉偉聰說笑：「對不起我們打斷了你的發問。」

休庭前，三位法官先後向Francis多次問及社科研究法的疑問。Francis越答越興起，語速快了。控方周天行說：「教授請說慢一點。」Francis說笑：「我教書時，學生經常說我說得太快。」此時法庭響起了輕鬆的笑聲。

Francis說，他們進行了的量化研究，就是於2019年從連登討論區上，以電腦程式，抽取討論區上曾提及口號相關的帖子，抽取的口號分別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港獨」、「五大訴求」。由於連登上的留言量可以數以百萬計，需要由懂寫電腦程式的學者作技術上協助，他再進行統計學分析。法官們沒有太多發問。

Francis說：「看數字，以數量計，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就可以處理，但要看人們怎樣建構意義，那要進行質化研究，因為做簡單問卷，是不可以看到意義建構的過程。此時要靠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我們做了焦點小組(focus group)。」

七個焦點小組，每個有五至八人參加，三組是包含了不同年齡性別職業的市民，四組是參與者背景相近的小組，一組是社工，一組是老師，一組是年輕人。總共有40人參加焦點小組，都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有參與示威或同情反修例運動的人。「因為我們要看示威者在想甚麼。」

三位法官發問頗頻密，其中，陳嘉信問，焦點小組只有四十人那麼少，如何有代表性？Francis解釋，質化研究是找「意義成形的過程」，代表性則由量化研究補充：「所以我們用不同研究方法互補不足。」

法官對社會現象的理解，和社科學者明顯有差別。

陳官問道：「參加焦點小組的人，會不會心裡想一樣，答你說另一樣？好像美國選舉你問選民選誰，可能他因為尷尬告訴你一個答案，但去到票站就投另一個。」陳法官形容，這是一個「危險」(danger).

作為社會科學學者，Francis這樣回應：「我不看成一種『危險』，因為人是複雜的動物，人的腦子裡不只有『單一的真相』，面對不同人，在不同處境，會影響人如何建構意義。從社會學及人類學角度，人們會在不同處境『管理自己的形像』，我會形容為因應處境而作出的『調整』，而不是在直白地說謊」。

Francis繼續解釋，「而建構意義是一個過程，同一個人在不同時候，他的想法也有改變。像我們現在在討論『甚麼是焦點小組』，我們（他和法官們）也在集體參與意義建構的過程。」

此時，Francis引述了焦點小組裡，其中一個焦點小組參與者，對「光時」口號的理解，隨時間而出現改變。

Francis在庭上說，其中一個支持反修例運動的焦點小組參與者說：

「最初我面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我說不出口。為何呢？因為我最初認為這口號與『港獨』有關，好像要推翻政府，這不是我的目的，我不支持港獨的。但隨着反修例運動發展下，我理解這個運動是關於爭取普選，關於愛好自由，公義。漸漸我可以喊出口了。這個口號好像承載了一種精神。當我去到集會現場，我喊『光時』口號時，我會覺得和其他香港人連繫起來。」

Francis解釋：「這是一個好例子，這個人最初覺得，『嘩，光時口號好激進』，但漸漸他覺得意義改變了。即使他不支持港獨，他也會嗌這口號。」

「這例子正正示範了，口號的意義建構過程，可以如此複雜，豐富，充滿餘韻(nuances).」Francis說。

Francis還引述了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Lance Bennett對政治口號的見解 “Effective political themes and slogans invite people to bring their own meaning to a situation. Thus, an image is an impression anchored partly in symbolic suggestion and partly in the feelings and assumptions that people have in response to that suggestion.”

(有效的政治口號邀請人們把他們自己的意義加諸其上。所以，一個影象像個錨，作為一個符號提示人們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到其中。)

Francis亦說，焦點小組中發現，只有部份人認為「光時口號」與港獨有關，所以口號是開放式的。「總的來說，光時口號就是關於一些失去的東西，而人們覺得需要改變。至於失去了甚麼又如何改變，則因人而異。」

法官們亦用法律用語詢問，焦點小組裡會否有「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即因為主持者主動提起「港獨」而引導被訪者去提及這個答案。這顯然是法庭常關注點。

但Francis說，焦點小組做法是開放讓大家討論，「而進行焦點小組時間正好在2019年9月，那時基本上整個社會都在討論這句口號的意思，是否和港獨有關。所以在焦點小組裡不需要提示，就會自然進行討論。」

法庭場境裡，引導性問題，會是法官關注的事。

這天早上，李詠怡(Eliza)教授，繼續接受控方盤問。Eliza早前曾說過，為甚麼「光時」口號在7月21日於社會流行起來，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人們對「元朗襲擊」感到憤怒，需要一個口號去表達其情緒。

然而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 則挑戰Eliza，周專員多次指，7月21日口號最初出現於白天，當時中聯辦被示威者包圍，國徽被損毁，當時中聯辦外牆上更出現「光時」口號，周專員指，「光時」口號的意義，應該與中聯辦事件有關。

控方的周專員說：「中聯辦外示威中，清楚反映拒絕中華人民共國和政府的意思，你為何不認為這些示威活動的意義，有助我們脈絡性地理解口號的意思？」周專員亦呈上了多張中聯辦被損毁的照片叫Eliza細看。

Eliza指，她和研究伙伴，曾在7.21後，嘗試從數據了解為何當天之後，光時口號的使用明顯更普遍。於是她從兩張報紙裡，點算傳媒提及過的地區，發現「元朗」字眼出現的頻率，要比「西環」、「中聯辦」及「上環」高出很多。

「媒體注意力反映公眾注意力，而焦點小組發現，7.21大家一致是關注警察暴力，而不是關注中聯辦。故此我們認為令到7.21口號普及化，元朗事件比中聯辦事件重要得多。」Eliza說。

Eliza早前指，梁天琦在造勢晚會曾引述過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說「the Ballot or the Bullet」意思，Eliza認為「子彈」只是比喻，並非像控方專家劉教授所說有「武器」的意思。控方更指控梁天琦有意推翻政權。Eliza當時更說，以她所知， Malcolm X不是「分裂國家主張者」(secessionist)。

周專員今日呈上Malcolm X的1964年的演講，讀出部份內容，又追問Eliza知否Malcolm X被指為 “separatist”和知否Malcolm X曾經加入激進伊斯蘭組織。

Eliza語氣有點難以置信地反問：「我們是否要進入複雜的美國種族歷史？美國黑人民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t)和非洲裔美國人那時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 尤其是於種族隔離(apartheid)的過去有多複雜?要研讀多少歷史脈絡？」

周堅持追問：「那Malcolm X是不是分離主義者？」

Eliza沒好氣答: 「若是說建立一個有主權的國家這個理解下，我認為不是。」

周專員仍在要求Eliza看Malcolm X說話節錄。此時，彭官要求暫停提問，三位法官退後座椅商議一會，然後彭寶琴說，Malcolm X是否分離主義者，與本案案情「拉扯得太遠」（far far removed）, 彭官提醒周專員，Eliza一直不反對梁天琦在選舉演說中對港獨持正面看法。

周專員另一處的追問，把梁天琦與Eliza拉得更近，問答更有火花。周專員引述去年夏天來自《眾新聞》的報導，報導中訪問了三位學者，表達學者們對泛民立法會議員在政府表示因疫情把選舉延期一年後，是否應該總辭。

報導中，Eliza認為議員應該留任，訪問中提到議會是重要「抗爭陣地」「在威權政治下，策略上考慮比民主原則更重要……」周專員反問，梁天琦進入議會，會否也像她所說的一樣，「具策略意義，目的是去推翻政權」？

Eliza罕見地光火起來：「你在引述我？你是否在說我和梁天琦是一伙？說我和他是同黨？(You suggest I am part of his cohort?)……好了，現在我被審訊，我要回答吧？ (I am the person on trial, I have to answer this……)」辯方劉大狀立即站起來抗議，指Eliza是來做證人的。

此時彭寶琴語氣溫和地望着Eliza說：「不是的，妳是來作供，提供專家意見給法庭。請不要覺得來被審判，這不是原來的意思。」彭官打圓場道：「我想周先生要想問妳，會不會梁天琦進入立法會，覺得策略上可以作出改變，而不是留在結構以外。」

Eliza鬆了一口氣，望着彭官說了幾聲：「感謝妳的澄清，感謝。」然後Eliza詳細解釋，她在泛民總辭上的看法，已經算是「溫和派」，因為當時社會上較激進的想法，是主張泛民議員一起總辭以表示對選舉延期的不滿。而Eliza說，我主張泛民留任，是希望有議員監察政府，希望加強政府問責性。

現在仍身陷囹圄的梁天琦，始終成為庭上反覆被斟酌的客體。

Eliza今日完成作供前，有機會詳細解釋，她作為政治學者，如何理解梁天琦為何要使用「光時」口號。Eliza解釋，2016年梁天琦參加的是新界東補選，和以往立法會選舉不同，選舉制度是「單議席單票制」，並非「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之下，勝選者需要的票數不需很多，只拿取選票一成也可以拿到席位。然而補選的規則，則是誰多選票誰便勝出，故要爭取選票數量。

Eliza說，回看2016新東補選中，參選者多達6人，當中梁天琦的對手，有知名度高的政黨領袖，梁天琦當時相比之下，是一個無人認識的小伙子，只有大學宿生會經驗，或參加過一些小型社會運動，但知名度不高。「他需要設計一個非常搶耳的口號，以拿得最多的票數。」

Eliza指，一個知名度不夠的參選者，設計口號會有「不成比例地戲劇化」的情況(dramatizing out of proportion)，故此梁天琦即使說「選票就是子彈」是一種誇張的說法而已。

Eliza進一步指出：「很多提倡港獨的政治組織，大部份沒有具體的行動計劃，只是口說『香港獨立』」。法官彭寶琴補充：「妳所說的沒有具體行動計劃，是在公眾知道的情況下沒有而已。」

Eliza再補充：「究竟（這些組織主張的）是和平遊說，還是使用暴力或武裝力量？沒有看到這些（資訊）。」

今次被告唐英傑的電單車上，插着旗幟的版本，除了有「光時」這個八字中文口號，亦有七字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中英文版本均在法庭反覆被檢驗。辯方學者卻說，原來口號的出現，並非有明確的設計時刻，或單一設計者。

彭官曾詢問，英語口號如何出現，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那裡來？彭官留意到梁天琦2016年造勢晚的佈景板已出現這七個英文字。

但Eliza指出，她曾經從梁天琦遞交給選管會的個人簡介中，找到「光時」的英文版，卻是被譯成「Ignite Revolution to Reclaim Our Age.」對於造勢晚會和選管會的文宣為何有差異，Eliza說她不知道。

而Eliza亦曾找遍不同資料，去嘗試看看梁天琦當初創作「光時」口號的原意，但發現他除了在晚會說過，口號不想專注「世代」差別，除此之外，她沒找到更多解釋。不過Eliza說，原來梁天琦最初創作了另一個八字口號，但她認為，梁天琦最初的口號不搶耳，不令人留下深刻印像。

「選舉口號要搶耳，要令人容易記起這個參選人，而原來梁天琦最初設計的口號很悶蛋，孩子氣得像大學活動口號一樣。」

原來，於社會掀起沸沸揚揚的談論，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被廣泛流傳過，今天被法庭研究是否違反國安法的八個字口號，並不是梁天琦最初的構思。

此時，Eliza翻查文件找到了紀錄，並以廣東話在高等法院朗讀出，梁天琦最初曾經構思，但最後放棄了的意念。這個被埋葬了的口號，原來一樣是八個大字：「知行合一，世代革新」。

如果歷史有如果，假若「光時」沒有出現過，今日香港的光景又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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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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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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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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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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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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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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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第二位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院，明天他會繼續作供）

生長於馬來西亞的華人導演廖克發，而後來台就讀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學習電影製作。第一部紀錄片是尋找曾為馬共、身影曖昧模糊的祖父的《不即不離》，原為劇情片《菠蘿蜜》做電影背景，是以對馬共議題進行田調。但隨著他浸淫日深，素材累積的份量足夠，也就自成一部紀錄片。

馬共至今於馬來西亞仍是禁忌話題，廖克發採訪的對象大多不在馬來西亞，散居於泰國、中國與香港，過著不斷轉換身份的生活，隱藏著身世與革命的故事。 單純想要理解祖父為何加入馬共的廖克發，在《不即不離》完成的過程裡，持續發現當年左派運動是年輕人為了生命的迫切所需，對抗日本以及英國的殖民，想要更有尊嚴與自由，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很自然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的選擇。

廖克發認為，對政治事務的冷漠冷感，其來有自，並非所謂個人的選擇或立場，而是有一個久遠的脈絡發展──當推進、創造理想社會的人們沒有受到重視，其犧牲完全被扔擲於國家與歷史的敘事以外，未曾轉換為正義時，後來的人也就在長期的審查與壓抑中，被訓練、教導成無法信仰正義，難以想像更好也更平等的可能。 從回溯自身家庭到發掘整代馬共人淹沒歷史的《不即不離》，也就開啟了廖克發的第二部紀錄片《還有一些樹》，由馬來西亞1969年後見於郵件的戳章，進行對種族議題的深刻探討。

馬來西亞社會大致可分為馬來人、華人、印度人與原住民等。馬來西亞在脫離英國殖民獨立建國時，簽署了馬來人享有經濟與教育等的優惠特權，華人與印度人則是能享有公民權的協定。 而華人與馬來人種族衝突的513事件，肇因於反對黨在1969年全國選舉頭一回超越執政黨政府得票率，大肆慶祝遊行，引發馬來人的反感，也上街示威，最後演變成戒嚴，與及大規模屠殺事件。該戳章所註明的禁止散播謠言，即是不允許討論、質疑該事件，乃至馬來人在馬來西亞的特權。《還有一些樹》透過訪談與歷史資料，耙梳了513事件的始末，同時也凝視種族政策最底層受害者原住民的困境。

廖克發發覺，在華人被馬來人以及政府軍警慘烈殺害時，也知曉華人內部的自相殘殺，甚至及於華人對更少數，尤其是原住民族的剝削與壓迫。他乃對自己提問，會不會他也同樣是一名種族主義者？主要是他警省到，自身總是從華人是種族主義受害者的角度去思維，而罔顧其他被華人既得利益下的邊緣民族。而如此疑惑更拉高視野地思維著樹（自然環境）與人類的關係，特別是為了經濟開發，對原住民棲息地、森林的砍伐，透過樹的靜默與見證與原民祖先的洞穴探勘，也就隱隱有人類對自然的態度不也是種族主義作為的體會。 廖克發從幼年熱愛看牛仔電影說起，其時他對正義的想像，就是那些槍殺印第安人的西部牛仔皆是英雄。直至成人看了《與狼共舞》方才瞭解，印第安人是被壓迫的對象。

換言之，影像所造成的偏見遠大過於關於正義的探索。 廖克發強調，任何太方便、簡化的敘事跟立場，都是危險的。拍紀錄片必須有疑惑，明白沒有一種面向可以是全面性、全客觀的紀錄。活在複雜的世界，必須有多重、多部的聲音。單一故事永遠不夠，需要有很多故事與作品，討論同一個事情。說故事的權力掌握在誰身上這件事情，得保持懷疑。紀錄片工作者不能牢牢握住這種權力不放，要能時時刻刻反省自身的意圖與認知。這也是為何廖克發會謹慎對待受訪者，要重複確認他們是不是願意將受訪內容公諸於世。

小檔案

廖克發，1979年出生於馬來西亞怡保，實佻遠（Sitiawan）。就讀於國立新加坡大學商業學系，卻熱衷於文學創作以及出國遊學，曾獲大專文學獎。畢業後任教於新加坡小學四年後，來台學習電影製作，2011年畢業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兩部作品曾獲得台灣金穗獎最佳學生影片，曾獲最佳導演，並在2015年釜山國際影展獲得超廣角亞洲最佳短片。編劇作品長片劇本《菠蘿蜜漫長的飄香等待》，根據祖父二戰時參戰的生命故事改編，獲優等劇本獎；被選為2015法國南特影展，台北劇本工作坊。成立蜂鳥影像有限公司，製作劇情與紀錄影片。參與2013年的侯孝賢導演執導的金馬學院。曾任臺灣國家地理頻道攝影師。

拍攝的電影多與東南亞華人有關，其中紀錄片《不即不離》因涉及有關馬來亞共產黨的敏感歷史，在馬來西亞被全面禁演。2019年以劇情片《菠蘿蜜》入圍第56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同年紀錄片《還有一些樹》也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創辦人：馬立群　　監製：王姿佩 採訪：沈眠 攝影／後製：馬立群 作品提供：廖克發　　場地提供：倆人攝影棚

上週連續假期，我本來想跟我老公蘿蔔頭去墾丁走走，在我的想像中，在空無一人的沙灘演偶像劇，結果沒想到墾丁是像巴西嘉年華一樣擁擠，搞了半天原來不是只有我會搞浪漫，還好我臨時決定乖乖待在家裡執行「睡覺防疫」，不然我現在就要自主健康管理14天了！
　
看了墾丁這畫面很多人就說，台灣就是太民主，要是你在中國，一聲令下，我看誰敢不配合防疫政策？有媒體報導，中國為了確定確診病人不會亂跑，是用鐵條把門窗焊死耶，你要這樣的政策嗎?我才不要。但是我知道，這時候很有威權的政府，對很多人來說，看起來比平常順眼很多，至少沒那麼礙眼，很多政府領導人知道民眾的想法，於是就開始趁著防疫偷渡權力。
　
我們先來看看民主大國-美國。
you are fired！這是我們川貴人當上總統之前的口頭禪，沒想到都已經當了總統了還很愛用。美國航空母艦「羅斯福號」，3月底驚傳百人染疫，淪為海軍版「鑽石公主號」，但軍方高層卻遲遲不讓船員登陸隔離，氣得艦長「克勞齊」上校向五角大廈發出求救信，沒想到信件內容外洩被媒體曝光，結果最後這名「英雄長官」慘遭撤職嚴辦，理由是洩漏軍機、製造恐慌、缺乏判斷力！結果這個被長官認定為無能的克羅澤，最後一次走下羅斯福號的時候，全艦弟兄以歡呼為老長官送行。
但不只吹哨艦長被拔官，根據彭博社報導，華盛頓、芝加哥都傳出，有醫護人員因為爆料裝備不足，而遭到院方開除，噤聲醫護來維護形象，這是美國版的李文亮事件嗎？
　
就連「川貴人」也把面子看得比防疫重要，大力支持開除艦長，先前還要紐約州州長古莫在內的敵營民主黨州長「對他有禮貌一點」，否則這些州就等著被放生，拿不到中央物資。
　
這就好像台北市長柯P向中央要求醫療設備，結果小英總統回他：「你態度太差了，自己掏錢買吧！」我先說沒這回事，是舉個例幫助理解。像川貴人這樣按照政治偏好分配防疫資源，不爽就賞你一丈紅，這樣對嗎？
　
我們接下來看另一個民主大國-英國。
英國國會緊急通過329頁的「新冠法案」，原本是為了防疫，但卻引發濫權疑慮。比如原本當局想要對國民逮捕、搜查和監視或取得私人資訊，就要取得特別授權令warrant，在英美國家，只要有司法人員找上門，有法律常識的第一句就會回do you have a warrant,沒有warrant想進我家搜索。一般如果要實施特別授權令，必須獲得司法專員的批准，比如法官，但這項緊急法案延長了司法專員「事後批准」的天數，來到12天，等於政府機關可以先斬後奏，在授權令經過批准前就直接執行，權力無限上綱！法案還規定，只要警察、海關人員、公衛官員「認為你有病」，就有權力無限期拘留你，但英國政府先前預估，最後會有80%的英國人遭到感染，就代表當局有權拘留幾乎每、一、個、人！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匈牙利。
匈牙利總理奧班（Viktor Orban），一向主張「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也就是「號稱民主」，但公民個人基本自由得不到保障，隨時有可能被侵犯和剝奪，而這波疫情剛好替奧班鋪了一條捷徑。
匈牙利國會在3月30日通過防疫法案，無限期延長緊急狀態，允許奧班用「行政命令」無限期執政，簡單來說就是他可以跳過國會批准，直接用行政命令治國，而且總理可以當到天荒地老，緊急狀態哪時候結束，他說了算；不僅如此法案還規定，散播假消息的人得吃五年牢飯，阻礙政府防疫措施，最高入獄八年，但標準在哪裡沒人知道！法案讓奧班成為匈牙利1989年以來，掌握最多權力的政治人物，被各界批評不只趁亂擴權、還打壓媒體第四權！國際媒體紛紛報導，匈牙利民主已死，淪為歐盟第一個獨裁國家，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也提出警告，但奧班回應：「我沒空！」，疫情結束再來談！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我們台灣朋友興趣非常高的-以色列
講到這個以色列總理尼坦雅胡真的有夠雷，3月中他原本因為賄賂、詐欺等罪名要接受公審，罪證聽說還滿齊全的，但疫情爆發後，尼坦雅胡竟然利用緊急狀態藉機關閉法院，讓他的腐敗審判硬生生延期兩個月，他還授權國內情報機構出動反恐措施，利用手機數據監視公民，要是敢違抗隔離命令，最高刑期六個月！
　
但最「抓馬」的要屬菲律賓了！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他曾經將憲法比喻成「一張衛生紙」，還嗆過要屠殺吸毒犯、把貪污的人丟下直升機，但最近馬尼拉因為封城而導致糧荒，引發民眾不滿上街抗議，導致20人被捕，結果杜特蒂不去救濟百姓，反而出言恐嚇說「鬧事的人都該死」，這是要學北韓「標靶治療」嗎？菲律賓國會還通過最新緊急狀態法案，給杜特蒂緊急權力，懲罰違反隔離規定或散布假消息的民眾，如果情況惡化，總統還可以接管私人企業！
　
標榜民主的國家，正朝威權主義火速邁進，原本就極權的國家更是光怪陸離。例如約旦，誓言將「堅決處理」散布謠言製造恐慌的人；軍政府掌權的泰國，必要時當局有權審查或關閉媒體；而前蘇聯國家更紛紛採取「蓋牌」措施，在土庫曼，「新冠病毒」變成禁忌字，像佛地魔一樣不能說，一講「新冠…」可能就被消失了；但第一名我給了白俄羅斯不但照樣舉辦足球聯賽，馬照跑舞照跳，總統還說伏特加可以殺病毒。總統帶頭發假新聞，這真的快瘋了！
　
在緊急狀況，人民把權利借給政府，緊急狀況結束了就要還！但剛剛看到許多國家祭出的緊急防疫法，幾乎沒有日落條款，來確保這些法案會隨著疫情結束乖乖退場，更沒有任何監察措施來確保領導人不會濫權，這就好像借條上竟然沒有還款日，還多少也沒人能管，難怪讓許多人權團體批評，假防疫，真集權。
　
而且這些往往都是主政者老早擬好，只花半天的時間就通過的「速食法案」，議員根本沒時間仔細研究，有沒有奇怪的法條混在裡面。而人民也像溫水煮青蛙一樣，沒意識到他們交出的權利，等到想要收回的時候一切都太遲了！
　
《紐約時報》就以美國在911事件後頒佈的《愛國者法案》為例，當年為了防止恐怖主義，賦予美國警察機關搜索電話、電郵和個資的權力，但直到事發14年後，法案才逐步失效。像這類的緊急法令，很容易滲透到法律結構中成為常態，標準的請神容易送神難哪！
　
盧森堡政治學家畢柏也警告，等這波危機結束後，許多國家的民主程度將遠低於今年3月疫情大爆發前的水準，為了對抗疫情的權宜之計，很可能變成長久之計。
　
我剛剛說了，緊急時，民眾可以把民權借給政府，但緊急狀況完了就得還，有借有還，才是有信用的好政府，借的時候就擺明了不準備還，那下次你還借它嗎？
　
這次琪斐大放送的關鍵字是
#假防疫真集權 #威權防疫有借無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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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政務委員就可以扼殺原住民自治！

（2012.5.7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今日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質詢負責督導原住民法案的政務委員羅瑩雪。但一開始，羅瑩雪就抗拒此項質詢。幾輪對答之後，高金素梅生氣的指責羅瑩雪是「漢人沙文主義」，羅瑩雪竟馬上反擊，指控高金素梅「你才是原住民沙文主義！」。此話一出，引起現場許多立委的側目，會議主席陳其邁馬上進行會下協調，羅瑩雪立即道歉。

羅瑩雪今天是以行政院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身分備詢，但她同時兼任行政院有關原住民事務的政務委員。一看到高金素梅上台質詢，羅瑩雪馬上就說依體例，政務委員不上質詢台，所以她不回答政務委員工作範圍的內容。

高金素梅說，雖然原住民自治法案的主管機關是原住民族委員會，但事實上，在行政院的版本送出之前，是由政務委員在行政院內，負責督導、跨部會協調，掌控著原住民法案的生死大權。由於一直沒有機會，可以公開的向羅瑩雪政務委員請教有關原住民的事務，只好藉今天的質詢機會。嗣後，會議主席陳其邁裁示，政府官員應就委員質詢之事回答，請羅瑩雪盡量說明。但羅瑩雪從頭到尾都不配合，且態度傲慢。

在答詢過程中，在在顯示出羅瑩雪政務委員對原住民事務的不熟悉，包括像排灣族傳統上有貴族制度、阿美族是母系社會、泰雅族不是......等等相關的基本知識。至於原住民的土地怎麼流失的，光復後國民政府在原住民地區砍伐森林的情況，對這些攸關現在原住民權益和生態的情況，更是一無所知。

但更糟糕的是，羅瑩雪不斷以「應該放開眼界」、「應該共同為國家整體考量」、「不應該分族群」這樣貌似公平正義的大帽子，來反擊高金素梅的質詢。最後終於激怒了高金素梅和現場的原住民立委。

緊接著上台質詢的，同樣是原住民立委，鄭天財委員問羅瑩雪：你知道在中國大陸內蒙、西藏都是自治了嗎？羅瑩雪回答：那是表面上自治，事實上自治的範圍很有限。

鄭天財委員再問：那台灣有沒有原住民自治區？羅瑩雪回答：目前形式上沒有，但實際上有，比如說蘭嶼，百分之九十幾都是原住民。此時，鄭天財委員也不得不發怒：那是地方自治，你是學法律的，那是地方制度法，不是民族自治區。

連「地方自治」和「原住民自治」，都分不清，這樣的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同時還是兼任著督導原住民事務的政務委員，馬政府執政下的原住民權益，到底是進步還是倒退，可想而知！

高金素梅表示，今天的質詢並非要刻意為難羅瑩雪政務委員，而是期望，在審理原住民自治（區）法時，能制定出一部有人性、有生態環保、有原住民的歷史轉型正義、有原住民族的文化、有國土保安觀念的原住民自治（區）法。

上屆立法院，同樣是由時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高思博，兼任督導原住民自治法案的政務委員。就因為高思博政務委員，對原住民事務沒有概念，提出了一個沒有土地、沒有財源的虛擬原住民自治法。

現在又來了一位態度傲慢的羅瑩雪政務委員，不難想像，一部具有公平正義且有實質內容的原住民自治（區）法，在行政院內就被扼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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