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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 年 5 月 6日,日本以 1871 年發生的「琉球人船難事件」為由,出兵征討臺灣南部的原住民,史稱「牡丹社事件」。
究竟此事與簽訂《南岬之盟》的李仙得有何關係?
當時琉球與日本、中國的關係相當曖昧,雖然琉球在 1609 年被日本薩摩藩征服,成為薩摩藩的藩屬,但琉球仍同時是明國的藩屬,後來也仍為清國藩屬。
這種「兩屬」的情況一直沒有解決,使得日本無法直接將琉球納入版圖。
在這樣複雜的背景下,鹿兒島縣參事大山綱良便上奏提出:「我們自家的」琉球人遭到殺害,應該要對臺灣興問罪之師!
明明那個時期的琉球仍然是「獨立王國」,但大山綱良無不是要就此事件的保民義舉,來彰顯皇威,解決前述所提到的政治問題。
加上此時清廷在臺灣的勢力僅止於枋寮以北,船難的發生地點與肇事的排灣族,並不屬於清廷的管轄,因此給了日本出兵的「正當性」。
特別是此時的日本剛在明治維新後,內部有藩閥競爭問題,若能出兵臺灣,正好可以成為宣洩舊中下士族不滿的管道。
正當日本政府猶豫是否要出兵之時,李仙得出場了!他在處理羅妹號事件時,留下豐富的南臺灣資料,為日本提供許多有利的資訊。
1872 年,他透過美國駐日的引介,與主張攻臺的日本外務省卿副島種臣會見。
李仙得就自己過往的經驗,明確指出清政府未能管轄番地這塊「無主地」,若想出兵,可以利用這一點。而他自己也願意提供他所整理的地圖與資料。
聽聞此消息的日本政府大為興奮,並於該年 12 月聘請李仙得為外務省顧問。
在這段期間,李仙得一共提出三十餘條備忘錄,內容從「無主地先佔」的理論基礎、攻打、經營臺灣的戰略,乃至和總理衙門官員的應對,都做了詳細的規劃。
所以,《南岬之盟》不算數了?
事實上,在李仙得去日本以前,他曾於該年3月與卓杞篤見過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面。
當時,他便察覺到卓杞篤的權威下降,對於非直轄的其他部落(包括琉球人船難事件發生的部落),並沒有那麼強的約束力,當然也難以要求各部落遵循《南岬之盟》 。
或許是因為這樣,李仙得才會建議日軍出兵。
然而,過去李仙得總是稱瑯嶠原住民地區的地位如同一個國家,因此《南岬之盟》實為一份國與國之間簽訂的國際條約。
但是怎麼到了牡丹社事件,該地又變成無主地了呢?難道原住民就不是這塊土地的主人嗎?
在以「文明」管理「野蠻」之舉的背後,何嘗不是一種帝國主義及外來者侵略的展現?
或許這是身為現代的我們,能夠好好思考的課題。
#牡丹社事件 #琉球人船難事件 #八瑤灣事件 #南臺灣 #原住民 #排灣族 #牡丹社 #日軍 #李仙得 #南岬之盟
參考資料:
黃清琦,〈在牡丹社事件地圖史料與空間探索〉,2019。
📖延伸閱讀
【#陳慧先:日本為何出兵臺灣?美國領事李仙得與恆春大頭目卓杞篤】
https://bit.ly/3keQYQ1
【#周婉窈:臺灣史上最著名的船難事件──牡丹社事件的完整始末】
https://bit.ly/3AsiL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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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斯卡羅 SEQALU:Formosa 1867》已經播完了,相信有追劇(和追我們貼文)的讀者們,應該都更加熟悉羅妹號事件的來龍去脈了吧!
在劇的最後,李仙得和卓杞篤終於達成共識,約定日後遇到有舉紅旗的船難者,斯卡羅族人會給予救援,被後人稱為「#南岬之盟」。
不過,1867 年在出火會談的約定僅是「口頭」上的約定,一直到 1869 年李仙得第二度拜訪卓杞篤時,除了再次確認這項口頭約定,也決定將約定內容白紙黑字的寫下來:
一八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於射麻里村莊,卓杞篤統領下的領域。
在瑯嶠以南十八社頭目卓杞篤的要求下,在其以東的山脈及海域,包括福爾摩沙的南灣,也就是美國羅妹號船員們被殺害的地方。
我,李仙得,美國駐廈門與福爾摩沙領事,以此作為我與前述的卓杞篤,在一八六七年所達成協定的諒解備忘錄,並由美國政府批准,以及我相信駐北京的外國公使們亦一致贊同,此即為:
遭船難者將受到卓杞篤統領下十八社之任何一社的友善對待,如可能,他們在登岸前應展開一面紅旗。
有關壓艙物與水時:船隻想要補給,要派船員上岸,必須展開一面紅旗,且必須等到海岸上也展現同樣的旗幟,否則不得上岸。即使那時,登陸的地點也僅侷限於指定地點。
他們不得去參觀山地及村莊,在可能的情況下,只能參觀豬朥束港,即南灣東南角以北東海岸的第一條溪流;以及大板埒,即羅妹號船難事發地點和東北季風時常帶來雨量的地方。
在這些條件之外登岸的人士,則是自冒風險。我認為他們若被土著騷擾時,不得向其政府尋求 保護。在那種情況下,其安危將無法受到保障。
李仙得,美國領事
見證人:福爾摩沙南部海關稅務司滿三德先生
見證人兼翻譯員:必麒麟
這份文件可以說是臺灣原住民第一次與外國人簽訂的條約,可以說是臺美交流的起點。
在此次會面中,李仙得還準備了一些禮物送給卓杞篤,包括一百八十碼的紅色羽緞、一把小手槍、一支單管獵槍、一支矛、象牙小望遠鏡、玻璃珠、若干戒指、手鐲及一箱琴酒,這讓卓杞篤有些意外,也相當感動,他對李仙得說了段意味深長的話:
「你們帶來這一切若是為了收買我,那是無謂的擔心,因你已有了我的承諾。不過,你若送我這些禮物,以作為友誼的紀念物,那我很樂意接受。當然,話我們都會說,但誰能見到各自的心呢?」
從這段話可以感受到,卓杞篤不僅相當重承諾外,也反映他對人情世故的觀察與感受。
事實上,自 1867 年以來,卓杞篤便盡力遵守彼此的約定。雖然後來發生船難的船員們並沒有揮舞紅旗,但還是盡可能地將船員們平安送走,甚至還自掏腰包處理船難者生活所需的費用。
然而,在這個時期的卓杞篤,雖然仍是大股頭,其威信已有所下降,對於非直轄的其他部落,並沒有那麼強的約束力。加上遭遇船難或行經臺灣南端的船隻,經常不遵守先前的約定高舉紅旗,甚至擅自上岸走動,這些都讓卓杞篤在各部落間承受極大的壓力。
1871年,遭遇船難的琉球人在瑯嶠遇害,間接引發日軍於 1874 年出兵臺灣,即「牡丹社事件」。不過,在此之前,卓杞篤已經過世,沒能見到這場再度影響南臺灣的大變革。
至於李仙得在牡丹社事件中扮演什麼角色呢?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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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 年發生在恆春半島南端的「羅妹號事件」,深刻地影響了臺灣日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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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德青:臺美情緣的起點:150年前,美國曾與排灣族原住民簽過友好互助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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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 年臺灣開港通商後,自此捲入西方強權在東亞地區的地緣政治角力。
一方面,南臺灣海域歷來海難頻繁,不時有漂民被視為入侵者遭原住民殺害;而清廷長年將瑯嶠一帶視為「化外之地」,治理態度消極,國際強權因而獲得可乘之機。
相隔不到十年的「羅妹號事件」(1867)、 「牡丹社事件」(1874),便是強權藉口船難爭端、嘗試搶占臺灣的例子。
當時,以漢人為經營體系的糖、樟腦、茶葉出口,讓臺灣躋身世界貿易體系。不過從考古學調查,被清國視為化外之地的原住民部落,也並非與世隔絕。
1980 年代在墾丁一帶發現的「社頂遺址」,石棺內採用屈肢蹲踞葬、複體多次葬,判斷是古時排灣人盛行的墓葬形式。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郭素秋副研究員進一步做考證。
她將考古挖掘的社頂、龜子角遺址地點,與 1904 年日人繪製的「臺灣堡圖」套疊,進行古今比對,證實了這兩處應該就是「羅妹號事件」中力戰美軍的主角──龜仔甪社的相關遺址!
剽悍的龜仔甪社族人,是否孤立封閉、鮮少與外界接觸?考古研究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社頂遺址的陪葬品相當精緻豐富,有銅環、瑪瑙珠、玻璃珠,閩粵的瓷碗、瓷壺,甚至還有西班牙、墨西哥銀幣,都出現在排灣部族的石棺內。這些充滿「異國風味」的器物,與其他排灣遺址的考古發現相當吻合。
「從屏東牡丹鄉、滿州鄉、來義鄉的出土文物,大概三四百年前,原住民就大量使用福建燒製的陶罐和青花瓷。」
郭素秋解釋, 來義、恆春半島等排灣舊社皆位居深山,但從考古挖掘的出土文物,十三至十五世紀(宋元時期),部落已經出現福建的青瓷、白瓷。
十七至十九世紀(明清時期),排灣族家屋的出土文物,幾乎看不見部落傳統的手製軟陶,中國閩、粵陶瓷器取而代之成為日常用品。
來義舊社甚至挖出日本江戶時代的銅錢。
上述種種的考古發掘意味著:
「三、四百年前,深山部落與外界已有活絡的交流往來,他們對新事物的接受度很高,也是海外陶瓷器的消費者。」
「我完全沒料到會找到這麼多海洋性器物!部落看起來很山區、很邊緣,但並不是一般想像的貧瘠和無知。他們大量使用舶來品作為日用品,代表可以穩定地持續取得這些器物。」
郭素秋打趣地說,「其實部落可能過得挺好的,有大鐵鍋,還能用銀幣、瑪瑙珠、瓷碗陪葬。」
但這些海外器物,怎麼遠渡重洋到達南部深山?西班牙、墨西哥銀幣,又怎麼來到龜仔甪社的石棺裡?
目前仍是待解之謎。郭素秋推測,因緣於大航海時代下的殖民浪潮與全球貿易,讓遠在墨西哥的銀幣、菲律賓(西班牙殖民地)的物資,有機會飄洋過海。
同一時期的福建,也出現類似銀幣,隱然勾勒出在美洲墨西哥城、菲律賓馬尼拉、中國廈門、臺灣瑯嶠之間輾轉流通的貨貿關係。
透過出土文物、文物的使用痕跡和記號,對照歷史脈絡,考古學家雖無法完全還原銀幣流通的路線,卻獲得了一幅全球尺度的圖像,映照出各地人群透過戰爭、殖民、貿易產生的連結。
而從這一枚銀幣,也隱約窺見臺灣原住民曾在全球貿易舞臺「參一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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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斯卡羅》真實考古揭密:羅妹號事件中擊退美軍的排灣族,其實是熱愛舶來品的大戶 https://bit.ly/2VyeT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