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百年大鎮評價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文章推薦】吳國光教授：文化中國的終結——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

不少朋友在圈內分享這篇文章，來自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吳國光在余英時教授追思會的分享。吳教授同樣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這分享對海外華人花果飄零的心情，非常寫實。

//余先生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一種無底無涯的大悲哀。

為什麼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有一些個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頓讀書。事實上，在博士專案入學的同時，我也接到 了余先生的邀請，加入中國學社，當時我選擇了去讀學位，因此我並不是中國學社的成員 ，參加的主要是學社的聯誼活動。我在政治系讀書，余先生是在歷史系和東亞系，作為學生，學業又非常繁忙，鮮有機會親炙余先生學術上的教導。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之後 ，有機會和余先生做比較多的接觸。以後也一直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去年余先生還抱病為我一位朋友的書寫序言，對我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啟動這段回憶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評價……。

但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我的感覺是：余先生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 中國本土這一百年來不斷在經歷文化的禍亂，到今天，我大膽一點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已經滅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對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別是借助俄國的東西，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從1949年到1976年，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他禍亂中國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來毀滅中國人的人性，他用暴力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

之後就是從鄧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現在的再次毀滅。這次和毛用假神來毀滅人性的不同在於，它是調動人的動物性、獸性（其實我用「動物性」「獸性」這個詞時在心裡是不忍的，動物可能都比中國現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這個習慣說法，大家應該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褲腰帶以上的胃和褲腰帶以下的那個玄機啊，用這個東西來腐化中國的人文文化。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 。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在1949年後很快就離開了中國，為什麼他仍然具有對中國文化的這樣的象徵意義呢？

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不僅存在於政治中心，也不僅存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和本土的中國。當年陳寅恪先生輓王觀堂（王國維）先生詩裡講：「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堯舜一般被稱為盛世，當然在這裡是諷刺，什麼盛世啊，什麼世道啊！我要講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齊各自天」。伯夷和叔齊在那個古老的時代，是離開權力中心去保存氣節保存道德保存文化傳統的例子。也就是說「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國知識人。

1989年 ，由於我們這一批勉強稱得上知識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顧、引導、教育我們這一代知識人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兩代流亡者的象徵。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揚了中國的文化。他弘揚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講了，作為一個學術的大家，他的著作擺在那裡。那麼立功呢，我個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對中國學社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體作為 ，他對包括我們這些人的幫助和教誨，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並不是說離開了中國，就沒有中國文化了。這就是大家經常引的余先生的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不是以皇權傳承為特點的 。皇帝可以是蒙古 人，可以是滿族人，也可以是史達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國在，中國就還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

這是余先生立功的這一層，就是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一個精神中心。

立德，我想余先生為1949年迄今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我們知道傳統 上 中國的道德行為規範，中國的文化規則是由「士」來傳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國普通人的道德典範和道德標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範。 這個「德」，特別是在中國文化百年來不斷被毀滅，乃至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尤其顯得不尋常。也許本來中國傳統當中每一個值得頌揚的中國讀書人都是余先生這種風格，都是余先生這種高風亮節，但是，中國文化在余先生這一代人已經走入末世，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我認為就已經滅亡了。余先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了這樣一個道德標杆 ，他是中國知識人的典範。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時候 ，對中國文化終結了的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我還想講第三層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過程中，在遠離故土的情況下，還能夠弘揚中國文化，還能夠建造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中心，還能夠為中國人做出典範，那是因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這樣一塊土地。如果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以來，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帶入中國，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好的因素發揮起來，建造一個道統和正統能夠相互積極互動的氛圍，這樣一個新世界。那是我們憧憬的中國，我們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國滅亡的同時，是物質中國的崛起；道德中國滅亡的同時，是暴力中國的全球肆虐。中國在毀滅文化中得到的東西，就是它的這樣一個巨無霸一樣的物質和暴力的力量，這樣一個力量現在已經不僅用鎮壓和腐化在本土毀滅中國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斷地退卻，不斷在妥協，不斷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塊淨土已經很難了。

我常常感歎猶太民族在流亡當中，上千年沒有故土，但他們保存了他們的文化精神，產生了無數非常了不起的知識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流亡中」的中國人，能不能也像猶太人一樣做起這樣一件事情來呢？我想余先生本來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現在西方也越來越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空間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余先生的離去象徵著文化中國的滅亡」， 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再把中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下去。

講到這裡，我還是想引之前引過的陳寅恪先生輓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詩：「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是啊，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文化事業了，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物質的中國有可能淩駕於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帶給世界帶給全球， 我是沒有王國維先生那種毅力去投湖自盡，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現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沒有其他東西和各位分享。

謝謝各位！//

⏺余英時與中共：何時能包容，何時要絕交？
https://www.patreon.com/posts/54539485
▶️序言書室創辦人李達寧：如果牟宗三、唐君毅復生，如何回應「新香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kNWfgDQvjA

文化中國的終結
——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
吳國光（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

余先生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一種無底無涯的大悲哀。為什麼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有一些個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頓讀書。事實上，在博士專案入學的同時，我也接到 了余先生的邀請，加入中國學社，當時我選擇了去讀學位，因此我並不是中國學社的成員 ，參加的主要是學社的聯誼活動。我在政治系讀書，余先生是在歷史系和東亞系，作為學生，學業又非常繁忙，鮮有機會親炙余先生學術上的教導。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之後 ，有機會和余先生做比較多的接觸。以後也一直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去年余先生還抱病為我一位朋友的書寫序言，對我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啟動這段回憶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評價……。但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悲哀呢？我的感覺是：余先生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 中國本土這一百年來不斷在經歷文化的禍亂，到今天，我大膽一點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已經滅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對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別是借助俄國的東西，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從1949年到1976年，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他禍亂中國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來毀滅中國人的人性，他用暴力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之後就是從鄧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現在的再次毀滅。這次和毛用假神來毀滅人性的不同在於，它是調動人的動物性、獸性（其實我用「動物性」「獸性」這個詞時在心裡是不忍的，動物可能都比中國現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這個習慣說法，大家應該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褲腰帶以上的胃和褲腰帶以下的那個玄機啊，用這個東西來腐化中國的人文文化。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 。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在1949年後很快就離開了中國，為什麼他仍然具有對中國文化的這樣的象徵意義呢？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不僅存在於政治中心，也不僅存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和本土的中國。當年陳寅恪先生輓王觀堂（王國維）先生詩裡講：「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堯舜一般被稱為盛世，當然在這裡是諷刺，什麼盛世啊，什麼世道啊！我要講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齊各自天」。伯夷和叔齊在那個古老的時代，是離開權力中心去保存氣節保存道德保存文化傳統的例子。也就是說「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國知識人。 1989年 ，由於我們這一批勉強稱得上知識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顧、引導、教育我們這一代知識人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兩代流亡者的象徵。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揚了中國的文化。他弘揚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講了，作為一個學術的大家，他的著作擺在那裡。那麼立功呢，我個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對中國學社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體作為 ，他對包括我們這些人的幫助和教誨，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並不是說離開了中國，就沒有中國文化了。這就是大家經常引的余先生的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不是以皇權傳承為特點的 。皇帝可以是蒙古 人，可以是滿族人，也可以是史達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國在，中國就還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這是余先生立功的這一層，就是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一個精神中心。立德，我想余先生為1949年迄今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我們知道傳統 上 中國的道德行為規範，中國的文化規則是由「士」來傳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國普通人的道德典範和道德標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範。 這個「德」，特別是在中國文化百年來不斷被毀滅，乃至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尤其顯得不尋常。也許本來中國傳統當中每一個值得頌揚的中國讀書人都是余先生這種風格，都是余先生這種高風亮節，但是，中國文化在余先生這一代人已經走入末世，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我認為就已經滅亡了。余先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了這樣一個道德標杆 ，他是中國知識人的典範。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時候 ，對中國文化終結了的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我還想講第三層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過程中，在遠離故土的情況下，還能夠弘揚中國文化，還能夠建造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中心，還能夠為中國人做出典範，那是因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這樣一塊土地。如果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以來，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帶入中國，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好的因素發揮起來，建造一個道統和正統能夠相互積極互動的氛圍，這樣一個新世界。那是我們憧憬的中國，我們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國滅亡的同時，是物質中國的崛起；道德中國滅亡的同時，是暴力中國的全球肆虐。中國在毀滅文化中得到的東西，就是它的這樣一個巨無霸一樣的物質和暴力的力量，這樣一個力量現在已經不僅用鎮壓和腐化在本土毀滅中國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斷地退卻，不斷在妥協，不斷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塊淨土已經很難了。我常常感歎猶太民族在流亡當中，上千年沒有故土，但他們保存了他們的文化精神，產生了無數非常了不起的知識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流亡中」的中國人，能不能也像猶太人一樣做起這樣一件事情來呢？我想余先生本來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現在西方也越來越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空間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余先生的離去象徵著文化中國的滅亡」， 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再把中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下去。
講到這裡，我還是想引之前引過的陳寅恪先生輓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詩：「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是啊，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文化事業了，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物質的中國有可能淩駕於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帶給世界帶給全球， 我是沒有王國維先生那種毅力去投湖自盡，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現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沒有其他東西和各位分享。
謝謝各位！

【一千個走入戶外的理由：基督教篇】
承認吧！在一個講究務實與物質的社會裡面，大眾或許還可以接受觀光旅遊跟露營，但稍稍帶著點風險的戶外活動就不太OK了。當我們想要出走，「不事生產」的標籤可能就在轉角等著我們~ 😅😅

說起約翰‧繆爾（John Muir）這個百年以前的蘇格蘭裔美國人，如今我們大多只約略記得他是國家公園之父，也是古早年代的環運領袖，但你知道他同時也是一位博物學者兼「山癌」末期患者嗎？ （※ 與其說是山癌不如說是荒野癌就是了 ）

他病重的程度，已經到了不往野外跑就渾身不對勁的地步，餐風露宿、冒險犯難對他而言，才是人生的真諦！要說是誰塑造了美國的環保運動和戶外文化，這位大鬍子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我的書中就有提及，繆爾努力提倡的荒野保護理念，其實也在戰後美援時期溶入了臺灣國家公園的核心精神之中。

.

在繆爾29歲的時候，歷經一場幾乎奪走他右眼視力的工安意外，不得不讓他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最後，他決定要忠於自己的夢想，展開一場以探索和植物研究為主題的大冒險。

日後他回憶這段經歷時，就說：「這次的打擊將我趕到了芬芳的原野之上。有時候，神為了教導我們，就會讓我們無比貼近死亡。」

於是他徒步從肯達基州走到了佛羅里達州，大約1,600公里的距離（約徒步環島一圈半）。任性且自信的繆爾沒有任何既定的行程規劃，就只是設定了往南的大方向，然後盡量選擇在野地中行動而已。說走就走，可真是瀟灑！

這一路上留下的事蹟有：遇上持槍強盜時保持鎮定，全身而退（因為他看起來很窮）、假裝自己有槍嚇退兇徒、在荒煙漫草的墓園中露宿、因為身上沒錢餓肚子到眼冒金星 … 說真的，獨自在南北戰爭剛結束沒多久之後的南方徒步旅行超級硬派的啊 ... 先來個RESPECT.

身為一個將靈魂獻給荒野的男子，繆爾也碰過不少的質疑者，尤其是嚴以律已、務實至上的新教徒。行經田納西州鄉間的時候，他為了找尋過夜的地點，在小鎮裡面逐戶敲門問能否借宿一晚，結果恰巧在最後一戶碰上了願意接納他的一對夫妻，丈夫是一位虔誠的鐵匠。

.
.
.

晚餐時分，這位鐵匠在禱告之後注視著餐桌另一端的繆爾，開始了以下的對談：

「年輕人，你來這裡幹嘛？」
「找植物。」
「植物？什麼種類的植物？」
「喔，所有種類的植物；花、草、樹、苔癬、蕨類 … 我幾乎對所有會生長的東西都有興趣。」
「好吧，年輕人，你意思是政府並沒有僱用你來做這些事囉？」
「對，我就是自己的雇主。我喜愛所有的植物，我南下是希望能認識越多植物越好。」

（鐵匠內心OS：遊手好閒、不事生產的年輕人！😠😠）

「你看起來是個意志堅強的人。與其在鄉間遊蕩拈花惹草，你肯定可以做些更有意義的事情。現在大環境不好，所有人都必須要認真幹活才行。摘花不管放在什麼時候都不像是一個男人該做的事。」

………

遇上這種氣力萬鈞的務實主義批判，別說是19世紀的繆爾了，就算是喜歡戶外的現代人也難以抵擋吧！（苦笑）但聰明伶俐、熟讀聖經的繆爾可沒有就此敗下陣來，竟然反而利用聖經來了一招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

「你相信聖經，對吧？」
「當然啦！」
「嗯，你知道所羅門王（聖經故事中有名的賢王）不只意志堅強，而且大家還普遍相信他是有史以來最有智慧的人，但他卻認同研究植物的價值喔！不單是撿起它們而已，還要加以研究；你知道他還寫了一本關於植物的書，不只紀載了黎巴嫩高大的雪松，還有牆縫中生長的小東西。」

「所以囉，你看所羅門王跟你之間的差距比跟我之間的大多了。我向你保證他肯定經常跑去朱迪亞（古巴勒斯坦南部地區）的山區晃蕩，而且如果他是一個北方佬，他必定也會尋訪土地上所有的草木。再說，你難道不記得耶穌曾告訴他的門徒要『想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並將他們的美麗和所羅門王的榮耀相提並論？現在，我該聽誰的話，你或是耶穌的？耶穌說：『想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你說：『不要想，它不值得任何意志堅強的人去做』。」

鐵匠表示：😦😦😦

於是，啞口無言的鐵匠說他從未以這種方式看待花朵過，並重申繆爾果然是意志堅強的人，承認他拈花惹草一點問題也沒有。

.
.
.

可惡，我也被長輩唸過好幾次不要去爬山，應該多去讀「實際的書」、多去做「實際的事」 #$!@#%@，讀到這邊真是超有共鳴的 … 😂😂

但我們都知道，繆爾同時具有戶外活動愛好者和博物學家兩個身分。他熱愛潛藏於大自然中的神性與真理，所以不像大部分人純是為了休閒娛樂而走入戶外，而這也是19世紀博物學家的共通特性，即非常注重實地踏查和紀錄。

這樣的風氣也影響了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所以我們才會見到日治時期有這麼多勤跑現場的學者出沒於臺灣的山區，如鹿野忠雄、鳥居龍藏、森丑之助、伊能嘉矩、菊池米太郎、川上瀧彌等，其中亦有以斯文豪(Robert Swinhoe)為首的西方學者。有趣的是，雖然看起來都是跑現場，但裡面像伊能嘉矩這種專精於研讀和編纂文獻的學者，就會被認為是沒有真正深入田野採集標本與資料，圈內評價上也會略有差異。

戰後美援時期，來自美國的學者到臺灣調查生態，跟著原住民嚮導上山下海過倒木，另一方面也感嘆當時臺灣的教授都不願意跑現場，未來本土生態研究還有救嗎？這樣的批判，也是來自於繆爾這類博物學者的所塑造的典範。

最後，因為博物學的盛行，最早期的戶外俱樂部（相當於我們的登山社團）也會有注重科學和藝術人文的一面，但這畢竟只是一小撮人的興趣，大多數會員只是喜歡到戶外散心或是征服巔峰啦~

.
.

看到這裡還不去支持一下臺灣本土 找樹的人-Taiwan champion trees 團隊，能結合興趣跟學術真是件很酷的事情呀！！

想多認識繆爾這個傢伙，可以去看2020年出版的《我的山間初夏：國家公園之父約翰‧繆爾的啟蒙手記》，我講的故事則是來自《墨西哥灣千里徒步行》，但相關的繁中譯本不多，大家自己找找看吧！

若是要以更宏觀的方式瞭解繆爾在歷史脈絡之中的角色，則可參考一下拙作《#登一座人文的山》~ 但裡面不會講太多這種有趣故事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