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在香港這知識型經濟的城市,每個文憑試考生都只顧着埋首於操練試題,報讀各式各樣的補習課程,為的只是一個大學學位,有多少人依然會有時間及熱誠去追尋在歷史方面的夢?活在文憑試的框架之下,中國歷史及世界歷史的課程範圍不會詳細覆蓋中亞細亞的相關歷史,當學生沒機會接觸的話,興趣又從何培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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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有4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10萬的網紅MPWeekly明周,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在高舉知識型經濟的時代,每座城市也追求獨有的個性,以建立鮮明的品牌。城市的個性並非在統一的標準下塑造,而是通過重新喚醒城市自身斑駁的歷史與記憶,方能顯露其特性。但隨着時間流逝,急速的城市發展成常態,那歷史與記憶能如何保存,甚或活化?全文:http://bit.ly/2CjTJb6 明周娛樂: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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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 英眼狙擊
港市陰乾陷悶局 加注外圍看長線
食得鹹魚抵得渴,買中資股遇上政策消息要輸錢,是預期之中的風險。如果沒有明顯的瑕疵,香港科指走勢一早如納指連環破頂,又怎會平賣,所以要捱打也是心甘情願,無得好怨。
今次滴滴出行整改事件對士氣打擊頗大,特別是美國投資者,招股文件是列明風險,但不會有太多人仔細研究,而上市短短日子就出事,難免令人有割韭菜的聯想。理論上對後來者集資應該一定有影響,不過似乎有什麼股民,才有什麼的政策。明月從來照溝渠,可是我們還是前仆後繼,前嫌不計依舊努力研究借孖展抽新股,政策執行者自然不用理會資本市場的口味,美其名繼續擇善固執。
當然,機構投資者也有難處,不是太多行家好像筆者般,有得選擇拒絕再玩,轉移陣地到海外市場就算。被迫困獸鬥,便唯有趨吉避凶,所以總有個別板塊成為避風塘,逆勢而上,例如昨日的電動車相關公司、個別工業製造及生物科技公司等。由於弱勢股多,加上一直陰乾令人卻步,於是少數強勢股走勢反而更勁。這批逆市強股的存在,一來拯救了不少主動型基金的表現,留住客戶;二來亦令到一些自命不凡的投資者仍然戀棧這個市場。筆者欲斷難斷,只是削減比重,而並非全面撤出,亦是基於這個原因。
短線強弱分化,指數陰乾,市況未必太差,依然有炒作的機會,但長遠而言,已經是時候的起心肝,加大外圍的比重,不宜繼續對中資股如此寬容。知識型經濟的發展是更加需要資本市場的協助,不少公司都是打好初步根基,有一定的客量,就在虧本階段上市集資,再去進一步增強推廣及研發,希望更上一層樓。
假如市場對政策無所適從,不肯冒險,這些公司就要等到業務更成熟之後才有機會上市。當美國全速前進,中國卻窒下窒下,恐怕在創新賽道之上會在資本市場助力有別之下而蝕章,整個經濟的動力便有所不及,長遠價值的差距會因而逐步擴大。
豐盛金融資產管理董事
#英眼狙擊 #信報 #黃國英 #英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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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中美開始鬥爭 港台都只是被動方】
世界巨變其實無關陳同佳甚至《逃犯條例》
後世的歷史家,會否真的如時人所笑,視香港人陳同佳和潘曉穎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端?從有限的角度來看,陳同佳確實是引發一切的開端,但如果將責任簡單歸咎一單犯罪事件,等於任由更重要的責任方逃之夭夭,隱形於歷史批判。
陳同佳在台灣殺害女友,逃回香港,香港法律只管香港發生之罪案,台港之間則無引渡協議。於是香港政府想修訂《逃犯條例》,引渡陳同佳回港受審。然而香港人群起反對,警察強烈鎮壓,引致香港近世以來最嚴重動蕩。
西方與中國的關係,又好像確是因為 2019 年而急速轉壞。英美國家開始制裁香港及中國官員,而中方也在自己範圍內「反制」。禍肇陳同佳,這就是一般人接收到的現象。當權者似乎亦樂於如此,要不就把責任推到台方不承認「兩岸同屬一中」而拒絕引渡,只願司法互助。
近代香港青年淪落
陳同佳和潘曉穎在命案時的處境,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都是社會大環境的折射。潘曉穎死前 20 歲,在香港回歸中國的 1997 年出生。陳同佳則約小她一歲。據說潘曉穎家景不錯,就讀赤柱聖士提反書院,學校聲譽不錯,但她沒有沿路向前,中學四年級時她離校轉讀職業訓練局的美容課程,後來則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銀行及金融高級文憑課程。
20 世妃末,亞洲金融風暴重創香港,政府以推動「知識型經濟」為名,大肆擴張專上教育,即是正統大學學位之外,開設一大堆認受性成疑的「副學士」、「高級文憑」學位,以「進修、自我增值」的偉光正文宣,引誘不少前路茫茫沒有經濟出路的港青入局。後來副學士政策也經常被批評在職場世界認受性成疑,學生和家長花在讀書的錢,似乎沒有太大回報率。
巧合的是,兇手陳同佳也是讀商科副學士,但沒讀完就退學。陳同佳於深圳出生,後來隨家移居香港。這兩個人,其實是當時整個學位泡沫經濟的受害者。陳同佳可能還能說是「正常發展」,潘曉穎則誤入歧途。在香港,往往是出身良好的青年,都會因為社會對青年階層的冷漠無聞,而不幸成為邊緣青年。兩個邊緣青年,行事脫線程度也可能互相影響。潘曉穎和陳同佳在同一間公司工作而認識熱戀,但感情最終減退,二人打算去台灣旅行挽回感情,情到濃時,也許亦心軟了,竟向陳同佳透露自己懷有骨肉,但骨肉是另一個人的,於是陳同佳暴怒,之後的都是歷史。
除了是一宗無預警的情殺案,又牽涉巨大的中國人口移入政策 (單程證)、冷漠而近乎隱形的青年政策、學位泡沫化。甚至整個產業單一化亦是遠因而一。港英時代最後三十年,因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虹吸力和港英政府政策,製造業外流到中國,而香港則興起士紳職業和階層,專業人士開始增加,但如果做不了社會棟樑,反而不知道能做甚麼。樓價物價像火箭一樣向上,富窮懸殊開始擴大。陳同佳是低層,但在幾十年前大概都可以做工廠和勞力活,但這些工作在今日香港已經不吃香,甚至不再存在。
至於潘曉穎則可能是出身中游,但之後不幸跌入下游,這兩人才相遇。在這宗情殺案之前,甚至他們出生之前,一切因緣似乎已經慢慢具足。
華為才是重點?
再者,陳同佳案其實不是引致《逃犯條例》的主因。第一背景首先是權貴階層用香港走錢洗錢已久,中國想找方法封截。第二背景是修訂條例推出不久,美國通過加拿大拘捕了華為太子女孟晚舟,為了增加拯救華為的籌碼,華洋雜處的香港被單方面動用改造,要成為外國重要人士的捕獸器。
這當然沒有確切證據,不過有環境證供,即孟晚舟被捕 (2018年12月1日)到香港推出修訂《逃犯條例》的消息 (法案公布日期為2019年3月29日) ,一前一後,極為接近,幾乎令人想到兩件事存在一種因果關係。路透社則認為,條例是由中國中紀委提出,香港特區受命推動。預期中特區政府成功修訂之後,在香港捕捉要人,就可以移送中國審理,這對於拯救華為心切的中國,大概是吸引的圖景。
至於為何《逃犯條例》會引起極大反抗,又要說回自2010年之後,政府幾乎不理會和平示威,而且政治上法律上日漸強硬,2014年、2016年不管是追求民主,還是保衛本土民權,都被懲治體系大力硬下去,香港就此渡過日漸分化、沒有和解的十年,最終壓力窩炸開來。
最終香港的事情,其實是中美兩國你來我往下的犧牲品。跟香港人抱持激進還是保守政治觀行動觀,其實亦無甚相關,始終是大氣候決定小氣候,沒有反過來的。解放軍背景的華為是中國擴大海外影響力的旗艦,美國出手前大概已做了大量搜查功夫,大風起於青萍之末,在陳同佳潘曉穎還是小孩之時,大風已經在醞釀之中。至於中美之間的問題,現在看來是政治,起初卻是分贓不均。
陳同佳只是偶然的藉口
兩國「結合相戀」始於美國要圍堵蘇聯,而與反蘇的中國一拍即合,之後美國扶持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即使發生了六四事件,美國亦不回頭。到中國風山水起入了世貿,世貿各國開始在心裡抱歉中國沒保護好外資知識產權,中國得到了別人的市場,自己的市場卻相當封閉。外資要入去做生意,要國企滲股,坐黨委,強迫轉換技術,還有國企補貼的企業到外國市場不公平競爭,凡此種種,由企業組合主導的西方政府年過一年,逐漸由親華派轉換到反華派。
西方肢解華為的戰略以及香港修例作為反制的事件,在二十年前一件在美國Walmart市場出售的超低價中國製產品,其實已見端倪。為甚麼可以那麼便宜?這中間的差價,爾後引起的權力不平衡,經過時間催化,最終成為複雜的政治鬥爭,並且席捲世界。
所以從最終的高空看來,香港發生的事情,是命運的平淡安排,有歷史的必然性,陳同佳潘曉穎兇案,雖然情節激烈狗血得多,卻只是歷史的偶然。沒有陳同佳,類似的鬥爭亦只會以其他方式上演。因為中美的利益問題,是必然存在的歷史動力推出機。
等於一戰前夕,民族主義刺客沒有成功殺死斐迪南大公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of Austria),巴爾幹半島就會和平嗎?歐洲各國就不會以此為藉口對彼此開戰嗎?不會。所以陳同佳現在投案無期,住安全屋生活無憂,看來十分荒謬,但其實大歷史是不在乎,因為鬥爭只需要一個藉口,一旦鬥爭已經開始,藉口就可以拋棄。陳同佳已經被歷史利用完畢,確實不再重要。陳同佳都不重要,更不用說香港人如何反應、台方取態如何。除了中美兩國,其他人都只是歷史的被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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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雄議員:代理主席,我今天的熊貓眼象徵着香港眾多"打工仔女"真的"有開工、無收工",很長的工時令大家精神或情緒受影響,很多家庭生活、社交和進修機會都要放棄。其實,香港的工時相當長,香港人亦特別勤力。我記得2008年《南華早報》已有一項調查,發覺香港的工時名列全球第一。過去數年,有一間非牟利機構Community Business,一直委託香港大學民調中心進行調查。近數年來說,工時稍為改善,但仍然偏長。
代理主席,香港其實在工時規管方面非常落後。昨天一些同事表示規管工時要慢慢討論,很多問題完全未能解決,不知道怎樣計算時266 立法會 ─ 2012年10月18日間。可是,全世界有134個國家已立法制訂標準工時的保障。為何其他百多個國家可以做到的事,香港搞了這麼多年還未做到?事實上,標準工時是一項最早有立法,有國際公約提供保障的勞工措施。早在1919年,國際勞工組織(ILO)已訂立一個在工業上的工時限制,當時提出48小時。1930年,每周48小時工時擴展至商業和辦公室。代理主席,我們說的是1919年和1930年。1935年,另一項國際勞工公約建議工時為每周40小時,到1962年是另一個加強版。我們在說1935年和1962年,代理主席,當年已建議每周工作40小時才算適合。每天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和8小時擁有私人空間,是一個正常的安排。所以,每天8小時工作,一周5天工作,是一個最基本的人權。
我們今天的文明是,人類不用做牛做馬般日做夜做才得溫飽,今天的經濟環境、我們的財富和物質,已可容許所有人有適度的工作和生活調適。各位,我二十多年前在美國工作,當時的機構是一個社區中心,每周工作37.5小時。代理主席,這是20年前的情況,但香港今天尚未有法例規管工時。很多人擔心如果規管後,支出便大增,又說很難計算很高級人員的工時。對不起,這些法例其實主要保障基層勞工,不是規管高級的、有行政責任的相當高薪的人員。他們已有其他補償,現在說的是基層勞工。
代理主席,我們過去進行了一些調查,而且亦有很多個案,你看今天香港從事飲食和保安等服務性行業的人,他們的工作時間非常長。譬如保安行業有連續12小時工作,所謂"12碼",從業員的工作時間真的很長。較早前《文匯報》報道有一位胡先生,兩夫婦均為保安員,雖然兩夫婦同住一屋,但竟然曾兩星期互相沒有見過面,因為一位當日更,一位當夜更。他們說,他們的小孩好像是在單親家庭般長大,而有些同事,竟然是他們整年都沒見過面的。試想想12小時工作,再加上交通時間、日常梳洗食飯時間,怎會還有時間共聚天倫之樂?這是不可能的。與小孩何來溝通機會?又說知識型經濟,提升基層的競爭力,何來時間進修?我記得有一對夫婦,當保安員的妻子對我說,對她來說感情生活是奢侈的,沒有時間,只顧謀生,基本日常生活便已佔據了她所有清醒的時間。有一位當巴士司機的郭先生,是我們職工盟的同事,人家朝九晚五,他就朝五晚九,因為他當的更是早上6時開始,晚上8時下班,中間有3小時"落場"時間。他做了差不多20年,朝五晚九,5時出門,晚上9時才回家,這是巴士司機的工作時間。我們有多少人命要放在這些這麼長時間工作的職員手上?代理主席,如果我們再不立即制訂標準工時的立法時間表,將會有更多悲劇發生,所謂家庭友善是虛偽的。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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