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聽】#說真話與後真相 | 陳時中部長的政策溝通 | 風險時代的語藝 | 說真話的勇氣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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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的連結」，這句話突然變成「年度金句」，人們讚嘆，他的講話總是令人同意也可以接受，這句「真話」同時是一種技巧，也是一種倫理。回顧這一年多以來，阿中部長的每場言談，總有許多令人欣賞的部分，像是2月時「#部長落淚」、4月時「#部長帶粉紅口罩」，當然還有更多是在直播記者會上與記者們的對話，時而嚴正指明，時而溫馨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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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者開始對陳時中部長的「發言」、「政策溝通」進行分析，想要把握阿中部長的「語藝」（rhetoric）技巧。但就筆者自己的研究，部長的個人風格（Charismatic Leaders）應該佔語藝技巧的大部分比例。也就是說，天時地利人和（疫情風險中的領導期待）加上本身的人格特質與說話習慣，讓他的溝通成為某種典範。今天的節目中，我想指出，「#說真話」（parrhesia）的重要性，也簡單討論與之相伴隨的「#後真相」（post-truth），它們同時都指向民主體制，也是在我們這個疾病風險時代，可以深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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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節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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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人的連結
▶ 部長的政策溝通
▶ 語藝學的傳統
▶ 傅柯的權力與論述
▶ 說真話的勇氣
▶ 說真話與後真相
▶ 疫情時代中最需要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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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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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中，我們每天都看到部長在談疫情，在危機時刻，或許我們不得不信任，但整體而言，他的講話總是有著特別的說服力。他連續得到前所未有的超高民調，顯示人們對他有著高黏著度的信任與喜愛。有人批評這是一種造神或是偶像包裝，但我覺得不如仔細觀察與分析他的談話，可能對我們的人生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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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長的政策語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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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部長講出「人與人的連結」，真是絕妙，文字精準帶有情感，溫暖幽默又不失正確性。一時間也成為社群媒體上瘋傳的名言佳句（當然有各種解讀啦）。相關的例子很多，他總是可以用沉穩冷靜的語氣，說明數據，鼓舞士氣，像是流下淚說出：「雖然不希望在統計上有相關確診病人，但反過來想，也等於是我們救他一命，讓我們的醫療界盡最大努力來幫助他」，或是，戴上粉紅口罩鼓勵正確的口罩使用習慣與扭轉性別意識形態，其他像是「人與人之間不信任，病毒就有機可趁」，「媒體在做利己利人的事，社會安定很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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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記者會上，他總是非常「真實」，是整個人格氣質、數據論點、口條表達上的真實。這正是語藝學中所強調的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理性訴求（#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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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藝學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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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介紹一下西方的語藝學傳統。語藝學（rhetoric）是個起源於古希臘時期的一門學問，這可說是最古老的傳播學與傳播教育。而我們人類最基本的溝通方式是以語言符號進行溝通。在古希臘誕生的傳播知識我們稱為語藝（rhetoric）；在希臘開始的傳播教育我們稱為「語藝教育」，主要以說服為目的。這個語藝傳統包括創作、組織、風格、記憶、演述的技巧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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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藝之所以重要，是因當時的公民因在民主體制與精神下，在參與公共事務時可以自由的發揮，因此思辯與表達能力也得以受到重視。語藝可以說是民主的基礎之一，但語藝與真實的關係也時常是哲學爭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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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想像，雄辯滔滔與真實之間可能是有衝突，甚至是水火不容的，語藝技巧並不以真理或事物的本質為基礎：真理，信不信由你，都是語藝的效果。只要你能成功達到說服，那就成為某種真實。正因這個弔詭，法國的哲學家Foucault，在晚年便針對「語藝」與「說真話」進行區隔與辯論，兩者相互衝突，卻又模稜兩可，也同時是民主機制中的基礎與派生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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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柯的論述分析與權力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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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大概是二十世紀後半最有影響力的歐洲知識份子，有學者認為，他是一位｢改變所有學者的工作基礎｣的重要思想家；你可以說他是社會史學家、哲學家、文學家、社會學家。在1955~1969之間，Foucault在法蘭西學院有著一段知識的輝煌時間，而在1984年時，卒於自己的死亡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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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來說，Foucault的的主要學術工作有三，首先是新史學範疇下進行｢瘋狂｣概念的系譜分析，如《瘋癲與文明》(1961)，第二條路線是對人文科學發展史的研究，如《詞與物》(1966)，第三條路線是進行知識論述的語言學研究，為《知識的考古學》。此外也有一些單一主題，例如《臨床醫學的誕生》等等。而晚期Foucault則從是《性史》三大卷的艱鉅工作，並轉向自我的倫理技術探究，思考人的存有問題，包含《說真話的勇氣》、《主體詮釋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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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Foucault而言，權力無所不在，這是一個文化中最複雜的論述實踐。因此，他並不會問：「誰是掌權者？｣而會是問：｢權力如何被配置，以及生了什麼物質效果｣。例如，什麼標準被認定為患有精神病？需要如何被治療？這些問題持續成為Foucault工作中重要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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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我們探究權力問題時常會問的｢制定法律者是誰｣、｢法案如何通過｣，傅柯會認為這些問題預設了權力關係是穩定的、可預測的客觀事實；從其觀點來看，權力並非通過社會結構而下放的，相反的，權力是流動的，且透過論述蔓延開來，在特定的學科或實踐範疇內，我們的知識本身構成了經驗世界的真實，也內含了力量的運動。從此來看，Foucault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追尋權力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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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話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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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去世前一年，1983年在法蘭西學院開了一堂討論班：「自我與他者的治理」。課堂中，他進行了此生中的最終回思辨，直指「說真話」（fearless speech）在論述形構、論述實踐、與主體詮釋上的歷史與作用，試圖解開「權力」的謎題與提供一個面對「權力」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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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話」也是古希臘時代的一個政治行為的概念，意旨坦率直言、自由言說、思言不二，面對暴政權力時，依然敢直言不諱。Foucault在他的「主體詮釋學」講座課上，對「說真話」（Parrhesia）的分析已經提出了幾個深具意涵的問題，特別是在論民主體制之時也將是關鍵的：「說真話」與「語藝」（rhetoric）的區辨，以及「說真話」與逢迎者（flatterer）「說好聽話」之間的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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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說真話」牽涉了我們對自身的主權（egkrateia），也因為作用於他人，而更是一種言說的倫理。但「說真話」必須審慎於情境時機（kairos），需要選擇與決斷可與之言的對象。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掌握說服技藝的人能夠藉著話語而支配他人，「說得好聽」可能成為「講真話」的可怕敵人。另一方面，單是真理本身又未必足以說服人，仍然需要表達的藝術，才能發揮說服力，「令人相信」。（朱元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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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Foucault認為，「說真話」對真理的擔保，不在於理論與技巧，而是必須對照於說者實際生命格調的態度與行止。相對比，說服群眾的雄辯，不在於訴諸邏輯與真理的判斷，而在於召喚出聽眾的強烈情緒，就如同劇場裡的戲劇成分。以說服為目的，「說得好聽」的逢迎諂媚，看似跟從聽眾的討好姿態，其實在召喚聽眾的跟從。而「說真話」，不僅表現說者對自身的主權，也在鼓勵、支持聽者自主與獨立的判斷，助益而不操控，是一種對他人的慷慨。因此「語藝」說服裡說得好聽的逢迎諂媚，和「說真話」是絕不能相容的敵對者。（朱元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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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在1982年3月3日講課結尾時用了很模稜的表述：「說真話」是一種特別的，「非語藝的語藝」（nonrhe- nonrhe torical rhetoric）；既是一種技藝，也是一種倫理，既是一種判讀情境對象之藝，也是一種道德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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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話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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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Foucault在「自我與他者的治理」講座課上，提了兩個概念「平等的自由言說」（lsegoria）與「說真話」（parrhesia）之間曖昧的關係。在專裁體制下，我們看見「說真話」的陰影：謊言、遮蔽、言不由衷、集體錯覺，所有人民注定要被擺佈。Foucault說，民主的基本特徵是「說真話」。但，奇怪的是，民主與「說真話」之間的惡質關係也可能毀壞民主，任何人都可以隨意發表，尤其當多數聲音代表主要意見，甚至我們去討好多數意見，產生民粹，卻也消滅了「說真話」與其主要的區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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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回到另一個與「說真話」相關的概念：真相。一口氣可以拿出三個層次關於「真」的討論，即事實（fact）、真相（truth）、真實（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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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實，就是指實際發生和實際存在的事物狀態或狀況，某個程度上無法解釋，也比較難理解，無論是哪一種制度都無法完全承擔起呈現事實的重量，事實是自己存在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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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真相，其相對於假象，是現象之下的二級概念，真相是指真實地表現了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的現象，因此，真相和本質是一致的；假相則是指沒有真實地表現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的現象，相反，假相是那種遮蔽了、掩蓋了一定對象實際情況的現象，因此，假相是和本質不一致的。具有交互主觀性，真相是透過觀察、理解、判斷等詮釋過程所得來的，是在（醫療、媒體等）論述下生產與再生產出來的「事情的面貌」，其包含了假象與真相，而呈現真相、符合事實是這些論述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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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真實，真實是個認識論概念，是指認識結果與認識對象間的一種關係。如果作為結果的認識與認識的對象符合，就說認識是真實的，如果不符合，就說認識是不真實的。也就是說，當呈現的真相與事實符合時，我們可以說我們創造了一個可以認識到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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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能夠動用的是「真相」層次，主要的著力點也就是呈現真相或是排除假象。但是，真相不是自為的，而是人為的。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我們究竟要的是甚麼真相？如果真相如此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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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裡有一種「真相困境」。所有參與到疫情關係中的我們，都會從不同的角度訴說真相，形成一個程度式的真相，既然真相是一個光譜，那我們老百姓們所期望的是真相嗎？還是，我們要的是希望他們「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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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無畏的直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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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問題的癥結點不在於真相如何，因為真相終究是論述的。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是否展現了「說真話」的民主特徵。民粹主義這字眼在當代的語境中有點負面，就像我們表示每個人都有對公共事務發言的權利，可以「平等的自由言說」（lsegoria），不管其知識、美德之類的條件如何，這樣一來，無法區辯是否為真話，無法保證是否為真相論述，淪為民粹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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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認為，要確認是否為真話的條件有二，其一是要接受學習與教育（從詮釋學的角度來看，是教養的意涵），其二是要「重返自己」，不僅是有勇氣對他人說真話，還要有勇氣揭露關於自己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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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阿中部長的政策溝通技術，以及前幾波疫情全民的安穩處理，除了語藝的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理性訴求（logos）外，做為一個「無畏的直言者」，有足夠的「學習」與「重返自己」是非常關鍵的成功因素。疾病議題關乎生死，與「自己」密切相關，而密集的「健康傳播」也讓大家都擁有審時判斷的能力。而部長的「說真話」，不只是一種技巧，更直接地反映了風險時代道德主體的倫理態度。這一切才能運作的如此美好順暢，我相信之後也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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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真相與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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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的疫情升高，比定會相伴隨各種「假訊息」，這些訊息不一定是刻意造假，而是一種「平等的自由言說」下而形成的「後真相」。「後真相」（post-truth）一詞作為前年的代表詞彙，也與風險社會的局勢變化相關。所謂「後真相」指的是「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的種種情況」。換句話說，隨意散播驚悚的言論，比起事實真相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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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隨著民粹主義的興起，愈來愈多政治人物以此方式對待人民。對政治人物而言，奉行的是「有用者為真！」（what works is true!）（就像語藝學般），對「我的政治利益」有用的就是真理真相，沒有什麼永恆的價值與意義存在。如此的心態，加上大眾傳播媒體也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而推波助瀾，刻意扭曲的造謠、橫空出世捏造及帶風向的假新聞與假資訊等，搖身一變被包裝成為「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而獲得了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地位。（楊州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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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這些「另類事實」經不起時間與查證的考驗，但在資訊氾濫至內爆的網路時代中，根本沒時間去考驗，因為更多、更新的另類事實持續不斷地湧現，覆蓋著前面的另類事實而不斷將其壓縮；且在速率的催趕下，公民及閱聽大眾無力、無心也無時去逐一檢視另類事實是否為事實。但是面對人類共同的敵人，所有的資料與資訊都應該完全公開、透明與真確，並能不經加工製造的真實傳播出去，以讓人民知曉真相，據以自主判斷。在這個「瘟疫蔓延＋後真相」的時代中，「說真話」（fearless speech）更顯其價值與重要性，我們必須明白「無懼地說出真話」的真諦。（楊州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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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阿中部長早在2月13日的記者會上，說過「唯有選擇說真話，防疫工作才有可能成功」。分享給大家，也請大家銘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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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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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元鴻. (2016). 說真話與民主, 傅柯的最後一課. 思與言: 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 54(2), 57-91.
2. UT, I. C. K. Truth-Telling in the Era of Post-Truth: Two Cases of Parrhesia for Democracy.
3. 楊洲松. (2020). 學在瘟疫蔓延時: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的教育思考.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15(1), 1-14.
4. Foucault, M., & 鄭義愷. (2005). 傅柯說真話. Fearless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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