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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國際政治錄音室🇧🇦】有網友談及這篇8年前的舊文，覺得此情此景重溫，更有感覺：

近年香港流行曲具國際視野的不多﹐開宗明義以國際時事為題材的絕無僅有﹐題材嚴肅又能大熱的更幾乎不可能﹐這一切都令《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成為特例。

這首1994年作品是鄭秀文走向穩重的代表作﹐雖然不是大碟第一主打﹐但叫好叫座。記得筆者當年曾在一些比賽彈這首歌為人伴奏﹐記憶中這是情侶年度最愛之一﹐旋律改編自日本的中島美雪﹐實在優美。不過令歌曲成為話題的自然是歌詞和時代背景﹐因為這改編自真人真事﹐即西方一部同名紀錄片。

這紀錄片以波斯尼亞內戰為背景﹐講述南斯拉夫解體後﹐薩拉熱窩圍城之戰的衝突雙方﹐即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他們不少後來被列為戰犯)﹐和波斯尼亞的穆斯林(後來與波斯尼亞的克羅地亞人結盟﹐因而獲西方支援)。在西方媒體﹐塞族人經常被列入邪惡一方﹐但在這紀律片﹐雙方都沒有道德高地﹕男主角是塞族人﹐女主角是穆斯林﹐他們相戀多年﹐希望逃離戰場﹐各自向交戰雙方的熟人打招呼﹐以為有了默契會被放行﹐怎知走到兩大陣營的交接區還是被槍殺﹐事後雙方軍隊都不承認責任。

波斯尼亞內戰自然是國際熱點﹐但其實並未為港人重視﹐相較於後來的9/11、伊拉克戰爭﹐這內戰由始至終未嘗出現在香港頭條。港人對東歐更是陌生﹐至今認識塞爾維亞、克羅地亞等國名的人還是不多﹐要代入薩拉熱窩的時空背景﹐更是困難。何況這首歌為鄭秀文帶來聲譽以後﹐唱片公司希望照辦煮碗﹐曾灌錄了一首講述德蘭修女的《加爾各答的天使》﹐但反應大不如前。若論熟悉程度﹐加爾各答總比薩拉熱窩深入民心﹐德蘭修女也比那對情侶廣為人知。因此﹐在歌曲質素以外﹐《薩》曲在香港流行﹐有其他被忽視的背景﹕

首先﹐薩拉熱窩原來是一個異族普遍通婚的地方﹐也是東歐的國際都會﹐曾主辦冬季奧運會﹐卻忽然變成種族分割的地獄。這樣的突變﹐一直是回歸前港人心理的潛在恐懼﹕從前的美好﹐「是對青春小情人/眼睛多麼閃又亮/像晴天留住夏天/每度艷陽笑也笑得善良」﹐變成現實的殘酷﹕「但戰火封鎖危城/也蓋掩星星月亮/沒陽光唯共互牽/拼命地逃盼再見到艷陽」……這樣的反差﹐比戰爭本身更能打動香港人心。近來不斷有網民分享回歸前的經典電視節目《笑聲救地球》環節「九七前後」﹐這節目出現於波斯尼亞內戰以前﹐但正可反映港人對九七後變成單一文化、失去國際特色的憂慮。

這首歌在當年情侶當中大行其道﹐也有宏觀原因﹕當時是香港移民潮的高峰﹐每年總有人移民加拿大、美國、澳洲、新西蘭﹐在中學階段已造就大量異地情﹐雖然一般都無疾而終﹐但也有細水長流。於是《薩》曲被不少移民港人對號入座﹐他們不管波斯尼亞內戰的背景﹐只以九七將他們分割﹐就自居羅密歐與茱麗葉、自編自導可歌可泣的故事內容﹐今天回看﹐雖然不無誇張﹐但當年人心惶惶﹐情侶講及國家前途卻是人之常情。

何況十二字的歌名雖然冗長﹐但沒有出現在歌詞內容的「薩拉熱窩」四字卻是神來之筆﹕正因為港人對真正的薩拉熱窩聞所未聞﹐歌曲才賦予他們無窮想象﹐讓港人輕易把本土情懷代入﹔反而加爾各答作為「一個有很多窮人的印度城市」廣為人知﹐什麼神秘感也沒有﹐就不利於移情。 其實﹐填詞人林振強並非沒有自己的香港創造。例如一句「縱各有信仰」﹐當然可以指塞族人的東正教信仰、穆斯林的伊斯蘭信仰﹐但其實波斯尼亞內戰的宗教元素遠少於種族元素﹐反而香港和內地不同主義的「各有信仰」﹐卻是當時社會話題。另一句「他跟她始終從沒更改立場」更是無厘頭﹐那雙情人和其他波斯尼亞內戰當事人一樣﹐談不上有什麼大是大非的「立場」要捍衛﹐這更似是後六四時代港人自我打氣的寫照。後來又一句「共離開塵俗萬千荒謬立場」更奇怪﹐實在套不上波斯尼亞﹐只會教人想起社會流傳的內地「荒謬立場」。可見這首歌在香港流行的背景具有相當諷刺性﹕正因為港人對那個背景全不認識﹐才容易流行起來。

假如需要比較研究﹐《薩》曲足以和許鞍華導演的經典電影《投奔怒海》相提並論﹕後者的背景是越南統一後的南越﹐大批從前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人淪為難民﹐苦苦掙扎﹐千方百計逃亡海外﹐殘存下來的仰人鼻息﹐對此筆者曾在電影評論的書籍有所介紹。最有意思的是﹐這電影並非在越南取景﹐導演對真正的越南情況了解不多﹐一切都是以香港人回歸前的想象建構而成﹐說白了就是通過虛擬的越南﹐對回歸後香港的命運表達憂慮。薩拉熱窩不過是《投奔怒海》的越南翻版﹐鄭秀文適逢其會﹐就像《投奔怒海》的少年劉德華﹐卻為香港國際視野留下了經典。

沈旭暉 META Vol.14 2011年

【沈旭暉國際政治錄音室🇯🇪🇮🇪】剛才的「香港北愛爾蘭化」分享會，用了上週Roger Chung live的《Sunday Bloody Sunday》開場，關於這首神曲的背景，4年前曾經介紹過，當時自然沒有甚麼人理會，但現在可能不一樣。

//近日一份英國解密檔案顯示，在港英管治晚期，有北愛爾蘭官員曾「認真考慮」一位學者的建議，讓全體香港人移居北愛；媒體報導後，當事人又說這只是「英式幽默」。無論這建議有沒有可行性，純粹藝術創作，想像全體香港人真的移民當時的北愛爾蘭，確實具有相當創作空間，因為他們會無可避免捲入北愛抗爭的前線。今天的香港人只認識《海闊天空》，但假如他們住在北愛，就不得不認識北愛抗爭神曲：《Sunday Bloody Sunday》。

這首歌來自愛爾蘭搖滾樂隊U2在1983年推出的專輯《War》，開宗明義指涉1972年北愛衝突高峰期爆發的「流血星期日」（Bloody Sunday）鎮壓事件，成為英國「北愛爾蘭問題」（The Troubles）年代的流行文化標記，被不同媒體評選為史上最經典抗爭歌曲之一。要了解這首歌，就得對北愛問題有基本了解。

北愛爾蘭由阿爾斯特六郡組成，原來於南愛爾蘭是一個整體。但在1918年英國大選，主張愛爾蘭獨立的新芬黨雖然贏得愛爾蘭整體七成選票，但在北部阿爾斯特九郡之中，在新教徒佔多數的六郡全線敗選。英國政府遂於1920年頒布《愛爾蘭仲裁法》，將該六郡劃為「北愛爾蘭」。1921年愛爾蘭獨立戰爭後，根據《英愛條約》，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自由邦」成立，但阿爾斯特六郡也引用條約賦予的自決權退出自由邦，留在聯合王國。此後北愛存在嚴重分裂，「聯合派」（unionism）、新教徒支持留在英國，「民族派」（Irish nationalism）、天主教徒一直尋求加入愛爾蘭。

1960年代末期，兩派爭拗愈趨激烈，雙方軍事組織持續爆發流血衝突，北愛政府尋求英國派軍維持秩序。「民族派」起初也歡迎英國駐軍，因為他們認為北愛政府和警察偏袒聯合派、新教徒。例如1971年訂立「未經審判拘留制度」後，共有350人被拘留，當中只有3人是聯合派新教徒。但他們對英軍的信任迅速崩潰，正是因為1972年1月30日爆發的「流血星期日」事件：當時英軍武力鎮壓脫離大隊的遊行人仕，並向人群開槍，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傷，據目擊者證供，英軍當時瞄準遊行人仕、救援人員及記者，而他們並沒有手持武器，並且正向安全地點逃離。事件令「民族派」對英軍失望，兩派衝突更加激烈，英國政府遂於1972年解除北愛自治權，「民族派」的愛爾蘭共和軍（IRI）則成為冷戰期間最著名的恐怖組織。

《Sunday Bloody Sunday》一曲，正是以這背景寫成。由於事件是「民族派」的反英里程碑，令U2一度被認為是共和軍的支持者，但這樣的激進標籤，並非一隊流行樂隊希望得到的。北愛爾蘭亞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社會學教授Bill Rolston曾經撰文分析，指U2當時也意識到這一點，因此在其後表演中，刻意宣示反對激進行動的訊息，以免落入「聯合派」和「民族派」的二元對立，只集中提出追求和平的理念。

例如，在每次現場演唱《Sunday Bloody Sunday》前，主音Bono都會口號式的、有點此地無銀地聲明：「This is not a rebel song」。U2後期演唱會總有一幕，Bono撕爛愛爾蘭橙白綠三色旗幟，只留下象徵和平的白色布條披在身上。《Sunday Bloody Sunday》歌詞第一句原為「Don’t talk to me about the rights of the IRA」，後來也改作「I can’t believe the news today」，令歌曲傳遞厭倦北愛兩派衝突的訊息更加強烈，同時與激進共和派劃清界線。Niall Stokes在《U2: Into the Heart: The Stories Behind Every Song》一書中，指「《Sunday Bloody Sunday確實是一首抗爭歌曲－－反抗的並非北愛各派系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各方之間似乎永無休止的暴力衝突惡性循環》」。這樣的訊息，不但拯救了這首歌的命運，也令它成為搖滾長青之作。

但無可否認的是，U2在云云搖滾樂隊當中，是最具政治、社會意識的代表之一。他們發表的包括《Sunday Bloody Sunday》在內的不少作品，都圍繞當時英倫三島上的政治、宗教、體制紛爭，成為一個時代英倫、愛爾蘭政局的流行文化標記。U2成名並登上神壇後，也刻意在北愛問題上發揮文化、政治影響力，最著名的是在1998年英國和愛爾蘭簽訂締結北愛和平進程的《貝爾法斯特協議》（Good Friday Agreement）前夕，正在貝爾法斯特演出的U2，邀請各黨派政客上台呼籲民眾支持協議，締結聯合和民族兩派政黨大和解，確實也貫徹了《Sunday Bloody Sunday》中終止兩派鬥爭的訊息。

其實U2的社會參與，可謂一以貫之。早在1986年，U2已聯同其他愛爾蘭樂隊、音樂人，在都柏林籌辦了一場名為「Self Aid」的慈善音樂會，旨在協助當時愛爾蘭接近廿五萬的失業人口，歷時14個小時的音樂會，數百萬英鎊收益成立了失業基金。其後，U2以樂隊或成員個人名義參與的慈善事業，更衝出愛爾蘭，不時與國際特赦組織、綠色和平等合作，參與國際慈善音樂會、探訪活動，以至成立基金等。2001年，U2發表《Walk On》，獻予當時仍被軟禁的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2003年，成員Bono與the Edge參與由南非前總統曼德拉號召的「46664」音樂會，呼籲各界關注南非愛滋病。2006年，Bono先是有份創立「Product Red」品牌，連結Nike、可口可樂、Apple Inc.等跨國企業，為全球對抗愛滋病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籌募經費；後來又創辦非牟利團體「ONE Campaign」，拯救非洲以至全球的赤貧人口。假如有一個「樂壇和平獎」，今天的Bono，絕對是大熱。

《Sunday Bloody Sunday》的演化歷史，透視了一個真理：一首長青的抗爭歌曲，總不能只應用在單一場景，也不能只針對單一群組，否則只會被種種排他性強的激進組織利用。仇恨與大愛、自私與無私，從來是一線之差，U2和Bono的成就，正正是佐證。問題是，假如全體香港人出現在當時的北愛，又會怎樣領略這首神曲呢？//

https://simonshen.blog/2015/10/04/sunday-bloody-sunday：北愛爾蘭神曲/

[#沈旭暉國際政治錄音室] 張國榮表面上有一種放任不羈的氣質，骨子裏卻異常認真執著，放在一起的chemistry，令人著迷又惋惜。4月1日，可以重溫我昔日的國際關係詞評，《共同渡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