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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譯這條路】任性心情文章時間

其實班主任是要我記得寫文告訴大家：
這週末的「啟蒙口說班」和最後一期「口譯實戰班」要開了，剩最後幾個名額。之後會改版成「英文流利溝通班」，採用口譯學習法。下個月還會有因應大家敲碗而開的創新「翻譯所考古題解析批改班」，之後再詳細介紹。

但我這幾天實在是一件事掛在心上，覺得寫出來會比較舒坦，應該會變成一篇長文，茶餘飯後有興趣看我心事的人再讀吧（班主任是否傻眼？）

簡而言之，近期輾轉得知，我受到了一些批評，來自幾位我尊敬的專業人士。批評的用詞讓我感受到他們對我行為的反感，一開始我感受很差，而且專注在積極捍衛自己的名譽，但後來跟多位好友和前輩談過之後，我覺得更應該好好思考如何改進，而不是歸因於「對方就是不喜歡自己」這樣讓自己釋懷的理由。因為我真的希望自己更好，也希望對支持我的你們透明。

所以，雖然你們可能根本就不在意，但也有一些在意的人在看，且讓我難得多話，講講口譯路上糾結過的一大題目：學歷。

熟悉我的人大概知道我從爛英文到後來翻轉的故事，應該很可以理解我不是那種從小立志當口譯的人。一直到了大學四年級，因為修了口譯課得到一點信心，還有參加全國口譯競賽得到肯定，才萌生口譯目標。心中知道非常困難，但看著前輩們神人般的功力，知道他們也是一步一步累積而來，我勉勵自己要不斷努力。

一定要讀翻譯研究所才能翻譯嗎？求才單位除了專門的口筆譯職位之外，其實很少指定要求翻譯碩士學歷，所以其實不一定要讀研究所。

但我真心喜歡翻譯，也想再鑽研更深學問，如果不讀翻譯，還真的不知道要讀什麼，應該就找一些翻譯和教學相關工作吧（媒體和創業都是後來才長出來的能力）

終於，考了第二次才考上師大翻譯研究所，真的超難考，我吊車尾考進會議口譯組。雖然課程都是我很愛的訓練，但仍不免要處理自己的 imposter syndrome（冒牌者症候群，覺得自己不夠格）。

經過兩年的訓練，我修完畢業所需的學分，並開始寫論文，但沒寫完，當然也就沒畢業。為什麼不寫完？到底是因為工作繁忙，身體健康出狀況（椎間盤突出），還是逃避？現在回頭看，應該是三者皆有。

總之就是肄業，心裡一塊遺憾。但沒停止翻譯和講學。講師介紹常常寫著「師大翻譯所肄業」、「修業完畢」或「出身師大翻譯所」，但當然最高學歷都是學士，從未欺騙。

時光快轉，大家知道我在疫情期間發現可以補足心裡遺憾而且更多與國際翻譯產業串連的選項，就是我剛申請上的紐約大學（NYU）碩士班。轉眼就要開學了，前幾天全民星攻略播出，照節目規格，畫面上會顯示挑戰者擁有或正在攻讀的最高學歷，所以我的是秀出剛考上的翻譯口譯碩士班（M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好，重點來了，我受到的批評是把我比作某藝人，有意無意誤導大眾認知自己是「名校高材生」。我自我檢討，可能不明白的人真的會就留下一個「浩爾讀NYU」的印象吧。

另外，有心人查詢後看到這碩士班開設在專業研究學院（School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SPS）可能會說這是進修推廣部，給在職人士讀的，不那麼正規云云。關於這點我只想說，我這次努力讀完，拿到的會是紐約大學正式授予的碩士學位，跟大學就休學的藝人完全不同。

師大翻譯所和紐約大學翻譯碩士班都是研究翻譯，不過訓練方向大大不同。世界各國進修碩士級翻譯學位的選項很多，每個人考量和看重點也都不同，若有興趣可再多研究。

總之：
師大翻譯研究所會議口譯組肄業
紐約大學翻譯口譯碩士班進修中

寫到這裡，應該很清楚，沒什麼誤導空間了。

下個結論：人生路很寬廣，不要自己走窄了。說不定我之後會讀博士。大家要努力為世界創造價值，並相信努力會帶來改變。

再幾小時就要 ☀️ 全球串連早安新聞 Morning Taiwan Glocal News Club 的浩爾

［沒有誰比誰高貴］（六之五）

反修例運動此前多場審訊，不論是襲警、藏武器、暴動案，在法庭裡的檢視方法，採取視覺較微觀。示威者在這條街被捕，隔一條街發生的事，不會視為相關。時間上檢視也收得狹窄，例如7.21元朗襲擊，或831太子站事件，示威者受事件影響之後上街，法庭不會視為有參考價值（relevant）.

然而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開電單車涉衝向警察防線，車上插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案件搬到法庭，被提升到「恐怖活動」「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層次。

法庭對刑事案件審訊，多檢視可觸摸之物，如翻看閉路電視、檢視直播片段、化驗被告背包或手袋的物件。

但驗視一句話的意義，用甚麼方法，拉闊到歷史何年何月，翻查幾多本字典，還是要揭開人腦看看人的思想？

早幾天，辯方專家證人，港大學者李詠怡當被控方逼問舉殖民旗的人心裡想甚麼，梁天琦設計口號的心底意思。Eliza一度在庭上表示：「我沒法子有讀心術　（I am not a mindreader）.」

如何去讀一場社會運動的集體心理？社會學家，明顯和法律專家有不同看法。

這天，彭寶琴法官問及Francis，他如何理解「反修例運動的時間線(timeline)」。作為專研社運的學者，Francis認為運動由2019年6月9日開始，延續至大約2020年中，但難說某一日正式結束。彭官反問：「逃犯條例不是撤回了嗎？在2019年9月條例撤回後，李教授你仍然覺得運動繼續下去？」Francis說是。

彭官亦問Francis，「你在問卷中問示威者，那一個口號有代表性，但每一個集會不是有主辦單位嗎？大會不是有他們的主題？」（亦即民間所謂的大台）

Francis回應道，每次遊行雖有個別主題，但整場大型反修例運動不只是個別遊行。「例如人們最初對『齊上齊落』口號感到有共鳴，因為此口號表達了整場運動裡，示威者感到的團結精神和聯繫感(togetherness)。很多時候，口號不是直接與政策訴求有關，而是表達示威者的情感和感受。」

這天，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進入第二天作供。高個子的他，頭髮長及頸，穿了淺灰色西裝外套，外套布料質地有反光效果，西裝上的縐紋特別顯眼。他出現在證人枱時，拿着橙色的布袋，把厚厚的文件塞在布袋內，擱在證人枱。

Francis喜歡把手踭擱在枱上，竪起前臂，長長的手指揮舞着，談起他熱愛的社科方法論，語速越說越快，微微地左右搖動帶輪辦公室椅子。法官不只一次請他說慢一點。

有些時候，三位法官們發問的問題，比雙方大狀們更多。

Francis說，曾向全香港市民抽樣撥打電話作民意調查。為了要有隨機性，撥打住戶家居電話時，會向聽電話的人問，若家居住戶多於一人，那一位同住者的生日日期較接近，則邀請該人來回答民調。

唯一的男法官陳嘉信，手指之間常夾着筆，雙眉上下舞動，立即發問：「為何打電話去家居要這樣問，而手機則不用問？」

Francis解答道：「在外國，曾有研究發現，在家庭中負責接電話的人，永遠都是家庭主婦。」法官杜麗冰聽到後，臉上綻放出會心微笑，更向陳官互相交換笑容。Francis續說：「又或者是年輕人搶着電話聽，這樣，民調做出來就會有偏差。」

另一個社會學方法論的提問，也是由陳嘉信法官追問出來的。Francis團隊亦曾於廿多場遊行或集會活動中做現場調查。調查員會被分派在集會或遊行現場，邀請參加者填問卷。

但隨着運動變得更流水式，出現更多變數，甚至出現衝突。為了保護調查員安全，例如7.27元朗遊行，他們會派出少量資深調查員到現場，派發含有QR Code的單張，示威者可以事後上網填寫。

無論是代表控方的周天行檢控專員，抑或法官都問Francis，讓人拿單張回去跟QR Code填問卷，怎樣肯定填的人真是去過現場？

陳嘉信法官問：「你說，填問卷的人很熱心，你怎知他們會不會『熱心』過頭，上網虛構答案？」他雙手在空中比劃着括號，把「熱心」二字強調。

Francis說，他們巧妙地在網上問卷中加入了一條題目：「這天在那一個示威地點加入隊伍」，亦有一個選項是：「我今天沒有參加遊行」。填表者並不知道，研究員會剔走沒參加遊行的人的意見。

「他們填的時候，不知道這條題目若答了，其實篩走了自己，最終我們便可以只分析參加過示威的人的數據。」三法官聽罷，明白學者一早想到這些漏洞，點頭表示明白。

法庭裡，尋找「光時」意義之旅，控辯雙方均花心力指斥對方研究方法有漏洞。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嘗試從Francis的研究裡，找尋不足之處。Francis和團隊以5種研究方法：全港性電話民意調查、示威現場問卷調查、焦點小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分析、公共討論分析（時評人在傳媒的言論），多管齊下來理解社會運動中口號的意義。

周專員指，調查大部分於2020年初之前進行，而本案發生的日子（2020年7月1日）之前一段時間，即2020年2月至7月，Francis沒有相關研究。周專員問：「沒有任何事阻止你進行更多研究吧。」

Francis指，當他自己知道要做專家證人時，已是2021年4月底，時光追不回了。「我不能坐時光機回到過去(I cannot travel back in time to do it.) 周專員堅持追問，可以做電話民調呀。此時陳嘉信法官插嘴表達其看法：「即係你叫李教授在2021年問番啲人9個月前在想甚麼?」

Francis望着陳官說：「你說的我認同，即使可以問，搜集回來的數據也不會可信。問人今日在想甚麼會較可信，你問人一年前想甚麼，可信性甚低。」

周專員轉以「以子之矛」嘗試再去進攻。「你曾說過口號的意義會隨時間改變，你在案發前一段相關時間，無研究喎。」Francis再解釋，除非遇到重大事件，口號的意思隨時間改變，基本上是以年計，或以十年計，「口號意義改變，並非分分秒秒在變動」。

Francis在庭上首次披露，他團隊進行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研究，份量之浩瀚，他和團隊從連登「時事台」從2019年6月到8月21日的討論帖子及回應留言，涉及2千5百萬個，電腦檔案足有38GB。

周專員從枱底拿出幾疊白紙，原來他的團隊從連登討論區，人手萃取了一些帖文，叫Francis即場示範如何做Coding (編碼)工作。

西裝骨骨的Francis翻閱着文件，開始說：「呢位網民【四葉妹妹】有提及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沒提及「港獨」及「五大訴求」，可算為「1, 1, 0, 0」; 網民【英國男孩】完全沒提，電腦會記為「0, 0, 0, 0」；這位【草尼馬仔】貼了光時旗的照片，不含文字留言，我們技術上沒法認出。但不改變們這個整個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在嚴肅法庭，聽到鬼馬的網名，旁聽者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控辯雙方過招，誰的「方法和總結」算是合理，光時究竟意義何在，是否違犯國案法？

Francis今天較完整披露他的看法。他認為，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以歷史及語言學角度去看「光時」這口號的意思，作出一個聲稱，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只有唯一一個解讀，並為所有人共知」，「但我認為劉教授沒有提供充足證據去證明這個聲稱」。

Francis解釋，劉教授報告中用了「necessarily」一字，即口號詮釋的唯一可能「必然」是這樣，這是Francis自己認為需要用多種社科方法驗證的假設。

口號究竟是由喊的人那端衍生意思，還是從接收者那邊決定意思？

陳法官指，他理解控方劉專家報告中指的是，「喊口號的人懷有分裂國家意圖和目的」。但Francis卻說，喊口號基本上是一個「傳播行為」，不只是一個人單方面「個人表達」那麼簡單。

一個口號喊出來，是由嗌的人承擔意義發送者責任，還是接收的人也有份貢獻意義？如此哲學性問題，在法庭的空氣裡交鋒。

Francis又像在講課一樣，「作為傳播學者，我認為，喊口號是一個溝通行為，不只是一種自我表達。我嗌一個口號，會考慮接收者如何理解。」

小個子的法官杜麗冰，左手手指戴了綠寶石戒指，她一邊說話一邊以手部語言輔助她的比喻：「好像我跟一百個人說，我喜歡西瓜，有人會覺得我愛吃紅色的生果，另一個人覺得我愛吃綠色皮的水果。我發送一個訊息，但別人接收不同。」

Francis補充：「不止這樣，說話的人會小心用字。例如有一句句子意義明確，另一句句子的意義含糊，如果我要表達自己，減少誤會，我會選較明確的那句。」陳官提出，智力不同的人也會用字不同。

Francis反駁：「不只，也看大家出身甚麼背景，像你們法庭背景的人理解『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和我們社科人便不同，不只是智力差異的問題。」聽到這句話，杜官和陳官都作深思狀。

控方曾挑戰，指若文字意義多樣，人們便沒辦法溝通。Francis在此反駁：「劉教授說，人們會跟社會慣例(convention)去用字，但問題是，社會有很多慣例。文字使用很複雜，也有修辭學(rhetoric)作為一種慣例。劉教授把語言意義解得太過死板（too rigid），語言意義多樣，修辭令人們變通調適，否則世界便沒有創意寫作了（creative writing）。」

控方周專員指出，劉教授也有其「證據」，就是警方跟據示威錄影片段，數算有多少次出現「光時口號」，而這口號與「顛覆元素」如港獨訴求、暴力行為同時出現。Francis反駁，這數據只在「點算上」可靠，但兩件事同時出現(co-appearance)，並不等於有關。

Francis用一個生活化的例子，說明兩種同時出現的東西，無必然關係。「在大學，學生在班房可以自由入座，兩個大學生每次課堂都一起坐，可以解讀為他們是朋友；但在中學，課室座位是被編排的，兩個中學生常並排而坐，只能說他們是一起坐。」

然後，Francis就望着控辯雙方大狀的方向：「就像在這個法庭，李先生和周先生也一起坐，要考慮這是個法庭場景。」眾笑。

至於示威場景，有其特性，Francis解釋：「好像每年香港七一遊行，於同一個示威裡出現的團體，訴求可以不共容。如性小眾、勞工及外傭團體也會各自有訴求。」

即使大型示威有一些共同訴求，各人理解也有差異。Francis指，他有研究2014雨傘運動，其口號為「我要真普選」，「但落實到具體解釋，甚麼是『真』的普選？『真』字既開放又抽象，讓人各自己想象。」

文字容易於不同場景被誤解，Francis特別澄清了一個可能的誤會。焦點小組討論的指引中，研究員需要留意討論覆蓋不同範疇。其中一個範圍呈在法庭文件中，寫道：「社會運動意識形態和激進化(social movement ideology and movement radicalization」。

Francis特別澄清「激進」二字的在的學術意思：「激進化，在研究社運學術世界裡，意思是與社會常態的距離（deviation from social norm ），涉及更重大改變的意思，並沒有『好與壞』的評價。」

「好像反修例運動最初，有人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訴求較溫和，因為過去香港也曾成立過，相比起來，『解散警隊』這口號則較激進」。陳官補充：「即是要求更徹底的社會改變。」

陳官亦引述文件中的資料，好奇地向Francis查問：「為何你認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比『五大訴求』更激進呢？」Francis解釋：「修辭學上，『革命』比『訴求』所涉及的改變，幅度更大，這是明顯的。」

在香港的刑事審訊上，「不爭辯事實、客觀存在」是常用術語，去指控一個人做了一件事，作為刑事案的入罪條件。然而一支旗，一句口號，如何建基於事實，使用這種法律語言，又出現了奇特的交雜和火花：

周專員指出，警察報告中點算示威口號出現次數是「客觀、不爭辯的事實」。

Francis反駁道：「你們只是提供了口號在示威現場，曾出現過的這個事實。」

周進逼：「你們只是倚賴別人的意見。」

Francis：「我們紀錄了人們表達意見的這個事實。我們分析的文章、人們論述過這些意見，都是一種『社會現實』（social facts）」

周再問：「你是否同意，劉智鵬教授報告裡，他對光時口號的解釋，是對的(correct)？」

詮譯變成了對和錯，二元對立，二選一，社科學者抗議了。

Francis：「我們的總結是，口號是開放的，抽象的，不只一個解釋，每人有每人的論述。我不會評價一個時評家對口號的解釋，正如我不會評價焦點小組裡一個平凡人的解讀。(I wouldn’t judge)我不會說，這個人的解讀是正確，這只是他自己的說話　(I wouldn’t say if this guy is correct, it is his own articulation)。」

周不放棄：「你不會異議，若我說劉智鵬教授的解讀是對的。」

Francis斬釘截鐵回應：「我會異議，問題並不在對與錯」。

杜麗冰法官嘗試插話，問Francis：「你會否覺得劉教授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即使你不贊同其解讀？」

Francis說：「我個人不會對口號作這樣的詮釋。劉智鵬教授的詮譯，只是『其中一個詮釋』。其解讀的地位沒有特別高，也沒有特別低。相比起某一個時事評論員，或者我們焦點小組的某一個參與者。」

周天行在盤問到最後，拋出了這個問題：「我說，我方對口號的理解方法(approach)更可靠。」

Francis噗哧笑了，全場亦爆出陣陣笑聲：「哈哈，肯定不是。警察在『點算口號』上或許是可靠，但我挑戰警察報告中『對數據的理解』，當口號與顛覆元素共同於示威場合出現，根本不是支持口號有顛覆意義的證據。我對警察報告是完全不贊同。」

此時，周天行專員彎腰，跟坐在他旁的同事耳語了逾三十秒。

周專員回過頭，橫空拋出這句話：「我向你指出，你的報告不可靠，不相關。」

Francis咬字清晰，語氣肯定回應：「我的報告，既可靠，合乎標準，亦相關。」

誰的解讀更有權威？控方專家認為喊口號的人必然意圖顛覆；辯方則指出，口號是開放和曖昩的，任何人的解讀，都沒有比另一個人的解讀更有權威。

一支旗，八個字，意義之爭，連繫着多位國安法被告的命運。

國安第一被告唐英傑，身型壯碩，年輕的他坐在犯人欄，由幾個懲教署職員押送。

唐的學歷不算高，是一位日本餐廳的厨師，然而穿着深色西服的他，還押了一年後，出席他自己的審訊，連日聽學者解讀他舉過的一支旗，都堅持翻閱着厚厚的法律文件，專心地聽着耳機，坐在他旁邊隔了犯人欄的翻譯先生，即時以廣東話傳譯。

「Rhetoric….修辭學」英語對話，小聲的廣東話，在法庭後方響起了，兩條聲道有些重疊。

幾名穿墨綠色制服的懲教署職員， 和唐一起坐在寬闊的犯人欄內。懲教職員的身體，慢慢挪移越近唐的方向，他們偶爾也竪起耳朵，跟進學者們的辯論進程。連穿着保安制服的叔叔，都聽得懂英語，都留意到辯論擦出火花，露出驚訝的表情。

八個字，有罪還是無罪，全城關注。誰的解讀更高貴？

時鐘已到下午四時半，明天Francis繼續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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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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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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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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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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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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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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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等法院）

【規範：未來，先確認目標】

在談規範制訂之前，除了「融洽的親子關係」要建立，還有一個重要的觀點要先被確立，那就是「父母對孩子的課業要求」的目標是什麼？

如果父母的目標是：成績優異，考取班上前三名，段考均需要在95分以上。

這個目標非常清楚，如果孩子的天資聰穎，想要朝這個目標邁進，理應不會是太難的事，遊刃有餘的孩子，還能空出許多時光，父母亦能與孩子在假日保有融洽又緊密的親子關係。

但，若孩子的學習狀況是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去努力、練習、寫評量，必須花費所有精力去投入學習，才能換來優異的成績，這樣的孩子，父母想必會擔心孩子一旦鬆懈，課業就再也追不上排頭的成績，為了讓孩子永遠名列前茅，肯定會挪動所有空閒時光，提供給孩子讀書、學習、複習、預習、補習、寫評量，這麼一想，孩子的時間自然而然被填滿，親子時光又能從何處培養？

因此，規範的制訂，究竟是為了讓孩子得到學業成績的高分，還是為了讓家庭更和諧，得與失，衡量之後，才能明白此番選擇之後，我們會得到什麼，以及，會失去什麼，這些都是選擇而來的。

不管父母選擇的目標是什麼，當孩子終於得取功成名就時，我深信父母會為孩子欣喜、會為孩子感到驕傲，但當孩子挫敗或困頓時，我擔憂的是，我們是否已經做好了父母與孩子連結的網，讓孩子安全的降落？

唐鳳，一個從小就展現天分的天才，她是個耀眼的天才，不用費勁讀書，就能永遠的名列前茅，但看過她的採訪報導的人都知道，世界是容納不了真正的天才，因此唐鳳的求學之路，比一般人更坎坷艱辛，因為成績太過優異，遭到同學霸凌，小學六年，轉學六次。成績優異的唐鳳，承受著外界不能明白的困境，而她又是靠著什麼樣的信念，支持她一路挺過來？

唐鳳說：母親，是我生命中的救星。

一個成績優異的天才，也會有挫敗困頓的時刻，所幸她的母親一直站在她身後，為她織起一張溫暖的親子網，支持她轉學，支持她考試交白卷，支持她走一條只有唐鳳能走的路。

唐鳳的母親，溫柔的接住了困頓的唐鳳，於是我們才能有今日的IT大臣。

今天清明連假第一天，藉由唐鳳求學歷程的故事，學習連結孩子，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在愛與幸福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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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是我生命的救星／採訪：陳雅林
＃原文連結：https://reurl.cc/1gplGW

「慘遭霸凌的資優生童年」

到底，天才是怎麼形成的呢？

唐鳳的爸媽都在平面媒體工作，非常喜歡閱讀，這也使得唐鳳從小就被很多書籍環繞，她覺得書上的文字充滿魔力，加上罹患先天性心室缺隔，不能做太多戶外運動，所以待在家裡的時間很多。她通常接觸到什麼書籍，就一頭栽進去研究，當然，剛開始不識字，唐鳳必須靠長輩念給她聽，但由於天資聰穎，識字能力快，五歲就開始閱讀各國經典著作了。

幼稚園的時候，父親常常牽著唐鳳的手，一邊散步一邊跟她談論蘇格拉底、因式分解以及矛盾集錦（就是數學的六個領域：邏輯、機率、數、幾何、時間及統計之間的矛盾），這些高等數學的概念讓年幼的唐鳳非常著迷。

「反正數學用到的文字不多，它大部分是方程式，我覺得這是比較容易掌握的。」唐鳳居然認為方程式比較容易掌握，我想這對大多數數學不好的人來說，會倍覺受傷。當時的她，解方程式就好像是在玩遊戲過關一樣，不斷地征服關卡、挑戰難題，讓她一路進階到九元一次方程式，這是三歲到七歲的時光。她說：「我小時候也不是什麼都看得懂，之所以會多種語言與經典，都是跟家人對話學習到的，但對於數學和音樂，就覺得很有興趣。」

漸漸的，熱愛數學邏輯的唐鳳，對家裡的一些電腦程式設計相關的書開始感興趣，但家裡沒電腦，於是，她用原子筆畫出一個鍵盤，再用鉛筆畫出電腦螢幕上的反應，自己在紙上按一按鍵，然後再擦掉螢幕上的鉛筆做出不同的反應，用這種最陽春的方式開始寫程式，爸媽看不下去，兩週以後就買電腦給唐鳳了，從此探索之門大開，等於，唐鳳從小的學習就是從自己的興趣開始的，而且自學，這種學習完全沒有邊界。

但這一切，直到上了小學、進了體制，她才發現處處被制約在同一個框架裡，自己反而跟學校格格不入。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她已經可以解出聯立方程式，而且當老師教一加一等於二時，唐鳳舉手跟老師說：「那不一定，如果是二進位的話，一加一就不等於二」，當場讓老師很難招架，後來老師乾脆要她每次上數學課時都去圖書館自己看書，唐鳳從此被從團體中隔離出來，她開始意識到自己跟其他人的不一樣。

第二名的同學竟然希望第一名的唐鳳死掉

當時學校透過資優測驗，已經確認唐鳳的智商是屬於最高等級，於是詢問唐鳳的爸媽是否讓孩子轉到有資優班的學校？唐鳳與媽媽討論，覺得嘗試新環境也不錯，但萬萬沒想到，資優班裡扭曲的競爭，徹底擊垮了唐鳳，第一名的她，被霸凌了。

「因為當時資優班裡有一位同學，常常考第二名，而只因拿不到第一名，回家就會被家長打罵，於是，這位同學憤恨不平地來嗆我說：『如果你不在這個世界上，那我就是第一名了。』……」第二名的同學竟然希望第一名的唐鳳死掉、消失，這是多麼可怕的詛咒。

不只如此，同學們為了考好成績，有一次趁老師不在的時候，伸手搶她的考卷想要抄答案，但唐鳳不想讓同學看，就拿著考卷逃跑，四、五個同學在後面追，最後跑到摔倒在地上，同學上前補了一腳，導致她撞牆昏倒。

這一年著實難熬，唐鳳經常在半夜做惡夢，不但會驚醒大哭，甚至還出現自殺的念頭。她很不快樂，會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哭，最終痛苦地跟媽媽說：「我不要上學了。」母親眼看自己的小孩都想自殺了，當然支持孩子休學，小二下學期，唐鳳就再也沒有去學校了。

之後再度轉學，這回轉到台北市指南山區的一所迷你小學念小學三年級，雖然環境與資優班比起來相對友善，但依然無法滿足唐鳳的學習需要，唐鳳母親開始另外幫唐鳳找尋學習資源，也開始支持唐鳳部分時間在家自學了，自己擬定學習計畫。總計小學六年，唐鳳就轉了六所學校，她現在會開玩笑地說：「我每個小學都只待一年，這樣的轉學法，剛好使得我都不用做暑假作業，這是最開心的地方」，狀似幽默輕鬆，但其實這段過程也是斑斑血淚，尤其包括父親的不諒解。

人與人之間，不該只有「競爭」

當時爸爸曾經認為唐鳳應該要有能力去面對群體生活的困難，並且解決它。這造成親子之間的衝突愈發劍拔弩張，逼得父親最後遠走德國修習博士，暫時逃離這個高度緊繃的教養問題。而唐鳳的母親則到處找尋資源，來因應唐鳳旺盛的學習力，像是台大數學系教授朱建正，他是三個資優生的爸，很能了解同樣天賦異稟的孩子思維，他和唐鳳每週有兩個小時在研究室聊天；另外，媽媽還帶著小學三年級的唐鳳到楊茂秀博士所推廣的兒童哲學「毛毛蟲哲學教室」，在這邊，她遇到的老師是輔大哲學研究所的研究生陳鴻銘，雖然年紀相差很多，但兩人卻不斷地進行批判性、關懷性與創造性的對話與思辨。還有一位楊文貴老師，也幫唐鳳到大學社團裡找一些擅長數理的大四學生，跟小三的唐鳳討論數學。

重新接觸數學和哲學的唐鳳，身心靈似乎比較安定下來，媽媽再幫孩子轉學到新店山上一所迷你小學，這個學校標榜與大自然親近，校長很樂意讓唐鳳以不同的方式的就學，後來唐鳳就從四年級直接跳級到六年級，而且一週只要去三天就可以，這時候的唐鳳愛上讀詩、寫詩。

後來小學六年級的課程都修完了，媽媽帶著唐鳳到德國去找爸爸，就留在異鄉重讀四年級，當地老師明白唐鳳的數理優異，因此數學作業都可以不用寫，老師全力幫助唐鳳學德文，兩個月的時間，她就能聽說讀寫德文了，真的是天才，後來她又繼續跟著同學一起學法文。
在德國的歲月，很開心，更難能可貴的是，父子情感漸漸修復，唐鳳認為，是德國的自由適性發展教育環境改變了父親。

她回憶著說，「當年我在台灣念小學，每個學校都念不滿一年，這確實比較不尋常，從父親的角度來看，他也不知道要怎麼看待自己的小孩，是一個完全非他小時候所學到的那種直線成就取向。我想，他在德國待了一年後，大概也慢慢了解，看事情本來就有很多的方法，也不需要一定要去迎合體制或衝撞體制，總是可以找到新的路。所以，後來是父親改變了！」

「但畢竟父親曾經希望你能設法留在體制，去勇敢面對困難、解決困難，妳怎麼跟他溝通這件事的？」

「當時我是用體育選手做比喻，像是舉重，在那個舉重選手適合的量級去舉重，是在鍛鍊肌肉，但如果越級，就是超過量級，硬要去舉重的話，不但鍛鍊不到肌肉，而且可能傷筋動骨，可能會一生都沒有辦法從那邊恢復。所以，我想每個人的承受力還是有限的！」

這樣的比喻，感覺像是揠苗助長，但唐鳳想說的是，把人放在不對的環境就是很窒息，他更具體的描繪：「好比現在把你裝到一個八歲小孩身體裡，然後要去每天去上學二年級，你也會受不了的！」

結果，唐鳳一家四口和樂地在德國生活，一下子一年就過去了。德國小學是四年制，唐鳳已經念完四年級，那下一步呢？德國老師想推薦資優的唐鳳去一所明星中學就讀，另外也有來自美國的華裔訪問學者提議讓唐鳳去美國名校就讀，但一直有思辨能力的唐鳳卻自己做出決定—她要回台灣，要在自己的土地長大，理由是，她要做台灣的教育改革！

怎麼回事呢？小時候歷經霸凌的唐鳳，一再思考，那位希望她死掉的第二名同學為什麼會有這樣仇恨極端的態度？她的結論是，八歲的孩子不會自己想像出這樣的講法，一定是家庭給她「人與人之間要相互競爭」的想法，因此她說這是整個結構性的問題，她希望能解決這個問題。思考的過程，她看了很多兒童心理學的書，想著：「我未來如果能夠投入教育的話，我要把這種結構上的狀況解決掉，不要讓大家覺得只有一種價值叫做競爭！」

於是，唐鳳回來台灣，再念一次六年級後，升上國中，當時的校長杜惠平與唐鳳深談過後，特許她不用每天到學校，只要有參加學校考試、可以記錄成績即可。那麼，不用上學的日子，她就到大學去聽課，不但聽了許多政治系、法律系和哲學系的名師課程，她的海量閱讀，更讓她浸淫在各式各樣的經典大作裡，而拜網際網路崛起之賜，唐鳳更自在地認識了一大批台灣的電腦天才。

「我十二歲第一次寫比較大型的程式，當時有一些清大、交大的研究生在虛擬世界裡面教我怎麼寫，就像是請家教一樣。」唐鳳回憶著說。

「那他們一定不知道這個寫程式的人只有十二歲？」我好奇電腦彼端的人恐怕不知道電腦此端是個孩子。

「對，但我在某些地方也會主動講我只有十二歲，但對方很多人不相信」，對唐鳳來說，年齡完全不是個問題，於是她發現，幾歲這件事，是看自己怎麼設定，「我如果表現得很幼稚，人家就把我當小孩；我如果表現得很成熟，人家就把我當大人。後來，我發現，他們是覺得我是一位很喜歡裝小孩的大人，哈！」看來唐鳳成熟到反而被動變成偽裝能力超強。

我沒有要PASS

而她能完全脫離學校的制約，是在國中二年級，儘管唐鳳可以不用到校，但校長希望她能參加考試才能有成績紀錄，但每次唐鳳都是交白卷。

「交白卷就零分耶！」我不解地問。

「那同學就沒有什麼可以抄的！」唐鳳還是覺得，「成績是自己的成績，為什麼要給別人看」，看得出幼時的霸凌讓她傷痕很深。

「那零分，你要怎麼PASS ？」我再問。

「我沒有要PASS 啊！」唐鳳這麼一答，瞬間讓我自慚形穢，覺得自己是否落入成績主義與升學主義的窠臼裡了……。

正當心頭為之一震時，她又說：「因為當時我國二的時候，校長已經跟我說，我之後其實不需要去學校，因為我自己有一套不需要學歷也可以做學問的方法，校長很支持我。但因為我那個班級是自願就學的實驗班，這個班之後會上哪個高中，完全是靠在校成績來決定的，如果我國一成績太好，國二不交幾張白卷拉下來的話，會影響到其他班上同學的升學。」

喔？原來唐鳳的交白卷，是為了避免同學的升學受到她成績太高的比例影響，果真，在校園體制裡，她的學習得處處考量到別人的處境……後來唐鳳就輟學了！

其實，唐鳳當時多次參加科展比賽奪大獎，早就可以保送建中了，但她就已經不想再待在體制裡了，當時她有建中的朋友直接跟她說：「你不用來讀建中，因為你自己就已經有研究方向，自己一天想要研究個十六個小時都可以，但如果去念高中的話，一天就會被學校綁住八小時，還得被迫分神去應付別的事情，何必如此呢？既然已經有一個清楚的學習計畫，就執行它就好了！」

母親是我生命中的救星

接下來，開始完全自學的日子，網際網路上，唐鳳自由地向來自全球各地的高手學習，當時她的朋友群都是電腦很高竿的大學生，她也開始投入自由軟體運動與開放原始碼，朋友非常均勻地分散在全球每個時區都有。到了二十四歲，比較有能力旅遊了，唐鳳兩年內飛了超過二十個城市，一一去拜訪世界上她早已交流多時的高手朋友，自由學習真的讓她更如海綿般的吸納各家門派的技藝一樣，非常如魚得水。
「母親是我生命中的救星……」

唐鳳的母親李雅卿，曾經擔任《中國時報》記者和專欄組副主任、《商業周刊》副總編輯，法律研究所畢業，在媒體工作上的表現傑出，但為了專心陪伴天才兒子的成長，兩度辭掉工作。

「你最感恩媽媽的是當人生遇到哪些狀況時，她指引你往前走？」我問。

「一個就是我小學二年級被霸凌後決定休學，媽媽支持我，她跟我說：
『休學就休學，沒有關係，老師那邊，媽媽會去處理。』而我就是那個時候開始看兒童心理學的書，想搞清楚同學怎麼會變成那麼愛競爭的樣子。」

唐鳳回憶，「如果不是由我母親擋著學校的話，其實按照強迫入學條例，我其實不能不去學校，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小二的資優班就學歷程，是唐鳳人生最大的噩夢，當時包括唐鳳的弟弟唐宗浩也三歲了，兩兄弟經常會打電話找媽媽，牽掛的問題愈來愈複雜，於是，唐鳳家開了家庭會議，看是要爸爸還是媽媽辭職回家陪小孩，畢竟這兩位家長都在同一家報社上班。投票結果三比一，媽媽三票，兩個兒子都要她陪，爸爸得到的唯一一票是自己投給自己的，所以大家尊重這個民主結果，由媽媽離開報社，開始在家教育小孩。

走過生命幽谷，唐鳳非常感恩母親：「我小二休學，媽媽決定辭職陪我成長後，她有類似用兼職的方式去《商業周刊》工作，但是後來發現我休學之後，其實需要的不只是有人陪著，而是需要能找到更多的老師來帶領我，這個時候她在《商周》那邊可能也沒有那麼多時間，所以她等於是為了我辭職了兩次！」唐鳳的眼光閃爍著對母親的感謝之意，如果不是媽媽的陪伴與帶領，她不知道自己會陷入怎樣的痛苦深淵。

現在的唐鳳，享譽全球，身心靈都綻放出自由與自信的光芒。回想自己人生最難熬的歲月，就是八歲小二被霸凌的那個階段，尤其，當時原本很疼她的阿嬤和爸爸都要求她對於困境「再撐一下」時，她覺得簡直是世界末日、極度不舒服，所幸母親的即時全力救援，讓孩子展開精采的人生。

「那你第二次覺得要非常感謝媽媽是什麼時候？」我問。

「再來就是在國中二年級，我決定考試交白卷，完全放棄學歷！」

「媽媽馬上就能接受你國中肄業的學歷？」

「沒有，就算是母親，也很難接受這樣的行為。所以當時我就直接去找杜惠平校長，杜校長很開明，他說沒有問題，教育局那邊他來幫我處理，意思就是督學、體制什麼的，我們都不用擔心，他就是幫我擋著這樣。那麼，當杜校長採取了這個態度之後，我母親也就OK了，這也很重要。」

唐鳳生命中的貴人救星，真的都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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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工作坊12月11和12 （活動還未上架，目前開放三人以上團體報名）

Wong Wai Man
大陸爆發豬瘟疫。這類疫情，在中國大陸，會蔓延得很快。因為大陸人連地溝油都賣，怎會浪費死豬？

最初出現在東北，幾日間，已經傳到廣東了。

豬肉，是華人主糧食，從南到北，東到西，除了回教教眾，都慣以豬肉配不同食材。所以，這一輪恐慌可以預期。

貿易戰的影響，在民生開始浮現了。

十四億人口，大陸的糧食生產供應，不足以應付需求。

主要都要靠入口。

對付美國對中國貨品的懲罰性關稅，習近平聲稱以牙還牙，但中共手上的「牙」不多，另類報復，靠大陸的官僚刁難絕藝出動了。

對於美國貨，中共的海關都盡力極仔細的檢驗。不是抽樣檢查，是每箱每箱的開箱檢查。

尤其是食物。

任由新鮮變壞，反正排隊，讓美帝見識中國大陸官員的認真嚴謹。

官僚手段在華人世界熟能生巧，但市場仍是有需求。大陸人，面對市場又以靈活走位見稱。

美國豬肉不好買，也引來官僚系統的刁難，那便入口俄羅斯豬肉，以應需求。

俄羅斯豬肉，因年前有瘟疫而禁止進口大陸，今次因應中美貿易戰，不買美國豬肉，便破禁向俄入口豬肉。

對於貿易戰，大陸人的態度一向這樣，不買美國大豆，可以向巴西買，向阿根廷買；不買美國豬肉，難道俄羅斯沒有豬肉？有錢，怎會買不到東西？

今次的「非洲豬瘟」，隨著俄羅斯豬肉進入東北，很快便南下廣東了。

中美的戰爭，由貿易開始，但不是只局限於關稅層面，你罰我的貨品，我罰回你的貨品，奉陪到底這麼簡單。

上周末（24日），美國國會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表名為「中國的海外統戰工作」報告，確認董建華為共諜，在美國搞統戰工作。

對香港人來說，這其實不是新聞。老董搞這麼多的基金會、智庫，難道只是聯誼感情麼？不過，經由美國國會出報告，點名老董那些什麼「中美交流基金會」的活動，實屬罕見的。

那些為老董奔走的一大堆香港名流，開始想想自己的處境了。何志平仍在紐約拘留，尚算安全；像黃桂芬這樣下場的，幫共產黨做事的人，應聽過不少吧！

老董身邊，那一大群有頭有面的人，本身衣食豐足，兒孫齊整的，為什麼仍走這樣的渾水？

這種聯繫海外華人勢力，配合強國崛起，影響世界的，還有惡名昭著的「孔子學院」。

老董的基金會、智庫，向一般人派錢。所以你見到那些反共幾十年，未到九七，急急移民的名人，近年都一百八十度晚年親共，大讚習主席和黨中央。因為親共有著數，華人晚年一般又貪錢。

孔子學院派錢的對象，是大陸留學生和學者。

孔子學院和孔子無關，就像「日本財務」和日本無關，「巴黎毛冷」和巴黎無關一樣。但孔子的名稱好用，因為劉曉波，北京自己搞了個孔子和平獎，對沖諾貝爾和平獎。

「孔子學院」最初騙了外國人，批准他們在大學校內設立，有各式各樣的獎學金，由大陸留學生申請。

漸漸大學方面發現，這些「孔子學院」不是研究四書五經，也不會研習什麼論語、繫傳。他們派錢給大陸學者，收了錢便用他們的方法盜竊大學同事的研究成果。

特朗普早前說，基本上每一個在美的大陸留學生，都是間諜，原來是基於這份報告作依據。

這些大陸學者學生，有幸去到外國名牌大學，文明社會，面對知識的薰陶，民主自由的吸引，卻寧願收中共錢，為虎作倀！

老董八十多歲，賣了家族公司，拿了三百多億，有子有孫，不安享晚年，卻日夜奔波，為禍香港，為禍人間！

為什麼？

孔子死後，幾位高弟，繼承了孔子的志願，開班授徒，承傳孔門學問和精神。

但每人性格不同，背景各異，雖說都是發揮孔子智慧，但往往演繹不同。

子夏說：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子夏對學生說，大原則不能超出界限，要堅持，不能隨便更改；至於一般的小毛病，人人都有，不要過份苛求了。

子游聽到子夏上課這樣說，便譏諷說：
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以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游說，子夏咁教學生，做些基本生活需要就OK. 但這些只是末節而已，根本的大道理未教啊，怎麼辦？

他是譏笑子夏沒有教學生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抱負。

我們留意子游說，基本教育那六個字：洒掃、應對、進退。

表面看，這六個字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它就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生活教育，人格教育。

如何做一個人，先從這六個字做起。

未識字前，先從這種生活規範學起。進一步十歲八歲才學認字，到十八歲，才學大人之學。

將來無論是王侯將相，名商巨賈，販夫走卒，都要生活。

所以，先學做人的知識，培養做一個人，然後再學高深的修養，這便是大學之道。

今日我們只重視功能性的知識，英文、法文、日文、拉丁文，鋼琴、小提琴、色士風、各式樂器，三五個學位、碩士MBA，去過天涯海角旅行，住過不同的酒店，吃過各地美食……

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洒掃、應對、進退，小時沒有學，大時學不了。

沒有這些做人的基本，政府出事了，企業出事了，社會出事了，家庭出事了，整個時代都出事了。

共產摧毀了中華文化，中共又摧毀了人的基本價值和人格，所以，大陸無論什麼階層，什麼學歷，有錢沒錢，一概不懂得這幾個生活的基本要求：洒掃、應對、進退。

北京要香港盡快融入大陸，大灣區要模糊香港的存在，曾鈺成要求基本法賦與中聯辦的地位和角色。

你要保留香港的價值？

像陳浩天這樣，說說港獨是沒有用的。

從一個人的基本做起，訓練自己從「洒掃、應對、進退」做起吧！

2018年8月28日星期二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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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 #豬瘟 #孔子學院

Wong Wai Man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結束了，法國拿了冠軍，但人們記得的，是克羅地亞。

這不是一支球星雲集的勁旅，除了隊長莫狄效力皇馬外，其他球員都不是一般公眾認識的球員。

但他們那打不死的拼勁，令世界眼前一亮。

球員的相貌奇特，岩岩巉巉，風塵僕僕，像梁山泊的好漢，每人都有自己不凡的成長過程。

他們用足球的方法，告訴天下，克羅地亞的故事。

苦難的民族，百年的抗爭，在蘇聯鐵掌下的不平，然後和塞爾維亞的血戰，一九九一年才宣布獨立，才能組織自己的足球隊。

人口才四百多萬，不為人知的中歐山城，沒有什麼令世人注視，他們才想到了足球。

不是傳統的足球王國，沒有萬人迷的球星，他們有的，只有一顆鐵血丹心。

他們打不死，因為這個民族一直都是打逆境波。

用足球告訴你克羅地亞，一個用人志挑戰天命的故事。

這隊球員，用中華文化的角度，可以稱之為「士」。

士，現在說法，一般稱之為知識份子，或者讀書人。

中國古代，對「士」的要求，和現在稍有不同。

不單是有很高學歷，攞了博士學位，躲在大學找個安全位置，做做研究，一星期教十幾小時課，搞下人事，平常一副了不起樣子的，就叫「士」。

古代的士，知識份子，稱為「儒」，是人群需要的人（人+需），人之需也。

孔子的學生子張，在孔子死後，承傳孔門的責任，繼續授課，他對「士」的要求，是這樣的：

士見危致命，
見得思義，
祭思敬，
喪思哀，
其可已矣。

一個知識份子，見到社會、時代艱難的時候，會自動的走出來，挑起這個責任。
見危致命，準備將整副性命，交給時代了。

像文天祥，在南宋無路可走的時候，即將亡國了，才被委任為末代宰相。不可能有什麼作為了，出任也只能是死路一條。他可以想方法不做的，但中華文化的士，見危致命，不可為也要擔當，將命交給時代了。

他沒有畏縮，他知道這是他的責任。

見得思義。

義者宜也。
一個士，得到什麼利益時，第一時間應該考慮，是否本份應該得到？

末世時候，金權勾結，官員和企業，親屬交結，官僚和議員，家屬和企業。
一般人生活艱難；玩弄權勢關係的，遍地黃金。
這個時候，是見得思義，考驗人性的時代道場。
每天問自己，這是否你應得的？

這是士的基本反應。

祭思敬。

祭，不只是宗教上，鬼神上的拜祭。是對一切形而上，天人之間的宇宙規律，有一股敬意。

宇宙運行，有一股規律，物壯則老，盛極而衰。
春夏秋冬，陽盡陰生，陰盡陽來，周而復始，生生不息。

孔子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

宇宙間第一條法則，有生就有死，有聚就有離，美好的都會朽壞，擁有的都會失去。

但不應為這難過，因為陰陽不測之謂神。

如果陽是好的，陰是壞的，你永遠不知道什麼際遇才是真好，什麼才是真壞。
神，是莫測的意思。
好好壞壞，順順逆逆，併構出你的血肉人生。

少年讀書不成，貧困掙扎，生活奔波，才練得踏實感恩，知足安穩。
學業上一帆風順，工作時便覺人事折磨，諸事不順，懷才不遇。

好壞之間，往往神妙莫測。

敬，才會尊重這個宇宙規律。

喪思哀。

狹義說，喪事即我們現在說的白事，但《禮記》說的喪，廣義的包括了時代的失敗。

一個士，對時代的失敗，應有自發的悲憤，有責任的痛思。

像今日香港，官商勾結，大白象工程淘空香港儲備，流向特權關係的戶口；
中聯辦又在故說八道，歪曲基本法；
官員不負責任，議會顛倒黑白；
基層無法生活，社會騙詐四起……

香港的知識份子，有責任「喪思哀」，對時代失敗悲憤。

子張說：其可已矣。
一個知識份子，具備這四點，也算是可以了。

#廿三條 #香港民族黨 #FCC

2018年7月17日星期二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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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好女遊 釜山·濟州》作者簡介】
Rebec HoHoHo (何穎)，出生於香港，曾旅居北京，學歷為銀河系地球大學遊樂系一級榮譽生畢業，主修離家出走，副修飲飲食食。2010年初，出版《50+1》私家旅遊系列，先後推出香港、台北、上海、北京、紐約；並於多本中港雜誌開社旅遊及食譜專欄：《MILK 新潮流雙周刊》、《汽車消費報告》、《TAO淘寶天下》、《GO OUT》。正職去旅行，副業寫字、煮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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